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前两天发布了最新的美国新闻业年度报告（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13）。总体来看，可以用四个字形容：愁云惨淡——当然，美国新闻业愁云惨淡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今年的报告比往年增加了一项受众调查，结果是惊人的：近三分之一（31%）的美国成年人已经抛弃了一家媒体（也即，停止阅读一份报刊，或不再收看某一电视频道，等等），抛弃的理由是这些媒体不再能够提供他们想要的新闻。 这就引发了一项恶性循环：媒体的受众越来越少，经营状况越来越差，新闻质量每况愈下，又导致更多的受众离开……ABC News前总裁David Westin说：如今人们可以从越来越多的地方获取信息，到底是他们因为不满意媒体提供的内容而离开，还是媒体因为受众的离开而无法生产高质量内容，这是一个问题。——恩，没错，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提高质量，想想能够给受众提供什么了。”这一研究项目的主管Amy Mitchell说。 但要想在这样的循环中提高质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来一项项地看些数据。 报纸杂志： 这两类纸媒的数据大体相同，发行量上大体保持了平稳，分别只下降了0.2%和0.1%。但在收入方面却极其惨烈：报纸收入下滑5.9%，杂志收入更是大幅下降了10.4%。 纸媒在挣扎着转型，但效果并不理想。从网站、客户端等数字版本的广告中获得的利润，完全无法弥补纸媒广告的下滑：2012年，纸媒的平面广告每损失16美元，数字广告才能赚到1美元——这比2011年的10美元比1美元更加糟糕。所以这份报告中总结说：过去15年间，新闻机构挣扎着让手里以“元”计算的纸媒收入，变成了以“角”计算的网站收入，现在则变成了以“分”计算的移动收入。 电视： 同样很惨。2012年是大选年，电视本应赚一笔，但实际上观众数量却几乎没有增长。CNN的中位收视数（median viewership）仅有626000——这差不多是4年前的一半。地方电视台也遭遇了严重的下滑，现在30岁以下的人群中只有28%的人从地方电视台获取新闻，2006年的时候这个数字还是42%。 数字： 2012年，数字媒体的受众上升了7.2%，收入上升了16.6%。但问题是，媒体并没有从中捞到什么好处。例如，移动设备的广告收入年增长高达80%，达到26亿美元，但这些收入中只有一个类型能让媒体分得一杯羹——展示型的广告。悲剧的是，在展示型的广告中，72%的收入都被六家公司拿走了：Pandora、Google、Twitter、Millenial Media、Apple iAds、Facebook，媒体还能分得几分钱？ 纸媒下一步该怎么办？Poynter的Rick Edmonds给报纸提了几条建议： 1、要在移动平台上出现，因为受众正涌向那里。寻找资金开发新的app和其他实验产品，不过花钱要有所计划，因为今天的热门技术很快就可能成为明日黄花。 2、让受众付一部分钱。最近几年，数字订阅和纸媒+数字捆绑订阅的模式很成功，皮尤的报告发现美国33%的日报都已经开始或已经宣布开始数字内容的收费。当然，要读者掏钱，就必须给他们提供足够棒的新闻报道，因为免费的东西到处都有。 3、继续其他方面的努力：数字营销、举办活动、寻求内容赞助等等。 4、一旦新的商业模式建立起来，集中关注它们产生的净利润。首要任务是停止或至少减缓收入下滑。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个地址阅读完整报告： http://stateofthemedia.org/ ◆ 本文首发于方可成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闻实验室 The News Lab”。欢迎关注，期待与你产生化学反应。 关注方法1：打开微信，选择“扫一扫”，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关注方法2：打开微信，在添加朋友中搜索newslab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原谅我用这么烂大街的标题，没办法，今天想介绍的这篇文章题目就叫“The Glory Days of American Journalism”，它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American news media has never been in better shape.” 