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中国选手叶诗文7月28日在伦敦奥运会上赢得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          原题：《世界媒体看中国：叶诗文争议》 　　十九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也是著名的自由派思想家。穆勒当年提出，只有通过自由的辩论才能逼近真实，才能使真理保鲜而不至僵死；即使是一种虚假不实的错误说法也有其至关重要的存在价值，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对错误的驳难而接近真理；压制甚至消灭所谓的错误说法或思想，消除了辩论，真理便会成为僵死的教条，真理将不再是真理。 　　穆勒的这一思想至今为西方国家的报界所遵循。简而言之，西方国家的报界大都认为，报导争议事件或报导本身引起争议，从而引发读者观众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和辩论，从而为逼近真实、使真理保鲜做出贡献，这是新闻媒体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公众服务，是新闻媒体的存在价值所在，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全球性的叶诗文争议 　　从这个意义上说，16岁的中国女子游泳运动员叶诗文在2012年夏季伦敦奥运会上取得令人惊异的成绩所引发的争议及报导，让西方国家的公众、也让可以自由阅读、观看西方媒体报导的中国公众得以逼近真实，得以使真理保鲜。 　　叶诗文引发的争议无疑是全球性的。在叶诗文的中国，官方媒体以及众多的中国公众对西方媒体有关争议的报导作出了各种反应，其中愤怒的反应占大多数。 　　截至目前，来自中国的论点大致包括： 　　1）西方媒体对叶诗文没事找事，显示了西方人的种族主义； 　　2）西方媒体对来自中国的叶诗文的敌视，显示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敌视； 　　3）西方媒体大肆对叶诗文进行负面报导，显示了西方人输不起； 　　4）西方媒体对叶诗文的质疑也是事出有因，中国确实有不佳的纪录。 　　中国官媒的主旋律 　　有趣的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刁难叶诗文，西方舆论太小心眼了”的社评，一举囊括了上述的观点。 　　一方面《环球时报》说，“对叶诗文的突出成绩，一些人有疑窦可以理解，尤其是中国游泳队员历史上曾经出过兴奋剂事件。但叶诗文通过了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的检查，被验证未使用任何兴奋剂。” 　　另一方面《环球时报》又说，“试想，假如叶诗文还是同样的肤色，并创造了同样的速度奇迹，只是把她的国籍换成美国，西方舆论大概会完全变成另一副腔调。…叶诗文获金牌后的西方舆论表现再次显示，西方对中国的不友好已经扩散得相当宽泛，它的偏见不仅针对中国体制，而且殃及中国的很多优秀个人。西方的不良心理说不准就会在中国的某件事和某个人身上冒出来。” 　　然而，《环球时报》看似扎实、全面、公允的社评遗漏了至少两个至关重要、又极其平常、极其公开的事实： 　　1）许多最后被查出服用违禁药物/兴奋剂的运动员先前都有通过世界体育机构正规检查的记录（这就是为什么有关检查机构要把检查样本保存八年以便随时复查）； 　　2）因成绩特别优异而受到西方和美国媒体怀疑和质疑的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运动员大有人在，美国自行车运动员兰斯？阿姆斯特朗只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 　　显然，这两个简单的事实对《环球时报》社评看似扎实、周全的论点非常不利。 　　为叶诗文叫屈的西方媒体 　　在激烈抨击西方媒体的时候，《环球时报》把主攻方向集中到了美国。但截至目前，看来还是美国媒体为叶诗文挺身而出喊冤叫屈的声音最大。 　　在叶诗文受到来自各方的普遍怀疑之际，美国最老牌、世界最老牌的著名网络杂志Slate的文化批评家琼？托马斯发表文章，题目是“不合理的怀疑 / 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游泳健将叶诗文服用兴奋剂。为什么大家都在含沙射影暗示她欺诈？” 　　托马斯显然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且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她在文章开头就劈头摆开了要为捍卫叶诗文的名誉而与她眼中的所有不良记者宣战的架势： 　　“在没有强硬证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药检不过关）的情况下，体育新闻写手一般不会四处指控运动员作弊。然而，轮到了16岁的中国游泳运动员，因为她游得比先前的任何人都快，事情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托马斯一一指名道姓，抨击美国多家媒体的记者摆出中立客观的样子，但在自己的报导或专栏文章中频频引用对叶诗文的惊人成绩表示怀疑的运动员、教练的话，以便暗示叶诗文成绩惊人肯定有猫腻。 　　如此让托马斯上火的媒体记者包括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体育记者杰瑞？朗曼。她写道： 　　“杰瑞？朗曼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没有游泳选手指控叶诗文服用违禁药物来提高成绩。’但是，朗曼也引用美国奥运游泳选手纳塔利？库格林的话说，叶诗文的成绩‘很有意思；’引用澳大利亚奥运游泳选手斯蒂法尼？赖斯的话说，叶的成绩‘令人不可思议；’引用美国游泳动员凯特林？莱弗伦兹的话说，‘中国人在过去有过服用兴奋剂的事情，因此我不认为人们提出指责就是发了疯，但我也不认为我现在应当提出指责。’” 　　对叶诗文的成绩表示怀疑的人大都明确提出或暗示，中国先前有游泳运动员和其他项目的运动员系统性地服用兴奋剂的历史纪录；尽管中国表示已经改正了以往的错误，但中国方面的话不可信，叶诗文的成绩也不可信。对这种说法，托马斯反驳道： 　　“我要说，为什么我们不应当相信中国？1987年，一个体重95磅的15岁的女孩将800米自由泳纪录缩短了两秒多。（美国游泳运动员）珍妮特？埃文斯当时取得的成绩得到高度的赞扬，被人们认为是一代人才能出现一个的运动员所取得的惊人成就。我们应当胸襟开放，承认来自中国的一个年轻女子也可能是类似的好手。” 　 　再返回穆勒 　　19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穆勒主张通过自由辩论探寻真理，探寻真相，增加新知，推进人类智力进步。他主张即使是虚假、错误、荒谬的论点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真理只有跟谬误相对立才能显示出真理；压制、扼杀谬误以及谬误的言论，必将导致真理隐晦不彰，甚至导致真理萎缩、失传，或导致真理变成谬误。 　　穆勒认为，在通常的情况下，相互对立的观点往往并非一边全是真理，一边全是谬误，而是两边可能都包含着部分真理，也都包含着部分谬误。因此，自由的辩论可以使人们得以去芜存菁，保留真理，识别谬误，从而增进知识。 　　眼下中国国内以及西方有关叶诗文争议的不同观点，显然也是穆勒所说的那种通常情况。 　 　怀疑叶诗文不公平，但是…… 　　著名网络杂志Slate的文化批评家托马斯全盘否定对叶诗文表示怀疑的人，这可说是西方媒体在叶诗文争议当中的一种典型的观点。 　　另一种典型的观点则是怀疑派的观点，可以拿英国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电讯报》的体育专栏撰稿人詹姆斯？劳顿的文章为代表。 　　