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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变的公司   胡泳 郝亚洲   为什么变化管理不起作用   在管理学当中，有一种工具叫做“变化管理” (change management) 。它是指将个体、团队和组织从当下状态改变为某种所期冀的未来状态的方法，是一种组织过程，目的是帮助变化的相关方接受并拥抱商业环境中的变化。 然而，这个曾经为许多企业所熟悉的管理工具正在丧失其重要性。看看这些年中曾经显赫一时的企业的遭际就知道了。柯达、诺基亚、摩托罗拉、戴尔、索尼，这些公司中的每一家在它们倒台或者陷入困境之前都属行业和市场主导者，也都曾大肆强调自身的变革能力，然而，事后来看，他们的变化管理不过是在为使世界停止在当时的状态而进行徒劳的抗争。 为什么变化管理不起作用了？最重要的原因是，变化管理假设企业能够管理变化。它假定变化最终会离去，取而代之的会是一种新的平衡。变化管理的实施者往往会向受到变化的人许诺说，“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时期，大家在这个时期勒紧裤带、咬紧牙关，这个时期结束后，我们会重新回到一个新的‘常态’时期。” 换言之，变化管理是按紧急状态行事。然而，问题在于，现在变化不再是一种紧急状态了。变化是新的正常状态。用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来说就是，“唯一不变的东西是变化”。变化像重力，始终存在。这形成了今日企业运行环境中最大的悖论：变化是稳定的！ 变化的稳定观要求，不能再把工作看成是被若干个变化瞬间隔开的一系列稳定时期，企业必须把工作看做是偶然有瞬间稳定的不断变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公司需要学会求变。一个求变的公司会把变化和动荡当成一种竞争机会、一种能增加成功的机会而不是威胁和危险来热忱地接受。 变化管理和求变之间的区别是简单的。变化管理涉及的是一种带有目的的紧急变化。它是一种一次性的行为，随后便是一个恢复期。与此不同，求变则设计持久的变化，变化是为了企业的进化服务。   变化的变化   过去，企业处于主导地位，好的管理者能驾驭变化，他们决定企业何时以何种方式对外部世界做出反应。现在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你不能再驾驭变化，而是变化在驾驭你了。 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多种原因。首先，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比以往变化得更快，并且不是始终沿着同一个方向。在解决是什么引起变化，变化又会对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更重要的，应当怎样应变的问题上，大多数企业确实是无能的。 其次，网络已经使信息接近于自由且无处不在，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对速度的需求。现在，企业做出决策的速度成为限制企业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可以说，公司里的每件事情都在等——等着决策。 再次，孤岛不存在了，只存在一个市场，那就是整个世界。而且，进入门槛和行业壁垒都越来越被削平，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来自和你完全不同的行业，以及完全不同的疆域。 现在，变化会导致更大的变化，熵开始在其中起作用。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序的时期，而这种无序状态又会蔓延。过去，系统可以对抗熵的统治。而在变化时期，规则完全不同。那些在稳定时期行之有效的东西，在事物起变化时也恰恰正是可能把企业带进死亡之谷的东西。这时重要的甚至不再是把企业做大、提高效率和躲避风险，在变化和更替时期做得最好的，是那些规模小和敢于承担风险的企业。在很多时候，企业的规模开始和它自身作对。 变化不是阵雨，而是雪崩。我们必须应付变化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变化。   机器的隐喻过时了   成功的企业憎恨变化。有了好工作的人也憎恨变化。他们痛恨混乱无序。然而，那些暴发户和创业企业家却喜欢变化，因为只有无序状态才能够给他们一个赢得市场份额和利润的机会。 在稳定时期，管理者把自身的企业当做机器。他们关注的是可靠性和控制感。他们在管理上所有的作为，都是为了努力消灭可变性，避免承担风险，使企业运营可靠、可预测和可升级。在变化时期，这种模式是错误的。假如你和你的企业不能利用变化，变化便会把你打败。 曾经一度，我们的公司都像大型机器一样是有组织的，每个环节都被设计成为了防止出现大的变化。即使在企业中存在某些求变者，管理层也往往通过企业的政策和衡量系统迫使他们停止那样做，通过命令和控制下属的思想状态，防止他们做出自以为正确的改变。 这种设计的前提是，变化是可控的。现在发生的事情恰恰是，变化不再受我们控制了。我们的企业组织假定我们是在按一个与众不同和运行较慢的时间周期生活。然而，时间突然成了企业的敌人，对于无数新创企业来说，稳定是绝对的坏消息。