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王鸿刚：“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战略博弈 进入专题 ： 中美关系    ● 王鸿刚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下降，直接原因是两国实力差距缩小、关系基础松动和战略重点重合，深层原因则是中美两国以及国际体系同时深刻转型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和强烈不安全感所致。在此“大变局”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可塑性亦明显增强。未来中美两国将努力加强“自我塑造”以提升本国战略优势、加强“相互塑造”以影响对方战略选择、加强“共同塑造”以拓展双方战略合作，形成对冲性而非对抗性的战略博弈态势。 　　［关键词］中美关系 大变局 主动塑造 　　　　 　　当前，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普遍感觉是：尽管两国之间的接触与合作日益紧密，但双边关系的稳定性明显下降。中美之间正变得越来越敏感，互不信任的状况突出，双方均对对方的能力和意图备感疑虑，对对方的一举一动高度关注；双方在经贸、地缘和安全等领域的角力动辄上纲上线，陷入疑虑与竞争相互激化并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致使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波动性明显增强。对此，国内外研究者多从两国关系结构性变化的角度探寻原因，而本文则重点从中美两国及国际体系同时转型的角度去分析这些变化，并以此为基础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性质与特点做粗略的思考。 　　　　 　　一 　　　　 　　综合当前中美两国媒体和学界的研究，有关中美关系稳定性下降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类解释：一是“实力接近说”，即认为目前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个别领域居世界第一，中美关系已经或将很快成为“老大”与“老二”甚至是“两超”之间的关系。按照“国强必霸”的理论及美国打压“老二”的历史来推断，中美矛盾必将急剧上升。二是“基础松动说”，即认为随着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及“中国制造”向中高端产品升级，“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相互依赖模式难以持续，两国将爆发激烈贸易竞争；人民币国际化将逐步威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将对美式“自由资本主义”构成威胁。中美经济关系正从“压舱石”蜕变为“摩擦源”。三是“战略重合说”，即认为美将亚太视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通过多种方式介入地区事务，努力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地区秩序；而亚太是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中国试图排挤美国并最终建立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中美争夺亚太领导权的矛盾很难调和。 　　这些观点在当前两国媒体和学界具有相当普遍性。问题是，中美之间是否真的出现或说在多大程度上出现了具有实质意义的结构性变化？如果确有某种结构性变化，那它又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为此，我们必须对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经济关系和在亚太的权力竞争予以辩证、历史和全面的考察。首先看中美实力对比。衡量国家的综合实力，需考察自然禀赋、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及发展潜力等诸多方面，不能将经济规模等单项指标作为决定性标准。就此看，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明显强于中国，欧盟的政治影响更全面持久，日本经济的“量”虽不及中国而“质”却比中国更高。即便中国实现经济总量超美，其综合实力仍将远逊于美。因此，确切地说，中国的“老二”地位迄今仍仅是单项指标的排名及多个并列“老二”之一。说中美是“两超”之争，更多的是远景猜测而非现实。 　　其次看中美经济关系。由于两国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和美国对外资的持续需求，中美贸易互补合作的空间依然广阔。