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丑陋的榜样 ——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和新加坡的教育体制印象深刻？ 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著 吴万伟 译 对新加坡和中国的经济成功印象深刻的美国领袖在谈到这些国家的教育体制的时候往往表现出羡慕的口气。比如，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3月的演讲中 提到了新加坡，他说那里的教育者”在不重要的课程上花时间少些，在重要课程上花时间更多些。他们不仅培养学生上高中上大学，而且为未来职业做准备。我们就不是这样。”《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常常称赞中国。即使在谴责中国政府对付政治异议分子的文章（在奥运会前夕）中，他也写到”今天，让我们惊叹不已的是体育运动的成绩，但中 国将在艺术、商业、科学和教育上留下类似的超大号脚印。”这些话里隐含着他对中国教育的强烈赞同。但奥巴马和纪思道以及称赞新加坡、中国教育体制的其他人 显然都没有认真思考这些政策和民主辩论及民主自由的关系。实际上，他们赞美了并不值得赞美的对象。 新加坡和中国的教育者做了什么呢？按照他们自己的描述，不过是进行了大量死记硬背和”应试教学”的工作。即便我们的唯一目标是培养能够为国家经 济增长做出最大贡献的学生—这是新加坡和中国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教育目标，我们也应该排斥他们的战略，连他们自己也已经拒绝再这么做了。最近一些年， 新加坡和中国都进行了重大的教育改革，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成功的经济要求国民具有高超的分析能力、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明创造所需要的想象力。换句话说， 这两个国家都没有采用更广泛的教育目标概念，但他们都已经认识到死记硬背的教育模式连经济富裕的狭隘目标也无法满足。2001年，中国教育部提出了”新大 纲”旨在”改变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和机械训练的弊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类似的，新加坡在2003年和2004年改革了它的教育政策，据说从死记硬背的学习转向更加”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学生被理解为”积极主动的 主体”。抛弃”重复性的练习和作业，”改革后的大纲把老师看作”与学生一起学习的同行者，而不是提供问题解决办法的人”。它强调了分析能力和”审美和创造 性表达，对环境、自我和社会的敏感认识。”这些改革中使用的语言令人回想起伟大的进步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他们两个都访问过中国，对整个东亚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新加坡和中国现在正努力朝向旨在培养学生创造性的开放的进步的教育，而我们似乎正在离开这个方向，因为越来越多地强调针对考试的教育，这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结果。 熟悉新加坡和中国现行做法的观察家的结论是，这些改革还没有真正实施。老师的工资仍然和学生的考试成绩挂钩，因此，造成真正改变的奖励机制还付 之阙如。一般来说，朝向死记硬背要比抛弃死记硬背要容易得多，因为杜威和泰戈尔的那种教导需要足智多谋和敏锐的洞察力，而遵循已有的模式往往更容易。 而且，改革还受到专制国家的限制，因为担心真正的批评自由。在新加坡，在讲授政治学和当代问题时，甚至没有人试图使用新的技巧。典型的”公民教 育”是采用分析问题的形式，提出几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然后展示政府选择的方案对新加坡是最恰当的。在大学里，有些老师试图采用真正开放的途径，但是如果他 们在课堂上批评政府的话，政府总有办法起诉教授诽谤。一两个大肆报道的案例足以让人们噤声。一个传播学教授（已经离开新加坡了）最近在班上引导学生讨论诽 谤案件时，”我能感受到教室里的恐惧气氛，你能用刀把它切开。”外国人也不能幸免。有人鼓励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创建一个新加坡分校，但告知他们该项目拍摄的电影不能在校园外放映。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在谈到政治体制的时候，当局并不鼓励创造性思考或者批评性分析。 现在到了摘掉有色眼镜的时候了。对任何要保持多元民主的国家来说，新加坡和中国的教育模式是最糟糕的。就算以商业为核心的术语来说，这种教育也 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在涉及国家的未来和人民面临的艰难选择时，它不遗余力地压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分析能力。如果我们想向亚洲寻找学习榜样，应该找更好的模 式：韩国追求自由的人文艺术传统、泰戈尔和类似思想的印度教育家的广阔视野。

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他就职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拍摄于2013年4月27日）一个多月前，被关押在乌鲁木齐公安局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见到他的两位辩护律师李方平、王宇。据李方平律师的微信披露：“伊力哈木坚称无罪，他的所言所行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民族、汉族的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他没有任何言行支持分裂，只是希望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更加完善、更加法治化、民主化，民族关系更加和谐稳定。”由于当局不断施压，王宇律师被迫退出该案。之后，刘晓原律师接替王宇律师担任伊力哈木的辩护律师。他与李方平律师于8月3日抵达乌鲁木齐了解伊力哈木案。