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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簡單、機械的整體「伊斯蘭維吾爾」觀念，對於自我和他族的相互認識、國家對維吾爾民族的更客觀準確的認識密切相關，而這又會直接影響所涉各方的行為選擇。 （編者按：此文系姚新勇「新疆觀察」系列之二，系列之一見本刊第 51期） 近些年來新疆問題日益激化、暴力恐怖事件頻發，而這又常被或明或暗地解讀為中國政府與維吾爾人或漢族與維吾爾穆斯林社會的衝突。這種指認將複雜的新疆問題簡單地二元對立化了。在整體維吾爾民族感觀下，實際至少包含着 3種身分認同：突厥民族認同、伊斯蘭認同、綠洲認同。三者既相互差異，又互相交錯，圍繞着統一的維吾爾民族主義認同的建構，發生着複雜的關係。 三種身分認同的形成，與維吾爾形成的歷史和新疆的地理條件有直接關係。維吾爾最初的形成所說不一，較為普遍的觀點是：公元 841年起，大批據說是操古突厥語的漠北回鶻人進入西域。其中一部分遷往今吉木薩爾和吐魯番地區，後建立起高昌回鶻王國；還有一部分遷往中亞草原，分佈在中亞至喀什一帶，與那裏的居民逐漸融合，建立起喀喇汗王朝——這是現代維吾爾突厥民族認同的基本根據之一。大約在公元960年，喀喇汗王朝完成伊斯蘭化，並在其後的600多年間，經過數個王朝「聖戰」努力，基本完成了新疆全境的伊斯蘭化。 綠洲認同直接導因於新疆的綠洲地理條件，其明顯的一個文化標誌就是各綠洲居民的不同稱謂，如喀什噶爾人、吐魯番人、哈密人等。而這種稱謂差異甚至也反映在跨族群的範圍上：例如一般認為，「黑大衣」和「纏頭」是維漢兩族相互間的貶意稱呼，但其實烏茲別克族也稱維吾爾族為「黑大衣」，而維吾爾族也稱烏茲別克為「纏頭」。（參見Justin Jon Rudelson《沙中骨：為創造維吾爾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而奮鬥》，本文有關維吾爾多重認同的叙述，多來自此書）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這些概念可能要比維吾爾這一概念來得持續、穩固。因此在歷史上，綠洲的地域分隔所造成的地域認同，是共同的宗教、語言、文化所難以超越的。上世紀初，現代維吾爾民族建構的歷史拉開序幕，50年代之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成立，國家一體化整合行為、整體維吾爾族的國家定位、交通的發達，都大大加速了整體維吾爾民族認同感形成的進程。儘管如此，直到今天，綠洲地方認同仍然有不小的影響。當代維吾爾著名詩人阿迪力·吐尼亞孜，深情地將喀什噶爾視為故園，世界的中心（見《喀什噶爾的地球》），但伊犁地區卻流傳着這樣的民謠： 喀什噶爾⼈，你個呆⽠ /春天已經到了 /扔掉你的爛⽪靴吧 /為你⾃⼰做⾯⿎吧 //喀什噶爾⼈，你個呆⽠ /撓撓我的背吧 /春天已經到了 /扔掉你的爛⽪靴吧 （美Jay Dautcher：《走過家窄窄的路——中國新疆維吾爾社區的認同和男性氣質》） 上世紀 80年代以來，借助中國社會環境的逐漸寬鬆和對外開放的條件，維吾爾傳統文化開始恢復，其集中表現於伊斯蘭文化的復興和維吾爾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建構。直觀而言，這兩方面似乎應該是關係密切、互為一體的。但情况並非如此。伊斯蘭文化復興，主要表現於普通維吾爾人那裏，而且主要是在維吾爾農民中。而多數維吾爾精英知識分子，則認為「宗教迷信」有礙維吾爾民族的覺醒與進步——人們將太多的錢與精力投入到宗教信仰上，去修建清真寺，而不是去建學校；而且泛伊斯蘭信仰，也可能有害於獨特、整體的維吾爾民族意識的形成。維吾爾知識精英，就更願意用突厥民族認同為旗幟來建構維吾爾認同。