文章出自Slate，作者叫Matthew Yglesias。如果你足够敏感，或许能从这个标题和这句导语中洞察到：这篇文章是冲着前两天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美国新闻业报告而去的。（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报告是什么，回到对话框中回复4即可阅读我的介绍）。 Matthew认为，皮尤的那份充满悲观情绪的报告完全不靠谱——皮尤犯下的关键错误是，混淆了新闻生产者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在他看来，这个时代对于记者，特别是纸媒记者来说当然比较难捱，但对于新闻的受众而言，却是资源极大丰富，前所未有的美好—— “你想知道的关于任意话题的一切信息几乎都在你的指尖，触手可得。比如，在读过我关于塞浦路斯银行业危机的分析之后，你可以轻松读到更多的内容：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都有报道。如果你不希望通过美国和英国人的眼睛来看塞浦路斯，你可以在希腊著名经济学家Yanis Varoufakis的个人博客上读到他的分析。路透社还做了一个互动专题，你可以亲自尝试设计塞浦路斯的纾困计划。一个住在伦敦的基金经理以Pawel Morski的笔名在推特和自己的博客上提供了相当深入和重要的消息。闲暇时，你还可以看看彭博的电视访谈，受访者包括塞浦路斯本地居民和前塞浦路斯央行行长Athanasios Orphanides。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媒体环境可以让你了解到新闻背后更多的背景信息和深度解读。推特上有不少人推荐了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2008年发表于《纽约书评》的关于塞浦路斯历史的文章。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提醒我们注意危机背后更大的议题：这个小小的岛国已经成为离岸金融天堂，这让全球金融监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还推荐了IMF关于塞浦路斯经济的一则长篇报告。” Matthew说得没错，发达的互联网已经让各类信息唾手可得，这在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在网络上有取之不尽的资源，从任何一个点出发，都可以向深处、向四周挖掘许久许久，有专家分析和智库报告提供智力支持，有视频、音频等各种形式的信息，有信息图帮你迅速理解和消化，还有大量优质的独立新闻源可以选择——微信公众账号就是一例。 技术的进步极大解放了生产力，新闻业从未如此繁荣。这是Matthew的核心逻辑。 但很快就有人对他的论述提出了反驳。DailyDownload的Ben Jacobs就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他同样以塞浦路斯的银行业危机为例—— “这个讲希腊语的岛国面临着退出欧元区的危险，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在头版报道了塞浦路斯议会否决存款征税提案，致使国际救助搁浅。但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线电视新闻却不怎么关心塞浦路斯，大多数美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Justin Timberlake新专辑的发布上。 “在过去，媒体曾经发挥着更重要的引领作用，塞浦路斯的消息将会是当天最大的新闻，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会在晚间新闻中着重强调它，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将能够知晓。但现在，这条新闻却被推到了末席。而且，越来越少的媒体能够派出记者前往塞浦路斯了——在今天的媒体生存环境下，拥有一名驻外记者都是奢侈的事情了。” Ben认为，Matthew当然能够在今天方便地享用前所未有的高质量新闻，但像他这样的精英只是极小的一撮。