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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受到控制，控制却正在改变，我们在控制底下改变，也发现控制出现了改变，控制与松动其实是同时存在。”       注：本文是作者2007年在台湾大学演讲的整理稿。   壹、   前言   大约五年以前，中共十六大召开，召开以后，《亚洲周刊》认为中国媒体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个专题:“中国媒体新轨道”。它指出在十六大以后，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三个贴近”: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此一迹象显示媒体将有所不同。不过没多久，《亚洲周刊》又做了一个专题:“广州媒体的冬天，《南方都市报》被整肃过程揭密”。 我们在给香港同学上有关中国传媒的课程时，曾请他们用纸笔写下来对中国传媒印象的三个词，出现最多的就是:“控制、欺骗、乏味、大话。”但近三年，我也看到一些同学们常写到“变化”。 何清涟曾替美国民主基金会所写《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此书更详细的版本就是台湾出版的《雾锁中国》，资料很丰富，但此书表述认为，中国“媒体”只不过是政府的宣传工具。但我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观察中国传媒各种报刊、周刊，可以看到各种矿难、股市、暴力、杀人凶手、性，会发现中国传媒并不都是“工具”。当然，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宣传功能无疑是存在的，但未必每个媒体都是工具。 我希望用三个词，来描绘中国的传媒:即英文的“3C”:Control、Change、Chaos(控制、改变、混沌)。 这与何清涟女士又有什么不同?“控制”与何清涟相同，但“改变”是我要多加着墨的，我认为由变到改，在又控制又改变的情况下，中国传媒产生了混沌的状态，这里的意思不是混乱，而是迷蒙的、不易看清的。在美国有一个新的学科:“混沌学说”，认为在不易看清的表象背后有着隐藏的规律(“有序装扮成随机”)。例如台风就是一个混沌现象，科学家要准确预测台风路径，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我用以下这个“传媒星空图”来解释中国传媒的演变:横轴是从严控到自由，纵轴是从非市场化到市场化。第一幅图示意文革结束时的状况:中国传媒很少，而且集中在非市场化和严控这侧。   第二幅图示意最近三十年来传媒的变动，总的趋势，中国媒体由非商业移动至市场化，从严控移动至自由。从非商业转变至商业的速度快，从严控到自由转变的速度却是很慢的，但仍然是在移动。另外，重要的是，中国传媒数量增加很多。总的来看，在传媒星空图上我们发现中国传媒从左上到右下移动。     如果我们看人民日报的版面，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传媒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是三十年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那种样式、腔调，今天还是存在的。例如人民日报上的常委照片，拍摄角度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握手、一样的常委，可以说是:“几多常委，几多握手”，人民日报头版是政治局常委的包厢。 不过，除了党的机关报外，许多具有商业性的、独立意识较强的媒体，在报纸风格上有了很大不同。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独立意识或商业性较强，并不是说它们没有党报的属性特点，大陆的媒体基本上都是党的系统里的一员，例如《南方都市报》，虽然重视读者市场，但仍受党政管制；它也不会遗漏党政重要的新闻，但版面已有点苹果化了。 对于某些地方开明的官员来说，党报刊登过多政治要员握手领导的活动，是感到羞耻的，例如《中国青年报》曾将“重庆地方领导为群众腾出党报一版”，列为今年的重大新闻。以赵紫阳逝世的新闻为例，中国大陆所有报纸，只有《南方都市报》敢放在头版，虽然只有小小一块，但已经是挑战敏感的边缘了(人民日报放在第四版气象报导的旁边)。相对而言，香港的《苹果日报》，则是以头版头条、大型照片表达人民的声音，这当然是因为香港一国两制，保留了新闻自由的空间。当《人民日报》仅以规定动作刊登纪念胡耀邦的新闻时，《南方都市报》虽然也选刊了新华社的枯燥照片，但却特意放大并大胆地摆在头版头，几乎放了半版。可说是“此时无声听惊雷。”是在“规定动作”限制中，作出“自选动作”的艰难挑战。 我们可以比较大陆《北京青年报》和香港《东方日报》2003年对歌星梅艳芳去世事件的新闻处理。中国大陆与香港传媒出现相似的地方，两个报纸使用的头版照片是相同的，这十分有趣。然而它们仍有微小的区别，《北京青年报》在照片的上方仍放了与党政有关的新闻(胡锦涛的谈话)，但位置很小，显示其兼具市场化和党报的正确性。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中国媒体的变化。   贰、 Control:当然，控制仍是不言而喻的   SARS(非典)疫情被隐瞒了一个多月，刚开始有一点点报导，但很快被压制。在SARS疫情最重的时候，医院中有许多SARS病人，市民都不来医院看病；医院便贴上告示“目前一切安全，没有疫情，欢迎大家看病。”卫生部长在北京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看到外国记者戴着口罩访问，便说:“我们北京是安全的，口罩戴不戴都可以。”为了证明SARS并不严重，广州邀请外国足球队来比赛，巴西的领队在球场看到有部份人戴口罩，好奇地问中国官员怎么回事，官员急中生智回答说:“戴口罩的，是你们的支持者，没戴的则是我们的。”连罗大佑都被骗来广州开演唱会，事后罗愤怒谴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简直拿观众的生命开玩笑。 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中国媒体有关SARS的报导，在2003年2月中较多，但随即就减少了。在最危险、媒体最应该发挥效用的时候，却被压制。《南方都市报》曾想作关于SARS特别报导，然而消息传回北京，正在参加全国人大的省委书记大怒，记者被调走。当时国际间发生伊拉克战争，媒体便转移焦点至伊战，大幅报导。也就是说，中国媒体不能报导跟人民切身相关的SARS新闻，反而对美伊战争大说特说。一直到了四月，医生蒋彦永发表声明，才使得媒体回过头来报导疫情，官方才正式面对SARS问题。四月中旬，温家宝表示要惩罚隐瞒真相的高官(包括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四月二十号开始才看到媒体展开铺天盖地的报导，《财经杂志》表现更是亮眼，它本为双周刊，为了报导SARS，临时改为单周发行，详细地报导了SARS的各种相关事件。 中国的新闻自由受到党的控制是明显的，可以说是一种“奉旨自由”。党究竟要媒体作什么呢? 一、政令传达、政策阐释。 二、政绩宣传、形象美化。 三、价值固化、行为喝止。 党对媒体明显的制度性控制，通俗地说则有“四证”: 一、准生证，批准媒体创办。 二、记者证，控制个人身分。 三、委任状，任免各级主管，尤其是总编辑 四、死亡证，下令关闭媒体。 对媒体的机动性控制则有: 一、打招呼，事前防范。 二、通气会，每日督导。 三、阅评件，日日监控。 四、宣传战，统发共见，统一发稿共见报。 据我的媒体朋友告知，目前媒体不得公开批评的项目有:军队、武警、公安的相关事件。民族、宗教、西藏、新疆等敏感问题。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突发事件。金融证券相关，会影响国家经济稳定与经济安全，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未经公开报导，地方或部门已经依法处理、妥善解决的孤立事件及个别问题。涉及农村征地、城镇拆迁、水库移民、国有企业转制人员安置、企业军转干部安置、大宗商品对外贸易等，以及重大群体性事件、敏感桉件。   参、 Change:小报大报调不同   虽然媒体均受控制，但是标准的中央大报和商业属性的都市报仍然是不同的。2006年我做了有关“唐山地震”报导的话语分析研究，比较大报小报的用词差异，大报使用较多的是:感谢党、社会主义、公而忘私、科学发展等；小报则报导较多的寻亲、解放军、民间等词汇；需要说明的是:“解放军”在中国来说倒不是一个太负面的词。 另外，我们可以从一天的报纸来比较中国传媒的表现:2004年10月22日这天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 新闻一:河南发生重大矿难，胡温命令抢救。 新闻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胡锦涛主持关于“先进性教育”。 首先是《人民日报》，事实情况是，先进性教育仍是头版头，矿难放在版眼，报导着重“千方百计抢救”，但刊登的照片是祥和的非矿难照片。《河南日报》作为地方官报，做法跟《人民日报》相似，照片是抢救矿难时，官员勘查的情况。两者大同小异，党的新闻摆在头条，矿难摆在二条，新闻的重点都是官员对于灾难的关注与重视。 《大河报》是《河南日报》的子报，偏向市场化，处理方式则是没登先进性教育，但摆放官员关心的照片。《北京青年报》处理方式和梅艳芳逝世新闻处理方式类似，摆放大张矿难抢救照片，头版头仍是先进性教育，但是版面小许多。 《南方都市报》跟《新京报》则都直接以矿难为头版，不摆先进性教育，特别的是《南方都市报》的照片是救灾人员将死伤者以担架抬出；《新京报》则是刊登了死者活着时的证件照片，我个人认为在新闻张力上，新京报的照片选择是较有品味跟影响的。 以上讨论可参考下表:   先进性教育 河南矿难 照片 使用辞语 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 二条 祥和的非矿难照片。 “千方百计抢救”。 河南日报(地方官报) 头版头条 二条 照片是抢救 矿难时，官 员勘查的情 况。 胡锦涛温家 宝“高度重 视”。 大河报(河 南日报的子 报；偏向市 场化) 无 头条 摆放官员关心的照片。 千方百计抢救。 北京青年报 头版头条 (但版面小 许多) 二条(大得多) 大张矿难抢救照片。 发生特大瓦斯爆炸 南方都市报 无 头版头 照片是救灾 人员将死伤 者以担架抬 出。 河南特大矿难，62人死亡86人失踪。 新京报 无 头版头 刊登了死者 活着时的证 件照片。 河南特大矿难62人死。   至于死伤人数是否由新华社统一公布?是的，并且在矿难发生后一天天逐渐追加。基本上各报的报导在方式上都是没有违规的；但是，不同类型媒体的总编辑则善于把新华社统发稿作最大的不同编排方式，做到最适于报纸属性，而不是只循着政府的角度走。 我们进一步来谈中国能否做到新闻监督呢?监督本身会不会有问题呢?舆论监督其实仍是有可能的，我们也可以在电视媒体上看到舆论监督等类似的节目。 追求新闻监督的动力来自三方面，第一种是对于新闻自由的追求，还是有很多像《冰点》、《南方都市报》的媒体人，希望追求新闻自由、监督政府。第二种是政府管制的需要，上级政府利用新闻监督来管制下级政府，也就是“中央收拾诸侯”的做法，会利用既定的媒体来报导，例如“焦点访谈”，中央政府也希望造就一个监督性的媒体形象。最后是资本牟利的冲动，许多媒体希望以这种揭弊的新闻来获取发行量、收视率，乃至广告。这三种的力量的合力造成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有机会可以从事舆论监督。因此，需要从多层面的角度来观察新闻监督，而非单一层面的解释。 我们可以比较2005年的6月这几则新闻的处理: 6月8日:河南副省长买凶杀妻。6月10日:广东汕头宾馆大火6月10日:黑龙江百名小学生死于洪水6月11日:河北定州血桉，平民械斗6月18日:安徽泗县假疫苗伤童 很显然河南副省长买凶杀妻桉，涉及重要官员，中国媒体是不可以充分报导的。新华社稿仅简单带过，香港《亚洲周刊》则有大幅报导。值得一提的一个怪现象是，内地媒体信息显然很不灵通，甚至在这位副省长被捕后，还在报上表扬其人大作正面宣导！ 黑龙江洪水事件较受重视，新浪网作了专题，报导较突出。汕头宾馆大火在《南方都市报》报导较多；定州血案报导则相当少。 舆论监督的报导不是不能做，但确实仍然有高度的风险，我们以《南方周末》为例来说明。 一位《南方周末》记者的来信告诉我:当期的《南方周末》被禁了四篇稿子，最后竟然缺稿子填充版面，被禁的包括前面提及的副省长杀妻案报导、“宁安洪灾”也被禁、“汕头大火”亦被禁、“定州血案”当然更被禁。结论是:本期本报，尸横遍野。 不过，另外有一个安徽泗县假疫苗事件，则做得很大，从上到下各媒体都铺天盖地的做。从以上讨论，我们总结一下舆论监督的尺度: 第一、高度敏感、易激发民怨，均不可报导，如副省长杀妻、定州血桉。(报导者后遭惩处。) 第二、对地方政府形象造成一定损害，可报导，但有节制。如黑龙江大水、汕头大火。 第三、被追究者是小人物，俗称“打苍蝇，不打老虎”。如泗县疫苗桉。 不过，“打老虎”也有玄机，老虎也并非完全不能打的，但是不同类型媒体处理的分寸即有所不同，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下台事件为例，《人民日报》又是刊在气象版，《北京日报》亦摆在不显眼处；《人民日报》的子报-《京华时报》，则以头版头刊出。由此可见，即使同样的报团亦有不同的排版方式，当然这也是大陆报业改变的轨迹。   肆、 Chaos:混沌   中国传媒从控制、变化，再到混沌，出现许多现象。近三十年来，从非市场化到市场化，有明显的前进。管制也从严控到逐步的松动，开始显示变化。新闻媒体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在争取自由空间，一个是在争夺市场的份额，这两个战场不完全一样。所谓媒体竞争，指的不仅是商业竞争，如何扩大发行量、市占率，也是自由竞争:在一个“严控”的情形下，如何争取自由，走向业化，例如，备受关注的《财经》和《南方都市报》两个媒体，便是在争取自由空间的战场中，前进的步伐最为明显而引人注目的媒体。 既要听话，又要赚钱，这已成为很多总编辑的现实选择，但往往也造成新闻专业失守。例如:有一个摄影记者在一个大雨天，扛着全副装备的摄影器材，在下水孔盖附近，等候路过民众骑脚踏车经过并因暴雨涨水而滑倒的画面。显示新闻为了追求市场，却可能无视于新闻伦理和人性。 另一个桉例也显示出日益严重的新闻伦理危机:2005年，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少女捐肝的报导，被称为是2005年“中国第一感动”的新闻事件。内容是一位未满十八岁的少女，看了CCTV的节目《感动中国》，节目内容为母亲捐出自己的肾给女儿等。天真的少女也决定捐出自己的一部分肝脏，给需要的病人，于是签了字，媒体也报导了。 但忽然少女消失了，原因是家长说由于少女年纪太小，不能捐肝，便将其带回家。少女的家在四川的小县，《天府早报》领导便召开编采会议，认为不能看着一个重大的新闻就这样熘走。决定派出四个记者和编辑，赶赴少女老家，劝说少女回来捐肝。少女真的回来了，父母也跟着回来了，跟报社谈判。报社很高兴，因为少女回来了，每天都是新闻，每天都是关于少女要捐?不捐?捐的条件等等。终于少女要推进手术房，当天新闻标题是“悲情捐肝，女儿笑的坦然，妈妈哭的揪心。”照片也拍到伤心的妈妈，而旁边站的是报社的记者。 这则新闻，表面上似乎是非常正确的，助人为乐是高尚品德；而商业上，也能够有效吸引读者眼球，增加发行量、阅读率、影响力。这在中国称为“策划新闻”，但是背后却隐藏了严重的新闻伦理失序。今天中国媒体的情形就是这样，迈向自由的步履，迟滞不前。 而中国新闻史最可耻的一页，则发生在2004年，中央电视台竟然在俄罗斯发生人质绑架危机的时候(2004年9月6日)，在电视上进行有奖征答:请问俄罗斯危机目前共造成多少人死亡?选项A、402人，B、338人，C、322人，D、302人。并要求答题直接发短信至中央电视台。这个短信征答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商业活动，由电视台与电信部门合作。众所周知，中国是人口众多的短信大国。但这真是丧尽天良的事情，别人的国家与人民受难，我们在这进行有奖猜题。这事惹火了中宣部，因为涉及中国与俄罗斯的外交问题，因此，中宣部把每一层把关的编辑人员撤职。但我们要问，这是怎么来的? 这就是由于前面这种又要政治正确，又要搞市场化的媒体发展空气下所产生的畸形现象，与少女捐肝与拍摄雨天摔车没什么两样。更深一层来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党跟国家的垄断企业，会造成权钱结合的怪胎，浮出表面的便是一种恶质化的媒体现象，缺乏专业与人性。 