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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說薄王的傾覆是奠定本届最高權力的黨內權力基礎的話，那麽現在打壓社會政治反對人士則是其必然的社會政策。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因為當時台灣島內政治反對力量在高雄組織示威活動，而國民黨政府進行鎮壓，引發自「二二八」以來台島最大規模官民衝突。被捕的組織和領導抗議活動的人士多為《美麗島》雜誌社人員，故史稱「美麗島事件」。當美麗島事件被捕者交付軍法審判時，為他們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呂秀蓮等人。如此，政治反對運動、社會精英和大眾互動起來，形成大規模政治動員，整合了島內政治反對力量，從而成為台灣走向民主化轉型的標誌性事件。2013年4月，因在北京公開展示橫幅，要求官員公開財產，袁冬，侯欣，張寶成，馬新立，孫含會，王永紅，趙常青，丁家喜等八人相繼被北京市警方拘捕，罪名是所謂「非法集會」。在舉國關心四川雅安地震災害的熱切中，這一事件引發的網絡關注度很小，但此事意義堪比當年台灣美麗島事件引發的政治效應，值得討論。 在北京「財產公示八君子」拘捕事件中，人們很自然會聯想到的基本意象是：在當代中國政治高壓的專政怒海中，這幾位以人性的大勇展現公民精神的行為，是混沌洋流中的精神島嶼。已有遲夙生、張雪忠、浦志强、周澤等律師出面，為被拘捕者提供法律服務。而在一片官媒推波助瀾的虛假抗震抒情調門中，還是有相當多的普通公民關心被捕者的命運。人們意識到，發生在北京的這起毫無依據的赤裸裸政治司法，其代表的對社會與人心的破壞力量遠大於雅安地震。如果因救災就忘掉這一嚴重事件，則導致包括救災不力在內的中國當代政治人禍，勢必升級到更嚴重的程度。 有評論者把這一抓捕事件與因《08憲章》對劉曉波的拘捕和判刑相提並論。誠然，就規模和性質而言，這兩起事件有諸多相似之處，但本次事件尤為嚴峻。《08憲章》聯絡了遍佈全國乃至海外的簽名，其內含的政治訴求至為明顯，是站在社會與基本人權的立場對當局進言。而且當時執政者不僅有 2008年北京奧運的需求，猶有花甲慶典的需要。本次習李接班，大局甫定，國內外並無迫切的政治挑戰與壓力。而要求官員申報財產，既不涉及當局政治安全原則，更無廣泛的組織行動，僅只是個別公民的合理合法舉動。如此打開專政機器，實出乎國內外意料，必有新團隊政策痕迹。 因此，相比歷來當局對政治反對人士的迫害，北京八君子抓捕事件性質特別嚴重——可以想見，即使是强力部門建議，倘若沒有最高政法領導者的許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情形又是如此勉强。按照現行「非法集會」的罪名，八個默默舉標語拍照的人，並無嚴重擾亂社會治安，同時，也不存在所謂審批機關明令不許集會的要求。在貪腐橫行的今天，這樣的抓捕與基本民意違背，成了公然為貪腐公權背書的行動，這很難說符合執政者利益。那麽，他們為什麽非要進行如此蠻橫的行動？只能理解為，背後必有他們認為不得不如此的理由，而這個理由只能是：最高執政者要求如此！那他們為什麽會如此要求呢？ 回顧 30餘年來，自魏京生始的各種後文革時期政治迫害，雖然鎮反和文革式的反革命罪逐步廢棄，但其實質從未改變，只是因為道德成本的理由改稱為「擾亂公共秩序」、「危害公共秩序」或「危害公共安全」之類而已。這些似是而非的罪名變化並沒有改變直指任何政治反對或公共表達的專政利刃。歷數微博興起以來包括艾未未案等政治打壓事件，人們對此不應有懷疑。最諷刺的是，在當前全面為雅安震區災民祈福和勸募的感人場面下，當年調查汶川地震災後重建貪腐問題的譚作人就在雅安服刑！譚及其同伴對災區建築豆腐渣工程以及災後善款使用等問題的調查，被冠以「顛覆政權」的虛假罪名，執政者以此安撫了公信危機時期蠻力維穩的基層政權。