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作者： 苗蛮子   “铁老大”真是是非多，日前，铁道部因实名制丢票乘客的退票问题，又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根据目前的火车票退票规定，不管是“占票族”还是普通旅客，丢失的实名制车票只可以补办不可以直接退票。乘客要在列车到站后24小时内，凭客运记录、新车票和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至退票窗口办理新车票退票手续。 对于铁老大整出的这个退票规定，得事先声明一下：我虽然大学文化程度，然而惭愧得很，我琢磨了好一阵子才整明白是咋回事：所谓“不可以直接退票”，意思是说乘客原票丢失后，必须原价购买一张新票，并持新票在“到站点”而非“上车点”办理退票——简言之便是“凭新票异地办理退票”。再加之整个退票手续之繁杂，退一次票，无疑是对乘客体力和脑力的极大挑战。 “凭新票异地办理退票”，这样的退票规定堪称世界奇迹。如此规定，不啻于对丢票乘客的故意刁难，让一些乘客被迫放弃退票。对于那些取消行程但到站点不变的丢票乘客来说，原价再买一张车票，还仅仅是消费心理上的不快，经济上并没多少损失；但对于一些变更站点的人来说，也就意味着退票无门——当然这种情况下仍然是可以退票的，但现实却是荒诞的：原价买一张车票跑到一个已不打算去了的地方，拿回丢失的票款。很显然，这除了神经病，恐怕没人愿意这么做。 这幕荒诞的退票图景所映照出来的，显然是作为垄断者的铁路部门的傲慢嘴脸。所谓“凭新票办理退票”，完全是不折不扣的“霸王条款”，是强者对弱者权利的侵夺。不可否认，这种退票办法的初衷，旨在遏制“黄牛党”投机倒把以及“占票族”占坑保底抢票。但从实际运作来看，其作用不仅微乎其微，反而因有些占票无法及时回库而无端地浪费了运力。 “占票族”的产生，固然有铁路运力不足的因素，但其直接原因在于现行铁路售票制度的缺漏，比如预售期延长、对占票行为没任何限制——既未限制乘客购买同一日期的多趟车次，也没限制同一人购买不同日期的车次。可见，铁路部门最该完善的是现行售票制度。可如今，“铁老大”不去完善售票环节，却反过来怪乘客钻空子，显然是本末倒置之举。 当然从退票环节规制占票行为也未尝不可，但绝非“凭新票异地办理退票”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派。且不管旅客的票是“真丢”还是“假丢”，在火车票实名制的今天，售票系统里已经存有购票人的各项信息。因此，无论是直接补票还是直接退票，抑或防止有人捡到丢失的车票擅自使用，显然都不是技术上的难题，只需刷身份证即可。而事实上，在高铁和动车上早已无需车票即可乘车，这说明验证实名制车票并不需要车票本身。 由上可见，既然“凭新票办退票”效果甚微且浪费运力，实名制退票并非技术难题，那“铁老大”为何揪住一纸车票不放呢？其原因恐怕与验票验证环节不严格不无关系，而在春运人流激增的情形下，这一漏洞更为明显。事实上，春运期间，很多车站并不实名检票，或者实行抽查检票，这就为一些乘客“顶包”提供了空间。于是，“铁老大”为了推卸责任、减少损失，只好拿乘客开涮了。

作者： 苗蛮子   近来，关于“反腐败会影响社会稳定”之类的沉渣再次泛起。浙江慈溪市纪委常委杨智峰说，推行官员财产的彻底公示，也要考虑社会接受度的问题，他承认目前收入差距较大，会顾虑官员财产网上彻底公示后，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 在当前贫富分化、官员贪腐程度已超出我们想象的背景下，推行官员财产彻底公示，部分民众或许有情绪，但要说所谓“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则不仅危言耸听，也混淆视听。 真正彻底公示官员财产，尤其是揪出贪腐官员，相信民众会拍手称快，而非沮丧、悲观。其中可能夹杂着对“硕鼠”们的愤怒之情，但其心理基础是畅快的，而非仇恨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暴力倾向。可见，官员财产公布之于民众，所产生的是一种正面效应：在让民众积怨得以疏泄的同时，也有助于防止群众中腐败流言的产生以及扩散，达到流言止于公布的效果。相反，不公布官员财产，而导致民怨久积而得不到有效疏泄，才是可怕的事情。 如果说官员财产公示会带来不稳定，那么不稳定的对象只能是官僚集团尤其是贪腐分子，而非社会大众。原因不难理解：其一，财产公示后，不仅压缩了官员享受腐败的空间，而且也使官员的贪腐行为更容易暴露，让某些官员惶惶不可终日，影响官场稳定。