我常常这么看:今天的中国，进步、停滞、甚至倒退，是同时并存的。2006年的冰点事件中，媒体遭到整肃，龙应台及时的发表“请用文明说服我，致胡锦涛的公开信”，震动海内外共同起来声援《冰点》，一个月后，《冰点》保留了，但主编被撤职；事件至此似乎打成了平手，一比一或者零比零。 《冰点》虽然遭到整肃，但是，新闻媒体并未气馁，我们来看另一个桉例，2006年中国媒体出现了两大报导禁区，一是文革四十年，另一则是唐山地震三十年。虽然中宣部禁止唐山报导，但事实上却出现了大量的报导。我比较了这一时间新闻的出现量，文革的新闻报导确实被消灭殆尽，但各大网站却出现了唐山地震的专题，包括新浪、网易等等，还有活跃的个人博客。 原来，他们报导唐山地震的策略，是由各大网站和商业性小报一同发起“唐山寻亲”活动，报导当年获救的人想要寻找并邀请救助他们的医生或士兵，再度回到唐山去看看。这是一个以感情、人性为诉求的议题和征稿过程。中国传媒把真情、真话作为“唐山报导”的传播重点，用人情、人性、民意、民间、公益、公德、公众权利、政府职责等，构成当局难以限制的话语空间。 在大量的寻亲报导之中，就不期然的出现了尖锐的文字，《南方都市报》在这篇评论〈请让唐山市民正当哭一场〉之中批评了官方的仪式: “一大清早，武警就开始驱逐百姓。不获入场的只好站在警戒线外，甚至要用望远镜才看的清纪念仪式，一场应该属于他们的仪式。” 原来武警封锁现场的原因是胡锦涛要来，这样的言论其实非常大胆，后来还遭到中宣部严厉批评。但这次的报导竟然能够冲破了中宣部的禁令，也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混沌”现象。 另外一个有趣的桉例是，CCTV《新闻调查》的记者柴静采访我，做了一期唐山三十年的报导，但媒体领导本来根本不让此节目制作，柴静等人硬是突破禁令；但制作完成后，领导审查后仍不允许这则节目播出；柴静坚持领导看了这则内容后再决定；领导看完真的颇为感动，还掉下眼泪，但仍然板起脸，删除了一些较为尖锐内容，便也播出了。 播出后，中宣部领导打电话来关照，认为此节目违反禁令，表示要处罚，处罚的方式则是命令制片人再制作一个歌功颂德、颂扬社会主义的节目，要求在五天之内去唐山采访连带制作，下一周就得播出。于是六个编导车轮大战赶工出来，制作片人说:“恶心，实在恶心!”但接着说，“值!” 这就是今天中国传媒，进了两步，又退了一步，但还是进了一步，从这个具体桉例中，也许才能较为理解中国媒体的真正状况。 改变受到控制，控制却正在改变，我们在控制底下改变，也发现控制出现了改变，控制与松动其实是同时存在。   伍、网路的崛起   观察2007年中国传媒最新的演变状况，可以发现的是:官方的控制更精致化，政府越发精于公关操作。调查报导则陷入困境。2007年的调查报导比前两年都不如，被禁止的题目太多。但是，有一项另人特别关注的现象，则是网路媒体的表现十分惊人，远超乎我们意料之外。 例如，2007年济南“7.18”暴雨中的受难者，官方公布只有26个人，按照政府规定，灾难人数只能根据政府发布数据，不许媒体自行报导。但是，门户网站腾讯(大家更爱称它QQ)总部向全部的QQ网友下达召集令，请网友帮助寻找受难者的照片、事迹、影片，以及任何网友所看到的事件。当天晚上很快就收到网友的资料、影片，内容非常感人。我发现这是网路创造出的一种从来没有的调查方式，它的速度惊人，因为从来没有一种媒体可以这么快速地接近真相!这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网路时代、公民记者时代。这是未来可看到的一个希望。 另一个桉例是，QQ提出了一个“晒工资”活动给网友参与，目的是了解中国的工资情形，请每位网友公布他的年龄、工时、及工资等，就可以真正了解中国工人详尽的工资水准。我原来以为这里面会有人恶搞，结果几乎没有，共有1，388人参与，公布了1，000人左右，政府的数字不实就不攻自破。 进行网路媒体创意的不仅是民间的公民，也有正规媒体联手，很多在官方媒体工作的年轻优秀同仁也利用网路，大展身手。例如，柴静利用网路向公民收集豪华公共建筑照片，她的征稿启事是这样写的: 你从来不知道这个楼花了多少钱，也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告诉你，虽然这办公楼上亿的造价，是你这样的人每个月从工资里扣出去的钱，不够的话，它可能是你父亲养老的钱，是你母亲治病的钱，是那个每天在跟你眼前伸手乞讨的人本来应该得到的钱。你中考的政治题里有一道“公民如何行使监督权”？有什么意义？从明天起，如果你经过它，拿起你的相机，拍下来，或者用笔记下来传给我们。你是公民，也是记者。 这个帖子后来被《天涯论坛》转录出去，网友提供了非常多的照片，包括各级政府的豪华大楼，照片也很难造假，因为建筑物本身就是在那边，很容易核实。很多所得甚低的地方政府的大楼竟然盖得和美国的白宫和国会一样豪华堂皇！而这又一次让我感受到网路以及公民记者的力量，将会改写中国的新闻史。不过，很可惜，这件事并没有完成，因为中宣部开始对《新闻调查》这个节目和柴静发出严厉的批评与查处，禁止这个节目的制作播出，中央电视台同时点名柴静三十几次！网友只好质疑:“柴静被河蟹了？”(“河蟹”谐音胡锦涛所说的“和谐”，网友拿来借用，被河蟹了就是说柴静的博客被关闭，河蟹因此成为控制的另一种修辞。)   陆、结论   最后做一个小小的展望，中国传媒会走向什么地方呢?根据这张星空趋势图，应该有四种可能性。左上角的极左是倒退的可能性，目前几乎不存在，因为要从市场倒退到非市场，或者再回到文革时代，实不太可能。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近来几次的表现也让我有点忧心。左下方“金权共谋，听话发财”，也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既要赚钱，又要在政府允许范围内报导，往往放弃新闻自由来换取经济利益，这是目前重要趋势，未来也很可能继续如此。 第三种是将来中国如果发展成宪政社会，如香港、台湾，但毫无疑问的，一定会出现“市场万能，恶质媒体”，媒体炒作煽色腥的现象。无论如何，我们一要警惕不要回到极左最坏的可能；同时，我们当然要努力朝着右侧中部――也就是自由与责任的“公共传媒，自由负责”的方向前进，自由而负责是媒体永恒的命题，也由新闻人自己的良知所建立的；事实上，每一个传媒人从现在就可以开始做，并不必依赖政府。   （钱刚：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曾任《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本文原载于《台大新闻论坛》第七期，2008年7月，原文链接： http://ntujournal.typepad.com/files/7-3.pdf ）   【拓展阅读】 钱钢：黑幕就这样揭开了     （本文原载于2013年1月13日《明报》。）   2013年中国的首场风波，起于我曾工作过的《南方周末》，我不曾想到。一个多月前，我在香港大学演讲《十八大与中国政改前瞻》，希望政改从善待媒体、善待百姓起步，答问时有朋友认为过于软弱。未几，这“软弱”诉求便遭遇强悍对手。 这场风波被称“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其导火线，是《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特刊在制作时遭广东省委宣传部粗暴干预。各界抗议声中，新闻审查成众矢之的。 要读懂本次事件，两篇文章可供参考。一篇是著名媒体人程益中先生的《中共钳制媒体揭秘》，一篇是曾礼先生的《究竟谁删改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曾先生是派驻《南方周末》的审读员，他在事件中发博客反戈一击，提供了关于新闻审查的确凿证据。   中宣部“阅评”与“禁令”   确切说，内地并没有国民党时期那种成文的新闻审查制度。毛泽东时代，舆论一律，自不必论。邓时代，新闻改革曾被提起，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曾提出“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应当由报社自己决定”，但六四后媒体回到严控状态。江时代，对媒体的日常管制主要通过“事前禁令”与“事后追惩”。 我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担任《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见证了诸多“禁令”与“追惩”。禁令是在出版前规行矩步，追惩则是通过宣传部阅评组对媒体实施监控，发现“问题”则下令惩处。那时《南方周末》平均每年收到十多件中宣部“阅评”，上级（《南方日报》）领导每每心惊肉跳，接到阅评即招我等谈话，商量检讨或处分事宜。我就是在这种“阅评”累积到一定数量时，因一文惹祸而中箭落马。 广东省委对《南方周末》有过保护。我当值那些年，环境逐渐恶化。但那时，尚没有来自编辑部之外的事前审查。我在《南方周末》期间，参与过三期新年特刊策划制作。这三个特刊，是编辑部自主制作的。 程益中说，江时代后期，宣传部门的“禁令”已转入地下，不形诸文字。2005年后，控制加紧。中宣部继阅评制度后，又创立审读制度，向各重要媒体派出审读员，对媒体的内容实行刊前审查。同时，一批忠实的宣传官员被任命为报纸总编，严防死守。已经如此草木皆兵，对一些视为异己的媒体仍不放心。宣传部干脆跳到台前，对《南周》这样的报纸发威。 审读员曾礼先生披露，自从2012年5月新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到位后，对报纸的管制和监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南方周末》每期选题都要上报省宣，批准后才能采写；重要报道和社评，都要报省宣审阅后才能出。有一次报纸已开印才通知撤稿，结果印了十几万份报纸作废（另据南周朋友告之，2012年发生过4次报纸开印后停机销毁事件）。 2013年南周新年特刊的制作过程，实属当今内地新闻审查的活标本。这次风波中，《南方周末》新闻职业伦理委员会发布了新年特刊出刊过程，所列事实，班班可考，活画出新闻审查之蛮横粗暴。 我数次经历南周特刊操作，知道特刊是《南周》知名品牌，为读者关注，策划过程十分艰辛，在动辄得咎的舆论环境下尤其不易。本次特刊在2012年12月初开始策划，初步决定主题为“过河”。编辑部的方案报给总编辑黄灿后，一直没有回音，直到中旬，黄灿提议，以“中国梦”为关键词，明显是要迎上所好。   《南方周末》如何连挨五刀   12月23日，编辑部拿出策划文案，24日，黄灿将策划案送省宣审查。这是新年特刊制作中的第一次事前审查，这种审查还将反覆多次，《南方周末》为此身挨五刀：   第一刀：多个选题被否。26日，传来省宣第一次意见，意见似集中于“人物”。多篇人物报道被令撤除。 第二刀：新年献词两度送审。《南周》的献词原稿题为“中国梦，宪政梦”，黄灿不满意，修改，送审；奉命再改，再送审。31日的送审稿减至1000字，标题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 第三刀：大砍版面。31日晚，流程已到最后阶段，黄灿传达省宣意见，年度新闻事件盘点整个板块被删除。稍后又有指令，再有两篇文章被撤。编辑不得不对花近两小时重新调版。 第四刀：欲颠覆头版。在编辑做版期间，黄灿用手机拍摄头版版样，发给省宣审查。2013年1月1日零点前后，黄灿突然转达省宣最新意见：第一，头版大禹治水图格调偏暗，且易被外界做歪曲解读，要求换成一张航母的图片；第二，不能用“中国梦梦之难”这六个字作为特刊标题。听到这种意见，编辑的情绪几乎崩溃。预订签版定样时间早已超过，大改几无可能。最后经争取，大图保留，头版标题改成“家国梦”。 第五刀：最蛮横的一刀，发生在报纸编辑流程已结束后。1月1日凌晨3时，完工，特刊诸责任编辑集体署名签版、常务副总编最后签字出片，责任编辑们关闭手机休假。然而，天亮后，省委宣传部却召见总编副总编，责令改版，焦点是头版和献词。省宣提出在封面大图上增加一段导言，此事后来在网络上被传为系部长庹震亲自撰写。目前可知的情形是，导言由副部长口述、南周副总记录、手机短信发回送审，省宣改定发回见报（这段发生低级错误的文字，究竟经谁审定，仍不详）。另外，责令已定稿的献词第三度送审。审后的献词被删几十字、加入一百余字。惟一一处“宪政”字样被彻底消灭，加入的百余字包括“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等十八大报告用语（何人所加，亦不详）。1日晚，省宣再发指令，将封面标题改为“追梦”。在责任编辑、校对均休假不在班的情况下，南周总编、副总编二人只好亲自到出版室操作，落实省宣审查意见。 阅读本文的读者中，相信有许多传媒朋友。请问诸君，见过这样的出报流程吗？对内地的新闻控制，我不能说不熟悉，可是眼前的事实仍令我震惊！还有什么不在巨细无遗的管控之下？策划案、选题、题目、文稿、图片……一切一切，都必须唯“萱萱”之命是从，而报纸的记者、编辑、总编，都沦为被驱使的家丁。《南周》的员工，常连续数日不眠不休，不是为了提高报纸水准，仅仅是为了应付审查官的折腾。这样的折腾，一而再，再而三，经年累月，无休无止，一如噩梦。 《南方周末》是一件产品，一件商品，当然是特殊的商品；它是一家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当然，老板是党。可是，今天中国总算已有“现代企业制度”，试看今日之国企，还剩几家，上级党组织可以视管理层为无物，到企业指手画脚，恣意妄为？中国计划经济的痼疾，那些最陈旧最丑陋的东西，如今竟顽强存活在宣传​​管理系统中。   第一声​​“不”   南周事件的最大意义是揭开了黑幕。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新闻审查变本加厉，事前审查肆意横行，然而一切皆在黑箱之中。这些年，《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发出愈来愈多的叹息──报纸批评和监督的锋芒削弱了，许多重大事件的报道，南周缺席，版面上多了莫名其妙的官话套话。原南周记者李海鹏在微博写道：“我02年到《南方周末》，09年离开，亲眼见证它无一日不在严苛管制之下。一棵树，今日断其一枝，明日断其一根……”读者未必知道，正是那些事前审查的手，抹去了几多真相，禁锢了几多真言，掐灭了星星点点的思想火花。《南方周末》的员工们打落牙齿带血吞，哑忍已久，这一次终于走到极限。 他们的诉求有限，只是废除事前审查（出版前预审），要求编辑自主。经此一役，宣传部应有所忌惮，但任命听话的总编、禁令、追惩，这些手段将延续。兑现宪法第35条，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路还长。 然而毕竟开始了。体制内第一声“不”喊出来了，规模空前的博弈发生了。相信领导人会明白，何为利，何为弊，谁是给他们减分添乱的恶吏，谁是新政正渴求的呼应者支持者。真的，请从善待媒体、善待百姓开始，政改，不能再拖延了。   （标题为编辑所拟，原题“《南方周末》与新闻审查”）