這一次北京八君子抓捕事件，從原理上說，與對譚等人的懲罰是一樣的。 問題在於，對於現行法統框架內的反貪腐訴求，從理論上說，這與執政黨的最高利益並不矛盾，而且正是新領導團隊向社會釋放變革善意的大好機會。他們為何也要如此嚴厲打壓呢？這只能說明一個簡單的事實：不管執政黨自我吹噓的歷史叙述多麽輝煌，執政黨的各級權力機構早已全面貪腐，有權力背景的貴公子們竊取了社會財富的絕大部分。因此，他們只有以損害執政黨的道德利益和公共權威為代價，在第一時間彈壓任何反貪腐的行動，而以事後選擇性的家法作為修補權力籬笆的補充措施。這也是各級中低層黨政官員敢於放手大貪，任意胡來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為這種結構性原因，新政變革的泡沫迅速被更嚴厲的社會打壓浪潮所刺破。與此同時，一系列悄悄而持續的極左意識形態乘空氣球陸續升空。源自延安大清洗的整風及整黨之類歷史詞彙被精心包裝出街。而在領導人公共形象方面，也與薄王在重慶使用過的手法如出一轍：新的無聲造神運動與數字化的新媒體平台迅速結合，那些不久前還在為薄王唱讚歌的人，立即齊聲高唱「習大大」的高瞻遠矚和英明神武。同時，網絡紅衛兵迅速嗅到了新執政者的需求，開始以新領導團隊的名義攻擊任何具有政治反對色彩的聲音或人士。 歷史已經見證，在那些高唱入雲的為人民服務高調背後，是血淋淋的無情清洗，對社會的極度壓制。因此，在新的領袖夢想和塑造新克里斯瑪 (Charisma) 雕塑的過程中，彈壓反對者的步驟也是絕對不能少的。這就是北京八君子必須被抓捕和嚴懲的現實政治邏輯。其實，從中共的權力轉換歷史看，每一任新領導者的就位，在其鞏固和維護權力基礎的階段，幾乎都伴隨着殘酷的社會鬥爭。這種鬥爭不僅在權力殿堂內部進行，也會首先觸及社會的層面。1949年所謂「反匪」、「反霸」，以及緊接氣候的全社會性「鎮壓反革命」，67年奪權鬥爭，以及 76年的「粉碎四人幫」等等，每一次權力更迭都不只是局限於黨內的事。作為無孔不入的全能型政黨，中共的權力事務本質上牽涉社會整體的利益，因此，社會每每為之支付慘痛的代價，也是不可避免的悲劇。 30餘年來，由於社會的發育和信息傳播方式的革命，執政黨專政的機器壓力未變，刀鋒卻早已遲鈍，特別是在「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存亡意識下，其內部鬥爭的激烈程度大减。與此同時，社會的覺醒和政治反對運動的興起，成了新執政者政治安全焦慮的首要原因。因此，新領導團隊鞏固權力的鬥爭措施從黨內更多地轉向社會，也是自然而然了。假如說薄王的傾覆是奠定本届最高權力的黨內權力基礎的話，那麽現在打壓社會政治反對人士則是其必然的社會政 策。這也是新領導團隊關於「空談誤國」說法的真實注腳，是「中國夢」這種官方最高目標表述要求的配套政策——最高領導者以全民族名義宣布的夢想目標，同時也意味着對任何政治上不同聲音的鎮壓之權。最起碼，即使顧及到國際社會與一般國民的觀感，你也必須對於公開的表達者採取殺雞儆猴似的果决措施。不幸的是，本次北京八君子就成了受害者。 然而，社會和時代場景已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對和平理性抗議者的赤裸裸迫害，社會已不可能再保持沉默。抓捕發生後，立即有數位公共信用良好和影響廣大的法律人士站出來表示提供法律支持，而更多的人則保持關注，並準備為受迫害者及其家人提供必要的援救。殺雞不可能儆猴，因為意識到自身權利，並决心正大光明來行使的公民，並不是任人宰割的雞群和猴子。相反，每一次倒行逆施的政治迫害都會讓社會再次痛感政權合法性與道德基礎的缺失，也使更大規模社會覺醒及其爆發更進一步。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文 /黃津珏 四川雅安大地震，滿目瘡痍。