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

　德高望重的新南非国父、首任总统、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元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尔逊·曼德拉病危入院已经一个月了。全世界又一次把目光集中到南非–这个以往多灾多难、如今多姿多彩、未来前程无限的“彩虹之国”、“金砖”新秀。自从曼德拉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以来，新南非已经走过了19年的难忘历程。通常人们的纪念、总结高潮都会在“逢五逢十”出现，但是随着曼德拉病重，这个高潮似乎提前到来了。 　　新南非至今虽然只有19年，但此前四年曼德拉出狱后南非就已经开始新旧“过渡期”。1993年各种族各党派终于达成最后协议即民主南非协商会议公约（CODESA），并通过了新宪法决定建立新南非，至今刚好20年。而再往前回溯，30年前的1983年发生了非国大武装斗争期间最大的一次暴力行动“教堂街事件”；60年前的1958年非国大在加纳第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制裁南非。另一方面，今年也是1948年南非白人国民党上台开始全面实行系统性的种族隔离制度的65周年、1913年第一个种族隔离法《土著土地法》颁布的100周年、南非布尔人殖民者击败反抗的祖鲁人的“血河之战”175周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旧南非，笔者过去写过一系列文章，今天对于新南非的19年，我们又该怎样看呢？ 　　华人眼中的南非 　　1990年代前南非与台湾关系密切，与大陆几无交往。那时台湾人就开始有规模地移民或旅居南非。他们经历了种族隔离时期“低人权下的经济奇迹”，既感受到白人统治者对非白人的歧视，又因种族隔离制度下亚裔和印度人、“有色人”类似，虽居白人之下，对占南非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而言仍然是高一等的，因而很难体会这一制度下黑人的处境，而当时的经济繁荣和商业机会却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那时 中国 大陆除了少量白人压迫、黑人反抗的政治新闻外，对南非几乎没有什么报道，而台湾关于南非的大量报道则主要是“上帝的后花园”的优美环境和旖旎的自然风光、繁荣的工商业、漂亮的城市、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白人社会的）良好秩序。 　　1990年代后，尤其是1998年中国与南非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国人居留南非不仅规模更大，而且大陆华人占了绝大多数。这时华人已经没有受到白人欺负的问题，却对新南非的转型期危机、经济困难和“黑人掌权”后犯罪率上升及城市治理问题印象深刻。加上老华人回忆“当年繁荣”的影响，我国来自民间的南非报道就有了很多负面的成分。这与1990年代我国对转型期东欧的报道有点类似。不同的是，当时对东欧的负面报道主要来自我国官方的“主旋律”，对南非的负面报道则主要来自民间–我国官方对南非的报道应当说还是很正面的。 　　但是南非与东欧的转型都是当时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产物，转型的成就与危机也有很多可比性。当然，南非走出种族隔离与东欧走出斯大林体制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对这些负面消息怎么看，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排外骚乱埋没’彩虹之光’”？ 　　2008年5月中下旬以来，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等地发生了本国籍贫民以暴力手段驱逐外籍劳工的大规模排外骚乱。从5月12日在约翰内斯堡的亚历山大镇贫民区开始，然后蔓延到德班、开普敦等地，西开普省南部和姆普马兰加省、西北省和自由邦省的部分地区也受波及。事后统计，这次事件共造成62人死亡，几乎等于新世纪以来此前8年多（2000年至2008年3月）“排外暴力”案件遇难者（67人）的总和。死者中虽有21人是南非公民，但据认为他们是混乱中被“误伤”的，攻击显然还是针对外籍劳工，主要是来自马拉维、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贫困黑人，而且相当部分还是在南非境内有同胞的祖鲁、坎瓜尼、茨瓦纳等跨境部族的外劳。南非时任总统姆贝基于5月21日下令出动军队平息暴力，这是1994年南非民主化、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第一次为国内治安事件动用军队。