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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維穩,無遠弗屆 功夫網建到香港?

香港旺角街頭微信廣告 文 /方駿 憑藉雄厚的資金和技術實力,中國社交媒體在港台迅速擴張。在營運商贏得巨大商業利益的同時,中共新聞審查部門也於無形中拓展了「大防火牆」的邊界並成功地將「維穩」輸出到海外。 2月 5日,高登上小有名氣的專欄作家蔣薇發表了一篇《再見,微信》,宣布不再使用微信公眾帳號,原因是登入時被要求上傳一張手持身分證的個人相片。「我只能聯想到罪犯入獄時的拍照,永遠有一個紀錄。然後被存檔在什麼地方,說到敏感詞時,立即會有人發短信警告我,再而寄信到我的家,最後在我家樓下讓我不要說話。」 騰訊公司接受採訪時表示,這只是為了保證帳戶的信息安全,但是不少人還是會聯想到:「入監照」的背後,是否有一雙「老大哥」的眼睛在看着你 ? 其實,這一帳號信息認證,無非是中國早已實施的「網絡實名制」的延伸。如果僅止於此,倒也罷了,但是許多人難免會有疑問:其他大陸監控網絡的方法,是否也會隨着「國產」社交媒體的擴張,延伸到香港乃至台灣? 對互聯網進行嚴密監控,本是中國大陸互聯網的最大特色,通過功夫網 (大防火牆、Great Fire Wall)、網絡審查以致五毛(指政府僱傭的網絡寫手)大軍,造就了獨一無二的「中國網」(China-Wide Web)。與此同時,借助網絡特別是微博等社交媒體的輿論監督、維權活動甚至遊行示威,也愈來愈多。這就是有中國特色本來是河蟹(諧音「和諧」)與草泥馬(粗口的諧音,是對網絡審查的反諷)之戰。 早在幾年前,就有學者指出,借助社交媒體的整合,一個跨越邊界的中文互聯網已經逐漸產生。那麼這一大戰,是否會蔓延到整個中文互聯網? 戴着有色眼鏡看微信? 2011年 1月推出的基於手機用戶端的微信,在 2013年 1月宣布用戶突破三億。從零到三億的增長,只用了不到兩年時間。在大陸站穩了腳跟後,微信就開始了國際化的步伐,重點則是同樣使用中文的香港、台灣。從去年 6月開始,微信的廣告,從樓宇上的巨型招牌,到 Big Four的代言,到麥當勞的合作,已經遍布香港。10月底,由羅志祥和楊丞琳出演的廣告,也開始在台灣電視屏幕上頻繁出現。 相對於競爭對手——WhatsApp和Line, 微信的最大優勢是完全免費。此外,其特有的功能——如「按一按」、「搖一搖」——也吸引了不少年輕用戶。雖然還沒有確切的數據,但是微信在香港的市場份額不斷增加,已是事實。 新媒體觀察者林靄雲估計,她周圍的朋友愈來愈多的在用即時通訊軟件,「80後的一半在用,90後的幾乎都在用」。不過其中還是用WhatsApp的較多,而她自己也傾向於這個選擇,「聽到微信是 QQ(騰訊公司)出品的,就難以放心」。 「QQ製造」的出生烙印,已經成了許多人對微信安全性的最大憂慮。資深科技媒體人士謝闐地認為,擔心微信會將香港用戶的私隱提供給中國政府是有些過慮,「微信在香港的伺服器設置與在大陸的伺服器設置並不一致,而且前者實際是由香港騰訊和香港電訊(PCCW)共同運營。」他甚至認為這是戴着有色眼鏡看微信。 但是翻看騰訊的歷史,這些憂慮並非空穴來風。同屬騰訊產品的QQ,之前多次被爆協助中國有關部門進行網絡監控,包括在福建「三網民案」中提供聊天記錄、IP地址導致網民被捕。在於 360公司的爭鬥中,360也指控 QQ掃描用戶後台、洩露用戶私隱。 微信也同樣未能避免「維穩」的嫌疑。去年 11月,大陸著名維權人士胡佳即透露,其通過微信發送給朋友的語音訊息,居然被國保人員完整複述。另有香港網友指出,在北京的使用者傳送給澳洲友人的微信上輸入「趙紫陽」、「薄熙來」,會出現「您傳送的信息包含敏感詞,請調整後再發送」的訊息。到 1月份「南方周末」事件時,又有網友表示無法發送含有「南方周末」的微信。 不過在香港,微信引起的爭議主要在於其他方面,包括有人利用「搖一搖」功能誘姦少女。直到 2月 5日實施公眾帳號需要身分認證的規定,才讓許多香港用戶警覺:這是來自中國的軟件。