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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国父恩克鲁玛统治时期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比较务实的独立初期和政策偏激的共和国时期。其统治后期因各种政策失误，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总体趋势在恶化，最终导致爆发军事政变。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恩克鲁玛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以及他过于迷恋泛非主义运动有关。   一 加纳原是英国17世纪在西非建立的一个殖民地， 原名黄金海岸， 1957年独立后改名。加纳的独立是当时非洲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因为它是黑非洲地区第一个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给当时的非洲殖民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加纳的民族运动领袖恩克鲁玛也因此成为现代非洲史上的著名人物，享有崇高的威望。恩克鲁玛组织民族主义政党，领导殖民地人民经过10多年的斗争，终于通过合法的手段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然功不可没，也就成为第一届加纳非洲人政府的领导人，他组织的人民大会党随之成为执政党。 独立后，加纳人民憧憬着不久的将来自己的国家会在政治上稳定，经济上繁荣，从此走上现代化发展的坦途。而且他们是有理由抱有这样的希望的。首先，摆脱了殖民统治，解除了原先殖民者强加给当地人民政治和经济发展上的束缚；其次，当时加纳在各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还很落后，仍主要是一个农业国，依靠两三种农产品出口作为经济支柱，但它依然是黑非洲最富裕的国家。加纳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可出口国，锰矿石的产量居世界第四位，黄金和木材的产量也较大。因为在独立前后一段时期世界市场上的可可价格较高，每吨售价达到247英镑， 使得加纳政府在独立时国库充盈，外汇储备高达2亿英镑。 这对一个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的非洲小国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而加纳所欠的外债只有2000万英镑。另外加纳还是黑非洲受教育人数比例最高的国家。以恩克鲁玛为首的加纳政府在独立前的自治时期已经执政了多年，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政府官员主要由非洲人组成，同时也得到一些英国专家的帮助，应该说这是一个称职合格的政府。但事与愿违，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执政的10年时期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时好时坏，前期发展较好，而后期则每况愈下，总的发展趋势是在恶化，这真是独立时人们再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回顾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统治时期发展的成败得失，对我们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很有启示意义。 二 恩克鲁玛在加纳的统治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1957年3 月—1960年7月，独立初期；1960年7月—1966年2月，第一共和国时期。 1960年7月是恩克鲁玛执政时期的一个转折点。就在这时， 加纳在国内改变了国家政体，通过了共和国宪法，断绝与前宗主国英国在政体上的联系；在国际上则因不久前爆发的刚果危机，非洲的局势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加纳积极参与解决这一危机而无结果。对加纳国内政治影响更大的是，在此同时恩克鲁玛改变了其决策的指导思想，从西方式的民主主义思想转向“非洲社会主义”，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转向国有制的计划经济。加纳的发展道路经历了独立后趋向激进的一次剧烈转变。 在独立之初的三年内，加纳政府在管理工作中还保持着历史的延续性，留用一些英国人在政府任职。在经济政策方面，恩克鲁玛也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其经济决策并未受其激进政治理念的影响。他主张在国内经济活动中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实行五种经济成分并存。这就是：国营经济、国家与外资合营经济、外资经济、合作制经济、小规模的私人经济。实际上仍然是外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这时恩克鲁玛明智地意识到：“黄金海岸还需要许多年才能在自己的人员中找到发展和管理新兴工业方面的经营人才。”因此加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依靠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力量。对于私人企业和个人经营，恩克鲁玛也一再表示，应该使它们与国营经济一样“享有同等合法地位”。他甚至说，加纳“应该为私人资本创造一种愉快的气氛”。当时执政的人民大会党内一些比较激进的领导人曾希望通过行政管理的办法，采取发放进出口许可证的方式限制外国资本在进出口贸易中的经营活动，恩克鲁玛不同意这样做。相反，在外国公司经营的木材开采业和采矿业一度遇到困难时，政府还向它们提供无息贷款让它们能继续经营下去，以免因伐木场和矿山关闭而造成大量加纳人失业。 在独立后经济政策比较平稳的前三年中，恩克鲁玛的主要经济顾问是两个外国人，来自英国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和澳大利亚的企业家罗伯特·杰克逊。他们对恩克鲁玛有很大影响，使他相信，加纳如果要发展工业一定要有外国资本的帮助。因此在独立后恩克鲁玛就注意避免政策过激以免影响外资的引进。出于这样的原因，他顶住了来自党内的压力，不同意有人提出的要求限制外国企业、控制外汇、对银行和采矿公司实行国有化这样比较激进的经济举措。相反在1957年至1960年，政府还采取了一些鼓励外国投资的措施，1958年降低了外国公司应交的营业税，对新办的工厂减免税收，免收部分原料和半成品的关税，兴建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并任命了一位英国法学教授起草《公司法》。 在这段休养生息的时期，加纳大量吸收外资，任用外国技术人员，引进先进技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在稳步发展，社会也比较安定，是加纳人生活水准最高的一段时期。商店内货物充盈，食品价格低廉。全国到处都在修建道路、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在国际上，加纳是黑非洲最有影响的国家，尤其是对当时仍是殖民地的非洲地区影响更大，给了它们极大的希望。恩克鲁玛本人也享有很高的国际威望，如果这时他不改变政策，或是他的政治生涯就在这时中断，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波折，他将会被认为是有史以来非洲最伟大的政治家。 