劳顿在8月1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对叶诗文怀疑是不公平，但奥运历史要我们不得不探寻个究竟”。文章提到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官方说法、有利于叶诗文的事实，其中包括： 　　1）15岁的立陶宛游泳好手梅卢提特在更短的时间内进步更快，在这次伦敦奥运会上一举夺得100米蛙泳金牌，但至少目前还没有人对她的成绩提出什么质疑； 　　2）在叶诗文受到质疑、怀疑之际，英国奥运会主席莫尼翰对她表示明确的支持，说她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冠军荣誉是应得的。 　　与此同时，劳顿在文章中也提到了一些不利于中国官方说法、不利于叶诗文的事实，其中包括：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有人说他手下的运动员之所以能取得优异成绩，靠的是服用可以提高成绩的违禁药物，中国竞走教练马俊仁非常恼火；然而，到了2000年，马俊仁手下的6名王牌运动员和其他21位中国运动员却未能通过中国自己的血液检查。 　　劳顿写道： 　　“不错，对（叶诗文）这个速度和力量惊人的女孩所取得的成绩提出质疑或许不公平，但奥林匹克世界已经可以说我们没有理由持怀疑态度了吗？ 　　“在奥运会药检机构的负责人说服用违禁药物的人将被查出的时候，他能指望我们把他的话当做板上钉钉、确凿无疑的事实吗？在爱尔兰游泳运动员米歇尔？史密斯飞速提高成绩并进而夺取400米混合泳的金牌的时候，国际奥委会没有查出她有问题。胆敢暗示史密斯可能有猫腻的人在爱尔兰受到责骂和鄙视。然后，在赚了大钱、出了大名之后，史密斯事发被禁赛。 　　“四年之后在澳大利亚悉尼奥运会上，美国短跑名将玛丽安？琼斯不再是先前给人强烈印象的女超人。在雅典奥运会上，希腊最著名的短跑明星，一个男金牌得主和一个女银牌得主干脆在接受药检之前逃之夭夭。” 　　《贝尔法斯特电讯报》的体育专栏撰稿人劳顿在文章的最后写道： 　　“相信一个拼命训练（而取得优异成绩）的女孩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牢记先前发生的事件使今天的成绩需要证明，这也不能算错误或刻薄。” 　 　有待观察的发展 　　在西方国家，拥护叶诗文的观点和怀疑叶诗文的观点可以自由交锋，辩论。 　　在中国，拥护派的观点在民间和官方媒体当中占了压倒优势，怀疑派被认为不是数典忘祖，就是人品恶劣。 　　在西方国家，辩论者必须应对对方的反驳。 　　在中国，至少是从中国官方媒体和表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某些网民言论来看，辩论者可以不必应对对方的反驳。 　　西方国家和中国的这种两条轨道上的辩论今后将相互趋同，还是更加分歧，目前还有待于观察。

戴建业：请问：让观众笑一笑难道会死人吗？ ——读《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之四 进入专题 ： 全球文化战争 普世价值    ● 戴建业 （ 进入专栏 ）   　　 　　美国大众文化能成为全球的主流文化，能轻而易举地征服世界观众，一是得力于它们在艺术上既“酷”且“炫”，能让世界各国的观众心醉神迷；一是缘于它们传播的价值观具有普适性，这种普世价值能让世人心心相印；一是因为它们传播普世价值的手法十分高明，让观众在哈哈大笑中“躺着中枪”,喜滋滋乐颠颠地成为美国文化的“俘虏”。 　　美国大众文化艺术上的“酷”与“炫”前文已经论及，这里从第二个方面谈起。美国主流文化所表现的当然是美国崇尚的主流价值，也就是西方世界所推崇的“普世价值”，如今它已经成了“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代名词。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它们的普世价值，目前大部分“民主国家”都天天把它挂在嘴上，还恨不得时时把它贴在自己脸上，民众一听说“自由、民主、法制、人权”也容易“high”起来。要想将一国的文化弄成全球的“主流”，你所宣扬的价值当然要为全球广泛接受。自由的有无，民主的真假，法制的好坏，人权的多少，这一切美国人自己的感受或许各有不同，世界各国对它们的评价更见仁见智，但美国各届政府在口头上，各类艺术家在其作品中，都表现了对自由的追求、对民主的坚守、对法制的维护和对人权的尊重。这使美国文化在全世界各地都大受欢迎。谁不痛恨践踏人权？谁不厌恶独裁统治？谁不渴望自由民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这首小诗一直拨动着所有人的心弦。不管符不符合实际情况，美国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自由圣地”，美国政府也一直把自己装扮成“人权卫士”。这是美国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美国最大的软实力，它让世人把美国想象成自由的乐土、民主的楷模和人权的守护神。没有机会亲身体验美国生活的人们，美国更成了他们想象中的“美好风景”。 　　再理性的人也容易爱屋及乌，“美国”本身就成了许多青年文化消费者心中的“名牌”，所以美国时兴的电影、音乐、篮球、服饰乃至饮食，都成了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最爱。 　　我国政府在普世价值上首鼠两端，对“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态度，不是前后矛盾就是犹疑不定。也许“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在政府眼中是如此神圣，不允许小民七嘴八舌玷污圣物，在国内的互联网上，这四个词都成了“敏感词”。连魔兽游戏中“自由”一词也被屏蔽，玩家只好用“目田”来代替被砍了头的“自由”，可怜的“自由”成了没头没脑的孤魂野鬼。有时候，“民主”“人权”得变成罗马符号，才能躲过互联网“安检”的法眼。“自由”、“民主”、“人权”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好像“失足妇女”似的要蒙住脸才敢见人。 　　政府一方面否认世界上有什么“普世价值”，一方面又宣称自己在实行是真正的民主，人民享受了最大的自由，中国正处在人权最好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为了反驳美国每年人权报告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污蔑，我们也每年出一份专门批评美国人权的报告，可另一方面我们对“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又另有界定，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对它们的定义相比，我国政府的定义好像是在“自说自话”，如“民主集中制下的民主”，“社会主义法制”，“人权首先就是生存权”等等。要是按我们这样的人权标准审视美国，美国的人权实在没有什么好批评的，人家的生存权早已解决，人家的生活贫困线至少高出我们的贫困线十几倍。尽管我国人民也许享受到了世界上最严明的法制、最充分的民主、最大的自由和最好的人权，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显然很难弄懂什么叫“民主集中制下的民主”，很难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法制”，很难认同“人权首先就是生存权”，自然也不会憧憬我们社会主义自由的生活方式。且不说那些鹰钩鼻子老外，即使黄皮肤黑头发的港澳台同胞，喜欢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大概也不会太多，向往我们这种社会体制的人可能更少，他们对我们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首先，他们可能更容易接纳“普世价值”，因为这种“普世价值”简单明了，其次，对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恐怕较难理解。