雖然這次需要認證的只是類似於微博的公眾帳號,而非私密的個人帳號,但是正如蔣薇所說的,手持身分證的照片要求難免讓人聯想到入監的嫌疑犯。 在此前回答香港媒體提問時,騰訊公司表示:「研發產品與日常營運時,我們認真看待用戶資訊保護,同時,我們與國際同儕一樣,遵循各國相關法律。」這個四平八穩的回答背後,其實隱藏着一個問題:當總部設立在「牆內」的公司,業務做到了牆外,或者牆內、牆外的用戶發生交流,是應該遵循牆內的法律,還是牆外的法治? 走向牆外的社交媒體 中國社交媒體向海外擴張,微信並非第一家。大陸社交媒體的老大——新浪微博,早已深耕港台市場。早在 2011年 9月,新浪即宣布其香港用戶達到 200萬之多,2012年 10月新浪台灣也宣布,台灣的微博用戶突破 200萬。 中、港、台都屬華人社會,使用相同的語言,新浪挾龐大的用戶基礎和雄厚的資金實力進軍港台,取得業績並非異事。不過有意思的是,新浪微博本來就非「互聯網」而是網絡封鎖的產物。2009年新疆事件前後,當局相繼屏蔽了Facebook、Twitter等國際社交媒體,並封禁了 Twitter的中文模仿者「飯否」、「嘰歪」、「嘀咕」。其中當時已有百萬用戶的飯否直到一年後才獲重啟,而Facebook、Twitter等至今仍在「牆外」。就在此後,新浪、騰訊、搜狐等門戶網站乘機推出了自己的「微博」服務,並迅速成長起來。 三年後,新浪微博號稱擁有三億用戶,而 Twitter的中文用戶則估計只有三十萬左右。如同百度得益於Google的撤出一樣,強大的防火牆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新浪局域網霸主的地位。 微博向海外的擴張,首先是其名人策略的體現。打造「大 V」,是新浪提升微博人氣和影響力的主要手段,其從開始就一直不遺餘力的邀請各界的名人特別是明星加入新浪微博。而香港、台灣的諸多明星,無疑也是其爭取的重要目標。時至今日,新浪「影響力」排名前百名的名人賬戶中,有 20多名都來自港台地區。這些人中,既有蔡康永、范曉萱等演藝明星,也有李開復這樣的行業名人,以及閭丘露薇這樣的新移民,甚至還有曾任立法委員的邱毅。 在名人用戶紛紛進入微博之後,新浪也開始在海外市場進行推廣,吸引普通市民加入。於明星更多的是為了大陸市場不同,他們大都是對中國有着濃厚興趣。Oiwan就是在那時加入了新浪微博。在香港社交媒體上非常活躍的她,在微博上卻很低調,至今只有幾百個粉絲。但是她還是一直積極的「潛水」,除了和大陸的網友(這佔了她粉絲的大多數)交流之外,還經常搜索大陸網友對一些熱點話題的看法,比如之前搶購奶粉的事件。「我感覺微博上的網友還是比較多元,雖然也有一些難以溝通的人,開口『沒有大陸香港早死了』,但也有不少人會從自己的角度去反思,而不像香港網路上一面倒的罵聲。」 來自台灣的用戶「台灣妙哥」,則是為了向大陸朋友介紹真實的台灣而上了微博。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拍攝台灣主要報紙的報導,再發到微博上。「我爸以前都不經常看報的,為了上微博,專門把四大報紙都訂閱了。」同樣是活躍用戶的他女兒介紹說。 維穩擴張到牆外 用鄧小平的話說,「打開窗戶,新鮮空氣會進來,蒼蠅也會飛進來。」新浪或許只希望借助這些名人的名氣,但是於傳統媒體不同,在微博上賬戶既然建立,說什麼就不是新浪所能完全控制的。不僅李開復儼然已經成為著名公知,就是明星們也不時給新浪出着難題。 早在 2010年 3月,梁詠琪在其微博上張貼香港保障關於維權人士趙連海被控的報道,迅速被刪帖,成為現在可考的最早一位被「和諧」的海外明星。在每年的七一遊行,以及去年的反國教時間中,更是有大批香港明星紛紛在微博上表態。 而最近一位成為重點關注對象的明星,無疑是在南周事件中一鳴驚人的伊能靜。她以 228事件難屬的身分現身說法,支持言論自由,一夜之間粉絲便暴漲十幾萬,卻也遭遇了清洗式的刪帖。而最新遭遇毒手的,則是因為質疑「人民搜索」而被禁言三天的李開復。 港台用戶的增加無疑給新浪的網絡監控添加了更大的壓力。