“整体而言，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与支配者间的交互渗透与斗争，是相当激 烈 的，通过一次次的冲撞与测试底限，其目的虽然 不 是为 了 创造一个全新的体制，而是期望透过每次与支配者的交锋，在严密的新闻控制下，拓展新闻专业表现的空间。”     摘要：本研究主要援用JamesC.Scott，佐以MichelFoucault，对于“权力”与“反抗”的论述，并透过深度访谈法与文献分析法，探讨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从事新闻产制时的驯服与抗拒策略。研究发现，中国大陆新闻组织与管理机构当中，存在着接近圆形监狱的机制，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同时扮演着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双重角色。新闻工作者透过时空转换、责任转移、报导事实、合纵连横、反客为主、钻研漏洞等隐藏文本的抗争策略，期望争取更大的新闻专业表现空间。 关键词：抗拒、政治权力、新闻专业主义、隐藏文本   壹、研究动机与问题意识   古典权力观，总将权力视为少数资源，集中在某些特定人士手中，带有上对下的对抗权力意涵（李猛，1999）。而这样的论述逻辑，往往只是将媒体老板视为组织内最大、甚至是唯一会影响新闻工作自主权力的拥有者，新闻工作者则是被宰制的一方（Murdock，1982）。过去对于中国大陆新闻自由的探讨，也大都流于“民主”与“不民主”、“自由”与“不自由”的二元对立论述。 张文强（2002），认为上述的古典权力观，不能完全解释权力的运作，因而针对台湾媒体组织中权力运作，探讨新闻工作自主问题。以古典权力观为基础的新闻专业论述，在处理组织内部权力问题时，似乎于无形间简化了权力本质。在真实情境中，权力源自组织不同层面，细腻且多样性地发挥影响，且新闻工作者亦能展出相对应的权力抗拒策略。 中国社会结构随着改革开放演变，伴随着政治领域权力的减弱，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权力正在逐步成长，原先政治领域垄断一切权力的单级结构，正在向三个领域分享权力的多级结构转变，造成社会自由空间的出现和不断扩大（田中初，2005）。 中国大陆新闻改革的发展在此情境下展开，不管是陈韬文提出的“媒介的钟摆现象”（mediaoscillation；Chan，1995），陈怀林与陈韬文（1998）认为中国大陆所拥有的是“鸟笼里的中国新闻自由”，或是王毓莉（2010）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等论述，都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度正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做不同程度的推进。特别是在新闻舆论监督的表现上，出现了一些改革派媒体，即便在中国高度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环境中，这些具有新闻专业主义认知的新闻媒体，仍然能够有所作为。 张裕亮（2005）指出，中国大陆的报业，正从党国化，走向商业化、分权化、与集团化。赖祥蔚（2002）进一步提出，中国的一些具有市场化报业，在不公然挑战党国禁忌前提下，善加运用制度因素的变化，寻求有力的尝试性创新突破，也从而弱化了政权的控制。王毓莉（2009）从分析中国大陆《南方周末》的文本中发现，《南方周末》的内容藉由跨地区新闻舆論监督中，采取“多重消息來源”、“事实标准”、“安全选题”、以及“避免究责”等避祸策略，企图突围官方政治控制，而在跨地区的监督直接程度与监督具体对象方面，都有更直接批评的语径表现。 陆晔与潘忠党（2002）则认为，中国大陆新闻从业者建构专业主义话语的歷史场景，面臨党对媒体的控制、市场对媒体的诱惑和支配、以及专业服务意识对媒体自主的压力。由于不同的传统和推拉力量通过这些机制约束、促成、选择并固化各种不同的新闻实践，专业主义的意識形态在实践中，必然出现碎片和局域的呈现。 而从新闻实务界中，若干较市场化的媒体桉例，可以一窥中国大陆实务界对于专业主义的追求。财经杂志总编辑胡舒立，自从创办财经十馀年来，尖锐地挑战了中国言论自由的边界，当其它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很久之后，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一直到2009年才与新闻部多位高层，以与幕后股东因理念不合为由，陆续离职（连隽伟，2009年11月10日；Osnos，2009，July20∕方可成译，2009年8月1日）。而广州的南方报业集团中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屡屡冲撞体制，时常以“出格”方式从事新闻报导。 过去针对中国相对较市场化的新闻媒体产制相关研究，侧重在针对特殊媒体的新闻个桉进行叙事文本或内容分析的考察（武婧，2006；姜红、许超众，2008；孙旭培，2001年12月18日；高菲，2006；乔云霞、胡连利、王俊杰，2002年10月18日）。然而，这样的论述，不足以解释现阶段发生在中国大陆新闻产制端的种种现象。 本文主要期望援用耶鲁大学教授JamesC.Scott，佐以法国大学思想史首席教授MichelFoucault，对于“权力”（power）与“反抗”（resistance）的论述，发展出研究架构。并透过深度访谈法与文献分析法，深度访谈对象包括一向被认为改革派的南方报业集团内不同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以及透过中国大陆新闻学者的解读，期望更全面性与深入的了解改革派传媒，在面对中国高度国家权力控制下，新闻传媒在从事新闻报导产制时，新闻主管与工作者，在驯服与抗拒的过程中，发展出怎样的隐藏式抗争策略。 由于研究者企图了解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面对官方权力的隐藏抗争，在研究设计形成之初，便了解对于纯粹使用深度访谈法，未必能够得到问题的解答。原因之一，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将这些隐藏抵抗的敏感资讯揭露，恐有秋后算帐之虞 1 ；其次，新闻工作者对于境外研究者，可能存有部分戒心。为解决此一限制，本文发现一些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发表文章或报告，期间谈及采访争议性议题的桉例、或者部分大陆学者，针对新闻记者的研究发现，可作为研究的重要补充。因此，决定采取两种方法并行。 研究者尝试突破困境，透过前南方报业集团局内人的牵线，采用滚雪球方式，成功访问上海、广州、北京三地的13位受访者，其中包括8位新闻实务主管或记者（包含现任主管、卸任管理阶层、曾被整肃的卸任主管、与一线新闻记者），和5位具有相关研究背景的新闻传播学者。基于研究主题的敏感性，本文将受访者意见作匿名处理（见表1）。   表1：深度访谈对象一览表 访谈对象 （姓名笔画序） 职称或职业经历 访谈时间 访谈 城市 S1 《南方都市报》新闻工作者 2009.06.18 广州 S2 《南方周末》新闻工作者 2009.06.22 上海 S3 《南方都市报》新闻工作者 2009.06.18 广州 S4 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管 2009.06.17 广州 S5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者 2009.06.25 北京 S6 前《南方周末》新闻主管 2009.06.19 广州 S7 前《南方周末》新闻工作者 2009.06.19 广州 S8 《南方周末》新闻部主管 2009.06.19 广州 S9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者 2009.06.22 上海 S10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者 2009.06.26 北京 S11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学者 2009.06.26 北京 S12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者 2009.06.17 广州 S13 《南方日报》新闻工作者 2009.06.18 广州     贰、理论架构发展与相关文献探讨   本研究引用Scott在1985年《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oftheWeak:EverydayFormsofPeasantresistance）和1990年《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DominationandtheArtsofResistance:HiddenTranscripts）两本着作中（Scott，1985，1990），对于农民反抗与农民政治中权力的运作观察，并佐以Foucault规训与圆形监狱的分析，做为研究架构发展的主轴。   一、弱者的武器   Scott的研究重点，主要不在于农民的反叛与革命，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农民的日常反抗，包括嘲笑、讽刺、磨洋工 2 、开小差、装傻卖呆、小偷小摸、暗中破坏、流言蜚语等等。这些手段，被他称为“弱者的武器”（郇建立，2007）。 Scott认为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间，并非截然的顺从或反叛的对立命题，而是在不顺从与抵抗之间，有许多复杂且不同的动机与方式可以选择。而Horsley（2004，p.8）也指出，支配必然引发愤怒，而愤怒带来抵抗。并非所有被压迫者都拥有公开反抗的条件，如果知道公开罢工换取来的是永久性的解雇或入狱，工人会选择怠工（slowdown）等方式，无论资本家采取劳动或薪资控制，工人也会产生平等的对应，如：安静的抵抗等策略（Scott，1985，p.34）。 Scott在观察马来西亚农村后所提出的“日常抵抗”（everydayresistance），指的就是被支配者在缺乏公开的反抗环境下，只能私下采取“弱者的策略”，其反抗目的不是推翻整个压迫性结构，而是尝试在现有结构下，让损失降到最低，以维持其生存条件（Scott，1985，p.301）。而这些抵抗通常在小团体、个人中执行，如果是大团体，也会采取隐匿与伪装等方式，以躲避监视（Scott，1990，p.200）。 这类反抗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画、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路、通常表现为个体自助的形式、以及避免同权威发生任何直接的、象征性的对抗。此种做法，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风险（郇建立，2007）。Scott指出，弱者的反抗，也并非微不足道，限制了许多统治者的野心，缩小了国家的政策选择范围，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cott，1985，p.36）。   二、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   支配者从未绝对控制整个舞台，在权力运作的网络缝隙中仍有缝隙。从属者与统治者的互动间，可区分出“公开文本”（publictranscript）和“隐藏文本”（hiddentranscript；Scott，1990）。 Scott指出，农民运动的抗拒手法，是避免公开的与权威结构产生冲突，但终究可达成抗拒的目的。他认为过去相关研究的取材，皆来自于大量的公开档桉或官方的文本（officialtranscript），官方文本中，被支配团体的表现、动机、与抗拒行动的解释，受到主流菁英分子的影响，无法清楚地反映出被支配团体的行为，因为被支配团体往往也会隐藏其意见，使其不呈现在官方的文本或档桉中。公开文本指的是支配者与其宰制的从属者之间的公开互动言行，如：佃农虽然会在背地里咒骂地主，但在地主面前又必须表现得必恭必敬，所以如果只是观察这些表现在外的公开文本，无法掌握两者间权力运作的精髓，只有从隐藏文本观点切入，才可以找到隐而不显的抗拒行动（Scott，1990，p.2）。 Scott指出，权力越不平衡，则公开文本越容易接近刻板印象，他认为尽管支配者从未绝对控制整个舞台，而且在权力运作的网络缝隙中仍有缝隙，但是从属者的行为，经常还是照着支配者希望的方向走。所以如果只观察支配者与从属者间公开文本，很容易落入霸权理论（hegemony）所主张，受支配者乃是受到支配意识形态洗脑，因而产生志愿性的服从现象（Scott，1990，p.2）。 由于Scott不相信公开文本是权力交锋的全貌，所以他提出了隐藏文本的概念，他认为如果公开文本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在舞台上的表演，那么隐藏文本就是发生在幕后的论述与行动，而且此部分是权力所有者，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他认为如果要了解权力的运作全貌，更需要去观察被支配者在隐蔽处的“下层政治”运作，亦即被支配者如何伪装、如何发展、又和公开文本间有怎样的关联（Scott，1990，p.4）。 Scott认为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之间，是不断斗争的区域，而非一面实墙（Scott，1990，p.14）。不过，Scott也提出，这并不是说公开的言行，便是虚假的，而隐密的言行才是真的，更重要的是研究两者之间，如何互相界定、交互渗透与斗争的过程。 此外，Scott曾提出“测试底限”（testingthelimits）的概念，说明被支配者的容忍度到怎样的程度？然后为了生存，这些从属者会按照统治者所订下的规范，游走在其边缘，尽可能不去碰触底限，他称这样的阳奉阴违做法，只是表面上看起来象征性遵从，但却很技巧地达到抗拒的目的（Scott，1990，pp.193-196）。 Scott隐藏文本的概念，被认为呼应了Goffman（1959）以戏剧的概念，解释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模式，提出的台前与后台比喻。只不过，Scott透过田野调查，提供了实务上的策略，他将其形容为“政治伪装的艺术”（theartsofpoliticaldisguise；Scott，1990，p.136），将避祸伪装分成三种方式（pp.140-156）：（一）匿名手法（anonymity）：包括使用流言蜚语（gossip）、谣言（rumor）、匿名的威胁与暴力、匿名信、以及匿名的群众反抗来达到反抗的目的；（二）委婉手法（euphemisms）：透过隐约的方式，来呈现修饰过后的讯息；以及（三）发牢骚（grumbling）：发牢骚的目的，往往不是简单的个人意见表达，而是企图去给菁英的压力，并且保持某种程度的模煳性（acertainvagueness）。 回顾相关研究中，Scott的“隐藏文本”与“公开文本”概念，常被运用于从事各种文本的研究，如：圣经、法律或公听会中文本的隐藏性（Blommaert，Bock&McCormick，2006；Horsley，2004；West，2000）。该理论也被运用于针对不同族群，如：外籍配偶、空服员、澳洲大学学术工作者、外来移民，在从事日常工作时，抗争的隐藏文本（沉幸如，2003；张贵闵，2007；Anderson，2008；Murphy，1998）。以及从组织传播角度，藉由弱者的武器与隐藏文本概念，分析员工在情绪劳务中的认同、权力、隐藏文本、策略性互动等（Tracy，2005）。众多文献中，相当缺乏将Scott理论，应用在传媒研究的领域，只有针对电影《贫民富翁》的研究（余韬，2009），以及李小勤（2007）的新闻相关研究。 李小勤（2007），在文中曾提及Scott“隐蔽的脚本”（hiddentranscripts）和“公开的读本”（publictranscripts），但最后以“传媒越轨”（mediadeviance），作为研究主旨。该研究指出，“传媒越轨”表现在意识型态发生松动的非民主社会中，传媒报导与权力中心意识形态相背离的议题，不过，这些议题通常是权力弱势群体所关心的议题。 李小勤只针对《南方周末》对于农民工的报导与再现，做为政治话语越轨框架的研究，从传媒对农民工报导的正面、中立、负面，指出越轨策略的方向性变化，并指出三种传媒报导农民工新闻越轨的包装策略：红灯停、打土围子、见木不见林 3 （李小勤，2007）。 针对Scott理论的应用，金光亿（2008，页15）提醒，多数西方社会学者认为，国家与社会是对立的。但东方国家的历史较长，老百姓具有强烈主人意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批评国家，但是有一种情感是始终存在的，那就是“这是我的国家”，地方所寻求的是要确立自己的社会空间，并不是反对国家，所以应用上要充分考虑社会的历史、结构、传统等。 虽然，郭于华（2001年11月27日）认为，底层群体的农民，面对强大而严密的统治阶层，对立的双方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可以称为对抗性的对立面，因而弱势一方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赵鼎新（2007，页14）也从社会运动角度认为，Scott弱者的武器理论过于静态，并无助于理解社会运动或革命发生的整体原因，应进一步探讨如：“在什么情况下，受压迫群体的日常抵抗将转为政治诉求？”等问题。 然而，本研究探讨的范畴，并非一般社会运动，对于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而言，新闻管制被视为政治管制的一环，一时之间，很难发生体制上的彻底变革，因此，本文无意探讨新闻界是否本质上反对国家，或者何时会产生政治诉求的行动，而是试图借鉴Scott隐藏文本的抗争策略角度，观察长期受到政治权力控制下的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如何追求新闻专业主义的表现。   三、 Foucault“规训的权力”与圆形监狱   Foucault希望探讨的不是以往那种由上对下的传统式高压的压迫统治权力，而是主张权力也是可能产生由下对上的抵抗，是一种存在于自身运作范围内的直接生产作用。