大多数普通人根本不会去读什么智库报告，也不会关心保罗·克鲁格曼和佩里·安德森，对于他们而言，每天接触到的报纸境遇每况愈下，能够提供的信息比以前更少、更劣质，每天看的电视越来越多地关注鸡毛蒜皮和所谓“生活方式”。 Ben的观察是极为精准的。对于Matthew这样的精英而言，这当然是最好的时代，因为他们能够获取的优质信息史无前例的丰富；但是对于更多的普通人而言，这却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就像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加剧一样，信息的分配也越来越不平等。给普通人提供的信息越来越低质，这才是新闻业真正的危机所在。 ◆ 本文首发于方可成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闻实验室 The News Lab”。欢迎关注，期待与你产生化学反应。 关注方法1：打开微信，选择“扫一扫”，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关注方法2：打开微信，在添加朋友中搜索newslab

http://www.21cbh.com/HTML/2013-3-20/4NNDE1XzY0MzY4Nw.html Google Reader 之死   东方早报   郑依菁   2013-03-20 10:13:11   核心提示： 倒在社交媒体崛起的洪流之中， Google Reader 终将是互联网历史上的里程碑。   社交新媒体打造阅读新习惯 逐渐取代 RSS 订阅模式 Google Reader ，生于 2005 年 10 月 7 日，卒于 2013 年 7 月 1 日。一场主题为“谷歌：让 Google Reader 继续运行下去”的在线请愿活动从 3 月 14 日宣布消息的那一刻起，已经拥有 12.6 万支持者。在众人一片愤怒声和哀悼声中，著名 IT 评论人洪波用一句话为这个世界上最出色的 RSS 订阅服务盖棺定论，“被天敌灭绝的物种很少，但被环境灭绝的物种太多了。”社交媒体的崛起令工具性的阅读器消亡，这不仅仅是阅读平台的变化，更是“作者 – 作品 – 读者”这一链条的深刻变革。 Google Reader 使用的是 RSS 技术，可以帮助用户订阅网站内容的更新。在不用打开网站页面的情况下，用户能够直接阅读输出的内容，如博客和新闻，同时也滤去了广告。 RSS 订阅工具是相对小众的应用，但在科技和媒体领域拥有大量用户。它的使用需要一定的技能，用户需要寻找到 RSS 来源网址，然后添加到自己的订阅工具中。 2010 年，受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交网站的冲击， Google Reader 流量急剧下降。 2011 年，谷歌为了将 Google Reader 用户引导至 Google+ 以便在自己的产品线中形成阅读社区，将本来的分享功能替换成 Google+ 分享，却导致 Google Reader 社区的消亡，最终走向末路。 博客的式微 洪波曾经是 Google Reader 的忠实粉丝，他的微博认证是“中国头号 Blogger ”。而他如今久未更新的博客，某种程度上预言了 RSS 阅读器的衰落——他都不写了，你们还看什么呢？ 事实上，最初的 Google Reader 正是起源于博客。 2004 年，谷歌收购来的博客网站主管杰森·谢伦与博客工程师克里斯·韦赛雷尔合作开发了一个基于 XML 的浏览器聚合工具，这就是 Google Reader 的原型。该工具作为谷歌实验室正式产品发布于 2005 年，而当时正是 RSS 、博客和新内容生态系统的黄金时代。 Google Reader 只是行业的新手，彼时 RSS 阅读器领域的巨头是谁？答案是 Bloglines ，而 Bloglines 在 2010 年的倒闭也可以看做 Google Reader 命运的前兆。 华南理工大学的讲师孙尉翔在知乎上说：“对于一个 Blogger 来说， RSS reader 的意义主要不是在于‘看闻’，而是在于‘看博客’，在于对一个自己周围的 blogosphere （博客生态圈，某种精英气质的公共领域）的维系。”他接着说，“事实上不用等到 Google Reader 出问题，我早就感觉独立写博客的人越来越少。早在急于宣布 Google Reader 已死和 RSS 已死之前应该先宣布的，是 blog 已死。” 假设是博客已死导致 Google Reader 死亡这个理由成立的话，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博客为何式微？