以下是刘晓原律师（‏@liu_xiaoyuan）8月4日-5日发布在推特上的消息：8月4日上午先到了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一庭答复，让我们下午去递交委托手续。 8月4日上午，我与李方平律师到了乌鲁木齐市中院，递交伊力哈木案委托手续。刑一庭称要参加全院会议，让下午再来。下午，我们再次来到法院，但联系不上法官和书记员。我只好打纪检监察组电话投诉，副院长接待了我们，副院长说负责案件副庭长出差在外无法给阅卷，过段时间再来。 8月4日乌鲁木齐中级法院 8月5日今天上午十时二十分，我与李方平律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会见了伊力哈木，会见时间长达三个小时，至到中午一时二十分结束。法院在7月30日晚已将起诉书送给了他。他认为，指控与事实不符，自己没有组织、策划、成立分裂国家集团。 8月5日今天会见伊力哈木还顺利，但进入看守所大门办理登机（登记）时，让我们寄存手机。进入会见大厅办理手续时，又要求我们把随身携带的包寄存。 8月5日伊力哈木已收到起诉书。起诉书中引用的是刑法第103条第一款，没有引用刑法第113条。也就是说，如果分裂国家罪名成立，最高刑期只能判无期徒刑，不能判处死刑。 8月5日伊力哈木坚称，自己一贯反对国家分裂，反对恐怖暴力，反对煽动民族仇恨。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关注政治时事，关注社会事件，特别是新疆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与分裂国家无关。 8月5日起诉书指控伊力哈木组织成立了八个人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并认定其为首要分子，应按刑法第103条第一款判处。如果指控被法院认定，依照这个条款规定，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8月5日伊力哈木的精神状况还好，他说身体比进来时消瘦了很多，同室关押有七人，其他人犯涉嫌贩毒、盗窃。 8月5日伊力哈木称，自己选择汉语作为审理时的语言，这让法院感到很惊讶。另据李方平律师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表示，估计案件可能最快8月底开审，不过仍然要视乎当局对案件的重视程度，当局也不愿透露。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7月30日当晚已将起诉书送给了伊力哈木，效率十分快，估计当局可能想“速战速决”。伊力哈木最近在狱中没有绝食，精神状况不错，而且十分坚定否认所有对他的指控。看守所的人员不愿意向伊力哈木转交一些书籍，直接退回，只同意转交他孩子的照片。由于负责处理伊力哈木案件的法院法官表示未来一周都会出差，两位律师只好先离开乌鲁木齐并部署下一轮工作。又据德国之声对李方平律师的采访，伊力哈木从被羁押起至今已有6个多月的时间，他所穿的看守所囚服从43号变为41号。但此次会见相比较6月底的会见，伊力哈木的精神状态尚好，在收到起诉书后，他正在日夜书写自辩书。李方平律师还透露关键的一个细节，即起诉书中并没有早前乌鲁木齐公安局发布的“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指控。但直到目前，律师依然没有能够阅卷。李方平律师再次强调中共当局对伊力哈木的指控无法成立：“现在看到的情况都是严重的指控，包控伊力哈木自己发表的文章、被转载和翻译的内容等，伊力哈木也对这些指控提出了异议，从目前的证据材料来讲，这是不成立的。”所谓“八个人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除伊力哈木外，其余七人是：在土耳其留学的原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生穆塔力浦·伊敏，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帕尔哈提·哈力木拉提，中央民族大学本科生阿克提木·如孜（女），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肖合来提·尼加提，NGO爱知行研究所员工阿可拜尔·伊明，还有一位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名字暂不知。他们都是维吾尔族。还有一位原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生，他是彝族，名字暂不知。

　　 经过长时间的外媒爆料揣测与国内街谈巷议之后，“周老虎”落网的消息，现在终于由官方正式公布了。对于公众来说，这条迟来的新闻，由于期待已久，所以其爆炸性显得并不强烈，并且似乎也并非一个大快人心的喜讯。因为这一重大案件所暴露的问题，恐怕远比其希望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复杂得多，也远比其可能被有意掩饰的性质严重得多。事件既然已由扑朔迷离终至尘埃落定，国人如今可以稍释疑惑或暂纾困扰而痛定思痛了。 　　 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令人深思：首先，作为一个腐败分子，他何以能够退休前在各级领导岗位的升迁上一帆风顺，一路畅通，一切顺遂，由业务官僚跃至副地级，进而至正地级，由正地级而至副部级，进而至正部级，由省委书记而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长，进而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这种仕途奇观说明现今政治生态究竟有多么恶劣；其次，作为曾经掌控某家国企帝国的老总、曾经主政某个省份的地方诸侯、曾经统领社会治安的警察头子以及曾经把持国家政法大权的政治寡头，他何以能够得以在各个不同的权力岗位上一手遮天，呼风唤雨，可以为所欲为而肆无忌惮，可以徇私枉法以为非作歹，把其势力范围变成独立王国，使所谓党纪国法形同虚设，令所谓权力制约与监督的一切形式名存实亡，把职业道德和政治伦理弃若敝屣，并且在这么做时，只要仍然在位，就不仅安然无恙，不被发现与制止，免于制裁和惩处，反而得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终至攀上某种权力顶峰，这种权力奇观说明现行体制漏洞究竟有多么巨大；再次，作为长期身居要职、最终一度主掌全国维稳大权的国家最高官员，他何以一方面在不同时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公然培植党羽，安插亲信，纵容和包庇子弟及亲属作奸犯科，中饱私囊，无法无天，其贪腐行径和猖獗表现简直匪夷所思，同时却又在明目张胆地大力推行政治高压，冠冕堂皇地竭力实施维稳，这种道德奇观说明当今所谓维稳政策究竟是什么货色。 　　 