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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美國民眾在紐約發起「佔領華爾街」運動，抗議金融界過於貪婪   文 / 陳嘉銘（左翼 21成員，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研究生） 「佔領華爾街」與「佔領長江」，兩者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前者挑戰的是金融海嘯後貪得無厭的財閥，後者矛頭則明顯指向剝削碼頭工人的外判商及香港首富李嘉誠。但從宏觀政治經濟框架看，引發這兩場運動的根源同出一轍，就是由英美保守勢力發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在上世紀 70年代初期，資本主義陷入經濟衰退期，各大跨國資本賺取的利潤不斷下降。然而，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卻是要將利潤最大化。那問題就來了，當時的大型資本有什麼方法去增加自己的利潤呢？答案就是香港人十分熟悉的金融業。在這個時期，全球的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都紛紛投入金融市場，不斷進行收購和投資，將之視為提升利潤的最佳出路。 金融業可以由 70年代大行其道至今，還有政治因素。在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國首相戴卓爾（撒切爾）夫人及美國總統列根（里根）相繼上台，推行了一系列有利於資本家的經濟改革措施。當中包括公營企業私有化，勞動市場彈性和零散化 (Flexibilization and casualization of labor)，以及放寬金融業規管 (Financial deregulation)。放寬金融業規管，無疑是促使金融業在80、90年代興起的主因。加上90年代以後，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布殊更進一步推行金融自由化，而聯儲局又以貨幣政策配合，大幅增加貨幣供應及調低利率。結果在整個 90年代，衍生工具 (Financial derivative)的交易暴升數倍，其交易量甚至達到全球 GDP總和的十倍有多。這些經濟上主張市場放任的政策，實為日後引爆金融海嘯的炸藥。 Too big to fail 的金融業 2008年，美國次按危機終於引爆了這些炸彈，觸發自 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這場金融海嘯迅速由美國蔓延至全球。該年 9月，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布破產。為了防止倒閉潮，布殊政府提出以 7000億美金救市(Bailout)。在第一次投票時，眾議院否決了方案。四天後，經過政府多番政治游說，不少共和黨及民主黨的議員在第二次投票「轉軚」，最後救市方案順利通過。 美國政府拿這 7000億美元注資在眾多助金融機構，事實上是等於犧牲勞苦大眾的血汗錢，用之來救助那群應為金融海嘯負上最大責任的金融財閥，避免這些金融資本破產。換言之，這個救市方案實屬「劫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不過，這個救市方案並非一帆風順。 在 2009年 5月，傳媒揭發保險及金融集團 AIG將2100萬美元花紅分給金融部門的員工，發給公司員工合共的花紅高達12億美元。這消息隨即引來美國群眾強烈反感，事關AIG是受政府注資最多的企業之一（其注資額高達1700百億美元）。如今這群貪婪的金融財閥竟在大派花紅，那就好比是當着美國市民說：「你們不但要替我們的爛攤子『埋單』，還得讓我們繼續酒池肉林！」儘管國會後來通過了向花紅的收益者抽稅九成的法案，但美國民眾的怒火依然難消。上述的歷史脈絡，正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背景。 不難想像，自金融海嘯後，美國人民的生活相當艱難：失業率不斷破頂、中小企難以借貸導致破產、基層在金融海嘯前借貸買樓卻無力償還，被銀行收回物業。這一切民生問題都令得美國人民火冒三丈，他們只是在等待一個機會走上街頭。 2011年9月17日，逾2000人響應反消費主義雜誌《Abusters》的號召，到華爾街街頭示威。當時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我們都是99%」，就是要突顯資本主義下的貧富懸殊問題，宣示社會上 99%窮人對 1%資本家的憤怒。至於選擇佔領華爾街，相信也不難理解箇中象徵意義。華爾街是全球金融大鱷的捕獵場地。美國人民佔據華爾街，就是要向全世界昭示金融霸權之惡，引起公眾的同情和共鳴，去集結更多的群眾對抗無能的政府和金融商賈。 佔領華爾街之難 值得留意的是，當權者面對佔領運動絕對不可能絲毫不動，任由示威者持久地佔領下去，擴大群眾基礎。就以佔領華爾街為例，由第一日示威者佔領華爾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開始，警察已開始戒備，用諸多方法驅趕示威者。