它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 新浪微博副总曹增辉曾经在 2009 年总结，博客的价值在于它在传统媒体之外提供了一种“有观点的新闻”，有更高的读者附加值，而不只是平庸的新闻内容。就像另一个 Blogger 方军所说：“许多人的 blog 阅读体验和阅读闲谈专栏是相似的，他们选择读什么不读什么的判断依据不是话题，而是作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阅读到的内容的质量。”而博客的困境也就此凸显：博客本身的形态却决定了它的沟通成本过高。读者眼巴巴地盼着博主更新，留言后却纳闷博主是否从不回复；更多情况是读者通过 Google Reader 来单向订阅博客，而博主在冷冷清清中失去了写博客的激情。 我们不难理解为何 Google Reader 的重度依赖者大多集中在科技 IT 和媒体两个领域，因为现在的博客只剩 IT 媒体在日日更新刷屏了。我们也不难理解 Google Reader 的式微，因为它与博客所遭遇的困境一样，没有互动机制，孤岛式的封闭阅读形态只能使其沦为单一的阅读工具，而不能成为具有媒体价值的平台。虎嗅网作者阑夕写道：“ RSS 过于安静的使用环境，已经无法取悦社交时代追求互动效果的新生代网民了。”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 Google Reader 都无力回天。 社交媒体的崛起 与 Bloglines 关闭时的理由一样，更强实时性的 Twitter 、 Facebook 等社会化媒体的挤压使 Google Reader 用户大量流失。这种变化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读。 最显而易见的是，“关注”、“ Follow ”只需点击一个按钮，用户就可以跟踪某个动态信息的来源，远比设置 RSS 信息源更简单。这个动作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心理情感，如果我关注的人可以在同一个平台把信息直接呈现到我的面前，我为何还要选择固守在隔了一座山的 RSS 阅读器后等待它为我抓取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胡泳在接受早报记者访问时，将社交媒体比作时间的河流，“你可以随时下水获取信息”，而 RSS 阅读器则是静态的空间。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昌凤则在采访时表示，大量博客和传统媒体本身也在依靠像微博这样的新一代社交媒体推动，是新媒体打造了新的阅读习惯。 信息流的方式令阅读变得更加轻松， Google Reader 的关闭甚至令一些网友感到“如释重负”。洪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在 Google Reader 上的订阅数量超过 3000 个，每天打开就发现海量的未读内容，带给他很多压力。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取信息更加随机和随性，“我在参与、浏览的过程中完成了内容吸收。” 不仅如此，社交媒体中的“人”为平庸的新闻传播赋予更多意义。美国科技博客 GigaOM 的作者马修·伊格拉姆认为，一方面，拥有发布、转发和评论等人工参与元素使得社交新闻承载了海量数据，而另一方面，用户对于关注对象的背景、兴趣和习惯的了解使他们在信息流中的活动比简单的 RSS 更有价值。举个例子，知识分子和学者转发微博时经常附上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的一位好友转发图片时仅仅是写了“呵呵”二字，我们也会推测他是否想表达什么而重新审视一张普通的图片。这些保留完整阅读经过的信息流在 RSS 阅读器中无处可循。 “人”的参与使阅读更加个性化。另一知名 Blogger 、窝窝团研发副总裁郑昀曾总结了个性化阅读的几种方式：以文章为中心阅读，以人为中心阅读，以关键词为中心阅读，以 SNS 社区为中心的阅读。好的工具应该同时满足这四种阅读方式。现在看来，社交媒体无疑是最满足这四点的了。在你所在的社区，每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那些得到关注和推荐转发最多的，一定是最受欢迎的内容。如果社区内的用户被分成了不同的组和群体，就能够得到特定群体欢迎的内容。