说实话，连我自己至今也还没有完全弄明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什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的一个命题，2007年将它纳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按官方的说法，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据文件说，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彼此具有内在联系，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如果我们艺术家以这四个方面作为创作的底色和主旨，再用这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参与全球文化战争，人家一看到我们这些东西，要是没有被吓得晕倒，就一定会吓得夺路而逃。看看西方所宣称“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法制、人权”样样都是在确保个人的基本权益，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基本内容”，条条都是要求人民作出奉献牺牲——要人民处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时时胸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来武装自己，做一个深知“八荣八耻”的圣人。除了像我这样极个别落后分子外，从小就受党教育的大多数中国人估计能够达到这么高的要求，但一张嘴就胡说八道的山姆大叔，一睁眼就色迷迷欣赏“性感”的法国花心萝卜，一上班就喊着要“自由”的英国绅士，这些家伙肯定没有我们同胞那种“自我牺牲精神”，要他们用四项“基本内容”自律无疑是强人所难。我们政府那些草拟“核心价值”的笔杆子，可能忘记了嵇康“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的名言。“文化战争”又不像武力征服，不服从命令就一枪把别人放倒。你表现的那一套人家如果十分反感，还要死缠着别人来欣赏你的作品，那无异于强行给别人灌屎灌尿。 　　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要么就接受人家信奉的那套普世价值，收起大部分人都很陌生和反感的“核心价值”，要么就彻底输掉这场全球文化战争，永远关起门来自己与自己人玩。要参与世人都在玩的游戏，就必须遵守大家约定的规则。 　　可是，在这场全球文化战争中，我国政府似乎不想置身事外，看看各地一夜冒出来那么多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那么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听听官方三令五声要增强“软实力”的号召，就知道从官到民都在磨刀霍霍，我好像又听到中国战争影片中常听到的台词：“司令员，让我们二师打冲锋。”问题是，我们既要参与全球游戏，又不想遵守约定的游戏规则，我十分怀疑别人愿不愿意和我们玩。 　　不仅我们文化艺术所要表现的主旨，与世人信奉的价值观大相径庭，我们对自己核心价值的表现方法也会把人家雷倒。没有精英文化的高贵典雅，没有大众文化的生机活力，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只能一种充满意识形态的政治说教。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有大有改善，但是，或许是识有未逮，未能深刻领悟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娱乐与艺术的融合；或许是艺不如人，我们艺术家们一直没有创作出风靡全球的作品；或许是宣传文化部门领导有方，大多数艺术家都重视宣传而轻视艺术；或许是我们社会太过严肃，弄得我们的大众文化也“不苟言笑”。幽默小品了无幽默，电视言情剧无情可言，惊险电影毫不惊险，但愿外国观众看我们这些东西有点新感，至于我自己，每次打开电视不是为了看新闻联播，也不是为了看影视节目，只是想看看天气预报，因为天气预报比我们的新闻联播更加真实，比我们的影视节目更有悬念。 　　更要命的是，“歌颂主旋律”的宣传方针，让我们能看到的影视、舞蹈、绘画、雕塑，能听到的新闻、歌曲、音乐，全是一个声音，一种形象，一个腔调。有和声才会显示出主调，没有“次旋律”就没有“主旋律”，中国文学艺术不是在“歌颂主旋律”而只是重复“一种旋律”。这使中国当代文化单调而又僵化。我们的文学艺术很像新闻——死板乏味，我们的新闻倒很像艺术——充满了想象。国家向外输出的文化更是强调要打造“国家形象”，中国的艺术作品看起来都有点像宣传广告：中国永远是那么光鲜，永远是那么和谐，永远是那么高速，永远是那么充满希望……“国家形象”的确打扮得十分漂亮，可这恰恰应验了英国那句成语：It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漂亮得让人难以置信。 　　商务印书馆惠赠《主流》的同时，还附赠了一册《主流》“评述本”。评述本中有篇《〈主流〉一书的启示》的文章说：“主流文化是青年人的文化，必须研究年青人的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将青年人培养成国家核心价值的捍卫者、中国主流文化的继承者，乃至成为未来国际文化战争的积极参战者和我们的胜利者。”该文还要求“专家学者能起到参与推动主流文化的积极作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我一读到这些文字心里闷得慌，年轻人一读到这些文字肯定会掉头就跑，外国佬读到这些文字无疑要抗议我们进行文化侵略。我们官员的功利性太强，目的性又太明确，致使我们的文化看起来都张牙舞爪；我们的艺术家有“铁肩”但无“妙手”，创作出来的东西有道义却无情趣，出自他们手笔的作品常常面目狰狞。 　　假如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都是表现社会的“和谐”，恰恰说明这个社会缺乏“和谐”；都是表现国家的民主自由，恰恰表明这个社会还缺乏民主自由——读者从作品中很容易感受到这个社会的强制性，三岁小孩也想象得出这个社会艺术家们没有创作的自由。更何况整齐划一的歌颂和赞美，与电视上的商品广告有什么不同？有时候看商品广告还有趣一些，因为写商品广告词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政治干预，最多只有夸大的嫌疑，很少会犯“政治的错误”。要一个小品艺术工作者，一本正经地表演幽默小品，这本身就是“黑色幽默”。 　　我们的宣传干部老是想着“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就必须“教育”人民，我们的艺术家老想着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总以为自己“站在时代的高度”，他们都把观众和读者当作教育的对象和塑造的对象。观众来欣赏艺术成了来接受教育，文学作品的阅读成了自己灵魂的改造，本来是来寻乐子最后变成了是来找罪受。想想看，我们在家里与太太就很难统一思想，要让十三亿人统一思想，该是多么困难，该是多么痛苦，又更该是多么虚伪，这无异于叫十三亿人集体撒谎。再想想看，我们之中有谁愿意接受别人的改造？一个人要去塑造另一个人的灵魂，这种事情说起来就十分滑稽，做起来估计也不轻松容易。我们来听听《主流》中那位美国女评论家宝琳•凯尔是怎么说的吧：“如果艺术不是一种娱乐，那该是什么呢？难道是一种惩罚吗？”可是，我们这里偏偏就有一些人要把娱乐弄成惩罚，而且他们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光荣任务”。 　　