因此，周永康案发和想必随后到来的劣迹披露，既敲响了一记政治警钟，也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反省和检讨现行体制问题，特别是旨在维护现行体制的所谓维稳机制问题。 　　 回顾历史可知，自1989年初所谓 “稳定压倒一切”的施政方针在中国大陆被公开正式确立以来，历时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但实际上，它是70年代末以来支配国家社会局面的基本政治方针，因此也可以说，它是迄今为止贯穿于改革开放历史过程始终的政治信条与政治现实。在这个长达35年之久的历史时期中，国家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者说新时期的功与罪，无不导源于此。在当前社会面临危机重重而改革陷于举步维艰的严峻形势下，是时候应当严肃认真地评估所谓维稳机制的后果、风险及其对国家前途与命运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了。 　　 显然，一个国家如果出现社会不稳定的迹象，通常表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存在问题。社会不稳定的迹象越严重、越广泛和越持久，就表明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越成问题。而只要这些制度不再适合这个国家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就应当及时加以调整和改革。否则，社会不稳定的表现不仅难以消除，而且必将愈演愈烈，进而导致社会发生全面恶化，乃至出现社会动乱或局势动荡，然后经过或长期或短期的政治探索与尝试，直至建立起适合现状的社会制度为止。 　　 对于国家的统治集团来说，社会不稳定的状况必将威胁到其继续施行统治的地位与前景，从而危及其长久以来享有的统治利益。国家一旦出现社会不稳定的迹象之后，当局克服统治危机的对策，总起来说，不外乎有两种选择：一是努力变革现行制度本身，从而及时为扩大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创造条件，以消除和平息社会不满，最终恢复社会稳定局面，是为治本；二是竭力维持现行制度不变，仅仅致力于加强统治工具，通过实行政治高压，设法压制种种抗议活动，以至过度依赖国家暴力维持社会秩序，是为治标。以上两种对策，虽然相互排斥，但有时并非一成不变，往往可以轮流变换，交替使用，因而表现为国家治理方针的倾向性不同和阶段性区别。 　　 人类社会中的任何政治制度，即使在其形成较为稳定的形式之后，也决不会臻于至善至美，总是会存在变革的空间，留有改进的余地。这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希望和标志，不是困难和问题。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其是否存有变革的空间或改进的余地，而在于这些变革的空间和改进的余地之大小。问题也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于某些属于封闭性较强类型的社会政治制度来说，由于其不具备开放性功能，变革虽然有弹性，但是更有弹性限度；改进尽管能够取得有限进展，但是进一步的改进却受到自身逻辑规定和内在结构原理的限制。这就是大陆社会政治改革当前陷于困境的根源与症结：由于国家政治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缺陷，承担不起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风险，所以为了避免第一面骨牌被推倒，必须竭力顶住日益强烈的变革诉求和与日俱增的社会压力，尽量抑制或拖延有助于促成体制变革的某些实质性步骤，为此使出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加紧社会控制，以致过度依赖暴力，并想方设法安抚社会不满情绪，以求维持现行体制不变。 　　 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尽管无疑将会令当局背上更加沉重的政治包袱，为社会留下了更加严重的安全隐患，使国家未来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但是维持体制不变的政治目的总算暂且达到了，虽然若干不祥之兆已经开始显露。当前的问题是，不难发现，这些做法已经和正在为社会带来哪些后果，从而使人民付出何种代价。 　　 一是公民权利与人格尊严方面的后果与代价。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设法控制人们通过传统媒体、出版物和新兴媒体等舆论公器自由表达意见与看法，这就得压制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设法禁止人们联合起来公开抗议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和控告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活动，这就得压制公民行使集会、游行和示威的宪法权利；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设法尽力限制NGO的发展和削弱公民的自治能力，这就得压制公民行使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设法使司法独立不能走到脱离于一元化领导体制之外的地步，这就得牺牲法律、公正和正义；为了稳定的需要，在现存体制无法隔绝腐败的情况下，只能推行应试教育，这就导致扭曲青少年的心理与人格、阉割其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并泯灭其创造性；为了稳定的需要，也必须设法在高等院校中设置知识讲授禁区，严防启蒙思想在校园内传播与扩散，这就得推行奴化教育，使莘莘学子终生绝缘于公民教育；为了稳定的需要，还必须设法进一步加强对国内的思想控制、舆论控制与信息流通控制，这就得对若干敢于冲决管制罗网的公民罗织罪名，严惩不贷，以儆效尤，使那些先觉者或被囚禁或被限制人身自由，或生活于恐惧和缺乏安全感的制度环境，使那些被成功洗脑的民众安于愚昧无知和不开化的智识状态。 　　 二是财政与经济方面的后果与代价。