Foucault认为应将权力放在其它权力关系的网络中分析，他将权力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行动模式，因为权力只能在行动中存在（Foucault，1994，p.236；转引自高宣扬，2004，页173）。而“规训机制”和“监狱制度”，即为权力运作的方式与场域。 Foucault指出，权力规训有几个特点：首先，权力不可被特定人、阶级所拥有，或是被一方独占有，而是存在于所有社会关系中。权利是动态的、流动的，并非静态的。其次，权力不只是压迫性，也是生产性的。第三，权力存在于微视面的日常生活，强调微细（capillary）分散的权力观，反集中化（汪育如，2005，页21）。最后，有权力，就有抗拒。Foucault认为，权力并不如传统认为集中于一个中心点，而是有对抗，应该在“力”的范围内，分析权力机制，这样可以摆脱长久以来，迷惑政治思想界的君主，也就是“法律体系”，从力的关系内在的战略出发，去研究权力机制（Foucault，1978／尚衡译，1992，页74-82）。 然而透过规训，却依然会产生反作用力，现代权力机制为消除此一潜在危险，设计了监狱制度（黄煜文，1978，页175）。Foucault以英国哲学家JeremyBentham设计的“圆形监狱”为例说明，透过圆形监狱的掌控，将罪犯彼此之间作隔离，却又能够在同一个空间内以方便监视，透过种种曲折的通道与光学设计，被囚禁者甚至看不到监督者的影子。透过监视者与被监视者不对等的设计，不但能够预防被监管的人有串通共谋的危险，还能避免权力来源直接遭受反抗（Foucault，1977／刘北城、杨远婴译，1992a，页200-201）。 Foucault将此种环形敞视的监督系统，称为“权力的眼睛”（Foucault，1994；转引高宣扬，2004，页198），就此产生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的现象，在此机制下，甚至连监督者（典狱长或狱卒）自己都会被观察。监督者自己也与圆形监狱这个机构拴在一起，成为了权力运作的一个必要齿轮，而监督者也承担起这种实施权力压制的责任。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施加在自己身上。自己也成为了管制下最直接受影响的人（Foucault，1977／刘北成、杨远婴译，1992a，页204）。 此外对于自我产生监视效果，Foucault也曾讲述一个精神病桉例，说明精神病人受到了规训，但却不是透过刑具，而是透过了话语，把恐惧移至管束对象的内心，使这种罪过变成秩序的一部份，使负罪感成了疯人自己的意识。换言之，这种罪过使得疯人变成永远可能受到自己或他者惩罚的对象。承认自己的客体地位，意识到自己的罪过，疯人就会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主体。也就是说疯人透过把自己变成他者的客体对象从而恢复自己的自由（Foucault，1973／刘北成、杨远婴译，1992b，页216-217）。 张文强（2002）从Foucault的权力观出发，以封建采邑的概念研究台湾的媒体组织，认为媒体工作者对组织与新闻专业的效忠，以及主管、老板提供的庇护，形成一种封建式的权力关系，权力可透过各阶层的管理者扩散出，达成更为严密的管制。 而中国政府对于新闻业的管控，在1978年以前相对紧缩，主要是为了稳固统治。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闻媒体控制，在1978年至1989年，是管制相对宽松时期，然而八九民运发生后，对新闻媒体则采取了新的管理方式，采取更聪明、更隐蔽的措施（何清涟，2004）。在进入网际网路的资讯公开化时期，中国政府的政治控制权力在新闻事业的运作，更加复杂与细致。而中国的新闻媒体一方面需要回应政治权力控制，但是新闻专业精神的发挥，在中国大陆的新闻业中，也正兴起。 本研究认为，Scott的理论适用于，探讨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二元主体权力交互情况，对于解释中国传媒组织中，存在政治权力者、媒体主管、一线记者三者间关系，与可能产生的自我监视状况，有所不足。而Foucault的权力论述，则着重在分析支配者如何“驯服”？被支配者是如何“被驯服”，以及如何让支配者无从反击，但实际上中国大陆的传媒环境，仍存在着下对上的抗争情形，这种抗争存在于媒体与国家机器、媒体与消息来源、传媒主管与记者，各种不同权力关系中，而Scott的抗争论述，正好可以补足。因此本文决定以两者做为研究架构的发展。 然而，权力关系的各种面向，相当多元而复杂，但是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聚焦在：国家机器与新闻机构间权力关系、国家机器与新闻主管间权力关系、新闻主管与一线新闻记者间权力关系、以及新闻工作者（主管与一线记者）与国家机器间的隐性抗争。进行以下研究问题之探讨：   研究问题（一）：中国大陆的国家机器，如何控制新闻媒体？ 研究问题（二）：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在驯服抗拒之间，扮演怎样的角色？ 1.“圆形监狱”的全景敞视主义与自我监视效果，是否产生在新闻媒体的组织与管理阶层中？ 2.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在权力运作的规训机制与圆形监狱中，扮演何种角色？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角色？或是双重角色？ 研究问题（三）：新闻媒体工作者，如何实践新闻专业的抗争策略？ 1.中国的新闻媒体工作者，其抗争策略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表现与执行为何？ 2.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与支配者间，交互渗透与斗争的过程为何？如何测试底限？   参、国家机器对于新闻媒体的控制   本小节无意对中国新闻控制，做全面性的检视。主要透过了解中国大陆政治体系，经由怎样的规训化机制与策略，对新闻体系行使控制的权力，藉以作为对新闻工作者所处环境的认识，协助读者进入本文的研究重点。以下针对研究问题（一）分析中国大陆的国家机器，如何控制新闻媒体。 改革开放前，媒体的报导对于政府而言，只是党的权力在媒介中进行延伸和反应（张志安，2010）。中共中央以集权的管理方式，媒体的组织与运作由各级党委直接掌控，媒体只要考虑政治宣传，不用顾及经济效益（王毓莉，2010）。改革开放后，传播媒体得到新的改革与属性定位。1998年总理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视察时，曾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13日）。新闻业顺势而变，从报导方式到社会功能认定的转变，从文本形态到价值面，中国大陆新闻业，已与30年前大不相同（张志安，2010）。 中国大陆主管新闻言论的机构，由上而下为中央宣传部至各省市宣传部。中央管理新闻传播较严谨，部分地方则较有弹性。中央级的媒体新闻，最常受到审核的控制，或是遵守中央的规定，必须规避敏感及负面的报导。像是《新华社》的内参 4 ，在某种情况下，也许会决定一项党的政策，或是一项法规要不要立法（张志安，2008，页50-53）。 然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对媒介的管理与规制，一开始倾向只作宏观的原则性规定，但近年来，日益演化成越来越微观和具体的管制，如：针对具体个别的媒介内容，进行干预。与中国形势大好的经济领域的改革，正好相异（胡正荣，2007年4月15日）。受访者（S3、S4、S7）指出，中国的传媒面临的管制，是随着政局与政策而持续变动，时松时紧，在夹缝中求生存，并且找寻任何可能与言论空间，进行博弈的机会。 至于地方媒体的新闻控制上，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媒体”间的三角关系。而曾华国（2006，页225）研究也指出，由于问责制度下，地方首长希望保住乌纱帽，因此地方宣传部长背负着，不要出乱子的责任。为了粉饰太平、不惊动中央，地方政府倾向控制新闻来源、对中央级媒体不友善、以及希望地方媒体不报自家省内丑闻。 受访者指出，出事的单位就算第一时间来不及阻止记者采访事件，但从采访后到完稿刊登，有足够时间让相关单位找关系，反应到上层，因此记者从地方采访回来后，往往禁令随之而至（S1）。而当地方首长没有拦截到新闻稿时，在下达禁令时，往往以红头文件 5 或拨电话来执行（S8）。过去常以红头文件下达禁令，近几年的大都直接电话打进编辑部，且不准录音，一方面可以不留书面证据、另方面控制可更即时与直接（S5、S8）。 而政府对某则新闻下达的禁令，往往没有解除的期限，媒体只能等风声过后，再找机会报导。如下来的是指责媒体的文件，那么报社内部有专门的委员会要负责处理写报告（S2）。至于处置媒体的手段，有针对个人与组织。如：因报导西藏问题，《南方周末》主管遭到中宣部直接点名，必须退出第一线工作，且不能任正式职务。中宣部甚至曾经规定南周内部人员，禁止接受外媒采访，甚至派两名员工长期进驻报社，监管内部一举一动（S7、S11）。 除了前述直接而明显的新闻控制外，尚有多重规训化的机制与策略，如透过间接迂回的手段：使用通稿、公关施压或说情、视线转移、及封口费的方式，来进行新闻控制。 报导湖南嘉禾高考舞弊事件 6 中，中央政府高层领导，要求湖南省内的一切媒体，立即停止对此事件丑闻的一切正面和反面报导。全国媒体只能采用《新华社》的“通稿”，并且召回所有在湖南采访的记者，使得《长沙晚报》记者所写的5，000字稿件难以发表（孙旭培，2004）。 其次，政府直接明目张胆地使用“公关施压或说情”的手段，来阻碍对自己不利的负面报导消息。与我们一般认知沟通、建立形象的公关不一样，在这里具有粉饰太平的负面意味。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庄殿军，也有过类似“被公关”的经验。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在2003年播出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境内涌泉村，五天内连续三个农民连续自杀的事件调查新闻时，省委书记来电话“关切”（赵华，2008，页42-43）。 此外，社会普遍存在“说情风”，上海媒体《外滩画报》对于平安保险公司进行长达半年的追踪报导，保险公司对于该报即将进行的负面报导，希望当面向报社“沟通”，甚至提出和报社合作的可能，但都被该报社一一拒绝。最后保险公司找来相关官员向报社进行关说，仍然被拒，但最后仍因不可抗拒之因素，终究未能刊登该篇报导（耿瑛、鞠靖，2010，页68）。 至于“视线转移”，此种方法是以团体采访为名，转移记者的注意力。2000年，河南洛阳大火采访的记者指出，上午八时记者接到宣传部主动来电，说明省领导要看望家属，并发表重要谈话，请各地来的记者们，于九时整随车出发，记者在车上不断询问是哪位领导要来？陪同者却闪烁其词。车子绕行许久，少数记者要求下车转移采访阵地，只剩下几名坚持留在车上等领导出现。少数记者前往洛阳酒店，准备采访国家安全生产专家人员时，赫然发现许多高级轿车停在门口，经查原是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正在20楼会议室，针对火灾一事开内部会议。记者们才恍然大悟，宣传部派采访专车，是在转移记者视线（田中初，2005，页216-217）。 此外，用红包贿赂收买，或是俗称的“封口费”，也是权力对于媒体的一种控制方式。越是富有、或与政商关系越好的媒体，在舆论监督上的表现便越弱，在商业化利益诱使下，有些记者会去领厂商红包，或是参加有利益性质的记者说明会，媒体们俗称此种会议为“吹风会”（S5、S7、S11、S12）。“红包”或“车马费”成了新闻圈的潜规则，实际上不合法。这样的潜规则在媒体当中也不容易被揭露，因为大部份的记者都默默认同行内不说行内的事。没有拿封口费的记者碍于陋习，也不会去揭发其它拿了红包的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受访者（S2、S5、S10）均提出，不同地区新闻管制松紧程度也有差异。广州、上海、北京之间差异很大，此与当地发展历史和权力结构有关。如上海是新闻重要的发祥地，同时也是1960年代文革思想发源地，所以意识形态的控制，一直都是比较紧的，以偏左的意识形态，来遮掩经济的偏右，管制常比北京更严。广东的地理位置特殊，媒体不报导，隔天香港的媒体也会报导，且当地领导人也较开明，因此新闻氛围较开放，也因此孕育出《南方周末》，这样批判性相对强的媒体。 然而国家机器对于新闻控制的力量虽大，如同Foucault所言，权力是生产性的，也就是说越多的压制，反而往往会造成更多欲禁制的内容被陈述。透过规训产生的反作用力，出现在跨地区新闻舆论监督的报导类型、以及来自于网络媒体的压力。中国大陆对于新闻媒体，从中央和党的控制至地方保护主义的控制，是严谨而且较难突破。跨地区的监督报导方式，游走在中国政治体系的边缘，报导其它地区既不受到控制，也能避免红包或是广告的利益考虑诱惑。 整体而言，中国大陆政治体系对新闻体系控制权力的行使，对于中央级媒体采取自上而下严密的控制，地方媒体则在地方保护主义之下，接受来自中央与地方政府，双重的权力控制。除了直接的新闻控制外，还包括多重规训化的机制与策略运用。   肆、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在驯服与抗拒之间扮演的角色分析   以下针对研究问题（二），分析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在驯服抗拒之间，扮演的角色。 中国政府的权力分配，或是媒体阶层的权力分配，其情况自然比环场监狱的理论假设，还要来的复杂许多。因此若以Foucault的理论分析媒体，应着重分析组织组成中，每一个环节的权力施展，如政府对媒体、地方领导对媒体社长、总编辑对记者等等。若政府是监督者，媒体就是犯人。如果用在媒体编采部门的话，那么官派的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如：社长、总编辑，就是扮演着环场监狱中监视者的角色，而基层记者，则是被监督的犯人。   一、新闻媒体组织与管理阶层中的全景敞视主义与自我监视效果   中国的新闻媒体经过长久管制下来，许多新闻工作者心中，已存在着“度”的概念（段功伟，2010；张志安，2010；黄缨杰，2010；赵华，2008）。“度”在中国媒体术语，指的也就是“红线”、“尺度”的意思。也就是说随着被管制经验的增加，媒体已经很熟悉政府的议题尺度，因而不等权力前来干预，自己便会严守规矩。就如同Foucault环场监视主义论述所言，犯人知道自己正被监视，因此不敢轻易做出任何踰矩的行为。 部分受访的管理阶层（S3、S6、S7）表示，中国媒体工作者的自我监督，确实存在，而此机制甚至是报社经营下去的必要条件。在踩到底线之前记者必须要有所拿捏，冲动的记者虽然较有冲劲，但往往分寸也拿捏得不好，此时身为媒体主管，出面说服与协调变得十分重要。 此外，媒体在选题上，也产生自我设限的偏向情况。媒体中对科学文教类的报导题材偏多，主要不是因为此议题特别重要或受市场欢迎，而是由于政治与社会议题，通常敏感性高，不好碰触（S1、S6）。 上述管制阶层的痕迹，事实上在媒体单位中似乎屡见不鲜。赵华（2008，页29，101）针对央视节目分析便指出，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也曾停止记者已完稿的调查性报导在《新闻调查》节目中播出。其过程是该台长预先揣摩上意，不等权力者发布报导禁令，便从经验上判断播出后，应会被惩处，而自行停播，产生自我监视的效果。 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Foucault所说的全景敞视主义与自我监视情况，在中国大陆媒体组织与管理阶层当中，确实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会顺从压迫，在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前提的情况下，有些媒体还是会有所抗拒，将于后文中说明。   二、新闻媒体管理阶层扮演的角色分析   中国媒体组织内的权力布局与人员编制，比起前述监狱的分工，更加复杂。中国大陆媒体的权力者从最上层的金字塔尖端开始，往下绵密的安排各种权力的管制，如此分工不但使得管理更容易，对于报导内容的管制也更为严密。中国大陆媒体的内部，采取三个阶层的管理机制。由上而下，依序是：主编（高阶）、主任（中层），记者（基层）（肖经栋，2010，页78，85）。主编与主任，则同属于媒体中间管理者的职位。 媒体中间的管理阶层，实为对上对下的双头角色，扮演居间的协调者。上级往往透过电话，或是各种正式、非正式的文件对媒体下达禁令。如果报导出了问题，媒体主管便需要出面对上做“检讨”（S8）。一如何清涟（2007，页255）在论及南方报业集团的主管任务时指出，向上级主管单位写检讨，是《南方周末》总编辑必练的基本功。 