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的話

文/長平 我偶然間看到自己二十年前發表在報紙上的一篇專欄文章，不由得感慨了半天。那篇文章的標題是《新民謠：苦中作樂》，談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一種社會現象。那時候呼籲反腐敗的「六四」運動被血腥鎮壓，腐敗却隨「小平南巡」之後經濟重振而更加猖獗。憤怒而又壓抑的民間，興起傳唱「新民謠」，也就是編唱一些新曲來針砭時弊，舒解心中鬱悶。例如：「一等公民是公僕，子孫三代都幸福；二等公民大蓋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三等公民公務員，喝茶看報也來錢……」；「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紀檢委，領導說：該喝不喝也不對……」 作家賈平凹在小說《廢都》裏，大量記錄了這些「新民謠」。當時有人認爲，政治腐敗，人心墮落，民憤難平，「詩可以怨」。這些民謠的傳唱，必將積累更多的民憤，加速專制政權的潰敗。我在那篇小文裏，也引述古代民謠，證明「民謠所指，必是社會大病症無疑」。 不過，我更看到，和古代民謠說「徹心徹骨的叫喚聲和咄咄逼人的戰鬥力」不一樣的是，「新民謠」「在諷刺鞭撻不正之風的同時」，還有幾個方面的東西值得重視：一是自得其樂：「你腐敗罷，老子編你唱你，哈哈!」乃至於「這種找樂精神滑向無聊情趣」。一是自暴自棄：「唱來唱去，有時也不免唱到咱小老百姓。自己算什麽玩藝兒，無錢無權，還瞎起哄，真是『十等公民是主人翁，球莫名堂學雷鋒』」——這不就是今天的「 屌絲」心態嗎？三是低級趣味：「人家美女成群，自己孤苦伶仃，只好窺秘意淫」。 我的結論是：「我們民族必須走出新民謠苦中作樂這塊沼澤地，支持什麽，反對什麽，旗幟鮮明，少哼小調，多幹實事，才是振興之道。」——彼時當局撲滅了80年代的「西學熱」，强化民族主義教育，「民族振興」重新成爲一個熱詞。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轉述這篇才疏識淺的小文，是因爲它讓我恍然感覺，這二十年來時間幾乎停止。二十年足以更替一代人，可是當年父輩們的「新民謠」傳唱，不就是今天下一代的互聯網抗議嗎？不同的是，年輕人以更加豐富的文藝形式創造網絡「新民謠」，以更加高的頻率點擊鼠標，可是我在二十年前指出的這塊沼澤地，中國人不僅沒有走出來，也許還愈陷愈深了。 中國歷史上的無數造反運動中，民謠塑造的民意都立了大功。後來「上帝給了中國人一個最好的禮物」——互聯網，這種民意更以幾何倍數的速度進行繁殖和傳播。人們更加堅定地相信：專制政權再也沒有不倒的理由了吧？ 這二十年來，我也增長了不少見識，知道在前蘇聯、東歐乃至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政治笑話、民謠和暗語都是民衆表達不滿、釋放憤懣的一種途徑，也知道這些情緒真的會積少成多、聚沙成塔。但是另一方面，我對「苦中樂作」的抵消作用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已有若干學者研究，互聯網在給中共政權造成極大威脅的同時，也在幫助它維持統治。至少，它在鼓動人們上街的同時，也替代了一些街頭運動。 我不知道「吃花生」是不是香港的傳統，但是我相信隨着香港的日益「回歸」，它會大量從「新民謠」中吸取「營養」——既有積極的呐喊抗爭，也有消極的自我消磨。因此，當劉夢熊爆出包括自己參與的種種政治醜聞之後，香江水頓時全部化作了「醬油」，大街小巷都堆滿了「花生」，既讓人看到了香港人「圍觀的力量」，也讓我想到二十年前唱遍中國內地的「新民謠」。好在我讀到了更多的聲音，例如黃之鋒的評論：「市民在鬥爭白熱化間又被這些鬥爭放在一旁置諸不理，偏偏我們不敢，也不想進到這個鬥獸場內，不知是迫於無奈還是順理成章，香港人永遠只有當觀衆的份兒。」 以及《獨立評論》的追問：如何唔食花生睇熊狼？——「然而除了花生，坐待事態之外，我們是否也應該真的認真讀一下訪問的文本，它可說是清清楚楚揭露了這年來香港究竟在發生什麽事。」