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在全国各地加强监控和广泛部署警力，扩大原有的警察队伍规模，这就得花费大量钱财；为了稳定的需要，还必须专门设置或成立新的监控机构，并招聘或雇佣耳目或某些专职人员，这也得花费大量钱财；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为这些人员配备必要的警械与武器装备，以及专门的通信、联络和交通工具，这更得花费大量钱财；为了稳定的需要，又必须进一步加大日常和夜间巡查密度与频率，为此支付特别费用，这又得花费大量钱财。根据财政部今年3月25日公布的2014年中央财政预算，公共安全支出为1389.15亿元，比去年的预算执行数增加了7.1%，这是自2009年开始公布以来公共安全支出预算连续第四年增长，5年间增长约70%，这样的结果不足为奇，人民的负担继续加重的势头恐怕也不会就此终止。与此同时，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极力维持高幅增长的GDP，以提高就业率，这就得不计经济效益和违背经济规律过度投资，并频频干预市场，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扭曲和危害经济社会秩序；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就迫使政府实施天量投资刺激经济计划以推迟经济衰退发生，结果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和重大隐患，进一步加重国家未来的经济困境；为了稳定的需要，还必须维持庞大的宣传媒介，这就得投入巨大的财力和资源，使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乃至网络等宣传机构足以承担撰写、采编、印刷、发行、投递和传输等繁重任务。 　　 三是环境与生态方面后果与代价。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把与就业密切相关的GDP作为考核、提拔和任用干部的重要指标，这就势必导致各地不加甄别地引进和开发各类生产企业，其中某些类型的加工制造或生产活动，由于其高耗能、高污染、大量排放有毒或有害物质，往往对产地周围的水土、空气及自然环境与生态构成严重破坏和污染，因而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属于被列为禁止生产或限制生产清单的产品或行业，但是在中国大陆却可以肆意开工，并且开足马力，昼夜生产；此外，对作为维稳经费来源的税费征缴的强烈需求，以及监管机构的腐败与渎职，导致了默许和纵容对矿藏林场滥采滥伐等非再生资源的掠夺性生产活动；为了稳定的需要，也必须禁止自行成立各种行会组织，结果之一在广大农村地区使从事农业与养殖业的农民群体因分散与孤立而处于弱势地位，迫使其为增加收益而在农业生产中超剂量使用农药以提高粮食和经济作物单产，在养殖业中同样超剂量使用添加剂以缩短动物生长周期。所有这些，当然远不止于这些，例如现行土地制度下由于耕地过度利用带来的土壤污染等问题，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在国内急剧导致了一场广泛的环境与生态灾难，使国人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栖居于此的家园不再宜于居住和生存，除非有能力选择国外移民，否则人们不得不继续呆在生态与环境日益恶化的国内，在聚集着损害人体健康与威胁生命安全的产品与物质的环境包围中度日，在饮食被污染的饮用水、有毒素的食品的生活中维持生命，在超标的PM2.5值、污浊的雾霾天气中呼吸与喘息，奔波和穿行。 　　 四是社会伦理道德、社会风气与公共安全方面的后果与代价。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设法压制国民的政治权利，堵塞其在事关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问题上表达愿望与意见的渠道，这就使人心中滋生挫败感、压抑感、无助感和异己感，在人际关系中制造了猜忌、疏离、孤独和冷漠；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抑制国民维护人权的愿望与活动，对因利益受到损害或权利受到侵犯起而抗争的同胞进行打压，这就在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制造了仇恨、敌意、对立和冲突，导致戾气和怨恨滋生并寻求转移性释放与发泄；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拖延对种种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改革，这就导致各级权力机构和各种社会事业单位普遍陷于腐败的泥潭，引起连锁反应，使各行各业群起效尤，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彼此欺诈，相互坑害，道德底线被一再冲破；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使用种种利益和好处收买官吏队伍的效忠，这就势必导致从政环境恶化，各人为在等级制度中爬得更高或在职务晋升中求得胜出纷纷相互倾轧，尔虞我诈，并且造成人身依附、行贿受贿和奴颜婢膝、阿谀奉迎之风盛行，从而使人自我作践，自贬人格；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实行政治高压，动用一切行政手段与社会资源，镇压和控制表达权利诉求或公正诉求的抗议活动，这就严重损害国民的社会公正感，促使少数人制造事端，走向犯罪，或发动恐怖袭击，报复社会，结果使部分民众沦为无辜的受害者，使大众缺乏基本的安全感，普遍生活于恐慌和焦虑之中；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培养、鼓励和奖赏奴性、驯服与盲从，抑制、排斥和打击个性、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这就势必导致个人心理畸变、人格分裂和精神萎靡；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诱使人们加入自己对其教义完全不信仰的组织，宣传自己对其根本不信服的理论，大讲自己从来不相信的谎言，以致人人心口不一、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这就无法使人保持诚实、正直和诚信，不可能不变得虚伪、虚假和诡诈，而一个充斥和盛行“假大空”政治语言的政体，不仅盛产伪君子和双面人，而且势必影响并促使社会伦理道德发生败坏、堕落和沦丧。 以上种种，表明现行体制及维稳机制是制造社会全面危机的主要推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795.html