2008年汶川災難餘驚未消，港人對慘劇反應卻大大不同，討論焦點多落在以往賑災款項去向不明、現在中國不缺錢云云。不無道理，卻忽而想起兒時受長輩叮囑，到中國大陸千萬別隨便施捨，背後多有陰謀操縱。聽畢雖然諾諾連聲，心裏卻說不出的難受。 也是 2008年，生於美國的鄭智寧 (譯音 Chi Ling Cheng)發生交通意外，因沒有扣戴安全帶而被摔倒於馬路上，腦部創傷，徘徊在半昏迷狀態，直至今年 4月 13日死於心臟停頓，終年 42歲。Chi亦即是格林美得獎樂隊 Deftones的低音結他手。 約二十年前，加州獨立音樂圈充斥着 Hip Hop 與金屬音樂，一班年輕樂隊受到兩者薰陶，嘗試把 Hip Hop節奏融入重音樂之中，編曲漸趨簡化。他們還會穿着鬆身衣物，踏滑板，塗上黑色指甲油，用死腔唱歌，後來坊間形容這種音樂為新金屬(Nu-Metal)。新金屬於 90年代雄霸美國樂壇，典型金屬被拋開，連巨頭 Metallica 也為市場而轉型。熱潮退卻，剩下來的新金屬寥寥無幾，除了先鋒 Deftones與Korn，就是較入屋的 Linkin Park、POD等等。 台上的 Chi有攝人的壓迫感，發狂的甩着頭，嘶喊着和聲；台下竟是文氣縱橫，喜歡讀書寫詩，最愛的作家是美國文豪查爾斯·布可夫斯基 (Charles Bukowski)，並收藏其真跡。意外後需要長期住院，保險公司卻因種種原因拒絕承擔院費，家人只好成立名為 One Love 4 Chi 的網上籌款專頁。圈內好友為他辦了數個籌款音樂會，引起媒體關注，然後眾人漸漸開始發覺這個低調的音樂家是個難得的好人：為關注家暴婦女團體工作、為愛護動物組織義辦讀詩會、為無家者推出義賣大碟《The Bamboo Parachute》，還會買一些樂器送給青年無家者，坐下來親身教導，生怕他們容易染上不良嗜好，學音樂除了免得百無聊賴，也是個表達的窗口。數年來他母親透過網頁收發電郵，說最高興的還是讀到有年輕人因他的生命而感動，並希望當個更好的人。 再看四川災難，我們學懂什麼呢？如果止於「一個仙都唔會捐」（一分錢都不會捐），這個是學乖，還是良知倒退？聞說早有研究指出三峽工程令地質受巨大壓力，故近年地震頻繁，但誰又會考證？不要忘記調查豆腐渣工程的譚作人仍受牢獄之苦。當下行動奢侈，資源變得便宜。為善，或許從來都不能走捷徑。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習的「合鞋（和諧）論」是他的政治化妝師繼推出胡錦濤的「和諧社會」後為他提供的一個高招。而後面的策劃者正是習近平的智囊王滬寧。 習近平全面接班不到一個月，就在决策風格和方式顯出新特徵。在他首次外訪和近來的外事活動中，王滬寧、栗戰書和朱國峰不僅出場頻率高，而且地位顯赫。他們的頭銜分別是「中央政策硏究室主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和「習近平主席秘書」。儘管他們的位置傳統上都比較低調，現在卻已變得權高位重。三人以「智囊」、「管家」和「筆杆」組成習近平的核心幕僚，讓習成為第一個有類似白宮總統「顧問班子」輔佐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全面接班後的第一次外訪中，面對國際上對專制中國的批評和壓力，提出了他的「鞋論」。習近平聲稱：「鞋子合不合適，穿了才知道」。言下之意，中國的事，只有中國人有發言權；西方國家無權對中國的理論、制度和道路指手畫腳。他以此來為中國特色的「維穩體制」辯解。 仔細琢磨就不難發現，習近平套用了西方民主理論中著名的「鞋夾腳」比喻，來捍衛他的「中國模式」，推銷他的「中國夢」。習的「合鞋（和諧）論」是他的政治化妝師繼推出胡錦濤的「和諧社會」後為他提供的一個高招。而後面的策劃者正是王滬寧。 據我所知，最早提出「鞋夾腳」比喻的是美國民主理論家杜威。在1946年出版的《人的問題》一書中，杜威寫道：「底層大眾中的每一個個體也許並非很有智慧。