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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朝核問題政策、半島政策，乃至整個的對外政策，最大的弊端，在於執政黨的利益，甚至只是這種利益的幻覺與真實的國家民族利益處於經常矛盾的境地。 2013年2月12日上午 10時57分，朝鮮不顧國際社會一致反對，實施了第三次核爆炸試驗，按照朝方的說法，這次試驗是依然是「瞄準宿敵美國」，而且是比前兩次（2006年、2009年）「更高水平」的試驗。其實，對於中國公眾來說，與其說關心朝鮮核爆本身的軍事效能和意義，以及核爆對朝美關係、半島南北關係等事務的影響，不如說，更關心中國在朝鮮事務上的國家利益狀况，以及，歸根結底，對長期以來中國對朝核問題與半島問題政策思維的檢討。很顯然，正如一切當代重大事務一樣，在這些問題上，中國社會無論官民，還是左右分野的公共輿論，照樣呈現出撕裂和激烈對峙的特色。這暴露了中國對朝政策內政維度的根本問題。 對朝鮮核爆，國內常見的是三派意見，官方背景的國際學者大多數是替歷來政策以及現狀背書，認為朝核問題是美朝關係中的問題，中國歷來和平對話，談判解决的方針是有效的和成功的；歷來持新文革思想的一派人則堅持為朝鮮辯護，認為這是社會主義朝鮮反擊美帝侵略的偉大勝利，而美國也是志在亡華的中國頭號敵人，因此也符合中國利益；具有自由主義思想背景的學者以及一般中產階級則根據中國半島無核化的目標，判定中國朝核政策與整個半島政策已經失敗，到了需要重新釐清中國利益與政策改弦更張的時刻了。 壞樹結不出好果子，世界上沒有脫離內政現實的抽象外交。中國國內對朝核問題的尖銳分歧本身就是中國社會分裂和解體的體現，也是中國政治大現實的體現。環顧從反腐、政改，乃至經濟政策等一系列領域的官民矛盾和朝野分歧，可以說，中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陷入毫無效率和傾向瓦解的狀况，在此一狀况下，要指望政府會有高明和有力的對外政策，無異於痴人說夢。 包括對朝政策在內，中國重大政策的决策理念、方式以及背後的思維實際上逐步在從1980年代的開放務實向更具備紅色外交色彩的文革式政策退化。這不僅體現在從南海到釣魚島等爭議問題上新文革勢力的猖獗和喧囂，更可以從最高决策者對朝政策的軌迹中得到印證。 中、韓在1992年建交，這可以說是80年代務實的半島政策的延續，但此後隨着中國執政黨合法性危機意識的加劇，黨內更具備冷戰意識和教條主義信念的人佔據了上風，朝鮮被視為制衡美國的棋子，甚至被秘密地視為政治上一貫正確的「意識形態同志」。這種片面和虛幻的紅色政黨外交逐步戰勝了務實和與時俱進的專業主義外交思維。今日中國在朝核問題上面臨的尷尬與挫敗，不過是這種政黨外交的惡果而已。 中國已經進行了34年的改革開放，但自「八九革命」失敗以來，通過鎮壓「八九革命」而獲得權力的權勢集團非法地攫取了數以數十萬億計的財富，這種經濟的權力與執政黨的專政權力體系表面上一分為二，實質上合二為一，這種權力和利益凍結的現實使得外交的邏輯必須以敵視美國及其夥伴為前提，實際上，美國及其夥伴無端端地變成了社會制度進步的象徵。 這一局面導致的後果就是黨系的官僚不得不更加直接地插手和控制外交事務，甚至蔓延到對外交政策的宣傳及國際新聞的信息扭曲控制。人們因此看到非常奇怪的現象：執政當局的最高領導人再三在元首峰會或其他莊嚴的國際場合，反覆誓言中國的和平崛起意圖，以及與美歐加强合作的意願，但與此同時，國內的媒體卻一貫宣揚美國包圍、遏制和陰謀滅亡中國的調門。這也是在朝鮮核問題上的類似情形。 直截了當地說，中國對朝核問題政策、半島政策，乃至整個的對外政策，最大的弊端，在於執政黨的利益，甚至只是這種利益的幻覺與真實的國家民族利益處於經常矛盾的境地。執政黨某些能决定和影響對外政策的部門，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甚至出於掩飾政策失敗責任的考慮，往往運用權力手段禁止對政策得失的討論，並把對具體政策的質疑和批評扭曲成對整個執政黨的攻擊。