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每年的頭號敏感日——6月 4日,來自香港用戶的壓力倍增,僅僅是維園燭光晚會的圖片,便讓小秘書(負責監控的網絡審查員)們無比頭疼。 對待這些不和諧的「蒼蠅」,新浪採取了類似的手段:刪帖、禁言、封號……在 2012年7月1日,為了堵截香港七一遊行的消息,新浪甚至全面暫停香港用戶發送圖片的權限。 針對香港的特別措施還有許多。比如,在推行全面實名制後,因為無法對海外用戶的身分證信息進行驗證,新浪就加強了對於綁定手機的要求。 許多香港的「轉世黨」(指原帳號被刪除又註冊新帳號的網友)發現,他們轉世後就無法以原來的手機再做綁定,因此許多權限都受到限制。 這些措施也非萬無一失,比如去年 7月 1日,有網友發現,只要將註冊地址修改為國內,就又可以發送圖片。 當然,用戶們更關心的,還是私隱的安全:我的個人資料,我的私信、語音訊息,會不會被新浪或者騰訊洩露給國保?我和朋友說的話,會不會成為起訴我「煽動顛覆」的證據? 正如謝闐地所說,只要用通訊軟件,甚至只要用手機,就都會有安全問題。 比如有社運人士便懷疑,他們使用WhatsApp討論反國教便受到監控。問題是:中國國家安全機關或公安機關的權力可以行使到何種程度,沒有人能夠預料。謝闐地也承認,「這已經不是微信或者微博自己能解決的問題」。 牆外的用戶因為其言行被記錄在案、被追踪甚至被報復,在技術上是完全可行的。去年 7月 1日,有一批江西民眾到香港參加七一遊行,被假冒香港記者的內地便衣刺探,回鄉後即被拘捕。這種「牆外帳、牆內算」的事情能發生在真實世界,為什麼不會發生在虛擬世界呢?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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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鴻忠搶筆到南周事件 大陸公共傳播環境的急遽轉換

南方周末2013 年新年賀詞被改引發了社會抗議 文 /梅堂主 南周事件的公共傳播,遂呈現微博在前,微信在後的「博前信後」局面,微博的媒體性質和微信的社交工具性質,得到有機統一。 2010年 3月 7日,時值兩會。時任湖北省長的李鴻忠在接受京華時報女記者劉傑採訪時,因不滿對方提問鄧玉嬌案,拒絕回答採訪並伸手搶過其手中錄音筆奪席而去。此舉令公眾譁然,媒體人形成自發關注高潮。連署抗議信,要求李鴻忠道歉並去職的媒體人在短短 48小時內,竟有上千人之多。 此事,被稱為「鴻忠搶筆」。“鴻忠搶筆」由此和「正龍拍虎」、「秋雨含淚」等膾炙人口的人造成語一樣,成為發端於網路,口耳相傳於線民,約定俗成於公共傳播的標的型公共話語。 近三年以後的 2013年 1月初,時值新年。3日,因新年獻詞修改引發了南方周末編輯記者集體抗議事件,隨後又因輿論管制當局強令轉發環球時報評論而引發新京報事件,事件持續了一周左右時間,至今塵埃仍未落定。 從鴻忠搶筆事件到南周事件,時間維度橫跨近三年,其最大共性包括以下幾點:都是媒體人的集體抗議,都由偶然性的突發事件引發,都是以微博為主要傳播平台。但這三年間,從傳播主體到傳播平台,從傳播到管制兩造之間的博弈,可謂風雲激蕩,世易時移,兩者之間仍有重大區別,仍在急劇演變。這種區別和演變的實質,直接指向大陸公共傳播環境的急遽轉換。 從微博到微信,另一種雙軌制 在鴻忠搶筆與南周事件裏,微博都是主戰場,其中新浪微博又是決定性戰場。區別在於,鴻忠搶筆之時,新浪微博作為推特和飯否之後的大陸第一家微博,創立不到半年,從新浪微博自己到管制當局,彼時都在觀察與調研中。彼時新浪微博以及監管當局的緊急應對措施比較單一,主要是禁言。在禁言之前,尚會給物件客戶發送警告性質的提醒私信,禁言期限也較短,風頭一過就會結束。 而經歷了近三年管制與反管制考驗後的新浪微博與監管當局,到南周事件時,已經有了一整套非常嚴格與絕對高效的監管措施。從單一的禁言措施到設置過濾詞審查、加密(只有作者自己能看到)、直接刪帖、禁言、銷號(直接註銷掉微博帳號)等從輕到重的五大酷刑,體系完備,指向明確。