但是突厥民族認同不僅也潛藏着泛突厥認同與特殊的維吾爾認同的緊張，更重要的是，這一認同與伊斯蘭認同和綠洲地域認同之間存在「歷史合法性」的緊張關係。 因為「突厥族緣」說，來自於公元 841年從漠北遷入西域的回鶻人，要比喀喇汗王朝開始伊斯蘭化早了上百年，而喀喇汗王朝不僅是維吾爾人歷史上唯一得到公認的輝煌王朝，而且其主要文化標誌又是伊斯蘭教信仰。編制出所謂輝煌的八九千年維吾爾民族歷史的吐爾貢·阿勒瑪斯的《維吾爾人》等 3部書，在維吾爾世俗知識人群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但卻未能得到信教的維吾爾農民的青睞。另外，為了確定維吾爾人為新疆「最早土著」的身分，解决回鶻人進入西域遠晚於漢人在西漢就進入西域的歷史困擾，阿勒瑪斯不僅將突厥維吾爾的起源，推到距今八九千年前，而且將塔里木河流域作為突厥維吾爾人的文化搖籃。但這樣一來，又與吐魯番人認為自己是現代維吾爾人的最早直系祖先的歷史觀念發生了矛盾。 另外，阿勒瑪斯强調塔里木流域的重要性，也與其是喀什人有關。雖然當代維吾爾民族主義精英，大都生活在烏魯木齊，也在努力建構跨地域的維吾爾認同，但綠洲認同的文化積澱、家鄉情感，以及綠洲親緣關係向烏魯木齊的延伸，都使得他們往往本能地强化自己出生的綠洲文化的重要性。例如伊犁籍的精英，喜歡强調「三區事件」（1944年在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爆發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回族人、柯爾克孜人分離運動）的重要性，而吐魯番籍的，則喜歡推舉阿不都哈里克·維吾爾（1901-1933，維吾爾族詩人，維吾爾近代文學代表人物之一）。為了塑造阿不都哈里克這一民族英雄，有人不僅為他寫傳記，而且還不惜冒犯伊斯蘭教反偶像崇拜的傳統，開棺較驗他的頭顱，以畫出逼真的肖像。 維吾爾社會中不同認同之間的緊張、矛盾關係，就是在某一認同族群內部也可能存在。例如原來絕大多數的維吾爾人信仰者屬遜尼派，但 80年代中期之後，受國際因素影響，瓦哈比教派的勢力迅速擴大，與傳統教派形成了激烈的競爭和矛盾性關係。 再將維吾爾人的多重文化認同與中國認同聯繫在一起來觀察，問題就更複雜了。中央民族大學的楊聖敏教授曾做過一個調查，結論是維吾爾人的國家認同比新疆漢人高十個百分點，這在民間傳為笑話。但是 2008年之前中外多個嚴肅的調查都表明，維吾爾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的確相當高，例如美國華裔學者唐文方的調查，就得出了約 90%的國家認同度。不過這可能是對於擁有中國國籍身分的承認，而並非民族文化的親緣性的認同。一個伊斯蘭教的信徒，可能會認為自己是一個信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中國人；反之若是一個知識分子，卻會認為自己是突厥民族的維吾爾中國人。如果再將諸多認同取向與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某人的職業身分聯繫在一起，情况就更複雜了。比如同為吐魯番地區的農民國家認同度一般會高於和田地區的農民，不僅因為吐魯番與內地的歷史淵源更深厚，種植加工葡萄的吐魯番農民的經濟，普遍要比和田種地的農民富裕，且也與政府、內地的關係更為緊密；但是一個從事內地玉石貿易的和田商人，卻很可能比一個虔誠的伊斯蘭吐魯番農民，有更高的中國認同度…… 總之，多種身分認同的取向，既對整體維吾爾族認同形成困擾，也對中國國家認同構成挑戰。雖然如此，但維吾爾民族基本已經達成了血肉親緣性的民族認同；而維吾爾與國家的關係，則可能應該定位於「自主但忠誠」的關係。