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健

1、徐贲《美国人的命价》：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事事盲目跟美国攀比。但是，不攀比并非不比较。美国比中国富裕是不错的，但富裕多少也是有数的。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1倍，那么我们就不妨根据这个标准换算一下。就拿美国交通部规定的610万美元这个比较低的命价来计算吧，除以11后，使之符合中国人均GDP水平，那就是55万多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则是370万左右。可是，我看了近几年各种事故死亡的赔偿，从矿难到交通事故，最多赔几十万，少了就几万块。即使计入中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后，中国人的命价也不及美国人的十分之一。 2、财政部表示，个税法修改后，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这就意味着有约6000万人不需要缴纳个税，只剩下约2400万人继续缴税。 财政部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中国只有8400万人的月薪在2000元以上，二是中国只有2400万人的月薪在3500元以上。全国还有13亿的人在2000元以下 。 3、截止2010年底，全国1164所高校负债超2600亿，这组让校长们忧心忡忡的数据是如何产生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熊丙奇分析，高校盲目扩张，学校国家的拨款又少，其他的资金的渠道比较少。 4、重庆发现2吨三聚氰胺奶粉流入猪饲料市场,其中一些奶粉三聚氰胺超标515倍。这些奶粉不是流向超市商场，而是销售到养殖场被仔猪吃了。西南大学董国忠教授称，如猪仔解毒不完全或无法解毒，人吃了残留有毒物质的动物肉和内脏是有危害的。 5、财经网报道，距离事发半个多月，中海油7月1日才对漏油事件进行证实。内部人士称，泄漏范围只涉及200平米左右，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报告。这与此前媒体报道的“3公里、宽二三十米的溢油带”差距甚大。近年来，中海油在多地出现漏油现象，但一直未对事件进行完整披露。 6、今年4月起，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民政局在全市范围内，核查低保人员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查过程中，大量“潜伏”在低保队伍中的“富裕户”浮出水面，其中一对低保户夫妻，名下拥有6处房产。 7、美国白宫上周五在其网站公布了向国会递交的2011年白宫雇员年薪报告。报告说，白宫2011年共有“公务员”454名，白宫2011年平均工资为82000美元。其中白宫职员年薪最低的为41000美元。 8、7月1日起，《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国家工商总局在官方网站发布实施指导意见表示，网络交易的监管重点锁定网络交易平台，将对网络经营主体开展一次全面普查，核查网店真实身份。 9、近日，印度南部一座印度教寺庙盘点资产，在一个139年没打开过的地下密室内，发现数千年前的金币、黄金和钻石制成的珠宝以及饰品,据估计高达“上百亿”美元。 10、山东省平度市普通农妇张秀芳，每晚都要收看一档电视法制节目，并记录每个案例所涉及的贪官及其罪行。不仅如此，她还在自家院中立起了“贪官碑”，劝后人要走正路。前不久，张秀芳因为“立碑”被村主任追打。 11、秘鲁《共和国报》报道,在政府大幅度裁减预算后，军方已无力购买中国制造的5辆MBT-2000主战坦克。购买这些坦克需要1900万美元，将它们运回中国需要1000万美元。无论是买下来还是退回去，该国军方都无力承担。   12、今年香港大学内地招生堪称“收获丰硕”,11名内地高考头名花落港大,人数比去年增加一倍。其中北京3名文科头名、上海2名文理头名都弃内地著名学府而选择港大。 13、泰国7月3日迎来自1932年施行君主立宪制以来的第26次国会下议院选举。民调结果显示，以前总理他信的妹妹英禄为代表的在野党为泰党获得了“压倒性”胜利的多数选票，阿披实承认失败，英禄将成为泰国第一个女总理。 14、包括个人储蓄账户开销户手续费、密码重置费、存折工本费、电子账单收费等在内的11类34项银行服务收费从7月1日开始一律免除。但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多家银行将密码重置费改称挂失费继续收费，部分银行新添收费项目或提高原有项目收费。 15、根据麦肯锡的统计，73%的中国奢侈品消费者不到45岁，而这个比例在美国只有50%多一点。其中，中国35岁以下的奢侈品消费者的比例达45%，而在西欧，这一数字仅为28%。 16、据共同社报道，东京大学副教授加藤泰浩领导的研究小组研究发现，太平洋中部及东南部3500～6000米深海底淤泥中含有大量稀土资源。可开采量是陆地的1000倍。 17、王军，广东湛江人，在深圳经商，做股权投资。郭美美是他今年认识的新女友，玛莎拉蒂跑车为他所赠。王称可能是在与朋友聊天中谈及红十字会，郭美美在旁听到，觉得红十字会有名，便像炫名牌一样给自己封了个“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职务。 