这是一种人工过滤的方式，比传统基于算法的推荐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也让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难以错过重要的信息。相比之下，传统的 RSS 阅读器更加笨重。就像曹增辉说的：“社交网络通过用户关系过滤实现的阅读更有效，并轻易解决了阅读器发现内容的难题。” 在这个意义上，社交媒体帮助读者完成了从搜索到发现的转变。媒体人林嘉澍在《从搜索到发现中》写道：“搜索是你明确地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东西时所做的事情，而发现是你并不明确地知道一些好东西存于世上的时候，这些东西主动找到了你。”“搜索”与“发现”无疑是 Google Reader 和社交媒体另一个显著区别之一。不过，这在中国市场也可以以另一种方式理解，那就是网民们向来喜欢满世界逛街，而缺乏自己的坚持和主见。如同洪波很早所说，“国内的门户模式，已经把大量网民培养成了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大部分网民情愿接受门户的资讯大锅饭，也不愿意自己点菜。” 因此，更好的阅读方式也许仍然在路上。“新媒体与文化繁荣”研究基地研究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邓建国博士认为， Google Reader 的关闭并不代表 RSS 技术的衰落。“ RSS 阅读器可能会衰落，但是 RSS 的底层原理，即内容的发布和推送， push （内容发送者）和 pull （内容消费者），不会衰落。其实 RSS 的很多原理都被 flipboard 和 Zaker 等新应用所采用。随着社会性媒体的出现， RSS 技术进一步潜入到深水中。表面的形式已经从 RSS Reader 演化成移动终端上的一个 APP 。” 内容的生产者越来越多，内容的贬值成为趋势，因此如何过滤内容、聚合内容成为下一个关键，这也正是 Zaker 和网易云阅读们正在做的。邓建国说：“阅读软件的突破是一个滚动循环机制，越让你参与阅读，对你越了解，进一步为你提供你喜欢的内容，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就越融洽。” 至于那些对 Google Reader 念念不忘的用户，比如《纽约客》的作者约书亚·罗斯曼，尽管他列举了 Google Reader 的种种好处，“使用 Twitter ，对我来说就像参加了一个俱乐部，阅读器则像是在一个书柜里面放书。它是一个组织你知识，陈述并修改你想法和承诺的地方。”然而他终究有很久没有用过 Google Reader 了，“当阅读器在 7 月 1 日关闭后，我不会怀念它。但我会怀念过去的我，那个在 Google Reader 中不知不觉被描绘出来的我。” 倒在社交媒体崛起的洪流之中， Google Reader 终将是互联网历史上的里程碑。  

作者： 老虎庙   ……那晚上，我在电脑上处理文字和图片，石伯叫来村上人看我操作，兴奋地告诉大家：照片（其实是录象）和电视一样可以动弹。问我做啥用场，我说发出去到网上你再看。美国、香港、北京马上都可以看见。石伯怔愣片刻，似乎惊讶。后来我就把其中一篇发出到“一五一十部落”上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e878dc97f7bae9cf，叫他看，石伯不识字，只是认真地盯着那字，叫我念，一边兴奋地满面红光。我注意到那时刻，石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竟然是跪在炕上看我的电脑显示屏…… 上面这段字是我2007年9月30日写的http://24hour.blogbus.com/logs/10105386.html。没有想到，字里的事从此成我牵挂。之后我又先后去过那里八次，还请过村儿里的农民代表来北京谈事儿。 这是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的一个小村落，只有24户人家的陕西定边盐池堡乡姬卷村。因为县城里污水排放导致村子被“毒水”围困达18年。至今无人过问。 那年我气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第二天，我便直奔县城找有关单位反映情况。正值国庆前夕，我在挂着“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察大队”“流域治理指挥部”“水土保持监督站”“水土保持工作站”四块牌子的大门前（见下图）遭到阻力，而阻力竟然只是一个传达室老头儿。