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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台灣高等法院拒絕對40宗死刑判決案的重審請求， 台灣的廢死活動人士進行抗議   文 /楊猛 一名來自中國大陸的調查記者，深入台灣的爭取廢除死刑的公民運動組織，細緻觀察台灣民間與政府在此議題上的「生死」角力。儘管在中國大陸這是一個尚未充分討論的問題，但或許在文明獲得發展的未來，這亦會成為中國社會關注的問題。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辦公室，位於台北中山國小捷運站附近一棟老舊的寫字樓。中午，狹小的電梯裏飄着便當的味道。辦公室不大，廢死聯盟和冤獄平反協會共處一室。 聯盟的法務主任苗博雅，指給我看牆上的海報——廢死聯盟正在關注這名叫鄭性澤的死刑案。鄭性澤 2002年和友人去唱KTV，友人隨身攜槍，與警察發生槍擊，友人和警察皆死。鄭性澤被當成嫌疑犯，2006年死刑定驗（三審），目前隨時有被執行死刑的可能。海報上，鄭性澤的頭頂，用紅筆劃了卡通式的兩隻兔子耳朵——這是廢死聯盟的常務理事張娟芬的設計：「冤」字正好下面有一個「兔」字。 究竟是否冤案，需要司法上的角力。苗強調，廢死聯盟的宗旨，並非只針對所謂冤案個案，而是反對一切死刑。死刑存廢，是民主社會進程中必然面對的爭議性人權議題。廢死組織在台灣的發展，與台灣式民主的起伏同步。 廢死運動讓執行死刑變緩 廢死聯盟的常務理事張娟芬從事過多年記者，而後開始寫書譯書，長期參與社會運動。 1987年台灣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張娟芬當年正讀高三，台灣社會運動開始起步發展，在她讀大一的時候，在大學參加社團還被稱為異議社團，參與人數也很少，也不免有監控。當年郝伯村擔任行政院長，郝之軍人本色體現在治亂用重刑，解嚴至 1991年前後，每年都處決幾十個死刑犯人。 廢死聯盟原本叫替死聯盟，2003年成立，起先關注的是司法改革和人權問題。1991年，蘇建和因捲入一起命案被判死刑。因疑點重重，多個公民團體自 1995年起發起對蘇建和的聲援。張娟芬最早關注廢死運動，也是通過蘇建和案子。她記得，當時蘇建和案件，支持廢除死刑成員主要在報紙上寫文章呼籲，請來李遠哲等名人站台，還召開無數記者會連署，直至走上街頭抗議。曾經連續 200天，每天下午 5點到 6點，繞着立法院競走抗議，最激進的方式則是扯白條。 現在，街頭運動、連署、座談、以及網路開展工作，還是廢死聯盟的主要行動方式。他們也積極關注其他社會議題。辦公室牆上，張貼着救助天安門母親的海報。聯盟主要依靠募款運轉，但有生存壓力。要通過辦活動，比如辦商業影展，向有關部門申請補助經費，但是申請成功與否，有時要靠運氣。 2006年，一個叫鐘樹德的縱火案嫌犯被判死刑，廢死聯盟積極介入，為調閱鐘的案卷，和法院展開長達 8個月的拉鋸戰，這顯示審判環節上存在誤判錯判的漏洞。台灣報紙當時有此案的正反觀念交鋒，歐盟也有施壓，國內和國際因素交織，在各界努力下，鐘樹德案成為史上第一個簽了死刑而沒有執行的。之後，社會似乎形成了默契，態度變得謹慎。從綠營執政開始，法務部就沒有再簽死刑。這個結果既有偶然又有必然。雖然廢死組織的努力沒有讓政府立即廢除死刑，但是此後執行的速度明顯變緩了。從前，死刑判決下來或許 7天就把人殺了。 官方唯一承認的死刑冤案是江國慶案。江國慶 21歲時遭軍法處決，但是 2011年平反，再審也判決江國慶無罪。馬英九專程到江家道歉。政府並給予家屬 1億多元的天價賠償。 張娟芬強調，死刑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很難徹底杜絕錯判誤判，沒有一個制度不能保證誤判。 苗博雅給我看一個數據統計圖表。台灣死刑執行的高峰是 1997年和 1998年，此後整體呈現下降趨勢，特別是近 20年，暴力犯罪不斷下降，犯罪率並沒有因為死刑執行數量的降低而上升。 當前，台灣社會反對廢除死刑者主要傾向認為：死刑是實踐社會正義，壞人終須被懲罰，很壞的人自然需要很嚴厲的懲罰。此外，普遍同情被害人家屬，希望以命抵命告慰家屬，這也是阻礙廢死的最大原因。 而廢死組織的理念更理性。張娟芬承認，壞人需要懲罰，但是國家應該使用權限範圍內的方式。她特別以已經全面廢除死刑的歐盟經驗說明，關鍵是建立和完善了被害人支持系統，真正幫助到被害人家屬，以及保障他們真正該有的權益。 