陈独秀的不容“匡正” 
 文/冯学荣 　　本文首发刊载于2014年7月7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66期
 　　陈独秀曾经给胡适写过一封信，信中如此写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说，陈独秀这段文字的意思是：现在咱们中国人，已经开始呼吁要推广白话文了，赞成的和反对的，大概各占一半。我平时可以容忍不同意见，所谓言论自由嘛，是学术发达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唯独推广白话文这一件事情不能容忍异议，我觉得一定要以白话文为汉语言文字的正统，这里面的道理是十分清楚明白的，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在这一点上我等绝对正确，不允许任何人反驳争论。 　　张耀杰的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记载了此事。按照张耀杰的解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白话文是包括不识字的底层民众在内的大多数国民的日常话语，文言文是读书人用来写文章的书面话语。无论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都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约定俗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领域里面的一切事项，都必须通过广泛讨论以及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公决，才可以做出合理合法的公共决策。退一步说，即使有99%的多数人愿意采用白话文从事书面写作，也依然不可以抹杀剥夺1%的少数人自主选择使用文言文的个人权利。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和陈独秀，当时使用的并不是白话文，而是他们认为必须加以“改良”和“革命”的文言文。他们要学会使用白话文进行写作，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一口咬定“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是绝对正确的。这就相当于自己还在津津有味地大块吃肉，却自相矛盾地告诉别人吃素是正宗、吃肉害死人一样。 　　1959年3月12日，晚年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针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新青年》同人二元对立、一元绝对、单边片面、党同伐异的不民主、不科学、不文明、不理性的相关表现，曾经有过深刻真诚的认错反思：“现在在四十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是以“民主”“科学”的口号提倡“新文化”的急先锋，在文化教育界拥有全国性的影响力。但是，他在“是否应该推广白话文”这个问题上，一不小心就暴露了自己文化基因里面根深蒂固的专断基因：我认为白话文是对的，就容不得别人反对。 　　回顾历史，民国时期像陈独秀这样极力鼓吹“民主”与“科学”，自己却或多或少地存在反民主、反科学行为的知识分子，一直占据着压倒性的多数地位。透过陈独秀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表现，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加真切地理解当年轮值编辑《新青年》杂志并且直接启动新文化运动的北大教授们的认知盲区和历史局限。换一种角度反思历史，恰恰是张耀杰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一书独辟蹊径的价值所在。 ★ (文/冯学荣)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深入分析刘毅的代表作，其作具备了“人权艺术”的两大类艺术流派特性或风格：一类是以“真理追求叙事”为主与“当代性”相关的当代艺术；一类是以解构政治禁区为主的“后现代解构艺术”。前者强调“不立不破”，“以立为破”，后者强调“不破不立”，“以破为立”。两种创作理念并行不悖，相互参照成立，在“人权艺术”的范畴得到有效的运用，因内容对象而有机的发挥。刘毅说：“我画自焚藏人，年轻的仁波切，僧人，牧人和女人。每天我在加持中绘画，在黑夜里守望。我内心悲苦，我忍受着人间的无情和冷漠。朋友！请不要用轻松的语言议论亡者。那珍贵的生命，决不是数字，它是藏人的神圣和纯洁。是壁天雪山，靠近大地，扶正人心。”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4年4月15日，在境内藏地有130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35位藏人自焚，包括20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15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12人，境外3人。@degewa 唯色推特一要自焚就尽情自焚吧让求生的诗句炫耀出旷世的光华只因匹配这旷世的苦难——摘自拙作《血色格桑花》，2008年3-5月自焚，是我长年诗写过程中内在的一个主要情象，也是意象。象形的火焰，如影随形刺激和陪伴着这冷酷的时空，焦热的故土，也将每一场于无诗废墟进行的文字诗性探险从个人对于现实苦难的乏力肺腑，不断焚化成湮灭于尘世喧嚣的灰烬。灰烬之上的缕缕青烟，于我来说就是可意不可及的自由。2008属鼠年，但在雪域图伯特，我们见证了铁幕之下雪狮发出的振聋发聩的狮子吼。就在纪念回应1959年3月10日西藏起义反抗中共殖民战火的这一吼声响起之后，从未间断的镇压以更为暴烈之势变本加厉，将西藏碾压成为继续往下沦陷的“息萨”之地。我在其间创作了《血色格桑花》一诗，满腔的悲愤喷溅到诗末，深沉的绝望之感再次将情绪点燃，“自焚”复成为我个人的一种精神反抗宣示与此诗的尾声。一年后，据西藏人民议会《在西藏自由抗暴50周年纪念集会上的讲话》：“中共的高压政策最终导致了去年3月份以来的大规模和平抗议活动，据我们所掌握的最可靠资料，从去年3月份至今至少已有219名藏人遇难，6,705名藏人遭到关押，1,294人受伤，286名藏人遭到不同刑期的判刑。