如此形成了對外决策上下不通情、效率極度低下和表裏不一，且無人負責的狀態。當然，這也是人們在當代中國其他領域司空見慣的現象。在這一現象下，嚴肅和精確的國家利益的論證讓位於政治與道德姿態競賽的遊戲，而數千億國民血汗則源源注入朝鮮世襲獨裁者的袋中，由此演化出世界外交史上小國玩弄大國的先例。 就决策體制而言，與人們在其他內政領域看到的情形一樣，當代中國外交政策的形成與實施，不管事前還是事後，社會公眾都沒有置喙的機會，其黑箱作業一如毛、周時代。因為整個體制還是升級版的毛式專政體制，執政者的對外政策决策成敗完全取决於幾個人偶爾的信息渠道，以及他們自身對有關事務的思考和領悟。公眾媒體偶有很委婉的不同聲音還經常遭到官民一致的討伐，而以空泛的道德說教與「紅色政治正確」來批判專業意見在外交領域近年反而變本加厲。不同意現行政策就是賣國，質疑執政黨政策理念就是大逆不道。如此，在像對朝核問題這樣牽涉重大國家利益的事務上，决策與執行成了無理念、無目標、無責任的兒戲，而受强力控制的媒體則不管事實演變到哪一步，一貫繼續其正確和偉大成功的自我慶典。 其實，中國體制內外，絕大多數人當然都知道，就是目前的中朝意識形態也沒有多少類似之處，而中朝兩黨自朝鮮戰爭起，就不是真的處於和諧——所謂「鮮血凝成的友誼」情况。朝鮮一意孤行，發展核武和火箭運載科技，也不是真的出於對抗美國入侵的需要。朝鮮半島事務牽涉多方微妙平衡的利益，投鼠忌器，美國對朝展開大規模軍事打擊的危險其實微乎其微。朝鮮核武計劃無外乎是其世襲政權體制生存的需求，其精心計算的核冒險主義是其一貫不尊重國際準則和蔑視外交道德的發展，而朝鮮的核冒險已經給中國造成巨大的戰略格局的負面損失。虛假的紅色外交思維不僅損害了中國在朝鮮半島事務中正當的國家利益，也顯示了執政黨决策無效能和無力整合黨內資源的窘境。 中國正處於接班體制，本來本次核爆應該是對過去政策一個檢討機會，而新的執政團隊也正好改弦更張，通過開放公眾與學界的討論，並與之互動，從而重新界定和申明中國國家利益的底線，並重新整合與運用國家資源，以確保這些利益的實現，但由於兩種基本的國情使人們對必要的變化無法抱期待：當政者自身死不認錯且一意孤行的思維與行為方式，以及社會上打着極左旗號的所謂「民意」的綁架。 所以，中國對朝核問題能否因應不可逆的環境變化，實際上背後也意味着中國能否在基本制度變革方面取得實質的進步。這是中國人談論朝核問題的另一面，也是硬幣决定性的一面。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今日中國人對於公平正義的追求，已經不是，也不應該是對於「人民文革」的發揚光大，而是對於憲政民主理念的體認，這是中國人自文革結束至今 30多年探索與實踐的結果。 （編者按：此文為徐友漁「文革反思」系列之五，系列一至四請見本刊第38-41期） 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硏究和言說中，同時吸引中外人士發言，爭論最熱烈和持續時間最長的話題，是有兩個文革，還是一個文革？所謂「兩個文革」說是這樣一種觀點：與毛澤東在上層打倒政敵、黨內清洗的文革相對應的，還有一個在下層人民的文革，這是一場人民群眾自發的、獨立的社會運動，具有反官僚特權的性質。 「兩個文革」說產生於上世紀80年代，在紀念文革發動 30和 40週年的 1996和 2006年大討論中，這個話題又引起熱烈的爭論。在社會不公正日益加劇，社會矛盾愈來愈尖銳的今天，為數不少的人嚮往和呼喚着來一場文化大革命，「人民文革」說對於這種傾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兩個文革」說脫胎於「社會衝突論」，這是文革硏究者認識和評價文革的一種很有影響的方法和理論。一些硏究文革較深入的學者——如國外的李鴻永、陳佩華，國內的楊小凱（又名楊曦光）、劉國凱等，主張硏究文革不應集中於或局限於中共領導 人之間的路線鬥爭、政策分歧和權力鬥爭，還應該硏究群眾的行為，因為他們的矛盾和衝突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矛盾。