這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金錢補償。二是法律協助，國家出面請律師上法庭協助追訴。三是長期的心理諮商。其中又以德國經驗最好。德國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統一組織做這三件事。因此被害人家屬不必走三個官僚系統去申請救助，傷心事不需重複三次。目前，台灣對受害人做的主要是金錢補償，這緣起台灣藝人白曉燕女兒白冰冰被綁架撕票案，此後出台了一個被害人補償條例，平均每例補助 29萬台幣。法務部下有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負責撥款和處理申請。但是，廢死聯盟的被害人家屬小組，通過對被害人家屬訪談發現，絕大多數家屬沒有拿到一分錢。因為申請的過程讓他們感到屈辱，失去親人已經痛苦，還要面臨官僚系統的審視，已經煩不勝煩。 「從歐洲經驗看，當被害人得到好的照顧，他就沒有那麼大的怨氣。想要報復是人性，我不覺得這種人性有什麼錯的地方。問題在於，政府的角色應該是把不正義的事情平反過來。它真正該做的，是讓受害人家屬得到補償和療愈。現在變成政府不去做這些事情，只願意採取死刑這種象徵意義的手段。」張娟芬說。 經濟或許也是一個因素，歐洲經濟基礎好，可以用財力做受害人保護這項很花錢的工程。如果政府每年槍斃 6個犯人就可以代表正義，為何花大錢做被害人家屬的保護工作？這多省事！但是並沒有徹底解決被害人家屬的真正問題。 終極策略是「釋憲」 目前，台灣還有 52種犯罪可以判處死刑。死刑執行主要還是槍決。在聯盟辦公室，存有日本攝影師拍攝的一組照片，記錄了台灣一處刑場的細節：死囚腳上的鐐銬痕印、執法人員為了祈求心理平靜而設的香爐、死刑場上的時鐘暗示死刑犯的生命進入倒計時。 聯盟的副執行長吳佳臻說，這是國際人權組織來台灣調查時，聯盟協調申請，幫助一名日本攝影師進到刑場近距離拍攝的，現在已經很難拍到如此震撼的圖片了。作為民間組織，廢死聯盟主要採取三種策略去影響可能存在漏洞的死刑判決：非常上訴、再審、釋憲。但是這三種方法，張娟芬稱都「不容易」。 以鄭性澤案為例，張說，因為警察辦案粗率，沒有保留全證據，也沒有做彈道比對，證據太少，主要訴求不是無罪，而是證據不全。廢死聯盟主要採取了兩種策略：再審和非常上訴。首先組織律師團獲得當事人委任，調取卷宗研究，已經提了兩次再審和兩次非常上訴，統統被駁回。但是拖延了執行時間。在民間的異議聲中，官方行動變得審慎，苗栗人鄭性澤2002年歸案、2006年定驗死刑，一直沒有執行，至此已經在獄中待了11年。蘇建和案件似乎在技術上成績更顯著，促成了一些制度性的改變。此案後，2003年的刑事訴訟法做了重要修正，規定被告自白（口供）要在最後審理。這樣就避免了審判太多依賴被告自白，而輕視科學上的證據的弊端。 廢死聯盟的終極策略則是「釋憲」。憲法規定任何公權力不可以隨便剝奪公民的生命，此外，刑事訴訟法案件到三審的時候沒有提供強制辯護，而民事三審都有，作為最嚴厲的死刑判罰，如果不保障犯人的辯護權，被認為屬於違憲行為。目前台灣正在研議刑事審判三審的強制辯護制度。 廢死組織的工作主要包括兩條線。一是大眾溝通，包括廣泛的司法議題和特定死刑關注。二是和官方游說。法務部曾有「逐步廢除死刑小組」，也有民間人士參加，甚至廢死聯盟執行長也是其成員，但是張娟芬認為，小組幾乎形同虛設，只是為了在國外專家來了做個樣子，「看，台灣正在做廢死研究。」對於積極推動社會變革的民間組織而言，一切都很緊迫。 2006年到2009年連續四年，台灣沒有執行一例死刑。跟周邊國家比，韓國10幾年沒有執行死刑，主要因為基督教的普及，菲律賓考慮廢死又恢復死刑，新加坡歷來嚴刑峻法，而台灣自身條件並不優越，它的殖民歷史受到日本及美國極大的影響，而日本和美國是民主國家裏仍然堅持死刑的國家。在這個意義上，台灣推動廢死的成績花了很大力氣，日本人士十分羡慕台灣廢死運動的活力，國際組織對台灣經驗也持肯定態度。據此，張娟芬自豪地說，台灣是亞洲推動廢除死刑最有成就的地方。 以跟藍綠政府打交道的經驗而言，張俊芬覺得綠營比較友善效率高，而藍營則比較官僚敷衍。近些年，警察在對待街頭抗議的執法也呈現倒退。過去警察只是維持秩序，不干涉抗議。現在會把抗議者「丟包」，用車拉到很遠的山區，讓抗議者自己跑回來。她認為，司法如果沒有社會壓力，根本不動，所以他們的工作重心放在社會支持上面，即運用輿論和民意支持。張娟芬本人熱心大眾教育工作，主要通過寫書、演講，以及運用博客和臉書等網路工具。她出版了多本討論死刑存廢議題的書籍，加印一版加一朵花，如今已經再版 5次加了5朵花。 