18、@任志强：今年提出的1000万套的保障房任务可能根本完不成，增加保障房供给是把市场化变成非市场化。国务院政府报告上说两条腿走路，但现在要砍掉很粗壮的腿，保住保障房的腿。都希望用保障性住房弥补商品房的下降，也许能成功，也许不成功，因为保障性住房缺钱。 19、@网友：人生最蛋疼的事：听李敖谈历史，听孔庆东谈主义，听染香谈民主，听阮茨山谈政治，听司马南谈打假，听于丹谈孔子，听温家宝谈改革，听胡锡进谈新闻，听任志强谈房价，听凤姐谈美容，听陈冠希谈女人，听释永信谈佛法，听药家鑫谈人性，听郭长江谈慈善，听郭美美谈创业。 20、许小年：市场垄断有可能造福社会吗？是的。为赚取垄断利润，企业必须创新，公众因此可享受各种新产品和服务。垄断下的大批量生产降低成本和价格。企业当然会利用垄断地位，在双赢博弈中争取更多利益，但公众并非输家。唯行政垄断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企业不必创新也可得到超额利润。 21、麻省理工教授黄亚生：即使是“文革”期间，中国的GDP增长也是3%-4%，现在增长却只比“文革”时快50%，并不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中国现在本应该达到人均收入15000美元，东亚国家除了朝鲜和中国，都是1万到2万美元，我们现在却只有4000美元。 22、颜昌海《剥孔庆东的皮 他到底是什么动物？》：在孔庆东的逻辑里，权力者快乐，公民一定快乐。而公民的快乐就是要放弃公民变臣民，臣民的快乐就是主动充当动物的快乐。猪是快乐的，因为它以吃饱吃好为目 的，不去想人间杂事。狗是快乐的，吃主人恩赐的狗食，偶尔和狗一张桌子吃口人间美味，在主人的牵引下，对外人狂吠几声，被主人拍拍摸摸，就以为获得人的地 位，走路也有了别样的风采与别样的幸福感觉。孔庆东的快乐来得如此容易。快乐的前提是放弃作为人的尊严与自由，没有了尊严和自由，那就一定快乐。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耶稣曾经说过，他降世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世人而死：“人子来……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说：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言下之意是担心百姓听而不见，视而不闻，又说：然而天国的道理我只讲与你们（指门徒），那么人子并非是故作玄虚，而是要天国的道理更快地进入人们的心理。如今，耶稣已经作古成升入天国，但中国这片土地上却有人沿着先知的路指引着“迷途的羔羊”。 哈耶克说过：个体选择决定社会走向。因此我一直认为，一个智者要做的工作不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是播下一颗智慧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成为参天大树。在这样的理念下，我参与发起中道论坛，办《中道》期刊，支持各类学术慈善论坛，幸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多年的努力推动下，学术讲坛越来越普遍，从高层走向民间，走向学府，智慧与知识的共享和碰撞，让这个狂躁不安的时代找回一丝理性、一点真知，找回属于每个人心中的宁静。 ——开篇语   南方周末：带你读懂中国   我们知道，世间万事万物，必须从多侧面认识，且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方能察知全豹，何况人与社会的复杂性非一般事物可比，更须有不同的视角观察研究。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又一直喜好一边倒的赞美，一边倒的声音，歌功颂德百听不厌，负面报道或批评类的评论一见就烦，至于新闻“真实”这一最高标准，倒是经常弃置一边，或者至少是放在很次要的位置。如朱学勤先生在《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中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而《南方周末》的诞生，给浑浑噩噩的无意识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力。 《南方周末》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创刊于1984年2月11日，以“反映社会，服务改革，贴近生活，激浊扬清”为特色；以“关注民生，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为己责；将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熔于一炉，寓思想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作为“报纸改革的试验田”，无论版式，还是内容，《南方周末》都引领过报纸改革的潮流，是先着枝头的春花。做为省委机关报主办的系列报，它的创办者把这种“补充”准确定位在“启蒙”上——做沟通知识分子和大众的桥梁，对读者进行科学与民主的启蒙。 《南方周末》的历史经过三个发展阶段，或者说经过三次转型：第一阶段是从创刊到1990年代中期，主要做周末文化、娱乐报。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代后期一直到2000年初，开始扛起了舆论监督的大旗，可以说是红遍大江南北，真正的一纸风行。