他們認為文革不僅是上層的權力之爭，而且是中國社會中不同利益群體的鬥爭。文革中捲入鬥爭的各種群眾並不是中共領導人從事政治鬥爭的工具，他們有獨立意識，利用文革的機會追求自身利益：文革中造反派的利益表現在反對官僚特權階層，保守派維護現存體制，即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雙方的社會衝突構成文革的主要內容。 陳佩華斷定說：「1966年至 1969年文革是反官僚運動。」她還說：「文革剛開始時，造反派被從壓迫中解放自己的號召所發動。如果他們在頭一年被中央文革小組操縱，那麼他們馬上發展成為有自己政治計劃的獨立力量。」楊小凱也一直把文革中的群眾組織稱為「准政黨」，說它們是毛玩「自由結社牌」的產物。楊小凱斷言：「1966年8月至 1968年中，有兩年時間，毛澤東下令停止軍隊外的共產黨組織活動，允許市民在政府注冊自組政治組織。他利用市民對共產黨體制的不滿，利用劉少奇、鄧小平對市民進行政治迫害激起的民憤發動了造反運動。這是一場真正的造反，共產黨官僚十七年來幹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當時的中國有真正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市民運動。」 社會衝突論者正確地看到，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在毛的發動和支持下反官僚的，但這還需要對群眾的反官僚性質作仔細分析。文革中最持久、最普遍、最具特徵性的事件是群眾起來批鬥以前的官僚。但决不要忘記，他們批鬥當權派的理由主要是他們「反對毛澤東思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和「搞修正主義」。至於官僚搞特權，欺壓群眾，那只是次要的理由。 造反派是受毛的挑動和利用以反對毛自己的政敵，還是反對執政黨和現存制度？楊小凱斷言：「文革中積極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對共產黨不滿的人」，「共產黨官僚十七年來幹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我個人的經驗和硏究結果與這種論點格格不入。首先，最早起來造反的人一般是所謂根正苗紅的人。出身不好、有歷史問題、被人認為有不滿情緒的人根本沒有資格造反，他們一動就是「右派翻天」，「乘機搞階級報復」。其次， 造反派組織雖然不像保守組織那樣搞兵統和堅持極端左傾的政治標準，但仍然用類似於文革前黨的標準看組織問題，不太願收留「有問題」的人或不滿分子，因為怕被對立組織抓辮子，被說成「組織不純」，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基本上是按當時的標準，如家庭出身、政治身分（是否黨、團員）推舉的。這樣的組織敢於在最高領袖號召之下向以前被奉若神明的中下級黨組織進攻，卻不會在本質上反對黨。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黨畢竟是由毛締造和領導的。 可以說，文革中造反派的行為動機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但這種行為的效果卻有兩個相反的方面：它在衝擊大大小小官僚的同時加强和鞏固了頭號官僚的地位。套用一句俗話說，造反派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比古代造反者不如的是，現代造反派不僅極易被招安，他們本身就是「無限忠於」的禦林軍，他們的造反不但是皇上恩准的，而且乾脆就是皇上挑動起來的！應該承認，造反派中除了許多人是受毛的號召造反之外，確有很多人懷有不滿情緒，但準確地說，他們是對當時現實中的種種現象不滿，而不是對共產黨不滿。