在執行風格上,也不再有事先通知與警告,而是雷厲風行的斬立決。隨後的新京報事件裏,這種管制措施索性直接針對有可能發言的相關媒體人,無論其是否發言,這已經上升成為維穩式預防性管制了。 從這個前後對比亦可看出監管當局的決策習慣。首先總是會慢一步,先觀察,再動手,一旦看准立即上手段,手段絕對老辣。其次總是會留出制度預備週期。鴻忠搶筆之後,歷經茉莉花事件和重慶事變,一直到南周事件之前這三年,即是這個視窗期。 在鴻忠搶筆事件時,新浪微博和監管方還是兩張皮,後者習慣於隱身幕後,以前者來做白手套。到南周事件時,已經完全無法區分微博平台和監管方,這兩者在形態和技術上已經完全合二為一了。從理論上說,在一個微博用戶的眼裏,新浪小秘書就是網監,網監就是新浪小秘書。 更重要的區別在於,這三年間,公共傳播平台已經悄然發生了質的變化。 鴻忠搶筆時,國內微博方興未艾,推特的牆內影響力尚未完全消退,其傳播平台與管道仍以雙軌制傳播為主要特色,即牆內傳播依託新浪微博,牆外傳播依託推特。雙管齊下,效果極佳。 到南周事件時,長達三年的屏蔽使得推特在牆內的影響力幾乎已經消退到可以忽略不計,而嚴酷管制下的新浪微博,和三年前相較空間也已大幅壓縮。頗有意思的是,此消彼長間,以騰訊微信為平台的另外一種公共傳播形態橫空出世。 細究南周事件傳播過程可知,包括南周編輯記者等在內的當事人微博,以及其他稍具影響力的媒體人微博,乃至媒體人之外的知名微博帳戶,大多在極短時間內被成建制的割喉。 然而,同一時間,僅僅南周即有不下十個微信群在做非常頻繁的聯繫。文本起草、名單徵集、策略商討、連署公開等諸多現代社運所必備流程,端賴微信完成。以水面下的半公開傳播管道微信來推動公開傳播管道微博之發酵,南周事件之傳播戰方能有後來之成效。 至此,南周事件的公共傳播,遂呈現微博在前,微信在後的「博前信後」局面,微博的媒體性質和微信的社交工具性質,得到有機統一。和此前鴻忠搶筆時代的牆內牆外平行傳播的雙軌制傳播比較,這也可稱之為另外一種形態的雙軌制傳播。 從邊緣到中心 ,從線上到線下 無論是鴻忠搶筆還是南周事件,媒體人都是一馬當先的社運主力。但這三年前後的兩波媒體人社運裏,一個重大區別即是鴻忠搶筆事件裏,從頭到尾都是媒體人在唱獨角戲,始於媒體人的抗議,亦終於媒體人的抗議。而南周事件裏,媒體人只是一個最初的動力源,號角一旦吹響,後續動力源源不斷加入,而加入的群體已經非網路民意這幾個字所能簡單歸納。 其中,不乏以青年學生社團為代表的大學生群體,以任志強等為代表的企業家群體,以李開複等為代表的精英群體,以伊能靜、陳數為代表的藝人明星群體,紛紛不怯於表態,不怯於行動。尤以伊能靜事件最為出彩,幾乎形成自南周事件、新京報事件之後的第三波具備獨立傳播動力的傳播鏈。四川作家冉雲飛先生以「從邊緣到中心」來概括南周傳播事件的參與和接力過程,我覺得相當準確。 比從邊緣到中心更給力的,是從線上到線下。鴻忠搶筆事件,基本停留線上,從線上抗議到連署抗議,也是以網路為最主要場域。而南周事件裏,則呈現出遠比前者錯綜複雜的傳播局面。 南周事件裏其實有多個戰場,當事人南周報社的媒體人抗議這個戰場,基本停留在網上。而其他戰場,則已經極具勇氣地直接走到了線下。最直接的一個主戰場即是廣州大道中 289號的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大門口。 在一周內,這個地方成為線下抗議人群的主要聚集地。從廣州到北京,這次線下抗議中重現了三年前谷歌撤出中國時的獻花舉動,被帶走被喝茶的更是不知凡幾。一位媒體人感歎,如果把這次線下抗議看做一次社運,那麼社運不可或缺的歌聲主題曲就可直接套用羅大佑的《皇后大道東》,只不過歌詞要改成《廣州大道中》罷了。 誠如大陸民間學者莫之許所反復提出的那樣:千呼萬喚,不如街頭一站。有無線下活動,是抗議是否會取得效果的關鍵所在。 鴻忠搶筆事件裏,媒體人的公開連署抗議儘管讓李鴻忠灰頭土臉,但線上的「天下圍攻」並未能達到「迫其道歉」的目標,更遑論「趕其下台」。相反,一年後,李鴻忠升任湖北省委書記。南周事件雖然尚未塵埃落定,但當局的讓步亦是有目共睹。