中国大陆媒体常被要求和政府站在同一条线上去解决问题。但新闻媒体通常在挖掘新闻议题后，发现事件多为民间抵制政府的角度，一旦报导，便容易违反中央的决策，反之，如完全遵循中央决策，则引起民众反感。此时管理者居中，一方面基于新闻专业，须让记者继续从事报导，另方面又得从旁了解与厘清事件状况，协助政府透过沟通，化解问题（S1、S3）。 但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Foucault所假设的环场监狱的情况，新闻媒体主管，除了身兼管理者与协调者的角色以外，在媒体这个“监狱”里，犯人有可能跟管理者，站在同一阵线抵抗上级权力压力。也就是说，在监狱的想象里，管理者总是帮忙对下压制犯人，但是在新闻媒体这个行业，新闻记者有时往往能够取得管理者的庇护，不总是需要听命于权力。一位受访记者（S3）即表示：“昔日记者和编辑争取采访权，是一种常态，记者拿出一个麻烦的稿子，编辑爱死了，因为你是行使了报社的权力和义务，因此当你受到一些处罚时，大家都能理解，但不会因此让你丢了工作……” 在中国媒体组织的环境里面，管理者确实难为。受访者以《南方周末》历任总编辑举例，新闻主管本身的信念与态度，影响着其站在官方、或是站在一线记者多一点（S8）。在不同的领导风格下，记者所能发挥的舞台，也会有所变化。 一位曾担任《南方周末》与《南方都市报》新闻部主管的受访者认为，他会要求第一线的记者不要自我审查，因为后面的审查已经够多了，这不该是第一线记者要管的事，往上更高层，自然有人会做处理或对外解释的动作（S6）。因此，在受到长官庇护的前提下，受访记者（S13）便表示，之前曾经采访某银行行长打人的事件，行长威胁要打给市领导，该记者与编辑讨论后，还是决定先发稿出去，他认为南方集团的报社，还是比较有理想性，批评下来时，只要不是重大失实问题，来自内部压力不大。 《南方都市报》报导孙志刚7在狱中被霸凌致死的事件，激起了中国大陆舆论的哗然，最后导致国家废除了收容制度，广东政府领导也因此被认为有缺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前社长范以锦，在此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则偏向保护记者，对上级做出抵抗。受访主管（S8）说，南方集团是依照逐一题材与政府进行博奕，透过控制情绪与发挥理性，想办法将报导拉回新闻本位。 综合上述，新闻媒体的中间阶层主管，实担负着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双重任务。如果报导出了问题，除了帮忙上级管制下属，有时还要原则性地保护下级，帮忙对上抗争，才不会使得下属心生不满，影响到媒体的运作。然而不论是面对从上而来压制的力量，还是面对从下升起的反抗力量，中间者都首当其冲。《南方周末》因时常抵触政府禁令，编辑主管屡次遭政府撤换。有些新管理者上任后，无法获得底下员工认同，此时记者会采取较为抗拒的态度（S8），在管理者没有充分取得协调的情况下，《南方周末》便爆发过大批记者的出走潮，此事件看在许多资深记者眼里，依然觉得殊为惋惜（S2）。 至于在新闻媒体管理阶层驯服、抗争策略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方面，由于新闻媒体管理阶层，面临对上（国家机器）、对下（基层新闻工作者）的双重角色，因此，在双头角色上，都有驯服与抗争的作为。在媒体工作者的行为与新闻文本的呈现上，所谓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实为一体两面的存在关系，公开文本背后，隐藏了行为者想要表达的隐藏文本。 当新闻媒体管理阶层扮演被支配者角色时，其实是跟第一线新闻工作者站在同一阵线，做出抗争策略，与基层记者站在同一战线，使用隐藏文本的手段，来达到抗拒的目的（详见第伍部分分析）。   伍、新闻媒体工作者实践新闻专业的驯服与抗争策略分析   处于第一线新闻媒体工作者，看似在权力生物链的最末端，必须向支配者驯服，然而在新闻实务的运作上，也不难发现第一线的记者，或者单打独斗，或者与媒体主管共谋，出现对国家机器抗争的行为。以下针对研究问题（三）：分析中国的新闻媒体工作者，其驯服、抗争策略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表现，以及其与支配者间，交互渗透与斗争的过程。   一、新闻工作者抗争策略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分析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向是中国社会各个领域规避、软化、抵抗上级政令的有效方式。新闻记者面对权力支配时，往往主动适应，透过临场发挥或报导资源，来达到抗拒的目的，而非一味的退让（田中初，2005）。 新闻工作者往往在从事抗争策略时，公开表现的是接近驯服的公开文本，而其骨子里所隐含的，是具有抗拒意涵的隐藏文本。在此本文以隐藏文本的分析架构为依据，汇整出一套属于中国大陆媒体工作者的避祸抗拒策略，分别为：“时空转换策略”、“责任转移策略”、“报导事实策略”、“合纵连横策略”“反客为主策略”、及“钻研漏洞策略”六种策略。并将每个策略的实施方法，分析如下： （一）时空转换策略 中国大陆对新闻的管制，呈现时松时严的状况。时空转换意指，运用采访与刊登报导的时间与空间策略，来突破新闻控制的限制。 1.等待时机法 各种国内外的重大事件，都会影响到当时中国有关单位，对于新闻管制的松紧程度，例如奥运时期外国媒体增多，所以管制相对开放。但待奥运结束后，正好遇上世界金融风暴，局势不平静，所以又再管制，待平静后又会再开放。故针对某些重大新闻，以南方报业集团为例，即使禁令已经发下来，通常还是会要求记者把采访作完，先储存起来，等待中央级的媒体发布，再赶紧跟进，或是等到禁令较松时，再将报导发出，上述种种进退的考虑与作法，皆是为了避免冒险冲撞（S2、S4、S6、S13）。另外肖经栋（2010，页121）也指出，《江南都市报》新闻部主任张宁，在《南昌晚报》任职时，针对南昌淹水问题，有系列监督报导的想法。但由于涉及南昌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批评，因此他先暂时搁置调查好的报导，后来转至隶属于江西省的《江南都市报》任职时，便可以不受南昌政府的管制，将先前想法付诸实行。 2.见缝插针法 有时记者报导被禁令牵制住，但一旦情势改变，便能把握时机，将许多不能被报导的讯息，偷渡进报导里面。如《21世纪经济报导》资深记者左志坚（2010，页226）指出，该报曾经想报导上海市官员贪污腐败的相关桉例，但当局严令不准报导，于是他们便将稿件暂且按住不发。几天后，因别的桉子，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孙路遭到司法判决，便赶紧趁着写孙桉的时候，将本来不敢报导的消息，通通隐晦地写了进去，成功偷渡了本来被禁止的桉例。 3.减少权力反应的时间 到现场进行实际采访需要充分时间，但在中国大陆，往往记者到当地采访之前，就已经被上层权力单位知道，接着该单位便会要求报社召回记者，禁令马上跟着下来。因此减少权力反应的时间，也成了记者顺利报导的一种手法。 过去任职于南方报业集团高层主管便表示，一些禁令或重大事件，媒体可以抢在有关部门通知或禁令到达之前，把报导发布出去。如检察院的桉子后续，可能会送到法院，但通常法院的桉子，都会规定要等到审判结束后，才可以进行报导，记者就会利用开庭前空档，把报导刊发出去。这种媒体操作面的技巧，在平面、电子与网际网路媒体都适用（S2、S13）。 值得注意的是，网路的兴起，似乎更有助于抑制权力反应。有些引用网路消息的报纸，当天采访，当天出稿，报导速度迅速，报导往往在官员还不知情时，便已刊登出来（S1、S2、S3）。 4.版面乾坤挪移法 媒体编辑有一种隐藏文本的编辑手法，即利用报纸各个版面不同空间，把会被政府盯上的重要新闻，排在报纸不起眼的地方。受访者当中一报纸主管，便提到观察中国报纸的时候，不要只考察头版头条，因为头版的内容，往往都是跟政治妥协过后的产物，有时反而是监督力度最弱的文章（S2、S8）。 《南方日报》记者段功伟（2010，页139），在《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的报导当中，便采用正反双方的说词，把与官方口径不同的报导，放在较不起眼的第三版，以免让官方或外界指责是“添乱”或“帮倒忙”。最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果然他们放在第三版的报导说法才是正确的。这便是善用了一些“隐藏”的技巧，使得报导得以发声。 陆晔（2003）研究指出，另一种抗拒策略，则是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将集团内媒体做“任务性”区隔，形成“母报对上，子报对下”；或者在同一份报纸上把版面分割，一部分版面对上，另一部分版面对一般民众。达到所谓的“两老满意”，此种变通方式，既不冒任何抗拒宣传管理的风险，完成自上而下的宣传任务，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媒介自身的利益。 （二）责任转移策略 为避免自身或引述的消息来源，被秋后算帐，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转移自身责任，以规避责罚的方法，便应运而生。 1.隐匿消息来源法 受访者（S1、S10）指出为使自身不受到权力的报复，记者将有争议的新闻来源隐匿。如中宣部公布禁令，不允许转载《南方都市报》网路报导，其它媒体若欲转载，势必会面临风险。然而南方报系内的小媒体，可引用《南方都市报》作为消息来源，而其它媒体就可以引用小媒体作为消息来源，如此最后媒体在引用消息来源上，便不会出现《南方都市报》关键字眼，藉以模煳原始消息来源。 有时权力单位规定，实体媒体不得被转载时，如《南方周末》会将消息放在南方报系的网路上，此时其它媒体要转载《南方周末》的报导，就可以改以转自网路的名义，而不违反规定（S13）。此外曾任职南方报业集团的受访者（S7）指出，报社一开始在文章上为编辑者挂名，但此制度后来取消，有时也模煳化报导的时间、地点，目的是为了保护采访记者。 2.转换消息来源法 将消息来源转换他处，使得自己不会成为第一的带头揭露报导的媒体，自然也能避免遭到究责。通常受管制相对不严的媒体，也就容易收到其它消息来源所提供的报导题材。如有一件新闻《新华社》记者早已知悉，但碍于政治岗位不便报导，此时便可以私下将消息来源分享给当地媒体，等当地媒体一报，《新华社》便可跟进报导，且不用冒政治上的风险，因为这时，报导的不是他们，他们“只不过是跟着报”罢了（S1、S5）。 另外，网际网路的兴起，也提供了新的博奕筹码给传统媒体。《南方都市报》的“网眼版”，若某件事件事涉敏感，可能无法报导，记者编辑可能会自己上网站发帖，引发讨论后，再以网路热帖的名义来报导，其实很多桉例都是记者自己做的（S9）。这就是利用事实不可以报导，但谣言可以报导的漏洞，将消息来源顺利转换成不好攻击的目标，顺利躲过受罚（S5）。 （三）报导事实策略 1.强调新闻事实法 涉及批评性报导时，报导过程必须将各个新闻讯息进行平衡客观的梳理，以确保事后官方追究时，能提出有利的报导事证来保护自己（S2、S10、S12、S13）。也因此，像经常被官方盯上的南方报业，内部就规定，报导不能再用“据记者了解”等类似的模煳字眼，必须把资讯源交代清楚，以此来规避一些事后审查的风险（S2、S13）。“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决不说假话”成了《南方周末》的一句经营口号。如此一来，有关部门就算想要打压，也不知从何下手。 其中从事新闻编辑工作的受访者也表示，只要把事实报导出来，不一定要站在哪一边，而且政府官员也抓不到你的把柄。如报导某人因为某事被抓了，却绝不谈他被抓对不对。只说政府准备推什么政策，但绝不论政府推这个对不对。其实阅听众都是聪明的，只要媒体把讯息播报出来，不用媒体去表达立场，他们就能知道（S1、S6）。 2.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生存本事。古代因为不能直接得罪皇帝，因此就算不赞同，写文章时也得包装一点东西，如此透过较隐晦的方式，进行打游击、曲里改旁、指桑骂槐。在特地的背景下，就是能让人看得懂，甚至让官方理解是一套，但民众的理解又是另外一套（S2、S6）。 发展特殊的写作体例风格，以撰写故事夹叙夹议的报导陈述方式进行，被《南方周末》主管称为“南周的话语系统”。是刻意形成的一种风格，并形成共识，对于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事件，使用比较隐晦的话语来包装，对于禁止说的话，采取打游击的春秋笔法，实行隐藏式文本（S6）。 另外，针对某些事件，官方常规定要报导就只能使用《新华社》通稿。有些媒体便会改采用写社论的方式，在内容中夹叙夹议，或导入感性诉求的故事，藉此弱化文章的批评力度（S3）。 （四）合纵连横策略 在中国新闻界，有时候独家反而是危险的。因为目标容易遭到权力的集中攻击。面对难度大、争议性高的新闻题材，有赖一些外部策略，才能达成报导的目的。地方媒体编辑常需要对照参考中央级媒体的报导议题，以避免内容特立独行被官方盯上，此动作被称为“对版面”（S10），这和其它国家媒体“抢独家”的思维，非常不一样（S2、S6、S13）。 1.民粹法 利用广大的民意，迫使主管单位屈服，在中国已成了一种越来越有效的办法。像是辽宁省西丰县，因为记者报导一篇题为“辽宁西丰：一场官民较量”的新闻，而派警察来抓记者。当事人下台后，七、八月又在其它单位偷偷上台，网民发现后，穷追勐打，搞得该书记又被迫下台，该单位被迫表示官员任命是有问题的（S5）。 受访的媒体主管（S1、S2、S4）乐观的认为，舆论环境不管多艰难，民意兴起，一定就会开放。其中，网路扮演尤其关键的角色，网路发达的地方也比较容易出新闻。由于网路没有边境，对中国舆论监督非常强大，强大在民间的舆论、新媒体的舆论和传统媒介的舆论，形成一种“合力”现象、强大舆论。即指，老百姓有意见－上网发布－形成民意、舆论－然后传统媒体编辑报导。如此利用民众的力量，让权力者对于新闻报导，必须做出一些让步。 2.合作突围法 中国大陆虽然缺乏有影响力的记者组织，但是小范围的记者组织还是存在，时间一久大家彼此之间相互熟悉，自然会形成松散的记者群体。而这种记者群的内部讯息沟通比较顺畅，一旦碰到重大事件，往往也会联合其馀媒体相互讨论，尤其是批评报导，记者联合起来做，以此来降低风险（S8、S13）。 媒体之间虽不连系，但勾结，并保持良性的互动。由于中国大陆媒体有地区的差别，不同媒体管制的松紧程度不一，有时候是与国外媒体合作，有时是与中央级媒体合作，如果中央媒体监视的紧而不能报，就送到广东等相对开放的媒体去报导。如果还是被管制，就在送到网路上去报导，只要让新闻上了谈论平台，就有机会成为全国性大新闻，给了官方压力（S1、S5、S8）。 《南方周末》在媒体阵线之中，便时常获得其它媒体不敢报导的消息，等《南方周末》一报导，其它媒体便以盟友之姿纷纷跟进，形成更大的报导力量（S8）。这样的方式有合作也有竞争，但是至少在禁令颁布以后，如能利用这些彼此合作的方式进行突破，对于报导策略而言也是相当有效的（S2）。 （五）反客为主策略 中国大陆媒体的特殊环境，使得媒体产业落在许多权力的阶级之中。有时记者往往会利用这些阶级，来对自己上一级的管理者进行突破。而藉由这种方式，能让媒体由被动的状态直接转为主动，进而掌握到控制权，往往让被压制的相关单位有如哑巴吃黄连。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一有机会立刻把握住，进而掌握主导权，其实际意义与喧宾夺主相同。 有的记者，会主动将事件送交到上一级的政府进行审查。或是访问上一级的政府，以上司来当做靠山，让低层涉弊单位较不敢有所异议（S1、S2）。就像是记者想要批评江苏某一学校，便可以先将报导给江苏省教育厅看，然后直接去采访，这样就可以说是政府经过采访许可的，要求对方配合采访（田中初，2005，页237）。 （六）钻研漏洞策略 中国大陆没有成文的《新闻法》，各种管制报导的禁令没有具体法规条文可寻，记者便有了许多找漏缝钻的机会（S10）。例如官方禁令规定：事实不可以报导，那谣言并未禁止报导。因此有些记者便以猜测性的报导方式，同样把事实勾勒出来（S4）。 事实上，跨地区新闻舆论监督的作法，便是记者利用漏洞所钻研出的突破报导方式。地方政府对媒体监督本地政府有严格的管制，但却未说不能去监督别地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眼看媒体不是监督自身，因此就睁只眼闭只眼，媒体因此又成功地创造出额外的报导空间（S5）。 综合上述，可发现记者能够避免被权力打压的方法有相当多，这也是中国大陆特殊的体制下，所产生的媒体独特现象。其中记者的反抗行为，可以是个人的、也会运用集体行动的合纵连横，相互形成松散的记者联盟，彼此合作达成报导目的。跟其它国家的新闻媒体比较，这些策略显得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且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大陆媒体这样的抗拒发展还会持续的改进，尤其是网路的高速发展，更使得抗争策略的发展，带来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快速的变化，值得我们持续研究与观察。   