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按：转旧文一篇。   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政治上又开始争论毫无意义的“左”和“右”，经济上“平衡理论”占了上风，九十年代初的中国，东欧巨变的阴霾还没从中国退去。人们惊惶地找出最后一个硬币，买米，买油、买盐，买任何一种可以过日子的日用品。物价指数高达 24% 。企业人心涣散，银行成了国企的提款机。行政机构不务正业经商，炒汇。贪污腐败成风。 西方政客喝着香槟，中国变成下一个波兰、俄罗斯似乎指日可待。忍无可忍的邓小平 1992 年初抱老弱之躯南巡，终于解决了长期困扰决策层的政治路线问题。政治路线可以短时期解决，但从计划经济时期累积的经济沉疴必须交给一个内行专家处理，邓小平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朱镕基。 南巡之后，中国经济掀起了再一波的狂热，各地大上快上项目，银行随意贷款，海南、北海等地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正当市场一路凯歌，地方诸侯头脑发热之时，朱镕基清醒敏锐的觉察到了危机，他不能容忍自己主管经济期间发生“一放就乱”的状况，他从银行信贷入手，严厉要求各商业银行行长限期收回违规贷款，使中国经济顺利实现 1980 年代难以想象的“软着陆”，这个事件让国人深刻领会朱镕基的济世之才和严厉作风。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事件，当一个经济体超出其供给能力时，必然发生过热，价格迅速上涨。如果对过热处理过迟或处理方式有差，必然对经济造成伤害。朱镕基不仅处理了过热，还稳定了物价，也使得 1980 年代的物价飞涨不再重现。价格是经济体最核心的变量，保持稳定的物价是一切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在朱镕基主管经济期间，物价一直稳定， 2000 年左右曾经有过轻微的通缩，但已彰显朱镕基卓越的经济才能。张五常曾高度赞扬朱镕基稳定价格的能力：“即使我在他的位置，也没有他做得好”。 一九九一年，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央行行长不听话，不要当了，一边站着。 7 月 , 朱镕基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自凤阳小岗村点燃农村包产到户的星火之后，在国有企业也推行了承包制，承包制让企业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但是仍然难扭转更大面积的亏损。当企业向财政要不到钱之后，地方官员强令银行向银行贷款，维持企业艰难的生计，这种贷款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常青藤贷款”，就是说企业名义上借用银行资金，实际上是霸占银行资金，本来属于企业负债的银行贷款长期沉淀于企业账内。所以本质上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不是自身经营不善造成的，而是负担了改革的成本。朱镕基掌权后立即收缩银根，停建一切楼堂馆所。声明银行不是政府和官商的提款机。 接着 , 朱镕基通过电话把下属各银行负责人都召到北京 , 经过一番党纪国法的严训后 , 命令 40 天内收回计划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 , 就要公布姓名 , 仍然收不回来 , 就要严惩不贷。”并从 7 月 7 日开始 , 超出贷款规模乱拆借的银行行长一律撤职。他所说的“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是给腐败分子的，一口是留给自己的”，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铁腕之下 , 货币龙头迅速关闭。到 7 月底 , 拆借的资金收回来 332 亿元 , 还增加了 405 亿元的储蓄。随着资金之手缩回 , 重复建设的项目戛然而止。身处热核的海南、广西北海 , 在大海般泡沫退后 , 留下一片片烂尾楼 , 直到今天仍痕迹斑斑 , 成为供凭吊的“过热症博物馆”、失去资金和项目的支撑 , 晕了头的中国股市也从高处的 1558.95 点猛跌到 325.89 点。被兜头浇了水的股民们怨声四起 : “现在不是牛市 , 也不是熊市 , 而是朱市。” 金融稳定之后，朱镕基又开始了他的又一板斧，那就是强行汇改。国家标价汇率为人民币对美元 5:1 ；而国际市场的汇率则为 8.3:1 ，自由市场上更是高达 10:1 ；汇率漏洞成了有办法的人们的生财之道。汇率并轨使大量利益集团断了财路。是朱镕基顶住巨大压力，要知道这些有办法的是都是些什么人啊。但外贸却由此慢慢走出了困境。当时美元对人民币官方汇率为 1 ： 5.7 ，调剂市场价格高达 1 ： 10 。 1994 年朱镕基毅然把两个汇率并轨调整为 1 ： 8.7 ，不仅疏导了对外价格，还使得中国当年的外贸获得了顺差。调整汇率只是表象，深刻的原因是朱镕基重要的经济思想——外贸富国。中国的财富积累光是依靠内部的生产是不够的，必须装上一个新的引擎即对外贸易，通过中国廉价的人力资源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和机电加工业，获得大量的外汇收入之后，再把外汇收入投资于重化工业，最终实现工业强国的战略目标。朱镕基在其短暂的五年总理任内，顶住各方压力，力排众议，让中国加入 WTO ，一方面是其贸易富国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考虑用世界经济的压力来倒逼国内的改革。 1997 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朱镕基再次用强硬的手段向世界证明他的经济才能。当时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几近崩溃，朱镕基向世人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个承诺是有底气的，一是中国当时资本帐户不流动；二是中国有可观的外汇储备。