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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最近公布《民主指數 2012報告》，調查全球 167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狀况。調查顯示，挪威掄元，英國排名第 16，美國 21，日本 23，台灣 35，香港 63，新加坡81，古巴 127，中國大陸 142，緬甸155，北韓倒數第一，名列第167。 低人權的專制國家中，北韓墊底，毫不令人意外。但近期民主進程邁開大步，釋放政治犯、廢除新聞審查與開放民營報紙的緬甸居然排名還落後於古巴和中國大陸，似乎並不完全真實反映這些國家的民主狀况。高社會福利、完善公共服務的北歐國家（挪威、瑞典、冰島、丹麥）包辦前四名，也同樣不令人感到意外。 華人社會中，台灣民主大幅領先，香港和新加坡居次，中國大陸墊底，彼此間的民主程度存在相當差異。放大看，亞洲國家雖然仍存在不少威權政體，但過去 10年有大約 20個國家舉行民主選舉，其中部分國家經歷和平的政權轉移，堪稱是民主發展大有斬獲的地區。 民主排名具有一定程度的參考意義，但民主程度究竟應如何測量？ 《經濟學人》的民主測量指標有五類，包括：不同政黨在選舉過程公平競爭，公民除了普遍具有選舉權，尚有成為候選人的平等條件，而且媒體能够自由運作，提供多元的政治觀點；人權與公民權利獲得保障；政府運作的透明與問責程度；政治參與程度；最後則是民主落地生根，培育出與民主相互契合的政治文化。 這五類指標合計得分在 8分以上為「完全民主國家」，6-7.9分為「有缺陷的民主」，4-6分是還稱不上具備較多民主特徵的「混雜政體」，不到 4分的是「威權政體」。台灣得分7.57，在華人社會中繼續保持大幅領先優勢，但仍為有缺陷的民主。香港得分 6.42，同樣是有缺陷的民主。新加坡得分 5.88，屬於混雜政體。得分為 3的中國大陸則仍是名副其實的威權政體。 本質上，上述民主排名有如快照，捕捉的只是一個國家民主實踐過程中暫時、而非恒久的狀態。領先者未必永久領先，而且是不進則退。「落後就要挨打」，永遠需要不斷自我檢視，永遠還有進步的空間。 台灣的民主實踐過程已成華人社會標的，也戳破華人社會不適合民主的迷思。不過，台灣的民主實踐不能孤立來看，而應放在亞洲或華人社會的較大脈絡下思考。首先，獨善其身的台灣民主不可能持續。台灣社會有必要認清自身與亞洲或華人社會民主發展的連動關係，若是中國繼續與民主背道而馳，香港民主停滯或倒退，台灣民主不可能繼續一路挺進。如何在兩岸三地唇齒相依的關係中推進各自的民主實踐，防止民主倒退和人權保障弱化，在兩岸三地過度繁榮的經濟關係中被犧牲，台灣負有特別重大的責任。 其次，公平競爭的選舉與政黨政治只是民主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台灣還需更努力的方面是人權與公民權利保障的深化、與民主相互契合的政治文化的開展，以及媒體自由與多元空間的維護，而這些是更艱巨的挑戰。 所幸，台灣愈來愈多人有此體認。日前，「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協會」公布吳介民等六位學者聯合執筆的《自由人宣言》，呼籲以兩岸人權總路線為經，以自由和人民主權為緯，共同推進人權憲章（包括《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落實。宣言中引用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話「唯有自由人，才能簽訂契約」，呼籲兩岸先落實人權保障，才有進行政治談判的基礎，從而協商聯邦、邦聯、國協、區域聯盟或其他合乎憲政主義的政治形式。 最後，兩岸三地民主實踐面臨的共同障礙是媒體自由的衰退：新聞記者工作權缺乏保障，從而愈來愈受制於自我審查的緊箍咒；媒體更趨於集中在少數人或特定財團手上，導致媒體曲意迎合政商特權利益的需求，對多數人的民主權利形成威脅。在這個意義上，台灣過去一年如火如荼開展的反媒體壟斷的社會運動，也是兩岸三地不可或缺的華人民主運動。