它们意识到，过去经营企业的方式——依靠高获利性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可控制的变化周期来管理企业——已经过时了。 塞思·戈丁说：“我们的企业组织并不是站在某个稳定场地中央的孤立的机器。相反，我们为之工作的公司是一种活的有机体，一种和成千上万其他会呼吸、会变化的活的有机体相互作用着的，同样会呼吸、会变化的活的有机体。” 对于这种活的有机体，我们甚至需要一个新的词汇表来形容它，不如此，我们就无法理解它的运行机制。   进化与实验   新的词汇表中的两个关键性词汇是进化与实验。 生物物种应对变化的方法是进化。企业和生物非常相似，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进行进化。 一旦你训练你的组织很容易地定期进化，变化便不再是威胁。相反，它是一种资产，因为它能使你的竞争对手消亡。 真正的进化是迭代完成的，可继承并且可修正。迭代是重复 反馈 过程的活动，其目的通常是为了逼近所需的目标或结果。每一次对过程的重复被称为一次“迭代”，而每一次迭代得到的结果会被用来作为下一次迭代的初始值。 正反馈循环系统能够把输入放大并变成输出，然后再把输出返回来变成输入。在变化中，当市场呈现无序状态，会为那些新的游戏者抓住早期的有利条件创造机会。谋划加上运气，或者说，人算加上天算，这些初始的有利条件会变成一种很大的领先，正反馈循环系统由此进入“飞涨”状态，这是进化科学的先驱罗纳德·费希尔创造的一个术语，用来形容那些走在前面且越走越快的进化系统。 假如企业过分依赖一种制胜策略（ winning strategy ），那企业就不会很快进化。每一个公司在初创时期都是求变的。但成功宠坏了大多数企业，它们由于过于迷信自己的“一招鲜”，而变得过于臃肿，过于死板，并且过于害怕重新求变。出色的企业并不迷恋出色，用海尔 CEO 张瑞敏的话来说，做企业，永远不能自以为是，而必须自以为非。 迭代也意味着允许内部企业家每年进行难以数计的低成本试验，然后把其中成功的试验传播给其他同侪。这样做能够建立起一种动态过程，显著地加快企业内部革新的速度。 试验是求变的必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通过培训企业员工持续做出较小的和较容易的变化方式来克服企业对于变化的惧怕，构成了求变的精髓。 企业大都把变化看做一种威胁，而把生存当做目标。其实变化并不是威胁，而是一种机会。生存也不是目标，创新性的成功才是目标。试验意味着对变化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即把创新和忙乱当成好事而不是威胁。通过试验，能够创造出蓬勃发展的企业，并可以在对企业的进一步改造中，获得个人的成功，从而享受驾驭企业的快乐。 一种企业中常见的正反馈循环是，能引起变化的企业吸引那些想造成变化的员工；害怕变化的企业则吸引那些害怕变化的员工。许多员工害怕变化。害怕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变化可能带来不好的结果。但在当今，不变化会比变化更加可能带来不好的结果。 大多数人不害怕停滞不前和慢慢的死，而更害怕那种突然的死。其实，慢慢的死同样痛苦，因为每时每刻都有死的感觉。相对而言，突然的死倒是一种更好的死法。 谁也不喜欢变化，我们有避免变化的遗传天性。求变过程的目的便是，把工作中的变化重新定义为某种不会引起恐惧和惊慌的事情。这将从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我们的工作任务，由此创造出不论不断变化的未来生出什么花样都能成功的企业组织。  

美国经济重振对中国既是机会，也不无启迪 两国领导团队更替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刚刚落幕。此时此刻，业界更为关注中美两国经济走势，追根由，明得失，寻机遇，思对策。 时值酷暑，近期中国经济数据却颇有些寒气。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进出口增速明显放缓，6月当月更是出现了进口、出口增速双降。如果剔除春节因素的影响，上一次中国进口、出口增速双降出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低谷2009年10月。综合性经济领先指标经理人采购指数（PMI），6月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中采联PMI已逼近荣枯分界线，汇丰PMI则创下九个月以来的低点，显示制造业运行放缓。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16个月为负。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经济虽然总体尚称平稳，但增长压力明显加大。 当此之时，我们需要镇静和信心，也需要加深忧患意识。清晰的忧患意识可催生结构性改革，这正是经济局势好转的希望所在。   阅读全文