当时拘捕了1400多人，绝大部分事态平息后获释，有137人被定罪。 　　南非治安问题虽然一向很严重，但是种族隔离废除后十多年还发生如此规模的暴力冲突仍然令人震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南非国内主流舆论在谴责排外暴行的同时，主要是批评非国大政府处置不当，没有及时制止暴力，没有尽到保障外籍劳工人权的责任。同时，这次事件也被与“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政治形势相联系。姆贝基政府的一些官员和反对党民主联盟的议员都提到，很多排外暴徒声称是非国大青年联盟（祖马曾长期领导该联盟，并以此为其在非国大内的权力基础）的人，有人在施暴时高唱时任非国大主席雅各布·祖马（当时已与姆贝基总统闹翻，后来取而代之成为南非总统，并迫使姆贝基一派离开非国大另组反对党）的竞选歌曲《温希尼·瓦米》，有人还提到暴徒唱的祖马另一首更激烈的竞选歌《把我的机枪给我》。这些报道意指祖马的“黑人南非民粹主义”倾向要为排外情绪的蔓延和排外暴力的发生负责。而祖马则强烈反驳，并反指政府处置危机不力。不过祖马也承认他的竞选歌曲被暴徒使用，并表示遗憾。 　　尽管互相指责，但是南非各政治力量对排外暴力本身还是与国外舆论一样一致谴责的。事态中与事态平息后南非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制止暴力，惩治凶徒，救济和安置受害者，处理善后事宜。此后几年南非未再发生如此规模的排外事件。即便此后不久南非就发生政府更替，被认为是更加“民粹主义”的祖马通过竞选把据说更倾向“自由主义”的姆贝基赶下了台，使人们担心南非的排外倾向会更加抬头，但是祖马执政这几年确实没有再出现“5·12式”的暴力事件。由于下文述及的种种原因，外籍劳工在南非的存在空间日益狭小，人们对南非人的“排外心理”之担忧也始终挥之不去。 　　恰恰在不久前，因笔者的一次报告引起的关于“贫民区”问题的讨论中，南非案例也被提到。而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15年、南非本国黑人取得了迁徙自由与大城市居住权后的今天，对这次由民间（请注意不是政府）爆发的驱逐外国（请注意不是本国黑人或农民）打工者的事件，我国传媒也像世界传媒一样再次注目于南非，诸如“排外骚乱埋没’彩虹之光’”的惊呼不绝于耳。 　　2008年那次骚乱中最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今天南非对外籍劳工施暴的那些暴徒基本都是本国黑人贫民，种族隔离时代他们只能待在城外的索韦托，“白人的约翰内斯堡”是不许他们安家的。15年前由于民主化的胜利他们刚刚取得了不被驱逐的权利，如今他们却要驱逐比自己更弱势的外籍黑人劳工。这次成为骚乱中心的约翰内斯堡市亚历山大地区，几十年前就曾经发生过南非本国黑人贫民的“违章建筑”被白人当局捣毁导致举世震惊的大事件。换言之，那些如今野蛮地驱逐别人的人，当年自己也正是被白人驱逐的对象。这说明了“完全平等”说来容易做来难。许多人抱怨强者对自己的不平等，却往往把不平等施加于更弱者。 　　其实南非当年的“穷白人”不也是这样吗？当年的“穷白人”向白人资本家要平等，但是他们恼怒“进城黑人”抢了自己的饭碗，对黑人的排斥却比中产白人更厉害。正是他们构成极端种族隔离势力的社会基础–这很容易理解：乐于雇佣廉价劳动力的白人资本家对黑人劳工的歧视倒不像面临黑人劳工竞争的白人劳工那么强烈。事实上，当年南非白人两大族群–英裔白人与荷裔白人（即布尔人或阿非利堪人）中，在种族问题上前者较开明而后者更顽固，其原因也正在于当时英裔白人中多为中产阶层与企业家，而传统上从事农牧业的布尔人进城后多从事蓝领工作，直接面临与黑人劳工的竞争。由此不难理解：甚至连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旗号的南非共产党，成立之初也因其社会基础为白人劳工而一度陷于“白人沙文主义”不能自拔。只是在当时共产国际基于“世界革命”需要而严加训斥后，该党才转向了依托黑人解放运动求发展的正确道路。 不是阶级冲突，不是种族/部落冲突，而是…… 　　如今历史似乎又在重演。这次暴力驱赶外来打工者的事件名为“排外”，实际上外国白人乃至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他外籍人士几乎没有受到波及，骚乱所伤害的主要就是南部非洲各国在南非的黑人外籍劳工。而施暴的一方既不是南非白人，也不是中上阶层的南非黑人，他们同样是以打工为生的黑人贫民，不同的只是他们拥有南非“户口”。而这对于外籍劳工来说就是难以逾越的身份壁垒。尽管这些外籍劳工同样是几乎清一色的黑人。 　　同样是穷人，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不是“阶级矛盾”。同样是黑人（甚至往往是同一族群，南部非洲黑人跨境族群很多，南非黑人中的茨瓦纳人、索托人、坎瓜尼人和祖鲁人等都是），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也不是“种族冲突”，甚至与1990-1994年新旧南非过渡期一度非常激烈的黑人内部党派（非国大与因卡塔自由党）、部落（主要是科萨族与祖鲁族）间冲突也不同，这次的“排外”并没有部落背景，而并非南非公民的外籍劳工当然更谈不上党派。