即「在少數民族中高度的民族認同和高度的國家認同並存」；政府和少數民族達成了某種默契，「如果少數民族忠誠於民族國家——中國，那麽政府就將承認他們的自主與自治。」（參見唐文方《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自主但忠誠》） 破除簡單、機械的整體「伊斯蘭維吾爾」觀念，對於自我和他族的相互認識、國家對維吾爾民族的更客觀準確的認識密切相關，而這又會直接影響所涉各方的行為選擇。例如對於任何國家來說，利用國家機器培育、强化國家認同、克服異質性認同的偏離性都是在所難免的，所以新疆當地政府通過開展不同形式的愛國主義的宣傳教育活動以謀求文化整合、提高各族群的國家認同度，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就具體的宗教事務管理來說，新疆政府的高壓措施，也並非完全事出無因。新疆 80年代中後期以來，恐怖主義活動日漸嚴重，這與境外瓦哈比教派勢力的迅速增長直接相關。據調查，「新疆重大的騷亂、暴亂和重大惡性事件都有持『瓦哈比』觀點的塔里甫參與或作為骨幹。凡是『瓦哈比』活動頻繁的地方，就是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猖獗的地方，『瓦哈比派』已成為 80年代以來新疆動亂的主要根源、民族分裂主義勢力的重要理論武器、影響新疆長久穩定的重要隱患。」（李曉霞：《新疆 宗教事務管理政策分析——以禁止私辦經文班（點）為例》）近日在巴楚發生的暴力事件，很可能也有極端宗教勢力的因素。但是 90年代之前，地方政府出於宗教事務不宜干涉的顧慮，並未對瓦哈比勢力的迅速擴大以及其他教派活動的活躍多加干涉。90年代之後，政府開始加强對宗教活動的管控，且管控的力度也隨恐怖活動的增强而不斷加碼，乃至於升級為某些地方對留長鬍鬚、戴頭巾的管控水平。這實際上將擁有多維認同取向的維吾爾人簡單性地整體化，並愈來愈緊密地與所謂的「三股勢力」（民族分裂、宗教極端和暴力恐怖勢力）聯繫在一起，從而將帶有相當程度的國家內部的文化意識形態性的競爭，上升為單一性的國家與一個民族或一個宗教之間的分裂與統一的鬥爭。這正是新疆反分裂鬥爭日益擴大化、普通民眾合法的宗教信仰、文化習俗日益遭受打壓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相關的片面認識，不僅為國家所獨有，也為不少漢族民眾所持有，這自然就更加劇了維漢民眾之間的偏見、矛盾與衝突。其實如果漢族能够更全面地認識維吾爾族，那麽就可能會更客觀、將心比心地去理解對方、尊敬對方，體會對方作為新疆地區曾經的主要民族，迅速邊緣化、離散化的情感與困境。這樣，一些原本似乎是荒誕不經的說辭，實際上也可能不再是那樣荒謬而無邏輯了。比如上述阿勒瑪斯的維吾爾史，雖然的確像是天方夜譚，但它與中華民族炎黃起源說並無本質差異，都屬於民族起源的歷史神話。另外即便是危險的瓦哈比教派，可能也不純然就是簡單的暴力、恐怖的象徵。它之所以在新疆地區迅速崛起，就與該教派善於走「群眾路線」、傳統教派的官方化、政府官僚體系的僵化與利益的自身化都有直接的關係。其實在以地下講經活動為基本形式的瓦哈比教派迅速在新疆擴展之時，基督教地下講經活動在新疆也發展較快；內地所發生的官方基督教「三自教會」，在與境外背景的「地下」天主教派的競爭中節節敗退的情况，在新疆也同樣出現。比如說，政府一方面，對於宗教活動的過分管控，大大縮小了正常的宗教活動所需的空間，而另一方面，又一刀切式地嚴查、嚴控「非法」地下講經活動，其結果恰恰刺激了地下講經活動的活躍。所以，對於與信仰相關的衝突性問題，絕不是僅僅靠嚴打、嚴控能够解决的。 認識到這些，我們或許能够更好地明白這一道理：他者的謬誤或偏激，可能正好是自己的偏激與荒謬；他者的進取或咄咄逼人，恰是自我肌體已入沉屙之態的表徵。