文/長平 我在廣州的時候，住在一個據說是很有人文精神的社區。在一次反對政府垃圾焚燒項目的抗議活動中，這個社區的居民成為主力之一，社區網站論壇成為組織動員和協商討論的重要平台。我記得有人在論壇中從污染談到社會制度問題，立即遭到若干壇友憤怒的呵斥：請不要在這裏談論政治！他們強烈呼籲管理員驅逐發言者。談論政治的言論消失了。 後來，抗議活動成功地逼迫政府收回成命，重新規劃這個處理污染的污染項目。我猜想很多人會把「只問民生、不談政治」列入成功的經驗。我也想像過，假如管理員放任不管，允許談論政治者自由發言，那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景呢？人們會說，國保會找上門來，說這裏出現「反動言論」，要求關閉論壇。但是，從呵斥者的反應看，在國保到來之前，很多人都會離開這裏。他們覺得，政治比污染更可怕，比垃圾更骯髒。 在中國的大多環保活動中，參與者都奉行這樣的宗旨：不要把民生問題政治化。「還我美麗家園」成為最動人的口號，「反對貪污腐敗」就是最激進的表達。「不要政治化」也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常用語：經貿談判不要政治化，諾貝爾獎不要政治化，民族矛盾不要政治化……讓人不禁好奇地想，這些事情都要遠離政治，那麼政治到底是什麼？難道中國人支付巨額維穩費來維持的政治，就是幾句自欺欺人的口號嗎？ 半個世紀前，茶館裏貼出「莫談國事」，透露的是對因言獲罪的恐懼，甚至是對政治高壓一種幽默的抗議。如今「不要政治化」傳遞出不同的意思，它試圖把政治壓迫正當化，把政治的目的污名化，把政治的方法妖魔化。這個說法十分荒謬，卻被無數中國人接受。 政治的確常常被弄得十分骯髒，但是這並非人類供奉政治的本意。亞里斯多德說：「政治的目標是追求至善。」不同意他的人，比如波普爾說，政治不是用來追求抽象的善，而是用來消滅具體的惡。概而言之，政治就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民眾參與政治，就是為了不讓政治變成小圈子的骯髒活動。都上街抗議了，還非要說與政治無關，這樣自欺欺人，本身就是一種非正常的政治行為。 那個不談政治的社區抗議之後，積極分子都遭到國保的騷擾，成為政治敏感人物。他們試圖推進的垃圾科學分類、政府決策透明化都舉步維艱。由此，垃圾焚燒廠可能另外選址，但整個廣州的污染卻越來越嚴重了。同樣地，廈門、什邡、啟東、大連等地的居民，都成功地阻止了污染項目建在家門口，但是整個中國的中毒卻越來越深了。北京的諸多環保組織都默默奉獻，功不可沒，但是那裏的霧霾越越來越濃了。 對於污染與政治的關係，《環球時報》做過很好的論述。在一篇談論腐敗的社論中，它說「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關鍵要控制到民眾允許的程度」，「民間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國無法在現階段徹底壓制腐敗的現實性和客觀性」。在另一篇談論污染的社論中，它說「誰都知道，中國作為人口非常稠密，資源相對匱乏，發展水準又相當低的國家，做不到完全不承擔環境風險」，「中國將在很長時間裏繼續是這個世界的『低端國家』，做『髒』或『累』的行業今後還會比西方發達國家多。這是中國人多而且晚發展了一步的代價」。這兩個被線民稱為「適度腐敗論」和「適度污染論」的觀點，透露了「中國模式」的秘密。 事實上，權貴們動輒幾十上百億的家族財富曝光之後，民眾已經面臨環境污染的死亡威脅之後，仍然還在「允許的程度」之內。這既是政治高壓的成功，也是政治教化的結果。 凡事政治化，可能會導致一些人思想懶惰，行為簡單。但是，把去政治化作為思想和行動的前提，卻會讓這個國家的政治和空氣一起變得越來越髒。