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3/7/11/1031015.shtml 中美网络安全对话进展顺利   东方 早报记者 张喆    发表于 2013-07-11 08:39 中美双方表示，愿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原则建设好这一机制，使之为双方增信释疑、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 两国多部门参与 ■ 讨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 ■ 决定今年内再举行一次会间会 　　 “棱镜门”再次表明，个别国家正利用网络空间的“规则空白”和自己独享的网络秘笈，横行无忌，谋求对他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唯有各国都本着和平利用网络空间的诚意，加强沟通协调，开展有效务实合作，推动国际规则的不断完善，才能真正破解网络安全难题，实现普遍安全。 ——《人民日报》 中美网络安全对话正向机制化迈进。 　　据新华社报道，中美 8 日在战略安全对话框架下举行了第一次网络工作组会议。双方就网络工作组机制建设、两国网络关系、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双边对话合作措施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双方表示，愿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原则建设好这一机制，使之为双方增信释疑、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同意今年内再举行一次会间会。 　　与此同时，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战略框架下，第三次中美战略安全对话 9 日在华盛顿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共同主持本次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美国防部副部长米勒、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洛克利尔等参加。双方积极评价战略安全对话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决定就有关问题保持深入、积极的对话，构建稳定、共赢、合作的中美战略安全关系，同意在第四次战略安全对话之前适时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 　　 讨论规范网络行为 　　中美各自派出众多部门的代表参加了第一次网络工作组会议，中方由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部门官员出席，美方由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财政部、商务部、联邦调查局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等部门官员出席。两国商务部门的出席引发关注。此前，美智库曾在中美元首“庄园会”之前，建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把网络安全规则列入贸易谈判项目。 　　“我们与中国同僚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其中就包括如何规范网络空间的行为。”美国国务院负责网络事务的协调官克里斯·裴恩特表示。“为增进合作，并加强双方之间的理解与透明度，双方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裴恩特说，他希望中美首次网络工作组会议能够成为两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进行实质性讨论的开端。 　　昨天，在中美新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美国副总统拜登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都谈到了网络问题，但他们纷纷回避斯诺登事件中曝光的美国对华网络攻击和监控行为，而是在所谓“商业盗窃”方面纠缠。拜登声称，美国公司正在经历的网络盗窃行为必须被认为是很出格的，需要停止。卢则声称，为了中美经济关系取得成功，美国公司必须被保护，使其免于遭受政府支持的网络入侵。 　　“在斯诺登事件发生后，中美在网络问题上形成对话机制就显得更为重要。”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说，“斯诺登事件削弱了美国在网络问题上的谈判筹码。”胡泳指出，尽管中美在网络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应把各自观点拿出来沟通，以达到最低限度的共识。 　　 “网络主权”争论 　　就在中美首次网络工作组会议举行期间，《人民日报》 9 日披露， 2013 年 6 月，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会议后提出的报告中指出，“国家主权和由国家主权衍生出来的国际准则与原则，适用于国家开展的信息通信技术相关活动，也适用于各国对本国领土上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司法管辖”，从而确认了“网络主权”原则。《人民日报》认为，这一报告为今后网络领域规则制定奠定了重要基础，指明了方向。 　　