美国艺术家们当然崇尚普世价值，可他们从来没有把普世价值写在脸上，他们当然百分之百的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他们好像没有打造美国形象的义务。上网听听美国歌曲，你总以为美国青年都是单身，他们不是在渴望爱情，就是觉得十分孤独。到电影院连看几部美国大片，那里不是恐怖就是吸毒，不是偷盗就是枪杀，那里的坏蛋个个都是武林高手，那里的警察许多都在暗通匪徒，你一定会觉得美国不是人呆的地方，那里是罪恶的渊薮，是人间的地狱。可是，你到美国去旅游几天就会看到，美国普通人家不像我们这里家家都装铁丝网，把家庭住宅活活整成“犯人牢房”。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美国作家和艺术们，天天在给自己国家的脸上抹黑！我们不妨回顾几部美国叫好又叫座的电影—— 　　那部具有后现代风格的《低俗小说》，表现黑社会和性暴力的题材，导演将恐怖的暴力弄得十分轻柔，对柔情蜜意的爱情进行亵渎，把严肃的政治化为玩笑，对庄重的历史调侃嘲弄，崇高的东西在影片中显得卑劣，神圣的东西在影片中是那样庸俗。《好家伙》是一部纪实性的的黑帮片，影片主人公亨利的一上场就踌躇满志地说：“在我看来，成为一个黑帮分子比当美国总统更酷。”可是，随着亨利梦想的逐步实现，他同时发现了自己的梦想不是“炫酷”而是“残酷”。社会上的普通人为钱为权必须拼命奋斗，影片中的黑帮分子则要为钱为权而抢劫杀人，因而，黑帮就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亨利梦想的破灭同时也就是“美国梦”的破灭。《公民凯恩》是一部传记体影片，它以一位报业大亨凯恩之死揭开序幕，并通过他人生的悲喜与事业的兴衰，暴露了资本主义神话背后冷酷的真相。1999年度的第7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美国丽人》，以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为背景，犀利地揭示了美国普通百姓的“众生相”，无情地展示了隐藏在美国社会肌体中“癌症”：甜蜜微笑后面是辛酸眼泪，光彩照人后面是阴暗猥琐，美好纯洁后面淫荡堕落。还有那《沉默的羔羊》中的凶杀恐怖，《普通嫌疑犯》中的毒品走私，《上帝之城》中的贪婪背叛，《美国往事》中的琐碎虚无，更有《罪恶之城》中那腐败奸诈的警察，招摇放荡的妓女，狭窄破旧的街道……这些影片中的美国只有暴力横行，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即将崩塌。名为《老无所依》的影片具有象征意义，似乎美国只有辉煌的过去，不会再有美好的未来。 　　可是，世界观众偏要从反而看问题：从美国那些描写黑暗的影片中，竟然发现了美国光明的未来；从美国作家和艺术家的众声喧哗中，感受到了美国高度的自由民主；从那些表现破败贫穷中的作品中，看到了美国的繁荣富强。从中美两国艺术作品的表现方式中，我发现了一种价值悖论：无论是我国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西方国家所崇奉的“普世价值”，艺术作品对它们越是淡化，它们的实际效果反而越是强化。 　　那部“反智代表作”《阿甘正传》恰恰表现了美国的“大智”：人生无目的才能更好地实现它的目的，放弃自己的小聪明才会真正的大智慧，它在捧腹大笑中让观众明白：我们任何人的一生都充满偶然性，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在剥开巧克力纸之前不知道它是黑的还是白的。美国的喜剧、滑稽戏、肥皂剧，无一不让你笑出眼泪，笑破肚皮，并在笑声中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即使美国那些政治人物，除了小布什讲话像个楞头楞脑的西部牛仔外，风流倜傥的克林顿，能言善辩的奥巴马，他们在公开场合的演讲都轻松幽默，可是一听到我们主席和总理的讲话，我马上就想站起来立正，好像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那些小品演员好像总忘不了自己“历史使命”，一上台就满脸肌肉紧张，看着他们夸张的笑脸比看到别人号啕大哭还难受。我们政府要求轻松的小品承担严肃的政治任务，所以相声小品都是“一脸苦相”，难怪民间相声演员郭德纲苦苦哀求说：“你们饶了相声吧，让它给人们乐呵乐呵不行吗？”话音未落，他那位体制内同行姜昆马上指责他“格调不高”。 　　情侣们去看电影，去听相声，去看戏剧，是去花钱买乐子，不是要花钱买教训，请问：让观众笑一笑难道会死人吗？ 进入 戴建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球文化战争 普世价值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不铲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的主要呼声。 　　 　　中国特权政治制度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一、官位等级制度。 　　 　　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手中，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民营化了，但是非权力依附型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的。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市场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等级制， 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 　　 　　与封建制度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 　　 　　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 　　 　　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档案，以及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看他级别高低。级别高的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 　　 　　据有关调研报告： 　　 　　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 　　 　　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如今更盛，只是官方不敢公布实际数据。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兴业银行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10把股份贱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的损失就达60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 　　 　　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为了增加赢利，两大石油巨头不惜制造“油荒”以抬高国内价格，并且出口退税。这些国有企业凭藉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反而得到财政补贴，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 　　 　　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 　　 　　　　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人占60%到80%。