三 影响到恩克鲁玛后来政策转向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深深迷恋于泛非主义思想，这是他毕生苦苦追求的一项事业，其思想来源来自于加维、杜波依斯等一些美国黑人领袖。把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与社会发展当作一个整体，最终实现统一，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美好理想，但在当时尚缺乏使之实现的具体可行的途径。而当时恩克鲁玛意识不到这一点，对建立一个统一的非洲大国的崇高目标充满了希望，把加纳的独立看成只是建立全非联合政府的第一步。在《非洲必须统一》一书中，他系统地提出了建立非洲统一国家的方案：“一个统一的非洲，即非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必须谋求实现三个目标：第一，我们必须拥有一个以大陆为基础的全面经济计划……第二，我们必须确立一个统一的军事防务战略……第三，我们必须采用一个统一的外交政策和手腕。”即实现非洲大陆的“经济计划、国防和外交政策的一体化”。1（P218）至于具体做法，恩克鲁玛主张分两步走，先“从组织地区性（如西非）联盟着手，逐步扩大到全非洲”。“我们可以由那些愿意创建一个核心的国家发起暂时建立一个宪政体制，并向其余非洲国家敞开大门。”到实现了非洲统一以后，“就可能出现一个巨大而强大的非洲……在一个统一的政治方向下为经济计划组织进行全面总动员而工作……我们的目标是确保非洲的尊严、进步和繁荣。”1（P221） 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开始试图把泛非主义的理想付诸实践，发起召开了一次次大会，邀请非洲独立国家或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参加，号召建立一个统一的非洲联邦政府。他不满足于此，还主动让加纳与一些刚独立的非洲国家联合，组成国家联盟，作为实现非洲统一的第一步。加纳先后与几内亚、马里等国组成国家联盟，在经济上帮助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但加纳与这些国家发展水准不一，经济上缺乏互补性，相互之间的运输和交往也很不方便，这些联合也就没有显示出他预想中的积极意义，不过恩克鲁玛依然热情不减。但1960年在非洲发生的国际事件——刚果事件使恩克鲁玛深受刺激，深切感受到了实现非洲统一的不易。1960年，比利时突然同意其殖民地刚果独立。恩克鲁玛抓住了这个机会，立即欢迎刚果加入“非洲国家联盟”。他在首都阿克拉接待了刚果总理卢蒙巴，与卢蒙巴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规定以后联盟的首都设在刚果的利奥波德维尔。但很快刚果加丹加省的分裂主义分子发动了叛乱，恩克鲁玛向刚果派出了加纳的军队和警察，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帮助维持刚果治安。他还想建立一个非洲联合指挥部，由非洲人自己来解决日益恶化的刚果危机，但却没有多大成效，不久卢蒙巴也被杀。新上台的刚果军政权还认为恩克鲁玛干涉了刚果内政，要求加纳人撤出刚果。刚果事件的悲剧结局深深刺激了恩克鲁玛，使他对自己从事非洲统一运动多年而成效甚微感到很不耐烦，在一次非洲首脑会议上发言时他就表达了这种急切的心情：“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实现非洲统一。机不可失，一定要现在就联合，要不就灭亡。”2（P284） 泛非主义外交活动的失败使得恩克鲁玛很失望，不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来访，与他探讨刚果事件，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印象：他的刚果政策的失败是西方帝国主义破坏的结果。这一巨大的刺激激活了恩克鲁玛早年就抱有的“非洲社会主义”思想，促使他决定完全改变国内政策，用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国内的经济建设，把加纳迅速建成工业化国家，为以后进一步推动泛非主义运动奠定一个坚实的国内基础。 四 恩克鲁玛政策转变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国家改制。1960年7月1日，加纳宣布成立共和国，废除英国女王作为加纳国家元首的地位以及带有殖民主义遗迹的总督职位，由恩克鲁玛担任总统，集行政首脑与国家元首权力于一身。这是一个带有象征性的行动，表明加纳与过去的殖民时代彻底决裂。恩克鲁玛这样做目的何在？同年政府发表的白皮书透露了一些动机：“制订宪法的目的是为了在建立一个坚强、稳定、得民心的政府，以便有助于加纳实现建立一个非洲国家和领地联盟的目的……使在加纳以外与加纳人民有种族、家庭和历史纽带联系的民族加入一个统一的国家。”3（P60）这就是说，恩克鲁玛改变政策的目的还是为了实现他坚持不懈追求的宏伟目标——非洲的统一。 在国家改制以后，恩克鲁玛首先要做的是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他下令由他直接控制与军队、警察和国家预算有关的三个部门，并取消了司法部，设立总检察长办公室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又任命了一批总统秘书在总统监督下代行总统职能。在控制了政权和军权后，恩克鲁玛又对执政的人民大会党实行“重大改组”，免去了原任的党的总书记的职务，由他自己担任总书记。按照恩克鲁玛的说法，他这样集中权力，是因为加纳正在进入“非洲争取完全解放的一个新的政治革命的阶段”，正在进入“工业与文化革命的一个新阶段”。在共和国建立前后，恩克鲁玛开始推行“非洲化”的政策，原先留用的加纳军队中的英国军官被全部解职，一些外资企业被收归国有，持有英国证书的加纳人法官和律师必须得到加纳法律学校的认可才能继续任职和开业。 1964年，由于国内局势恶化，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恩克鲁玛又一次修改宪法，在宪法中加入的修正条款规定执政的人民大会党为“国家党”，取缔所有的反对党，并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拥有解除各级法官的权力，有权取消法院的判决。为通过这一宪法修正条款举行了“全民投票”，据说有99.9%的投票者投了赞成票。实际上政府的电台和报刊在投票前就警告人们，投反对票的人将被看作是“反革命”。《加纳时报》发表的社论说：“在这次全民投票中，我们要提高警惕，发现谁支持我们谁反对我们。那些认为他们能隐藏在投票站的所谓‘秘密’后面愚弄我们的人必须知道，可以愚弄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些选择待在家中的骑墙派也同样该知道，人民因愤怒不会放过那些不支持我们的人。”3（P107）这次投票也不是秘密投票， 每个投票者领到的选票上都有编号，要求他们把选票投在标有“赞成”和“反对”字样的两个投票箱中的一个，这样就很容易查出是谁投了反对票。至于后来新成立的国民议会的议员名单是由恩克鲁玛通过广播宣布的，有不少新议员还不知道他们是在哪个选区当选的。大部分议员都是党的中下级干部，被选入议会或许就是他们一生政治生涯的顶峰。恩克鲁玛对这些议员们说：“议员们任何时候都必须记住，他们只是作为党员才成为所在选区的代表，决不能把在选区当选看成是属于自己的权利。换句话说，选区不是议员的个人财产，是党送他们去那儿，使他们成为议员。”4 （P107）而恩克鲁玛则认为，这样通过多数表达出来的加纳人民的意愿，便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国家的“政治权力事实上属于人民”。 五 在经济上，在1960年宣布国家改制后，恩克鲁玛就开始进行他的“非洲社会主义”的试验。他原先就有一套独特的“社会主义”理论，后来这套理论又被称为“恩克鲁玛主义”或“良知主义”。因为受到国际事件的刺激，他的经济政策也就由务实转向激进。在建立共和国的庆典上，他明确宣布：“我个人不能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为了在牺牲多数人利益的基础上让少数人致富。