其二，基于中国官员腐败面比较大，“被查处贪官95％有情妇”的政治现实，如果彻底、大面积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可能会导致“集体沦陷”，庞大的官僚系统因此而难以继续运转。 但问题是：彻底推行官员财产公示，会导致官员系统难以运转吗?显然，如果当腐败官员一旦被查处之后，至少被清除出“革命队伍”(当然还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答案则是否定的。原因其实也简单：贪官被查处后所造成的“人才缺口”，无需我们费神，单是每年所招的成千上万公务员就完全可以弥补。另外，有的人可能认为，国家好不容易培养一名“干部”，一些“神通广大”的领导干部被“腐败”掉了，会导致群龙无首，工作上“难以运转”。这其实也不是问题，官场工作中的那点溴事，其实不需要多大“能力”的，一些领导的倒下，正为后来者创造机会。 由上可见，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不仅不会引发社会反弹，而恰恰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黏合剂。它的作用大体有三：一是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疏导了群众的情绪，防止群众腐败流言的产生以及扩散；二是维护了政府的形象和声誉，以及市场交易的公平原则，使社会风气得到良好地纠正；三是不仅对未被查出的官员还是新入职的公务员，都是一种有力的约束；另外，如果对腐败官员动辄开除并追究刑事责任，加大官员腐败的风险成本，既能有效挤出腐败的“存量”，还可意外地成为官员系统的一种反向激励机制。 有必要再次重申，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既不是技术上的问题，也不是立法的问题，更不是共识问题——尽管遭遇一些现实障碍，但财产申报公开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未来制度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凡出于公心，恐怕没人会否认这项“阳光法案”。可见，推行官员财产公开，最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决策层的政治决心和勇气。我们不能因为腐败官员人数较多，牵涉面广，就惧怕改革，将官员财产公示拒之门外，更不能将希望寄托在那些“神通广大”的腐败官员身上。 说到底，一些官员罔顾民意，悖逆时代潮流，无视财产公开制度，而祭出“维稳大旗”，其意图不外乎有二：一是拿“社会不稳定”这种几近虚拟的民意为借口，来维护现有制度的表面稳定，遮掩见不得阳光的小圈子利益；二是一些政客故意制造的悲观主义情绪，进而利用人们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来强化某些政治权力。 社会学家孙金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权力集团所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是十分有害的。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因此，无论是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还是破除执政者的这种思维定势，都确确实实需要执政者的勇气。而这种勇气不需要诸如“稳定压倒一切”、“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牵涉面很广，操作起来复杂”等等口实来搪塞。否则，长久地搪塞下去，那才很有可能会引发社会大动荡。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对于中国官员财产公开的范围，无论是坊间还是体制内的支持者，谈论更多的是官员的存款、薪水和房产等显性收入。然而基于中国庞大且复杂的财政体系，中国官员在显性的工资收入之外，还有其他隐性待遇和灰色收入，而且较之前者，后者更为丰厚，乃至构成官员收入的大头。 因此，要真正推行中国官员财产彻底公示，更需要改变现行的公共财政制度，尤其是涉及到官员待遇的财政制度。这于权力本身来说，才算是刮骨疗伤的救治。而目前公布官员的显性收入，还仅仅是手术的其中一个环节。然而即便在这一环节，手术还没真正开始，我们便听到“病人”喊疼了，由此可见权力是何其地虚弱不堪呵！