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某县动用警察收提留款，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警察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都被送进监狱。某警察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 　　 　　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 ；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户籍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南京上百万农民工5年中只有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7：3。 　　 　　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每年在5000亿元，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每年交税400-500元，而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全国增值税的60%都是农民交的。但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大部分资金却补贴了粮食企业、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国家的扶贫资金也主要肥了地方政府部门。 　　 　　七、宣扬特权教育制度。 　　 　　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当日，武汉最高气温达35.3℃，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祖国的花朵们”之类的话，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着长袖制服，并且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终于起步，开始比赛。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一头晕倒在地。当老师和家长的抢救时，领导们悄然离去。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浑身湿透。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然后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 　　 　　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权力。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高考分数线歧视则造成了地区特权、城市特权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其他省份，相差最高达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华。 　　 　　八、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特权，以及不允许出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除娱乐之外的明星，电视台等为了保险，“不出问题”，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天天播出娱乐节目，吹捧几个歌星，号称是弘扬“主旋律”。 　　 　　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踪影。 　　 　　因此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中国亟待取消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道观佛寺的行政等级；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 　　 　　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等公款福利特权；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公开化、民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一切支出改由各级人大决定；打破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证券、外贸、烟草、粮食、地产、大型工程、农用生产资料、有色金属、民航、铁路、安全等领域的垄断，国家参与其分红 　　 　　 　　 　　 　　 　　 　　摘自《炎黄论坛》 —白衬衫 　　 　　

对这一章的许多内容我比较持保留态度。但毕竟，若是有个温和，简朴的宗教，又不浪费纳税人的钱，礼拜的仪式又可以很节俭无需大张旗鼓浪费财力，还可以偶尔给民众励志一下打气一下，不如任其发展，把其当做一碗够大的心灵鸡汤来看待好了，至少比市面上的各种成功学演讲要靠谱。     阅片笔记 ——文明：西方的历史？ 《Civilization: Is the West History?》   文/刘三山（四川大学）       英国第四台制作的纪录片。主持人Niall分析了导致15世纪后的欧洲国家逐渐强大的因素，并总结出了让西方战胜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六大“杀手锏”（killing apps)：竞争，科技，财产所有权，医药，消费，还有工作伦理。同时Niall在片中略带多愁善感地提出，他们这一代西方人会是目睹西方从鼎盛时期走向衰落的一代吗？ 这种类型纪录片，一般都是会有不少历史典故，加上一些适合在餐桌上摆龙门阵的观点而组成。但是客观来说，即便不可能赞同里面的所有论点，也肯定能从里面学到不少东西。 下面就是这个纪录片里提到的现代西方社会六大“必杀技”，加上一些本人的看法，是为阅片笔记。   1.竞争(Competition)   开篇就提到了明朝因宫廷斗争而放弃航海技术，从而将大航海时代的全球竞争优势拱手让出—-我是第三次在最近的书籍或纪录片中看到这件事被提起了，已然是反面教材中最典型案例。 另一方面，即便明朝没有放弃航海技术，皇帝们又会拿这些技术做什么呢？ 郑和下西洋，浩浩荡荡，但每到一个地方后所做的不过是让这个地方的土著宣誓“臣服”大明朝，捎带点地方土特产和奇异动物回中国而已。不像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所到之处各种宝藏收刮了满满一船。 因此主持人Niall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皇帝派出的航海家们，对财富和金钱的渴望没有达伽马们的高？ 纪录片给出的答案是：达伽马对金钱的渴望，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地方自治所带来的城邦之间的激烈竞争。 而在中国，没有这种激烈的城邦竞争所带来的动力。中国向来都是一个庞大的，种族构成较单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如戴蒙得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说的那样，“中国人一直就是中国人了，几乎从它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早期阶段就是中国人了。” 