鉴于美元的“在位优势”以及人民币信誉积累仍需时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仍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居于主导，中国对美金融霸权尚难构成实质挑战。就模式差异而言，中美之间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对决也有夸大之嫌。著名历史和经济学家弗格森指出，核心指标数据显示中国政府并未在经济运行中发挥比西方国家政府更大的作用，而且几乎所有现代国家的本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照此看，断言中美经济关系的主旋律由合作转为竞争似乎证据不足。 　　第三看中美在亚太的博弈。美综合实力更强但中国坐拥“主场”之利，中国经济力量占优而美国安全优势突出，两国在亚太各有短长、旗鼓相当的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且绝大多数亚太国家安全上向美靠拢、经济上取利于中的“两面下注”战略短期内也难以改变，因此“中美邻”三角关系仍是基本稳定的。同时，亚太作为高度开放和多元的世界权势重心，全球主要力量均加大投入，任何国家要全面主导该地区均非易事。从中美双边互动看，中美在相互试探后均对对方的意图和底线有更多了解； 　　为防局势进一步恶化，中美建立了战略安全对话和亚太事务磋商等机制，也部分减少了误判和失控风险。所以，中美在亚太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冲突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中美关系的结构确实出现了某些变化，并成为冲击中美关系稳定的直接原因，但这种结构性变化正处于循序渐变、将变未变阶段，其程度并不如人们感觉的大，并非削弱中美关系稳定性的唯一变量；中美关系稳定性下降，表面看是因为“关系”在变，实则是因为中美两国在变以及两国关系所处的时空环境在变。 　　首先是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转型，多个时代特征同时存在并深度交织。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可以用“后冷战时代”为标签，本世纪头 10 年可以用“后9·11 时代”为标签，那么，21 世纪第二个10年则似乎很难用单独的“后某某时代”来定义。从其特征看，它日益成为多重矛盾而非单一矛盾平行发展和交互作用的多主题时代。就全球经济而言，由于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美国经济疲软短期难以扭转、新兴国家发展增速回落，未来相当时期内，世界经济仍将处于“后危机时代”。就权力格局而言，由于西方国家整体遭遇发展困境，非西方世界实力日益壮大，权力重心加速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西方及其发展模式的衰落日益成为各国热议的话题。虽然西方的主导地位短期无碍，但“西方衰落论”的兴起足以说明其地位的微妙与脆弱。“后西方时代”虽不会很快成为现实，却始终是人们观察世界的视角之一。就国际政治而言，随着全球中产阶级壮大，基层民众更多参与政治生活，权力日益从政府和精英群体向非政府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和草根阶层扩散和转移，各国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权威遭遇历史性挑战。就此而言，世界正进入“后威权时代”。由此引发的各国政治变动和国际环境变化亦内涵深远。凡此显示，当今世界正处于旧秩序将退未退、新秩序将出未出的深刻转型期，其方向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正因为此，基辛格称当今形势乃是400 年未有的“大变局”，保罗·肯尼迪也认为我们正处于巨变而不自知的“分水岭时代”。 　　其次是中美两国也在同时经历深刻艰难的国家转型。尽管中美两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态势明显不同，但两国面临的问题却有相似性——两国都必须致力于解决经济自由化改革后出现的一系列体制性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上，中美两国都面临优化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模式的任务，需重新调适政府与市场、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美国必须改变过度依赖国内消费和虚拟经济带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将复兴制造业、实现“再工业化”、扩大对外出口和实现收支平衡作为头等大事；中国则必须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从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发展方式转变，重新定位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与作用。