至少迄今為止,未聞有處罰編輯記者,亦未聞有恢復事先審查的消息傳出。更大的一個區別在於,南周事件在全國範圍內已獲傳達到各基層單位,這意味着維穩程序的全面啟動,亦說明監管當局對此事的重視與緊張程度。 從微博到微信,是傳播管道的轉變;從邊緣到中心,是傳播主體的擴容;從線上到線下,是傳播方式與場域的切換。不變的 ,是傳播決定成敗。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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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纪念3月10日:让我们坚守我们的文化!(旧文重帖)

1959年3月10日,在被中共军队包围的拉萨,三千多藏人涌往尊者达赖喇嘛夏宫——罗布林卡,保护尊者不去中共军营赴宴,并表达把西藏交还藏人的愿望。七天后的深夜,尊者踏上从此长达五十四年的流亡之路。拉萨遭屠戮…… 纪念 3 月 10 日:让我们坚守我们的文化! 文 / 唯色 如今的西藏,正变得越来越不像西藏,以致让远道来的游客大失所望,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拉萨,成都的克隆”。有一次我数了一下,从布达拉宫背面的雪新村我家走到街口,百米多的距离,见到 37 个汉人,只有 5 个藏人。西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移民显然是重要的原因。 藏人能够阻挡如此汹猛的移民潮吗?答案无疑令人悲哀。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在强权的控制之下,一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与经济方面,单就人口数量而论,六百万的藏人如何胜得过超出自己二百倍的汉人呢?因此,以暴力进行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徒添悲壮,却不可能扭转局势。 然而,强权并非不能抵抗。这抵抗的力量其实存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我在安多一座寺院的壁画上,看见铠甲裹身的正义之军正与敌人奋战,但从武器中发射的却不是燃烧火药的子弹,而是一朵朵美丽的鲜花。这盛开于寺院的鲜花象征着什么呢?——是蕴含着慈悲与智慧的西藏传统文化。 是的,我们的传统文化才是我们唯一的武器。 正如历史上蒙古军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世界,偌大中国被打得落花流水,重换纪元,但为什么藏民族不但没有被征服、被灭亡,反而成了强悍蒙古人的上师,使蒙古人直到今天都如同我们的兄弟? 我们西藏的传统文化,既然可以调伏当年的蒙古人,又为何不可以调伏今朝的汉人? 汉人历来有着佛教信仰的基础,虽然远不如藏人普及,迷信和功利的因素也多,但毕竟在很多时代佛法盛行,对后世有着巨大和长远的影响。 基于此,我们西藏文化中系统完整的宗教传承、丰富多彩的仪轨形式、底蕴深厚的哲学基础、魅力无穷的艺术境界,会使很多汉人为之折服。事实上,在拉萨经常可以看见进藏打工的汉人去寺院烧香磕头。而汉人的精英层如今也开始有了对这种信仰的需要。 西藏在国际社会已长久地成为热点。被迫离开故乡的藏人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在流亡各国的同时,也把西藏文明带向了世界。“西藏热”或者说“西藏文化热”蔚为风气,甚至成为时尚,乃是流亡藏人的贡献。而这种时尚,又由西方反馈到中国的精英阶层,使他们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和西藏开始“接轨”。于是在源源不绝的进藏大军中,有这样一些人值得关注,他们对西藏的兴趣是对西藏文化的兴趣,他们对西藏的期望是对西藏文化的期望。 