第三阶段，随着形势不断的走紧、不断的变化，从2000年初发展至今做主流大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南方周末》已经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周报，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周报，也是中国公信力最强的周报，简称“中国第一周报”。 《南方周末》出品的有影响力的报道有：1999年1月29日 牟其中其人其骗；2000年1月7日 克拉玛依——浴火重生的面孔；2000年5月26日 我们的粮食 我们的未来（旱灾特刊）；2001年2月22日 三位诺贝尔奖科学家指斥中国核酸营养品；2001年8月16日 苏共亡党十年祭；2001年11月29日 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2003年4月25日 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2009年11月19日 奥巴马独家专访；2010年031期《甘肃舟曲泥石流防治因缺钱未完工 森林砍伐过度》等等。 更有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新年献词：1999年新年献词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2000年新年献词为《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因为我们爱得深沉》；2001年新年献词为《愿新年的阳光照亮你的梦想》；2002年新年献词为《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2003年新年献词为《“全面小康”与“公正社会”在巨变的时代追寻最大的正义》；2004年新年献词为《这梦想，不休不止》；2005年新年献词《这是你的光荣之路》；2006年新年献词《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2007年新年献词《从今天起 我们更要彼此珍惜》；2008年新年献词《愿自由开放的旗帜高高飘扬》；2009年新年献词《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2010年新年献词《这是你所拥有的时间 这是你能决定的生活》；2011年新年献词《让每个中国人都金贵起来》。 在中国，为何经常有很多不明真相的情况和不明真相的群众？更多源于对真相的遮遮掩掩，如果媒体报道是自由的，何来不明真相？何来矛盾丛生？在任何一个社会，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是两大支柱，缺一块都不行。美国著名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宣言书中指出，新闻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哪里的人们就能自由地彼此传递他们的思想，哪里就没有自由可言；哪里存在着表达自由，自由社会就在哪里发端，因而每一种自由权的扩展就具备了现实性。因此，表达自由在各种自由权中是独一无二的：它促进和保护其他所有的自由。显而易见，当一个政权向独裁统治靠拢时，言论和新闻出版就被列入要加以约束或控制的首批目标之中。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南方报业媒体的执着，在任何困难压力下都能够坚持独特视角，发幽洞微，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忠实于事实的全貌，“以刀笔作剑，朝向中国的丑事恶事糟糕事”。 《南方周末》不经意间在全中国刮起一股寻找真相、新锐思考的报业效应，在《南方周末》为标杆的影响下，《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财经》、《中国改革》、《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新快报》、《新京报》、《时代周报》、《第一财经周刊》等等突围而出，为死气沉沉的文革后时代观念革新、思想解放及时注入强有力的一剂。 《南方周末》更值得致敬的是它孕育了多名新闻界、评论界的精英和骨干，正是因为有《南方周末》这个自由的平台，他们得以发挥聪明才智，在新闻史上留下最辉煌的一笔成就。他们的笔下，痛斥不平不公，彰显至情至善，仰望民主自由，他们是：左方、江艺平、程益中、长平、陈明洋、笑蜀、向熹、鄢烈山、曹西弘、杨海鹏、翟明磊、令狐补充、李铁、戴志勇等等。 然而，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是悲哀的，英雄也往往是壮烈的。要知道，比丑陋更丑陋的是对丑陋的遮掩，比黑暗更黑暗的是对黑暗的顺从，比耻辱更耻辱的是对耻辱的逃避，比冷漠更冷漠的是对冷漠的麻木。只有让所有人回归常识、认识真相、记住历史，辨清事实，建立起公民意识，才能够摆脱愚昧、专制和欺骗。在每一条通往人类价值顶点的路上，是那些对人类前途和命运有着深切忧虑的心灵在指引我们，是那些对人性之恶有着切肤之痛的头脑和思想让我们找到了作为人类一员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南方周末》正在这个尘埃弥漫的历史长卷里艰难前行，他们追求真相、公理、正义的精神，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时代。