政治上，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强化内部共识、提升政治凝聚力和行动力的艰巨任务。美国必须扭转当前政治高度极化、两党尖锐对峙和利益集团绑架政府决策的状况，探讨如何在政治机制的设计和运作模式上加以调整完善，以减少内耗、提高效率；中国则必须再一次解放思想、凝聚共识，确保顺利渡过改革攻坚期。社会方面，两国都面临着充实壮大中产阶级、化解贫富差距过大、优化社会保障体系、重建社会稳定结构的任务，兼顾效率与公平，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外交方面，中美也不得不在国际环境和国家实力地位变化的情况下对对外战略做出调整。 　　这种国际体系和中美两国同时转型的复杂局面，是自 20 世纪 70年代中美接触以来从未有过的，并给中美关系的走向带来空前不确定性。冷战格局下，中美关系的性质与趋势是确定的；后冷战时代，由于美国的独霸优势和中美实力过于悬殊，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仍有相当确定性；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国际政治主题词和美国全球战略优先目标，中美关系在这一框架下展开，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但随着上述多重变局的开启，时代主题更加多元，主要矛盾更难界定，国际体系深刻转型但方向不明，中美关系得以展开的时空环境悄然生变。更加复杂的是，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也在同时经历国家转型并遭遇转型阻力，能不能顺利实现转型尚未可知。受此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出现多种可能。 　　对中美两国决策者和民众而言，多重转型造成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自我定位和观察对方的坐标系与参照系同时发生改变，因而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双方都变得加倍谨慎和敏感，更注重从潜在风险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对方的意图和能力更加关注。近年来，中美两国媒体和学界均热衷于评估比较两国的实力与地位，便是忧虑上升的典型表现；而双方均难以客观看待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乃是不安全感的焦虑情绪造成的直接后果。双方均对对方的意图极为担心，防守的行为往往被解读为进攻性的。美国批评中国野心膨胀、更加自负，中国则担心美国要围堵和遏制中国。由于心理焦虑和外部刺激交互作用，双方相互示强的心态明显上升，在经贸、地缘等议题上的角力更加突出。像“天安舰事件”、“谷歌事件”、中东北非乱局等事件也往往造成中美关系骤然紧张，使得近年来的中美关系表现出较大的竞争性与波动性。总之，在“大变局”背景下，中美对本国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和信心不足，对对方的能力与意图也吃不准，自信与互信同步下降，战略尺度更难拿捏，过激判断和过激反应自然在所难免。 　　　　 　　二 　　　　 　　无论是中国的国家转型、美国的国家转型还是国际体系的转型，都将是高度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在此“大变局”时期，中美关系必将出现一些新特点。除前文所述的敏感性、竞争性和波动性继续加强之外，中美关系将具有更大可塑性。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而言，要使未来的中美关系对自己更加有利，都有更大的主动作为空间。中美既可以通过搞好本国的国家转型以提升自身战略优势，也可以积极影响对方的转型进程和思维方式，确保其做出对己无害甚至有利的战略选择，还可以通过扩大同对方的战略合作，在应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共同挑战中各取所需。在当前中美利益深度交织和矛盾总体可控的状况下，中美之间发生兵戎相见的军事冲突或相互拆台的政治对抗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消除“大变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并充分利用可塑性主动构建新型中美关系，对两国而言均是合乎理性的战略选择，并很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中美关系虽然有冲突的风险，却并不意味着必然朝对抗性战略博弈的方向前行，更可能出现的是两国为消除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而进行对冲型的战略博弈。具体而言，这种博弈将主要体现为如下三方面。 　　其一是自我塑造。“大变局”背景下，两国的决策者和战略界日益认识到，确保国家安全和繁荣、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重心和基础都在国内。