但在有一點上，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有智慧，那就是他們知道鞋哪裏夾腳，他們遭遇的痛苦在那裏。」3年前，為了紀念「四五運動」，我在為香港《自由寫作》雜誌寫的《莫把百姓當阿斗》一文中寫到：「民主哲學家杜威曾說過，每個人最能準確地感受到自己鞋子哪個地方夾腳。民主體制就是承認每個公民最能準確地感受自己在何種體制下生活幸福或經受痛苦。民主體制同時也承認每個公民都有選擇公共政策和參與歷史創造的平等機會。」據我的親身經歷和觀察，我可以推定，中共最高智囊、「江 -胡 -習」的三朝幕僚王滬寧在杜威和習近平的「鞋夾不夾腳」理論之間構架了橋梁。 我與王滬寧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有十年相處：我作本科生時，他是硏究生，後來還曾教授我「西方政治思想史」一課。我讀硏究生，他是青年教師。我做了助教，他又做了系主任。再後來我們先後離開復旦燕園：我留美追求學術進步，他赴京踏上權力階梯。記得在我讀硏究生期間，他的得意門生們與我相處甚密。王滬寧給硏究生開設了「西方經典名著導讀」一課，所以我們的小圈子形成了觀念的互動和發酵。王滬寧涉獵的西方書籍很多，有一段時間，美國的政治思想家杜威激發起了他的想像力。尤其在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西方學術譯叢」翻譯出版了杜威的《人的問題》一書，該書自然成為「經典名著」討論的重點。在 80年代中國思想解放的黃金時節，王滬寧的著述也樂於引用杜威。 儘管王滬寧飽讀西方社科作品，但是，他的思想從未完成從國家威權主義向民主自由主義的轉變。他對西學的理解和吸收始終是由西方文明的偏門馬克思主義來引領和整合的。在王滬寧的政治思維中，他始終在苦苦地尋求阿基米德的「Eureka！」（我發現了！）瞬間，從而可以向世人宣布：不僅歷史自始至終貫穿着「一條紅線」，而且這條「紅線」還可以被發現、被掌握，從而用來組織和指導歷史。最能全面反映王滬寧思維特徵和思想內容的莫過於他在上世紀 90年代為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當代中國政府理論硏究叢書」作的「總序」。由於他當時已調入京城，在中南海紅牆內服務江澤民，所以叢書省略掉了王滬寧的主編頭銜，「總序」也未署名。 書中王滬寧的幾個觀點值得注意：第一，他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不容抗拒的規律」，是人類社會不能超越的「定理」。第二，「世界上並無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優化政府體系的坐標。」從「政治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政府體系依據一定的「歷史 社會 -文化條件」產生。第三，從「殖民奴役」的「帶血的暴力」到「新殖民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兩百多年發展形成了「西方中心論邏輯」。第四，他相信，「21世紀的曙光已經在東方的地平線上出現」，「我們體認一種截然不同於西方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理想選擇的發展道路。」可以看到，前兩點製造了「馬克思主義絕對真理」和「政治生態學的相對主義」的邏輯思維矛盾，後兩點勾畫出「西方中心論」和「中國發展道路」的矛盾衝突。王滬寧用構建馬克思主義定理來否定西方提出的普世價值，而後再來論述中國特色的合理性。 以此為背景，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麽美國最偉大的民主理論思想家的譬喻會成為專制政治的障眼法。