胡泳指出，事实上，早在 2010 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首份《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认为，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自互联网主权这个概念提出后，也一直存在一定争议，即使是国内专家之间也对网络主权有着意见分歧。”他说。 　　军事专家朱成虎少将今年 6 月在做客人民网演播室时表示，“网络主权”背后隐藏的意思是一国若对他国发动网络进攻就是侵犯其主权，受攻击方就有权利进行军事反击。因此，对“网络主权”的概念要慎提，因为这种提法可能对整个发展中国家不利。他认为，网络安全是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的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各国必须加强谈判对话、沟通合作。 　　不过，今年 6 月 24 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管、解放军报社主办的《中国国防报》发表署名王军的题为《筑牢网络边疆的防护墙》的文章，文章称，“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的全新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捍卫网络主权，应像捍卫国家陆地、海洋、天空主权一样，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民族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军事安全等都越来越依赖于对无形网络‘领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胡泳认为，互联网主权或者说网络主权概念的产生源自现实，民族国家正受到全球互联网的挑战，互联网属性决定了它是跨地域、全球性的，而民族国家间，各地域是有着不同法权的，因此民族国家与互联网之间的冲突在今后会加大。“事实上，全球化本身就对绝对主权冲击很大。比如打击网络犯罪问题，就是溢出了一国国界范围。还比如现在互联网上有许多非政府行动者，比如维基解密网站、斯诺登等事件。网络主权可能被过度定义了，忽略了一个前提，互联网治理需要全球网络社区建设而不是民族国家，如果是以传统的国家方式，那么就会对各种信息流动加以限制。即便是几个大国一起商量出结果也不行。” 　　 中方多次呼吁制定规则 　　中国此前多次呼吁，希望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尽早制订网络行为规则，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人民日报》 9 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填补网络空间“规则空白”》的文章指出，“棱镜门”再次表明，个别国家正利用网络空间的“规则空白”和自己独享的网络秘笈，横行无忌，谋求对他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唯有各国都本着和平利用网络空间的诚意，加强沟通协调，开展有效务实合作，推动国际规则的不断完善，才能真正破解网络安全难题，实现普遍安全。 　　《人民日报》海外版当天一篇标题为《网络安全不容“霸王条款”》的文章也指出，互联网大国把网络空间当成了国家利益博弈的新疆域，在网络空间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如何制定规则、怎样实现网络治理等核心问题上争执不下。无疑，美国仍试图在网络空间国际安全规则制定方面说了算，但需要看到的是，国际合作是网络安全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2011 年，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向联合国提交“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草案。这是该领域首份全面、系统的倡议文件，就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提出建议。这既是响亮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为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议题提供的公共安全产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今年 7 月 2 日至 4 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四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国际会议，同金砖国家代表就共同制订网络和信息安全行为准则达成共识。    

