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

近十几年来，中国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如果它继续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中国政治的走向，影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表现这种民族主义作为社会思潮，其表达形式主要在三个层面：1 　　第一，社会公众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常用的词是“爱国主义”。但是，爱国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并不是一种“主义”（ism）。 　　第二，在全球化对中国影响日益深入的时代维护民族利益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要求。 　　第三，极端的或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其特点在于：（1）以对本民族、西方民族（包括日本）、中西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的片面认识、虚假信息和由此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为其判断、情感和态度的基础；（2）以过时的、僵化的理论来理解当代国际关系；（3）以排外仇外（主要针对日、美）的方式表达对本民族的忠诚；（4）极端的、非理性的、好斗的态度和行为方式。2 　　在前述三种表现形式中，前两者基本上是健康、理性和温和的民族主义，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后者虽然也打着前两者的旗号，并且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前两者的内容，但它的特点在于远远超出了前两者的范围。它属于好斗的、排外的、非理性主义的民族主义，即激进的或极端民族主义。3它是当代中国社会民族认同加强、民族意识上升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畸变，是民族主义误入歧途的表现。 　　从社会分布来看，这三者似乎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结构：第一种民族主义弥漫渗透于社会公众中，是庞大的基座；第二种主要存在于有国家意识或国家感的社会公众中，其主体是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群体；第三种民族主义者的中坚是青年知识分子。它是金字塔的尖项。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指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的出现。因为它最为活跃，在舆论界占有明显的支配地位。绝大多数民众和官员不是激进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的思想也程度不同地受到激进民族主义病毒的传染，并容易被后者所左右和利用。 　　从20世纪末起，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做了许多事情，让人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担忧。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来分析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我们要回答的是，这种新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出现？或者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端或激进的形式？ 　　二、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对几种解释的回应 　　在解释民族主义兴起现象时，人们经常谈到几种一般原因：4 　　其一是说，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对中国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威胁。如果这种解释成立，前提必须是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处于危急状态。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民族主义者经常耸人听闻地宣传的所谓“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有意夸大甚至臆想。当代中国不存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那样的民族危机。事实上，一百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安全，如Edward Friedman所说：“中国是一个强大、安全和崛起的大国，没有人要侵略中国，或挑战其主权。对这些的恐惧是令人不安的狂想。”5实际上，在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是主要的受益者，这些年中国迅速的发展就是证明。 　　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中国，利益驱动的民族主义是比较弱的，而宣传导向的民族主义是很强的。青年学生是最缺少利益基础的群体，但他们却成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坚。而全球化受损最大的群体，其民族主义情绪并不特别强。这是因为，在中国，没有独立表达公民利益的公民组织，没有信息的自由流通，所谓“利益”是主流媒体宣传中的国家利益，普通民众并不知道自己在对外关系中的具体、真实的利益所在。而激进民族主义者想象中的国家利益经常是偏离实际的。他们的许多做法实际上是损害民族利益的。6 　　一些学者将其归结为文化或文明冲突的产物。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世俗文化，没有宗教信仰的支撑，所以对外来文化的拒斥并不会特别强烈，更不会产生好斗性的反应。既使中国传统的宗教，也是具有宽容性特征的多神教，而不是排它性的一神教，所以对以其它宗教为母体的文化不会产生很强的敌对情绪。中国人一向对外来文化持比较温和宽容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合西方文化比较成功，也较少麻烦。7所以，尽管如亨廷顿所指出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深刻的冲突，8但这种冲突不应该在政治领域产生激进和极端和反应。9事实上，单纯的文化民族主义不会在政治上采取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 　　有的人按其他民族的经历，将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解释为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的增长。但是，中国并非典型的民族国家，也就是说，不是按民族边界建立的国家。10中国是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和复杂地域的统一体，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华民族”。人们也可以在多民族和地域辽阔的意义上称其为“帝国”，是世界上一系列帝国解体后仅存的“帝国”。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美国专家派伊称，中国是“装扮成国家的文明（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11所以，中国的民族认同并不需要通过厘清民族边界来增强内聚力，不需要刻意区分“我族”与“他族”，更不应与对其它民族的敌视相伴随。12这种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类似宗教上的多神崇拜，它不像一神教那样强烈的追求内在纯洁单一性和排外性。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对不同肤色、种族、宗教、文化的区分并不太在意。中国人的民族观念比较模糊，族群区分的意识很弱。13普通中国人，即使那些民族主义者，在私人的交往中一般都能与外国人和平相处，不会因为某人的民族身份而产生歧视或敌视。 　　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伴随着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产生了对民族主义的社会需要。在笔者看来，这是将国外民族主义理论机械地套用到中国而产生的对中国现实的误读。的确，在欧洲和其它非西方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民族建构并不是要按民族的边界建立国家，而是建立和巩固多民族的国家。14从长的过程来说，中国远自秦汉时代就已经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世俗国家，而这个过程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15从近处来说，中国自1945年起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国家独立和统一的过程，而1949年后，又建立起强大的集权型政权，其国家权力的动员和控制支配能力之强，在当代世界上也是罕见的。16所以，机械地照搬西方的民族建构理论对中国是文不对题。目前遗留的台湾问题使民族主义者关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知道，民族主义者关注的问题和提出的要求远远超出台湾问题本身。仅仅台湾问题远不能解释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人们还经常谈到历史的原因。的确，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中，中国受尽了外国的侵略和欺侮，这种历史经历给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留下深刻的创伤。但是，如果说现在的民族主义者只是在算历史老账的话，他们为什么不痛恨俄罗斯而痛恨美国？17因为俄罗斯对中国的伤害至少不比日本差，而美国在这段历史中，是帮助中国最多的国家。