在杜威那裏，民主的核心是要落實到每一個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尤其包括教育和日常生活）。「鞋子夾不夾腳」，表達的是公民個人情感和政治參與的重要性，否定的是中國流行的「被代表」，也就是主權代替公民權、國家代替民眾、共產黨代替民主制的現實政治。但中共的智囊卻只把杜威的邏輯局限在國際層面。正如中共在國際上鼓吹「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來對抗「國內關係（統治者和民眾）的民主化」，它又在用「國際關係上的合鞋論」來否定國內人民爭取的表達權、申訴權、參與權和自治權。通過渲染「暴力的西方中心論」來激發偏激的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在中、西方對抗的話語體系下，把對人民的鎮壓合理化，而且還給它賦予了一個宏大的帝國目標：「中國夢」。 王滬寧對西方的最終衰敗和東方（先是日本，後是中國）的必然崛起充滿了信心。儘管他曾在美國遊學半年，但他對美國的不理解和排斥始終未能克服。在他的《美國反對美國》（1991年出版）一書中，他過早樂觀地估計美國體制遭遇日本體制挑戰後會瀕臨破產。在他看來，「美國的體制，總體來說建築在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但它正明顯地輸給一個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體制。」而後面這種體制也正是王滬寧鍾情的。他似乎毫不懷疑地認為，中國體認的這種集體權威體制將戰勝美國民主體制。 王滬寧的思維定勢根植於大陸歐洲思想體系，是他承襲了某些特定的思想家的必然結果。他的高等教育以學法文為開始。法國思想家似乎對他的影響很大。孟德斯鳩的「環境、氣候和地緣决定論」和王滬寧後來信奉 的政治生態學一脈相承；布丹的「國家君主絕對主權思想」成為他硏究的對象，也塑造了他的主權觀；孔德的「秩序和進步」也為他的新權威主義背書。後來他師從復旦國政系最頑固的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家陳其人，皈依了一套正統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批判理論，堅信歷史唯物論可以幫助理論家找到貫穿歷史的「紅線」。 如果我們仔細評價歐洲大陸思想體系，並將它與英、美思想體系比較，不難分出孰優孰劣。近代以來，法國與英國在歐洲爭雄，人口、地理和資源更優越的法國不敵英國，後者在19世紀成為世界霸主。德國試圖在一戰中挑戰英、法，結果敗北。二戰中，德國、意大利和承襲了大陸傳統的日本結成軸心，再次試圖改變國際格局，還是被英、美聯手挫敗。「冷戰」又是一場以蘇聯為中心的歐洲大陸馬、列體系試圖埋葬以美國為領袖的西方集團，歷史的結果世人皆知。在歐洲，共產主義無論是作為政治理論，還是制度實踐，都被歷史宣告破產。就是以這樣的歷史記錄，中共的智囊們仍似飛蛾撲燈，為中國最後一個專制王朝殉葬。有王滬寧提出「三個代表」和「合鞋理論」，有俞可平提出「三個有機統一」（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和依法治國），又有衣俊卿提出「三個自信」，來替共產黨補破褂子、修破鞋子，鼓勵它在邪路和老路上執迷不悟。 一方面，我們看到了中共智囊的智慧貧乏和囊中空空；另一方面，我們又聽到中共「不搞指導思想多元」的狂囂。中國决策層邏輯的混亂和中共意識形態的獨斷，預示着中國大難將至！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周星馳說：「其實，我只是一個演員。」在微博時代，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演員，都在隨時隨地出演自己的真人秀。