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冲突呢？ 　　其实就是“基本公民权利不平等的不同群体”间的冲突。这些黑人外籍劳工之所以遭到“排外”驱赶，说穿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南非公民权，因而也就没有受保护的，即不可剥夺的合法居留权。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可能在南非居留，只是可能与否不取决于他们。南非如果需要他们来打工，他们就可以来，假如由于某种原因（例如经济萧条了，或者本国公民需要这些工作岗位了)不需要他们了，他们就没法待下去，甚至在政府还没有做这样的决定时，某些南非公民就可以以他们威胁自己的饭碗为理由，对他们采取排斥行动。而实际上，即便在南非需要他们来打工之时，他们的一系列基本权利也是低于南非本国籍黑人劳工的，因为南非只需要这些“外劳”，不需要这些外国移民，只需要他们个人来打工，并不需要他们全家来定居，来南非安家。所以南非并不会，也没有承诺给予他们移民、安家所需要的一系列权利。 　　我在以前的著述中曾提到，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白人当局曾经就是这样对待本国黑人的。那时黑人进城打工需要申请“暂住证”，无证进城就要被“强制收容”。白人当局希望黑人保持“流动劳工”身份，年轻力壮时纯粹作为劳动力在城里住集体宿舍，而把家庭留在农村地区的“黑人家园”，青春耗尽后就回去自生自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也为了白人当局圈地方便，种族主义政府强制规定“黑人家园”的土地实行部落集体所有制，黑人家庭没有土地所有权，不得处置自己的“份地”。这样当局就可以假定黑人劳工保留了所谓的“退路”，不必考虑他们在城里的安家需求和社会保障需求，由此造成大量的家庭离散现象。当时每逢圣诞节前后，索维托等黑人劳工集散地都会出现“候鸟”式的返乡-回城“民工潮”，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只有外籍劳工才保留这种“候鸟”传统。 　　南非本国黑人为改变这种制度性排斥，在曼德拉等杰出领袖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90年代前期结束了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今天南非黑人已经可以挺直腰板，扬眉吐气地自由生活在自己的祖国。南非黑人仍然有贫困问题，甚至由于一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种族隔离废除后黑人企业家和黑人中产白领的崛起，相对于黑人普遍贫困的旧南非而言，今天南非黑人中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异都大多了。但是，不仅南非的“富黑人”认为现在比过去好，就是“穷黑人”也这么认为，因为他们至少已经没有基本公民权利被剥夺的问题。在居住权问题上，他们首先争得了“消极自由”，即根据自己的意志在城里（哪怕最初是在棚户区）家庭团聚的权利，没有谁能够不经商量而驱逐他们，接着他们就在“消极自由”的基础上争取“积极自由”，要求国家提供更好的福利保障，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以便自由地摆脱“贫民窟”–而不是像在白人政权时期那样被犁庭扫穴，从“违章建筑”里赶走。 　　但是，外籍劳工仍然不可能做到这一切。尽管这次暴力色彩的“排外骚乱”受到包括民主南非政府和南非黑人主流社会在内的各方舆论一致谴责，但是在民主化后南非的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南非本国黑人就业压力增加，对外籍劳工的需求减少，他们并非情愿地离开南非的可能性在明显增加，这恐怕是一个难以改变的趋势。 　　而说到底，基本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在“国籍”问题上很难解决，这是当代世界仍然无法克服的缺陷。今天的世界仍然由主权国家所构成，“英特纳雄耐尔”并没有实现。所谓公民权仍然与你属于某个国家的公民相联系。在一个国家内本国公民与外籍人士完全享有同样权利，无论在哪里也没能做到–如果真做到了，所谓国籍就失去意义，国家也就消亡了。欧洲的申根诸国之间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最接近于做到，但那通常就被认为是国家淡化和走向跨国家“欧洲联邦”的开始了。至于其他国家都还远谈不上这些。在某些本国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统治者往往让“外宾”享有本国百姓难以企及的特权（所谓“超国民待遇”）。