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翻開1983 年5 月台灣「黨外」雜誌《夏潮論壇》，這本「五一勞動節專號」紀錄了一起台灣戒嚴時期的罷工抗爭，恰好發生在「經營之神」王永慶創辦的長庚醫院裏。 在林口長庚醫院工作的140 多名女性清潔工，沒有勞工保險、產假、國定假日。資方不但發明了許多繁瑣而屈辱人的規定，任意苛扣薪水，每當經營之神駕臨或外賓來訪，被視為「有礙觀瞻」的女工們更總是得迴避躲藏。至於組織工會，當然是嚴格禁止。由於台灣當時正準備制訂勞動基準法，為了規避法令，降低人事成本，王永慶的關係企業有計劃的將部分受僱員工擅自改為外包制。長庚醫院的清潔女工正是受害者，從此她們的退休金、資遣費和其他福利都化為泡影。當年4月15日，管理階層宣布加重勞動强度，每名女工每日須單獨搬運超過900公斤的垃圾。次日，女工阿嫂們終於展開了罷工自救行動。 罷工並不成功，也不夠波瀾壯闊，但從30年後的眼光來看，卻意義重大。首先，「促進社會公益福利」、「人本濟世」一直是長庚醫院自我標榜的宗旨與理念，回顧這段女工的抗爭史，能讓我們從一個側面揭穿台塑集團的經營神話。 其次，這個歷史事件提醒我們，在巨大的醫療產業中，除了白袍白衣，還有其他更弱勢的勞動者群體同樣不可或缺，也不容漠視。 不僅如此，小事件更具有大歷史的意義。長期以來，關於台灣的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似乎有一個流行的版本：國民黨專制獨裁，人民政治社會權利橫遭剝奪，直到蔣經國晚年推動民主改革，民進黨創立，社會運動從此才風起雲湧。譬如，一位以硏究戰後台灣政治經濟體制聞名，深深影響一整代台灣學運分子的學者認定：戒嚴時代的台灣勞動者完全無法採取集體行動，「在專制獨裁的國家之下，若想改善勞動條件，除了倚仗國家或經營者的慈悲之外，別無他途」。 學者們對國民黨獨裁體制的批判確實强烈，卻在無意中刻劃了一大群沒有歷史的、被動的、甚至是依賴體制的台灣勞動者。更危險的是，如果接受了這個過度簡化的台灣民主史、社運史版本，我們就容易只看到個別人物、個別政黨的作用，從而給了他們過高的歷史地位。 的確，在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時期，足以剝奪民眾罷工權並嚴懲罷工工人的法律就有《戒嚴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國家總動員法》、《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等等。國民黨透過媒體宣傳、演習、冬防宵禁等管道，不斷把「勞資糾紛」、「罷工」與「群眾運動」、「匪諜煽動」、「暴動」等連結起來，加上情治安全單位的監視，黨組織對工會的掌控以及黨政機關對勞資糾紛的干預介入。在最嚴峻的情況下，煽動罷工有可能觸犯《懲治叛亂條例》，而遭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刑期」。 但即使在白色恐怖最嚴酷的1950、60年代，根據我很不完整的搜羅統計，至少就發生了20多起罷工事件，起因從反抗資方欠薪、减薪、管理嚴苛、開革工會幹部到爭取加薪和年終獎金，要求組織工會等等，罷工的時間從數小時到數周、數月，在個別地區和產業（如煤礦和皮鞋製造業）甚至引發了連鎖效應，工潮出現擴大蔓延的趨勢。 當年的國民黨不斷對國際、華僑宣傳「自由中國」人民生活幸福，所以官方和媒體只得創造「停工」、「休工」、「輟工」或「曠工」等語彙來解釋工人的抗爭行動，個別因罷工案件遭逮捕的工會幹部，也因這樣的解釋而最終獲釋。台灣勞動者以勇敢的集體行動，不但爭取自己的經濟利益，一步一步的奪回了橫遭統治者剝奪的勞動基本權利，直接挑戰、鬆動了戒嚴體制，讓一大批限制人民權利的惡法在實際生活中無法全面執行。 重新挖掘戒嚴時期台灣草根群眾的反抗史是重要的。它既告訴我們，在開明統治者順應潮流，推動改革之前，這股潮流是如何匯聚而成，更提醒我們，開明君王絕非突然降臨。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這在英國向來不是個秘密：報紙業界和學界仿佛是來自兩個世界。