更有无数藏人下落不明。”鼠年一年后的藏历洛萨第三天，安多阿坝，祈愿法会被取消。格尔登寺24岁僧人扎白，高举起雪山狮子旗和嘉瓦仁波切的照片，点燃油浸透油的袈裟，并裹着火焰冲上街头。让世人没有想到的是，扎白的浴火焚身，拉起了西藏境内的自焚抗议运动序幕。一团团的人火，为抗议笼罩藏地的黑暗，将世界的眼睛刺瞎，如一盏盏酥油灯，向苍天宣誓着藏人拒绝压迫、向往自由的决绝信念。（图1：境内第一位自焚藏人扎白，刘毅油画，以下图片除最后一张皆为刘毅绘画作品）藏人女作家唯色长年记述着西藏苦难的同时，我们共同的朋友汉人画家刘毅，也在红尘的浮躁与履带的缝隙之中，艰难举着不与压迫和沉默同流合污的画笔，一笔一笔刻画着那根根心脏的骨头，将没有墓碑的团团火焰，堆砌成一块一块的纪念碑。我个人的“尽情自焚”仅停留在诗歌的意象上，而藏人的自焚身心合一。今天我为给自焚藏人立碑的刘毅写一点肤浅的文字，一并对化为暗夜酥油灯的藏人同胞及没有对此掩耳闭眼的人们表达一些由衷的敬意。二往昔经幡飘雪山今日红旗竖血城 酒吧桑拿满宾客不是善男和信女——摘自拙作《血色格桑花》，2008年3-5月初见刘毅老哥是在去年3月下旬，那时宋庄糖厂艺术区正被强拆，我冒昧首次给同住宋庄艺术村的他发了条短信告知此事。因我和张海鹰、邝老五、吕上等几位艺术家孤零零站强拆废墟上，面对还在增加的强拆流氓，若有其他艺术家过来凑个场，真是雪中送炭。刘毅不久赶来了，光着个亮晃晃的脑袋，从三三两两的流氓中步履缓缓穿行而过，见着我们微笑着，一种久违的慈颜善目。随后不断有各地的访民和维权人士赶来，人权活动家胡佳、外地的艺术家吴玉仁等很多朋友也突破封锁纷纷赶来，大家聚到原住民张海鹰的工作室畅聊及商讨对策。刘毅抽着烟，不时冒出几句话，并接着倾听大家的讨论。此大家一同参与的“FUCK强拆”宋庄抗拆行为艺术之后，我和刘毅便经常往来。我早知道他画自焚藏人的事，也想找个合适时间去亲眼看看他笔下的火焰肖像，聊聊有关西藏的声音和他自己的故事——因此抗拆事件结缘，这就成了自然之事。关注现实问题的少量人权艺术家，在当局商业化、艺术家附庸化渗透逼仄的大环境下，有的被当局和“艺术同行”不断驱逐出宋庄，有的被驱逐出“中心地带”，散落到艺术村的边缘村社角落。而关注“敏感民族问题”中的“敏感人事”的刘毅，据他所说，他在宋庄偏僻的任庄村独门小院，也少有周围的艺术家光顾，他也不主动与周边的艺术家交往。人家知晓他的创作题材后，加之警方时常登门造访，都对他避之不及，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他和我讲起他和王力雄唯色夫妇的长年友谊，他说这时代很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话语中流露出他为这份友谊的自豪。在他签名赠送我的沿袭唐卡手法创作出一系列诸佛菩萨画像构成的名为《止观》的画册中，唯色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刘毅则说：我既热爱、迷恋另一个冰清玉洁的高伟世界，也怜悯、痛惜这一个卑俗受难的世界。刘毅的画或也是一种游历、祈祷和见证。”某晚，胡佳和我们一行十多人吃完晚饭，与刘毅一起到他的画室参观。刚进门，一只壮实的藏獒迎着我们走来。居于长期形成的藏獒凶猛非常的概念，我内心默念“唵嘛呢呗咪吽”并靠边回避。刘毅微笑着说没事没事，它温和着呢，对藏獒我们有着些误解。我看着它心里想，朋友，你和刘毅是自己人，大家都自己人啊。随后，大伙儿进屋，一起与张张冷峻、厚拙、沉重的笔触雕刻成的因自焚而凝固的脸庞面对着。能说些什么呢？那晚，大家面对着这些黑白的、硬朗的画布，都没有谈及西藏和自焚，刘毅也没有过多介绍。我们心知肚明，有些心事是不用语言多余阐释的。那晚还难忘的是，刘毅将一串红绳送给我女儿并给她戴上，他说，此礼物是王力雄从远方带来给他的，有尊者的加持。还有，我头次与藏獒那么亲近，我楼着它，它温柔地爬在我面前，一起合影。多年前我前往藏地朝圣也接触过藏獒，我知我是异类，还是“入侵者”，从未敢搂抱。我还亲眼所见藏地各种汉人开的大小商铺，还卖一些贴满中文商标的仿名牌食品衣物及假饮料等。还有很多酒吧，里面喧哗着外地游客的各类鸡毛蒜皮呓语琐事，他们还不时将胸前手中的照相机神气十足摆出，对着眼前过往人和物以侵略性的态势任意拍摄。（图2：自焚流亡藏人图丹欧珠）（图3：自焚藏人丹增旺姆）某一天，我们没喝酒，慢慢喝茶。我俩单独处其画室，依然被一个个自焚藏人环绕着。我们谈及目前的西藏早已不是曾经的西藏，各色汉人拥挤而去，拉萨街头愈来愈少磕长头的原住民，多的是凝固的恐惧中与雪域圣地不相容的种种嘈杂，以及层层关卡，各种军警，漆黑的枪口。刘毅说，在西藏的历史上，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生命，以燃烧自己的方式表达出一种令人难以简单去理解的抗议。他在创作过程中，感受到了他们对他的巨大加持力，使无力的他有力地一幅一幅绘画着。三画的过程中心里特别压抑，他们实际上是为了人的尊严而自焚西藏和内地不一样，他更多地注重精神，不像内地更追求物质西藏精神更多地体现了信仰。——刘毅的话连续的自焚成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奇迹”，刷新了人类面对强权的反抗方式。不知西藏绝境的人们，很容易将“自焚”看成“自杀”,且会联系到藏地几乎全民信佛教及其教义的文化语境。就算知悉西藏苦难，这么多人的自焚现实，也使旁观者很难以“应该或不应该”来做出个人的价值判断。毕竟，这是生命问题，不是一个或几个生命，是过百的庞大生命数据，且数据仍有增长的可能。当面对如此众多的用命点燃的抗议之火，如若用“不自由毋宁死”来解说，也会显得有些词不达意——短暂的死的方式很多，偏偏是此种烈火烧焦皮肉细胞痛苦显得分秒漫长实际死亡过程也漫长的极端方式。唯色今年3月5日刊发于纽约时报新闻网的《藏人的呼声终将被世界听见》文中说：“这几年来，我的记录常常追不上一个个生命被烈火燃烧的速度。至今，共有131位自焚者，其中只有少数跟扎白一样倖存，但数目无法核对，因为他们皆被当局扣押，全无音讯……只要藏人还有进行群体抗议的可能性，哪怕是面对镇压，就不会、也不需要采取自焚的方式。这出于绝望的行为，正如2012年10月4日在那曲县自焚牺牲的网络作家古珠所说‘要把和平斗争更加激烈化’。”极端的抗议反证极端的压迫，但这极端的抗议是个人自愿选择作为的，和平的，以此形成规模性的自焚运动亦非简单“情绪化”——如此众多生命接连选择失掉生命来抗议决不是个人的孤立的情绪化表现——而是理性的顾全大局的生命终极抉择，且无伤他者性命。我的理解是：这是宁死不屈英雄式的自我牺牲发出最强烈的抗议与地藏菩萨式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舍身供养、布施、救苦救难的深沉慈悲。我们还因此最为真切地体会到：这真正是一个绝不屈服于暴政的高贵民族。