在運動的第八日，警方故意隔離一群和平的女性參與者，並惡意噴催淚氣體。最誇張的是在第十四日，警察阻斷在布魯克林大橋上的遊行人士，連同記者總共逮捕逾700人！ 在運動發生約兩個月後，祖科蒂公園的持份者以公眾衛生和公眾安全為由，允許警察清場，示威者之後難以再次佔領華爾街。 從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起源到結束，我們不難得出兩個觀察。 第一，即使是美國這個老牌代議民主國家，也得向資本屈從。細想一下，在金融海嘯後，為什麼美國國會沒有立過什麼法例去實際約束金融霸權？為什麼民選的國會議員會通過救市方案？道理其實很顯淺，因為無論那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他們終歸需要財團資金去支持其選舉工程。政黨向大商家俯首稱臣，絕非偶然。 第二，所有影響資本主義運作的行動，國家機器必然會將之打壓。不要忘記，在發動佔領華爾街的時候，奧巴馬已上台半年多。試問這位甚受人民擁戴的總統為何不阻止警察去打壓示威者呢？其邏輯十分淺白，因為一旦示威者動搖到資本主義的秩序，這必然會損害資本家的利益。繼而，受資本約束和支配的政黨也就難以無故阻止警察去嚴懲示威者。 香港政制與勞工力量薄弱的關係 回到香港，在連代議民主制仍有很多缺憾的情況下，香港資本家的行為就必然更加赤裸，勞資雙方的權力關係就必然更強弱懸殊。 熟悉勞工法的香港大學法律教授Rick Glofcheski已在媒體訪問中表示，在這次碼頭工潮中，我們已足見香港的勞工法是遠遠落後於其他已發展國家。他指出，勞工法的改革之所以停滯不前，與香港的政制不無關係。因為在畸形的立法會制度下，若議員想提出私人草案去改革勞工法例，就必須先得到行政長官同意。即使行政長官同意，還得通過偏重商界的功能界別這一關。故此，在近十五年來，除了最低工資和種族歧視條例外，香港勞工法基本上沒有實質的改革或檢討。 再者，集體談判權在回歸後遭臨時立法會廢除，令勞資雙方在談判權力的關係上完全不對等。就以這次碼頭工潮為例，即使碼頭工人在罷工期間想跟老闆談判，資方也可完全藐視工人的談判要求。結果在罷工期間，外判商皆以「拖字訣」去削減工人罷工的力量。這正正是缺乏集體談判權的禍害。 4月19日晚，香港貨櫃碼頭工人和巿民圍繞中環長江中心遊行   讓資方金蟬脫殼的外判制 不過，令勞工力量薄弱的還有一點：外判制。在新自由主義浪潮底下，世界各地的資本家都扭盡六壬尋求減少成本的方法，而外判制正好為商家提供一個制度。事實上，在90年代至2000年，香港政府和各大企業都大舉引入外判制，不再直接聘請員工，並將工作變得零散化。一方面外判制是會削弱工人團體的可能；另一方面，它亦讓企業逃避對工人的福利保障。 在這場碼頭工潮，外判制之惡實在一覽無遺。在罷工期間，外判商高寶突然宣布結業。不少隸屬於高寶的工人都向傳媒訴苦，指他們的工傷賠償可能會隨着外判商倒閉而消失。另外，即使高寶結業，也難保同一個老闆不會在日後開另一間公司，重新聘回同一群工人。這種做法無疑是剝削工人原本應得的福利。 歸根究底，HIT之所以將工作外判出去，無疑是要節省成本，同時推卸對勞工應負的責任予外判商。結果，外判商卻可以盡情壓榨碼頭工人，使他們毫無尊嚴地工作──長工時，工作環境惡劣。 迄今，罷工工人主要在長實集團的中環總部長江中心外駐守，被稱為「佔領長江」。不過，與佔領華爾街不同的是，佔領長江是罷工的延伸行動，碼頭工人是迫不得已才會這樣做。 在罷工頭五天，碼頭工人是一直留守在碼頭內，堵塞裏面的主要通道，阻礙貨櫃出入。換句話說，他們是首先佔領碼頭。碼頭工人之所以要撤出碼頭，乃是由於資方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如果沒有禁制令，工人必定會繼續佔領碼頭。理由很簡單，因為這種在工作場所的佔領跟佔領華爾街不同，它就是要停頓或暫緩資方的運作，要資方利益受損，迫使他們跟罷工工人談判。相反，後者卻難以實際影響金融資本的運作，而主要是象徵意義居多。 之後罷工工人佔領長江，只是希望李嘉誠回應他們的合理訴求。然而，長江仍要趕盡殺絕，不斷申請禁制令希望罷工工人無地方駐守。資方這樣做，當然是為了瓦解罷工。 大衛決戰哥利亞的硬仗 罷工已過了一個月，勞資雙方仍未有和解的跡象，這絕不是工人不願意談判。恰好相反，在香港勞資權力關係強弱懸殊的情況下，資方就是可以強硬得完全不理會你，以逸待勞。儘管特首梁振英要求資方返回談判桌，只要資方「企硬」，我們亦只能無奈等待。在香港，資本就是可以如此霸道，罷工工人就是如此無助。 不少人都將這場工潮形容為「大衛決戰哥利亞」。的確，這是一場不可能的戰役，因為對手李嘉誠是全球第八大富豪，是香港最強橫的資本家。工潮發展至今，這場鬥爭已不但是碼頭工人與外判商的勞資糾紛，它更是香港工人階級跟李嘉誠所代表的資本家的戰爭。 這場階級之戰 ,實在不能輸。輸，意味着碼頭工人喪失尊嚴，意味着香港打工仔女一輩子都不能抬起頭做人。贏，則意味着碼頭工人可以有尊嚴地工作，意味着香港工人運動的歷史將被改寫。現在，我們就站在香港歷史的十字街頭，你會選擇站在哪一方？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辜汪會談20週年的紀念茶會上，馬英九致詞   文/ 康依倫 過去只有在選舉期間才被提出的台獨問題，因為蔡英文幕僚姚人多一席「台獨建國口號已經失去主流市場」的談話而引發爭議。 4月29日，在台北距離不到30分鐘車程的兩邊，同時舉行的兩場會議，充份代表了對台灣前途的兩個不同立場。 