我的看法是，大一统的历史让国人都习惯了无条件服从那个远在千万里外的中央集权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律和规定，即便这些规定不适合当地的情形。而碰巧，中国的历届政府和中国的大部分家长一样，以管得宽而闻名。 为了让这种大一统的统治方式从伦理上深入人心，统治阶级势必要提倡一些堂皇的能够深入人心的口号。Niall在纪录片中说：“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故宫最重要的几个宫殿都带有“和”字，和和和，这个‘和’（harmony）仿佛是大一统的密码，皇权统治不可分裂的象征。” 喂，这位主持人，你听说过和谐社会不？！ 现在的情况要比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要好得多，部分原因不过是中央将发展经济的很小一部分自主权下放给了地方政府。产生了张五常所说的“县际竞争”。 当然这种所谓的“县际竞争”的竞争领域实在是小而又小，体现在：一，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领域，确切地说是仅仅局限于招商引资领域的竞争，本质上不过是“客官你来我们餐馆吃饭嘛我们打75折比隔壁馆子的8折要便宜还吃100送50哦”类型；二，这种“县际竞争”的所面向的对象基本为大型企业，对本土草根创新企业的优惠政策则少之又少，也就是这个餐馆的75折优惠还只面向于单桌消费满一万元的顾客。 这种档次的竞争，距离当年欧洲城邦之间的竞争程度差远了。 欧洲地方自治的结果不仅导致了局部地区的富庶，而且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对中央政府和皇权则会不像其他地区一样敬畏。同时高度资本化竞争还带来了现代组织结构和职业的雏形。譬如治安官，市长，市议会，行业协会，议员…… 相比之下中国“先富起来的”地区，比较其“五套班子”，可能和老少穷边地区的“五套班子”，并无太大不同。当然书记等一把手的思想可能会比较开放，但也就那样了。 节目的最后还提到了欧洲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很多意想不到好处，譬如引进了新的糖类和土豆等新的营养品，改善了生活条件，甚至一个国家人民健康状况和身高。欧洲人甚至得到有比茶叶更好的兴奋剂：咖啡。 这段略持保留意见，因为土豆和玉米这些作物也在同时期传入了中国，而且在很多地区普及开来。在动植物全球大迁移方面，天朝没有被拉下太多。   2.科技(Science)   科技的进步是决定性的，一个科技落后的农耕国度，即便国君再英明神武，人民再安居乐业，但当科技发达的大工业时代敌人濒临城下一阵炮轰，什么都是浮云了。 令人惊讶的是几百年前，曾经的世界科技的先驱是穆斯林国家。但后来却莫名衰落，完全落后于欧洲。 纪录片中给出的结论是宗教的干涉程度不同。 在中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尽管这个穆斯林国家在许多科技领域都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但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依旧受到来自宗教的巨大压力。 奥斯曼帝国历史性的脑残时刻出现在1515年，谢里姆一世规定，发展印刷业的将会被处死，因为当时的穆斯林宗教认为，学者手书的墨迹被认为是神圣而不可玷污的。这个禁令直到18世纪才被废除。 这一决定简直如同一个国家在2000年的时候规定，切断所有互联网的线一样。从此奥斯曼帝国的学者们失去了了解世界先进文化和科研成果的渠道。 而奥斯曼帝国最杰出的科学家TAQIAL DIN由于其对1577年一颗划过伊斯坦布尔的流星的错误预言，导致他所筹建的天文台被迫关闭。 塔居丁有多牛，看看英文维基上对他的一句评价：“Taqi al-Din’s method of finding coordinates of stars was reportedly more precise from his contemporary Tycho Brahe and Nicolas Copernicus.” 我的个人看法是，其实同时代的欧洲科研环境也好不到哪，从布鲁诺到哥白尼，直到十七世纪伽利略都被教廷威胁放弃日心说。但最庆幸的是，欧洲的分裂使得总有一些幸运的科学家，他们所处的国家拥有比较开明的君主，而且又不处于意大利罗马教廷的势力范围，拥有比较宽松的科研环境。意大利的学者被烧死了，还有德国的开普勒，英国的牛顿，丹麦的第谷等同行前仆后继。 这也算欧洲地区自治带来的好处之一。 基础科学的研究很重要。纪录片里提到，炮火的精确打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西方保持军事优势的技术核心。而这个优势的背后，是牛顿的力学原理，微积分，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抛物线弹道方程式。 在300多年前，弹道抛物线计算公式就是20世纪的爱因斯坦质能转换方程。 穆斯林国家不是没有智者，他们当中的部分学者也意识到了穆斯林国家的衰落趋势，并撰写过各种研究报告上书皇帝，其中有奥斯曼学者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奥斯曼帝国的立法原则，基于的是宗教的伦理；但是在欧洲，立法最重要的原则是理性(The laws are invented by reason)。 必须放弃政教合一，将牧师、教士、僧侣手中的政治权力除去，让宗教伦理失去干涉科学研究的特权，成为一个世俗国家，才能实现这个国家的体制现代化。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估计对这个建议纠结了很久很久，直到帝国崩溃，直到后来现代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的横空出世。凯末尔采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手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废除了苏丹制，并使得土耳其全面进入世俗政治。 第一章里主持人Niall提到了，如果明朝没有放弃航海技术会如何？似乎东方的国度对于技术的态度似乎更倾向其于一种炫耀国家实力的意义，不会试图挖掘其巨大的实用功能和潜力。 其实，政府牵头的庞大科研项目的实质大部分都是这样。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本朝的神舟载人航天，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苏联的太空计划，基本都可以归为国家实力肱二头肌的展现运动。 但在完成巨大的科研项目后，如果能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个过程中所诞生的各种技术和专利都转化到民用领域，这又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藏。 诚然，如《战争的果实》里所描述的，许多时候，发明家产生了天才的构想或作出了一个伟大发明的草图，在这个发明能够被付诸于实，批量生产和广泛应用前，他需要一个实力雄厚，且足够疯狂，还不太计较短期商业回报的金主出资赞助，以便完善和改进。于是，好战的政府慷慨地伸出了手。而最疯狂的大规模科研项目，甚至直接由政府组织牵头。 但这个过程里面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当战争结束后，大部分发明和成果能从军用转换为民用，而不是火箭上天秀完了后所有的专利和成果都丢入机密档案中一封存就是50年。   3. 财产所有权（Property)   我想节目制作者可能一开始是想把这一条换成“民主”的，因为在第一集里，Niall在白板上写的就是Democracy。