为此，我们将转向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新生活，它将完全建立在加纳的条件和基础之上。”5 （P207）恩克鲁玛这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要尽可能快地改变经济结构，把加纳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他还设想，国内经济建设的成功可以使加纳有更雄厚的经济力量用于支援非洲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帮助别的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最终推动非洲大陆的一体化。应该说这一设想的本意是不错的，但却与加纳国内以及非洲大陆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 自此以后，加纳的经济政策越来越激进。1960年12月，人民大会党在开完高层会议后宣布了实行计划经济的方案。这一方案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建立国家银行垄断黄金收购；建立销售局确定农产品价格；发展集体农场；建立国家商业公司收购各类商品。 政府在恩克鲁玛主持下制订了第一个7年计划。 这项计划明确指出：“加纳不允许公共利益与个人致富同时并存”，私人经济今后“不得继续扩大其设备和经营规模”。在具体政策上国家对私人企业采取了严加限制的做法，使得不少私人企业经营困难甚至被迫倒闭，加纳的曼科阿兹渔业公司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家公司成立于1953 年，　1960年至1961年间用贷款从国外进口了4 艘先进的拖网渔船和捕鱼设备，捕鱼数量能满足国内市场的大部分需要，经济效益很好，与国营加纳渔业公司连年亏损的情况恰好形成对比。但政府不让它继续发展，不准这家公司进口必需的机器设备，致使这家私营公司处境艰难。1963年恩克鲁玛又调曼科阿兹渔业公司的年轻经理奥克兰去国营的加纳渔业公司当负责人。奥克兰后来回忆起他与恩克鲁玛会面时的情况：“总统问了我的年龄，然后对我说‘你知道国家也在办渔业’，我说知道。于是他说‘我要你把它接过来，把你自己的企业交给国家，我要让你当整个加纳渔业的总负责人’。我抓抓头皮，回答道这很困难，因为我一直是自己作出决定的，因此我很难为别人干活……”4（P164 ）最后在各种压力之下奥克兰被迫把他的公司交给国家，结果以后这两家公司经营状况一直都不好，国营公司要靠分享原有的私营企业的利润才能勉强生存。到后来国营企业的范围不断扩大，甚至连阿克拉的洗衣店也被国有化。 在限制私人小土地占有的思想指导下，恩克鲁玛在全国大力兴办农场，以此作为土地公有的非洲传统村社的再现。1961年全国只有361个农场，而到1962年就猛增至1165个。农场职工有20000万多人， 全部由国家提供住房、衣服、食物和工资。为了扶持这些农场，国家在5 年内投资达1500万英镑。从国外进口的拖拉机得不到很好的利用，拖拉机常被用来代替自行车用于去邻近的村庄买东西。没有经验的拖拉机手常把它们弄坏，又缺乏配套的拖拉机配件，没多长时间许多拖拉机就被遗弃在树丛中生锈。结果国营农场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远远落后于私人耕种的农民，农场工人几乎养不活自己，更不要说向国家交粮了。其结果是食物供应短缺，粮价上涨，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由于政府无法从农场中提取资金，于是为工业建设提取资金的沉重负担就落在了个体小农尤其是种植可可的小农头上。政府把可可收购价定得很低，以收取巨额的可可出口利润。而农民为躲避这一剪刀差的掠夺，常将可可走私到收购价比加纳高两三倍的邻国去销售。反过来政府又采取严厉的反走私政策，影响了可可农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加纳的可可产量急剧下降。 恩克鲁玛在执政的后期还积极主张大规模发展重工业，坚持花费大量财力搞壮观的大项目，以迅速实现工业化。1961年他在对人民大会党领导人的一次讲话中说：“加纳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正在奠定社会主义得以建立的基础，亦即国家的完全工业化。假如我们不认真对待工业化和农业革命的问题，那么我们所谈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只是空话。”5（P213 ）为此他建立了可以远飞国外的航空公司、年产几万吨钢的现代化钢铁厂、大型炼油厂和造船厂。而这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都是些行政官员，对业务不熟悉，另外企业内由于技术和管理人才奇缺，缺乏熟练工人，原料和资金也不充足，致使这些工厂不能正常生产，即使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不合乎市场的需要。在22家已经开工的大型国营工厂中只有2家能够赢利，其他厂效益都很差， 比如建在特马的钢铁厂每年需要贴补50万英镑才能维持正常生产。与缺少资金相比，加纳更缺的是管理经验与专业技术。当时政府用了很大的精力去筹集资金和争取外国援助，而很少顾及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时任加纳政府经济顾问的英国人刘易斯就指出：“光靠借钱给非洲人建不成一个企业，借钱给缺乏管理经验的企业家只是把钱白白丢掉。尚有潜力的非洲企业家缺的不是钱，而是管理工厂的技术知识和经验。”4（P147）到1966 年恩克鲁玛政权被推翻时就已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国营企业倒闭。在1963年底，据加纳财政部长报告，政府向国营企业投资4000万英镑，但这些企业的总亏损已超过1500万英镑。这些企业大多成了耗费国家钱财的无底洞。航空公司开辟了远程空中航线，但客机上乘客很少。 为了解决失业问题，　政府还成立过一个名为“工人大队”（Workers Brigade）的准军事编制的劳动组织， 由城市的失业工人组成，从事一些公共工程建设，或是去国营农场种粮食。但这个政府控制的组织远不能自负盈亏，每年都要花费几百万英镑的国家拨款，却没有多少经济和社会效益。后来这个“工人大队”的一项重要工作竟然是参加各种庆典活动。比如在1966年初，恩克鲁玛要组织一次庆祝活动以纪念他出狱15周年，遂下令这个组织从全国调5000人来首都的黑星广场参加集会。仅为此项活动“工人大队”就化了3万英镑用于运输、 食宿和做咔叽制服的费用。 由于经济建设的失误，到1964年人民已明显地感受到物资匮乏之苦，像糖、大米、面粉、牛奶、药品这些生活必需品都严重供应不足，商店里无货可卖。那些国营商业公司“一有商品运到，只把三分之一的货物分给商店， 而把剩下三分之二的货物交给女商贩去黑市上销售”。 1965年有一次人们在阿克拉的体育场排长队，不是为了看踢足球，而是为了买一点糖，这时体育场已被改作应急的食物配给品的分配中心。让加纳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所有能用的大部分的外汇储备都被用于建造华丽的候机大楼、豪华的会议中心、原子能反应堆、高等级公路这些大而无当的东西。1965年加纳对外贸易已出现了1.54亿美元的逆差，在1958至1965年间加纳从拥有4.8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变成了负债10亿美元。 六 1961年9月在加纳爆发了城市工人总罢工， 起因是抗议因高额征税引起的物价上涨，而高额征税的目的是为兴建大型工程筹集资金，这时恩克鲁玛执行的极端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暴露出弊端。政府认为这次罢工是国内的反对派煽动的，故而在罢工结束之后加大了对反对派的打击力度，很快议会通过了《紧急状态权力法》，授权总统可以不与议会或内阁商量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不久又通过法案，在最高法院设立特别法庭，由总统直接任命法官，判决不允许上诉。