而在民主国家，本国公民的权利通常都比外籍人士更充分。尽管今天的国际法和通行规则也要求保护非本国籍人士的基本人权，但那通常是指人身/财产不受侵犯以及司法平等之类，其他诸如入境、居留、就业、福利等等权利，更不用说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参政权等政治权利，都是不能与本国公民相比的。应该说国际社会也理解这种情况。今天在西方各国移民维权是个潮流，那也主要是获得了移入国国籍者的维权。像南非这种“排外”如果不涉及暴力因素，例如，如果只是因为经济原因减少“外劳”输入，国际社会其实没法说什么。 　　正因为如此，当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在面对本国黑人维权运动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压力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鼓动和策划南非境内的各个“黑人家园”“独立建国”。如果这种阴谋得逞，在城里打工而“户口”留在“家园”的广大南非黑人就会成为“外籍劳工”，他们的“入境”、居留、就业、福利等权利将取决于白人南非“国家”的意愿，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种族隔离制度将披上“本国公民与外籍人士区别对待”的合法外衣。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黑人解放运动的强烈反抗和国际社会的抵制。如果没有这种反抗和抵制，或者这种反抗和抵制如果失败，今天南非的黑人解放将成为不可能。

http://www.jcxx.cc/gjld/qtzl/shrw/2013-05-17/41769.html 编者按：本文为徐贲新著《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序言，由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许多人厌恶政治，嫌政治不干净，认为政治无非就是权术、阴谋、诡计和欺骗。他们躲避政治，尽可能不与它打交道，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与它周旋。他们对政治小心翼翼，如避火或是防贼，随时害怕惹祸上身。对于高高在上的政治领袖，他们更是一面当神明供奉，一面当虎狼提防，用马基雅维利的话来说，是不指望政治人物“去实践那些认为是好人应做的事情，因为他要统治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 　　 政治不是某种你可以拿来交给“别人”的东西 　　政治的不干净和不诚实，连政治家自己也常不讳言。戴高乐说，“为了要当主子，政治人物总是先装成仆人。”赫鲁晓夫说，“政治人物到处都一样。就算在没有河流的地方，他们也发誓说要造桥。”在普通人眼里，如萨特在《肮脏的手》中所描绘的，政治更是一种天生不洁和非善的行当。政治是一桩无需本钱便有利可图的生意，一个人再平庸无能、人品猥琐，只要政治正确，照样能出人头地。因此有人把政治当作官场，虽然官场中风云莫测、深浅难料，但毕竟有机会从中得到相当的好处：权势、地位、尊贵。政治可以帮助他们敲开幸福的大门，让他们能够荣华富贵、呼风唤雨，极大地满足对权力的欲望。他们把政治当作通往个人名利的捷径和通道，即便不是附膻逐腥之地，也绝对与道德高尚、思想杰出、能力出众没有关联。 　　但是，也有人不这么看待政治，像丁文江、胡适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把政治看成是一种能够让“好人”精英实现“出山要比在山清”抱负的事业。丁文江呼吁，“有知识有道德的人要向政治上努力”，如果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因为鄙视政治而置身事外，那么政治便真的会变成污泥浊水，在里面不嫌肮脏、尽情玩耍的也便只能是一些无才、无德、无耻的小人和歹徒。在这之前，梁启超就希望“公正自爱之人”不要嫌麻烦，要为公尽责，因为好人不管，就可能让坏人来管，则业将败坏殆尽。“好人政治”设想的好人是少数的精英人士，好人不意味着道德上一定是圣人(如果是自然更好)，而是有道德操守、专业知识，有行政特长的“治国专家”。但是，中国的好人政治理念犹如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因为丁文江等人曾以为，中国的政治架构已经是民主的制度，所以只要有“一打好人”出场，加以修补，自然会更趋完善。然而，一直到今天，实现这样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一个尚未实现的梦想，即使有好人，也还是不能拔除制度的弊病。 　　即使在民主政治制度真的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好的政治仍然不可能只靠少数好人来实现和维持，它离不开具有民主政治素质和经验的广大公民。 