http://book.douban.com/review/6154661/ 被严重低估的先行者 2013-07-09 22:55:19 　　来自: Specter    黑客只是一些先行者以及走了太远的人，信息获取的受限，身份隐私的焦虑，自由和安全的冲突，这些问题随着网络的发展变得更加鲜明和突出 读书报告：《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  2012.01.21    在本文正式完稿的前夜，针对Apple公司A5芯片的两款设备（iPhone4S及iPad2）的越狱（破解系统限制）程序刚刚发布。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我在自己的iPad2越狱之后打算做的事情有：  1) 安装Cydia（用于安装各种Apple不允许在其官方软件商店上架的软件，包括以下）； 　 2) 安装SBSettings（增加系统功能的快捷开关）、RetinaPad（改善原本为iPhone设计的程序在iPad上的显示效果）和iFile（看到iPad的内部文件结构）； 3) 安装Installous（可用以安装原本需要付费购买的各种软件的盗版），暂不使用。  这是一个逐渐堕落的过程，分为以下三步： 1) 获取必要的硬件和软件，完全合法；　　 2) 突破厂商的限制，更深入地了解系统，改善系统的易用性，利用闲置的运算能力，发挥硬件能达到的更高性能，依然合法；　 3) 存在利用技术优势对他人的权益造成侵害的可能性，一旦行动即违法。  数十年来公众眼中的黑客（Hacker）形象，其变迁过程恰也大致如此。胡泳、范海燕的这本《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尽管著于15年前国内互联网刚刚建设的时期，其对于黑客文化变迁的梳理、重大黑客事件的呈现以及对政府和媒体的黑客偏见的质疑至今读来仍觉颇有教益。  本书的第一部分开篇“电脑化空间里的故事”，通过追溯电话这一相对为人熟悉事物的发展历程中的种种曲折和意外，提出了“对技术权力的迷恋”、“技术的报复效应”、“系统可靠性是幻觉”等与后文有重要关联的现象，并以美国AT&T公司1990年1月15日的长途电话系统瘫痪事件为切入点，介绍了美国警方1990年的黑客严打行动。这次行动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使得电子社区和黑客的存在为大众所明确感知，但是警方和媒体在谈论黑客话题时存在不加修饰的偏见，作者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质疑。  第二部分上篇“黑客:电脑革命的英雄”，正本清源，提出黑客一词最初所指的是“独立思考、然而却奉公守法的计算机迷”，是在计算机从政府军方专用的巨型机向个人电脑转变的过程中，创造出其所需软件的技术人员。作者历数了早期的各种微型计算机，着重介绍了微软和苹果的兴起，并以标志性的事件：IBM进入微机市场作结。这是一段“计算机权力归于人民”的史诗，而迫使传统的计算机制造商采取开放式构架，从而带来了整个市场持续至今的繁荣。（题外话，时至今日，即使超级计算机也大量采用标准、开放而非专用的软硬件构架，而作者当日为之衰败扼腕的苹果却凭借新时代的封闭生态圈方式成为全球市值最高上市公司，十五年间桑田沧海啊。）　  第三部分中篇“英雄神话的消解”，介绍了随着电话和电脑结合产生的网络，早期的“电话飞客（掌握长途电话系统漏洞，可以随意盗打的人）”成为新时代黑客的来源。这部分通过对两个重大案件“西德黑客间谍案”及“罗伯特蠕虫案”的分析，无奈地指出当今的一般认知中，黑客活动已经“意味着偷偷地、未经允许地打入计算机系统，滥用计算机资源和使用计算机进行诈骗”，尽管这些行为背后多半只是由不谙世事导致的“平衡世界局势”的理想主义或者自我证明式的恶作剧心理，但是公众只看到了经过媒体刻意渲染的夸张的严重后果。　  第四部分下篇“电脑与灵魂的脐带”，展示了早期BBS（电子公告板）时代的兴起及其传奇。今天的所谓BBS大多只是Forum，即使是高校中一度流行的BBS也与之有所区别。受限于早期所有连线都等同于拨打长途甚至跨国电话的现实，大多数能够长期混迹其间的ID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能够免费盗打电话的人。本篇中苏珊、罗斯科和最富盛名的传奇黑客凯文•米特尼克因对技术的热忱而结缘，他们不以金钱为意，只以占有大量秘密信息为豪，却终因性格上的缺陷翻脸成仇并引来FBI的千里追捕。在入侵系统和躲避追捕的过程中，所谓社会工程学大放异彩。简单来说打一个伪称主管部门的电话就能让人奉上部门机密岂非远远胜过在非法获取的海量数据中苦苦寻觅？另外本篇大幅讨论了媒体在妖魔化黑客形象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并对之表示遗憾。　  第五部分末篇“梦想中的神奇美好之地”，介绍了由于各类攻击而演变得愈发复杂完善的安全系统，以及数字加密的多方应用，并广泛讨论了数字化革命与传统的道德、法律、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尤其揭示了政府对于未曾造成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的凯文•米特尼克病态的指控和司法系统对其身心的虐待背后是无法遏制的对于未知的恐惧。  在“西德黑客间谍案”中，涉案的海格巴德离奇死亡，被认为是不堪媒介压力而自杀，米特尼克更是被渲染成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控制导弹发射的恶魔。