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我们一般人心目中，官员办公都是很牛的一件事：坐在豪华办公室里，口衔天宪，手握毛锥，等因奉此，请示批准……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争破头皮地去考什么公务员了。 不过，这也得看你是碰上什么样的领导了，要碰上朱元璋这号的伟大领袖，得，你就准备戴着镣铐办公吧。这朱领袖手下有一个叫茹太素的，此公泽州人，洪武三年，乡举，上书称旨，授监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七年五月召为刑部侍郎，大抵相当于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在这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当时天下灾异万端，朱元璋于是要求群臣献计献策，茹太素遵命写了一篇一万七千多字的建议。朱元璋于是叫人读给他听，可是读到一万六千字的时候，还不知所云，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痛打一顿；第二天，朱元璋又叫人继续读，最后的千把字才听出茹太素所建议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原来茹太素建议五件事，其中有四件还是可行的。朱元璋马上颁布施行，同时公开承认自己错打忠臣，并指出写繁琐文章的害处，制定了“上书建言之法”，要求群臣执行。可见这日太素文章虽然写得啰嗦，但见解却也不烦，更要紧的是他还敢仗义执言，可就这一点，给他惹下了麻烦。洪武十八年九月，他做了部尚书——也算是部级干部了。太素虽居高位，正直敢言的习性丝毫不改。由此日益引起皇帝不满。有一次明太祖在殿前宴请大臣，随口念了两句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意思是今天我可以和你一块饮酒，可你要不听话，明天我就请你吃钢刀！来对付你。茹太素倒也没有下跪磕头，而是不卑不亢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你就是请我吃钢刀，我也一片丹心报效国家！结果，很快被贬为御史，接着就给朱元璋找了个茬成了罪人——可是因为还需要他上班，就罚他与同官12人“俱镣足治事”——戴着脚镣上班。朱领袖管这种全新的工作方式叫“戴罪办事”。在想想，这事儿多妙：台下跪着罪犯，坐在台子后面审案的官老爷也脚上戴着镣铐，一板一眼，晃眼看去，还真弄不清究竟谁在审谁！不久被杀。 有人也许会说，这样的事儿只会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今儿，阳光普照，哪儿会有这样的事儿？的确，在今天，再让人戴着镣铐办公，是有点骇人听闻了——不过，让你戴着无形的镣铐继续办公的事情也不是没有，而且，还发生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身上。 1967年5月，正是文化大革命轰轰隆隆之时，这当儿，发生了一起“伍豪事件”：这事发生在1932年2月,国民党为了制造分裂，用周恩来曾用过的化名“伍豪”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了伍豪脱党启事。这件事本身并不复杂，因为在刊登启事的前两个月前，周恩来就已经离开了上海，经过福建进入了中央苏区。当时，远离上海的中央苏区也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可就这么一档子事儿，也被中央文革小组弄出来——5月 17日，江青写信给林彪、康生、周恩来，称“他们（指天津南开大学造反派——笔者按）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谈。”一向对自己晚节十分注意的周恩来在两天后便做出了迅速地反应，当天，他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编了一个大事记，并给毛写了一个报告，为自己辩白，并表示：“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同时，他还让工作人员把有关的报纸一一拍照并冲印多份，以保存原始资料。 然而，原本对此事了若指掌的毛泽东却在收到周总理第一次申述时，在信封中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划了两道杠。应该说，此时的毛泽东并无意整周恩来，但他也不想放过这么一个把周恩来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机会。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毛泽东心知肚明，虽然不高兴，但因为需要周恩来来应付乱局，保持国家基本稳定，所以一直采取容忍态度，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可以完全控制他的机会，当然不肯轻易放弃，所以，他非但没有给周一个清白，反而把这个把柄送到了他的死对头中央文革手中。这实际上给周恩来心灵上带上了一个沉重的镣铐：如果你不紧跟文革路线，那么伍豪事件就可以成为一个导火索，这样文革小组可以随时把你当叛徒抛出来，让你成为刘少奇第二！