也正因此，这被红色铁幕笼罩隔绝的雪域，这些连迁徙走动也被限制且被整体消声的族人，不断让世界听到了他们孤绝的呐喊呼吁，让雪域之外的人们看到了几乎看不见的西藏的真相。要求图伯特自由，信仰和文化自由，要求民族平等，要求让流亡的达赖喇嘛回图伯特——这些比较明确集中的自焚者遗嘱，表达出了境内外博巴的心声。自焚的藏人们与境内外的藏人们，心肉相连，其所诉求的，并非关乎私人的蝇头小利，而是关乎一个民族的尊严和自由，以及存续问题。藏人作家嘉央诺布在《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自焚》一文中说：“我认为这些自焚者是在使用一种宗教和历史的比喻手法，将一个广阔的政治理想人格化从而使之对普通图伯特民众而言更加简洁明了。我们应该还记得安珠仓•贡布扎西（Andrugtsang Gompo Tashi）曾经成功地通过为达赖喇嘛打造一个黄金宝座作为团结各个图伯特团体的手段，并最终形成了为图伯特自由而战的抵抗运动……对于所有的博巴、图伯特支持者和流亡政府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要在更广阔的视野中领会‘达赖喇嘛必须回归图伯特’这句口号，并且要让世界了解到图伯特境内的博巴们所要求的根本上就是让他们的主权领袖回归他独立的祖国。而这一诉求很明显绝非是仅仅一种修辞手法。”（图4：自焚藏人索巴仁波切）（图5：自焚流亡藏人拉巴次仁）藏人视自焚藏人为民族英雄儿女，刘毅立碑过程中虽然压抑，但也视其为精神标杆，他为藏人苦痛之时，充满着非同一般的敬意。他为了让更多人特别是汉人了解当下藏人处境，不断将自焚藏人画像上传微博及其它空间。封号了再传，传了复被封号，再接着传，因此，他在新浪转世了多次，国内被称较为“先锋包容”的《艺术国际》网其博客也早被封杀。刘毅在当局对自焚事件的全面封锁中翻墙浏览相关信息，从唯色的博客里找到自焚藏人的照片，为其画像。他在2013年初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事实上这个事是很沉重的，我希望更多人能了解真实的情况。比如说在我身边几乎大家都不谈这个事。在国内，关于自焚的事，从新闻上根本看不着，我基本都是从网上得知的，包括自由亚洲和法广。”对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称“藏区发生的一些藏人自焚的事件，据我们的掌握，大部分跟达赖集团的煽动有关。”刘毅当然不认同中共当局认为“这是达赖集团分裂中国的行为”。他认为：“实际上藏区我去过很多地方，我觉得还是宗教上心灵上的创伤。我觉得达赖喇嘛尊者说的那句话特别好，西藏问题就是个道德问题，是文明和野蛮的一种较量。我现在画了40幅，我想还得继续画，我真希望再没有自焚了。”（图6：自焚藏人旺嘉）然而希望只是希望，在刘毅与自焚藏人的灵魂继续在画布上对话的时候，西藏的土地上，又传来不断更新的自焚信息。2013年12月1日，我和欧盟人权官员及一些外国友人一起与刘毅在其工作室会面时，他闭关在家许久，已完成了127幅自焚藏人肖像。这些朋友一眼认出了墙上的尊者画像和甘地画像，也看出了刘毅所画的地震现场（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但对于将工作室占据大半个空间的自焚肖像，他们知道藏人自焚，但过半数人都只认识了解几位，有位在国内外企上班的朋友不知道任何一位自焚者姓名。有几位看后表示，他们一直很震惊中国的人权状况尤其是震惊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抗议，同时也震惊刘毅的勇气，在恶劣的处境竟然不顾其它将这事件一一记录下来，据他们所知，当代中国艺术圈除极少数人外，都不关心本国人权现状更不用说西藏问题，大多是在“模仿西方陈旧的技巧”和“炫耀十分个人化的艺术理念”。12月3日下午5点左右，安多30岁牧民贡确才旦呼喊着“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让尊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在阿坝县麦尔玛乡政府前点火自焚。他倒下后被军警和警察抢走，他的妻子及其几名亲属等多名藏人因阻拦被拘捕。他为2009年迄今第128位自焚藏人。12月19日下午2点45分，42岁的安多桑曲人、阿木去乎寺僧人次成嘉措在阿木去乎镇的街上点火自焚，当场牺牲。他为第129位自焚藏人。自焚前他留下这样一份遗书：“雪域斗士次成嘉措为了藏人的团结与福祉而自焚——金子般的眼泪 /唉！眼泪，心口疼痛/亲爱的兄弟，你听到了吗？你看见了吗？六百万藏人的苦难向谁诉说？/黑汉人暴虐的监狱，夺走了我们黄金白银般的宝库，使百姓们处于苦难中，想起这，不禁流泪不止/将我宝贵的身体燃烧，为了尊者达赖喇嘛返回故土，为了班禅喇嘛获得释放，为了六百万藏人的福祉，我将身体献供于烈火/以此祈愿消除三界众生的苦难，走上菩提之路/ 佛、法、僧三宝啊，请护佑无助的人们，雪域同胞们，要团结xxxxx (此处字迹不清 )……———雪域斗士次成嘉措。”四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根本没有自由——最近自焚藏人赤勒朗加的遗言2014新年伊始，2月5日晚约21时半，27岁的安多泽库多禾茂乡牧民、在家密宗修行者彭毛三智，在多禾茂乡第二完小（万青宁寄宿制完小）附近点火自焚。他迅即赶至的警察将重伤的彭毛三智强行带往泽库县，当局照常立即严密控制通讯，严防信息外传，因此彭毛三智目前状况不明，有消息指他在自焚现场已经牺牲。2月13日下午约18时半，25岁的安多阿坝贾洛乡人，曾为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多杰在被当地民众称为“英雄街”的阿坝县洽唐街（西藏自焚抗议运动的第一人扎白自焚之处）呼喊抗议口号，双手合十，点火自焚。部署在阿坝县城的大量军警迅即赶至现场，扑灭洛桑多杰身上的火焰后将他强行带走，目前状况同样不明。3月16日（被藏人称为“阿坝屠杀日”）早上7点，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夏德寺外，29岁的僧人久美旦真自焚抗议。同日上午11点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21岁僧人洛桑华旦也在英雄街洽唐街点火自焚，伤势严重的他被军警带走，五天后牺牲。洛桑华旦在遗书中有这样的话：“对全世界，特别是对汉人邻居要团结，只有相互团结有爱心，才可以将我们的想法向对方说明，也可以有所作为，不是吗？哦！我要向你们说的是，要时常把有利他人和有利自己区分来开，要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因为幸福的根源是有利他人及团结一致。”3月29日下午3时多，住日登寺的31岁尼师卓玛在巴塘县（3月30日早晨去世的平措汪杰先生的家乡）被改名为“康宁寺”的曲德贡巴的转经路上点火自焚，在场藏人信众立即扑灭火焰并将烧伤的她送往当地县医院。