老头说“领导不在，国庆节到了，人都散了……” 为了那次造访，我思想了一夜关于我的名分：公民记者吗？显然不行，且我自来不做那个承认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3723646.html；那么斗胆自称记者，那也许会得到接待，但是我没有职业证件，显然也不行。最终我是以“北京某大学的教师，是为了写书走访农村”的说辞走进各个政府职能机构的。 那一次，我仍然没被接待，虽说是因为国庆，但我知道我是自己打败自己的，因为我连自己的名分都没能说清。 两年后的2009年4月9日，我根据西北政法大学的女学生多朵提供的线索写成了博文《人大代表和公安局长勾结一气倒卖民女》并配发视频http://2360451.blog.hexun.com/31443145_d.html。此事竟然惊动了洋县县政府，他们不惜动用公权力为一任所谓“代表政府形象”的干部个人被举而大作辩驳。甚至勾结新华社和央视实施了一次国家级的辟谣行动。以至威胁要以“诽谤罪”让我走司法程序。这让如今的陕西表哥杨达才看了该多羡慕啊！可那是09年。 也是洋县事件中，搜狐将事件列为当日热点，在首页开辟正反意见讨论。搜狐记者采访我时问道“你如何确定事件的真伪，你有没有能力获取事件当事人双方的观点？”为此我苦苦思索了一天，后来我的回答是：“当我收到冤民信息时，作出真伪的基本判断后，我将立刻着手写作报道。至于事件的真伪，则该由专业传媒去做，我因此认为我没有责任去调查真伪，事实是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我想去调查，对方同意吗？也就是消息发布的那一刻，我和冤民一起站在了起跑线上。如此新闻碎片的出现最终有助撇清真伪。因此我再次重申我不是公民记者，我只记录所闻所见。” 后来就有人说我有诡辩嫌疑，但我也顾不得许多。假如我顾忌如此得失，那将裹足不前，那又将有多少人因网络障碍，因没有发布渠道而丧失维权机会呀，这是中国的现实。 2005年后，中国的博客成风起云涌之势。用个人博客报道社会见闻，披露身边丑恶，控诉自身遭遇已经不是什么“暴露社会黑暗面”的问题了。当然“敏感嫌疑”还存在，甚至更甚。现在倘若去那么做又有多大顾虑呢？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胆魄，只是胆魄大小而已。 我注意到关于所谓的“公民记者”采访手段的专业化，尤其是真实性的讨论很多。在外行人看来这也许只是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而业内的讨论则复杂得多。 上个月28日，《南方周末》（27版）上有记者采访闾丘露薇时对此话题亦有涉及http://www.infzm.com/content/88433。 南方周末：新闻必须有两方意见的平衡吗？ 闾丘露薇：未必，有时候一方永远约不到。你要恪守平衡原则有点太机械了。所谓平衡的意思是，你不能成为某一方的代言，不能被某一方利用。你要让新闻相关方都有公平表达的渠道。我只报道一方，批评他或者指控他的声音，其实有违平衡和客观的原则。 闾丘露薇的回答没有那么直接，有点令我无所适从的感觉。但她至少说到一个事实：两种情况的共存，没有绝对黑白。我因此在读她这段答复的时候忽然有了新的理解，我是说对我自己这些年之所为的一个判断。这就是说，我依然坚持我不是“公民记者”，而且所有用博客、微博这些新兴媒体做报道的人都不是“记者”，以至“公民记者”。我这样说您可以不必失落，不是记者，但你可以报道见闻，甚至如此才会报道得更为自由，更为放纵。至于涉及法律甚至诽谤或者其他问题，那是另外一个话题。相信一个人在社会上均有自己对于现行法律的理解。执行得好坏，理解的尺度虽各有不同，均不影响你对见闻的记录、描述，乃至评断。 大约是在2010年始，社会上对我直呼“公民记者”的情况多了起来。以至我的腾讯微博认证里，都由编辑命名为“张世和，公民记者第一人，纪录片编导。”对此我也有认真想过。 这些年，跟踪我的博客、微博的职业记者多了起来，他们会时不时与我联系，是在我的报道里某个新闻事件吸引了他们的时候。我也十分乐意去做，有点乐善好施的意味，帮助了他们我会换取快乐和成就感。我也认定那是一种新闻人特有的兴奋。我也终于为自己潜意识里对新闻的热爱情绪做了一个快感释放。我也为我即不承认公民记者却又做了与记者相关的事情而高兴。也希望把这个感受传递给每一个公民。 闾丘露薇在访谈里提到“对于纪录片来说，你只展现你看到的这一面。新闻很多时候主要是透过你看到的，去展现你没看到的东西。”这就更对我的胃口了，大家知道我这些年在努力制作纪录片。