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公民政治 。美国已故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1951—1969任参议员)说：“政治不是某种你可以拿来交给‘别人’的东西。既然政治是通过政府指挥人间事务的艺术，它就应该是这个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他认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有可能这样看待政治，“现在许多人似乎把政治与坏事、腐败行为、贪污受贿、道德败坏等同起来。我发现古往今来， 大多数这些抹黑政治的话都是在人民不能选举公职人员的地方发出的。 ” 　　人民以之为副业的不只是政治，而且是公民政治。政治是“最好的职业”，指的是它所要求的公民道德、学识和能力。这种对政治的期待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一样，是政治哲学的表述。德克森所表达的与其说是民主的现状，不如说是对民主的理想和对民主政治的信念。然而，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和信念，奥地利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说，“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差异，在于前者理解到个人信念只具有相对的有效性，但却能够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些信念。”美国人民对他们的政治人物并不满意，甚至很不满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民主的信念。理想的政治人物实在只是虚构和想象的，因为这样的政治人物必须是能够让人人满意的政治家，而这是不可能的。拥有坚实基础的民主，它的根本条件不是哲学家们想象的以政治为最好职业的少数政治精英，而是千百万以政治为副业，并对民主政治相当精明的普通公民。 　　 精明的公民是知情的公民 　　“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s)是那些坚持自我治理和能力自我优化，并努力具备与之一致的知识与素质的公民。做精明的公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有效地进行民主参与，真正成为“人民政治”的主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一种公共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的诞生和存在总是伴随着一种新类型的人的出现。相反，一种生活方式的衰亡也总是伴随着某种类型的人的消逝。精明的公民往往是在政治民主的开端时期和公民文化的成长环境中有待充分形成的一种新型公民。 　　精明的公民通过自我教育获得有关政治民主的必要知识，摆脱政治愚昧，而变得善于运用自己的头脑。他们不那么容易被权力操纵、愚弄，不会像群众社会中的群氓那样，轻易就相信蛊惑家们的动听言辞和信仰表白。他们能够自由而理性地思考，对事物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和判断。具备了这样的素质与禀性，公民才称得上是精明的或聪明的公民。 　　 当今世界特别需要精明的公民的，是一些正在形成或尚未形成民主制度和公民文化的国家 。这些国家正在经历从专制向民主的过渡，许多在那里身为“国民”的公民还没有机会接受民主的公民教育，更没有机会在民主的历史传统、社会规范和日常生活方式中从小潜移默化地接受公民文化的熏陶。他们要成为精明的公民，特别需要争取公共信息的知情权，这包括自由的公民言论、公共新闻、民主知识的传播、历史真相的公开和澄清。有了这样的求知基础和条件，公民才能争取提高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机会。 　　 参与公共事务要求的不仅是参与，而且是在知情条件下的参与 。知情的公民积极获取、把握、消化信息，并用它来增进社会的共同福祉。不知情的参与不仅没有质量，而且还可能被专制权力蛊惑、操纵和利用，成为非理性的、暴力盲从的群众运动。在经历过专制统治的国家里，有见识的公民对此有特别深切的认识。21世纪初的智利便是一个例子。智利在经过了皮诺切特·乌加特的军事独裁和恐怖统治之后，艰难地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这时候，大多数的智利人都还缺乏关于民主参与的启蒙。2009年12月，在智利出现了一个叫“精明公民基金会”(Fundación Ciudadano Inteligente，英文名Smart Citizen Foundation)的组织，为即将来临的民主选举积极准备。