危机时期竞争性的贬值是各个国家的惯用伎俩，而朱镕基没有采用人民币贬值，而是用人民币来稳定亚洲的经济秩序。在危机时期，朱镕基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使得国际经济学界说他是“凯恩斯主义者”，他发国债来搞基建，国外说他是“赤字总理”，他回答说“我不是赤字总理，我为子孙留下了优良资产”。到今天，中国各地的高速公路为内贸的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交通基础，这也是令印度总理辛格最羡慕的地方。 中国经济软着陆成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但有惊无险。朱镕基的货币政策让中国独善其身。并全力支持香港击退了大鳄索罗斯的进攻。想起来后怕，要是没有朱镕基的汇改，经济实现软着陆，提前补了中国经济的漏洞，那共和国的经济大厦在九七年轰然倒下也是极有可能的。是上苍让朱镕基挽救了中国经济，挽救了中国人民。西方的经济侵略军没有达到目的，恨恨地咒骂朱镕基为“经济沙皇”。中国人认为“甚好，甚好”。中国之幸，民族之幸。 可以说朱镕基一系列举措改变了中国人的懒惰性。没有朱镕基破釜沉舟的国企改革，就没有现在国企、民企效益第一，竞争第一的意识。让城里人放下面子，放下架子自力更生。中国人现在到西伯利亚种菜，那非洲打工，到全世界去劳动挣钱。 朱镕基的国企改革是争议最大的，因为之前的信贷改革和汇率改革触犯的都是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国企改革触犯的是普通工人的利益，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争论这个改革的对和错。朱镕基决心改革国企是基于两个判断：第一，即使宏观经济管理得再好，没有健康的微观企业主体，经济最终是没有前途的。第二，当时的国企已经耗用了财政和银行太多的资金，如果继续耗散下去，国家经济前景不堪设想。朱镕基采取的办法是对企业进行现代股份改造，让企业冗员失业。这场改革让朱镕基千夫所指，当他还没有看到企业改革的成果，他就因为年龄原因告别了中国经济决策者的岗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朱镕基即将告别政坛之时，他进行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设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行的坏账，这个改革当时屡受争议，现在看来就是因为布了这步棋，才使得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保持了稳定的金融体系。 还记得朱镕基告别政坛时，当有记者问及朱镕基四年施政还有什么遗憾时，他感慨最大的遗憾是我们的农民还没有脱困。九八洪灾，朱镕基对某些长江干堤怒斥为豆腐渣工程。当香港报纸报道朱镕基常常拍桌子，瞪眼睛时。朱镕基毫不讳言：“桌子拍过，眼睛瞪过，但是对贪官污吏，我从不对老百姓拍桌子，瞪眼睛”。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 7.23 ”撞车事件发生至今已经 十多 天了，遇难者家属的哭泣，社会舆论的拷问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如此惨绝人寰的一次人为事故，究竟该谁负责？可是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也许永远没有这个答案。于是有人调侃：此次事故，党没错，政府没错，铁道部没错。老天有错——不该打雷，乘车的人有错——不该相信专家中国高铁不会追尾的鬼话。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最根本原因是我们所谓“集体领导”体制。 我们国家从中央政治局的九大常委到地方各级政府，实行的都是所谓“集体领导”，所谓“集体领导”按官方定义，是指“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党的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要关心全局工作，积极参与集体领导。对于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而未经集体讨论，也未征求其他成员意见，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的，除遇紧急情况外，应当区别情况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不遵守、不执行集体的决定，或未能按照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履行自己的职责，给工作造成损失的，应当追究责任。”据说，这样的体制有利于避免独裁——所谓大家说了算，一人说了不算。 然而，事实上，除学术性、评判性的委员会组织外，任何一个事业型 ( 经济的，或非经济的 ) 组织，都必然有一个对组织负责的作为自然人的责任人。这个责任人，在其任职期间，根据组织既定的目标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这既是组织效率的要求，也是维护和确保组织“所有人”利益不受到根本损害的要求。这个责任人，在其任职期间，应能按自己的想法对组织的重要问题进行拍板，并对组织的所有问题负责。当然，这个负责人应是组织按定规则选任的，其行为应受到组织的监督，其决策应合乎组织既定目标，并承担决策后果，若决策后果危害组织根本利益，或其行为违反组织规则，则可按一定程序免除其职务。 相反，如果什么事都“集体领导”，没有一个人出头决策并因而负起决策带来的相应后果，那结果就只能象“ 7.23 ”撞车事件一样：事故之后，无人可负责，无人能负责——集体领导嘛，谁又会去顶这原本就不好顶的大缸？