之前我笃信艾晓明老师的名句“记录就是一种意见。”如此看，我岂不是在纪录片领域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像一个公民一样负责任地对社会发表看法的空间吗？再去做记者，尤其是做中国大陆的记者恐怕还没有这个待遇呢。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兰州访谈：陈平福 / 2013-03-13 20:56 / 评论数( 8 ) 确保老虎庙瞿明学人身安全 / 2013-03-09 05:29 / 评论数( 5 ) 给小学生讲宪法的谌洪果教授 / 2013-02-27 09:52 / 评论数( 1 ) 用软件检查政治谎言 / 2013-02-26 05:54 / 评论数( 3 ) 境外势力 / 2013-02-22 13:20 / 评论数( 6 )

作者： 闾丘露薇   华商报专栏 —————— 八十年代末开始，有机会看香港电视，对于廉政公署的广告印象深刻。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张惊恐的脸：一个生活优越的中年商人，正在和家人吃早餐的时候，门铃响了，商人的脸上充满了惊恐，妻子打开门，门口站着的是拿出廉政公署证件的调查员。当然，印象最深刻的，是宣传片最后的那句：香港，胜在有ICAC（廉政公署的英文简称）。 开始看港产片，发现里面很喜欢提的一个词，就是去廉署“喝咖啡”，而且显然这不是受欢迎的款待，九十年代中到了香港，开始在电视台工作，才知道，原来“喝咖啡”就是被请到廉政公署接受调查的意思，据说，到了那里，廉政公署的调查员会端上一杯咖啡，和你慢慢聊。而且行贿受贿在香港，是同样严重的罪行，因为如果没有人敢送钱，那就不存在收钱受贿的问题。 十年前参加过一场记者会，内地宣布，出售盗版软件和光碟还有仿冒商品是违法行为，我举手问了官员一个问题：那买的人呢？被告知，还没有考虑对购买的人采取法律行动。其实当时我是舒了一口气，因为必须承认，在北京常驻，买盗版碟看电影打发时间，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也有担忧，觉得这样的措施，一定打击不了盗版，只要需求还在那里。 而在香港，打击盗版软件的时候，对于使用者同样严厉。购买盗版软件也是非法行为，所以让买卖变得非常地下：我还曾经想要贪一次便宜，结果先在商店付了款，然后店员告诉我说：上天桥，右拐，会看到一个黑衣服的人，把收据给他，就可以收货了。听上去就好像在做毒品生意，让人充满了罪恶感，所以最后，当我走上天桥，最终还是没有去找那个交货人，那笔钱，也算是自己交了一笔学费，再次提醒自己，一定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观念的转变，是因为法律的威慑。和一名前廉政公署专员聊天，他说，要反贪，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变人们的观念，让所有人都明白，行贿受贿是一种罪行。而在他看来，香港的反贪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从源头抓起，从一开始就把送钱的行为和收钱的行为看得一样严重。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商人举报官员收了自己的钱，如果只是处理了官员，放过了商人，那么这个商人还会再向其他的官员送钱。 听土生土长的香港朋友讲述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那个时候，贪污是生活的一部分。去公立医院看病，如果不给清洁阿婶所谓红包，那可能连一杯水都喝不上，想要做一门小生意，那就需要准备一笔钱打点警察，更不要说去政府部门办事，如果不送钱，即便不是受到刁难，也会迟迟办不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这让人看到希望，只要社会有共识，贪污是阻碍社会公平发展的，贪污是一种犯罪，那就有采取行动对抗贪污的基础。 在内地，官员受贿，是民众深恶痛绝的事情，认定违法，也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对于送钱的人呢？如果送钱的人是大家眼中的普通人、小市民，是不是不但不觉得这是罪行，还会觉得这是一名受害者，因为官员或者其他手头握有资源的人的贪心，才会逼着自己送礼送钱，而且，别人都这样。 会不会这样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