“精明公民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非政府性质的公民组织，总部设在首都圣地亚哥。它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网络技术收集与扩散有关民主政治的信息，推动知情的公民行动(informed citizen action)，监督政府为其行为必须承担的责任。它同时进行好几种与民主公民政治有关的活动，包括“精明地投票”(Vota Inteligente，Vote Smartly)，对公共信息的“精明地获得”(Acceso Inteligente，Smart Access)，等等。 　　智利“精明公民基金会”的宗旨是缩小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差别、打破政府的信息垄断和控制、提高政府权力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鼓励公民们进行知情的独立思考并积极参与、帮助公民们增强集体行动的能力、保护公众利益不受少数权贵阶层的侵犯。公民们因知情而变得精明、能干、积极参与，这符合智利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享有普遍共识的世界民主潮流和人权价值标准。“精明公民基金会”的宗旨和许多活动很快获得了智利国内和国际间的认可和赞赏。 　　在非洲东部国家肯尼亚也有一个叫“精明的公民”(Smart Citizen)的公民组织。肯尼亚是非洲一个政治比较稳定，民主制度比较有共识的国家。1963年独立后，肯尼亚民族联盟长期一党执政，1991年12月肯尼亚改行多党制后，又连获1992年和1997年两次多党选举胜利。2002年12月，由14个反对党组成的全国彩虹同盟在第三次多党选举中击败民族联盟上台。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是一种民主的转变，在长达近三十年的一党制统治下，肯尼亚人很少有学做精明的公民的机会。“精明的公民”这个公民组织便成为肯尼亚人为民主政治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的象征。这个组织在“自我介绍”中说，“精明的公民”是“一个公民社会组织，旨在推动肯尼亚和整个非洲的改革。……让所有阶层的公民能够享有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资源，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改变。如果不能改变我们自己的听天由命和麻痹冷漠，任何有意义的改变都不可能发生。公民们站起来，承担自由参与治理的时刻已经来到。” 　　肯尼亚“精明的公民”组织的宗旨主要也是有关公共信息的：“收集、核对、传播客观信息，帮助公民们以知情的、非暴力的积极方式参与到与他们生活有关的治理程序中去。”这个组织同时提出了四点“核心价值”：一、创新，增强符合肯尼亚国情的解决问题能力;二、正直，言行一致;三、知识，掌握客观信息;四、参与，了解协同行动的益处。它在网站上写道，“没有选择便没有人生，成千上万的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形成压力，想象一下它的威力吧。……做一个精明的公民就是要在所有的事情上争取客观的信息，了解真情，为争取进步发展而积极行动。”面对这样的任务，人民没有别的选择，“选择当精明的公民吧!” 　　“知情”是公民的权利，包括知悉权、资讯权、信息权或了解权。知情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它不仅是一个法律领域(公法和私法)的概念，而且更是一个政府对公民思想、结社、知识传播是否拥有合法控制权力的概念。没有知情权便没有政治自由意义上的公民。不知情的“公民”会成为孤独的散沙个体，聚合为群氓。正如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在《群氓的时代》中所说，这样的群氓“就像是一堆码好的砖块，略经风雨就会坍塌，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把它们粘合起来”。他们没有办法结合成为有机的公民群体，也没有办法成为精明而有效的公民。 　　 精明的公民与受过教育的公民 　　与智利和肯尼亚这样的国家相比，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公共生活要健全得多，具有民主知识和素养的公民有一个历史更悠久，更为人们熟悉的名号：“受过教育的公民”。2009年11月奥巴马访问中国时，在给《南方周末》及其读者的题词中写道，“我希望继续维护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并祝贺你们在分析及传递关键政治信息上的贡献。