文/長平 她是誰？「南周事件」讓一句話成為流行語 ：「伊能靜，但伊不肯」。南方周末抗議宣傳部門強化審查，演化成一場呼籲言論自由與政治改革的社會運動，台灣藝人伊能靜在網絡發出聲援，隨即被「喝茶」，被禁言。她微博解禁之後，立即亮出自己的護照，講述她曾有機會加入日本籍但決意放棄，「我想回到我的根」，做一個台灣人。 她的支持者放心了，她自己也感覺名正言順了。但是，支持中國言論自由跟個人身分有什麼關係？為什麼一個台灣人可以，一個日本人就可疑？ 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同一事件還促成了台灣學者、媒體人及社會公眾參與多份聲援連署，其中一份由若干台灣學者發起的連署信，簽名人數達到歷史之最。然而，當中共高層對「境外敵對勢力參與」的定調流傳出來，這些學者更願意低調處理這個輝煌的成績，生怕自己的身分連累了聲援的物件。 兩岸關係的尷尬被凸顯出來。當你以「尋根」的姿態怒其不爭的時候，你是自己人；當你只談民主自由的時候，你是「境外敵對勢力」——這不僅僅是當局的定義，這個定義的恐嚇作用之所以效果顯著，是因為它已經內化在很多人的意識裏。 一些台灣人感到忿忿不平：中共搞統戰的時候，總是「同胞」不離口，「親人」也不嫌肉麻；一談到民眾權利，就翻臉不認成了「境外敵對勢力」？其實，台灣朋友大可不必疑惑，「同胞」一說本身就經不住仔細推敲。只要想想，一個北京人會說「藏族同胞」、「維族同胞」，但不會說「四川同胞」、「上海同胞」，就會發現這裏的「同胞」已經背離本意，跟血緣和文化都沒有太大關係了，成了一個殖民主義話語，理解成「統治意願潛在的敵人」可能更準確。 更何況，在政治和軍事上，兩岸是名副其實的「敵對關係」，台灣是中共最正宗的「境外敵對勢力」。這股勢力還在「境內」的時候，它是呼喊民主自由的中共要推翻的專制黑暗的國民黨政權。等到中共奪得政權，自己搞起了專制獨裁，台灣卻實現了民主政治。一方面要進行「中國人不喜歡民主」之類的洗腦教育，另一方面又要堅持「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主權宣言，這個敵人之可惡，就不言而喻了。 正是在這種尷尬的關係中，台灣民主轉型的經驗對於中國人來說意義重大。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大陸很多人一邊充分了解台灣的流行文化，一邊對台灣民主運動近乎無知。所謂輿論引導的功效，由此可見一斑。有人說台灣太小，所以可以「先民主起來」，遼闊的中國大陸無從學起。且不說美國也地大物博這樣的事實，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情形顛倒過來，中國大陸實現了民主，國民黨還在台灣搞專制，它的辯護者一定會說，台灣勢單力薄，哪能跟中國大陸相比？千萬不能動亂啊。 中國大陸需要民主政治，中國大陸人需要保障人權和自由，這並不需要拿「同根同源」的台灣「同胞」來作為證據。對於台灣經驗，不同觀點的人士也會看到不同的側面。即便同樣讚賞李登輝在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的作用，有人會看到他的手腕高明，有人會看到他的態度明朗；有人會看到他善於妥協，有人會看到他意志堅定；有人會看到黨內鬥爭的重要，也有人會看到廣泛民意的支持。我從中看到的是，一個政治家必然會面臨各種壓力，並在這些壓力下作出選擇——這些壓力既來自他內心的信仰和理念，更來自社會各種力量的較量。 我還感興趣的一點，是台灣人在過去和現在，如何應對「同胞」、「境外」這類陳舊但依然有效的遊戲規則？必須先配合再反對呢，還是根本不予理睬，甚至甘當「敵對勢力」？不同的人扮演各自的角色呢，還是更傾統一的行動？