时至今日也难以在传统主流大众媒体读到认真负责的黑客报道，其清一色类似于三流小报的报道方式甚至让人怀疑是否针对任何相对专业话题的报道均为粗劣的炮制——反正大多数读者本也不懂？比如最近一次日全食中某电视台现场直播时主持人的低级问题追问让嘉宾失语，又比如一波又一波的养生大师在媒体的推动下迅速升上和倒下神坛……如果媒体不能真正了解所报道的对象（确实不可能），又如何指望其能够胜任“守门人”的角色？看看当时的胡泳对于这一现象成因的分析： • 在信息时代，“数据、形象和思想观念的价值超越了物质收获和地理局限。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今天衡量一个人权力的大小，不是看他拥有或能够调动多少财产，而是看他能否进入和占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和报刊的头条。” 　 • 传统的社会理论家对于媒介的认识太过简单，“对他们来说，媒介只能展示某些真实的东西或对其加以评论。他们没有认识到，媒介本身就是真实的东西，它不必依赖他物而存在，并且有着自己的需求与议程。” 　 • “在这种情况下，‘这件事是真的吗？’这一问题对媒介来说并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信息、思想和形象，媒介就是这些东西的循环系统。它欢迎能在几秒钟之内响彻整个信息网络的“信息炸弹”。 • 于是本书主要人物的牺牲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因为这意味着耸人听闻的系列报道，畅销书，“书稿的电脑改编权、外国翻译版权和电子游戏的改编权”。　　 • 每一个在媒介上引起轰动的事件都隐含思想、话题和议程，它们常常被有意安放其中，给我们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 “一个单独的媒介形象越是剌激，它在大众文化中就传播得越快、越广泛。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受众在法律、道德和社会观念上的弹性。它与其背后的现实的关系必须是含混不清的。”人们正是对这种含混性感兴趣。 • “在遇到复杂的问题时，媒介不是通过智力上的辩论来说服受众， 而是寻求把它们简单化的方法，以期引发受众情绪上的回应。黑客的出现本来自有其难以一语概括的背景，但媒介却喜欢把这一现象简化成一条容易理解的讯息：黑客就是电子流氓，他们破坏所有人的安宁生活。这与真正值得谈论的话题——如电子时代的个人权利与社区价值、自由与约束等等——毫无关系。” 　 • “在关于黑客的报道中，几乎很少有用的信息，供人们在洞悉一切的情况下作出决断。而这可能正是政府所要的：公民没有资格回答大的问题。不能让他们知晓政策决定的过程。他们只配喂进一些容易理解而毫无实质内容的标语。”　 • “媒介的另一个拿手好戏是指出一个敌人，把他刻划成魔鬼，然后煽起大众痛打魔鬼的情绪。必须让持不同意见者感到孤独。他们必须被缩微、被边缘化。任何有独立思想的人都无法从周围环境中得到正面的回馈。只要让人们感到他们对媒介提供的形象无能为力，他们对真实世界里的事件也会感到无能为力。”  本书所属的“网络文化丛书”编委会在前言中所感谢的中国互联网先行者瀛海威公司而今早已烟消云散。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书中所陈述的事实既不熟悉也缺乏类似的感性体验，相关的思考也难以引起太大的共鸣；但一路见证过拨号上网的消亡和宽带的广泛使用；聊天室、论坛、门户网站的兴起和衰败；个人网站的一度繁荣和政策性灭绝；网吧业燎原之火的燃起与余烬；实名制明里暗里无可阻挡的推行；社交网络的异军突起；移动互联网的方兴未艾；从“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的第一封中国电子邮件到而今想搞搞科研就要“Across the Great Wall”……时至今日，对于网络的使用和依赖已经大大提升的中国网民重读本书，定会有更深的体会。　  黑客只是一些先行者以及走了太远的人，信息获取的受限，身份隐私的焦虑，自由和安全的冲突，这些问题随着网络的发展变得更加鲜明和突出，而本书严肃认真的思考仍然有其价值。然而或许是生不逢时，本书在国内的影响就我目力所及相对甚微。   

学校议政 学校不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集会议事的场所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人在乡校“议执政之善否”，子产力排众议，“不毁乡校”，开中国历史上官方容忍学校议政之先声。从“子产不毁乡校”这件事，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当时的学校不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集会议事的场所。 黄梨洲对这则《左传》故事烂熟于胸。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有一专门的《学校》篇，集中了他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理想描述。梨洲开宗明义就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士”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孟子曾说：士从事为君主和社会公众服务的工作（“仕”），就好像农夫从事农田耕作一样（《孟子·滕文公下》：“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这也就是说，出来做官为君主和社会公众服务，是“士”的职业。