媒體敗壞致死刑增加 2007年10月，台灣人權活動人士在台北集會要求廢除死刑 2010年被張娟芬稱為死刑議題非常特別的一年。台灣連續 4年沒有執行死刑突然為全民關注，引發政壇震盪。因為宣稱任內不執行死刑，法務部長王清峰辭職。馬英九政府換了一個願意執行死刑的法務部長。 2010年既有 4例死刑執行，此後每年遞增一例，最近一次台灣被槍決是在 2012年 12月底，一次處決 6個。 張認為，死刑執行數目的變化和執政黨派因素的關係不大——2006年到 2009年停止執行死刑的四年，橫跨了藍綠執政。根本原因，她認為跟媒體處理方式大有關係。「2010年的時候，媒體採用民粹的方式，平媒、網路、談話節目，氣氛好像死刑代表正義，一定執行死刑也才可以維持正義。」作為一個前媒體人，她眼中的台灣媒體的環境持續在敗壞，媒體已經不再扮演守門人的角色，新聞從網路裏抄，網上很多大家情緒性的無責任感的發言，也被平媒轉載，而不去判斷哪些該談哪些不該談。 「台灣媒體娛樂化、庸俗化的跡象很清楚，廢死聯盟記者會，媒體不見得來，新聞稿不見得用。王清峰說她任內不執行死刑，網上一片謾駡，很多成為人身攻擊。媒體敗壞、民粹的歷練全面吞噬了網路空間。」 也就是在2010年，張娟芬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感，她說：「太糟糕了！民主化如果有終點的話，社會應該對公共議題有公共討論的態度，但是當時台灣的氣氛，哎呀，像瘋人院！」令她困惑的是，很多人在網上張牙舞爪，但是她進行了 100場演講，面對面的時候，雖然支持死刑的民眾還是大多數，可是他們在提出意見的時候，很少像網路上這麼瘋狂。 作為一個社會觀察者，張娟芬也在思考，應該更了解年輕族群使用新媒體的情況，要針對網路媒體進行新的適讀教育。所以她也沒有對民粹力量多麼悲觀，認為公開場合公民討論的空間依然存在！ 台灣式民主和社會運動的成績在華人世界有目共睹。張娟芬認為，台灣解嚴之前，社會運動沒有辦法多元發展，只剩下一個因素，那就是政治因素，解嚴20多年了，我們還是面臨這樣的問題：政治的因素非常大，而且總是把別的社會性因素都吃掉，比方說，對很多人來說，藍綠政治色彩仍然是比較深的分野，更多是根據黨派而不是內容進行討論。她嚮往的是一種開放和多元的社會氛圍，「社會運動一直想在政治因素之外，維持社會運動的自主性，不是附屬於某一個政黨。健全民主社會應該在一個民主的討論空間，應該容納和鼓勵不同意見，互相對話激蕩火花。」 社會運動不附屬任何政黨 「廢死運動不是走旁門左道，那樣意義不大。真正有意義的是，民主社會討論互相激勵可不可以發生？在這個過程中我與你看法不同，可不可以坐下來討論，我更看重這個民主的過程和氛圍。」張說。 社會運動和政府行為是民主社會重要的板塊行為，雙方的邊界從無到有，從收縮到擴展，從無序到有序，愈來愈清楚地在勾勒自由和權利的輪廓。苗博雅給我看一幅本地藝術家的創作，作者複製了台灣解嚴之前的官方死刑檔案文書，可以看到蔣介石的親筆批示，一個判處無期徒刑的判決書，蔣用毛筆字批示：「判死刑可也。」 獨裁時期，所有死刑判決都需蔣過目，判決不起作用，蔣才是最終生殺大權說了算。苗博雅用輕鬆的口氣說，「這非常有趣，民主化之後才可以看到這些舊檔案。」 就在我採訪完廢死聯盟的幾天後，4月 19日，中天電視台的新聞女主播播報，當天，台灣當局再次處決了 6名犯人。法務部表示，這 6人都是「手段兇殘、泯滅天良」、「沒有延期執行死刑必要」的死刑犯。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CatherineAshton在 20日發表聲明，表示「極為遺憾」；總部位於倫敦的國際特設組織則對台灣先前廢除死刑的承諾，表示「高度質疑」。 （作者是中國大陸資深新聞調查記者）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香港前廉署官員湯顯明   文 /蕭瀚 清明政治需要均衡的權利和優秀的制度，也需要有職業榮譽感的傑出政治家。當大陸政制的邪惡基因侵入香港，三者盡失，香港的清白廉潔何以自保？ 香港前廉政專員湯顯明被指於2010年兩次超過「廉政公署常規的規格宴請到訪的內地檢察機關官員，其在任五年期間，花費了近 22萬元送出了約 1400份禮物，部分禮物價值超過 4000港元，送禮對象大部分是內地官員。」對於上述事件，前副廉政專員兼執行處處長郭文緯為廉署叫屈，他認為「整件事只應定性為員工對《廉政公署常規》的理解不符審計規定，不涉及誠信問題，廉署員工在事件中亦完全沒有個人得益。」 