例如此次巴楚事件發生以後，世維會一方面抨擊新疆當局對相關案件通報的不透明，但又以更語焉不詳的所謂當地消息將事件定性為「中國政府的鎮壓政策導致了新疆最新的暴力活動」。也有一些網友則質疑所謂「家訪」的正當性。譬如世維會就傳出消息說是「社區幹部和警察因掀開了一位維吾爾女性的面紗，導致警民發生衝突」。這些消息的可信度暫且不論，但其實質是本能地站在維漢對立的立場上看問題，無視此次事件導致了維、漢、蒙多族人員傷亡的事實。另外，一概而論地質疑「家訪」的合法性，其實也是罔顧極端勢力在南疆一些農村地區秘密活動相當活躍的現實。現實中，新疆地方政府的監管行為，的確存在擴大化問題，但這並不應該成為籠統反對相關監控並將暴力恐怖活動合理化的理由。在特定時段、特定區域，利用傳統的「國家力量兼群眾協助的方式」並非不可以。只要目的是監控隱蔽、潛在的暴力危險，維護超族群的普遍性的社會安定，而不是諸如像在藏區發生的搜繳達賴像，或查看有無在家裏做乃瑪孜、讀經書之類的活動。2009年「7·5」事件之後的一段時間，當地政府就組織各種工作隊進住烏魯木齊的各個社區宣傳維穩：排查隱患、組織座談、走訪住戶、安定人心、解决困難，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另外，拋開此次具體事件不論，我們經常聽到維吾爾人對「大漢族主義」的批評，對中國情結中所包含的殖民、帝國心態的批評，這自然不無道理。但是一些批評者本身的心態，卻可能包括着比大漢族主義更嚴重的「大維吾主義」。請看： 「維吾爾人的祖先在其歷史上，曾建立了統治達 5000年的大匈奴單于國、歐洲匈奴帝國、大約統治了200年的藍突厥汗國、鄂爾渾回紇汗國等强大的國家，在中世紀使西方為之震驚。維吾爾人和他們的同胞從9世紀後半葉起至13世紀初葉，又在中亞及與其毗連的地區建立起維吾爾喀喇汗國、伽色尼蘇丹國，大塞爾柱帝國等國家。在突厥、波斯、印度人民的歷史上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這個時期，維吾爾和塔吉克人民的文化得以繁榮，為世界文化寶庫做出了輝煌的貢獻……」（吐爾貢·阿勒瑪斯：《維吾爾人》） 這種大維吾爾主義的帝國心態的覆蓋面，遠遠超過了大中國情結的範圍，都快擴展到了整個亞歐大陸。如果它得了勢，恐怕不僅會成為內部不同文化的壓制者，而且也可能成為外部新的國家戰爭的觀念策源吧？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無分兩岸，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目前的各種問題——無論是貪腐、污染、各種不公乃至民憤，不少人持有的看法是「發展中的必然」。鑒於過去在台灣乃至其他世界各國都曾經發生過類似的問題，於是許多人認為中國在若干年後，自然會跨越這些困境，走上一條康莊大道。 曾經無數次與台灣友人討論到中國大陸的光怪陸離，往往會獲得「台灣以前也這樣」的總結。與大陸友人也經常在一堆抱怨後來上一句「中國共產黨整體是好的，只有少數人是害群之馬」。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總看不透為什麼兩岸的人在這部分似乎達成了某些默契與共識？又為什麼他們總是抱持着樂觀的心態？ 台灣在發展過程中，曾經歷白色恐怖與一黨獨大威權體制，無論是黨庫通國庫還是特權，從字面上來看，確實與今之大陸有不少雷同，差別僅在於「程度」。至少蔣經國先生本身恪守清廉，但其接班人李登輝乃至陳水扁，或多或少都有貪腐疑慮纏身，陳水扁還為此身陷囹圄。特權乃至國民黨黨產的來源都類似今天的中共。 最近北京的霧霾，有不少人提出英國倫敦曾經大霧造成人員死傷。大陸的山寨現象，就有人提醒過去的日本乃至台灣，也都曾是世界知名的「海盜王國」（指仿冒名牌惟妙惟肖）。就連今天為人詬病的中國製造的品質問題，在 20多年前好萊塢電影中也曾諷刺過台灣製造的劣質。