因此，在相当时期内，两国之间的竞争将更多是国家治理水平的内在能力比拼，其核心是解决各自问题、搞好本国内部事务，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从美国方面讲，金融危机持续发酵既暴露和激化了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矛盾，也对美全球领导地位构成冲击，因此加强“自我塑造”既是国内各界的普遍诉求，也是应对他国崛起、确保美全球领导地位的根本手段；利用当前恐怖主义遭受重创、其他国家普遍受伤、大国挑战尚不紧迫、美国优势依然突出等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重塑本国的经济竞争力、政治向心力和社会活力，具有突出的战略紧迫性。奥巴马上任后将国内事务作为施政重点，结束伊拉克战争、从阿富汗抽身、避免陷入利比亚战争，力推医疗、金融、能源、税收、教育和移民等方面改革，美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亦突出强调美全球领导地位的基础在国内，誓言把重塑美国竞争力作为全球战略的基础和重点。凡此均体现出美国对“自我塑造”的高度重视。对中国而言，则必须在内部和外部环境同时变化、美对华期待和担忧同步上升的关键时刻，充分利用政府手中掌握较多战略资源的有利条件，解放思想，解决问题，纾解压力，释放潜力，理顺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之间，以及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之间的关系，实现从心态到理念、从机制到战略、从模式到方向的全方位调整，(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核心提示： 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人很少质疑眼保健操的有效性，直到今年夏天伊始新浪微博发布了一条质疑眼保健操的微博  原文： Can Chinese eye exercises help prevent myopia? 发表：2012年8月25日 来源：NBC新闻，发自北京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北京】 每天，张馨予（音）小心翼翼地完成两次眼保健操。她的老师说这能保护视力。12岁的张馨予已经戴眼镜两年了。 49年来，中国教育部打着共产主义革命和与近视做斗争的旗号要求学生做眼保健操。 然而，近视的人数正在猛增。据估计，有80%-90%的中国人在高中毕业后近视了——这是美国近视率的3倍。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人很少质疑眼保健操的有效性——直到今年夏天伊始新浪微博发布了一条质疑眼保健操的微博。 昵称为”直播上海”的微博博主说：”眼保健操残害中国青少年49年了，全世界仅中国做眼保健操，按摩毫无作用的穴位，49年来中国青少年近视率升至世界第二，达3.6亿人。”   点击观看中国卫生部在2009年发布的眼保健操的教育视频 。 这条微博在网上掀起一阵热浪。在一天内，它在新浪微博上被转发了至少10000次，已经收到150万条评论。 什么是中国的眼保健操？ 中国所有的学校要求学生每天做眼保健操，在课间通过扩音器播放同一首音乐。教育部甚至组织不定期的比赛来强化该项目。 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活动开始于1961年，当时北京教育局发现近视率猛增，于是指定了一位中国医生创造体操来解决日益增长的近视问题。  “北京政府当时很重视这个问题。”严一柔，北京教育局的一位退休员工，他当初参加了眼保健操的发展过程，”当时只有三个人负责学生健康，其中就有两个被派去解决近视问题。” 制定出眼保健操花了两年时间，此后中国学生一直做操，除了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学校关闭而中断。 它们真的有效吗？ 至今，对做操的解释学生们所接收的还是”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 中国教育部无法为眼保健操提供一个科学的解释。在微博发布后引起的网民压力下，教育部告诉《东方早报》说，”我们会尽快要求专家做出一个声明。” 教育部官员还拒绝了NBC关于解释眼保健操的好处的采访请求。 四十多岁的北京人 朱天宇（音）也表示他对眼保健操有怀疑：”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有用，我的视力很糟糕，但是我从来没有好好做眼保健操。” 他的妻子杜雨（音）却不同意，她说，”还是有用的，我到现在还做，每次我做操时，感到眼睛更放松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深信不疑。 “很难说它们有没有用，但是即使有用，它们的优点不明显，”徐玉静，一位教书25年的高中教师说，”学生不知道穴位……每个人都是在监管的压力下才做的。” 广州市中山眼科中心的一位交流学伊恩·摩根（Ian Morgan）对这个中国模式相当怀疑。