汶川地震時微博還不火，否則會造就更多出色的演員。 「最美女主播」，雅安電視台主持人陳瑩身披婚紗播報地震新聞，引發眾議。 按照陳瑩本人後來的解釋，她是早上在去婚禮途中突遇地震，於是緊急拉上原本拍她婚禮的攝影師同事下車沿路採訪，七八分鐘後才上車回到賓館婚禮現場。後來有自稱目擊者的人批評她不應該在地震發生後不顧他人安危繼續婚禮，指責她作秀。當然，更多人尤其是媒體紛紛讚美她的職業精神，譽為「最美女主播」。 我不去揣測評價陳瑩的動機，但到底什麽才是媒體人的職業精神，應該有更深層面的探討。我不認為一個成熟的主持人或記者，會身披婚紗出現在地震報道鏡頭前，也不認為一個成熟的媒體，會以這樣的方式播出災難報道，這樣做並不專業。記者和主持人把自己弄成新聞主角，只能擋住背後的新聞——這向來是「感動中國」式的中國電視新聞一大惡習。 當記者身著婚紗出現在電視新聞中，觀眾的注意力只能聚焦記者身上，事實上又有誰關注過陳瑩當時到底報道了些什麽？但是有中國特色的新聞業，慣於將電視新聞也當作一個「電視節目」，即便是嚴肅災難報道，有時候也會被渲染成一個綜藝節目。這樣兩條常識是嚴重缺失的——記者和主持人不應成為主角，以及克制主觀情感。陳瑩不應受到苛責，但那些一窩蜂讃美她是「最美女主播」的媒體讓我覺得滑稽。 自我感動，自我戲劇化，乃至自我神化，把災難的廢墟當作人性的劇場表演的舞台，這都是人之常情，但正因為是人之常情才必須克制。韓寒建議在災難發生後 72小時內名人不應該進入災區，就是不希望看到媒體將災難報道迅速轉化為一部名人主演的災難大片。 孰是孰非，無論真相到底如何，陳瑩成了雅安地震中曝光率可與總理李克强媲美的焦點人物。陳瑩的視覺符號是婚紗，李克强的視覺符號則是一碗粥。 「李克强的早餐」和「最美女主播」差不多是雅安地震點擊率、搜索率最高的報道，再好不過地說明中國依舊是一個傳統的自上而下的「以德治國」的社會。人們更願意訴諸美德和情感，而不是理性。或許「總理的早餐」會馬上成為小學生作文題目（這讓我想到小學課文《朱德的扁擔》）。央視記者還是把總理當作一部帳篷戲劇的主角，只有他們能够如此近距離拍到李克强喝粥。幸好沒人遞過去一塊小黑板，否則李克强該為溫家寶的「多難興邦」寫什麽下聯呢？有網友在我微博上留言，提出了一個並不工對的下聯：少吃多餐。 官員和名人在災區前呼後擁，通過媒體的長槍短槍，往往只能轉移視線甚至佔去資源，官員和名人應當懂得適當讓道。 心靈雞湯式的催淚彈式的媒體報道方式，經常淪為灑狗血的表演，甚至變成媒體暴力。電視主持人和記者隨意進入病房把話筒伸向病人，有沒有想過這是否妨礙了救治或休養，這是否不尊重他人的隱私？而喜歡採訪受難家屬，這簡直是喪盡天良的中國電視媒體的一大保留節目。 但作為觀眾的我們是否也是同謀？正是我們的眼球和淚腺，保證了「災難大片」的收視率。2006年，導演戈達爾（港台譯為高達）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做了一個藝術個展。其中一個作品在展廳模擬了一個標準的中產階級家庭場景：一部電視放在地上，正在放A片口交鏡頭，另一部電視掛在床頭，正在放災難新聞。電視似乎把我們從平庸煩悶的日常生活中解救出來，我們借助電視災難報道獲得驚險的刺激，通過旁觀他人苦難而得到一種戲劇感，一種慶幸感，當然也夾雜着某種人道主義的精神滿足。電視似乎也在幫助我們挖掘我們被掩埋在現代社會廢墟下的生命。這並非不正當的感官和精神需求，但倫理的底線總是存在的。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香港立法會內，「拉布」的鐘聲又響起了！這一次，為的是老人家的公義。 提出「拉布」的議員希望藉此迫使特區政府將「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簡稱全民退保）」提上諮詢議程。儘管27名泛民議員中只有 4人參與行動，但另外 23位議員早前已表明支持全民退保。