要之，集体领导要么是无人领导，比如对棘手问题，或有可能损害个人名利的困难问题，谁都不愿意表态，谁不愿意去解决，都想推脱责任，甚至站在旁边看那些敢于出头人的笑话，期待别人失败后他来收拾残局；要么是谁都是领导，对于有利益的事，大家都想干，都争着干，各按各的想法干。 必须看到，集体领导会导致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 . 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这里的关键在于集体领导是权力制而不是责任制。集体领导，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结果由集体承担。集体领导说明集体有很大权力，集体领导的权力是由每个集体成员的权力构成的。也就是说每个领导集体成员都有权力。但是，集体领导的责任是由集体承担的，责任不可能落实到个人头上。常言道；法不责众。所以，一旦集体决定出错，责任也不可能由哪个个人承担；即便是有人承担，也不可能承担全部责任；特别是在本地方范围内，都是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很容易形成“内部事务”，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这样，即使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特殊和个别情况下违法违规了，但由于是集体领导，责任由集体来承担。虽然说政府是首长负责制，责任可以落实到人，但是，地方政府都是在同级地方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地方政府的首长一般都是地方党委的二把手，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是集体领导。普通官员做的事情如果是部门领导同意或默许的，其结果也是集体领导的。这样法律法规就不可能直接制约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首先是党纪处分，其次是政纪处分，最后才是法律制裁。这就形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这就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有了个别官员违法违规而最终得不到法律制裁的事实，从而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这就是集体领导体制存在的弊端！ 在这种体制下，中央和地方的重大事情安排和官员任免都是地方党委“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集体是个“众”的概念，常言道；法不责众。再这说，“集体领导”不是自然人和社会法人，不能承担法律责任。所以，“集体领导”不受法律法规制约和监督；不受国家监督机关制约和监督；不受社会公众和舆论的制约和监督。在决策方面，即便是某个领导的个人意见，最后也要走“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形式。在用人方面，即便是党委书记和管干部的副书记有“初使提名权”，最后也要走“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形式。不管是什么人的决定，一旦用“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决定就变成了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 不妨对比一下美国，在美国，虽然领导人是按“美式民主”选举的，然而一旦新的领导人确定后，实行的就是与个人独裁相似的个人负责制。这种个人负责制效率很高，但由于有监督制约机制，这个独裁领导就不能乱来，而且若犯了众怒，还会被中途拉下马。当然，在实行这种上台民主，执政独裁的体制时，领导也有一套专业班子给他当参谋。甚至，一个二百五的戏子也被开玩笑式选为领导人，且一连干了两届。结果，还干得真不懒。甚至被评为历上十大最佳领导，其原因就是有专业性极强的参谋。 我们这种上台“独裁”决策“民主”的体制，或许就是象“ 7.23 ”这样重大撞车事件找不到责任人的原因所在。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说到 1949 年的国共争斗，最让人意外的就是国民党军队的短期土崩瓦解。从当时实力而言，国民党占绝对优势。 1945 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 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 1945 年 9 月 23 日 ，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中共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 1946 年 5 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 6 月 17 日 ，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然而，事实上， 3 年后，被赶到海岛上去苟延残喘的不是他眼中“乌合之众”的共产党，而恰恰是“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的国民党。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在这里面，作为最高军事指挥的蒋介石当负最大责任。 蒋介石的第一个失着是作为大国领袖，他却没有四海一家包容异己的胸襟气度，这主要表现在他战后对伪军的收编态度上。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就如何对待沦陷区大量存在的伪军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和陈诚等人开会讨论。