從這些過往來看，今天中國大陸的問題貌似是發展中的必然，然而這些問題是否有可能得到改善，恐怕不能忽視「制度」乃至核心思想與價值觀的差異。 長久以來，中國大陸將普世價值定性為「西方的」，認為中國社會與西方不同，自有其特色。但人類世界有些共性並不存在「差異」，例如貪腐問題就需要在野黨與自由媒體的監督以及制度的糾錯；例如山寨乃至低勞力成本的製造業想要提升品質，就需要自由市場的競爭以及道德良知與羞耻心；例如想要發展民主就必須按步就班地開放媒體、民間社團乃至自由組黨的權利，更重要的是從革命思想過渡到多元價值、共存共榮的思想教育。如果這一切都沒有，那麽依存於體制而生的問題不可能獲得解决。 我認為，如果制度與思想不改變，中國大陸的問題很難隨着時間而有所改善，反而只會更加惡化。 中國的教育思想核心仍然是革命的，對歷史的認知仍是敵對的、鬥爭的，加上為服務一黨專政而形成的體制，思想是定於一尊的、死板的，而多年以來達爾文社會進化論的思想哲學也並未改變，對於社會競爭與生存的概念就是你死我活、贏者全拿。而民主社會的思想核心卻是多元的、共存共榮、妥協的。如果思想體系不改變，人們服膺於目前這套體制規則的狀態就不可能改變。贏者全拿、你死我活的思想體系根本不可能產生民主人格，而這套黨國思想體系恰恰為所有問題提供了一個保護、辯解的溫床。 再者就是制度。一個社會的思想猶如人的思想體系，制度則是一個人的行為模式。思想與制度不改變，人的命運就不可能改變，由於中共體制特權的盤根錯節，本身的糾錯機制也已崩潰，加上目前中共一心維繫統治，自我改良基本就是緣木求魚。在此情况下，權錢結合的經濟發展模式，國營企業的壟斷，阻礙了經濟市場的健康發展。事實是，隨着時間的進展，只會使問題惡化、深化，看不到朝向正面發展的契機。 不少較為年長的大陸友人跟我說，「這一切都是發展中的問題」。這話從 80年代聽到今天，中國的問題只是愈來愈大、愈來愈嚴重。我相信各國的發展過程中必然有種種問題，但關鍵是要有正能量投入。台灣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黨外勢力早在經國先生開放黨禁前即已存在，市場經濟自由化使得民間企業必須精益求精與世界同步，教育與司法不斷改革試圖與世界接軌，媒體自由開放使得錯誤得以糾正，這些都源於制度的運作。時間並不是解决問題的依據，而是解决問題的過程，關鍵仍在於面對問題是否對症下藥？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仲春之季，一系列充氣的巨型公共藝術作品到達香港。先是由荷蘭藝術家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 創作的《黃色巨鴨》，經海港城贊助而堂堂進入維港，萬人注目；再來是「M+進行：充氣！」展覽於西九海濱長廊的荒地上進行，因為Paul Mccarthy 的作品《複雜物堆》（Complex Pile）狀似排洩物而在網上引起劇烈爭議。 筆者無意再花唇舌重申「藝術之標準不是由美醜等直觀感覺定義」、「傳統、現代與後現代藝術均可同時並存」、「跨國而來的藝術作品亦可與當下在地狀況對話」等藝術欣賞的基本常識。但希望提起一個外在而庸俗的角度：這一起藝術事件之爭議極大，是在於香港的藝術事業出現規模的膨脹／飛躍／跨越。 香港藝術家的作品，受空間上的阻礙（極狹小的工作室、展覽場地與規模的不足、戶外公共藝術稀少），傾向小型、輕巧、精緻的製作，細節與概念的展開很仔細，規模則偏小，主題亦偏向私人性或對材質的個人思考，挑釁性或舞動沉重理論的創作主題較為少見。「充氣」展中，本土藝術家譚偉平的作品《墜入塵土》是新作，細節最為精緻（蟲足與蟲腹經得起近觀凝視），主題最為日常（放大生活中的慾望與瑣碎污穢的侵擾），但夾在一片喧囂之中，無人留意。 老實說，一團屎，如果是小小的桌面擺設，都可以很可愛；然而大型充氣藝術，則會把事物放大到無法忽略、擠壓心靈的程度，引來強烈的好惡。