受过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个有为政府的重要前提，而出版自由对这一有智识的公民社会大有助益”，其中“政治信息”(知情)和“受过教育”(因有知识而聪明和精明)是联系在一起的。 　　民主理论中的“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概念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建国时期即已如此。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中就这么写道，“与德性一样，普遍存在于人民中间的智慧和知识对于维护人民的权利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杰弗逊(美国第三任总统)说，“知情的公民是唯一靠得住的民意储藏”。19、20世纪，随着新闻、传媒、各种知识对公共生活影响的不断增强， 知情权已经强化为公民的一种不可让渡的权利，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公民自己愿意放弃这种权利，政府也没有权利限制或剥夺他的这项权利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已经成为普遍人权和民主权利的基石。智利和肯尼亚的那些有见识的公民不仅要捍卫这个权利，而且还把知情确立为他们民主参与的首要条件和任务。 　　优秀的民主离不开素质优秀的公民，优秀的公民是受过教育的公民。奥巴马说的“受过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个有为政府的重要前提”(An educated citizenry is the key to an effective government)与杰弗逊说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我们作为自由人民生存的关键”(An educated citizenry is a vital requisite for our survival as a free people)甚为相似，他们之间虽然相隔二百多年，但都强调公民的政治素质。他们所说的“受过教育”，并不仅仅是指拥有学历和文凭，而是指懂得如何在民主政治中成为能有效参与的精明的公民。 　　 这样的公民受到过两个方面的教育：第一是知道自己的权利，第二是对暴政保持高度警觉。 人民之所以需要一个政府，一个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为政府能够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受过教育的公民具备关于政府形式的知识，了解那些既能够制衡政府权力，又能使政府运行的政治制度。他们清楚地知道，即便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对于民众的自由权利也不是充分安全的。因此，全体民众要随时对政府保持一种明达的、不松懈的警觉，否则不可能把政府权力关进笼子里去。 　　与美国公民的“受过教育”相比，智利和肯尼亚公民的“精明”更具有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的含义。美国有比较健全的政治、社会制度、公民社会文化，学校公民教育也为美国人成长为民主公民提供了方便的教育环境。与美国相比，智利和肯尼亚的外部教育条件就要逊色得多。在这些国家里，公民更有必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聪明起来。 　　在智利和肯尼亚先精明起来的公民，他们对其他类似国家的人民也具有成功先例的价值和启发作用。他们的公民实践证明，即使在缺乏公民教育的环境下，仍然有学做精明的公民的可能。想要学做精明的公民，这个意愿本身就可以成为变聪明的力量和条件，也成为对强迫性愚化和奴化的一种抵抗。 　　在“文革”中度过青年时代思想形成期的人们，有不少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过类似“变聪明”的经验。当时整个国家陷入“革命”的疯狂之中，从四面八方汇集而至的是致人彻底愚昧和盲目服从的胁迫力量。它看上去足以将整个一代人变成同一类型的群氓，有的人也确实因此落下终身的思想残疾。但是，他们当中还是有许多个体通过自我教育而变得聪明起来，不仅偷偷学习了文化知识，而且还思考了一些政治和社会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这些个体在思考着，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每个人就像是一粒沙子，但却是一粒因为保持了自由意识而不可粉碎的沙子（云之：称原子更恰当吧，因为沙子是彼此依附和拥挤的，而原子彼此具有一定的张力和空间）。不要小看了一粒沙子，它跳起来可以迷了眼睛，落下去可以生一颗珠子。 　　 精明的公民是自我教育的公民 　　1787年9月，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碰到一位妇女。