然而，学校仅仅造就“士”还不够，一定要让治理天下的思想和方法都出自学校，只有这样，设立学校的宗旨才能算是完备的。这是强调给普通知识分子以议政的权利和场所。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黄宗羲说，君主一人认为的是或非，不一定是正确的是或非，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请学校中的“士”来议论。这种“学校议政”的想法，距离现代代议制度仅有一步之遥。黄宗羲的思想在古代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向近代的民主思想迈进了一大步。 黄是在明亡清兴的历史震荡下展开反思和探索理想的，在当时高度集中的帝制社会中，一切是非标准都取决于皇帝。“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挞以为非。簿书、期会、钱谷、戎狱，一切委之俗吏。 …… 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住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 三代之后，天下事的是与非都由朝廷决定。天子所表彰的，就群起拥护认为正确；天子所惩罚的，就群起鞭挞认为错误。簿书、期会、钱谷、讼狱全都委派俗吏管理。 …… 这些人心目中的学校，成了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之地，也就顺从着朝廷的势利改变了职能；而有才能的士人，却往往出自民间，与学校开始不相干了，结果，学校连养士的职能也失去了。非但不能养士，最后还达到“害士”的地步。养士既不成，议政更杳无踪迹了。 黄宗羲十分赞赏过去的“清议”之风：“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槌鼓，请起李纲。”正是借鉴这些历史经验，黄宗羲主张学校不仅应当培养人才，而且一定要参与政治。 学校本应是民意达上之所，但在中国长久的历史上却退化为政治的仆妾和婢女。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自古学校就为皇权所操纵，形成了积重难返的官办教育传统。到民国时期， 在梁漱溟《人生至理的追寻》中，录有他一段 1931 年的读书笔记：“我们敢说要想中国教育有生机，非打破推翻今日官办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办教育，教育愈办愈死。官不办教育，听社会上有志教育的人去办教育，才得愈办愈活。……官办教育必有规绳，不免窒塞创造。然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创造。因中国社会旧日的一切多不适用，近今从西洋直接抄袭过来的又不适用，所以非创造自家所适用的一套新文化不可；政治、经济乃至一切皆然，教育正同一例。窒塞创造即是窒塞中国前途。何况中国今日教育已到途穷、非变不可地步。这变断非由官去变，要自由试验而后才变得通。” 与梁漱溟一脉相承， 1942 年 2 月，钱穆在《思想与时代》发表《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与教育制度》一文，全面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和制度的看法。钱氏提出“社会自由教育”，相对于“国家教育”而论：“今就中国教育史之演进，据其主要之外形大略区分之，则有国家主办之教育，此可以汉、明两代为代表。有门第私家之教育，此可以魏、晋南北朝及唐为代表。有社会自由之教育，此可以先秦及两宋为代表。有社会半自由之教育，此可以元、清两代为代表，而尤以清代为显著。春秋以前封建社会之贵族教育，非此篇所欲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钱穆最欣赏的是实行“社会自由教育”的先秦和两宋时期。事实上，他考察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时，认定“社会自由教育”是中国教育形式的正宗、正统，其他时期则是变异、歧出的时期。 钱穆认为先秦诸子有一种共同精神、共同意识，就是具有“超出乎政治势力之上而求有以领导支配夫政治”的意图，此即他说到“社会自由教育”的核心精神所在。他说：“自汉武建太学，立《五经》博士，又设郡国学，而后中国乃始有国家官办之教育。然儒家创教，虽不鄙从政，亦不专为从政。儒家之教，在以超政治者导政治。博士弟子通经得官之制既立，虽前汉之昭、宣、元、成，后汉之光武、明、章，一时政事之受裨益于儒术者实大，然儒术渐变而为利禄之途，往昔自由教育之精神渐失。习儒术者仅求入政治，不能超政治。教育渐不为政治之领导，而为其随属，于是传统教育之精神全变，而政治亦随之而腐化。” 用现代语汇来讲，即学者应出而领导政治，教育却万不可成为政治的附庸。钱穆的观点很鲜明，他把 “自由教育”和“国家政治”相对应，认为两者关系密切，但必须由教育领导政治，决不能是国家统制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