得到毛泽东授以的周总理这付精神镣铐后，江青更加有恃无恐，自以为掌握了周恩来一大把柄，从此更不把他放在眼里，处处为难他，态度愈发放肆无礼，出言不逊，摆出文革老板娘的架势对周总理呼来喝去，胁迫他为自己跑腿办事，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戴着镣铐办公”！ 中国历史沉重，中国进步艰难，看了古今这两个戴着镣铐办公的故事，我们或许对此有感性认识。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在外贸宣传中，“亡党亡国”一向是用来表示天崩地裂的恐怖事件。其实，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从历史上看，“亡党”都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儿，而且，一个党只要顺乎历史发展，就根本不用担心其灭亡。 不妨先来看一桩往事。1945年。那年3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 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谈话中，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到这年的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冷、左舜生六人访问延安。其中的傅斯年既是胡适的学生，又是胡适的挚友。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统战机会，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对延安的感受是截然相反。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说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可傅斯年却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风似乎并不民主。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并没有改变自己对共产党的看法。是年的8月24日，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换言之，在胡适看来，党的存在与否，不在于该党是不是掌握有枪杆子，而在于是不是能获得人民的真正支持，只要获得人民支持，在民主体制下，在小的政党也可能咸鱼翻身，成为主政党，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这话，当然为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为真理的毛泽东所拒绝——他不仅没有理睬胡适，还在1949年1月26日把胡适列为战犯。 不过，就西方历史而言，胡适的这一观点却是正确的。从西方历史看，早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多是因为某些重大的政治原则分歧而由政府内部的政治派别组合形成的。最初的政党主要是掌握政权和监督政府，与普通大众并无紧密关系。他们的活动也局限于议会和政府内部。直到现代选举制度确立以及普选权的扩大，才出现了大众性的政党。现代政党最初诞生于英国。1640年英国议会就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问题而形成了宫廷党和民权党两大派系。1679年，在关于王位继承权的争论中，支持宫廷党的人被反对者斥为“托利”（意为歹徒，爱尔兰骂人的话）；支持民权党的人被反对者斥为“辉格”（意为强盗，苏格兰骂人的话）。1688年光荣革命后，两党同意在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1833年，托利党正式定名为保守党，辉格党定名为自由党，并形成了两党轮流执政的惯例。直到1866年后工党取代自由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美国的政治派别则是在围绕1787年宪法问题而出现的。在讨论和批准1787年宪法时，形成了主张建立联邦政府的联邦党和主张在宪法中更注重保障人民权利的民主共和党，被联邦党人称为“反联邦党人”。1828年到1852年间，民主共和党内部又分成了民主党和辉格党两派，南北战争后，美国才出现延续到现在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的局面。法国的现代政党则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斐扬党人主张实行君主制；吉伦特派和山岳党人则主张废除君主制。拿破仑执政后，法国政坛又出现了保皇派、温和派和激进派。1848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国会中基本分为保皇党、共和党和社会党，这种左中右的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党活动至今并没有“亡”，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这些政党上台与否，全决定于人民手中那张选票。而一旦落选成为在野党，也将担负起监督批评执政党，并积蓄人气，为下一次大选上台做好准备。如此这般，又怎么会“亡”？