無論現任還是前廉署官員如何辯解，基本事實是湯顯明違規宴請與送禮，不管理由是什麼，在不涉及基本人道底線問題時，哪怕規則已經過時也應當遵守，更何況是廉政公署這樣的政府部門，尤其在廉政領域更當以身作則，這是法治社會的重要支柱。 此次事件真正令人吃驚甚至反感的不完全是湯顯明違規宴請與送禮的問題，更在於郭文緯替其申辯，即使有千情萬理，他們至少遺忘了自己的特殊身分，遺忘了好制度只是法治的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是人對良制的敬畏與守護。 均衡權利與創建好制度 權力原本是處理公共事務的一種支配甚至控制力量，它擁有普通公民無法擁有或者沒有資格擁有的特殊資源。由於權力的這種功能特性，因此，為善抑或為惡，結果便大相徑庭，當權力為善時，它可能匡扶正義，保護公民權利不受非法侵擾，利用得當，甚至幫助那些弱小的人們以抵禦那些強勢而蠻橫的盜匪；當權力為惡時，它便扶邪壓正，踐踏民權，由於其強大的資源支配力，從而成為最可怕的劫匪與殺人犯。因此，西方文明自古已發現基本的權力規律，就是防止權力作惡的特別重要法則是限權：若無必要，勿增權力。研究權力的主流思想家們，甚至認為權力只是一種必要的惡，因此時時刻刻提防它，將其鎖在籠子裏，只有萬不得已需要震懾與消除惡行時才能短暫地放出籠子。 所謂好制度，也就是能將權力鎖進鐵籠從而能讓它盡可能行善的制度。包括三權分立在內的政府制度設計，目的是為了將權力拆分後使其相互制衡，三項權力各行各權，各司其職，相互掣肘的同時還能保證權力之間的平衡，不至於使哪項權力一權獨大，從而不能為害黎民；而選舉制度則旨在促使人們對政治人物的品質與能力虎視眈眈，盡可能不讓權力落入品質低劣的惡棍們手中（雖然這常常會有疏漏）；而開放的輿論市場則是盡可能即時和及時地監督權力；至於自由的貿易市場則能盡可能減少政府管制，將名為行政許可實為權力設租降到最低點。 為全世界所稱道的香港廉政公署，從其最終意義上說也是將權力關進籠子的一項制度設置，而且不言而喻的是，廉署也是一項權力，一項監督權力的權力，它也處於權力的自我制衡格局之中。這一權力的自我制衡是否有效，不僅僅取決於制度本身的設計，同時也取決於人民對權力的監督，取決於公民精神是否飽滿、輿論是否自由、公共理性是否發達。 政治家遇有職業尊嚴 為此，對於政治家而言，他們為什麼要從政，比他們如何從政更為基礎。為什麼要將好人選進政府當政治家，是因為好人出於榮譽的自身目的，他們會有所忌憚，有所敬畏，有所取捨，從而按照制度規範的要求行使權力。僅僅出於對監督的畏懼而遵守制度，遠不如政治家們出於個人的自律而維護好制度來得更為堅實，雖然前者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權力所具有的腐蝕性是未掌權者無法體會的。 湯顯明事件迄今為止，令人遺憾者有四：身為廉署專員，規避法律，違規超標請吃送禮，此其一；身為前廉署要人，事件曝光後，不思反省，卻狡辯護短，更有前同行出言強辯，此其二；此事件並未在湯顯明任內曝光，難阻各界對現任廉署諸多遐想，進一步打擊廉署公信力，此其三；事件曝光後，現廉署專員白韞六文過飾非，顧左右言他，缺乏擔當，此其四。 現年63歲的湯顯明和現年 66歲的前廉署專員郭文緯，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郭文緯更是香港反貪史上的大人物，在多起大案重案中功勳卓著。但在此次湯顯明事件中，郭文緯替湯顯明圓場，既不明大道，亦不明小節。 郭文緯為湯顯明辯護的理由之一，是湯顯明並未從超標請吃送禮中自己獲益。這種辯護倘若放在其他政府部門、其他政府首腦或許並非完全不合情理，但放在以反貪肅貪為己任的廉署及其首腦身上則是荒誕可笑的。「打鐵還要自身硬」的道理，這兩位前廉署首腦、副首腦不可能不懂，但他們完全遺忘了這一重要的原則，可以說，作為職業政治家，他們缺乏基本的職業尊嚴，缺乏起碼的職業榮譽感。 倘若廉署也像內地那些局長本人經常落馬的反貪局一樣，怎麼可能會有公信力？以此次湯顯明事件觀之，雖然香港廉署會不會墮落到內地反貪局的地步尚需進一步考察，不能遽下結論，但這種趨勢和潛在的危險卻是顯然的。 大陸政權邪惡基因侵入香港 香港自 1997年回歸大陸之後，大陸權力無制的邪惡基因也無所不在地侵入香港。香港新聞人閭丘露薇在評論湯顯明事件時說：「香港的廉政公署花了多少年才讓香港人沒有了（吃喝送禮）這樣的習慣，但現在卻因為一個人，自己有了這樣的毛病。怪不得廉署這些年士氣低落，流失率高。」可謂一語道破天機。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大陸這塊權力大墨缸，想讓香港保持清白廉潔，倘若沒有一些特殊的努力，確實難乎其難。 