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1976年)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 早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一看,花圈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群众越聚越多,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有目的让邓小平同志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大家目睹了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四人帮”对他们酿成的局面自以为得计。我看见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根本没有去理睬张春桥,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谈。嚣张一时的张春桥恐怕万想不到,被提上历史审判台的是他自己。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我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 王洪文问:能调多少? 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 我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命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这样,就有了张春桥、江青分别提出的两种发表广播讲话的意见。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同志后来也同意让我出面发表广播讲话。这样就定下来了。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讲话稿避免了提悼念周总理的内容,当时我想把周总理牵连进去不应该。这个讲话稿当时就让华国锋看了,他同意后,其他政治局同志也看过同意了。这个广播讲话稿,与4月8日见报的文字稿有所不同。4月8日见报的广播讲话是这样的:“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予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请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4月5日晚的广播,没有点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只是用了当时通行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等提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在当时还是知道的。4月7日政治局会议根据毛主席提议,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在4月8日发表我的讲话稿时,加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 4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我的广播讲话稿,并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为了执行政治局出动民兵的决定,我提出要做些准备,就提前退会了。 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吴忠当时还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他听了我们的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 我说:政治局已决定晚8时出动民兵,怎么办? 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他说:绝对不能8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 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我,多次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这时,政治局找我,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迫不得已,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 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 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我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 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4月6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这是节选, 全文见 吴德自述:1976年天安门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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