我在西藏结识了很多这样的汉人朋友。其中一位朋友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初遇西藏文明的心情,那是一种“雷鸣般的震惊和沉默,……是初初遭遇异质文明,既有的知识结构被无情颠覆的自然反应”。另一位朋友在风雪呼啸的珠穆朗玛山上,听见从藏人帐篷里传来的欢笑,不禁感叹:“只要人类还剩下最后一个种族和文明,那就一定是藏人和他们‘天人合一’的古老文明。” 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属于延续的而不是中断的、属于土地的而不是虚空的基本特征时,也就有了一种力量。而这样的力量,能不能足以令外人敬畏并且尊重?能不能足以保护自己甚至与强权抗衡?这实际上与这个民族中的每个人有关。 让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不是去接受极权制度下各种专制的高压,而不是去追随现代世界中物质主义的潮流。因为这二者的结合,杀伤力之强,将直捣藏民族的灵魂。 让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不是愚昧,也不是保守,而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尤其是藏人的精英,所有的知识分子、专业人才、僧侣乃至官员,都应该担当起表率的职责,并且告诉我们的百姓,不是接受强权的“恩赐”就是好事,不是跟着物质主义奔跑就会幸福,而是要走自己的路。 让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包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穿上在游牧文化中形成的藏人服装,即使对办公室而言不那么方便,但我们还是要穿。我们说起保存了历史记忆的藏人语言,即使面对十二亿汉人不容易沟通,但我们还是要说。我们住藏人的房屋,我们过藏人的节日,我们在我们的家中高悬唐卡,点亮酥油灯,迎请诸佛菩萨和绛红色的喇嘛。虽然我们无力阻挡汉人政府在藏修铁路、开矿藏、搞他们的各种建设,但至少,我们自己可以不去修盖汉人那种式样的旅馆、饭馆和商店,用赌场、卡拉 OK 、汉藏妓女去吸引他们的消费者和旅游者。 我们不能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去一味地谄媚迎合。如果汉人要来,对不起,请按照藏人的方式,我们敬畏的他们也应该敬畏,我们尊重的他们也应该尊重,我们遵循的他们也应该遵循。只有这样,他们对西藏才会有敬畏和尊重,而不敢肆无忌惮,不致轻举妄动。所以我们即使制造,也要制造出一个浓浓的西藏文化的氛围。 这确实是一种文化的选择。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在实力的对比上是弱势,这是现实。 我们本来可以很大度地去引进外来的模式,接纳新生的事物,在原来的土壤上培植出多样化的生活。但是,既然我们处于弱势,既然我们已经被摧残得所剩无几,所以我们就必须坚守自己文化和传统中的每一样事物,无论多么微小,都要努力使其不致在排山倒海的冲击之下被席卷而去。 其实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历经风雨吹打仍然散发着永恒的光芒。正如我的一位汉人朋友所言:“要医治这个世界的疾病,药方还藏在西藏”,而这个药方恰恰就是我们的文化和传统。倘若我们自己都不珍惜,又怎能医治同样患病的西藏?倘若我们自己都已抛弃,反而亦步亦趋,随机应变,追逐功利,那么整个西藏将处处布满中国各地的克隆模式,而我们最终将成为自己家园的陌生人。 对于我们每个藏人来说,我们不应该变得跟汉人或者其他人一样,虽然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变成“全球化”的地球村,但要想在这地球村里拥有一席之地,并以独特的个性加入到多元化的群落之中,争取自己的权益,表达自己的声音,展示自己的风采,只有这一个选择:坚守。 