摩根说，”很明显中国的眼保健操不能预防近视，根本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它们起作用。” 学生的压力 已经有一个广泛的共识认为，中国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是近视人数上升的主要原因。 教育局退休员工严一柔说：”中国人认为考试和高考决定了学生的未来，视力问题很明显地是由繁重的作业导致的，通过我为教育部做的调查，我发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近视率是最低的，因为那时候没人学习。” 如今中国学生的超重的课业负担不仅更严重了，还加剧了近视问题。 徐玉静老师说，”当我1986年刚当上老师时，班上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近视，现在全班大多数学生都是。” 学生的学习压力很大，尤其是高考分数极大地影响他或她今后的发展道路。 尽管近视人数增加，而且眼保健操尚有问题存在，目前仍没有解决近视的办法。  “无论是中国的教育体系还是眼保健操，目前都不会有所改变。”北京教育协会学生健康部的负责人张欣表示。 近期有研究表明，白天在户外花时间多的孩子不容易近视，即使他们学习时间长。但是在学习压力大的环境下，让孩子去户外活动很难。 一些中国家长现在把学习过度的孩子带到”眼睛保健中心”，在那里按摩师为他们的眼睛按摩，孩子能够休息一会。 一次治疗只花3.5美元，对于为了革命的荣光而与近视作斗争，这样的成本貌似是一种廉价的方式了。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垮桥是最具象征意义的事情。在那之前一分钟、一秒钟，不会有人怀疑这样外貌雄伟的大桥怎么说倒就倒。其实，一个社会、一个体制何尝不是这样。只是谁也不知道，超载的究竟是哪一颗稻草。 神评3则：塌桥季到了，请胖子们谨慎出行，如果因你的体重超重而压塌桥梁，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现在这桥吧，随便掰下一块，加点辣椒，加点肉末，小火慢炒10分钟，就是一盘上好的麻婆豆腐。我不知道桥是谁建的，只知道是谁压塌的。我不知道真相埋葬在哪里，但我知道，那就是谎言出生的地方 【哈尔滨阳明滩大桥】一年未到就坍塌，投资18.82亿18个月完工，官方初步怀疑车辆超载……这幅惨景令人自动联想到这样的概念：豆腐渣，火箭速度，责任回避……中国模式、中国特色…… 【哈尔滨垮塌的不是阳明滩大桥？】据央视报道，8月25日，哈尔滨市政府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紧急辟谣。市政府秘书长黄玉生反复讲解，“侧滑”路段与阳明滩大桥是两个不同的工程。——侧滑，不是垮塌；路段，不是桥梁；匝道，不是主桥……深刻学习中！ 有关部门表示大桥是被张飞喝断的 【 哈尔滨大桥创＂中国奇迹＂】 ①计划3年建成的大桥18个月完工，工程进度堪称中国奇迹。②通车8个月桥梁垮塌，工程质量堪称中国奇迹。③桥梁垮塌连施工单位都找不到，问责制度堪称中 国奇迹。④不到一天就岀调查结论，专家水平堪称中国奇迹。⑤设计寿命百年的大桥承受不了超载，荒诞程度堪称中国奇迹。6、推卸责任有一套，脸皮之厚创官腔 奇迹。建议：全国大桥要常坍塌，路也要常损坏，千万不能像赵州桥那样2000千年历史也不塌。 【坦克测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刚建成，许世友司令想测试其坚固程度能否经得住战争考验。经总部批准，1968年9月26日8时，80辆轻型坦克和60多辆各型汽车成一路纵队，轰鸣着通过大桥。许司令看着坦克履带在水泥路面上轧出的一道道白痕，笑着说“行”。 哈尔滨投资18亿元的阳明滩大桥坍塌造成3死5伤。坍塌的原因，官方说是超载。说明：1.坍塌的不是阳明滩大桥；2.断裂桥梁混凝土内混有木头编织袋、钢筋未捆扎，是临时工干的，与大桥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无关；3.阳明滩大桥的坍塌不存在腐败。因此，治超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保工程质量的第一要务。 【近年早逝的中国大桥】重庆彩虹桥、遵义公路大桥、贵阳大桥、辽宁盘锦田庄台大桥、福建漳州大桥、北京顺义悬索桥、常州运河大桥、苏州京杭大运河亭子桥、营口熊岳大桥、甘肃岷县洮河大桥、厦门同安湾大桥、北京怀柔宝山寺白河桥、广东九江大桥、吉林省长春伊通河大桥……请补充！

详见图

“ 《中国模式》手册不过是把话题推向风口浪尖，反映出教育主事者思路的混乱不清：政府推行国民教育，却在新高中课程中将中史降格为选修课程。让香港新的一代，对中国历史一窍不通。香港大学博物馆总监曾对我说，到博物馆参观的中学生，有的连’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常识都不懂。” 如果说香港国民教育之争打开了一罐虫子（a can of worms），它也打开了一罐机缘（a can of opportunities）。让香港人审视自己被误导的价值观，也推动港人积极提出自己的“中国论述”，而不是被动的“取消派”。 国情教育课程引起家长群情汹涌，反映了香港中小学教育的深层问题，也带来了全民参与、改革教育的契机。国民教育之争牵动了香港人的神经，特区政府不可能与天下的父母为敌。