文/長平 並不是每一家媒體都和宣傳部門勢同水火。恰恰相反，在中共的組織架構中，宣傳部和媒體是一家人。他們的共同任務，一是如何教育國內人民，二是如何抵制外媒譴責。在中共的歷史上，多數時候二者配合密切，相輔相成。 宣傳部門是管理者角色，它自然和作為被管理者的媒體會有摩擦。但是，和一般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摩擦不一樣，宣傳部門的權力有兩個特點：一是不受制約，二是黑幕化。宣傳部門每天都在向媒體發禁令，大到國際政治，小到企業恩怨。有些禁令非常荒唐。然而，哪怕是中共組織內部，也幾乎沒有任何機制來對其制約和修正，形成它絕對正確的權力地位。行政機構的決議或指令大多有檔案記錄，很多必須公開，但宣傳部門的禁令被當作國家機密予以保護，而且他們也愈來愈不願意留下痕跡。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別的機構權力受到挑戰，管理受到質疑，指令受到抵制。不服從者一可以向上級機關反映，二可以找媒體投訴（或者直接到網上控訴），三可以到法院起訴。這三種情況，宣傳部門都很少遭遇。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我在上海工作時，親歷過這樣一件事：我所在的媒體打算揭露一家企業的醜聞，該企業找上門來，希望以廣告換得撤稿。總編有些動心，但是遭到編輯記者的反對，於是拒絕了這筆交易。第二天，宣傳部門來了禁令，不准報道這家企業的醜聞。大家都傻眼了，直後悔沒有收下廣告費。我們無從知道，那家企業找到宣傳部這條捷徑之後，那筆預備支出的廣告費，是省掉了呢，還是變成了賄賂？ 宣傳部門的權力沒有邊界，工作也就沒有規則。如此一來，宣傳部長的個人志識和興趣，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些宣傳部門開明一些，甚至認為自己有推廣現代文明的責任。有些宣傳部門看到了權力尋租的空間，不僅自己樂於被腐化，也用它來腐化別人。國內不少著名的學者，都從宣傳部門手中接過髒活。我自己也曾收到宣傳部長的邀請，如果願意去配合他寫點文章，「好處不在話下」。 有些宣傳部長行為乖張，喜歡舞文弄墨，擺弄媒體。2000年前後我去上海，總會聽到同行議論某宣傳部長，他經常到本地晚報辦公室設計版式，決定重要新聞的位置、字體大小及是否套紅。 宣傳部門不受制約的權力，以及工作的黑幕性質，而且又和媒體是一家人，令其腐敗行為無從揭露。坊間很多傳言，都只能停留在猜測的層面。 網絡時代，也偶爾見到媒體同行通過微博等管道抱怨，自己採寫或編輯的稿件被「強姦」，但是多半如風過耳，無聲無息。 宣傳部門和媒體的衝突，一是來自媒體人的良知，二是來自媒體的市場需求。很多時候，宣傳部門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指令，讓任何稍有良知的人都感到驚駭，更難以面對「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文人傳統。 在新時期成長起來的編輯記者，又多少接受了新聞專業主義的觀念，將報道真相作為自己的職業榮譽，這與宣傳部門「黨管媒體」的核心理念必然產生衝突。二十多年來的媒體市場化，又讓大多媒體面臨讀者的選擇，儘管也有中央電視台那樣的媒體在壟斷權力與市場攫取中遊刃有餘，但更多媒體還是必須在說真話與被拋棄之間二選其一。說真話有市場，但可能面臨宣傳部門的處罰。 南方周末同仁的這次集體行動，不僅公開挑戰宣傳部門的權力，而且以「深入調查、公布真相」的訴求將宣傳部門的黑幕撕開一條裂縫。這是這場抵制運動中，我最看重的意義。內幕曝光，任何人都會知道，中國到底有沒有新聞審查和輿論管控，這種審查和管控到了多麼荒唐的地步。每一個珍惜自己知情權的人，每一個不願意被洗腦的人，每一個支持言論自由的人，都應該發出抗議的呐喊。