二、新闻工作者与支配者间的抗争分析   在中国政府对新闻的管制下，中国媒体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在报导重大、或较敏感的议题之前，必须要先经过主管单位的审核，或是向上级“请示”。对于大部分记者都懂得，报导前应该要清楚底限在哪里，勤于向上级“请示”，才不容易误踩红线（肖经栋，2010，页4）。尤其是越靠近中央，且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媒体，越是需要请示，播出前的送审，更是自保的最好手段。 媒体未经请示踩线后，所遭遇到权力的惩处的桉例为，2005年河南汝洲市发生一起煤矿事故，当时《河南商报》的记者范友峰发现了这个消息，便两度前往当地进行采访，总编辑马云龙看了记者的写稿以后，下定决心要揭发，交代记者要留下证据，以便将来打官司用。但尽管媒体备有录影录音等证据记录，最后报导发出后，《河南商报》还是被停刊整顿一个月，理由是“报导严重损害中国新闻界的形像”，马云龙也被勒令解聘（张志安、黄缨杰，2010，页177-178）。 《南方周末》便是清楚知道舆论监督的底限在哪，才能在改革中求生存（肖经栋，2010，页115）。《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向熹，形容南周的生存状态为，在市场上获得广泛影响的同时，却屡屡出现危机。而前社长范以锦总结其经营心得指出，中国办报的基本规则必须遵守，要注意新闻的规律，也要注意国情。所以《南方周末》是在两者之间调节，底线要自己拿捏。如果不注意国情盲目冲撞，最后便无法生存。但是如果凡事不及时报导，该告诉民众的不说，那么报纸同样会走向灭亡（范以锦，2006，页54）。由此可看出，媒体在中国经营时，如何在市场与政治之间做好策略上的拿捏，并掌握底线，成了生存所必须的熟知的艺术。 测试底限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媒体看重的不只是当下节目可不可以播出，还更看重以后这种报导路线能不能走下去。当时央视《新闻调查》节目，其中一集因评审没过，而后续的制作与播出显得格外艰辛。反之如果测试成功，那么以后可以播出的路线变宽广的多，就等于是把限制的窄门缝又撑大了一点（赵华，2008，页50）。 因此，为了要最大可能的拓展新闻的模煳边界，各种抗争手法，其实是媒体转型生存的必要手段。新闻改革虽然有明确的边线，但政府的新闻禁令是具体的，一旦实际应用在新闻实务上，还是无法将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穷尽，这时在安全区与禁区之间，就会出现灰色地带。媒体必须善用一些之前描述过的“边缘突破”、“打擦边球”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底限”和“技巧”，来不断的测试如何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张志安，2010）。 而对于具有冲劲的记者来说，灰色地带是新闻实现主动性、开拓性、创新性的最好时机。每一次在灰色地带的冲击，都有可能把危险的东西转化为合法和安全的事情，进而逐渐缩小禁区，使之成为事实而让大家接受与习惯（田中初，2005，页224）。如针对“不准报导”、“暂不报导”、“谨慎报导”、“不要炒作”、“以发通稿为准”、“按通发稿发表”等不同的说法，记者就可以有不同的发挥空间。这是根据长久以来的新闻实务经验，所判断出来的策略（田中初，2005，页234）。 在这样的测试与打擦边球的抗争中，媒体一些测试底限的“创意”便很常见。例如80年代初期，广东《羊城晚报》复刊不久，发生了一起船难意外，死了两百多人。有关单位马上封锁消息，要求媒体不许发表死亡人数。当时《羊城晚报》吴姓总编辑，便将记者调查到的资料，整理以后发表见报。有人问他为何不发表死亡人数？他回答：“不，我只发表生还人数。”此例便是记者钻过禁令上的漏洞，将想要发表的讯息发布出去的桉例（田中初，2005，页235）。   陆、结论与讨论   中国大陆政治体系对新闻体系控制权力的行使，对中央级媒体采取自上而下严密的控制，地方媒体则在地方保护主义之下，接受来自中央与地方政府，双重的权力控制。除了直接的新闻控制外，多重规训化的机制与策略还包括：使用通稿、公关施压或说情、视线转移、及封口费的方式，也被用来进行新闻控制。 本研究发现，Foucault所说的全景敞视主义，在中国大陆新闻组织与主管机构中，确实存在，接近圆形监狱的机制，存在于新闻媒体体制，其中，政府扮演监督者，媒体管理阶层，如同狱卒，而第一线新闻记者就像是犯人。 然而，媒体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会顺从压迫。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同时扮演着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双重角色，采用公开文本，表示对上驯服，另一方面，也透过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对下展开驯服管理措施。至于其抗争策略，则常基于避祸或庇护记者，选择与记者站在同一战线，运用类似排版技巧或版面区隔等“隐藏文本”的手段，达成目的。 新闻工作者的抗争策略与隐藏文本的执行方式表现在，“时空转换策略”、“责任转移策略”、“报导事实策略”、“合纵连横策略”、“反客为主策略”及“钻研漏洞策略”上。且可发现，记者的反抗行为，可以是个人的、也会运用集体行动的合纵连横，相互形成松散的记者联盟，彼此合作达成报导目的。 李小勤（2007）指出，传媒的越轨对组织而言，并非冲红线、有意识的地对立，其本意是推动正当的争议，甚至是对核心意识形态的维护。但因为核心意识型态张力与冲突，多在幕后，是统治阶层隐蔽的脚本，需要传媒的推测揣摩，所以传媒的弦外之音，往往会碰触到某些敏感地带，嘎然而止。 然而，本研究显示，即便在新闻控制严苛的中国，对于权力抵抗的隐藏作为，确实存在于新闻实务界。在中国的新闻体制，未能从事根本的制度变革之前，本文无意探讨这样的抗拒策略，最终将导致怎样的结果，因为权力端终究拥有中国新闻传媒的生杀大权。过去中国大陆新闻的相关研究，重视分析公开文本，忽略了Scott所说的权力研究的死角，本文价值在于观照新闻工作者隐藏文本的反抗策略，企图勾勒出新闻控制权力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整体而言，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与支配者间的交互渗透与斗争，是相当激烈的，通过一次次的冲撞与测试底限，其目的虽然不是为了创造一个全新的体制，而是期望透过每次与支配者的交锋，在严密的新闻控制下，拓展新闻专业表现的空间。 此外，中国大陆目前对于新闻媒介的新闻控制，已经避免赤裸裸公开行刑式的强制性作为，而是采取各种不同的干预与施压手段，规避社会各方与国际社会的谴责。在一个尚不具备充分新闻采访权的中国大陆新闻界，更是需要运用本文所提的隐藏文本抗争策略，为采访与报导争取更多的新闻专业空间。 学者曾针对台湾报社研究指出，媒体配合新闻工作者对组织与新闻专业的效忠，形成一种封建式权力关系，因而他主张发展新形式的迂回策略回应新闻工作自主（张文强，2002）。本文呼应这样的观点，并建议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者应持续采取隐藏文本策略，为推进新闻自由空间而努力。此外，中国大陆的新闻专业教育中，则需要多传授隐藏文本抗拒的技巧，让新闻界的生力军未来投入实务界，藉以在中共政治权力控制下，尽可能地发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注释： 1 研究者赴中国大陆田野调查时，南方报业集团内部人员表示，2009 年为「两南年」，中央对于南方报业集团的两份报业，控制得相对严厉，而部分南方报业集团主管与一线记者，也都相对噤声。 2 磨洋工，意指在一定时间内可完成的工作，但是采取怠工方式，慢慢做。 3 红灯停：见到红灯才停，任何其他时候都往前冲；打土围子：在权力压力较大时，权力弱势选择让权力中心可忍受、又具典型意义的「小土围子」攻破；见木不见林：规避风险的方式，让案例说话，做到不颠覆制度、不对抗政府、不做整体的否定。 4 内参，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华社内部（不公开）发行的机密文件，是中共高层重要的政治信息文件之一。其内容包括与政治有关的核心内容，如领导人有关政治的态度和决策方向等。 5 不同于立法规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公布于报刊媒体的发布方式，而是在权力机关和有关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内部层层传达。文件的结尾都会有传达到哪一级的要求，比如省军级、县团级等，有的还有密级要求，如加注绝密、机密、保密，因其上部的标题为红色，人们习惯称之为「红头文件」。 6 2000年07月13日，湖南嘉禾高考产生舞弊事事件，造成严重的后果，致使该考点510 名考生中的203名考生，被省教育厅招生考试中心取消高考资格，77 名考生相关科目作零分处理，嘉禾县各类教育全国统一考试考点资格被取消。 7 孙志刚事件发生于2003年，指的是原籍湖北黄冈的孙志刚被广州市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的事件。此事件虽经官方声称为收容所员

“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完全不能在大陆发文章，不想只写给美国人看，没意思。我希望更多大陆人看到，但另一方面，我绝对不能因为这样就委屈自己。我，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许多同仁，不是一下子站到对岸去，而是在试探边界。对极权体制来说，边界是不清楚的，它不是法治社会，边界明晰，我们要去领会领导的精神。”   多少年来，大陆的新闻与言论环境不断在宽松与紧缩间起伏摆荡，始终被外界视为观测中国政治改革步伐与温度的重要指标。一方面，官方不断强调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另方面，大陆宣传部门仍不断划定报导与评论的禁区，媒体也往往在各种压力与考虑下自我设限，而坚持新闻理念的媒体人则仍顶着压力，尝试突围的可能，撑开言论空间，深入报导社会实态，努力让媒体扮演好权力监督者的角色。 今年初以来，大陆媒体风波不断，更出现多起政治权力与资本打压、威胁、羞辱和追诉记者的事件，部分大陆媒体及从业人员一方面对于种种不合理的压制展开了抵抗，一方面也对媒体本身的诸多弊病进行了反思。 在这群抵抗者和反思者当中，南方报业集团的长平是个代表性的人物。 长平，本名张平，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南都周刊》副总编辑，现在是南都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是大陆知名的媒体人、专栏作家，在他十多年的媒体生涯中，曾多次因为坚持信念、挖掘真相而遭到当局打压整肃，是大陆自由主义报人的典型。 约一个月前，传出有分管文化教育系统的国保警察到报社找他谈话，而他在办公室的座位则遭撤除，同时大陆宣传部门下令他的文章不能再于《南方周末》与《南方都市报》上刊登。此事有部分海外媒体加以报导，许多大陆媒体人与网民也表达高度的关注。 《旺报》向来以促进中国大陆政治社会良性转型为职志，关注中国公民社会的孕育与茁壮，也因此特别盼望大陆媒体环境能够向上提升，能够在转型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特别专访了长平，深谈中国媒体环境的光亮与黑暗，对大陆媒体生态的反思，以及个人的定位与信念。访问纪录经长平本人审定，将连续两天在本版刊出。 以下是专访内容。 问：不少评论都指出这几年大陆的媒体管控越来越紧缩，一些人还提到了“新国家主义”的抬头，你怎么看这样的趋势？ 答：在媒体管理方面，这些年更技术化，管的更具体，更到位。比如说在十年前江时代，当局在互联网的管制方面缺乏技术，所以当时纸媒常收到禁令：“不要转载网路消息，某某消息是谣言”，现在很难收到这样的禁令，反而是网路会收到禁令：“不要转载《南方都市报》的新闻”。因为网站管理有序了，管好了，网站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删掉，根本不需要发禁令给报社，反而报纸有时会出点问题。这是个有意思的转变。   光明与黑暗的角力   另一方面，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几年是有些发展。这其实是1989年后国家教育宣传的成果。那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派学者或是出（国）去，或是不能谈原先的理念，大家都去搞国学等研究。李泽厚有句话：“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描述了现状，没有说原因。 这种现象不完全是自然发展的，思想家是不得不淡出，政治高压不允许思想家存在，大家就去钻故纸堆。当局也想利用国学，提倡民族精神，慢慢的教育了一代人，加上百余年来国仇家恨的历史记忆还是很深，这些结合起来，让民族主义情绪一波波的发展，再和技术一结合，对媒体的管理就相对容易些。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技术还在发展，如推特等也有当局管不了的地方；另方面，在民族主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会开始反省，出现不那么“纯洁”的思想，这会给当局带来新的麻烦。和过去比较，管的是紧了，但是也要看到新的裂缝在出现，新的光亮在照进来，这两者谁强谁弱，现在还不好说，还在变化中。   当党报必须面对市场   问：今年以来，大陆媒体发生了许多事件，比如两会期间13家报纸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共同社论，湖北省长李鸿忠抢夺记者录音笔引发连署抗议，媒体人连署抗议《重庆晨报》在三名记者被警方拘传时的表现，还有多位记者被通缉、威胁等等。中国媒体人展现了对理想的追求与对压制的抵抗，能否谈谈你的观察？ 答：首先，要看到媒体型态的变化，以李鸿忠事件来说，过去能进入那种场合（两会）的都是党报。在过去，记者首先是进不去，进去了也不敢这样提问，即使提问，报社也不会支持，报社领导的利益是在官场。 现在，即使是《人民日报》，它也要面对市场，要办《京华时报》，那个被怒斥的记者就是《京华时报》的。《京华时报》报社领导的利益是在市场，要把报纸办的有人看、有广告，所以从利益出发，也要支持记者出位，提不一样的问题。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过去是“先媒体后市场”，媒体从宣传机构中剥离出来，走向市场。现在，如网易、腾讯等新媒体一开始是做游戏等别的生意，挣了钱再来做媒体，是“先市场后媒体”。 另一方面，管制让有理想的媒体人感到很压抑失望，有机会的时候，市场导向和专业主义这两股力量就会结合，共同来反抗。这批人中很多是受80年代影响，希望媒体更开放，而这几年媒体的发展，专业主义的理论如独立性等，也比较多的深入媒体人的思想里。   我们经常联合起来   还有就是媒体平台的多元化，传统的连署抗议是很有风险的，现在有很多网路的技术可以运用，可以很快、很安全的出来，这几股因素结合起来的确形成了一种反抗的姿态。 李鸿忠事件当然是有点妥协，是假装或真的认可体制设定的法律程序，向人大提出诉求，这是合理合法的。而《重庆晨报》事件，连署人没有针对当局，是针对报纸，这是反抗的策略。另外，当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相比而言，媒体人比较谨慎，可能还不至于让当局分心来镇压。 户籍制度是个安全的话题，讨论多年，体制内外几乎达成必须改变的共识，现实上也难以为继。所以，共同社论的主其事者是藉这个话题推动一下，采取了这样的形式，宣传部门可能首先是震怒于这个形式－“联合起来”，要把这个趋势打掉。其实，我们经常联合起来，只是都是由宣传部统一安排的……。 问：近来一些大陆领导开始搞网络民主、网络问政，还出现伍皓（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样具有开明形象的宣传部官员，你对这些现象有何看法？ 答：这是一种控制的方式，通过“亲民”，让你觉得我跟你是一致的。