負責調查英國媒體與政界關係的列文森聽證 (Leveson Inquiry)日前出台報告，呼籲建立非自律性質的報業監管。英國報業集體抗議，認為會損害報業自由。就如《衛報》總編所說：「我們很需要改革，但是我們也需要自由。」相反，不少媒體學者卻公開表示歡迎：是時候要遏制報業濫用權力了。 正如《媒體與權力》作者詹姆斯·卡倫 (James Curran)教授所言，學者的憂慮集中體現在以傳媒大亨默多克為代表的所有權集中化對英國政治及公共生活的損害。當默多克宣布不再支持布朗的夜電之後，果然工黨選舉敗北。壟斷的報業格局也被認為嚴重降低公共興趣的多樣性。此外，學者們也痛心疾首地批評以《太陽報》三版女郎為代表的小報化的煽情傾向嚴重扭曲了公共利益。 其實，20世紀的英國至少有四次類似於列文森報告對報業操作狀况的調查。基於公眾對報業所有權集中化趨勢的擔憂，在 1949年、1962年、1977年和 1993年分別進行的調查或建議設立報業評議會 (the Press Council)，或提倡反報業壟斷或者加强對壟斷的控制，但每次均被報業强烈批評和譴責，認為會損害報業自由。早在 1990年，當時撒切爾夫人的內務大臣 David Waddington就說，這是報業最後一次建立非法律性質的自律機制的機會。從目前的狀况來看，似乎報業沒有好好利用這次機會。 此次列文森聽證肇始於 2011年再次爆出的新聞集團的電話監聽醜聞，而且此次監聽的對象竟然是被謀殺的女孩以及「7·7」倫敦地鐵爆炸的受害者。這醜聞引起公憤以及公眾對市場壟斷格局下報業濫用權力的擔憂。卡麥隆說：我們不能再次說這是（報業建立自律機制的）最後一次機會，因為我們已經給過機會了。 儘管報業內部有略微不同的看法，比如衛報主編依然提倡報業自律，希望能被給予一年時間來建立這個機制，而《倫敦標準晚報》的老闆則認為，需要全盤改革已經存在的報業投訴委員會，讓其獨立於政府以及報業，並且引入更嚴苛些的制裁。但是有一點共通的是，報界堅持要自由，不要法律性質的監管。 在這件事情上，報業自然有反駁的理由：若是將默多克的新聞集團作為英國報業的代名詞，這恐怕對報業不公；若是因為要阻止少數的濫用權力，而犧牲大多數的新聞自由，那是何等不值得也不公平的代價。何况這幾年報業和政治集團之間的故事，無不暗示着政治對報業的介入。無論前首相布朗是否承認對默多克實施打擊報復，這一兩年，新聞集團在英國市場上頻頻失利。無論是電話竊聽醜聞調查，還是天空廣播公司（BskyB）項目招標失敗，默多克父子灰頭土臉，焦頭爛額。此次英國報業的抗爭是否能同歷史上那幾次對監管條例的抗爭一樣成功，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了。 近日，《每日電訊報》著文控訴，支持監管的學者以及hacked-off 網站，事實上具有集權左翼思潮的傾向。該報對英國首相卡梅隆將報業追求新聞自由稱為「第一修正案的原教旨主義」而憤憤不平，並引用同在 Goldsmith學院的 Natalie Fenton教授在新左網站（new left project）上表達的：認為當下報業過於自由，以及「愈多新聞就代表社會愈民主」其實是幼稚地相信多樣性的觀點，以體現學界和報界在這一點立場上的差異。文章暗示這種學界觀點其實只屬於少數左傾者，並不具有代表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支持報業自由觀點的少數派學者，往往是記者出身，現在從事新聞學教育工作。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前媒體人Tim Luckhurst，他現在是肯特大學的新聞學教授，不僅在報紙上著文表示「英國報業必須要自由」，而且他有關這個觀點的相關言論在各報不斷地被引用。 當然，屁股决定立場。學界和報紙業界的不和，只不過是自由主義者和警惕市場力量的批判主義者之間，對報業在公共領域的作用和其民主功能有着不同理解。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我是在一場巴勒斯坦女歌手聲援革命的演唱會上，遇到 Maroua的。