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2012年 1月 27日 中国企业收购新西兰农场引起强烈反弹 记者: 杜林 | 华盛顿 中国一家民营企业获准收购新西兰16个乳业农场，这也是中国首次收购新西兰的土地资源。但畜牧业是新西兰的支柱产业，收购计划因此引起当地农场主的强烈反弹。业主们担心，新西兰引以为荣的乳品产业可能会被中国政府控制。 新西兰政府27日批准向上海鹏欣集团旗下的一家公司出售新西兰克拉法农场(Crafar Farms)属下的16个乳业农场，中国公司将出资1.64亿美元完成这项收购计划。由于中国商人日前收购冰岛土地的计划最终受挫，这桩海外购地案因此颇受媒体的关注。 “出卖资源” 尽管鹏欣集团是民营企业，当地畜牧业主们还是对政府的决定表示担忧。竞标收购这些农场的新西兰集团代表麦克尔．菲(Michael Fay)表示，这是政府将新西兰宝贵的自然资源拱手让给中国政府，集团已经要求法庭对政府的决定进行复审。 菲对当地媒体说：“这完全是一桩政治交易。新西兰政府通过国有土地公司(Landcorp)将成为中国企业土地的租赁人。而中国企业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政府因此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新西兰反对党领袖希勒(David Shearer)指出，出售土地不会换来光明的未来，政府的决定只能让新西兰的国家利益受损。他说：“这意味者就业最终不属于新西兰，农场的收入将会流失海外。” 新西兰土地信息部长威廉森(Maurice Williamson)解释说，鹏欣集团的竞标符合政府海外投资办公室制订的所有标准。同样希望收购这些农场的香港天然乳业公司日前就因未能满足政府的要求而被拒绝。新西兰总理约翰·基(John Key)强调，只要符合规定，政府就没有理由拒绝。 威廉森说：“海外投资办公室正确理解了立法精神。如果办公室仅以他们是中国人为理由而拒绝收购，那就不光是违法，而且不能令人接收。” *中国因素* 新西兰乳业发达，克拉法农场一度是新西兰排名第二的家庭乳业农场，占地800公顷，拥有两万头奶牛。农场2009年申请破产保护之后，政府就一直积极寻找买主，鹏欣集团公司的出价高，是中标的直接原因。 当地媒体说，新西兰政府近年加快了土地出售的步伐，中国并不是唯一的买主。新西兰农业记者伦尼(Richard Rennie)说，政府过去两年中一共出售了36万公顷的土地，远远超过克拉法农场的规模。他认为鹏欣收购案所引发的反对声浪，体现当地民众对中国确实有恐惧心理。 伦尼说：“意大利人、德国人、甚至英国人和美国人所购买的土地多达数万公顷，我们却没有听到过新西兰有人表示过任何的不满。” 鹏欣集团解释说，三聚氰胺污染事件爆发以来，中国的消费大众就对国产乳制品失去了信心。集团公司投资的目的，正是看中国内中产阶级对高品质乳制品的消费需求。公司将委托新西兰国有土地公司负责农场的经营。

中国藏区的局势越发严峻。从中国农历新年开始，四川藏区连续两天发生藏人与警方的武力冲突。警方开火，至少击毙两人。 国际特赦今日敦促中国当局克制使用武力，并允许独立观察人进入冲突地点。 藏区已连续数月限于不稳定局势，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四川藏区已发生16名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其中不少是出于绝望的个人抗议。但过去几天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行动。  大年初一、初二，四川甘孜州炉霍县和色达县分别发生藏人与警方的暴力冲突。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证实，警方开火，两日各有一名藏人被打死。报道说，示威者冲击、打砸当地派出所，警方被迫自卫。 而自由亚洲电台和自由西藏组织报道说，除了2名死者身亡已查出，死亡人数可能多达5人，另外有40人伤势严重。 独立调查 中国政府表示将对暴力冲突事件进行调查。而国际特赦亚太区主任扎瑞费（Sam Zarifi）于本周三表示，中国应该允许独立的观察人进入该地进行调查，如联合国“法外杀人、草率与任意处决”特别专案小组等，以确保调查的中立性。 然而，自2008年3月藏区曾发生大规模骚乱起，每年年初的几个月，藏区被封锁。 敏感期 荷兰驻华记者Wouter Zwart表示，现在是西藏问题的敏感期。“现在是中国汉人的新年，在这个汉人欢庆的时刻，藏人希望借此能向外界表达他们的悲惨。与此同时，二月初又将迎来藏历新年，那也将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刻。通常在这样的时期，藏区总是会出现不稳定局势。” “有预谋” 新华社引分析说，连续两天的暴力事件都是有预谋、有组织，使用暴力手段攻击执法机关和人员，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允许的。 据法新社报道，事发后中国官方甚至称，有“海外分离主义团体”意图借此冲突抹黑政府。 “真相也许介于两者之间” 荷兰驻华记者Wouter Zwart表示，由于目前藏区都被封锁，记者无法进入以得到确切的信息。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状态。当然有不少人都依赖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当然那是一面的新闻。另一方面，也有藏人团体的信息。尽管他们尽量与藏区的异见 人士联系，获取消息，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藏人团体自然也有自己的目的。在过去他们曾让人们看到他们的消息也不总是真实的。真相也许介于两者之间。” 允许独立调查 国际特赦亚太区主任扎瑞费指出，中国当局仅使用打压手段来回应藏人的示威，而不是“着手解决藏人长期持有的对人权状况的不满”。 扎瑞费也呼吁中国公安部门克制使用武力，“只有在保护生命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致命武力”。