作者： 闾丘露薇   南都周刊专栏 ————————— 九十年代末，透过电视，看了一部美国电影，1987年拍摄的Broadcast News 电视新闻。 电影讲述一家美国全国性电视台，在华盛顿的新闻部里面，一个年轻的女制片人，一个男记者，以及一位男主播的故事。 女制片聪明能干，拥有新闻理想，尽管艰难，但尽力对抗一切为了收视率。 男记者报道新闻专业出色，可惜相貌平平，缺乏明星气质。公司裁员，男记者首当其冲，无奈做上主播台，但结果却满头大汗，狼狈不堪，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他就是做不了主播。 男主播不懂新闻，不会写稿，不会问问题，但是长相有观众缘。每次做直播，女制片在导播间透过耳机抛出问题，他再淡定自信的把问题抛给被访者，被成功塑造成一个出色的主播。尤其是在一次外出访问时，对被访者的遭遇，在镜头前留下了一滴眼泪，尽管被男记者批评不专业和煽情，但却阻挡不了他更受欢迎。 女制片无可救药的爱上了男主播，直到发现，对方的眼泪是在采访结束后补拍的表演，抱着对爱情还有电视新闻这个行业的失望，她选择离开。男记者去了一家小型电视台，继续做记者，而留下的男主播，越来越红。 那个时候，我刚刚进入电视新闻行业三四年的光景，对于三个角色在这个行业的遭遇，没有太多的感触，倒是三个人的情感纠结让我唏嘘不已。十多年过去，这部电影的情节，依然记得那样清晰，也许是因为自己就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电影中的很多情节，在过去十多年，渐渐变成目睹的事实。 06年去美国，深深体会到，同样是记者，做电视的显然没有做平面文字的那样受人尊敬。聊了多了才知道，这是因为有线新闻网络的关系。这些电视新闻频道，出现了很多明星主持，他们的谈话节目很受大众欢迎，但是同一时间，却也引发争议，尤其是对于新闻人来说，很难接受这种类型的新闻节目，反问：这算新闻节目吗? 新闻可以这样做吗？因为这些主持人表现出来的非常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以及对于新闻事实的不严谨和缺乏平衡。问题是，秉持中立的，会被观众视为没有棱角，不犀利，不真诚。 只是，伴随收视率而来的，是媒体公信力的丧失，从民调结果就可以看到，美国观众，对于这些有线新闻网络的信任度，在逐步下跌。 08年的时候，CNN的评论员卡佛蒂批评中国的言论，在中国掀起很大的反弹，就连外交部都要作出声明。其实如果了解卡佛蒂的风格，就会觉得，根本不需要太当真，听过就算，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在很认真负责的评论，而是耸动的表演而以。这并不新鲜，美国导演Sidney Lumet在1976年就拍摄了电影Network电视网，讽刺了电视台的新闻人，也讽刺了那些被电视控制了思维的观众。八年之后，尼尔・波兹曼写了那本著名的“娱乐致死”。对于这样的新闻人，你当真，就输了。 中国的电视新闻，应该还没有到“娱乐致死”的阶段，倒是网络开始有了这样的苗头，或者说，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但是收视率的影响，早就开始出现。这部十多年前看的电影，之所以每隔几年，就会在脑海中闪现，那是因为我开始担心，是不是最终，会和那位女制片一样，无法改变和坚持，带着对这一行的失望，只有离开？ 就在看这部电影的差不多同一时间，迷上了日剧“新闻女郎”。到现在我还记得，女主角在播报一宗交通意外，读到死者名字是自己新婚丈夫时候的强作镇定。虽然这是虚构的，但是却教会我如何更加职业的对待电视新闻工作。 当年看电视的时候，我很不喜欢那个野心勃勃的天气女郎，觉得她只是依靠姿色而以。但是现在回头再想，她可能在能力，和新闻理念上确实不如女主角，但是单凭她的能力，其实已经足够胜任电视主播的工作，之前的她，只是缺乏机会而已。而且现在回想，电视剧里里面的她，也是在不断成长的，显然编剧对电视新闻这个行业还是充满期待。 其实为何要比较谁好谁差呢？只要胜任，那就足够。当然，胜任的标准，应该是不断向上，而不是向下。但是这个标准不仅仅是新闻行业自己的事情，也是受众的事情，社会的事情。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这是“娱乐致死”的前言。设想一下，两者兼而有之的大环境，加上新闻报导Kitsch媚俗的手法，结果会怎样？