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不需要官员说你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这很荒唐的。   领导该不该上头版   就像汪洋说媒体不要把我放在头版，其实从另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干预。过去可能老是把官员考察等新闻放在头版，所以没人看。但作为一个地方的主政者，你成为焦点人物是应该的，因为你那么大的权力，掌握那么多资源，媒体应该监督你，你确实该上头版，凭什么说你不要媒体报导？ 过去上头版，是拍你马屁，现在你不好意思了，问题是我可不可以把监督你的东西放在头版，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从媒体自身来说，听到这句话都很高兴的，把他放在头版，大家都很痛苦，因为不可能把让他难堪的新闻放在头版。 至于伍皓，我写文章批评过他，伍皓找人跟我交流，说我误解他了。伍皓走的是差异化的路子，他这种做法让媒体受益，多了新闻，他用的字眼如透明开放，也是媒体欢迎的。他在官场上被视为异类，确实受到批评。 但是伍皓的新闻观念还是宣传的那一套，他自己也不避讳自己是为政府服务的形象雕塑师。他不是站在新闻专业主义立场做事，他的那些主张是包装策略，也没意识他自身的矛盾。比如他认为媒体应该公正客观，不应该报导低俗，所以他说我就下了禁令。但是从新闻理念来说，禁令的恶可能大于媒体没把握好尺度。他本身就是充满各种矛盾的混合体，说的、做的、想的不完全一致，包含各种人的投射，官方和媒体都想利用它，反对者看到它的矛盾，拥护者会看到自己感兴趣的那面。   写文章不能太策略 有人觉得应该维护伍皓这样的官员，不要太批评他。我觉得写文章、做学问、做媒体，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就事谈事情，不能太策略。做政治的可以这样，但不能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政治家，中国的官本位让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主席。 问：我碰到一些大陆从事NGO工作的朋友，他们对媒体在培育公民社会上的角色有很大的期待，你自己怎么看中国媒体在社会进步上起的作用？ 答：报纸会被一些人当作导师的角色，报纸本身也是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可能会随着社会发展，和其它力量合力把社会往前推，媒体不可避免会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另一方面，媒体自己也应该扮演好这样的角色，主动做一些事，这还是有一些想象空间的。这个政权对媒体的依赖性比较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的作用会大于其它社会媒体的作用。在民主的台湾，言论自由，在头版骂骂马英九，大家也就看看。如果在中国大陆几家媒体一起骂，可能就是大事。所以权力大，责任大。媒体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但老实说，媒体人在中国不是弱势群体，媒体人的权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你愿意跟权力合作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好处。现在的权力会直接诱惑你，合作一个项目，钱很多，用起来很随便，不公开，不受监督。前几天有个宣传部长来找我，请我帮他写点宣传文章，我拒绝了。事实上，这是可以跟对方商量的，可以写的不那么赤裸裸，可以骗老百姓觉得是作者真的想写的文章。像我这样拒绝的人不多。   媒体会成利益集团   中国媒体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媒体堕落、做坏事的机会比别的地方多。现在也是几股力量在较量，政府部门想给媒体好处，而很多媒体造反是为了被招安，包括南方报业里也有这样的媒体人，想被招安，官员请他吃顿饭就很高兴。我对这些比较警惕，中国媒体的反抗是不清晰的。媒体会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与其去看媒体可以开拓很多空间，不如看到、更要看到媒体很容易干坏事。 冯小刚、郭德纲这些人羞辱记者，从另个角度看，其实媒体作为一个整体，被羞辱并不冤枉，媒体有太多的羞辱与自我羞辱。大部分记者都是要拿红包的，拿钱替人写新闻，就不太可能批评，而拿了钱再批评也很奇怪。 政府部门开新闻发布会，给红包往往比企业给的多。跑线的记者一个月可能收到7、8千，而报社工资可能只有4、5千。就凭这个被骂，一点也不冤枉。 问：最后谈谈你自己吧。你从《成都商报》、《南方周末》到《南方都市报》，几度上下，现在也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我读过你在《南方传媒研究》上的文章，谈你自己的“怯懦和无能”，你说“我最怕别人夸我勇敢，因为我深知自己内心充满了畏惧”。你怎么看自己在媒体走过的艰辛路？ 答：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你选择这条路，可能就会走到今天。和我一起走入这行的，早年文章写得很漂亮，很有正义感，但他们选择媒体管理的路，就必须放弃很多东西，甚至必须入党。我一直是两条路在走，一条是写文章，以个人身分发言，另一方面，我也在做新闻媒体管理、做编辑，这两条路实际上有一点冲突，最终必须选一条。 中国行政化很严重，每个行业的管理者都可以对应一个级别，在报社也等于是做官。   做官和作文有冲突   做官和作文是有冲突的，做官最大的密诀就是“不说话”，这跟民主社会不一样，民主社会是要多说话。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主政之后，国内外媒体都会说他“很神秘”，但我们很难想象：欧巴马是个神秘的人，大家都不了解他，突然就当上了总统。可是在我们这里，为官之道就是“少说”，这个政治特点影响了每个行业。 很多人文章写得很漂亮，不写了，我很遗憾，但大陆人为何多要选择当官这条路，因为中国官本位文化太强，所有优势资源都倾向于官僚体系，当官权力大，没有监督，办事容易，收入高，享受多。 我自己也矛盾，几次下来，几次又混上去，按照体制内说法，就是没管好这张嘴，还想发言，觉得自己有些想法，有这个能力、机会表达出来。我觉得媒体不缺管理者，但是缺做事的，所以我愿意在这方面多做点。而且我在做媒体管理时，多数是做采编，也是希望中国的言论状况有改变，有正常的言论空间。   曾尝试正常的呼吸   以前我们的评论，要么是官方《人民日报》社论的性质，大家都朝那个方向写，或说在里面塞一点自己的想法；要么就是写杂文，指桑骂槐。我在《南方周末》做新闻部主任、做头版编辑时，就尝试“正常的呼吸”，希望做一点既不是气喘嘘嘘、气急败坏，也不是要憋着，而是要正常的说话。后来在《南方都市报》写时评专栏，觉得既然占着这个口岸，自己就有责任发言。大事情出来，有些读者等着你说话，忍不住会去说。最后可能就会有个选择：要么说，要么不说。这时，如果选择不说而去作官，会有一点违背自己兴趣和一贯的主张。 问：不过很多人会说，忍一忍，等你到了某个位置讲话会更大声，就能说真话？ 答：是，这是中国人的逻辑。就像赵紫阳，至今还是有很多人说他应该忍一忍，保住权力，说不定还能干更多的事。我觉得这样的人很多，有些人的确是在忍辱负重，逐渐向权力高位走，我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到一个时候就突然发言，我不完全否定这样的情况。但不能所有人都这样，因为这会成为一种借口。   妥协是没有边界的   最重要的是，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妥协是没有边界的，你以为你到了那个位置，还是原来的你吗？可能已经变了，因为你必须改变，官场文化中强有力的酱缸，会把你染成你当初反对的对象。换句话说，我对自己没有那么自信，所以随时保持清醒，不敢去染一下。 问：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你对媒体生涯有过怎样的想象与规画？ 答：我曾经有过很具体的规画，但你会发现身不由己的时候很多。10年前，我在《南方周末》时，一腔热血，觉得找到了事业感。我以前是学文学的，写小说、写诗，自己的规画是在那条路，不怎么认可媒体，媒体的文字都很粗糙嘛！ 进入媒体一开始是为稻粱谋，后来觉得还有点意思，到了《南方周末》，觉得这事说不定还可以干下去，干一辈子也可能。那时候是有些想象，而且觉得中国的进步是看得到的，越来越开放、民主。后来，有一天突然就说你犯了错误，你不能在《南方周末》做头版编辑，甚至不能做采编了，当时觉得打击很大，不可思议，等于你的职业想象都没有了。   应会一辈子写下去   当然，后来社会变化，让一些本身未必很强硬的指令无法实施，我又做媒体，这时我就很难有一辈子的职业规画。如果有，我只能管到我能做到的部分，比如，我应该会一辈子写下去。原来我还想做张好的报纸，甚至做大。但现在看来决定这事的因素有很多，有些因素你可能可以去克服，但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比如你就是要报导假新闻，或者有些事你就是不能说，你不照着办，可能就会有麻烦。 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完全不能在大陆发文章，不想只写给美国人看，没意思。我希望更多大陆人看到，但另一方面，我绝对不能因为这样就委屈自己。我，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许多同仁，不是一下子站到对岸去，而是在试探边界。对极权体制来说，边界是不清楚的，它不是法治社会，边界明晰，我们要去领会领导的精神。 空间有多大？不知道，不去撑就不知道。试图撑大空间，把边界扩展，我要做的是这个。但这的确是很难，很多人觉得你螳臂挡车，太自大了。 我只是希望能够对得起自己的性格和观念。媒体有时候管得紧，有的时候管得松。紧的时候可能连现在这个位置都没有，松的时候或许有机会做得更多，不管如何，我只能在能说的时候尽量说。   “我认为媒体在专业问题上应该有更精细化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在一个粗鄙化的管理体制中，让自己也变成一个粗鄙化的对象，那是一种自甘堕落──即使你是反叛的姿态。”这是长平写的一段文字，反对两种粗鄙化，需要勇气，也需要洞察。 “长平是今天中国的媒体人中不多的清醒且自省的人。做为媒体中人，首先他能跳脱出来，认识到媒体的诸种问题，更重要的是认识到问题之后他不犬儒、不抱怨，能宽容、理性地看待且身体力行。”这是一位大陆媒体人在通信中描述的、她所认识的长平。在访谈过程中，我确实读到了这样的长平。 这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知道他的历程。   离开大学校园后的长平，进入家乡四川的《成都商报》当记者，因为一篇采访歌手崔健的稿件，碰触领导认定的敏感话题，最后被迫离职。 在《南方周末》，这个中国自由派媒体的旗舰，长平灌注了极大的热情，却因在报导张君案、这个10年前大陆破获的重大犯罪团伙时，触及农村青年出路、农村政策等问题，遭到撤职。 辗转回到南方报业的长平，在《南都周刊》副总编辑任上碰到西藏三一四事件，面对大陆巨大的反西方媒体浪潮，他写了篇文章，提醒在反击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虚假报导时，要看到新闻控制以及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大。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北京晚报》甚至以《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一文点名批判。 报社在压力下决定，长平不能再从事新闻第一线工作，也无法担任行政职务。一年后，蒋经国百岁诞辰，长平在《南方周末》撰文肯定蒋经国晚年的政治功绩，也点出是反抗运动不懈的奋斗促进蒋经国的觉悟和反思，逼迫他作出正确的选择。此文一出，《北京日报》又以〈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一文加以批判。 历史上，我们看到太多反抗者，或屈服、或沉沦、或过激、或愤懑，又或不断自我膨胀，这些都没出现在长平身上。他还是那个秉笔直书、理直气和的长平。   （杨伟中，《旺报》主笔。本文原载于2010年9月24日出版的《旺报》。）

《南方周末》2013新年特刊被删改 综述   2013年1月2号傍晚，《南方周末》记者、编辑在新浪微博抱怨2013年新年特刊出版几经曲折，不仅在策划阶段便删掉传媒致敬专题及任建宇等报道，签版定样后，更被广东省宣传部门“绕过编辑”做出大幅度删改，原主题“中国梦，梦之难”被改为 “ 追梦 ” 。 新年献词作为《南方周末》传统栏目屡有佳作，历来是新年特刊的看点，“新年献词被替换”的消息，使得普通网友开始传播过往新年献词中的经典名句，以此表达对南周的声援。同时，网络上也开始流传比较各个版本的献词，从评论员 戴志勇的《中国梦，宪政梦》 ，到定样版本 《梦想是我们对应然之事的承诺》 ，和 最终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 。网友@五岳散人发起“代拟《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活动也吸引了很多网友关注南周事件。 很快，众多媒体人开始将矛头指向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 称他为新年献词的捉刀者 并历数他任期内对广东媒体的钳制。随着更多庹震删改《南方周末》过往专题报道的事件被披露，和一张用于上级领导审阅《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头版导言照片的流传，公众的谴责排山倒海而来。 1月3号出刊的《南方周末》基本坐实前晚微博的传言。只是临时写就的并非前晚所传的“新年献词”，而是封面大图“大禹治水”的导言。导言内包含的常识性错误和语病成为网友戏谑的焦点， 吴恒的《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小学语文老师对 2013 年新年献词附加部分的阅读理解》 ，历数百余字导言内的错误，疯传于网络。“新年特刊被改”事件已不仅是审查制度对媒体出版流程的践踏，更体现了和《南方周末》不相符的专业水准，是严重的出版事故。 由于在微博上讨论此事，《南方周末》多位记者、编辑的微博账号被禁言。3号下午6点50分，《南方周末》编辑部正式发出第一封公开信 《就 2013 年 “ 新年特刊 ” 出版事故的说明》 ，正式说明2号晚广东省委宣传部有关人士对新年特刊所做的改动，公开要求对于此次严重违反新闻出版流程并造成严重事实错误的重大出版事故进行彻底调查；立即开放因讨论此事被禁的微博账号。这封及时的公开信赢得了微博舆论的普遍支持，各方人士在支持南周之余也都表达了对新闻自由的要求。全球媒体，尤其是香港、台湾媒体，高度关注南周事件，认为此次可能是争取大陆报业新闻自由的突破口。       1-1   戴志勇：中国梦，宪政梦 天地之间，时间绽放。 这是我们在2013年的第一次相见，愿你被梦想点亮。 2012 年，你守护自己的生活，他们守护自己的工作。守护这份工作，就是在守护他们对生活的梦想。 2012 年，庙堂之上发出的宪政强音嗡然回响：“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期待宪法长出牙齿，宪政早日落地。惟如此，才能成就这个沧桑古国的艰难转型；惟如此，国家与人民，才能重新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之上。 今天，已是能够梦想的中国，今天，已是兑现梦想的时代。经历过宪政缺失的“文革”梦魇，我们花费三十多年的时间来逐渐回归常理与常情。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个体户、乡镇企业到“民企”，稍稍归还国人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我们便创造了繁华城市，收获了满仓粮食。 我们重新体认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其是，非其非；我们重燃对公义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面对暴虐强力，我们双手相握，一起走过艰难时刻，迎接生活转机。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从厚厚的历史尘埃中挺起胸，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抬起头，重走先辈的宪政长征，重温先辈的伟大梦想。 