剛剛去世的撒切爾夫人在其20世紀90年代撰寫的回憶錄裏曾寫到1982年與中共談判香港問題時的憂慮，她擔心香港回歸大陸後會喪失穩定與繁榮，尤其擔心香港的制度被大陸染色後變色，鄧小平則許以 50年香港制度不變的諾言。以撒切爾夫人終生痛恨共產主義的基本立場論，她當然明白這種政治諾言只是枱面上的話，但她有心無力救香港於水火。時至今日，已經有太多資訊足夠說明香港是如何一步步淪陷的。在這一過程中，唯一可能阻止這一趨勢的，除了香港社會各界對港府一如既往甚至加大力度的監督之外，那些港府中潔身自好，有着憲政理想以及從政榮譽感的「好人」們如何將中共硬塞進政府的親共人士的破壞力量盡可能抵消掉，已成為一個愈來愈緊迫的議題。 湯顯明、郭文緯以及現任廉署專員白韞六、特首梁振英對此次廉署專員濫用公帑事件的態度，在在說明廉署身價遭疑、港人信心或將進一步受挫。梁振英、白韞六被視為親共人士早不是新聞，香港雖然有好制度——現在的媒體基本自由，香港公民的遊行示威權也大體能得保證，立法會在此次事件之後已開始介入實質性調查，並且可能會傳召湯顯明；但有這些還不夠，還得有各政府部門中的「好人」們能借制度之力而行自律與約束之效，古人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制度，一幫流氓惡棍是不可能玩出良治來的；好制度可能是「壞人」自相爭鬥的產物，但不可能由「壞人」一直糟蹋而不倒，好制度依然需要「好人」來維護，沒有「好人」勉力支撐的好制度，終將被「壞人」蛀空而傾覆。 墨西哥曾照抄美國聯邦憲法，但迄今沒有玩出美國式憲政，足以說明人在制度中的關鍵作用。好制度並不是讓好人們睡大覺的制度，而是讓「好人」們付出盡可能小的代價就能實現良治的制度，當「壞人」們行禍在千里的蟻穴之蝕，「好人」們就不能再憑藉好制度的天險盲目樂觀了，因為從來就不存在讓人一勞永逸的好制度。 「歷史將銘記，社會轉型期的最大悲劇，不是壞人刺耳的喧囂，而是好人可怕的沉默。」誠以馨香祝之，願香港的好制度不至於淪亡而成為馬丁·路德·金這句名言新的注腳。 (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文/ 黃麗萍　　攝影/ 鍾卓明 六、七十年代白手興家的李嘉誠，曾是香港人的夢想，港人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為李嘉誠。時至今日，李嘉誠卻成為民眾厭惡的對象，在他身上盡顯出冷漠大財閥的本色。 在前任特首曾蔭權，全力向財閥傾斜而形成今日「商家治港」的政治格局下，民眾換來的是小商戶經營日益困難、受薪階層長工時但薪金增長遠低於通賬、蝸居族湧現、貧富懸殊居世界之首等連串問題。民眾的忍耐已幾近臨界點。 碼頭工人罷工至今逾一個月，獲得包括中產階層的社會各界的支持與金錢上的援助（罷工基金至今累計逾800萬元），正顯示出民間對財閥壟斷下的政、治格局的不滿與反抗。我們要拷問的李嘉誠，不是那曾擁有香港精神的李嘉誠，而是他現在所代表的對社會普羅民眾層層剝削的既得利益階層。 香港貨櫃碼頭外判工人罷工至今已逾七個星期，得到社會廣泛的支持。4月30日進行的勞資第四輪談判未有結果，碼頭大老闆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繼續置身事外，拒絕與工會談判，政府無力斡旋。四間外判商中，只有永豐願意回到談判桌，高寶更已宣布倒閉，令工會失去談判對象，勞資雙方處於膠着。過去一個月，工人不斷把行動升級，「佔領」地點由貨櫃碼頭轉移至中環長江中心，但工人復工卻遙遙無期。 這次的碼頭工潮，赤裸地揭示了香港勞工保障的薄弱，研究勞工議題的學者批評香港是「一流的城市，三流的勞工保障」。同樣是和記黃埔旗下的碼頭，香港工人的待遇不但遠較澳洲差，甚至還比不上沒有組織獨立工會權利的深圳。同一工種，同一老闆，為何待遇差之千里？為何香港的勞工一直積弱，走不出困局？ 集體談判權夭折 工潮開始的首兩星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和勞工處處長卓永興，可謂完全「失蹤」。其後，工潮不斷升溫，獲得社會各界支持，政府才開始介入，但卻軟弱而無力。 爭取勞工權益多年的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說：「這次碼頭工潮完全反映，政府過往那套『勞資自願性協商』的哲學已徹底破產。」現今的勞資談判純屬自願性質，即使工人發起工業行動，資方仍可拒絕與工會談判，政府可以干預的手段近乎零。