一個台灣 兩種表述 位在台北北邊大直的海基會，正在舉行辜汪會談20週年的紀念茶會。馬英九親自出席致詞，並致贈禮物給此次來台與會，已故中國前海協會長汪道涵的兒子汪致重。從08 年上任以來，馬英九已多次主張他會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的台海現狀來推展兩岸關係。在這場紀念茶會上，他更進一步表示，現行的大陸政策，一定是在中華民國的憲法架構下，依着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優先順序。不論在國內或國外，「我們都不會去推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與『台灣獨立』」。 而在另一邊，位在中山南路立法院旁邊的台大醫學院國際會議中心裏，擠滿了400 多位群眾，大家聚集的目的，是為了出席由前民進黨立委蔡同榮擔任會長的「台灣反一中顧主權連線」成立大會。應邀出席致詞的連線顧問，民進黨前副總統呂秀蓮在致詞時強調，從1996年3月23日台灣第一次直選總統，台灣已經現實獨立且獨立成功了，她說台灣獨立這個孩子已經生出來了，「而且已經17歲了，不必再擔心孩子生得出來嘛！」 一個是現任總統，一個是卸任的副總統，兩個人在同一時段對於台灣獨立的談話，南轅北轍。說穿了，都是和談話對象有關。馬英九的談話對象是中國，由於他堅持不同意與中國進行政治對話，讓中國方面對兩岸統一由經濟轉入政治的進程，有了焦慮感。馬英九的談話也似在安撫中國，他雖然不會與其進行政治談判，但在立場上他是不可能去搞如他前兩位總統所謂的實質台獨。 至於呂秀蓮，她是對着一群堅定的台獨支持者喊話，要這群人不要繼續在台灣獨立的口號上打轉，不必擔心台灣是否獨立，她認為，現在要擔心的，反而是中國依着2005年3月公布的「反分裂國家法」，其中第七條有關談判協商實現和平統一的六大步驟，正在進行一場「寧靜併吞台灣的現在進行式」。 台獨口號無選票市場？ 有關台灣獨立這件事，在台灣，通常是在選舉，特別是中央級選舉，如總統大選時才會成為熱門話題。但在最近一兩週，卻接連躍上枱面，特別是綠營政治人物紛紛就有關台灣是否獨立發表談話，起因，則是來自於蔡英文前幕僚，現清華大學社會學副教授姚人多「台獨、建國等口號已經失去市場」的發言。台獨、建國口號有沒有失去主流市場，雖然沒有客觀的民調數據支持，但如果從台灣現在政黨的屬性及實力來看，堅守台灣主權獨立、台獨建國的政黨：「台灣團結聯盟」(台聯黨)，在最近的一次，2012年第八屆立委選舉中，113席的立委席次，在政黨得票上，僅獲得了不分區的 3席（國民黨共64席，其中不分區有16席、民進黨共40席，不分區為13席）。這3席，因為已經可以在立法院組成黨團，參與協商，因此，還發揮了不小的功力。近來如陸配身份證取得年限的放寬，本來都已經排定陸委會主委報告並要進行法案審查，因為台聯立委林世嘉、黃文玲的杯葛，法案審查因此延後並將其它相關權利義務的條文一併處理。 不過，如果再把這個口號放到攸關國家前途最有關係的總統大選來看，民進黨歷年來的總統候選人，除了陳水扁曾經在04年選前喊出「一邊一國」，08年的謝長廷、12年的蔡英文，都不提台獨兩個字，對此，獨派人士就反譏，如果不喊台獨就有市場，為何喊出口號的陳水扁當選了，而謝長廷及蔡英文卻都落選。 立場上堅持台灣獨立的台灣南社秘書長陳奕齊認為，如果把選民視為消費者，那麼從「消費者心理學」來看，消費者在購買產品的選擇上都會傾向選中間的，比較安全，不會被騙。 他認為現在民眾認為馬英九比起更親中的連戰、新黨還往中間靠攏，也比有台獨黨綱、反中的民進黨還溫和，自然會選擇馬英九。如果以價格來比諭，連戰等就是 300元產品，馬英九是 400元，民進黨是500元，民眾怕買貴，一定會選擇中間。他認為現在應該是要推出另一個 600元的產品，就如同是堅守台獨建國口號的獨派社團，比民進黨更激進，讓民進黨成為選民心中的中間產品。 由台灣獨派社團組成的「台灣反一中顧主權連線」在4月29日正式成立   獨派新論述：台灣已經獨立 雖然姚人多的談話，被獨派社團及大老們批評是「台奸」、「統派」、「瘋子」，但這些大老們倒也不是完全在台獨建國口號上沒有調整。 包括台灣之友會會長黃崑虎、台獨大老辜寬敏，也包括前副總統呂秀蓮，現在都說出台灣已經獨立的論述。這與過去獨派在陳水扁8年執政期間還是堅持着要推動制憲、改國號、改國歌等實質及法理台獨兼具的做法，已有很大的差別。辜寬敏開玩笑說，這是因為他變聰明了。呂秀蓮則是以96年第一次民選總統強調，這是台灣各黨各派共同落實國民主權意志的實踐，是屬於台灣2300萬人的「96共識」。這不但可以替代國民黨及共產黨自創的「92共識」，也證明台灣從96年起就已經獨立。「姚人多的講法是台灣還沒有獨立，還要去推銷這個理念，完全忽略了96共識，是他對歷史認知的問題。我是要提醒他這不是市場的問題，台灣已經獨立了，而且實現17年了，你能否認嗎？」 姚人多澄清言論文章（節錄） 姚人多在 4月 23日有關「台獨失去主流市場」發言後，再於 28日發表了澄清，進一步認為民進黨應提出與中國建交的「新中國論述」，並指民進黨高層對他發言的回應，證明了該黨在兩岸政策上沒有反省。本刊獲作者同意，節錄其內容如下： 4月23日我對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中提出五個困境。隔日被中國時報的標題簡化成「小英幕僚姚人多：台獨建國已沒有市場」。見報之後，我被說成「台奸」或「統派」。 這個發言在民進黨以及獨派團體間引發批評，大致不脫離以下四個類別。首先，這是個人意見，不代表民進黨。