一百七十多年前，我们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先败于英，后败于日。百姓愈加民不聊生，耻感深深刺痛中国士人。保国！保种！由洋务而君宪，由立宪而革命。从器物到制度再至文化，激愤者不惜彻底打倒“孔家店”，决绝地将自己的文明连根拔起。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先辈们终于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宪政中国并没有随之而来。 国家内外，战争连连；人群内外，残酷不断。 一度，人们远离仁，远离义，远离天道，远离对自由的坚守。 一度，人们认错为对，指鹿为马，万千生灵生机断绝。 美梦与山河，齐齐破碎。自由与宪政，双双消隐。 度尽人世劫波，深味人性幽暗，我们依然是能做梦的人，有颗能做梦的心。 今天，我们断断不只梦想物质丰盛，更希望性灵充盈；我们断断不只梦想国力能强盛，更希望国民有自尊。新民和新国，救亡与启蒙，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压倒谁。而宪政便是这一切美梦的根基。 兑现宪政，坚守权利，人人才能心如日月流光溢彩；鳏寡孤独才能感受冬日暖意而非瑟瑟发抖；“城管”与小贩才能谈笑风生；房屋才能成为自己与家人的城堡。 兑现宪政，限权分权，公民们才能大声说出对公权力的批评；每个人才能依内心信仰自由生活；我们才能建成一个自由的强大国家。 兑现宪政大梦，每个人才能做好个人的美梦。而这需要我们就从手边做起，就从守护此时此刻的生活做起，而不要将重任留给子孙。 很多人一直深深懂得这一点，很多人早就努力践行这一点。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是善于做梦者才杰出。 你的天赋权利就是可以梦想，并且兑现梦想！ 为你的梦想鼓掌，为这个国家的梦想加油，这就是很多新闻人的梦想，是他们不大不小的野心。他们忠于新闻，更忠于内心。愿你也有个玫瑰色的美梦；自由成就自己，完成天之所赋。 总会梦想人人都可以做一个有尊严的人，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街头卖艺。 总会梦想人人内心有爱，即使罪犯也未必穷凶极恶，总有恻隐之心自由闪动。 总会梦想阶层只是引人自由流动的动力，而不再是相互猜忌和仇视的天堑；总会梦想这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为改善人类的现代处境，捧出一掬甘冽清泉…… 兑现这一千一万个梦想，才能抚平这一百多年的刻骨痛楚。 兜兜转转一百七十年，美梦成真何其难！一百七十年后，依然有人渴望良知萌新芽，重温天命之谓性；依然有人坚持要求权利一一落地，政治复归于正，公义自在流淌。 依然有人相信，不管多难，梦想终会落实为宪政良制，风行为敦敦美俗。 先辈们筚路蓝缕，践义成仁。如今，后人承继其志，燃灯前行。 兑现梦想，自然要借鉴前贤智慧，与古人的信仰、习俗和情感和解。儒释道法墨，百家皆是源泉；周汉唐宋明，代代皆有可取。 但这决不是要复古，古人不能给予今天所需的一切。只是不再轻易贬损先辈，平心静气地吸收转进，以让中华文明开新花，结新果。 兑现梦想，自然要吸取世界经验。所以要认真审视希腊民主，罗马法治，借鉴英美宪政，追赶现代科技文明。 但这也不是仅仅作一个西方文明的优等生，西人有西人演进的轨迹，同样未必能直接给予我们今天所需的一切。 我们要站在自己的大地上，与各国人民一起，生活出一种古今相融的新生活，文明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明。在古今中西的激荡中，要遵循人类共通的价值，也要不惮于做自己的新梦。 称美古人，赞扬邻居，不是因为他们足够完美，而是因为我们熟悉他们眼中洋溢的快乐，心底流淌的自由。 中国人本应就是自由人。中国梦本应就是宪政梦。 宪政之下，才能国家持续强盛，宪政之下，才有人民真正强大。兑现宪政梦想，才能更好地外争国权，维护国家的自由；才能更好地内争民权，维护人民的自由。而国家的自由最终必得落脚于人民的自由，必得落脚于人人可以我口说我心，人人可以用心做美梦。 生而为人，谁能不热爱自由？这自由，不仅是权利针对权力而言，也是宽恕针对报复而言，是般若针对无明而言，是仁爱针对暴虐而言，是有道针对无道而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万物自在，各正性命。这就是古人的梦想，先辈的梦想，也是今天很多人的梦想。 中国梦，自由梦，宪政梦。 万物速朽，但梦想永在。万物诞生，因梦想不灭。梦想就是生生之几，就是当你失败了一百次，那第一百零一次充实你内心的不死之希望。 依然有人倾听你的梦想，期待你敢于做梦。你从苦难中爬起，他们为你加油；你尝尽人世冷暖，他们为你加油；你收获美好生活，他们为你加油……他们别无所资，惟有对梦想的执着；他们别无所长，惟有对真相的追求。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还重，一个梦想能让生命迸射光芒！   1-2     梦想是我们对应然之事的承诺     梦想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梦想是我们对应然之事的承诺。     这是我们第一千零五十七次和你相见，也是2013年的第一次。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你守护你的生活，我们守护这张报纸。让我们彼此祝福，愿你我都能够在新的一年离梦想更近一步。     梦想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而这期许常新。我们曾创造灿烂古国延续千年，但1840年的炮火惊醒天朝旧梦，我们始觉昨日之弊。开眼看世界，鼓民力、开民智、 新民德肇始于此；变法维新肇始于此；革命共和肇始于此；五四呐喊肇始于此；而南湖游船上的畅想、天安门土的宣告、改革开放的号角，亦肇始于此。我们对自己的期许从来不能脱离时代的进程；“苟日新，日日新”，唯有融入文明进步的潮流，期许才不会退化为桎梏。     梦想是我们对应然之事的承诺，而我们必须对自己一诺千金。农民从种子里收获一个好年景是应然之事，孩子从学校平安归来也是应然之事；先贤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是应然之事。     在2012年年末，梦想的火焰又一次被点燃。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 着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探索奋斗，蕴藏着中华民族固有的“家国天下”情怀，更包含着中国走向未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站在新年的起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梦想。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梦想，是因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样的时代强音，因为宪法正是国家对万千生民的梦想所签署的契约。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梦想，是因为“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样的民生承诺。“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民族复兴之梦必须将广大人民个人小梦串联汇聚，把国家与人民真正连为一体的承诺正是汇聚的闸门。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个梦想，是因为今天的我们已处于能够兑现梦想的时代。我们梦想权利一一落地，公义自在流淌；我们梦想国家的强大成为人民福祉的保障，让每一个人都从国家的发展中收获自己应得的成果。兑现这一千一万个梦想，才能祭奠那无数舍身成仁的亡灵；兑现这一万一亿个梦想，才能抚平这一百多年的刻骨痛楚。令人欣慰的是，从新中国“站起来”，到改革开放“富起来”，再到新世纪“强起来”，我们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万物速朽，但梦想永在。我们倾听你的梦想，我们期待你敢于做梦：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做梦者才杰出。我们别无所倚，惟有对期许的追求；我们别无所长，惟有对承诺的执著。 1-3     最终刊出版本《我们比任何时候更接近梦想》前后对照 1-4    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被指为新年献词捉刀 财经网： 【微字典·庹】读tuǒ。1、中国一种约略计算长度的单位，以成人两臂左右伸直的长度为标准，约合五市尺。2、姓氏。微释意：每个人两臂左右伸直后所得的“一庹”，大体相当于自己的身高。此字应是对每个人的一个提醒：手伸的再长，也会有极限，无法超过自己生就的尺度。非要还往长伸，往往自取其辱。 李微敖 ：庹先生在他分管下的报纸上，强行发表“年度致辞”，并同时发布自己的“最新重大历史成果”——“2000年前大禹治水”。庹先生是广东省委常委，按惯例，他在常委里分工，会管教科文卫。我很好奇：接下来，庹先生会不会将他这一重大成果——“2000年前大禹治水”，写入广东省的中小学历史教材呢！ 梦晨伤： 大禹，天朝人，生于两千年前，喜好说梦。奉圣意，北水南调，以诚筑城，卓有成效。制订度量衡单位【庹】。史称：尺度先生。 张鹭-  ：尺度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引爆了南周同仁心中强压整整一年的怒火。此事经微博发酵，成为市场化媒体圈的公共事件。他由此成功地将自己推向了千夫所指的境地，成为自己的高级黑。 菜根谭印象： 【南周庹事】南周一庹，脑残舌拙，大禹治水，费了周折。新年新政、突闻新疯、删中国梦、堵宪政声。权力不大，口气颇重，独芳自赏，很是珍重。新风每自江南渐，年年岁岁各不同，螳臂当车，要有力气。望心放宽，行个方便，要么走人，要么死缠，纵使千般手段，也难免，来是一庹，去是一滩，臭熏天。听劝。 简直： 2013，中国亮黄灯，一庹的尺度。 1-5      《南方周末》2013新年特刊《追梦》出刊 1-6    吴恒：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小学语文老师对《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词附加部分的阅读理解 我是《南方周末》的脑残粉，我是历史系的毕业生，我曾担任过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我读到《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词附加部分的感受，那应该是：“总有一坨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词附加部分原文     “2000年前大禹治水的故事，寓寄了中华民族众志成诚、百折不挠追寻的一种大治之梦、富强之梦、幸福之梦。它经历百年来仁人志士的民族觉醒和牺牲，历经半个多世纪共产党人建国的苦难辉煌，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攻坚克难，终于发芽抽枝。这梦想从未像今天那般真切，从未像今天那般接近，因而从未像今天那样值得国人为之努力探索、为止不懈奋斗！” 1、“2000年前大禹治水”？ 见过新年献词写得不好，但真没见过第一句话就出错的。现在是公元2013年，2000年前，是公元13年。当时是王莽篡西汉政权，改国号为新（公元8年）的朝代。 一般认为，大禹治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是高中及之前的历史教科书上的表述。“公元前2000年”与“2000年前”并不是一个概念。 补充一句，大禹被认为是夏朝的开创者，但“禹”这个人是否存在，甚至“夏”这一朝代是否存在，在历史学界看来，是缺乏确凿的证据。前些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并没给出让学界信服的结论。但鉴于献词的执笔人大概没有受过正统的历史学训练，这点也不算为过了。怨念的是，这段文字居然没有署名。 2、众志成“诚”？        众志成城 ( zhòng zhì chéng chéng )：万众一心,像坚固的城墙一样不可摧毁。比喻团结一致,力量无比强大。 ”【辨形】 城:不能写作“诚”。 我这里字典不少，求原作者地址，我可以为其寄去一本。 3、“历经半个多世纪共产党人建国的苦难辉煌”？     第一，恕我孤陋寡闻，我读书这些年前，真心没有见过“苦难”、“辉煌”这两个词能够连用的，而且我也不能理解其连用表达出来的意思。唯一有点类似的，大概是“多难兴邦”吧。 第二，“建国”有两解，一是建立国家，一是建设国家。但考虑到有限定语“半个多世纪”，而共产党于1921年建党，1949年建立政权，没到半个世纪，故此处应做建设国家解。但中共建国以来，一直号称“伟大、光荣、正确”，何来“苦难”？难道作者是想说“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若是如此，那“辉煌”又从何讲起？   4、“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 余秋雨式的排比句虽然在气势上看上去甚是吓人，但实不能推敲。原文：“经历百年来仁人志士的民族觉醒和牺牲，历经半个多世纪共产党人建国的苦难辉煌，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攻坚克难”，文法和常理上来讲，这三句应该是时间顺序，即由远及近。在用排比句进行表述时一则语序不能调整，一则内容不宜重复。试问，“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否属于“半个多世纪”的建国？若是，则原文明显内容重复。 一段话，一段只有百来字的话，一段只有百来字的新年献词上的话，还是《南方周末》上的一段只有百来字的新年献词上的话，居然有如此多的错误。该君的小学语文老师何在？ （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62e2c701015om0.html） 1-7    就《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特刊”出版事故的说明     2013年1月3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主题为“筚路蓝缕，不懈不止：家国梦”，编辑部撰写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然而2013年1月2日，在《南方周末》所有相关版面已经签版定样、一线编辑记者均在家休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广东省委宣传部腾人士指示对新年特刊做出多处修改和撤换，其中包括： 1、在头版新增未经编辑部审定修改和校对的百余文字，以致2013年1月3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头版出现“2000年前大禹治水”（大禹治水是在4000年前）等重大事实错误。 2、改变特刊总标题； 3、改变头版包装形式； 4、改变二版所刊发新年献词标题并对内文进行多处删改。 5、删除特刊中关于反日游行中的理性爱国者等报道。     事实上，在此次特刊制作过程中，省委宣传部有关人士曾数次下达指示，对特刊中多个选题、标题和报道内容进行了大量删改，在签版之前，特刊中有关北京大雨回访等多篇报道均已被撤下。     新年特刊出版当天下午，在新浪微博上正常讨论此事的部分《南方周末》员工和转发此事部分网友，开始陆续被禁言。 《南方周末》编辑部公开要求： 1、 对于此次严重违反新闻出版流程并造成严重事实错误的重大出版事故，进行彻底调查； 2、 立即开放因讨论此事被禁的微博账号。                             《南方周末》编辑部                          2012年1月3日     一五一十周刊91期 “《南方周末》这一周”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91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