認識到毛實際上是官僚體制的締造者和最大代表的人更是寥若晨星。在當時，恐怕沒有人能認識到，如果毛發動的文革取得勝利，官僚體制將比以前不合理和殘忍十倍。 劉國凱在 2006年發表《論人民文革——為文革四十週年而作》，其中說：「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層中的異己勢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稱之為文革清洗。此外，由於文革中發生了民眾反抗運動，毛及地方官僚和軍方都各自或聯手進行過鎮壓，故官方文革還有一個內容——文革鎮壓。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鎮壓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內容……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間的群眾反抗運動，內容包括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爭取生存權利和衝擊共產黨統治體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稱之為文革反抗運動。」「人民文革是毛要搞黨內高層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價」、「人民文革由毛澤東的官方文革匯出。換言之，沒有官方文革就沒有人民文革。」劉國凱在這篇文章的最後說：「當今中國需要再來一次經過昇華的人民文革。」 劉國凱的觀點表明了某種程度的清醒，如果一定說有另一個文革，那麽也只能說是利用第一個文革造成的「無產階級專政」暫時鬆弛和「天下大亂」的形勢而產生的一些現象、活動，是第一個文革的副產品和派生物，而且規模、範圍、支配力與主流文革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當然，事情也不能只從數量上看，第二個文革和第一個相比雖然微不足道，甚至大多數人對它沒有感覺，但從歷史的發展看，其「意義」則是巨大、深遠的。我們必須承認，在毛澤東的打倒政敵，大多數人盲目、狂熱地捲入這個主流運動之外，畢竟有少數人、少數組織清醒或比較清醒地利用形勢，追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目標，他們的動機從一開始，而且自始至終都不是響應毛的號召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要在某種程度上動搖、改變現行的制度。楊小凱在《牛鬼蛇神錄》中記錄的趁亂造反的「右派分子」，1966年底在北京和全國一些地方鬧得轟轟烈烈的臨時工、合同工組織「全紅總」（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就屬於這一類。只有承認和硏究這些情况，才能對文革中、文革前中國社會矛盾、民眾的生活狀况、心理有全面的認識。 雖然，總的來說我本人傾向於「一個文革」觀點，但我承認，「兩個文革」說至少具有以下明顯優點。第一，它打破了中共官方關於文革的神話，力求探索文革的真相。那種神話，不論是文革時由毛的文革派製造，還是文革後由獲勝的反文革派製造，都是單純為政治服務的意識形態；第二，它力圖對文革中紅衛兵和其他群眾的行為給予說明，它正視群眾分裂為不同派別這一事實，它把投身於運動的群眾當成具有各自利益的主體，這便於說明文革中億萬人的熱情，相互鬥爭，以及他們的思想隨着文革發展而產生的變化，因而文革產生了其發動者始料不及的後果等等；第三，它力圖揭示文革爆發前中國的社會狀况和社會結構，這對於理解文革中乃至今天中國的許多重大社會問題，都是至關重要的。 也許，「兩個文革」說的問題是它對中國民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覺醒和反抗估計得太高、太早、規模太大、認識太徹底，這不是有無和對錯的問題，而是對其程度的估量問題。