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多党制下的政党之间，实际上更像兄弟党或夫妻党，它的作用是让对方来监督批评自己，使自己知错能改，在犯错时，受到家法或大或小的惩罚。而不是我们理解的你死我活的反对党。因为“反对”很容易使人“为反对而反对”。没有执政的叫在野党是可以的。在野党可以与执政党如兄弟或夫妻那样，齐心协力或亲密无间。像兄弟那样，就得培养手足情深、互助友爱的感情，但不允许对方犯错。犯错就家法伺候。像夫妻那样，可以经营完美的爱情和婚姻，只有对彼此好，没有对彼此坏，让真爱世代相传。既然是夫妻，就不能背叛，不能家族暴力。否则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兄弟或夫妻，谁的能力强，谁就当家，都是为了家族的繁荣昌盛。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但完全可以说明问题。 这就是他们双方能共存共荣互相斗争又互相进步的关键所在。 当然，政党也会政党因为各种原因而消亡。一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没有而及时转型，从而丧失了民众的支持，例如西欧早期的各种保守党；再一种是认为自己使命已经完成而自行宣布解散，例如1947年的海地共产党；还有一种是政党失去主要领导人后崩溃，例如1960年韩国的自由党在失去领导人后，党员或者退党，或者加入其他党派；另一种是被视为非法组织而被取缔；也有随着政权的解体而解体，例如苏联共产党。然而，这属于正常“死亡”——如果一个政党已经做到这份上，而且没有了自新能力，它的死亡只能算是国家之福，人民之幸，怎么能算是“天崩地裂”呢？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本期议题 广州计划在 2011 年全面实行 “ 两代表一委员 ” （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社区，目前已在越秀、海珠、荔湾等城区开展试点。广州市副市长陈国称， “ 两代表一委员 ” 要建立听取民意的常态机制，日常工作包括：深入社区调查，上门访问和电话访问；组织开展居民活动，建立互信关系等。 议员建言 从程序上讲， “ 两代表一委员 ” 收集的民意不应该交给街道综治维稳中心。其次，民意不一定只与综治维稳有关，难道小孩上幼儿园也跟综治维稳有关？此外民意要由街道综治维稳中心反映给市和区有关部门，就更离奇了：有哪个文件哪个法规条例规定了这样的程序？   进社区听民意目的尚未明确 新快报：对于 “ 两代表一委员 ” 进社区，各位有何看法？ 信力建：我认为这是利好消息。代表委员一定是跟人民息息相关，因为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必须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它是法定的服务群体。但是，很多群众却经常找不到代表委员反映问题，代表应该成为一种正式的职业，它不是某些人的防弹衣，不能只是一个称号，而应该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 曾德雄：既然是民意代表，就应该进社区，否则怎么收集民意？如果不能征集民意，怎么行使民意代表职责呢？正像我之前所说的， “ 两代表一委员 ” 进社区是回到原点，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 李公明： “ 两代表一委员 ” 进社区的初衷很好，但它没有明确这三种身份所分别针对的特定服务对象及其负责的任务，例如，作为党员的官员贪污或渎职的问题该找谁反映？民生问题该找哪一类的代表委员反映？ 其外，代表委员听民意的目的也没有加以明确，它是为人大、政协监督政府提供参考依据，还是代表政府来处理事情？如果这些都不明确，何来与居民建立互信关系？ 听民意障碍不在技术在制度 新快报：广州市政协日前开通 “ 广州市政协微博议政平台 ” ，并举办广州市政协 “ 微博议政 ” 培训班，委员微博内容及与网友互动未来可能纳入履职档案。对此，各位怎么看？ 曾德雄：微博听民意让人产生至少两点困惑：第一，对微博这种新技术如此热衷，是否表明以前收集民意的技术途径和渠道有欠缺？第二，对微博这种收集民意的新技术、新渠道寄予了怎样的期望？ 信息时代来临以后，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手段真的是日新月异了，如果说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收集民意的技术还有所欠缺，以致还要以如此规模和动静去学习微博，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技术可以满足我们？如果再来一个比微博更先进的技术，是不是又要组织大家学习呢？所以，根本的原因不是技术，而是体制，是民意上传下达的体制、机制不顺畅。而体制机制的问题不解决，掌握再新的技术又有什么用呢？ 另外，此次政协委员集中学微博，必定要耗费相当的人力物力，而所有这些成本均出自纳税人，所以非常有必要请政协委员在适当的时机向纳税人报告一下学习的成果：你们学了微博以后在收集、表达民意方面有了哪些进步或成效？ 李公明：现在整个社会存在一种工具崇拜，以为只要不断开发新的交流手段，人们之间的交流就会更加畅通，代表委员听民意的障碍也就不复存在，而这样似乎就达到了民主。 这种思维的缺漏之处在于它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所在，沉默的声音固然要发出且被听到，但被听到的声音能否产生作用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如果民意只止于听，无论听的手段多么高明，对民众困难的解决都无济于事。   