作者： 老虎庙   拍摄高流恩这个人物并不是《在历史这边》这部纪录片的全部。因为那样很难，很难很难！ 要想理清千头万绪的三线众生相，谁又能说哪个是主要？哪个不是主要？但我必须理出一条线索，否则无法开始。没有开始，就谈不上开始得好坏，也就全泡汤了。 三号当天，我抱着机器在高流恩家窝了小半天儿，就为了拍摄高家夫妻的日常起居，更希望捕捉点“隐私”什么的。为此事我先做许多说明。高流恩不是不拍，而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我说不知道就对了，就没有约束。但是高流恩就真的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这样的解释做了很久，直到高流恩似懂非懂。这么一天下来，镜头里的高流恩夫妇紧张是没有了，但也没有了戏。后来我就悄悄关了机器，但仍然抗着，装着在拍。不仅仅为省电，而是在反思自己和等待对方…… 我寄希望于时间的流逝，高流恩夫妇也许会开始习惯，恐惧减轻，直到忘掉跟前跟后的镜头…… 收工后去了东关南街的一家羊肉泡馍馆，我对硬汉赖杜说：回西安一年，最喜欢到城里走走，到城里走走又最喜吃各式的小吃。一别陕西20年，干脆断了肉夹馍的念想，断了泡馍的念想。返乡路程一月，我骑车走过河北平原，后来穿越吕梁山脉，再后来就过了风陵渡黄河口，进入陕西又西去二百余里，直到在渭南城关眼前才豁然一亮，店家的牌子上写着：水盆羊肉！那牌子上分明如此注明。我竟然喜滋滋要抹把眼角的湿，我说，以后可以天天吃这些个啦。 后来住到西安城，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可以天天肉夹馍为餐，以羊肉泡做羹。咂摸着梆梆肉的熏香、陶醉着辣子蒜羊血的酣畅…… 赖杜就笑。我说个中滋味你不能想象，我真的就好像海外游子呢。 赖杜和高流恩同是本集的片中人物。他们不是对手，不演对手戏，但却两厢里有鲜明比照。这也是我所津津乐道的。“在历史这边”的四十二年里，这一对原本不曾相识的三线学生却都是从那一年的十七岁起步。之后他们在西安东城墙的一里一外演绎着各自不同的命运……好了，不想过多泄露纪录片剧情。我是想说的，是我一直找不到纪录片里两个人的关联，这个关联最终是一定关联一气的，却要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互不掺和。 这个关联在什么地方呢？这一直困惑着我。 我对赖杜说，镜头从大东门的墙头由外摇起：大楼、电线杆、远方天际的云，之后镜头翻过墙来，是东新街新楼和棚户区的拥塞，然后看到了远处街景的嘈杂，穿梭往来的车顶，网状电线，其间高高低低犹如线上音符的商家招牌，城市就有了动静。然后我说高流恩就住在那群楼里的一间…… 这是多么庸俗的联想啊，我因此非常失望！ “怎么不早说呢？”赖杜说：“大东门内顺城巷有个早市，自发形成在待建废墟上，你去看看……” 我去过那里，没有逗留。早年距离那里不远是被叫做鬼市的地方。凡西安有来路不明之物，比如偷来、砸来乃至抢来的物件儿来这里交易，就有鸡鸣狗盗之嫌，也因此穷人多聚。由于交易内容不拘一格，或有百货杂陈的丰富，因此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成为热点。鬼市存活了近一个世纪，直到近些年才被取缔。大凡鬼市一类都有自由的一面。交易自由、法规自由、人等自由、物件儿来路自由。以至其市口的存在与消失都难能改变，或不自由。这不是，历史的鬼市被取缔了，新兴的，不拘规模大小，不在乎日后如何，更不在你如何要维护我们城市的美丽，要如何参加全国卫生城市达标检查…… 我决定去认真考察这个鬼市。因为我想到除了这座改建于明代，最早则可溯至唐王朝的“禁城”之外，唯一和百姓，和“历史这边”有所关联的正是它呀——鬼市！ 这一天，仨人三碗泡馍，一碗羊肉25元；两碗牛肉18元X2小计36元；两瓶三两太白烧酒8元X2小计16元；拼两盘酒菜计15元。合计92元。重要的是《在历史这边》有了个像样儿的开头。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甘肃盐化厂国企改制中普通人的命运 / 2013-01-29 19:22 / 评论数( 4 ) 最近制作的两部视频 / 2013-01-28 09:52 / 评论数( 1 ) 扭曲时代的言不由衷 / 2013-01-22 06:29 / 评论数( 4 ) 认清楚 是谁让你不快 / 2013-01-13 07:12 / 评论数( 1 ) 短评《谌述》首推南周事件点评（2013-1-8-15:35） / 2013-01-09 09:12 / 评论数( 2 )