我們在後面的討論中將會看到，人們的覺醒和抵制要經歷一個艱苦、漫長的探索和思想解放的過程，那些星星點點的，多半埋藏在地表之下的火種，要到文革結束或接近結束時才變成可見的火炬。而今日中國人對於公平正義的追求，已經不是，也不應該是對於「人民文革」的發揚光大，而是對於憲政民主理念的體認，這是中國人自文革結束至今 30多年探索與實踐的結果。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香港過去二十多年的市區重建經驗，可說與斯密（Neil Smith ）的第三波權貴化（gentrification）理論完全吻合。 西方權貴化的概念起源於1960年代，當時的第一波浪潮主要由政府主導；1980年代的第二波權貴化浪潮，則在新自由主義的大趨勢下，主要由私人資本、尤其是地產發展所主導，但卻受到經濟週期的衝擊；在1990年代以後出現的第三波權貴化浪潮，各國政府均加大干預和資助力度，在公共和私人資本的高度結合下，擴展權貴化的覆蓋範圍和多元化業務，「讓中產階級重奪城市涉及的層面，遠較權貴化的住宅為多。第三波權貴化具有革新整個地區的動力，推動全面的城市階級改造。」 2003 年非典過後，特區政府面臨嚴重財赤，遂决定通過公私營合作，將逾百年歷史、屬於法定古蹟的水警總部，交由私人發展商「活化」為商業營運項目。發展商須同意保留法定古蹟及七十多項文物，並承擔項目的修復費用，但地契未有限制其管理和營運方式。結果長實集團最終以3.5億元，擊敗眾多投標者，投得五十年營運權，並斥資將其活化成名店林立的1881。 有報章根據新的應課租值數據，發現單在2011 年，整個1881 的租值已達2.7億元，長實只需約八年便可達收支平衡，地契仍餘下逾四十年的使用期，將變成只需營運已「淨賺」的金蛋。 水警總部的荒誕例子，令公眾突然醒覺到官方「活化」論述的荒誕。接連遇上天星、皇后碼頭等指標性事件，整體香港社會對文化保育的關注亦大增。其中利東街─喜帖街項目，結合了社區內部和外部的反抗聲音，所帶來的社會效應亦最大。在規劃專業人士的介入下，居民甚至向城規會提交「啞鈴方案」，成為香港民間規劃的歷史性案例。儘管反抗運動最終功敗垂成，但影響所及，卻最終在太原街─交加街市集發酵，令該處的傳統露天市集得以保存下來。 其後「活化」古蹟政策亦出現了微妙的轉向。2003年，中區警署活化計劃在旅游發展局的主導下，被打造成奢華的酒店、零售和娛樂綜合體，作為重建香港旅游業的火車頭，不少原有建築和文物皆難逃厄運，此舉引起民間的强烈反彈，導至招標工作一再拖延。2007年，新成立的發展局卻突然宣布，將與香港賽馬會合作活化中區警署，令該計劃的市場色彩大為降低，儘管仍會有一半的建築面積，繼續保留作商業用途。 2010年2月，羅啓銳的《歲月神偷》奪得了柏林影展的獎項，令主要拍攝場地上環永利街，頓時成為香港市民的旅遊熱點。完整保育永利街的聲音日益壯大，最終導致已收購一半業權的市區重建局，3月匆匆同意剔出重建名單之外，並建議完整保留作為保育區。然而市建局「忽然保育」的倉卒轉軚，亦令人擔心决定過於政治化，並令早已日久失修的12幢唐樓，面臨即時的修葺費用責任問題。而日後打造成保育區之後的永利街，會否淪為商品化的旅遊點？而老街坊則成為遊客鏡頭下的活標本？ 相比之下，馬頭圍道就沒有永利街般「幸運」。馬頭角─紅磡大幅由東北向西南伸延的狹長目標重建區，其面積幾近與市區所有目標重建區的總和相若！但相對於灣仔、深水埗、觀塘等重點重建區，經常被打造成為媒體和公民社會的焦點，馬頭角─紅磡的重建進度卻極之緩慢，仿佛由於偏離現存交通主幹道，沙中線鐵路及紅磡灣的發展又嚴重滯後，令該區的重建保育工作一拖再拖，可有可無。位於目標重建區南端的紅磡，2010年1月奪去了中學生童慶濤的性命，馬頭圍道45號J座的塌樓事件；以及位於北端的馬頭角（或稱土瓜灣），2011年6月造成四尸五命的火災，奪去了中學生謝茵怡的性命，皆完全是在如此一種空間生產過程下發生。 2013年1月29日， 馬頭圍道塌樓事件三週年。