但是最后又因各种考虑更换为了这一标题，所以整部片的基调最后被定位为“基于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度（Property-owning Democracy）”。 这无疑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民主制度的，更为精确的一种表达。 这一集的故事从欧洲古大陆开出的，分别满载了来自西班牙和英国移民，登陆到了南美和北美大陆的两条船讲起。如同物种入侵一样，两种不同教派，来自不同国家的殖民者，开始在北美和南美大陆上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学实验。 若干年后，北美和拉丁美洲的结局却大相近庭。一个成为了世界科技和财富的中心，一个却如同马尔克斯笔下所描述的美洲那样，魔幻而曲折的社会进程，永远游离在现代文明的边缘。 Niall把这两个大陆在追求自由，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有何不同。譬如北美的清教徒殖民者大都勤劳朴实，抱着在扎根新大陆扎实打拼的理念勤劳工作（建设式殖民），而南美的天主教徒殖民者大都抱着“捞一把”的念头，只期盼在新大陆找到黄金白银后装满一船走人（掠夺式殖民）……但最后他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北美新大陆一开始就确立了“财产所有权”，而南美则没有。 片中提到了哲学家（John Locke)参与起草的卡罗莱纳宪法（fundamental Constitution of Carolina)，认为虽然洛克的本意其实是为了在新大陆建立起贵族社会（宪法规定有土地方有投票权，即土地拥有者才拥有政治权利），但其在这部宪法中强调了个人所拥有的私产的权利，以及所有人通过劳动都可以获得50亩土地的条款，为北美未来的基于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度打下了坚实基础。 而在南美，被分配给个人的是劳力，不是土地。直到现在，南美许多地区农民和政府之间的最大纠纷的根源，还是土地问题。 南美的独立运动和现代革命，总是充满着激情的口号与传奇英雄人物，以及暴风雨般的战斗，之后一切又跌入万劫不复的轮回。 南美独立运动领袖玻利瓦尔，在革命战争胜利后，可能觉得一个原住民数量巨大的地方实施民主制度具有巨大风险，所以没有实行民主制度，理由是“我们的人民没有准备好充分行使其权利，他们缺乏共和主义者所特有的政治原则”。 听起来很耳熟是吧，清朝末年这句话的中文版叫“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 即便是在美国建国之后，所谓的自由权利仍旧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陷：“如何解释这个巨大的矛盾？一场以自由之名发动的革命（北美独立战争），是由一帮奴隶主发起的？”主持人Niall问道。 这一集里第35分50秒的时候，在即将描述北美蓄奴制的时候，有一个微妙的地方：主持人说了句“英式殖民地（British model of colonisation)开创了西方文明……”，而那个“殖民地”的单词发音明显和整个句子的音色不一致，似乎是后期录制的时候覆盖的。反复听了几遍，确定是后期加入的。但是原句是什么呢？可能是“英式民主制度（British model of democracy）？不得而知。但的确是个蛮有意思的细节。这个系列的纪录片整套看下来，修改痕迹最明显的就是这部。 言归正传，Niall提到，在卡罗莱纳宪法第110条，明文规定了每个“自由人”对其奴隶都有绝对权威和处置权。 也就是说，这个民主制度本来就是建立在奴隶制上的。而这个巨大的矛盾最后不得不通过美国内战来解决。 剩下的内容就是主持人对北美的蓄奴制进行了反思，并严厉驳斥了一些为种族隔离制度辩护的言论，西方主旋律啦。   4. 医药(Medicine)   老实说，这一部分的内容比较出乎我的意料，因此也没有太多可写的。 这一部讲的是医药在欧洲殖民者征服非洲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同时相应取得了哪些对人类有益或有害的医学成果。 为什么在非洲殖民还需要给当地人治病先？因为疾病总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要在非洲殖民，你首先要保证能活下来，同时那些你用来打仗和做苦力的黑人，不要患上并传染给你这片大陆上的诸多劳什子疾病譬如疟疾，霍乱，狂犬病，昏睡病…… 所以法国人占领某个地方后，干掉当地的土著统治者后，首先就是强行移植过来欧洲的医疗系统。还有取缔当地的巫医。这是对落后文明进行的一种比较强制性的措施来让其改变。但老实说，这一点上做的不错。 而医学在非洲的传播还一度荒腔走板，新生的“优生学”学科被曲解利用，变成了掺杂种族主义的理论。 法兰西斯·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的表兄，优生学的创始人，毁誉参半的人物。尽管很多人认为他创立优生学的初衷是好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优生学在历史上的确深刻影响了纳粹并被纳粹拿来用于其作为种族清洗的理论根据。   5. 消费主义 (Consumerism)   牛仔裤，本是工人阶级艰苦朴素的最好象征，但在消费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包装下，却成了时尚，年轻，叛逆的标志。 Niall认为，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牛仔裤本来是可以被苏联来作为“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象征”拿来宣传的，但是，最终，苏联却放弃了这个可以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形象代言的终极产品拱手让给西方，而苏联本身所宣传的着装风格则被全球爱好时尚年轻人所唾弃。“没人想打扮成一个宣传画上的共青团员形象！” 谈HIGH了Niall直接彪了句饭桌吹牛逼风格的评语：“忘了原子弹吧，冷战时候最大的终极武器，是牛仔裤。” 在20世纪，西方的服装业蓦然发现，搞啥子裁缝铺的西服量身定做哦，其实人类的身材也就那么几种，完全可以量化成几个标准尺寸，然后凡是设计出一个款式，定好各种SIZE，接着就是工厂开动流水线批量生产就是了。 于是最精彩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当消费时尚遇到了老福特的标准化生产流水线。洪水一般的牛仔裤流向全世界，抢占文化消费的滩头和年轻人的衣柜。 共产主义阵营的年轻人对来自腐朽西方阵营的产品毫无抵抗力，纷纷缴械。使得他们的政府不得不颁布针对着装的苛刻规定和惩罚。 片中提到了1968年法国巴黎的“五月革命”。同一时期，东方和西方阵营的年轻人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非理性的骚动，不得不说是一件有趣的事。 大学时候和一弹吉他的哥们聊天，聊到这个，我问说，有人说中国的文革大串联和西方的疯狂60，70年代的性质一样，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不？ 那个哥们吐了口烟：“有个P道理，一个从下至上的自发的，一个从上至下被发动的，没得比。” 是这样的，一个是自发的，和戒严的警察和军队干仗；另一个是被忽悠的发动的，然后和一帮又一帮和自己身份一样的人民干仗。 而在这个部分，Niall则认为，两大阵营内部的年轻人造反运动最后结局大不一样，根源在于最终一方有倾听和交流的机制，一方没有。所以，尽管东西方的年轻人都挨了棒子，但只有西方的年轻人的运动最后能改变社会，东方这边，社会的话语权从来没有真正落入示威游行的人群当中。 至于当初法国年轻人起来抗争的缘由？有一条居然是为了通过大学男女宿舍之间人员的“自由流通”规定。他们的口号如下（尝试和Niall一样用英式口音朗读一遍，气势十足！）：     如我在几年前写的一篇《sex & revolution》里说的那样，革命或许大都发轫于下半身，但新制度的建立终究要在上半身完成。 