　　赵鼎新，1953年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自1996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及其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2011年初，于建嵘、薛蛮子等人在新浪微博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网络行动。这场微博打拐吸引了上百万网友参与街拍，并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由于国家与民间社会力量空前默契的配合，推动了官方救济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展现了微博网友强大的“反向议程设置”能力。 　　微博打拐”活动标志着公民行动从网络围观推进到了网络参与阶段，给“网络倒逼改革”愿景带来更丰富的想象空间，并且自然演变为“随手拍照解救相关部门”，将社会监督的目光从街头民间推进到公权力与垄断机构。随后涌现的多起针对微博行动，都可以在网络时代行动参与的框架下得到解读。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现状，赵鼎新教授认为，影响中国社会变化的有两大关键性因素：一是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政府应对民众诉求的方式与方法，而最为关键，则是政府要增强其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 　　在现阶段，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已成为民意表达和公共参与的重要手段，当然，民粹主义情绪也值得关注、警觉。而在未来，发展经济、致力社会公正特别是程序公平、重建福利国家、在法制的框架下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诉求的活动等等都是应有选项。 　　主动型表达成为中国社会新动向 　　时代周报：你曾提到，在目前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集体事件层出不穷，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整个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 　　赵鼎新：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一个分水岭。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当时的中国尚没有体制外左派势力，再加上百姓维权意识未起，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发财，整个社会的经济在阻力极小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期。 　　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在何种情况下“发展”最快，那一定是在没有社会阻力的情况下—社会阻力可以来自左派，也可以来自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前者可能觉得你的政策会导致不公正，后者会觉得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正是社会阻力的缺乏给了政府以很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国经济在1992-2002年间有了极大的发展，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政治和思想层面上缺乏均衡使得中国经济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得以迅速增长，可高速增长的代价则是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差距加大问题、地区不平等问题、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问题、官员腐败问题、农民的税收问题、工人的下岗以及城市扩张进程中的拆迁等问题。 　　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众表达意愿、维权现象就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无论是工人的失业、环境污染，还是土地征收拆迁等，老百姓都不好直接找中央政府闹，只能是找当地的政府或老板解决。如此一来，尽管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但是地方化、小型化和经济化的趋势明显。 　　而在新世纪，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主动型的意见表达和公共参与日益增多。 　　特别是随着这几年网络、手机特别是“微博”的兴起，维权意识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用钱买安定的思路，导致了社会公共参与从反应型朝着主动型的方向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抬头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无理取闹式的社会抗争。确实有一些人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过闹事来获得不应该获得的赔偿。譬如，最近上海一些买房子的业主因为房价下跌闹事就是如此。 　　另外，未来一段时间其他的一些诸如维权运动、中产阶级环保运动和NGO的活动可能会增多。比方关于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农民工女子被老公打的问题等，在不少地方有各种各样的NGO组织专门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后，群体事件持续频繁发生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在国家的控制力较强，闹事群众的组织力较差。因此，无组织群体事件就成了社会上各种怨恨的一个主要发泄渠道。 　　时代周报：在许多人看来，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经很严重。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才进入起飞阶段，而按照过去的说法，这一进程需要100年时间且不可逆转。