瑪雅預言中的世界末日並沒有降臨地球，卻早在三年前降臨45號J座居民身上。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連續九天的春節假期結束，也是台灣新任行政院長江宜樺開工的日子。現年 52歲的江宜樺已成為台灣半世紀以來最年輕的行政院長。對於內閣的部分閣員人事異動，台灣各媒體對於新任閣員一般是貶多褒少，但對新閣揆江宜樺幾乎沒有惡評，除了形容江是「小馬英九」有類比不够精準的問題之外，「小馬英九」在馬英九民意支持度低迷不振的當下或許勉強算是個「惡評」。 江宜樺不是小馬英九。除了同樣出身常春藤名校，江宜樺和馬英九不只是兩個人，而是兩種人。江出自本省普通家庭，雖然大學時代曾具國民黨員身分，參加過「三民主義硏究社」的學生社團，但後來成為失聯黨員後長期未再加入國民黨，甚至到去年都曾公開表示「對國民黨沒有感情」，而馬英九則出自當年的外省權貴集團，一直是「又紅又專」，對黨國一直是「親愛精誠」。 其次，兩人之間有從學或從政的不同生涯際遇，江首先是個學者，近幾年才成為官員，馬則是長期擔任黨政要職，間或短暫具備學者身分。江宜樺在社福、住宅政策、中央政府組織改造、年金制度改革等政策上證明了他有過人的能力，而馬英九一直以來被戴上能力不足的標籤。 此外，江的朋友橫跨藍綠政治光譜，馬的朋友則局限在「圈內人」，甚至「自己人」。 以上幾點或許可以說明，從性格到能力，兩人有很大區別。正因為江宜樺不是馬英九，所以和馬英九之間存在着較高的互補性。 江宜樺的從政經歷甚短，至今不過短短五年，已從硏考會主委、內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等職位一路高升，最後成為行政院長。此前他是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鑽硏西洋政治哲學，傾向自由主義和憲政民主，但身上保留傳統儒家的文人氣質，正如他在一本書中曾經這樣描述自己：「我在立志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十年以後，發現自己已不可能只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寧可跟朋友說我是一個亞里斯多德主義者，或是一個擺脫不了儒家思想的現代知識分子。」 被外界形容為「思路清晰」、「不慍不火」、「善於溝通」，江宜樺最令人肯定的是身負退休年金改革重任，為化解各界爭議曾奔波全島各地參加百場以上與民眾的座談會，更邀集各黨派學者代表召開「另類國是會議」，展現過人的耐性和溝通能力。 除了這些在公共領域的表現，江宜樺的私領域表現也有與眾不同之處。和他握過手的人或許感受到，江宜樺的雙手不像文人，而更像是雙粗人的手，江宜樺自稱是長期照顧孩子和家務勞動的緣故。再者，長子是自閉症患者，身為父親的江宜樺得付出很多心力照顧和教養，其中艱苦不足為外人道。他曾在接受採訪時承認教養孩子的挫折過程，一度讓他忍不住動手打孩子，「打完之後，難過到自己想去撞牆」。這麼真實的脆弱也流露了江宜樺比馬英九更具人味和平凡的一面，不像馬英九經常給人「不食人間煙火」或「不知民間疾苦」的感覺。 大約十年前，筆者曾經和江宜樺合作過一項學術硏究，期間有頻繁的近身接觸經驗。他的溫柔敦厚、自由主義和理性溝通，至今始終如一。在「學者從政」逐漸貶多於褒的時代，給出了一個比較正面的範例，例如，他曾在內政部長任內强調「不站台、不輔選」，有所為，有所不為。 不過，汪宜樺有令人擔心的一面。筆者不擔心他從政經歷太短或他和馬英九失和，而是擔心他無法拒絕馬的意志，例如聽從馬的勸說而終於在半年前重新加入國民黨，打破了自己從政數年來公開堅持的「不入黨」承諾。台灣媒體說江宜樺的政治性格是「使命必達」，有能力精準掌握並執行長官的意志。這對事務官是個長處，但對政務官、尤其是行政院長卻是短處，甚至是要害。台灣不清不楚的雙首長制已造成總統有權無責，而行政院長往往只能以妾婦之道事君，要不就難保官位。開工大吉，期待江宜樺證明是他、而非馬英九在當行政院長；若能做到這點，他就成功了。