其次，誰說台獨沒有市場，他來說的話就有。第三、台獨不是市場，台獨是責任。最後，也是民進黨的領導者們所一致採用的說法，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如果以上四種說法就是回應，那我只能說，2016年民進黨照樣會輸。 這些批評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現階段的台獨建國論述沒有問題，也不必改。我是一個堅定的獨派，我認為過去這種「逢中必反，逢扁必挺」的台獨建國論述已經與現在的選民結構脫節。當然，如果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價值與責任，就算最後只剩下百分之一的人支持，民進黨仍然要緊守不放。對於這些人，我除了尊敬還是尊敬。但是，我認為，現在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刻，面對中國種種壓力，若繼續用過去的方式搞台獨，若繼續讓這些人搞台獨，民進黨不只對不起支持者，它更對不起所有對台灣主權有堅持的老百姓。 所以，我主張，民進黨應該要跳脫過去傳統獨派論述，提出另一種「新中國」論述，必須同時包含四個面向：主權、人權、賺錢、尊嚴。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讓台灣人活得像是一個有國家的人。民進黨應該在這個時刻勇敢的提出要跟中國建交的論述。用建交來代替建國。因為建交包含了和平、發展與共存的語意。這是一個「不反中」也「不挺扁」的中國論述。如果國民黨反對，他們會被迫露出「一個中國」的原形；中國共產黨當然會像打壓台獨一樣打壓建交論，但是，除了「一個中國」之外，他們還會接受其他政治選項嗎？ 建交論真正必須處理的勢力是來自傳統的獨派，他們會問：「是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還是「台灣共和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如果是前者，他們反對，如果是後者，他們絕對支持。我充分理解他們的焦慮與理想。如果民進黨最終採行這一條路線，這個黨必須用最大的誠意來照顧這些人情感。民進黨必須讓他們知道，他們一輩子的理想與堅持其實是用另外一種比較務實與彈性的方法來加以實現。 試想，兩岸建交的那一刻，我們不只是一個國家，而且我們與中國的關係不再是敵對的，經濟可以發展，關係可以正常化，這難道不就是現階段台灣人民心中那個遙遠而樸素，想說卻總是覺得不太可能的共識嗎？難道政黨的工作不就是提出願景，然後說服老百姓，一步一步把不可能化成可能嗎？ 有人也許會擔心，為什麼台灣要與中國這個人權記錄如此不堪的國家建交？我不是自相矛盾嗎？這個問題倒是點出了重點。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認為「自由人宣言」有潛力成為劃時代運動的原因。我們要跟中國講民主，講人權，不只要講，而且要大講特講。 我們要讓全中國的人知道，兩岸關係最大的障礙不是台獨的聲音，而是中國共產黨拒絕給予中國人民民主與人權。「唯有自由人才能簽訂契約」。為了未來兩岸的建交，我們必須努力保持台灣人民作為自由人的身分，同時，也必須努力促成中國人有一天也真正成為自由人。以往的台獨工作只需要針對台灣內部，但是現階段維護台灣主權的工作，卻需要把中國民主與人權這一塊納進。這是歷史賦予現階段台灣政治工作者的任務，不過，民進黨的諸君們卻對這一項工作興趣缺缺。 一旦綠營內部在中國問題上提出新說法，真正該緊張的應該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我的建交論不一定對，但至少是一個嘗試。它也許很天真，不過，我個人卻認為這些人(按：指獨派人士 )比我更天真。我不是烈士，我想做的只是要讓獨派在這個社會上受人尊敬，我想要做的只是成為另外一種獨派。從這個禮拜以來民進黨高層人士的所作所為，我再一次確認，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上的困境確實存在。這個黨沒有反省，更沒有出路。要為台灣守住主權，不是意氣用事的把門踹一踹，而是用智慧與方法把心中的門向世界打開。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2010年，台灣法輪功在台北總統府外示威。 台灣法輪功對中國的短波播音節目「希望之聲」 遭數度刪減播放時數， 引發輿論質疑台灣播音遭北京介入   文 /李蔚 法輪功的廣播節目「希望之聲」在 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時數兩度被要求刪減。是短波傳播失了功效，還是其他政治力量介入？ 直面中國的台灣，恐怕是世界上極少數還處在「類冷戰」情勢裏的地區。針對中國的短波播音，60年來始終沒有停過。但從 2008年國民黨執政之後，短波播音是存是廢，這場大氣電波裏的角力似乎就要展開。 「短波廣播的最好聽眾就是極權國家的民眾，因為他們對政府提供的信息天然不信任。儘管平時，他們的短波收音機可能放在一個蒙灰的箱子裏，但一發生大事，他們就會把短波收音機打開。」 曾勇是「希望之聲」電台的總裁，4月中他從美國總部來到台灣。25日一早到了立法院，為了該電台在台灣中央廣播電台（央廣）時段被刪減向立委陳情。