政府笨拙施政，没有道德权威，也讲不出能取信大众的道理，硬推的话，可能引致比二十三条更大的管治危机。 但另一方面，反对国民教育运动目前的挑战不是能动员多少人上街，或争取多少签名，而是如何超越反对和批判，提出面对现实与将来的“中国论述”。 国情教育风波的导火线是《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教材》，这小册子由香港教育局出钱，但编得太烂，内容偏颇，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也不敢为之护航。特首梁振英退而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为挡箭牌，只是该指引同样问题百出。对所谓国民教育的内容简单化为对国民身份的认同，脱离香港的现实，得到社会认同注定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国民教育教学大纲》的基本理念是“国民教育以情为本”，鼓吹“国情、真情、情怀、情感”，所包含的概念层次太低，鼓吹对国家的“情怀”，就比大陆的开明人士落后太多。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夏中义在中国推动“大学人文课程”，带领团队编了一套三册读本：《人与自然》、《人与国家》、《人与世界》，二零零二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人与国家》卷首语写到教材的宗旨是要让学生反思“你将如何面对故土百年沧桑，及其社会文化转型，以期将自己塑造成迥异于卑微子民的‘现代国民’”。 什么叫合格的“国民”？《人与国家》的九章目录勾画了国民认知要求的脉络：“让记忆唤醒历史”、“传统与变革”、“重新点燃启蒙火炬”、“革命反思录”、“自由思想档案”、“民主ABC”、“平等与公正”、“个人、社会、国家”、“什么是知识分子”。在这些命题下，编者选进的中外作者有鲁迅、陈独秀、胡适、李锐，也有得到诺贝尔奖的印度经济学家亚马提亚·森等人，合共约一百篇文章。香港的中学何不利用现成的材料，编个简本给中学生？ 《人与国家》的编者在导言中这样解释国民的精义：“及格的公民应该能够走出专制主义造就的‘顺民’与‘暴民’的传统笼罩，清楚地认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应该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意识到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如果这是香港“国情教育”的宗旨，相信家长和公众都不会反对。与之比较，香港的教材指引空泛肤浅偏颇，令人汗颜。 媒体越挖越深，发现香港推行国民教育早在十年前启动，并非今年才开始。 《中国模式》手册不过是把话题推向风口浪尖，反映出教育主事者思路的混乱不清：政府推行国民教育，却在新高中课程中将中史降格为选修课程，让香港新的一代，对中国历史一窍不通。香港大学博物馆总监曾对我说，到博物馆参观的中学生，有的连“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常识都不懂。 其次，风波在媒体的追踪报道下，暴露了香港教育的不平等：厘定教育政策的政府高官早就对教育制度投了不信任票，把子女在中学的时候就送到海外，或者选择国际学校。有办法的上英基学校，普罗大众的子女才进地道的本地学校，要上国情教育课，这更使平民家长气愤难平。 香港是一个自由社会，多元声音、各种政治倾向的学校共存。办学团体有权选择教材，家长也有机会选择学校。不同理念的团体，可以出版不同的教材，让学校和家长选择。 《中国模式》教材的问题出在其得到了政府资助，教育局有没有资助其他国情教育教材的出版？还是只此一家？教育局是经过什么的程序招标、评核？又如何挑选“当代中国研究所”设计教材？教材写好后又经过什么程序“收货”？国民教育的经费是多少？如何分配？社会大众有权要求教育局公开有关材料，保证公款使用公平、透明。 另一方面，公众反对港府版的国情教育教材，特别是大众媒体，也要避免轻易标签化他人的想法或其他教材“红色”。 我也反对双重标准，譬如陈日君主教也发声指责国民教育洗脑，讽刺的是天主教学校就是在主持大规模的洗脑工程，教授创造论，宣扬天主造人和天地万物，和进化论唱对台戏。美国就规定公款支持的学校不得组织集体的宗教活动，但不限制个人信教自由。反观香港，罕见社会质疑教会教育内容。 学生和家长组织起来参与校政，是改革教育制度的契机。参与中国改革是香港的宿命，香港和中国大陆是命运的共同体，寄望港人能超越对港版国民教育的反抗，进而建立对中国课程的共识。   （陈婉莹，香港大学新闻教授、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总监，曾在美国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一九九八年来专注高等教育，推动信息开放和教育发展。本文原载于《亚洲周刊》2012年8月19日刊。原文链接：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f&Path=2283519512/33af1.cf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