对此，你怎么看? 　　赵鼎新：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目前，中国社会抗争并不严重。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抗争和欧洲社会工业革命阶段的抗争不能比。当年欧洲的社会抗争，受到马列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大型世俗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产生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在组织形态、还是价值目标上和行动能力上都是今天中国所不能比的。 　　当下中国的诉求表达，基本上没有大型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诉求表达面前表现得不要太糟糕的话，这些集体诉求表达就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上。当然，中国集体诉求事件解决特色会引发民粹主义，并需要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库的充足作为背景。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问题严重，那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感觉好，官员、百姓，农民、知识分子皆如此，都认为社会矛盾很大。为什么没有人满足，主要是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东西没有制度化。你拥有1000万元，富吗?可是，很可能明天这些钱就不值钱了。另外，至少在人民的感觉中，中国的腐败不可小视。毕竟人人还是有些“正义感”的。 　　微博并非必然是“良药” 　　时代周报：最近这几年，很多事件通过网络与舆论的放大，特别是推特、“新浪微博”等工具，最后演化成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譬如“郭美美”事件正是如此目前国内流行诸如“围观改变中国”等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呼吁与口号。在你看来，这种方式的公众参与能否成为解决公共事件的良药吗? 　　赵鼎新：公众参与无可厚非，根本不能说哪种公众参与好，哪种公众参与坏，这是他们的自由。目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已经走向多元化，百姓对政府官员以及国内的媒体在某些方面的报道有着不信任感，因此，网络、微博等充当了百姓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的渠道。 　　但网络也是一个一哄而起的地方，是谣言传播的温床。 　　警察打人拍照上微博，可能会被解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年微博的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但是，如果网络上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被看做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只能算是一种“非程序的民主”。 　　这种“非程序的民主”一旦和容忍性很差的文化结合，就会产生“多数暴政”。当前网上经常出现的恶意性的人肉搜索就是“多数暴政”的一种轻度体现。 　　总体说来，网络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良药”二字可以界定，但它肯定会促进政府的执政思考力。在目前情况下，它是起到很多正面作用的。但是，它并不能让社会矛盾走向良性化。 　　还有我想指出：与中国不同的是，网络在当前美国绝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 　　时代周报:从网络的影响看，目前有两大趋势，一是社会抗争中民粹主义有抬头的倾向，一是知识分子似乎也分化得厉害? 　　赵鼎新：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简单地被称之为“民粹主义过浓”。老百姓有表达情绪和追求利益的权利，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也不应该一味从负面的角度来考察。 　　但另一方面，比如袭警事件，当事人在杀掉了五六个警察后却被很多人视为“英雄”，包括很多媒体人、学者都在半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就比较危险了。 　　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程序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过大，而绩效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却太低—因为美国左派势力太弱，老百姓不会闹。咱们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得好，不但是中央的领导正确，而且是咱们的老百姓会折腾，每个人想发财得厉害，而且和政府斗得也厉害，搞得政府不得不小心做事。 　　但是，一旦民粹主义发扬光大就麻烦了。好在现在崩掉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两点：第一，经济发展势头好，一俊遮百丑。第二，知识分子分化得厉害。 　　对于知识分子分化，我们也得一分为二地看。首先，知识分子堕落肯定会影响社会的风气，毕竟他们被看做是社会的良心。但是，分化也有好处。知识分子一分化，老百姓就没有大型的意识形态，老百姓也不相信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动乱就难以发生。 　　制度化解决矛盾是长远之道 　　时代周报：如你所说，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事件，但目前基本已经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从它们那里借鉴哪些?