但約好的民進黨立委劉建國因為高鐵七年來唯一一次故障停駛，被困在選區雲林。曾勇一邊等着劉建國一邊接受訪問，談起 1989年六四的記憶：「那時我在武漢，解放軍開槍之後，隔天早晨我和一群朋友碰頭，大家都不明白狀況，結論就是回去聽 BBC、聽美國之音、聽法廣。那時的印象甚至是『全中國都在聽美國之音』。這說明了短波在中國，是只能增強而不能減少的。」 「希望之聲」節目遭刪減 不遠的會議室裏，文化部長龍應台正接受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委員質詢。曾勇和該台台灣總代表柯宜君需要劉建國及時趕到，替他們問清楚文化部轄下的央廣，究竟是否如傳說要結束對中國的短波播音。如此一來，「希望之聲」目前通過央廣設備向中國播出的節目，將被迫完全中斷。 「希望之聲」從 2004年開始付費委託央廣發射，通過短波向大陸播音。民進黨執政時期，這項合作業務從每天 2小時快速成長到 20小時，成為央廣的大客戶。和由美國國會出資，同樣由央廣向中國播送普通話和廣東話節目的「自由亞洲電台」相當。 曾勇說，從2008年國民黨執政後，央廣的代播時段不僅無法增加，2009年甚至被要求砍掉一半時數。經過發動輿論，加上諸如楊憲宏等比較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央廣董事極力抗拒，才勉強保住時數。「2009年那一仗，就已經打得好累。」柯宜君透露。 那時的央廣高層，已由馬政府派任，但他們還有董事長高惠宇的支持，當時的總台長汪誕平也在黨政高層壓力和客戶權益間調和。現在，不只是2009年的重演，最重要的是人事已非。央廣現任董事長張榮恭是連戰人馬，總台長李猶龍是馬（英九）金（溥聰）嫡系；楊憲宏則是離開了董事會。央廣高層中沒有人再對「希望之聲」施援手，曾勇甚至連求見張榮恭和李猶龍都不可得。 台灣央廣是將台北總台製作或託播的節目，以微波分別送到位於淡水等八座分台發射播出。4月初，「希望之聲」接到通知，虎尾分台預計在6月 1日開始撤除，台南分台拆遷也將提前動工。但「希望之聲」指出，根據一份央廣發給某位立委的密函，央廣將藉着整併分台而徹底終結短波廣播業務。屆時「希望之聲」將失去放送平台。曾勇說，在冷戰時期美軍的援建下，台灣短波播音能量已由世界第三，到目前是世界第一。「希望之聲」一旦失去央廣的代播，別無可以替代的方案。 近上午 11時，劉建國終於趕到了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會議室裏正是中場休息時間。 「沒有，我完全沒有說過對中國大陸的廣播要喊停，反而是要加強和大陸的溝通。」 龍應台面對記者問「央廣是不是要終止對大陸短波廣播？」，皺着眉頭，看起來有點困惑。 至於「現有的短波廣播和代播的時數會不會減少？」龍應台說，這部份屬於「技術問題」，文化部只管政策，是要央廣運用新技術，開發更多元的方式對中國大陸廣播。她再次強調，「至於用什麼方法，那是技術、細節問題，由央廣自己去規劃，我們不可能去管到那麼細節的事情去。」 但值得注意的是，龍應台同時也說，她認為傳統的傳播方式，有很大的「被屏蔽」的問題。所以央廣應該試着去開發新媒體，能讓接觸面更廣，讓被屏蔽的效果減低。 俗話說「魔鬼在細節」，在曾勇看來，這樣的「細節」正是貓膩所在。 短波滲透可超越網路 「短波閱聽人的主體是五十歲以上的民眾，以及居住在廣大鄉村和中小城市的人群。儘管網絡再普及，上網畢竟不是他們的生活型態，他們就是習慣拿着收音機聽。」「互聯網使用的數字信號是可以關閉的，但短波是無法有效關閉的，它的滲透力極強。汶川大地震時，我們曾接到聽眾打電話來說，全村子都在聽希望之聲。」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接受筆者訪問時也說，在新疆，不是每個維吾爾人都有電腦。但只要拿一個短波收音機，就可以聽到自由亞洲電台的維語廣播，「這幾年，真空管短波收音機可是個緊銷貨呢！」 2011年 3月 25日，BBC的中文短波廣播宣告結束。一位署名「Paul」的網民在 BBC網上留言：「中國廣大農村的農民、貧窮的工人、少數民族、打工者、上訪者，這些人上機上網的可能性很小。而在被窩裏通過耳機聽短波中的BBC、VOA、RFA的可能性大。我不知道為什麽要不在乎這些人了？」 不管是曾勇、迪里夏提或是Paul，一致認為短波廣播只會被干擾，但網路或是手機數字訊號卻可以完全被關閉。龍應台錯認「數位比短波先進」，結果只會讓未來再怎麼精心製作的節目，都一頭撞在中國政府的防火牆上，哪裏都到不了。 一個最好的例子是：新疆「七五事件」期間，中國政府徹底切斷網際網絡，「實體斷網」，這時新疆維族民眾唯一能接觸外界信息的通道，仍然只剩短波廣播。 針對「希望之聲」的疑慮，央廣曾經公開發表聲明強調分台的整併遷建是要以更先進的設備取代，不可能停止短波播送及結束對中國的廣播。 北京介入傳言不斷 中午 12時半，劉建國質詢了龍應台；龍應台的回答和稍早的說法沒有兩樣。兩人的對話，並沒有釋去疑慮。而「希望之聲」在 2009年的經驗，令他們不得不往更政治面作聯想。 柯宜君說，在當時和央廣某位管理層人士的多次對話裏，對方明示、暗示，刪時段乃是出自北京通過「國共平台」向央廣高層傳達的要求。一位當時新聞局的高層官員更表示：「這件事情，『中華民國政府』沒有介入。」介入的是誰？不言而喻。 在今年的變動中，傳言的起頭仍舊是 2月 24日連戰率團訪問北京。4月初，柯宜君接到央廣承辦人員的電話，要求變更合約，將 11760千赫的時段刪減 2小時，而這個頻道，恰恰覆蓋了北京。 柯宜君對央廣提出了強烈抗議。