若要西藏存在,就必须坚守西藏的文化传统。而这一点,即使在不能摆脱中国统治的情况下,每一个藏人也完全可以做到。不要抱怨环境,不要推脱责任,让我们每个人从自己开始做起——坚守,这就是我们留给未来的希望! 写于 2005 年 3 月 10 日 Remembering March 10th: Lets insist on Our Culture by Woeser 3/10/2005 Tibet today has gradually become less Tibetan. Tourists from far away are often disappointed; people have been saying that Lhasa is the clone of Chengdu. I counted once that within the distance of one hundred and perhaps a few more meters from my family home in the New Shol Village behind the Potala to the entrance of the nearest street, I totally ran into 37 Han Chinese and 5 Tibetans. The increasing immigrants are apparently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ibets change. Can Tibetans resist such a heavy wave of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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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中台灣廢核遊行 中市登場

中台灣廢核遊行今天在台中市登場,中午起人潮陸續集結在市民廣場,遊行到新市政中心,在發表廢核宣言後上演音樂會。 中台灣廢核遊行下午1時起在市民廣場集合,遊行隊伍從市民廣場出發,一路走到新市政中心廣場,隊伍全數進入廣場之後,先由NGO廢核講堂登場,接著展開廢核搖滾音樂會,由中部樂團陸續熱力開唱。 中台灣廢核行動聯盟發言人董建宏在出發前宣示「要棒球棒,不要核子棒」,他們要求廢除核四及廢除核能,並呼籲台中市政府檢討電力政策,他們還堅決反對中部增加火力發電,應該使用太陽能及風力,這都是中部地區最珍貴的資源。 隨著遊行隊伍一路走到市政中心廣場的前民進黨秘書長蘇嘉全指出,他先前在總統大選中就提出建立非核家園的政見,對於政府提出核四公投的議題,以今天遊行活動的熱烈,有機會公投通過核四停建,除了核四外,也應檢討核一、核二及核三廠除役問題,發展綠能。 立委林佳龍也現身市民廣場指出,反核遊行是重要的公民運動,除了號召群眾參與遊行外,也帶著家人一起上街,他覺得台中的反核遊行特別有意義,儘管台中不像北高兩地離核電廠的距離這麼近,但民眾仍然積極走上街頭,用行動表達非核家園的訴求。(中央社)102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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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從兩公約 看台灣賦稅機關侵害人權