在会 上何、白主张收编，陈诚坚决反对。何、白认为：“我们既要伪军坚守阵地防拒共军，又要解散他们，这怎么行得通，势必激成变乱。”陈诚则认为：“如果把伪军编成正式部队，不仅妨害国军的整编，且混淆了国军的血液，千万不能办。” 由于蒋介石支持何、白的意见，陈诚不便反对，收编伪军就成了定案。可由于陈诚主持军政部，在执行中就有了问题。陈诚下令军政部不给收编伪军军师番号，军给纵队名义，师给总队名义，而且在纵队、总队之前要加上“暂编”二字。同时陈诚又命把收编的纵队、总队军官人事档案与国民党军军官人事档案分放。 经陈诚手直接收编的伪军几乎没有，即使是抗战时各地的非共产党游击队，陈诚也主张解散。由于军政部长陈诚不许收编地方团队和伪军，一些伪军大头目都走戴笠路线，如吴化文、郝鹏举、张銮基、任援道都是通过戴笠报请蒋介石批准收编的，军政部只好照办。 陈诚并不是不知道他拒绝收编伪军和地方团队会把这些人逼着去投共产党。李宗仁曾劝告陈诚说：“辞修兄，你这种干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啊！”陈诚答道：“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掉！”李又说：“我们战前剿共剿了那么多年，还没剿掉，现在怎能一锅煮掉呢？”陈诚说：“那时是因为我们空军无力量。” 陈诚不肯收编地方团队和伪军，处理的办法是解散。“解散的方式，也像日军缴械一般，由中央指定各部队集中地点，然后向前来接收的中央军接洽听候处置。 而伪军和游击队的原有防地，却无军队接防，于是，共军又乘虚而入了。这些部队开到指定地点，而他们所奉命要接洽的中央军有些还远在滇缅一带。这些部队的长官久候无着落，又奉严令，不准就地筹借给养。因而，老实的将领便将部队解散归农，狡黠的便另打主意，投向中共效力了。” 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很快，国民党就失去了东北——据《陈诚传》介绍：日军投降后，苏军将关东军六十万人的装备交给了林彪，除此之外，林彪又收编了四十万伪军及保安团队，组成四十个师。而杜聿明当时只有五个军十五个师，军事力量十分悬殊。为此，杜聿明对顾祝同发牢骚：“辞公（陈诚）下令解散关东伪军是一大失误。日寇发展关东伪军四十多万，一律日式装备，由日本人训练。可谓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些伪军长期在日寇的压制下，敢怒不敢言。抗战胜利，他们无不思图报国。如果我们能善待他们，利用他们控制东北，只要派些行政官员来，就可以完成接收任务，不必劳师动众。结果却相反，他们被解散后走投无路，都投了共产党，共产党就地增兵几十万！我们却是经过万水千山，从遥远的云南将部队调来。杯水车薪，哪里能起作用？现在我们的处境十分被动，部队驻防定了还好，只要一移动，共军就追着打。所以，我要求至少增兵五十万，否则东北只有拱手让人。” 其次，则是作为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在战略决策和战术指挥上都败着连连，给对方极大的翻牌机会。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 1947 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军要守护的摊子太大，面对解放军的进攻，顾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在战术指挥上也有严重的问题，他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对于白等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 1948 年 8 月 7 日 ，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并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中共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 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机械搬用之，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国军将领叶锟败退去台后 , 五十年代初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说，“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 , 所有中共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 , 形成一个整套体系。” 用人方面，蒋介石也屡屡违背“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之古训，经常在战场上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在淮海，这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仍然没有章法，他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毛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等与东北局其他领导存在矛盾， 1946 年 6 月 16 日 ，毛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李宗仁生前曾这样评价蒋介石的军事指挥风格“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不知其事。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这当是知人之言！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