黃色巨鴨由玩具演變而來，把整個維港水域變成嬉戲的浴缸，巿民紛紛分享其充氣「成長」的過程，彷彿分享自己的嬰孩成長照片般心花怒放。而明擺着是一堆屎的《複雜物堆》的挑釁性令一些人「惡之欲其死」，甚至要否定當代藝術。是次充氣展作品的「巨大」特徵，也許是香港藝術的一次規模上的跨越——可悲地，是明顯表現出對規模跨越之未能承受。 公共藝術的效果並非存在於紙面，正如Michael Crimmin 展覽特刊中〈開放的誘餌：公共場所的藝術〉一文中所言，當代藝術在公共場所，必須面對與即時語境聯繫的急切與挑戰性。國際性的當代藝術作品來到西九，充氣藝術又因其短暫性而更傾向冒險與挑釁，效果是馬上折射出社會的問題、巿民的日常感受。面對《複雜物堆》，除了直觀的美醜感受、嚴肅與污穢等價值受到顛覆挑釁之外，亦自然有人說「西九就是一坨屎」；一個基層巿民，看到「Infl ation!」，首先想到的恐怕是物價上升（通貨膨脹由樓巿帶動，而西九為樓價龍頭）；「甚至有網民把《複雜物堆》剪接改圖，與新立會影像並置，不失為發洩對香港政治受到操控之不滿的諷刺妙作。這就是對話了。 不過那些批評充氣展的人，或者都沒去真正看過。這是個陰晴不定的春天，黑色的巨大蓮花在風中搖擺，即使被拍照的人圍繞，都召喚出心底的悲傷。Tobias 在策展前言中將這塊地聯想到中國園林、自然美景：他形容崔正化的《色即是空》為「『自然美景』的想像被一朵黑色的花挑戰」，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哪裏有園林和自然美景？泥塵不可止，四周圍繞冷漠的車流，這明明是荒蕪的廢墟，人類建造工程的阻滯失誤。只要垂頭一看土地，就明白蓮花必須是黑色的，才能配合這風塵撲撲的場地；而它背後是西九巨廈，徹底格格不入，它選擇了對峙。 有負面新聞於是更多人湊熱鬧，這就是香港人。親子家庭們都紛紛衝向充氣巨石群發狂彈跳尖叫，樂此不疲，這是一種釋放麼，誰能說不是。出於奇觀效應而聚集的人群，他們仍然會享受到藝術最基本的美意：一個鬆弛的假日。 很少去一個藝術的場地而一個認識的人都看不見。從聳動效應到公共理解的路，到底還有多遠？當日天色灰藍蕭瑟如一首哀歌，無以名狀的風寒，暮色之中，人群散去了，乳豬（系曹斐作品《珠玉滿堂》）的眼睛還是一閃一閃，詭異，瘋狂，奇觀。通過多重荒誕，藝術還給我們的，就是廢墟的實相。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1998年4月23日，參與抗議資方裁員罷工的澳洲墨爾本碼頭工人， 得悉法院裁定工會勝訴後歡呼慶祝   文 / 陳嘯軒 和記黃埔的貨櫃碼頭業務遍布澳洲等全球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面對澳洲強大工會，和黃不但沒有把運輸物流業務外判，並承諾以 8萬澳元年薪（約 64萬港元、即平均月薪 5.3萬元）聘請工人。香港同行的待遇遠較澳洲差，與香港工會力量遠遠不及西方國家有直接關係。 和記黃埔的貨櫃碼頭業務遍布全球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集團最近更把業務拓展至澳洲，成為第三家駐紮當地的碼頭公司。然而，面對當地強大的工會，和黃不但沒有把運輸物流業務外判，並承諾以8萬澳元年薪（約64萬港元、即平均月薪 5.3萬元）聘請工人。香港同行的待遇遠較澳洲差，與香港工會力量遠遠不及西方國家有直接關係。 澳洲海事工會（Maritime Union of Australia）多名代表，4月中旬來港聲援罷工的香港同行，向罷工基金捐出1.6萬澳幣（約 12.8萬港元）。MUA成員兼「國際運輸工人聯盟」（ITF）副召集人 Matt Purcell對本刊稱，澳洲和香港碼頭行業的最大分別，在於前者的主要工種工人全部都是由直屬公司聘請，並無外判。