这里再推荐一部神作：法国人1974年拍的《中国解放军占领巴黎》（Les chinois à Paris），各种自嘲同时将毛时代的中国人嘲笑到爆，堪称恶搞类型电影的祖师爷。     6. 工作伦理(Work Ethic)。   最后一集讲的是工作伦理(Work Ethic)，其实就是基督教的新教的工作伦理。 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降，罗马教廷势力式微，新教得以广为传播。 当马克斯韦伯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不由得对美国一个小镇上的教堂的密集程度感到吃惊。他不由得认为，这种经济增长和宗教普及间有一定的关系。与旧教以及其他弃世思想的宗教相比，新教所提倡的节俭和努力工作更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也就是后来他写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之一。 同时节目以基督教在欧洲古大陆的日渐没落和在美国新大陆的欣欣向荣现状做对比。认为这和欧洲古大陆资本主义经济日渐没落有一定关系。 这个持保留意见，个人认为欧洲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最大原因是因为被社会福利拖垮的。而美国的机制则比较好的在低收入者福利和激发普通人群奋斗之间保持了平衡。 但基督教在古大陆的没落和新大陆的欣欣向荣是事实。所以Niall试图探究个中原因。他的结论是：美国的宗教自由竞争市场。 Niall跑到了美国一个叫Springfield镇上（Springfield？？真的？？你不是在拍辛普森一家吗？？）最大的教堂里，惊奇地发现了和欧洲古典严肃的教堂礼拜完全不一样的场景：摇滚乐队伴奏，唱诗班，高清投影仪，立体声音响，消瘦的牧师和乔布斯一样穿着黑上衣，牛仔裤，带着有返送的话筒耳机，像乔布斯主持苹果新产品发布会一样主持宗教仪式！   上图为cos-play乔帮主的当地牧师   这些新潮的教派在北美大陆开满了大小不一的教堂，“如同连锁快餐店一样，互相争抢客户，进行着激烈的竞争。” 我在中学的时候曾笑言三亚南山的大雄宝殿是“西天大雄宝殿连锁殿海南三亚旗舰殿”，现在看来，我的想象力还是不够，没有想到这种能把教堂开得比麦当劳还遍地开花的景象。 新大陆的教派为了竞争，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种类型的宗教过于商业化世俗化，但这毕竟是最好的选择。其他不说，不靠政府不花纳税人的钱这一点就很好。 政府收编的宗教都将失去活力，欧洲就是例子。主持人最后陈词说道。 我想到了去年齐聚光明顶唱红歌的国内各教派。 然后节目提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基督教徒数，据中国宗教协会的官方数据是2300万人。但若考虑到许多没有注册的，民间的自发小教会，这个数字可能远不止于此。纪录片里的数据是：4000万。 但要说这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经济的勃发以及中国人民的勤俭努力工作有什么内在联系。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首先大部分底层的中国人努力工作，是逼不得已为了养家糊口，不是为了上帝。 其次，以我在深圳的个人经验来看，大部分中国人对努力工作这一信念的坚持，不是来自新教的职业道德伦理，老实说吧，来自华为教或腾讯教的职业伦理还差不多。 但是节目提到了一个例子：温州，这个基督教徒数占总人口15%以上地方，也是中国的经济热点地区之一。关于温州的情况，我就不敢妄下结论了。 对这一章的许多内容我比较持保留态度。但毕竟，若是有个温和，简朴的宗教，又不浪费纳税人的钱，礼拜的仪式又可以很节俭无需大张旗鼓浪费财力，还可以偶尔给民众励志一下打气一下，不如任其发展，把其当做一碗够大的心灵鸡汤来看待好了，至少比市面上的各种成功学演讲要靠谱。     （采编：宋晓慧 ； 责编：佛冉）     您可能也喜欢：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规范性的来源》读书笔记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Sandel《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读书笔记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共和主义》读书笔记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富裕社会》读书笔记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读书笔记 无觅

　　邱立本 　　 　　中國主旋律大片《建黨偉業》二零一一年推出，紀念中國共產黨九十歲生日。但讓人意外的是，這片子展現胡適在中共建黨歷史上，竟然有重要的地位，顛覆了過去胡適是「人民公敵」的形象。 　　 　　為何胡適這位自由主義大師，還會和中共的建黨過程息息相關？這部全球華人都關注的電影，娛樂性很高，不是某些網民所痛批的紅色主旋律。恰恰相反，它是一部去意識形態的電影，用愛國主義與明星來包裝，星光燦爛。 　　 　　最耐人尋味的，是找帥哥港星吳彥祖來演胡適，戲分不少，並且還特別強調，毛澤東是胡適的學生，在北大旁聽胡適的課。 　　 　　黨史專家說，這都是還原史實，而關鍵是片子強調愛國主義，花了很多篇幅來講五四運動。這將中共建黨的歷史縱深推到更早。清末和清帝退位的場面都交代了，就是要埋下一條主線：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關鍵是由愛國知識分子來主導。 　　 　　其實胡適在一九四九年時，還被中共列為戰犯，全力通緝，他的小兒子胡思杜後來被迫和父親劃清界線，反右時自殺身亡。如今中共在銀幕上將胡適奉為座上賓，列為最高領袖毛澤東的老師，也在全球華人觀眾的心中，為胡適平反了。 　　 　　這就是新聞，也是這電影所釋放的訊息：自由主義大師胡適，還是毛澤東的思想啟蒙者之一，兩岸也就沒有什麼可以爭持了。 　　 　　而胡適還由帥哥吳彥祖來演，與那些北大的漂亮女生辯論白話文與文言誰更好。有些觀眾問：這劇情是瞎掰的嗎？ 　　 　　學者的研究發現：這也不是完全虛構，但時間不是五四時代，而是三十年代，可見這電影是穿越的風格，可以張飛殺岳飛，時空交錯。 　　 　　這電影其實是半部國民黨的建黨偉業。從開頭的陶成章和宋教仁遇刺，都是國民黨的大事，但如今卻由共產黨來敘述，國民黨人看了，真是情何以堪。 　　 　　觀眾會問：難道共產黨的建黨偉業，偷了國民黨的歷史？其實這不是偷，而是爭奪歷史的話語權和詮釋權。但到底是誰贏了？初看是共產黨大勝，因為它可以拍了大家都愛看的好萊塢式的建黨偉業，但從國民黨來看，則是胡適路線的勝利。 　　 　　什麼是胡適路線？胡適提倡多談問題，少談主義——而這正是今天中國共產黨的主要路線，揮別了意識形態，也不再談建黨時的階級鬥爭和苦大仇深。 　　 　　這肯定超越了那些左派的教條，不受去年薄熙來唱紅歌的風潮所影響。胡適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鋒，這部電影暗藏了這條胡適路線，肯定為中國的改革派打氣。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何兵公然諷刺說﹕「今天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不鼓勵革命；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是不鼓勵建黨。」這真是一針見血，也顯示改革派敢於面對歷史真相，在嬉笑怒罵之後，要為當下的困局尋找制度的出路。 　　 　　http://qiuliben.blog.ifeng.com/article/188563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