那時革命的氣氛正重新燃燒突尼斯城，主角卻是來參加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的國際行動分子。從3月27日到30日，5000多家來自 127個國家和地區的NGO，超過 6萬人規模，近 2000個工作坊、硏討會和街頭行動，在 4天時間裏密集展開。不但論壇舉辦地 Manar大學校園，整個突尼斯城幾乎都被全球各式各樣的異議和行動分子佔領。白天在大學校園裏的各色遊行和活動，一輪一輪呈現着全球，特別是阿拉伯國家公民社會和青年們的旺盛活力。到了夜晚，連台的露天音樂會和充斥街巷開懷暢飲的行動分子又令布爾吉巴大街成了革命者縱情狂歡之地。 和大多數體型壯碩的阿拉伯女性不同，身形苗條的 Maroua走在遊行的人群裏，很安靜，並不起眼。聊多了，我才知道，這是一個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參與者，一個在革命之後創立女權 NGO的 24歲女孩，一個戴着頭巾（Hijab）講流利法文和英文的年輕心理學者，一個在我看來頗為矛盾但於她卻自自然然的現代伊斯蘭女性。 「我們早在『茉莉花』之前就已在革命了。」她說。那時，我們在討論她的頭巾，討論她為什麽要用伊斯蘭教法規定的 Hijab擋住頭髮。「那不是保守的符號，是革命的符號。」看我詫異，她說，絕大多數人並不懂Hijab的真正意涵。 「我是在 15歲時决定帶上Hijab的。我的母親也戴，但她對我說，你確定麽？你還很年輕，而且並不是我戴你就一定要戴。但我說，是的，我很確定。第一，戴Hijab在本·阿里時代是革命的象徵。那時我們去清真寺，去禱告，戴上頭巾，都是被禁止的，你沒有權利去表達你的信仰。15歲是個很容易說不的年紀，戴上Hijab就是我對本·阿里說不的方式，對我來說這是個政治行動；第二，其他人戴上Hijab可能因為她們以為安拉認為女性的身體具有很强的性誘惑力，所以必須被遮蔽，我不認為這是安拉的原意。在我看來 Hijab的意義是，女人的想法比她的身體更重要。Hijab提醒人們應該聆聽女人。她值得被聆聽並不是因為她的身體，而是她確實有必須被聽到的聲音和想法。」 Maroua的解釋對作為世俗主義者的我來說非常突然，特別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調「革命的符號」。她看起來美麗大方，化着淡妝，帶着花色的Hijab，卻又摩登地把太陽鏡架在頭頂。「在本·阿里時代，我在警察局簽過兩份保證書，因為我戴Hijab。警察說，你必須保證你自己不是極端分子。我說我不是極端分子，這只是我看待自己的方式。但警察說，你必須簽！這是一場鬥爭，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戴着它，直到我死。我相信在本·阿里時代戴上Hijab的很多女性都是行動分子，都是鬥士，她們在為自己的信仰而戰，所以革命開始後，我們都加入了進來。」 茉莉花革命之後，戴着Hijab的Maroua感覺非常自在。她說她不再像美國種族隔離時代的黑人。和許多突尼斯青年一樣，她開始為雨後春笋般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行動。她想努力改變社會對於女性的種種負面印象和權利損害，但她說，「我們現在行動起來努力改變社會，並不因為我們是穆斯林，而是因為我們相信變革，我們相信我們自己，我們也相信戴不戴Hijab只是個人的選擇。」 一直在强調個人選擇的自由的Maroua用流利英文告訴我的這些話，呈現出女性與革命，伊斯蘭與革命的另一重意蘊。作為虔誠穆斯林的她和她的姐姐共同創立的NGO，圍繞男女平權展開工作，既針對家暴受害者、單親媽媽，也針對農村女性選舉知識普及，女性政黨成員的法律教育，還針對男性開展女權教育。我曾問她如何看待伊斯蘭女權和普世價值中的女權的異同。她異常乾脆地說：「沒什麽不同。如果我們檢索古蘭和聖訓，就會發現很多關於如何平等對待女性的記載。在安拉那裏，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我們和男性擁有同樣的權利，差異只存在於生理和心理。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