他得悉香港的碼頭外判工人經常要在吊機控制室內吃飯甚至小解後，形容他們的工作環境以至工業安全狀況皆「不可接受」。 和黃與澳洲工會談判 早前 MUA成員曾向香港傳媒透露，和黃將在澳洲布里斯班和悉尼開設碼頭，初步聘請 1200人，並事先與該工會商討待遇。由於目前當地另外兩家碼頭集團 Patrick和 DPWorld，工人年薪均達 8萬澳元，並以每周工時 38小時、每日以 8至 12小時輪更工作，和黃已承諾會給予相若待遇，亦毋須隨時候命，且不會以外判形式運作。 MUA副秘書長 Joe Deakin則說，該會要求李嘉誠以人道的名義站出來，解決香港外判碼頭工人的問題。工會正與世界各地工會聯絡，試圖協調組織聲援香港工人的全球行動日。 澳洲的工會擁有法定的集體談判權，MUA每隔三年就會代表工人與僱主談判新合同條款，當中包括未來三年的工資調整方案。Matt Purcell表示，近年工人都有穩定的工資增長，年增幅在 3%至 4%左右。談判期間，工人可以發動罷工而豁免法律責任。 不過，澳洲工會的集體談判權，也曾遭到政府和企業聯手的挑戰。1998年上半年，Patrick在墨爾本、布里斯班、悉尼和費利曼圖四個港口的碼頭工人，就因為資方企圖繞過工會進行職位重組，並裁減多達 1800名工會會員工人，結果觸發長達近半年，也是澳洲碼頭工人最近一次的大規模工潮。 為保集體談判權罷工 工潮的遠因，是當年首相霍華德領導的自由黨和國家黨聯合政府，上台後即制訂被指削減工會勢力的《1996工作場所關係法》。當局指法例旨在「促進個人在工作場所的議價和選擇」，容許僱主與個別僱員簽定僱傭合約，藉此削弱工會的談判權。 當年要在澳洲成為碼頭工人，必須事先加入 MUA成為會員。霍華德政府和 Patrick集團均希望能組成一批「非工會」的工人，用以抗衡MUA，並藉此推動相關的勞工立法。1997年 9月，Patrick宣布業務重組，把僱用碼頭工人的業務分拆到集團旗下幾間公司，令僱主得以在未徵得工會同意下，就可以終止勞工供應合同。 1998年初，Patrick在墨爾本碼頭部分設備分租給旗下公司，因此觸發工業行動。其後，Patrick在 4月裁退了 1400名工會成員，並為了抵制罷工行動，宣布把碼頭資產凍結，「鎖場」（Lock out）禁止工人進入碼頭，同時又請來非工會成員的工人前來上班。罷工工人於是組織「糾察線」（Picket line），勸說阻止新工人上班。霍華德政府完全站在資方立場，當年的工作場所關係部長還曾公開表態，指聯邦政府「全面支持」Patrick的決定。 此後，多個城巿曾發生罷工「糾察線」與警方的衝突，布里斯班更有186人因為堵塞道路和鐵路被捕（警方後來撤銷檢控）。5月 6日，維省工會聯合會在墨爾本發起 8萬人大遊行，聲援 MUA的行動，並反對《1996工作場所關係法》。MUA成員在罷工期間，每週獲發 250澳元的罷工生活津貼。 澳洲工會財力豐厚 事件還鬧到國際層面，日本和南非的碼頭工人一度拒絕處理來自澳洲的貨輪。碼頭「封場」期間，工會發現一家與Patrick關係密切的碼頭物流公司，招請了大量澳洲退役軍人和保安員成為碼頭工人，並安排他們到阿聯酋杜拜接受培訓。事件在傳媒曝光後，資方受到輿論批評，杜拜政府也因此受壓取消該批員工的入境簽證。 最後，事件要鬧到法院上解決。法院裁定工會勝訴，理由是法官認定資方單純出於裁退工會工人之目的，故意重組公司架構。Patrich在政府支持下兩度上訴，但先後被聯邦法院和高等法院駁回。最後資方與工會在 6月達成協議，工潮才宣告結束。 根據勞資協議，資方通過自願離職的原則裁減接近一半的原有永久僱員，並可以把部分工作崗位以臨時工、外判的形式取代，工人的常規工時也略有加長，資方向工人承諾生產力提高後發放花紅。至於工會方面，則保持其代表全體海事工人的地位，即仍然握有集體談判權。 Matt Purcell表示，澳洲工會的歷史非常悠久，其前身組織早於1872年已經在悉尼成立的 MUA，目前在全國已擁有 1.4萬名會員，每名會員的年度會費為其年薪的 3%至 4%。