最後是以經辦人「聽錯了、搞錯了」收尾。而這起風波結束後，這位經辦人離開了央廣，換掉手機，斷了聯絡。 2009和 2013年，央廣兩度試圖修改和「希望之聲」的合約，要求縮減播音時段。國共平台」的建立和這兩起風波是否有直接關係還需更多驗證，但「希望之聲」每年付給央廣的託播費約台幣兩千萬元，相當於央廣「服務收入」的十分之一。那究竟是什麼原因，讓自負盈虧壓力明明十分沈重的央廣把白花花的銀子往外推？ 以短波或其他方式向中國播音，傳播真實的信息和自身的價值觀，是台灣軟實力的展現。目前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每天透過短波的播音時間仍然超過 10小時，法廣也還有 5小時。短波和網絡、手機，乃至於更新的平台、技術如何搭配，牽涉到技術、成本和目標受眾的閱聽方式。 決策者的確需要與時俱進，但前提是，身為決策者的龍應台掌握足夠且正確的資訊，才不致讓原本追求進步的善意反而被某種政治勢力所趁，自我繳械，放棄原本擁有的優勢。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北川法院外為李依乾申訴的民眾   文、攝影 /余聲 雅安地震觸發外界，再次將焦點凝聚到汶川地震後的種種重建項目上。重災區之一，北川的重建項目即被揭出黑幕重重。北川維權領袖被構陷入獄，大量明顯荒唐的假證由當地五名警察炮製。 2013年 4月 20日，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 當天，因為調查 2008年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而被判入獄五年的譚作人，尚在雅安監獄服刑，他被緊急轉移安置。當天，因為大量披露 2008年四川大地震暴露的豆腐渣工程而曾入獄三年的黃琦，在趕赴雅安救災的路上被警方截獲，遣送回家。 第二天，堅持揭露 2008年四川大地震災後重建黑幕的維權代表李依乾，被終審判決入獄三年。 維權領袖李大爺 「這次地震我感覺不大，但牆上的裂縫又大了些。」北川縣是 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重災區，異地重建後，大批家園被毀的災民住進了新建的安居房。但對災民周世碧來說，新房同時意味着煩惱：2011年春節入住北川新縣城永安鎮興安小區一個多月後，就發現牆上多處有裂縫、衛生間水管安裝畸形……兩年多來，找物業管理反映，「他們來抹兩把灰」；向政府反映，「他們說我無理取鬧」。 雅安地震，遠在幾百里外的北川震感並不強烈，仍然影響了周世碧家的新房，三條大的裂縫已經能插入織毛衣的籤子了。周世碧的弟弟住在同一小區的頂樓，每到下雨天就漏水，也愈發嚴重。周世碧說，這樣的事情本來都要給李大爺說說，請李大爺整理出材料，幫助進行維權，「現在李大爺被抓囉。」 生於 1953年的李依乾之所以不到 60歲就被很多北川人尊稱為李大爺，是因為他是北川災後重建的維權標杆。2008年四川大地震後，作為重災區的北川縣啟動了規模龐大的災後重建工程，其中暴露了種種弊端，「貪污腐敗、暗箱操作、向上虛報向下剋扣」。發現問題後，李依乾帶領地震災民運用種種手段開展維權行動，逐漸獲得了災民的認可。 儘管李依乾已經入獄，但他家仍然是北川災民的維權中心。在李依乾家二層樓的牆上，貼滿了北川縣不同鄉鎮政務公開的資料。李依乾的兒子李陽說，這些資料都是災民們通過各種方式搜集到的，李依乾通過這些公開的資料，就能查出很多問題。例如，新北川永昌鎮六個村六萬餘畝良田，僅使用數千畝，但其餘五萬餘畝均被政府預徵，閒置了三年，部分鎮村幹部在良田上採砂挖石。再例如，在新北川建設過程中，約有八萬餘安縣災民被劃歸新北川，他們在重建中沒有享受到北川縣災民救助政策，亦無法享受安縣地區的重建政策，成為「無主災民」。還有，永昌鎮政府聲稱為約一萬名村民每人購買 19000元的社會保險，但村民到北川縣社保局查詢才發現保險金額僅為 14000多元，僅此一項共計有 5000餘萬元不翼而飛…… 李依乾帶領村民到各級政府投訴舉報，並多次赴京上訪。 災民們的努力也曾經得到官方的回應。2011年 9月 20日，時任四川省常務副省長的魏宏帶領綿陽市委書記等官員，前往北川縣看望災民，特意來到李依乾家中，聽取災民訴求。魏宏表示，將採取切實措施，保證每位災民有飯吃，有房住。 民意衝不破冤獄 省長的承諾言猶在耳，李依乾就被抓了起來。2012年 4月 7日，北川縣 50餘名災民抵達綿陽市火車站，準備乘坐 K1364次列車進京上訪，被政府官員截獲。李依乾當即被刑事拘留。 當局挖出幾年前的一次維權行動，作為指控李依乾的理由。北川縣檢察院的《起訴書》稱：2009年 4月30日至 5月 2日和 8月 31日至 9月1日，李依乾等人到位於常樂村的「同鑫砂場聚眾鬧事，並以沙石漲價、租金過低為由，鼓動本組村民圍堵砂場及進出口道路、斷電、不准工人施工、不准作業車輛進出砂場等方式，阻擾該砂場正常生產，導致該砂場的生產經營活動完全中斷。」迫使砂場老闆曹加斌簽訂新的租賃合同，並兩次分別支付給李依乾等人二十五萬元和十萬元。北川縣檢察院認為，「被告人李依乾煽動、指揮多人聚眾擾亂企業單位的生產與營業秩序，造成嚴重損失。」 而在常樂村村民眼裏，圍堵砂場是一次成功的維權行動。該村村民唐雲秀說，這個私營砂場未得到任何許可擅自在村民的集體承包地毀地取沙，破壞耕地面積達 21畝之多，村民自發到被毀耕地維權，要求砂場賠償，李依乾作為村民公推的議事代表配合參與了由村鎮幹部、警察、砂場老闆和村民的談判，最終達成了各方都滿意的協議，並監督了協議的履行。 