人们都会记得，在1950年代～1970年代，中国人是国际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那一代人都高喊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都熟唱《国际歌》，誓言“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也深信马克思那句名言：“工人阶级没有祖国”。18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国与美国、日本还有过一段蜜月时期。为什么那个时期人们就忘记了历史上的仇恨，而1990年代以后怒火又重新燃起呢？19 　　最为常见的，是将民族主义的兴起归咎于日本右翼势力的行为和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民族主义者也不断渲染西方的遏制战略，将中国描绘成美国霸权的受害者，不断申诉着从历史延续到今天的所谓“民族悲情”，并把自己打扮成反对西方遏制战略的斗士。的确，上述外部因素对刺激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反应却远远超出了应有的限度。就目前形势而言，中国在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上所出现的所有冲突和矛盾，都没有超出和平交往的范围。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理智、克制、灵活和耐心。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因为这些麻烦而将日本和美国视为仇敌，不断想象着一决生死的战争，这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反应范围。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民族主义者整天挂在嘴上的所谓美国的霸权、西方的遏制战略、日本右翼势力的表现等，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另一部分是被夸大的甚至是想象和编造的。而真实的那部分，又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言行为西方和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了依据，助长或刺激了它们的发展。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与日本的右翼势力、美国的对华鹰派是相互激发的共生关系。 　　更有人认为，民族主义产生的情感基础在于伴随着国家强大而产生的民族自豪感。还有人进一步引申：这一代民族主义者意欲展示中国的富强，将中国推到世界领导者的地位。20首先需要指出，这种欲求或感觉与国家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力是不相称的，这本身就说明，它的产生不是国家发展实力增强的必然产物，而是另有原因。其次，即便国家真正强大到那个地步，也不一定会产生那样一种领导世界的欲望和独步天下的自豪感。21 　　实际上，这种对国家强大的认知、对国家地位和未来使命的认知，都是长期宣传教育的产物。我们的历史教育告诉人们，古代的中国如何天下第一，有无数的发明创造都比西方早N百年。人们应该记得，数十年来，中国人从来都充满着自豪感。22从“要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感到“21世纪必然是中国的世纪”的信念，就这点而言，1980～199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民族主义者并不比他们1950～1970年代的先辈更强烈。这一代民族主义者还在要求西方平等对待中国，满足于与美国并列为G2，领导世界只是他们的期待。而他们的父辈红卫兵那一代，已经陶醉于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认为自己正从事着解放人类的事业。 　　可以说，所有上述因素都在以不同方式推动着中国人民族认同的增长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复兴，但仅仅这些因素，不能解释激进民族主义的形成。也就是说，上述种种因素是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但并不是激进民族主义者形成他们的观念、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充分原因。 　　要理解中国这一代民族主义者，不能机械地照搬一般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外历史上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很少帮助。因为正如许多学者所理解的那样，这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郑永年语）。我们需要观察他们的行为，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只有了解到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掌握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观察到他们的心理或人格特征，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想、那样说、那样做。 　　三、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主义 　　我们首先需要考察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从而了解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立场态度和价值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教育，就不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认识和判断从何而来，他们的悲情或愤怒从何而来。23 　　这种教育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宣传两个方面。 　　在1950～1980年代的学校里，无孔不入的强大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居于主导地位，爱国主义与之相配合。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宣传教育的重点转向爱国主义，以填补官方意识形态失去影响后形成的思想和信仰的真空。24 　　1991年9月，一篇名为“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报告，透露出官方“民族主义”倾向的某些思路——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丧失拉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际环境恶化的警钟，“我们必须现实地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至少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号召力已经很低，强化老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往往引发的是逆反心理”。——该报告的作者明确提出，要以国家民族主义来填补官方意识形态衰落导致的信仰真空，运用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以及整合儒家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形成一种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许多论者认为，这一报告乃中共若干高干子弟共同创作，是中共面对苏东共产制度垮台的备用政治纲领。这些“红色后代”比他们的前辈更实用更加无所顾忌，随时准备脱去意识形态的外衣，果断地翻过共产主义这一页，以维护党的绝对权力。25 　　1992年，何新在给邓小平的一份题为“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的上书中，鼓吹：“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何新还建议：“我国应开动宣传机器在中国人民中揭露美国志在灭亡中国的意图，培养全国人民的敌忾心理，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26 　　上述建议的确成为1990年代以来官方宣传教育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的教育虽然延续着，但它远不如爱国主义教育能够打动人心，从而产生效果。这种教育不仅由学校中从小学直到博士研究生普遍开设的政治教育类的必修课程来承担，它还广泛地渗透到历史、中文、地理、音乐等其它课程中。爱国主义教育还通过其它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而得到加强，由学校里的党和共青团组织以及受他们领导的学生会组织的大量活动，最突出的主题就是爱国主义。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就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 　　一个国家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有着很大的缺陷，它没有完整、客观、准确地阐述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和现实，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我们这一代年青人。如同伊斯兰的极端分子产生于清真寺，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产生于中小学的课堂。27 　　比如，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题材是中国的现代史，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国受列强侵略的历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但这种教育给学生的历史知识是按政治宣传的目的加工过的，因而是片面的、歪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