文/長平 歲末的晚上，去朋友家吃飯。從中國來的老人家告訴我們，她在本城「亞洲超市」買的蔬菜，都是沿襲在北京的生活經驗，用鹽水泡過數小時的，可以放心食用。其實，這家超市是越南人開的，貨品主要來自越南、日本和韓國，基本上沒有中國製造，更不用說只能產自本地的新鮮蔬菜了。 朋友的妻子補充說，附近城市裏中國人開的「亞洲超市」，倒真的要倍加小心。有一次她發現貨架上的某種調料已經超過了保質期，並告訴了老闆。下一次再去的時候，她竟然看見老闆拿着同樣的調料，指着同樣的數位，告訴不懂中文的本地人，這不是有效截止日期，而是生產日期。 和其他中國人一樣，我總是在心裏辯解說，這些都是個別現象。但是我不得不承認，無論是個別現象還是純屬誤解，「亞洲超市」的名聲就這樣遭到了玷污。 不過，「亞洲超市」從來不缺少顧客。我猜想原因如下：第一，消費者理性地明白，「亞洲超市」貨品品質並不比其他超市更差；第二，即便「亞洲超市」存在品質問題，也還遠遠沒有到危害公眾健康的地步；第三，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思鄉病」，以及西方人的「東方主義」，令「亞洲超市」煥發出來的異國情調，足以抵消它可能真正存在的品質問題。甚至，它所隱含的某種品質問題，比如某些食品的成分不明，也成為異國情調的一部分。 我愿意用前两点来解释「亞洲超市」的品质问题。然而，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在更广泛的政治与社会层面，第三点正在越來越多地成為事實。無論從哪方面說，享受異國情調都意味着一定的冒險，這本身不在話下。問題在於，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怎麼就成了異國情調呢？如果接受這樣的事實，就意味着這世界已經被扭曲變形得太厲害；如果不這樣看待，那麼就意味着世界要以現代文明的要求追究中國帶來的問題，這對西方世界來說無疑是一個難題。 很多革命都是從餐桌話題開始的。這些年來，並非像習近平曾經宣稱的那樣，「中國沒有輸出革命」，而是通過衣食住行等生活細則，對全世界進行觀念的改變。從正義原則來看，這些革命都是反其道而行之。我經常想起中學課本上介紹李大釗憧憬共產黨革命未來時的豪言壯語：「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正如溫克堅先生所分析的那樣，「本期《陽光時務週刊》所呈現的，從結石寶寶，工傷，慢性中毒，癌症村，精神病，到塵肺病等領域，我們發現幾乎每一種疾病後面，都有國家的有形之手在扭曲甚至加重着病患者的痛苦」。官僚機器不僅製造了無數的中國病人，它本身也是一個病態的存在，中國官員是世界上最大的精神疾病群落。 我想要進一步說明的是，中國正在改變世界，中國特色正在成為世界特色，中國病菌正在感染世界。隨着基辛格、施羅德、布雷爾等世界政要在中國的生意越做越大，為中國政府的扭曲行為辯解的人就會越來越多。隨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進一步全球化，被中國政府從幼稚園開始培養出來的變態人格，就會越來越廣泛地存在於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中國特色的政治遊戲在國際社會中得心應手，本身就是這個世界自甘墮落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