这样严厉的镇压措施使一些反对派分子铤而走险，1962年8月1日，在加纳北部发生了谋杀恩克鲁玛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恩克鲁玛幸免于难，但当场有4人死亡，56 人受伤。随即恩克鲁玛又采取了更严厉的防范和清洗措施。1965年原反对党的领导人丹凯博士在被关押了3年多以后死在狱中， 在狭小的牢房里他始终身带镣铐，生了病也得不到适当的治疗。而正是丹凯在1947年邀请恩克鲁玛回国，出任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总书记，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这时在执政的人民大会党内也出现了裂痕，党内的一些元老如伯德马等人开始怀疑甚至公开反对恩克鲁玛的政策。1951年伯德马曾在恩克鲁玛被捕入狱时扛着他的画像走遍全国，并承担起了人民大会党的领导工作，可算是恩克鲁玛最亲近的朋友。而在这时伯德马公开反对在最高法院设立特别法庭，因为这个法庭的法官由恩克鲁玛指定，有权因政治指控判决死刑，并不允许上诉。伯德马在议会中说：“我们通过了这项法案……就扑灭了晃动的自由之火星。我们可以被人从床上拉起来，接受即席审判并被定罪，然后就要面对行刑队……今天我们可以说：事情还不坏，还没有轮到我，只轮到我的兄弟，但不久就会轮到你，不会等太久。”6（P475）然后伯德马给恩克鲁玛写信， 说他们之间虽然有13年的友谊，现在却只能分道扬镳，随后他就带着家人离开了加纳，流亡国外。 为灌输他的思想，1961年恩克鲁玛在阿克拉郊区创建了“恩克鲁玛意识形态学院”，仅校园的建筑费用就化了几百万英镑。政府部长、党内干部、行政官员和议会议员们都要到那里去参加学习班，学习“恩克鲁玛主义”。1965年，他重组了内阁。在这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体内阁成员送到恩克鲁玛学院里去学习3个星期的恩克鲁玛主义。 到恩克鲁玛统治的末期他甚至疏远冷落了支撑其政权的军警势力。因发生谋刺事件在警察中进行清洗时他解除了很多高级警官的职务，并在东德教官的帮助下组建了一支装备有精锐武器的总统卫队。而正规军却装备低劣，官兵待遇也远不如总统卫队，对军人的津贴越来越少。他们都有怨言，“有一天我们必须为用电付钱；第二天又被取消了训练津贴；再一天又没有了旅行的补助。我们真不知道又有什么事要落在我们身上。”7（P2）到1965年底，恩克鲁玛与军队的关系更加恶化， 他怀疑一些高级军官的忠诚，命令军队的两名最高指挥官退役。这件事激怒了军队。1966年2月， 加纳军警趁恩克鲁玛出国访问之机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执政近10年的恩克鲁玛政权。从此，恩克鲁玛一直在国外流亡，直至1972年在罗马尼亚去世。 七 恩克鲁玛是20世纪中期最有影响的黑非洲领袖。他领导加纳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同时他也激励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但他同时又是一位失败的加纳领导人，过于迷恋建立一个以他为首的非洲合众国，严重背离了加纳和非洲的实际，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目标，在国内又无情镇压反对派势力，推行极端的经济政策，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到1966年政变爆发前，加纳已成为一个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贫困、外交上孤立（不少国家怀疑恩克鲁玛建立非洲统一国家的动机）的国家。1966年政变的一个领导人阿曼克瓦上校对恩克鲁玛的一生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恩克鲁玛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一开始干得很好，领导了独立运动，代表加纳成为崛起的非洲的象征。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变得野心勃勃了，大搞个人崇拜，冷酷无情地玩弄他自己制订的宪法赋予他的权力。他对绝对权力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爱好。”8（P379） 正如上文所说，恩克鲁玛在加纳统治的转折点是在1960年国家的转制，建立共和国。从表面看，促使他改变政策的直接因素是他太热衷于泛非主义运动，在这一运动受挫时则断然在国内实行脱离实际的激进政策，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最终能以加纳为核心实现非洲统一的理想。他把建立非洲一统的世界大国当作最终目标和最高政治理想，认为“非洲统一的目标是至高无上的”，要让加纳这样的西非小国承担起领导全非洲的艰巨重任，使他个人和国家都耗费了过多的精力而毫无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加纳的现代化发展。 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深层分析，可以发现产生这样的悲剧结局又与恩克鲁玛甚至与他同一时期的一些非洲领导人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有关。在曾经成为欧洲列强殖民地的非洲国家，所谓历史遗产包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和前殖民者留下的西方文明的遗产。如果在独立后，获得新生的非洲国家能正确对待这两类截然不同的历史遗产，吸取其中有益的成分，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是能够找到一条适应本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加纳传统土著文化对恩克鲁玛的影响。在加纳最能代表民族文化的是内地的阿散蒂文化，阿散蒂人曾建立过强大的阿散蒂王国，与英国殖民者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阿散蒂战争，其势力在加纳影响很大。而恩克鲁玛出生在受英国影响较大的沿海地区，又在西方国家学习多年，对阿散蒂人的文化是较为隔膜的。加之在独立前后，为了争夺政治权力，阿散蒂地区的大酋长一直要求分权，甚至一度反对独立，与恩克鲁玛领导的人民大会党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因而在独立后，政府一直在遏制传统酋长的势力，打击当地的反对派力量。这样恩克鲁玛就很难从当地传统的历史遗产中吸取到多少有益的成分，不免在决策时往往会脱离当地的实际。 另外恩克鲁玛原先在天主教教会学习，后来从1935年至1947年又长时期在美国、英国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对西方国家本来是相当了解的。但一则因为他在国外期间深受泛非主义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影响，二则因为他后来回国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殖民当局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曾被捕入狱，被判徒刑，这样就使得他在实现独立后很容易对殖民统治者留下的历史遗产持否定的态度。在对本土与外来的历史遗产两无依归的情况下，他就很自然地转向了泛非主义以及他自己创立的“非洲社会主义”（即恩克鲁玛主义），将之作为国家努力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带来了连他本人也未料想到的严重后果。 研究恩克鲁玛在加纳统治的成败得失，不能不让我们想到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以前曾是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国家如何看待殖民统治以及与之相关的殖民统治的遗产？