「香港沒有集體談判權，政府沒有法例援引去迫使資方與工人談判，工人等了三十多天，希望與資方有個平等的談判，卻仍等不到。」 「如果 1997年沒有廢除集體談判權的話，這次的罷工根本就不會發生。」1997年 6月回歸前夕，末代立法局通過了由職工盟議員李卓人提交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條例列明五十名僱員以上的企業，如工會的會員人數超過僱員人數的 15%，並取得逾五成僱員的授權，可以獲得集體談判權。 然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上台兩星期後，即凍結了集體談判權。被指是北京欽點、沒有任何民選成分的臨時立法會，同年11月正式把法案廢除。 研究中國、香港和越南勞工課題的澳洲國立大學博士候選人蕭裕均解釋，集體談判權有助改變勞資不平等的關係，資方須定時與工會檢討薪酬待遇，最終簽訂集體談判協議，保障工人在特定時間內的薪酬福利，即使在經濟轉差的時候，資方亦不可以單方面減薪，要先得到工會的同意，尋求一個雙方都可接受的方案。 對於政府在回歸後急急廢法，蒙兆達說：「董建華本身就是一個商家，與財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當年有很多商家聯手向政府施壓，要求廢除集體談判權。」他謂如果現在有集體談判權，資方一早就要與工人商討薪酬待遇，工人的怨憤就不會壓抑了十多年，或者就能避免了這次罷工。 蕭裕均分析，香港的勞工勢力一直薄弱，與香港政治環境有很大關係。「殖民地時代，政府與英資站在同一陣線，因為目標都是在香港賺錢；回歸後，香港政府與商界的關係仍然密切，因為香港政府一直弱勢，要依靠資本家的支持，政府從來不敢得罪商家，對保障勞工的政策一直拖延。」 資本家刮盡一分一毫 在這個政治格局之下，資本家被縱容賺盡一分一毫。蒙兆達說：「和黃是持有 HIT的公司，每年除稅後盈利有323億元（港元，下同）。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一面指責工人要求加薪兩成會『拖垮經濟』，一面卻不斷加自己薪酬。有報道揭發他 2009年到現在加薪已超過四成，每年的收入達1.8億元，HIT的高層年薪亦是過千萬，根本就是肥上瘦下！」反觀香港基層工人計算通脹因素後的實質工資，現在的數字卻較回歸前更低，顯示工人未能分享經濟增長成果。 蒙兆達又指，大企業利用外判制把員工進一步「搾乾搾淨」。「大企業把工種外判，以價低者得的方式，把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亦省下員工的花紅、退休保障、加班補水等員工福利。當你成為外判工，資方就只需要符合勞工法例的最低標準。香港勞工法例非常薄弱，幾乎只保障工作後有糧出。工人連續工作72小時，並沒有違法；沒有食飯、上廁所的時間，也沒有違法。企業利用外判制，把企業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把工人的工資搾乾搾淨。」 外判制是政府於90年代帶頭牽起，當時亦曾出現過清潔工時薪低至七元的剝削情況，經過工會的抗爭之下，政府訂立了指引，規定外判商不可以低於市場平均薪金去聘請工人，以及推出外判商扣分制。但蕭裕均指出：「政府只肯訂出指引而不肯立法，對於私人企業完全沒有約束力，讓企業大條道理只向錢看。」 蕭裕均形容，香港的勞工法例是「一流城市，三流勞動保障」，最基本的最低工資、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很多發達地區早已立法，例如美國已經立法了一個世紀。香港的保障甚至比不上內地，內地於1993年已為標準工時和最低工資立法，而香港在兩年前才實施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立法依然遙遙無期。 雖然《基本法》訂明工人擁有罷工權利，但蒙兆達直指這其實是虛假的：「法例上雖保障工人不可因罷工而被當作犯錯而即時解僱，但僱主仍可以一個月通知的方法解僱罷工員工，工人罷工要冒很大風險。」 政治制度成為路障 爭取勞工權益的路一直都走得很慢，蒙兆達與蕭裕均都把矛頭指向香港政治制度，為勞工權益的爭取設下重重的路障。 蒙兆達指出，功能界別佔了立法會一半的議席，由議員提出的法案要分組點票，很多時保障勞工的法案在直選議員獲通過，但在功能界別被否決。「政府擁有立法的主導權，因為政府提出的法案只要過半數就可以通過，但為免得失商界，政府把勞工的保障一拖再拖，不會主動提出法案。