民意结果不应交与维稳中心 新快报：相关负责人称，代表委员每周一次在社区设点接受居民投诉，整理后与街道党工委书记共同签字，交由街道综治维稳中心反映给市和区有关部门；建立街道综治维稳中心与市、区两级相关部门畅通的联系渠道，协同政府部门或党派、机构解决问题。对此，各位怎么看？ 曾德雄：这里有很多问题让人不解。民意代表收集的民意为什么要与街道党工委书记共同签字后才能上交呢？须知，不管是党代表还是人大代表，抑或政协委员，他们与街道党工委书记均分属不同的系统，有着各自不同的程序，依据各自不同的程序行使自己的职责。街道党工委书记掺和进来， “ 两代表一委员 ” 如何确保他们固有的程序？ 收集的民意要交由街道综治维稳中心反映给市和区有关部门，这就更怪了。从程序上讲， “ 两代表一委员 ” 收集的民意不应该交给街道综治维稳中心。其次，民意不一定只与综治维稳有关，难道小孩上幼儿园也跟综治维稳有关？此外民意要由街道综治维稳中心反映给市和区有关部门，就更离奇了：有哪个文件哪个法规条例规定了这样的程序？ 因此，不管是从合法性角度还是合理性角度，这样的规定都是经不起审视的。 李公明：这就说明进社区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听取民意，从而更好地监督政府，反而含有监督民众的意味。再说，人大政协与街道工委属于不同的系统，他们听取的民意应该成为人大政协监督政府的依据，有何理由要交给街道党工委书记？假如投诉的恰恰是党委书记，又当如何处理？ 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街道党工委书记签字后，意见就进入黑箱之中，如何能保证民意得到切实而完整的传达，如何保证这些民意对政府工作产生监督和约束的作用？   居委会可改造成代表工作室 新快报：据报道，曾有人大代表成立全国首个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而广州在几年前也曾经在各街道设立 “ 人大代表工作室 ” ，定期组织人大代表进行接访。然而，这些人大代表工作室先后都被叫停，各位如何看？ 信力建： “ 人大代表工作室 ” 不应该叫停，而更应该完善其工作室制度。代表委员不贵乎多贵乎精，要专业化、职业化、固定化，所有代表委员都应该有个工作室，比如就可以把所有居委改造成代表工作室。 曾德雄：人大代表工作室其实是个很好的制度，也是人大代表作为民意代表应该有的制度安排。有了工作室，选民不仅可以知道身边有谁是人大代表，还可以和代表直接接触，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难道不是人大代表作为民意代表的题中应有之义吗？ 而且以前在这方面有相当成功的经验，深圳就有人大代表设立工作室，广州在几年前也曾经在各街道设立 “ 人大代表工作室 ” ，定期组织人大代表进行接访，真正起到了人大代表的作用。结果倒好，不仅不将之作为成功的经验推广，反而要撤销，不明白 —— 难道我们这个体制真的具有 “ 反智 ” 的特性？ 李公明：人大代表工作室是被人大叫停的，还是被政府叫停的，是以什么为依据叫停的，这些仍然一团迷糊，人大政协的尴尬地位再次显现出来。 去年通过的代表法修正案规定：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岗位，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这被普遍解读为不设专职人大代表和人大代表工作室的法律依据，但修正案作出这样的修正基于何种理由？这样的修正案与宪法相融洽吗？ 从理论上来讲，倘若人大代表真正是民众选举的，在成为人大代表之前就应该有专门的工作室来与民众沟通，在成为人大代表之后更应该力所能及地接触民众从而为民意代言，人大代表工作室本应该存在于整个代表竞选上任的流程中，谁有叫停的权力呢？   常态措施是代表委员专职化 新快报：代表委员听民意还需要哪些常态化的措施，各位有何建议？ 信力建：主要是两方面的建议：第一是必须重启代表工作室。现在的代表都是兼职，应该让代表成为长期的、专职的服务群体，有公开的联系方式，便于群众反映情况。台湾是有问题找议员，我们应该是有问题找代表。 第二，应赋予代表一定的权力。只要代表能够常态化，那么就可能把当前维稳最棘手的上访问题顺利解决，通过代表这个协调角色，把无序的上访变成有序的上访，把暴力的上访变成和平的上访，把不合法的上访变成合法的上访。李公明：其实，现在已存在许多常态化的措施，例如向各社区公布代表委员名单，明确规定哪些事务应该与代表委员联系。然而这在现实中往往不可行，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代表委员都不是专职，多数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他们怎么有时间和精力来为民众代言，即使能代言，又会产生多大的作用？ 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要回到逻辑原点：代表委员的产生过程是怎样的？他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们是否有为民众代言的愿望和能力？他们的升沉荣辱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这些最为根本的问题不解决，所有的常态化措施都估计 “ 常 ” 不了。 (来源：2011年7.2《新快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