显然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甚至也影响和阻碍了这些地区独立后的发展。但无论如何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不能对历史遗产包括殖民统治的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因否定殖民统治进而否定与西方有关的一切东西，就像倒洗澡水把澡盆里的孩子也倒掉了一样。比如西方国家尤其是前宗主国所拥有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甚至政治体制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另外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争取发达国家的资金以及保持与有关国家的传统贸易关系更是必需的。不能因对殖民统治的恶感而趋向极端，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或者在国内实行过于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使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走上弯路。我们可以看到，恩克鲁玛统治时期的一些失误就与不能正确对待殖民统治遗产的态度有关，这正是后人了解这一段历史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 【参考文献】 1 Kwame Nkrumah. Africa Must Unite M.London,1963.

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两个根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变法者的危机感和焦虑感妨碍了他们做出理性的政治决策；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没有在官僚体制内从事变法的经验，从政前大部分时间在在深山里读书讲学，实际上始终处于政治上的边缘状态。   康有为梁启超这样一批体制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由于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迅速地成为激进的变法派，并在同样承受着焦虑压力的青年皇帝的青睐下，迅速地进入了帝国的政治中心，成为清帝国变革的主导者与策划者。他们和年轻的光绪皇帝相结合，形成了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新的精英势力。这些少壮派变法人士精力充沛，有着强烈的改革热忱，具有比洋务派精英更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与世界眼光。 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两个根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心态上的危机感和他们强烈的焦虑感妨碍了他们做出理性的政治决策，正是在这些激进变法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在短短100天的时间里，发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些上谕彼此之间几乎都不配套。变法派以一种迅速的、彻底的、急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变革。这样，他们势必会过多地触犯到广大的官员的实现利益。实际上，一场官僚体制下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改革派能否获得广大处于中间状态的温和派的支持，以及能否让既得利益者保持有限支持或中立，只有这样才能使反对变革的保守派在官僚中被孤立起来。然而戊戌变法的实际情况却是，极端反对变革的顽固守旧派（例如徐桐、倭仁等人）、曾经一度有限地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如慈禧与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鼐等人）这三种政治势力，却在反对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派的过程中，形成了“神圣同盟”。实际上，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在变法失败以前，在给自己友人的一封信中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他在信中批评康有为的激进做法是“规模太广，包揽太多，举行太大，同志太孤，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②这段话最清楚不过地透露出激进变法战略是变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他们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没有在官僚体制内从事变法的经验，在从政以前，他们远离政治中心，大部分时间在在深山里读书讲学，实际上始终处于政治上的边缘状态。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做过一天官。相对于其他官僚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他们的热忱、血性、高调与张扬的行事风格，使他们在庸常的官僚群体中鹤立鸡群，并冲破层层官僚体制的阻力而引起皇帝的注意。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事风格，在甲午战败，危机来临，而又朝中无人的特殊情况下，恰恰又引起同样充满焦虑感的青年皇帝的注意，他们从皇帝那里获得了政治上极其罕见的支持与信任。然而，当这些书生政治家在皇帝支持下进行变法时，他们自身缺乏在体制内实行改革的经验这一严重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他们的大言高论与咄咄逼人的行事风格，与人们对传统官僚的角色期待大相径庭，这就使他们在群臣中十分孤立，备受讥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官僚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水平之低，远远超过后人的想象。只须举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地纸上谈兵，书生误国了。 一个例子是，康有为居然让他的学生上奏折，建议朝廷下诏，要求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穿西装。理由是日本人也穿西装，只有穿了西装，人的精神面貌才显得焕然一新，从而可以使变法取得成功。直到多年以后，康有为才给梁启超的信中坦言，当时怎么会想出如此不切实际的办法来，他的信中写道，如果真让全国农民都穿洋服，那么乡村里织的土布卖不掉怎么办？当然这是后话。③ 另外一个例子是，康有为提出，变法不是需要大量钱款吗？其实筹措这大笔款项并不困难。既然英国对西藏垂涎三尺吗，朝廷就可以把西藏这一片毫无用处荒蛮之地卖给英国，就像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一样。这些变法派还提出全国要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的建议。这个天文数字不是根据中国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而是根据康有为“量出为入”预算方案倒推出来的，康有为的方案是，海军与陆军建设需要2亿两，三大铁路建设需要3亿两，1亿用于其他各项开支。