参与记者：除了武力镇压以外，中国政府还试图通过百万国旗领袖像进村入寺对藏人进行 意识形态 上的灌输，您怎么评价这一做法？ 贡噶扎西：这种做法很不智慧，我们知道藏族人民的生活离不开佛法，而中国政府规定要求有 宗教信仰 的一个人不能挂达赖喇嘛尊者像，却要供奉代表无神论的领袖像，不能学佛法，却要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当局以为这样做就能实现稳定，实际上藏族人民都是被迫接受，就好比夫妻二人的关系，如果丈夫只会对妻子实施暴力，不懂得沟通，妻子迟早会离开 …

核心提示：”中国经济模式及精神文化”和”美国经济模式及西式民主主义精神文化”到底孰将取胜，这取决于六中全会的”文化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将左右世界大局。不仅中国民众，世界也要承认”限制言论自由，在中共专制体制下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是一个选项。 作者：远藤誉 出生于中国长春的日本物理学家、社会学家 来源：日本《中央公论》  发表时间：2012年1月号  目录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直接译自杂志，无网络版，未经二次校对 今年全年的重要任务是”文化体制改革” 2011年10月15日到18日，中共十七大六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文化体制改革”，而非拟定”下届领导人”名单。 简略地说，有两大理由促使六中全会将”文化体制改革”作为议题。 第一，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提出，新一届政权的一个政策就是”文化体制改革”。一个非常浅显的理由是，胡锦涛是作为治世十年的谢幕之举再度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其实，”文化产业”的说法首次出现于2000年。在十六大上，”文化体制改革”虽然只被当作新一届政权的一个亮点，但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在2007年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政权高呼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要从大局视角将六中全会的”文化体制改革”视作胡锦涛政权的谢幕之举。 第二个理由非常复杂，而且令人头疼不已，这就是改革开放产生的负面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中国人民狂热地歌颂中国共产党，奋发学习毛泽东思想。经历过革命战争的笔者，曾和中国百姓一起怀着严肃庄重的心情，狂喊”向前看”的革命口号。 然而，数次政治运动和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逼得人民担惊受怕，年轻人在文革时期的破坏行动导致道德沦丧。人民彼此猜忌，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作”流毒”时代，连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精神支柱也荡然无存。 正因此，邓小平1978年开启改革开发政策后，人民便如决堤般开始”向钱”冲。”牟私利”等原本受到严格处罚的行为不仅获得认可，还受到鼓励。老百姓也自嘲地将”向前看”改称”向钱看”，在拜金之路狂奔不止。 其结果是，中国经济确实取得飞跃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非但没有对中国形成打击，反而让中国政府着力刺激内需，经济一片繁荣，以至于一些企业饱受蓝领工人短缺之苦。在汽车和家电产品方面，国货也实力日增。 由于消费欲望较高的中产阶级激增，世界各国蜂拥来到中国，他们眼中的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而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让这变成现实的，正是中共政权。因此，重要的是维持社会主义体制稳定发展。”中国政府心怀自信，正在说服公众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正当性。而且，中共还建立集体领导制，避免出现所谓的”独裁”。中国规定，国家主席最多连任两届，以防单个领袖长年处于权力之巅滋生出腐败。 那么，中国的未来一片光明吗？ 不，未必如此。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沦丧，社会主义体制存在从内部分崩离析的风险。这可以追溯到文革。”流毒”时代后，中国没有从正面审视社会主义精神，或者重建精神支柱，一夜之间冲向了钱。 也就是说，让中国社会主义体制面临风险的，不是经济，不是政治，也不是军事，而是”精神文化”。因为危险藏于民心之中。中共的危机感在中央媒体的报道中一览无遗。因此，六中全会主题”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赌上中国国运的国策。 下面解读一下六中全会公报。 公报的完整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键点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部分。全文约1.5万字，分九部分，均是口号式语言，很难看出具体要做什么。 因此，很多外媒便”各自”解读，”强化网络管理”、”加强国产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国”和”加强软实力 对欧美的危机感”，诸如此类的片段式解读不占少数。每种说法都没有错，但分析大背景，指出”文化体制改革”刻不容缓的报道却十分鲜见。 可以将六中全会公报的骨架分成四类。 第一，为适应新形势，要从战略上加强令人堪忧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强化中华文化产业”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重点落在”中华”和社会主义上。 第二，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就是要实现”人民可以平等享受文化的社会”，以文化手段缓和引起社会不稳的”贫富差距”。 第三，强化基于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软实力，在思想文化领域打赢国际竞争。公报指出，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公报强调”要掌握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权”，这值得关注。 