如訂立標準工時，梁振英說開設一個委員會去研究三年，到時政府換屆，又不了了之。我們的行政長官亦是由小圈子選舉去產生的，工商界背景的人基本上把持了整個選舉制度。」 此外，目前擁有三個議席的勞工界功能界別，亦被指是打散工會力量的元兇。蒙兆達指出，勞工界議席是以工會為單位去投票，致使工會愈拆愈細、愈拆愈多，例如一個碼頭就有四個工會。「這種分裂的狀態在與資方爭取權益時非常不利，亦打散了工人寄望加入工會去爭權益的意識。」 另外，勞工界議席採用「全票制」，即每個工會必須投下三票，容易造成議席全取的局面，而不是按工會比例分配三個議席。這樣就有利工聯會等資源豐厚的建制派工會，可以開設更多工會屬會來壟斷議席。回歸後的各屆立法會的勞工界議席選舉，都是由工聯會取得其中兩席，勞聯取得餘下一席。而在 97年的廢除集體談判權的動議上，工聯會正正投了棄權票，集體談判權最後被廢除。 蕭裕均認為，民生政策要靠民主過程推動，希望工人運動可以與民主運動更緊密地結連，「佔領中環與罷工的討論現在好像完全分開了，但其實是息息相關，佔領中環不是爭取四年投一次票，而是要深化到改革政治制度如何改善民生的政策。」 港人應有尊嚴地生活 政府在4月26日舉行酒會，宴請勞工界慶祝「五一」勞動節。灣仔會展中心場內衣香鬢影、歌舞昇平，場外幾百個已罷工一個月的碼頭工人聲嘶力竭繼續抗爭。一名碼頭工人代表進場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遞交請願信，問司長可否到場外見一見工人？可是，林太並沒有出來慰問工人。 蒙兆達對政府高官的冷漠感到非常遺憾，又指該名工人代表已對政府「沒半點寄望」：「勞動節是為了紀念百多年前，美國工人爭取 8小時工作的抗爭，到今天的香港，工人仍要連續工作24，甚至48、72小時。政府對待這些工人繼續愛理不理，商家用盡手段希望這局面可以千秋萬代不要改變，最可悲的是，長時間的剝削，令工人自己也麻木了，覺得理所當然了，連工人自己也看不到這是個政治問題。」 「為何其他城市的人，可以有尊嚴地生活，有時間陪家人？為何香港人就一定要去認命，不可以有一個更好的生活？我常常提醒自己，抗爭並不只是為了抗衡憎恨的事，亦是為了你所愛的而抗爭。我希望我的下一代，將來不用做工作的奴隸。這次的抗爭，不只是為了碼頭工人，也是為了我所愛的子女，將來可以有尊嚴地生活。」蒙兆達說。 職工盟發起「五一」勞動節遊行，其中一個訴求就是要求政府落實集體談判權 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右），日前高調為和黃主席李嘉誠（左）護航， 並狠批職工盟發動針對李嘉誠的工運是「搞文革」 4月19日下午，工人披着雨衣在長江中心外集會抗爭 4月26日，工人在長江中心外，向張建宗、李嘉誠、 李澤鉅和梁振英的紙版頭像投擲顏料抗議 五一勞動節遊行上，三名示威者抗議官商勾結，導致工人受苦 4月19日，一名巿民帶着女兒在中環遮打花園集會，聲援罷工工人 4月19日的長江中心晚會，學民思潮成員黃之鋒帶領一群中學生站台，支持工人行動 4月26日晚，逾千人由長江中心出發，沿着花園道遊行至禮賓府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和記黃埔旗下的深圳鹽田港碼頭，2007 年曾發生工人罷工   文/ 陳嘯軒 深圳鹽田港屬李嘉誠所有。六年前，碼頭工人罷工三天即成功爭取到加薪和獲得應有權利。同一集團，為何中港兩地工人的爭取結果如此截然不同？ 2007年4月6日，深圳鹽田港國際集裝箱碼頭逾700名吊運貨櫃的工人集體罷工，要求資方加薪，補發因為工時計算不合理被剋扣多年的每天半小時工資，以及要求准許成立工會。據當年媒體報道，罷工工人主要做「輪吊」和「塔吊」工作，薪酬由3,000至5,000元人民幣，包括底薪和其他收入。有工人說：「我們的工資 10年了就加了一次，很多工人上調不到100元。」 中央沒給李嘉誠面子 當年協助罷工工人維權的律師段毅憶述，工潮最早由約二百名碼頭後勤服務工人發起。「他們當時的工資最低，月薪只有 3000多元。資方最初準備採取較強烈方式來解決，沒想到工人的關係非常好，緊接配送和裝卸工人都響應了，最後連塔吊司機也參加，就把碼頭生產鏈徹底中斷了。」 罷工後翌日，深圳市政府派出一名副市長介入協調，連同鹽田區政府以及勞動、工會等部門和組織趕赴調停。結果，勞資雙方談判在 4月 8日即達成和解，700多名工人每月獲加薪 3%和另額外補貼 500元薪金，工人滿意隨即復工。 