④ 康有为居然完全不考虑当时中国农民是如此穷，而且清政府又如此缺乏信用，全国一年总收入只有1亿两，怎么可能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 戊戌变法的不切实际的激进主张引起了包括保守派、既得利益者与有限支持改革的温和派在内的广大官僚群体的不满。康有为在变法危机来临时，不但没有及时改变激进策略，反而在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假借皇帝的假圣旨，孤注一掷地要搞一次注定失败的包围颐和园的政变。最终引起慈禧的反政变，导致这场变法以悲剧告终。当时，严复在对变法派深表同情的同时，相当尖锐地指出过，康梁变法是“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是“庸医杀人”⑤，这一判断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 这里有一个值得后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危机压力下而获得的千载难逢变法机会，却恰恰是由一批完全缺乏最起码的政治经验的书生型的知识精英来主导？这里可以反映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深刻的两难矛盾：一方面，由于传统专制集权的儒家官僚体制实在太封闭了，一个官员在这个体制中生活得越久，阅历越丰富，他在体制越能游刃有余地适应官僚环境，那么，他也就越是习于所安，承袭旧章，感觉迟钝，越是缺少变革的意愿、知识与能力，换言之，他们就会在这一体制内就会变得越保守，越是无法适应环境的挑战。另一方面，只有那些较少与这一官僚体制有关联的边缘知识分子，才能不受体制规矩的约束，用我们的话来说，不受专制官僚文化这一“大酱缸”的浸泡，能在实际生活中，发展出新的思维与接受新的价值，并具有更敏锐的世界眼光，然而，此类体制外的边缘知识分子又同时具有另外一种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正因为他们与体制无关，缺乏在体制内的经验与实际政治磨练，当由他们来主持变革时，他们却缺乏必要的官僚经验来进行有效的变革。 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在官僚体制内有经验的人，在这一体制中能游刃自如的人，能通晓这一体制的游戏规则与潜规则的人，却在这个体制的大染缸里丧失了变革的愿望与热情；相反，那些体制外的保有改革的朴素愿望与热情的人们，却没有在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任何经验。这正应验了当时一位士绅在给皇帝奏折中的一句话“默察京师大局，其老成者苦于素无学术，其新进者又苦于未经历练。有’有君无臣’之忧”⑥。这一奏折是以变法开始以前写就的，后来的历史却由它不幸而言中了。这是中国专制官僚体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两难悖论。 注释： ② 康广仁：“致易一书”，《戊戌六君子遗集》。 ③ 转引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475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 ④ 同上。 ⑤ 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三册，第533页。 ⑥ 郑孝胥：“总理衙门章京郑孝胥折”，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1页。 （文章来源：《领导者》杂志总第16期）

掐死一切意识形态大臭虫 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上演《臭虫》和《切•格瓦拉》是一次意味深长的文化行动，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终于在这个红色世纪的最后一个红色首都以话剧的形式给出了交代，尽管这样的交代语焉不详、欲语还休，尽管这样的交代在那些没有阶级斗争经验、没有意识形态情结的红男绿女眼里，不过是一次节日的狂欢，一场昂贵但高雅的、布尔乔亚式的文化消费。 在某种意义上说，《切•格瓦拉》与《臭虫》的第一部构成了正相反对的呼应。《切•格瓦拉》争论的是：革命，还是不革命，这是一个问题；《臭虫》第一部阐明的是：问题恰恰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才出现。乍一看来，《臭虫》的立意似乎明显要比《切•格瓦拉》来得高。因为《切•格瓦拉》表现的是立场，而《臭虫》追问的是问题。不过在一个普遍怀疑和反讽的年代，有时候坚持立场要比怀疑本身更加有力和值得尊敬。在孟京辉的话剧技巧中，反讽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讨好观众最为百试不爽的一种手法，如此昭然若揭的功利主义态度理应遭到唾弃。 是谁，凭什么，让你，切•格瓦拉，一个肉身凡胎的家伙摇身成为圣人，可以如此这般用祈使句的语气告诉我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也许在反抗富人对穷人的压迫之前，首先要反抗的就是这样的话语权力和道德理想。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我赞同《切•格瓦拉》的立场，事实上《切•格瓦拉》的陈述颇有些“最后的莫希干人”的悲壮，它的力量更多地源于激情而非理性。《切•格瓦拉》的煽情带有强烈的不容置疑的口气，整个剧场飞舞的都是无产阶级铿锵有力坚定不移的调调，三个满口正义、良心、真理和革命的男人拄着木棍砸地板，目光迷惘的时候就倾听来自剧场后边格瓦拉的声音，可是那个从扬声器中传出来的带有电磁噪音的“彼岸的声音”总让我产生纯生理的反应：是谁，凭什么，让你，切•格瓦拉，一个肉身凡胎的家伙摇身成为圣人，成为所谓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可以如此这般用祈使句的语气告诉我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这种“文革”大字报式的话语暴力时常让我想起那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许在反抗富人对穷人的压迫之前，首先要反抗的就是这样的话语权力和道德理想。 《臭虫》第二部在形式上远不如第一部精致，孟京辉和马雅可夫斯基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但是比较而言我却更加喜欢《臭虫》的第二部。第一部注重的是形式的张扬，而第二部则是思想的实验。孟京辉在《臭虫》第一部中对苏联抹杀个性的集体主义的批判颇有些落井下石的味道，其言辞凿凿与《切•格瓦拉》鼓吹革命的不遗余力在本质上并无二致。而在《臭虫》第二部孟京辉终于有了艰难的自由表达，不再拘泥于左与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纠缠，这一点甚是难得，我们的先锋导演总算不再和过去较劲了，尽管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向前究竟看到了什么。 《臭虫》第二部和革命无关，既没有欢呼革命也没有告别革命，也许在孟京辉眼中这个时代终将以闹剧收场。《切•格瓦拉》的结论铿锵有力：只有革命才是不朽的——历史决定论者永远坚信历史将终结在何处。 尽管我坚决地反对血统论和出身论，但是我的确相信这两部戏之所以南辕北辙与张广天和孟京辉截然不同的出身有着异乎寻常的关系——一个是行吟诗人流浪歌手，一个是学院派的先锋导演时尚先生。 非常凑巧的是，在看《切•格瓦拉》的时候，恰好秦晖——那个关注底层农民问题的自由主义者——就坐在我的前边，所以我有幸得以观察他的反应。根据我的观察，整部戏中有两个场景秦晖最投入：一个是说现今北京知识界正在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题目叫做“告别革命”；另一个场景是在资产阶级小姐高喊“这个时代的最强音：www.com”以及“最弱音：傻逼呵呵革命啦”的时候，这个强调公平和正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心地左顾右盼，但是我明明看到在退场的时候他摇了摇头，尽管这无碍于他鼓掌以示礼貌，也无碍于我鼓掌以示教养。 （文章写于2000年）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阿连德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操之过急的改革，伤害了他所能伤害的所有人。政治上，他使用专制化的手段推行民主的观念。经济上，国有化政策导致国进民退；平抑物价、严控商品等只能医一时之痛，却埋下了无穷的后患。   聂鲁达与阿连德 1973年，两个智利人的死亡裂开了这个国家的历史伤口。 9月11日，总统阿连德死，死因不明。 12天后，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死，死因同样不明，一说病逝，一说他杀。 聂鲁达在智利文学史上的地位，大约相当于鲁迅在中国。而他对政治之河的涉入程度，则远过于鲁迅。冷眼红尘的鲁迅只是隔岸观火，偶尔湿一下鞋；聂鲁达则积极多了，他投身民主运动，加入智利共产党，参选议员，因反对被右翼极端分子控制的智利政府而遭驱逐，到苏联捧斯大林的臭脚——他至死仍在歌颂斯大林：“我的立场是，在我所不了解的斯大林时代的阴云之上，我的眼前出现了头等人物斯大林，他有原则而善良，像隐士一样简朴，是苏联革命的伟大捍卫者。另外，这位大胡子的人在战争中变得巨大了，他的名字被人们挂在嘴边。”（《我曾历尽沧桑——聂鲁达回忆录》） 因为同属左翼，有共同的政治信仰，据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聂鲁达乃是阿连德最好的朋友之一。1969年，共产党提名聂鲁达为总统候选人，他却主动退出竞选，转而支持同一阵线的阿连德。1970年，阿连德当选总统后，任命聂鲁达为智利驻法国大使，算是酬答。朋友加战友，捆绑了两个人的政治命运。 阿连德比聂鲁达小4岁。论出身，倒是聂鲁达更根正苗红，其父是铁路工人，阿连德则出自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他的专业是医学，1933年，毕业于智利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鲁迅弃医从文，是为了医治国民性；青年阿连德弃医从政，是不是立志医治整个国家？他加入社会党，很快取得该党的领导权。1952年、1958年、1964年，他三次竞选总统，皆告失利。他开玩笑说，自己的墓志铭应该这么写：“下一任智利总统长眠在此”。 说这句话的阿连德像一个悲情的先知，他早早预见了自己的悲剧未来：纵然他登上了总统的宝座（据说，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通过合法化的选举程序而成为总统，阿连德是第一人），却暴死在总统任上。也许，还不如永远做“下一个”。 1970年，智利总统大选，阿连德所在的社会党联合共产党和激进党，组成“人民团结阵线”，联袂出击，斩获了36.2%的选票，美国政府支持的保守派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获34.9%，政治色彩居于二者之间的基督教民主党（代表中产阶级）所推举的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奇（Radomiro Tomic）获27.8%。阿连德以微弱优势领先，可所获选票未达半数，依智利宪法，还需进行一轮选举，由议会从阿连德与亚历山德里这一组老对手当中选一人作为总统。势力均衡的双雄相争，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此刻，基督教民主党的态度就十分关键，身为第三大党，它在议会有足够多的席位决定总统权杖的归属。最终，该党选择阿连德，然而秘密约定了前置条件，即阿连德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不得破坏智利宪法的任何条文，“保证民主”使军队非政治化，政府不得没收新闻媒体等。可见，即便暂时结成了同盟，基督教民主党对一向左倾、激进的阿连德依然不太放心，所以强加了这一道政治紧箍咒。 可惜，这道紧箍咒只能禁锢阿连德，却无法禁锢智利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暴风骤雨。当山雨欲来，一波接一波的惊天剧变，早已挣脱了阿连德政府的改革之手。阿连德不仅未能当成时代的推手，反倒被时代的车轮碾作了红色的尘土。 就像中国改革号称“中国特色”，阿连德宣称，他施行的政策乃是走“智利社会主义之路”。其改革的关键词，也许老一辈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工业国有化、土地改革、重建分配体制。其实，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铜矿和银行等重头项目收归国有并无不可，但这里涉及到一个对原持有者的补偿公正与否的问题。智利有不少矿业公司，皆由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所投资。阿连德政府经过核算，认为这些外国资本家多年以来从智利所赚的利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投入，权衡之下，他们还欠智利人民的钱呢，于是，一律不予补偿。这一招，严重得罪了国际经济市场。一两年后，国际铜价持续走低，从1970年高峰时期的66美元/吨下降至48-49美元/吨，因智利经济属外向型，其GDP中40%依赖出口，且它是世界第一铜出口国，比重之大，关系国脉民命。被国际市场的经济与政治巨鳄（很可能，其后黑手是美国佬）这么一报复，智利经济便乱了阵脚。 再说土改。智利的土地改革，自阿连德的上一任，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执政期间就已经展开。弗雷竞选总统之时，曾经许诺，要让10万农民拥有土地。当选后，前三年（1965-1967年），平均每年没收45万公顷土地；后三年（1968-1970年），则达71.8万公顷。依此走势，稳步推行，前人种树，后人正好乘凉。阿连德政府却要搞大跃进，好似三年赶英超美，一举翻天覆地，仅在1971年，执政府所没收的土地比弗雷政府六年之总和还要多。最可怕的是，没收地产主的土地，本应由土地改革协会领导进行，殊不知事态迅速恶化，一发而不可收拾，农民翻身做主人，往往自行决定怎样没收土地。对此，政治旗号便是为工农服务的阿连德政府怎么可能干预呢，只能默许。这下地主不干了，便组织武装保卫自家的土地庄园。土改改到最后，沦为农民及农业工人与地主之间的武力冲突，政府束手无策，局势完全失控。 “我不是所有智利人的总统。”1971年1月17日，一次公开讲话，阿连德如是说。此言严重不合时宜，只适合憋在肚子里。那么，阿连德是哪些人的总统呢？首先是工人们。他履任之初，便将所有工人的工资增加了35-40%，其中一部分是为了补偿此前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失。为了防止物价随之上涨，阿连德政府干脆冻结了物价。如此必然打乱供需关系，物价不往上涨，生产商利润大减，哪有心思投入生产呢；同时，老百姓腰包鼓胀，消费欲亦将激增，可日渐干瘪、匮乏的市场无法满足他们充盈的欲望，怎么办？黑市遂告形成。这则不是阿连德政府——乃至任一个正常运转的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市面。然而，他们绞尽脑汁所推出的商品分配制度却无法对付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和政治信任危机。从改革一开始，改革者在智利的病体之上所注射的药物，便同步化作病毒。 在阿连德任期的第一年，基于一系列短视的铁腕政策所生出的奇效，智利经济形势十分喜人。失业率降到历史最低的3.8%，通货膨胀率下降到20%以下，GDP增长率为8.6%，其中工业增长率达12%。可到了1972年，政治近视眼们便尝到了苦果的怪味。冻结物价政策导致黑市上的大米、大豆、糖、面粉等价格飞涨，此年8月，短短一个月里，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就从190埃斯库多上涨到421埃斯库多（注，智利于1960年1月1日发行新货币埃斯库多，1975年9月29日收回，此后不再流通），涨幅为120%。