第四，要战略上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新局面。公报称，”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求还不完全适应”。中国心中的苦恼可见一斑，它将执行战略性政策，力争营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中国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打赢了非社会主义的自由竞争这一市场经济之战。这意味着，以带中央集权色彩的中共专制为基础的”中国经济模式”宣告成功。 但在一个问题上，中国仍未取得成功，或者说面临可能失败的危险，这就是在推进”中国经济模式”的同时，如何保留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精神”为核心的精神文化。正因此，公报频频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一词。 文革后，中国不正面重审”社会主义思想”，一味”向钱冲”，致使”道德沦丧”和”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可以说，这是中国在扼杀西方民主主义之根”尊重个人和个人自决思想”的情况下，随着经济异常膨胀，人们通过改革开放的窗口接受了西方文化及其派生出来的观念所致。 公报称，”舆论引导能力需要提高，网络建设和关系亟待加强”，不过中国人民会重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其实，胡锦涛政权诞生之日起就开始致力于此，但”价值观”并未朝政府希望的方向转变。 重返毛泽东时代？ 六中全会结束后，全国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开始开展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主题的活动，”学习六中全会精神”。 2011年10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将在中国公民的身份证上登记”指纹”信息。据悉，决定定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 此外，关于电视节目，中国政府此前对节目制作和播映实施整套监管，今后则将实施制作民营化，但不下放播映权的管理办法。制片方承担风险，而政府的监管措施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电视台开始频繁播映地方民间艺术和戏曲节目。 然而，打造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要进一步推进文化产业国际市场化，而这将导致精神文化远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因在于，中国一旦这么做，最终将不得不接受温家宝总理提倡的”普世价值观”。但中共方面认为，”普世价值观”是一种和西式民主主义相联系的哲学，心存厌恶。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唱红歌”口号，强烈主张重拾毛泽东思想，博得部分百姓欢迎。这看上去似乎和六中全会精神如出一辙，但和改革开放背道而驰，与政府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矛盾。 但唱红歌似乎取得了成效，最近青年共产党员增加，在全部8026.9万名党员中，年龄35岁以下青年的比例已超过70%。 然而，35岁以下这代人既是在天安门事件事件后开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代，同时也是看着日本动漫和动画片长大的一代。他们的精神文化是自由开放，而非”又红又专”。因此，这一代是否会按六中全会精神行事是个未知数。一般而言，很多青年对政治和社会主义漠不关心。 中国何去何从？ 下面分析一下中国将打造一种怎样的长期战略。 2011年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 外媒只注意到”和平”的字面意思，很多报道只讨论中国的军事威胁。对此，笔者的一位中国政府高官友人说：”政府只想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打仗的话，经济也好，社会也罢，都会毁于一旦，对百姓和政府都没好处。 其实，中国的军力要30年才能赶上美国，所以决不可能侵略外国。假如外国势力侵略中国，进入大陆，那会发生什么？日本侵华战争应该让世界明白了会是怎样的下场。因此，我相信中国既不会发动战争，也不会受到侵略。”这位友人同时补充说，领土问题则另当别论，这方面中国将寸步不让，因此日方尽量不要碰这个问题。 然而，胡锦涛主席在致信祝贺10月20日的人民军工创建80周年大会之际称，”要不断提高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的质量效益，为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由于台湾和平统一的夙愿未果，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目的也许是为了防范美军介入，但在局外人看来，很难找到这和”和平”的契合之处。政府高官的话是否属实有待今后验证。 不少国家对经济实力日增的中国的霸权怀有忧虑。美国正试图通过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牵制对东盟各国施加影响力的中国，拉拢日本，以包围中国的形式打造一个由其主导的经济圈。 对此，中国称”美国想吃掉亚洲的美味蛋糕”。不过，宣扬自由贸易的中国也可能主动申请加入TPP。届时，中国将处于西边的欧盟和东边的TPP之间，并在经济上主导东盟。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加入全球机制的程度越深，共享西式”普世价值观”迫切性将越高。 六中全会还旨在实现社会主义体制和”中国经济模式”可持续发展。那么，”中国经济模式及精神文化”和”美国经济模式及西式民主主义精神文化”到底孰将取胜，这取决于六中全会的”文化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将左右世界大局。不仅中国民众，世界也要承认”限制言论自由，在中共专制体制下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是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