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現代漢語最「蛋疼」的詞組，大概是「生活作風」。生活和作風這兩個詞金風玉露一相逢，發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這是褲襠深處的革命。而在政治與性交合之處，在道德與法律的模糊地帶，是億萬人民雪亮的窺淫的眼睛。 性壓抑最嚴重的文革年代，其實也是中華民族意淫史上最洶湧澎湃的時候。剛去世的前乒乓球世界冠軍莊則棟，正史上最有名的事蹟是中美乒乓外交，野史上則是與江青的緋聞。這非常符合一個極端歧視女性的禁欲帝國對於女后霸權的病態意淫。武則天的男寵面首史上多有記載。慈禧的面首據說居然是個英國年輕軍官，但巴恪思《太后與我》一書可信度實在有限。據唐德剛《梅蘭芳傳稿》稱，梅蘭芳成名後也有八卦說他是慈禧面首。那麽超級靚仔莊則棟被視為江青面首也就順理成章。 有報道稱，體育報社總編輯魯光有一次問起，莊則棟回答說：「絕對沒有的事！我和江青從來沒有單獨在一起過！只有一次，她在小靳莊住所的辦公室裏養的小麻雀飛了，讓我和劉慶棠抓，江就打了我屁股一下，說：『冠軍，給我抓住它！』」 但打了一下屁股，也令人遐想。 我的性啓蒙也與江青有關。文革結束時我六歲，正在如饑似渴地識字，那會紅衛兵小報被一種打着政治揭秘旗號的準色情小報取代，女一號就是江青。印象最深的是一張插圖：江青和一個「面首」在床上玉體橫陳，而一個傢伙蜷縮在床底下，跟作為讀者的我一樣心驚肉跳目瞪口呆——這是文革後中國人的經典表情，一雙不安而亢奮的窺淫的眼睛，性饑渴借着打倒四人幫的名義宣洩。政治和性對老百姓來說都是不透明的，所以「一張白紙好畫最美的圖畫」（毛主席語錄），連一個六歲小屁孩都可以對女后的「生活作風」進行狂想。 三十年多過去，中國人早就從性壓抑進化到性解放，從髒兮兮的地下小報進化到無孔不入的網絡下水道。一個缺乏新聞自由的社會，卻同時也缺乏新聞倫理，瞧瞧網絡上井噴的毫無底線的色情暴力，只能說這是五千年文明壓抑的報復性反應；再瞧瞧香港書店角落堆積如山的各色政治艶聞解密書（尤其是關於薄谷的），只能說極權政治的不透明，造就了這條日夜不停的以民主正義為名行誨淫誨盜之實的暢銷書流水線。當現實真相超越了人們的想像，人們寧可把小說當做現實真相。即便是謠言，也寧信其有不信其無。 「生活作風」依舊是一個充滿喜感的官方辭令，以至於黨媒居然在情人節前發出警告，指出情人節已經成為官員腐敗醜聞的「重災日」（但這似乎也提醒了：想在生活作風上玩一把，最好避開這個敏感的「捉姦日」）。趙紅霞睡遍重慶政壇作為一個標誌性的案例，說明這個極權社會作為一個邊沁所謂的「圓形監獄」，視角開始發生三百六十度逆轉。 傳統意義上的極權社會猶如一個圓形監獄，你的一舉一動無所逃於「老大哥」的監視，而且你看不到老大哥；而眼下個人手機成了人民群眾的火眼金睛。趙紅霞的針孔攝像機更是一針見血，官員反過來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圓形監獄就像一個球場，我們在看台上，觀看雷政富（趙紅霞案第一個被曝光的官員）們的裸體表演，而他們也不知道自己被現場錄播「大白於天下」。網絡時代的所謂「人肉搜索」直指官員的龍體皇帝的新衣。但這究竟是新媒體時代民主監督的一場革命，還是僅僅在娛樂至死時代滿足了億萬草民對宮闈秘事源遠流長的的窺淫癖？ 畢竟這些官場性醜聞再刺激，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在海平面以下，還有巨大的想像空間。針孔攝像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性器」，它似乎代表廣大草民窺探並震懾雷政富們的性器，然而它不是「公器」，在沒有法制的社會，它僅提供了民主監督的幻像，僅僅在極權主義的玉體上引爆了消費主義的欲望狂歡。克林頓的性器屹立於斯塔爾報告裏，而雷政富們的性器只淪為雲山霧罩的網絡傳奇。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