鹽田港集團屬合資經營，有接近消息人士對本刊透露，作為碼頭「小股東」的鹽田港集團，當年在工潮與大股東和黃角力時毫不退讓，甚至還向和黃暗示，如果香港合資方未能處理好事件，中方大可根據合同「把你的東西買過來」。 「當時罷工的問題直接就報到中央。當時深圳鹽田港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鄭京生，給了李嘉誠方面三個意見：第一是我們現在已經有足夠的管理經驗，第二我們有足夠的錢，第三如果這個問題你處理得不好，就會影響我們與你合資能否持續。」 消息人士指，中央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給李嘉誠多大的面子，這麼做是迫於經濟壓力，「鹽田港是國際性碼頭，如果事件處理得不好，會直接影響國際貿易，對中央來講經濟壓力非常大。」 中方「不得不介入」 工潮結束後一年，鄭京生接受「中國國際海運網」訪問時曾明確說：「港口工人自發維護自身利益，要求提高薪資待遇，但鹽田港港方合作夥伴和記黃埔並沒有做出積極的應對，使工 人的待遇問題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直接導致了罷工。」由於和黃對罷工持消極態度，因此中方「不得不介入」。對於深圳碼頭工人六年前的成功抗爭，段毅認為有三大因素：「工人非常頑強，最初在（資方）壓力下沒有妥協；國家從整個社會安定的角度，傾向工人；和黃在兩方的壓力下，也作出妥協。」 不過，段毅也承認：「對付大資本，工人鬥爭肯定不夠。」鄭京生給和黃的三條意見，除了唬嚇以外，明顯帶有「國家實力」的表達。雖然中央主要是出於國家貿易政策和貿易風險的問題上去干預，但也間接支援了工人。 「這種唬嚇是有足夠的經濟力量的。因為李嘉誠再大，也大不過中國。中央認為問題要盡快解決，當時鹽田港碼頭在世界吞吐量居第二，按照和黃的內部計算，是集團在全球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貨櫃碼頭。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部分靠遠洋（貨輪）來完成，中央想在這個事情我不管那麼多，鹽田港必須恢復生產。中央也不單是為了支持工人權益，中央只是覺得你（和黃）要是做得好，工人不可能這麼鬧。它這麼強勢介入，是帶有政治姿態。」 和黃付9000 萬平息工潮 香港親北京報章連日來炮轟碼頭工運漸趨政治化，甚至指摘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借工潮預演「佔領中環」對抗中央。不過，段毅認為中央為了在香港政制改革方案出台的前夕，給巿民較良好的形象，「肯定不會傾向李嘉誠，可能更多會協調出更好的方案。」他不排除中央會向特區政府作出「政策指導」，要求當局較積極介入工潮。 當年工潮結束後，段毅受深圳巿總工會委托，擔任工會的談判指導和法律顧問。談判歷時45 日，結果工人在加薪以後，成功追討了過去八年的加班費，其中4000 多萬元是直接補回給工人，另外和黃則答應給職工增加4000 多萬元的住房公積金。 對於官方的工會能否為工人爭取權益，段毅說：「中國工會的特點，就是中央有明確指示的情況下，它就會不疑慮地做；但是中央有相反指示時，它就會按相反指示做。」他說，他擔任工會法律顧問一年後，「跟工會出了毛病」，此後就再沒有接觸碼頭工會和工人。 資料顯示，現任鹽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工會主席陳德雲，同時身兼中共鹽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委員會副書記兼紀檢書記，曾任中共深圳巿紀委辦公廳副主任。 國際工會聯合會香港聯絡處行政主任黃靜文表示，當年深圳巿政府高度介入工潮，「一定要擺平事件」的強硬態度，令最初不願意與工人談判的和黃屈服進行勞資協商。她指自2007 年以來，鹽田港狀況都較平靜，沒有爆發大型勞資糾紛。 「深圳碼頭的工人每天只是工作八小時，工時遠較香港同行動輒16甚至24小時為短，工資也遠較當地一般藍領工人要好。」黃靜文慨嘆，雖然內地沒有獨立工會，但在港資貨櫃碼頭工作的工人待遇，竟然較有權利組織獨立工會的香港同行要好。 熟悉國際工運並一直關注香港碼頭罷工問題的段毅則指，放諸其他國家或地區，碼頭工人罷工，最終勝出的絕大部份是勞方。他提醒香港碼頭罷工人士，談判對象必須回歸到和黃本身，且罷工行動與聲援行動要升級，才有機會獲勝。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