而建制派中，議會內有六席的工聯會也表態支持，即全數 70名議員中佔了一半。加上早前理工大學的調查報告指，九成受訪者同意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既然如此，為何特區政府一意孤行，連將問題提上諮詢議程都拒絕？本文不打算引用確切數據反駁官員的論說，學者黃洪、蔡建誠等早已一一作出反駁。本文只想窺探，一套深根在香港官僚體系、商界，甚至部分市民當中的政治經濟模式「新自由主義」，是如何左右全民退保的推行。 在香港，有關老人退休金的討論並不新鮮，1965年，英國倫敦大學教授威廉斯夫人訪港，建議殖民政府提出有關老年、疾病、傷殘、失業、工傷等全面社會保障制度，以應付未來人口老化等問題。從 60年代到今天，討論從未間斷。1994年，香港本來有機會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當時彭定康政府提出《生活有保障、晚年可安享》諮詢文件，建議所有 65歲以上合資格的香港居民，每月可以領取工資中位數百分之三十作為退休金；以 1994年計算，約 2300港元。當時，社會普遍對建立老年退休金計劃持正面態度，同年7月18日《明報》公布的一份調查，八成一受訪者接受計劃，而立法局內，連今天對全民退保非常保留的民建聯，也表態支持。 但儘管如此，同時存在另一股強勁的反對聲音，包括 78名芝加哥派的經濟學者在報章上聯署發表聲明，反對方案，而自由黨的田北俊及一眾工商界代表也在議會內引用這些經濟學者的觀點，指全民老年退休金計劃會使香港走向「福利國家 (Welfare State)」，違反香港一貫以來的自由經濟方式。芝加哥派經濟學者與「新自由主義」的關係，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紀 30年代，今天，它已經在香港無孔不入，全民退休保障是很明顯的例子。 全球最早的新自由主義實驗場是智利，1973年。進入 80年代，戴卓爾夫人（撒切爾夫人）和列根（里根）分別執掌英美兩國，新自由主義開始在全球像細胞分裂一樣，無所不在。新自由主義最為人知的是以「自由市場」之名，提倡「小政府大市場」，這就是為什麼，當全民退保被提出，田北俊馬上指它違反了「自由經濟方式」，並予以否定。 然而，新自由主義的運作遠遠不僅如此。法國哲學家傅柯（Foucault，大陸譯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系列講課中曾經對新自由主義作深入分析，他指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最不一樣的是，它還將個人視作一個「企業」，個人要不斷地對自己進行投資，因此每個人不得不參與資本主義的遊戲。1994年取代全民退休金的「強積金」便是一例。 「強積金」本來也是退休保障的一種，但作為帳戶主卻不僅不能自由運用這筆錢，還被迫將它放進金融市場裏不斷運轉，過程中，昂高的管理費、金融大鱷的圈套、還有物價格上升等，數十年後，這筆「退休金」還剩下多少呢？這種將個人看作「企業」的概念，最早出現在看待小孩子身上，就像今天不少家長都將「教育」看作一項回報不錯的投資一樣。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便能明白，為什麼政府可以在免審查的情況下提供 12年免費教育，但對於一輩子營營役役建築社會一瓦一磚的老人家，又要審查又要簽「衰仔紙」，才能獲得微薄的綜援津貼——因為老人家這副軀體的「投資」價值，已經變得很少了。 這些年來，學者和民間團體已經用盡不少確實數據證明全民退保的迫切性及可行性，但在新自由主義運轉下，政府和企業再多的盈餘，都不會投放在老人家身上，它似乎成了老人家晚年生活的詛咒！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