医院随即被军警严密封锁，当地通讯曾被阻断，当时与她一起转经的三位尼师被警方带走，后无消息。4月15日中午12时多，32岁农民赤勒朗加在康道坞的孔色乡自焚抗议，当场牺牲。“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根本没有自由”；“藏人没有自由可言，连骑摩托车到县城购物都受到阻拦”；“如果自焚的话，对西藏整体利益有多大作用？对获得自由有多大帮助？”——这是他的遗言。2014年至今又发生了6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自2009年迄今，共有135位藏人自焚。据唯色记录的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为： “男性115人，女性20人。其中有24位父亲，10位母亲，遗下未成年的孩子。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7岁。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7位普通僧侣，7位尼师，共计47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农牧民：67位牧民和农民，大多数是牧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组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7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其他：2位女中学生；3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1位洗车店店主。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图7：自焚藏人巴桑拉毛）刘毅和我都主要是通过唯色艰难的真相记录了解到稍微详细的自焚藏人信息，更多详尽的自焚者生平及自焚后续情况，因中共政府长期从未松绑对西藏的殖民镇压、精神专制和种族灭绝式的统治及信息封锁，外界很难全面得知。就算是《唯色博客》，其所发布的大量自焚者信息也难免“简要”。在其实时更新的《自焚藏人简况》文末，唯色补充说：“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告’，强调‘哪里发生自焚案件就对哪里进行严打整治’，即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乡村及寺院等进行连坐。并且，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了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的情况，还出现了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的情况，还曾出现过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及境外的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以上所记录的135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并且，仅依据目前所报道的（包括境外涉藏媒体和组织报道的，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如CCTV、新华社、新华网报道的）案例，至少有50起与47位自焚者相关的案例，其中至少有两百甚至更多的藏人因此被拘捕、被判刑，最高刑期是死刑（2013年3月13日自焚牺牲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妇女贡觉旺姆的丈夫卓玛甲，被阿坝州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最低也是一两年，更多的是数年重刑，但一定还有未被报道的连坐案例已经发生。”中共在1949年武装暴力夺取国民党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极权奴役压迫统治的第一天，就开始军事威胁，通过北京的广播电台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据史料， 1950年10月7日，由军官王其美率领的解放军4万多人分八路向康区首府昌都发起进攻，大败只有8千余人的西藏军队，两天后侵占昌都。俘去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和其随行人员，打死4千余西藏军人。1959年，中共再次大举派兵入侵，武力镇压藏人，据说，3年间20余万军民遭屠杀。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3• 10和平抗暴50周年纪念集会上的讲话中说：“强压行为越来越严重，藏人被逼无奈，最终，於1959年3月10日举行了和平抗暴。当时，仅在几个月的镇压中，就有数万藏人被打死，关押、逮捕。同时，我和噶厦及政府的部分公务员，一起流亡印度。十万藏人，也先後被迫流亡印度、尼泊尔和不丹。这非同寻常的灾难，即使今天，藏人仍然记忆犹新。”（图8：自焚藏人多吉嘉）藏人的抗暴运动自此在从未间断的镇压之中从未间断，反抗压迫，护持佛法信仰和民族文化，以明确的政治抗议言行争取民主自由等权益，成为藏人超过半个世纪以来的真实主旋律。因为如被圈养的动物一般无自由，如此众多的藏人以自焚形成了自焚抗议运动，来对压迫者表达出强烈非常的抗议和诉求，也在呼唤着境内外各界的关注呼应。无论当局怎么掩埋屠戮真相，如何封锁与此相关的信息，自焚的火焰实在太强烈太刺目且太多，以一种极度鲜明的震撼真相撕破了中共对藏政策的画皮，不断晾晒出外界难以清楚看到或真切体会到的残酷的在目前中国政治生态中无解的“西藏困局”。藏人的自焚不会白白牺牲，海内外的呼应或多或少总在发生，且会不断增加。我感受到自2009年2月27日僧人扎白自焚抗议以来的与西藏有关的语境——海内外自由界谈起“西藏”，就联系起了“自焚”。自焚，成为“西藏问题”的热门问题，各国各界包括华人团体以不同的形式呼应着这异常壮烈的举动。仅就汉人知识界来说，王力雄、袁红冰、李江琳、朱瑞、唐丹鸿、傅正明、茉莉、盛雪、任畹町、胡佳、魏京生、郭国汀、黄翔、张玲、江天勇、滕彪、唐吉田、张博树、胡平、蔡楚、杨建利、廖亦武、贝岭、曹长青、北明、郑义、张敏、韦石、陈破空、唐柏桥、韩连潮、严家祺、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