國際人權兩公約在國內已施行三年,政府日前特別邀請十位國際人權學者專家來台審查施行成果,然而這一次國際審查委員來台所列的124個議題清單,並沒有看到賦稅人權議題,難道台灣的賦稅真的都沒有侵害到人權的地方嗎?2月24日在「從兩公約看賦稅人權」座談會上,聯合國/NGO世界公民總會台灣分會人權委員會主委蔡富強律師表示,大法官近兩年來針對租稅所做成的14件解釋中,即有10件租稅相關規定被認定違憲,比例高達三分之二,但財政部門卻認為他們所主管的事務完全符合兩公約規定,未針對現行措施弊病、法令缺失等提出任何檢討報告,以致國家人權報告中並未出現任何關於租稅檢討事項,導致國際人權專家無法透過議題深入關注中華民國的賦稅人權,明顯違反兩公約,是一件很荒謬的事!   台灣的賦稅法令,到底會對人權造成什麼樣的侵害?蔡富強律師指出,不只是財產權的侵害,連基本生活需求、人格權、自由權等都受到嚴重影響,他提出幾點說明,首先是稅捐機關一旦發出稅單以後,就可以針對資產進行凍結。在一般的民事案件中,強制執行的部分也只能扣薪三分之一;然而欠稅部分,稅捐單位一旦凍結資產,即毫不保留的凍結跟扣押,完全不預留生活之資,且稅務機關在進行資產凍結的程序上,是行文給所有金融機關,導致當事人信用資產全破產,已經嚴重侵害一個人的人格權。   其次就限制出境的部分,憲法第八條規定人民的人身自由權,非經法院依審判程序,不得審問跟處罰。蔡富強質疑,為什麼國內的欠稅案件,財政部跟國稅局不須經過法院審判程序,就可以限制出境?   再者就稅單的罰則部分,台灣裁罰動輒二倍、三倍到五倍,完全沒有處罰金額的上限,蔡富強律師認為這樣的現象還存在號稱民主先進法治的國家裡面,是非常恐怖之處。如果本稅金額是一億,加罰一倍就是兩億,一般人的財力背景根本無法負擔這麼重的裁罰金額,包括很多公司法人可能都要面臨倒閉的問題。這牽涉到的不只個人生存權,倘若一個公司倒閉的話,所有的員工也失業了,影響所及超乎大家所想像,「可是我們從來不去討論這樣的問題。」蔡富強說。   租稅侵害人權的案例中,結合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所提出的案例,蔡富強律師認為太極門司法和稅務案件最具指標性。太極門稅務冤案長達十七年,儘管司法案件一、二、三審都被判無罪,然而當初偵查起訴過程卻出現重大違法疏失,監察院也做出調查報告,如案件一起訴後,檢察官就要求解散太極門、斷水斷電,顯然是限制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檢察官此舉,乃屬國際社會都不能容許的人權迫害。   蔡富強律師更指出,起訴書充滿矛盾,究竟是詐欺不法所得,還是補習班的合法收入,司法尚未判決確認前,檢察官就移送給國稅局,而稅捐機關沒有依職權進行調查,即抄襲起訴書內容,開出稅單,無異於是抄家滅族式的稅單。   蔡富強律師深入說明,當太極門尋求行政救濟時,當初開出稅單的國稅局局長,後來又變成訴願會的主席,竟然不用迴避,根本是球員兼裁判。且法律規定訴願委員會成員比例,社會公正人士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在太極門案件進行訴願時,訴願會公正人士比例竟然不到九分之一,財稅機關的主管人員佔大部分,當然無法獲得正當的救濟,嚴重侵害憲法中人民訴願的權利。   更嚴重的是,與會專家學者提到稅務案件在法院勝訴率不到百分之七,高達93%的案件,行政法院都判人民敗訴,救濟制度設計喪失行政立法司法權力制衡,司法無法監督行政機關的違法、怠惰與缺失。即使人民勝訴,案件還是又回到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處分,人民就陷入行政訴訟的絞肉器裡無法脫身,蔡富強律師表示,這樣的行政訴訟制度,需要大家去注重跟關心,就像太極門稅務冤案,長達了17年的訴訟救濟,竟然無法獲得適當妥適的解決,因此蔡富強律師呼籲,憲法所保障的訴訟程序,不是只保障打官司的權利,應該有一個妥適、適當的判決,否則遲來的正義就不叫正義了。20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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