「由於我父親帶領大家維權並且舉報官員貪腐，所以北川縣一些官員千方百計構陷父親。」李陽說，即使理由再牽強，那些貪腐官員也要把李依乾投入監獄。 2012年 12月 25日，北川縣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李依乾「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案」。庭審從早上 9時 30分持續到下午 6點，由於被拒絕進入旁聽，約 300名北川的災民一直堅守在法院大門外，在冬日的寒風中等待判決結果。 獲悉李依乾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災民們在法院門前長跪不起，齊聲喊冤。 優秀警察作偽證 李依乾的被抓和被判刑，在北川縣引起很大震動。作為 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重災區，一段時間內，災民們的舉報和上訪數量急劇下降，災後重建官員的貪腐、災後重建的建築質量問題，無人敢再提。 「李依乾實際上根本不構成犯罪，但是因其多次上訪，給地方政府某些掌握權力的人造成恐懼，為避免李依乾繼續上訪，便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其進行打擊報復。」李依乾的辯護律師馬小鵬說，官方不惜偽造 110接處警登記表，而且至少有五名警察涉嫌做偽證，「用心之狠毒，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 本案卷宗裏，北川縣公安局永昌派出所接處警登記表記錄：「2009年8月 31日14時 28分接指揮中心指令：一匿名男子報警稱永昌鎮常樂六組砂場被原常樂村村民李依乾、李維斌等人圍堵不讓生產，請派出所出警處理。」當地派出所六位警察的情況說明中，有五位警察指認村民是 2009年 8月 31日和 9月 1日去的。其中，被評為全國優秀人民警察的母廣川警官，更是說在 8月 31日接到了 110的指令。 「這顯然是在作偽證！」馬小鵬說，大量證人證言顯示，2009年 8月31日和 9月 1日，根本沒有村民前往同鑫砂場，村民們圍堵砂場並簽訂合同的時間是 9月 7日和 8日。「由於村民文化程度不高，在 9月 8日和同鑫砂場簽訂合同時，因合同履行的起點在 2009年 9月 1日，故將合同簽訂時間也追溯到 9月 1日。」 兩年多後，為了將李依乾送入監獄，官方選中了村民圍堵同鑫砂場事件，開始製造證據和證言。「他們連時間都忘記了，只好根據合同寫的日期編造接處警登記表和警察證言。由於合同日期不是圍堵的日期，所以官方製造了大量明顯荒唐的假證。」馬小鵬認為，這是一起典型的先抓人再搜集證據製造理由的案例。 2013年 4月 21日，雅安市蘆山縣地震的第二天，李依乾的家人收到綿陽市中級法院的二審判決書，將五年有期徒刑改判為三年，但依舊採用了北川縣永昌派出所的接處警登記表和五名警官的證言作為證據。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文 /宋志標 汶川地震後，大陸的輿論生態發生了極大的改變。雅安賑災中官辦紅十字會與民間的壹基金、領隊公益救援的李承鵬與網絡「五毛黨」之間的博弈，都顯示出政府與民間的裂痕在不斷加深。 四川雅安蘆山地震後，大陸紅十字會再一次成為眾矢之的，它的官辦體制成為原罪，而它與郭美美事件的關係又被提起。中國紅十字會從秘書長王汝鵬到常務副會長趙白鴿都奮起反擊，試圖澄清輿論，然而事與願違。紅會過往的醜聞，以及它在蘆山地震中的細節遭到眾人嘲笑和唾棄。 就在紅會焦頭爛額的時候，作家李承鵬率領賑災小分隊，觸動了另外一群人的所謂質疑。李承鵬被誅心論包圍，他同樣是奮起抗擊，一次次拿賑災物資的簽收單粉碎謠言。李承鵬有證據，但沒勝算，因為他不僅遇到了五毛黨的圍攻，還將受到政府審查。 對比汶川地震，五年間，大陸的輿論生態發生了極大改變。民間情緒與黨國維穩之間的矛盾十分激烈。在民間力量尋求自發社會行動的過程中，維穩體制以動制動，多方封堵。其結果是抬升了輿情的鏖戰烈度，展現了一個因為懼怕與沮喪而至於偏激的大陸治理。 紅會被翻出醜聞舊賬 其實最應該感激紅會的，是商辦色彩濃厚的壹基金。由明星李連傑創辦的這家民間公益機構在雅安地震後，因其反應迅速與良好信譽，收到商界精英龐大的慷慨捐款。同時，也成為吸納社會捐贈的另一個主流選擇。紅會之毀壞，與壹基金之崛起，這種對比讓壹基金如坐針氈。 壹基金的掌門人李連傑深知，此種公眾的好惡轉換，既是非體制壹基金的機會，也暗藏着殺機。紅十字會在公益領域的存在，本身就帶有將社會公益體制化的安排，一旦紅會聲譽破碎，並且壹基金承接紅會崩塌的利好，就相當於成了體制的敵人，這是相當兇險的。李連傑要感謝郭美美。郭美美微博炫富事件再次被網民翻出來，成為證實紅會不配享有公益資格的例證。過去三年來，紅會一直被郭美美事件的醜聞所籠罩。等到紅會被迫重新與郭美美劃清界限，伴隨着一連串的申明，輿論焦點隨之轉移，壹基金也終於僥倖從聚光燈下「逃脫」。 郭美美涉及的商業系統紅十字會，其實並不屬中國紅十字會的核心成員。如果非要界定的話，可以如此理解：紅會在以不成熟的商業模式進行募款時，郭美美被捲進來，讓公眾目睹紅會與承辦商的籌款分成模式藏着利益輸送的陰謀。 不改革將加深裂痕 此次四川雅安地震後，官辦慈善與民間公益之間，開始了一輪籌款競賽。事實顯示，紅會為代表的官辦慈善，其籌款規模以及信譽度，都大大落後於民間公益。