作者： 苗蛮子   中央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之后，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制定了实施细则。其中许多实施细则，除了重申中央规定的精简会议、不摆花草、厉行节约等规定，还自我加压，层层“加码”，提出的要求更为严厉，中央新规在地方异变为“高压线”。 依循权力变通的逻辑，地方所导演的这股改作风“加压潮”，一时蔚为壮观：中央“约法八章”，不少地方则扩充为“约法十章”；八项规定要求官员基层调研不安排宴请，而一些地方则演变为“自带干粮和方便面”；八项规定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而一些地方则一味压缩会期，会议功能流于看文件、跑形式……这一道道“风景”可谓别致，令人应接不暇，套用宋人的一句名诗来形容，正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地方加压何时休”。 “八项规定”的地方版本，让人不禁想起了曾经名噪一时的“四菜一汤”。这份肇始于1988年上海市政协七届一次全会的菜谱制度，当年经《人民日报》两次报道后，而被写进红头文件层层下达落实。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完全变了味，丑态尽显——有的成了“四盆一缸，糊弄中央”；有的变成“四菜一汤，凉菜不算”；有的车水马龙地换菜，但台面上永远保持“四菜一汤”；而有的则变成“吃人头”，按就餐者每人“四菜一汤”安排菜色……最终“四菜一汤”政策形同虚设，以至沦为坊间茶余饭后的笑料。 坊间有副流传甚广的对联曰：“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而“四菜一汤”、“八项规定”在地方的走样，堪称这副名联的一个生动注脚。显然，只要人们尤其是官场中人，还没有患上健忘症的话，对于地方政府这股“加压潮”，不必感到诧异。而事实上，在权力体系内，“层层加码”的对象，也从来就不止于改作风。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每年由中央向下级下达的各种指标了，比如税收指标、“鸡的屁”指标等等，无一不是一层层往下追加任务，或“自我加压”，结果便是到县一级的经济指标，往往要高于中央所规定的数值。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权力体系内，以及基于官员只对上不对下的政治现实，不难理解地方“自我加压”背后的运行逻辑：既为讨好上级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权力，也为地方官员打“个人形象牌”，赢取群众信任和拥护，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不妨想象一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新规主动“层层加码”，某种意义上向群众释放了这样的信号：瞧瞧，我们的规定比中央还具体，还严厉，这彰显出我们“贯彻落实”的决心是何其之大呀！ 当然，对于某些地方官员来说，还可以从“自我加压”中获得一种权力虚荣感，由此而产生山寨大王的幻觉。从这个角度来看，地方这股改进作风“加压潮”，似乎也可以看作是权力碎片化的一种表征。可见，取悦上级、忽悠百姓、权力虚荣，正是地方改作风“加压潮”所暴露出来的三重权力病相。 有必要追问的是：这种“权力病相”的根源何在？正如前所述，一个显见的原因在于地方权力的政绩冲动，但更深层次地来看，问题症结更多的恐怕还是在“上面”。抛开现有权力架构不说，仅就“八项规定”而言，这项新规也存在标准模糊、缺乏有力监督、并非刚性制度等“弊端”。不必讳言，无论是以前的“四菜一汤”，还是如今的“八项规定”，其中人治意味浓厚。这样看来，“八项规定”在地方“走样”，所要究责的恐怕并非只是病得不轻的地方权力。 不可否认，中央“八项规定”的初衷是为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而且，中央抓这些问题，既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又可以速见成效。但必须看到，作风问题和铺张浪费的背后，是公权腐败和三公消费这一深层次难题。显而易见，“八项规定”仅仅是反腐之路上无足轻重的一个小环节，最终还是要从制度上管理三公消费，严格科学的预决算，解决源头问题。否则，“八项规定”难免会重蹈“四菜一汤”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