與沒有加入工會的同行比較，MUA成員較非成員收入約高出 17%。如果按每名工人年薪 8萬澳元計算，MUA每年的會費收入保守估計便達 3360萬澳元，相信這方面香港的工會均望塵莫及。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一直強調為勞工權益打拼的工聯會議員陳婉嫻，在這次碼頭工潮表現異常低調   文 / 溫朗鈞 工聯會在 46年前發動震驚港人的六七左派工潮，在與港英政府抗爭中以失敗收場。回歸後，它即成為「變色龍」、資方和政府的「維穩工具」，在這次罷工中不但「抽工人後腿」，更不見蹤影。 1948年成立的工聯會，是香港左派陣營的橋頭堡，跟中共關係非常密切。1967年5月，內地文革浪潮蔓延到港，時值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工聯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開展了持續大半年的六七暴動。 過往工聯會曾是捍衛工人權益的表表者，但在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時期，工聯會被指開始變質，跟商界建立利益關係，未能貫徹保障勞工權益。1997年 7月，臨時立法會把由職工盟李卓人提出並獲通過僅一個月的「集體談判權」議案凍結，當時的工聯會議員鄭耀棠投棄權票，陳婉嫻則缺席投票。 回看這次碼頭工潮，工聯會被指一直「潛水」。在罷工開始逾十天後，勞工處在 4月 9日安排勞資談判，但卻同時邀請一直未參與工潮的工聯會及勞聯與資方進行另一場談判，引起發起罷工的碼頭業職工會不滿。在數日後的另一場談判中，外判商永豐更在會後多次讚揚兩個工會提出加薪12%的方案，較職工盟「理性及正面」，並稱會積極考慮。結果雙方舉動被職工盟抨擊為「互扯貓尾」，認為外判商藉工聯會壓價和測試底線。 工聯會部分成員的身分，以及處理事件的姿態，也令外界質疑其處理碼頭工潮的誠意。有罷工工人透露，在工潮未發生前，工聯會屬下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曾聲稱會為工人爭取權益，並跟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談判加薪，但屢次失敗，事後人發現有該會成員其實在 HIT身居要職，自此對工聯會失去信心。 傳媒還披露，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理事邱美光，其實是外判商之一高寶的中層管理人員，而邱亦曾代表民建聯參選區議會。其後在 4月中的部分談判，「勞方」代表正正來自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 陳婉嫻否認「潛水」 對於有批評指工聯會在工潮爆發後一直「潛水」，直至勞工處安排談判才現身，工聯會榮譽會長、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否認「潛水」。她認為工聯會也有在工潮中有所付出，並說屬會曾跟外判商商討出一個加薪幅度較低的方案，但是碼頭業職工會方面堅持己見，坦言有屬會中人對此感到「很激氣」。 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則表示，今次工潮由職工盟牽頭，不清楚對方爭取的目標及策略，故此工潮爆發後未有插手參與。他又說，工聯會曾在去年向工人發問卷詢問加薪意向，與資方商討後得出較低幅度方案，須再諮詢工友。他批評職工盟發起罷工令「破壞談判、前功盡廢」。但有工人表示未有收到問卷，質疑問卷代表性。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