尤其是紅會，必須要對此一「公益動亂」發言。不幸的是，在這一艱難的危機公關前，紅會反應錯亂。 紅十字社會監督委員會成員，提議重啟郭美美事件的調查，一石激起千層浪。其實，大陸紅會對郭美美事件早有調查結論，主要內容就是紅會與其毫無關係，商業籌款模式無錯。現今說要重啟調查，等於變相推翻此前定論，這讓紅會高層相當被動。 紅會一方面撇清與紅十字監委會沒有上下級關係，另一方面否認要重啟調查。這種表態與網傳郭美美放出與紅會領導人的情色視頻，一起設置了輿論話題。雖然視頻的存在相當不可信，但輿論已經自行宣布勝利：紅會又失敗了，又被它自己打敗了。 更為關鍵的是，紅會根本無力回應要求它恢復民辦身分的嚴肅訴求。它的現狀是與體制融為一爐，它再也無法革自己的命，回到紅十字會最初人道救援的民間組織樣子。紅會自己無法指明這一點，而大眾因為不清楚這一點，視作訴求無回應而加重譴責，裂痕愈來愈大。 觸發維穩設置 輿論再怎麼聲討紅會，其實並不能傷及紅會與救災體制的盟友關係。事實上，一旦政府對震區實施管制，紅會的官辦優勢讓它成為官員可信賴的救災力量。反而是佔據輿論道德高地的民間公益力量，開始感到被排斥、被清場，必須求助於紅會才能維持存在。承擔了民間救援使命的李承鵬，就面臨了自我救贖的難題。當他說有些物資必須交給紅會、登記為官方賑災物資才能進入震區時，一直在微博上靜候他的粉絲憤怒了。就此，繼壹基金點燃了官民公益的矛盾的導火線後，李承鵬及其支持者接過了火種。這意味着，李承鵬將要觸發賑災的維穩設置。話說李承鵬的公眾身分轉變，也經歷了幾個階段。最早他作為體育評論員，揭露足球黑幕而在大陸很有名氣。最近兩三年，他由體育評論轉作時事評論，通過轉換寫作類型，進入了許多焦點事件中。這一轉換的代價是，他的新書簽售會多次「因為不可抗力」而被取消，成為「毛左」人士與文化警察的監視對象。 蘆山地震對李承鵬的影響可能更大，他以人道救援行動，在震區的有效工作，為他贏得了比公知作家更多的理解與支持。在密切監視震區動態的人來說，李承鵬「越界」了——從一個激憤的流行作家轉變為不僅激憤而且有號召力的行動領袖，這一評估超出了文化警察的範圍。 限制李承鵬信譽擴張 與救災分隊的步驟一致，對李承鵬的輿論攻擊一路緊隨。發動這些攻擊的人，與他平時遭遇的那些並無不同，都是網民口中的「五毛黨」或「自幹五」（全稱是自帶乾糧的五毛黨）。這番輿論攻勢的要點是：質疑李承鵬，干擾他的行動，破壞他的賑災形象。 李承鵬自從轉身時事評論以來，他一直以昂揚的戰鬥力與五毛黨交戰。他從來不閃躲，而是直接迎上去、罵過去，這種以挑釁面對挑戰的回擊手段，在網絡反污名化行動中很少見。李承鵬的高調反擊，握有證據再反擊，增加了攻擊者的難度，將誣衊者拖進了持久戰。李承鵬的不利在於，他既要應付災民需求，負責調配資源，確保拿到所有經辦手續與憑證，又要在線上作戰，這對他是一種精力上的分散，而這種有意的網絡攻擊只要尋找到一個證據，就能壓制李承鵬。面對持續攻擊，又得確保不犯下絲毫錯誤，這個壓力很大。 攻擊者要能找到李承鵬的紕漏當然是求之不得的，然而，以一般的網絡攻擊意圖分析，他們也不是真的要什麼犯錯的證據。要害在於，用大量的虛假質疑污染微博信息傳播，尤其是令沒有辨別能力的一般人產生疑惑，從而限制李承鵬的聲譽擴張。 植入民間救災的主體性 對官方而言，他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李承鵬這些人。即使紅十字會信譽倒掉了，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化生存仍然讓紅會保持巨大的救災財力，災區政府與紅會的合作，依舊可以拿到相當大的資源。所謂民不喜歡官喜歡，就是這個道理。官府的實用主義比誰都要充沛。李承鵬他們在震區的存在，梳理了民間救災的主體性，他們要求基層地方政府必須配合、甚至必須改變——比如確保定向捐贈、確保透明賑災等——換言之，李承鵬他們與官制的賑災模式造成了衝突。各級官員自然是希望按照舊習慣救災，從而能掌控賑災全域，李承鵬衝擊了這些潛規則。 民間公益在震區的活動，在當地植入了新的救災選擇項，從而使得官辦、民辦兩種救災模式產生了競爭態勢，累及官方合法性。通常情況下，核心競爭力就是公信力。對災民而言，即使少做這樣的區分，或者沒有這方面概念，但對高效的民間救援，難免會高看一眼。逢上汶川地震那樣的巨災，基層政府的救援能力基本上被打散，礙於行政失效，對民間救援的需求就會相當迫切，也願意做一些讓步和調整，以維持一些資源的優先進入，從而借民間之手保證體制不倒。此後，廣大震區的官府恢復到有能力逼退志願者的地步，至少耗費兩年。 蘆山地震則完全不一樣，震區範圍很小，破壞性不大，基層行政力量無損，從而能夠確保政府在短時間內，迅速啟動震區控制預案。壹基金、李承鵬這些屬「漏網之魚」，如果不符合審查需要，很快就會被清場。就網絡攻擊的頻度來看，也許進入定點清場倒計時了。 更為主要的是，在「多難興邦」的救災思路下，李承鵬他們的出場，會被當局錯誤地理解為「威脅」，主要包含以下這些可能：讓政府很難按需設置救災議題，通過災害與救災塑造「偉光正」的意圖成為泡影，更會讓賑災過程中的腐敗現象洩露出去。 最大的挑戰是，民間力量積聚了道德聲望，隨着一次次的天災人禍，社會道義及行動能力爭取到人心，從而變得不可撼動，政府治理變得無法與之競爭。而民間救災佔據道德制高點，政府無法有效壓制，這也會加重政府的焦慮感，紅會與李承鵬在官方與民間的不同遭遇，背後都能見到建立在此焦慮感上的不同操作手法。 （作者是中國大陸資深媒體人）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