再加上政府财政赤字，以至通货膨胀率从1971年的21%增加到140%，至1973年9月，阿连德政府崩盘前夕，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81%。而且，在物价飞涨的另一面，是工人的收入如老牛破车，停滞不前。1973年春天，世界最大的地下铜矿——埃尔特尼恩特铜矿的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阿连德则回应说，矿山已经国有化，工人乃是矿山的主人，不该要求加薪。然而，矿工们要具有多么高的政治觉悟，才能认同这一点呢？认识不到，只能继续罢工。当阿连德政府失去了它的老家底，工人阶级的支持——更不用提反对党的虎视眈眈和国际敌人的兴妖作怪——它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 不妨说，阿连德操之过急的改革，伤害了他所能伤害的所有人。他根本不懂什么叫统一战线，过分激进的决策，逼迫基督教民主党这样的中间党派，曾经的同盟者，一步步右倾化，直到与右翼的国家党结成联盟。从政治上讲，尽管打出了民主的旗帜，他却是使用专制化的手段推行民主的观念，这般强行嫁接，最终能结出什么样的政治好果子呢。从经济上讲，国有化政策显失公正，导致国进民退；平抑物价、严控商品等过于短视，只能医一时之痛，却埋下了无穷的后患。一言以蔽之，阿连德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 从1972年起，智利就乱象频生，等到1973年9月，全国性大罢工持续不断，即将发生军事政变的留言漫天飞舞，据说连议会都参与其中，授意军队出面恢复宪政。当一个国家风雨飘摇，依照南美洲军人干政的传统——相对而言，智利所受军政之害要轻于其他国家——军人不出，奈苍生何？ 9月11日清晨，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与空军司令古斯塔夫·利等将军联袂发动政变，命令军队开进圣地亚哥（智利首都）的市区，迅速占领了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军方提出，给阿连德一架飞机，请他出国。阿连德不从：“……智利总统决不坐飞机逃走。正如他知道一个士兵该做什么，我知道我将如何履行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职责。”他更不愿投降，抵抗亦不坚决，起初呼吁工人上街保卫政府，随后改变主意，要他们留守工厂，保持警戒。 此前，阿连德一直对军队抱有幻想，他过于坚信智利所拥有的数百年的民主传统，足以感化、约束军队，使其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坚守政治中立——殊不知军队从来与民主无关——所以，当皮诺切特们的子弹与刺刀向他步步进逼，迫使他辞职的时候，他依然认为“军队是阻止或挫败任何政变的最有效的力量”。彼时他若放手一搏，还是可以反弹一下，毕竟在军队当中，有大多数士兵支持人民团结阵线。然而，一而再的政治误判，以及不愿分化军队令他们卷入政治漩涡，导致阿连德的落幕演出极其悲壮：这个悲情的英雄，和他的警备部队、文职人员等支持者，共计37人，与皮诺切特的步兵团及空军，在总统府拉莫内达宫（La Moneda）——一名“货币宫”——展开了激战。 上午9时左右，阿连德在临时搭建的广播站向智利人民发表最后的讲话： “我决不辞职。我将用一切方式进行抗争，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联合——使得智利军队放弃了传统，发动了政变……智利万岁！智利人民万岁！……我相信，自己不会白白牺牲；我相信，这至少给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课，是对犯罪、懦弱和叛国的斥责！” 如此义正辞严，壮怀激烈。比之他的同志杜布切克何如？1968年，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被苏联军队武力罢黜，他说：“你可以摧毁花朵，但你无法阻挡春天。”——反倒更见坚决和自信。 傍晚时分，千疮百孔的拉莫内达宫被攻陷。这场战斗的指挥官哈维尔·帕拉西奥斯将军通过无线电向上级报告：“总统死亡。” 阿连德之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自杀。据其私人医生帕特里西奥·吉洪回忆：“政变那天早晨，我和总统医疗小组的6名医生来到拉莫内达宫，当时军人已经叛乱。下午2时，他让身边人员撤离，当时只剩下他一人，他穿一套灰色衣服，手里拿着一支卡斯特罗送给他的自动步枪，坐在沙发上。我从独立大厅敞开的门里看到，阿连德正向自己开枪，在子弹冲击下，他的身体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当身体倒下时，自动步枪夹在他的双膝之间，鲜血流到地毯上。”——1971年，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智利，呆了一个月，在老而弥坚的阿连德面前，那时只有45岁的卡斯特罗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晚辈呢。他赠予阿连德的礼物是一杆冲锋枪（私人医生说是自动步枪，另有更精确的说法是AK-47，不知何者为真），枪托上嵌有黄金，上书“送给我战斗中的朋友和同志”。以刀枪为礼，实在不祥。两年后，阿连德便可能死于这支枪下。 当时任内政部长助理，后来逃到以色列政治避难的维加，著有《阿连德的陨灭》。在书中，作者称“从智利军队内部得到的可靠消息”，认为阿连德死于乱军的枪杀：“士兵们冲进红色大厅，遇到 5个人，并立即枪杀了他们，其中一人就是阿连德总统。后来进来了5名文职人员，有吉洪医生的同事帕里斯医生（他后来在圣地亚哥体育场被政变部队拷打致死），他检查了阿连德的尸体，发现至少有6粒子弹洞穿阿连德的胃部和下腹部。” 1973年9月11日，萨尔瓦多·阿连德的肉身生命与政治生命同时宣告终结。而这一天能被后人牢牢铭记，还要等到2001年，另一场惊世骇俗的灾难爆发。这次的受难区是美国的世贸大厦。风水轮流转，遑论天灾，连人祸都不例外。不知当年与理查德·尼克松前总统一道暗暗支持皮诺切特发动政变的美国人，目睹那一片焕然一新的废墟与尸骸，是否会想起28年前，他们以帮凶的身份，将智利人阿连德送上了天堂？ 阿连德死亡的这一天，原本与聂鲁达有约，一同出席Cantalao中心的揭幕仪式。彼时身患前列腺癌的聂鲁达正在临近大海、风景迤逦的智利黑岛疗养。当天凌晨，他早早醒来，从一个阿根廷电台听到圣地亚哥发生军事政变的消息，顿觉不妙。他自伤身世，想起了1936年被佛朗哥法西斯政权杀害的西班牙诗人洛尔迦。次日，皮诺切特的军队前往黑岛，搜查聂鲁达的住宅，试图查寻与智利共产党领导人相关的资料，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带走了聂鲁达收藏的一些烟斗和酒。搜查之时，聂鲁达对士兵说：“你们请仔细环视周围，这里唯一对你们构成危险的东西是：诗歌。” 危机重重，聂鲁达决意到墨西哥避难，他将在墨西哥城向全世界讲述智利的沧桑巨变，讲述他的亲密战友的牺牲与荣光：“无数的装甲车勇敢地对付一个孤单的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他一个人在办公室等待这些军车，陪伴他的只有那颗巨大的心，包裹在硝烟战火里。”然而，这些话只能形诸文字，再也无法从他的口中说出。9月23日，聂鲁达病逝，官方说法是死于癌症。他死的前一天晚上，被注射了一剂致命的针药，据说是镇静剂。次日早晨，聂鲁达开始说胡话，然后休克。再后来，他遭遇了阿连德温暖的亡魂。 马尔克斯说：“（聂鲁达）不是死于幻想的破灭，但他离去时，确实饱含深深的失望。假如他能早一点去世，他的感受会好一些。”诚哉斯言。 也许，聂鲁达与阿连德在天堂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耳际会响起旧日的吟唱： “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遥远而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