她问：“富兰克林博士，你们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富兰克林答道，“夫人，是共和制，如果你们能够守住它的话。”制宪会议只是“制定”了一个共和，而不是“建立”了一个共和国的实体，只有守住共和，共和国这个实体才算建立起来。 　　如何守住共和?守住什么样的共和?又由谁来守住共和?这是每一个被称为共和国的国家民众必须回答的问题。他们需要知道，自己要守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和?他们在接受一个为自己制定的共和政体的时候，是否已经有知识，已经在民主政治上足够地精明和能干，来守卫这个制度?如果要获得这种能力、知识和智慧，又该从哪里去接受这样的教育? 　　在美国建国初期，这样的公民教育首先是在民主的生活里，而不是在学校或通过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来实现的。这和今天的美国人是很不一样的。对于今天的美国人来说，是否能够守住共和，守住怎样的共和，似乎不再是迫切的问题。正如教育学家古德拉德(J

这两篇文章共同启示我们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既不指望统治者自己进笼子 也不指望另一场暴力革命，在现有条件下，共同建设并维护我们的家园！   冯仑：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 来源:正和岛 作者: 小敬 2013-07-15 14:52 我来投稿 参与评论 　　虎嗅注：本文作者为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 　　此文新发的一个背景是：前不久，企业家高端社交网站上闹出所谓的“退岛”风波。一个核心争议是：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有以柳传志为代表的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应该在商言商;而以王石为代表的另一些企业家则表态：“检讨重庆事件：在唱红打黑期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为被告辩护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反思：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 ” 　　再来看下商界素以有思想、通历史著称的冯仑怎么看?本文为作者于2013年1月21日在正和岛《决策参考》闭门沙龙上的发言整理，首发于正和岛《决策参考》2013年3月号。 　　 信任体制，还是保持距离? 　　企业家在做选择时，总会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跟体制究竟是什么关系?比如说在资源获取方式上，中国现在就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所谓有背景的权贵，通常这些人都非常低调，人家闷声发大财。 　　第二种是靠市场来配置资源，比如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这类人跟制度是比较正常的关系。首先有专业性，其次必须透明，甚至连王石的私生活也被拿出来讲，再次还要讲诚信，这类企业家的行为特点是一致的，既不高调，也不低调，是适调。 　　第三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就是靠乡里乡亲，小范围私募，基本上也不怎么跟公众打交道。 　　纵向看，不同历史阶段企业家面对的问题也不同。比如这些年有很多关于移不移民，资产转不转移的讨论，这又牵扯到我们跟体制的关系，是彻底信任这个体制，还是适度保持距离?从资本、知识产权到产品、客户的纵向链条，哪一部分放在境外，哪一部分放在境内?这关系到对未来体制的考虑。万通也做了自己的安排，把公司软资源部分、上游部分配置到海外，中下游部分配置到境内。 　　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创造出百年老店，不是不会做生意，而是在选择上的失败。当一家企业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商业竞争上，而要去面对制度博弈，每一个动作都是成本。比如光我们要把一部分资源挪到海外这一件事，就得重新架构资本结构，然后中介费、服务费、信托、委托代理，一堆事，很辛苦。去年和前年，我平均每年飞180次，其中三分之二是因为政府换届，因为政府换届就可能导致说好的事又变了。我们体制外的人是靠求人出身的，又不能居高临下打个电话就完了，所以我们得过去，每一件事都很费神。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事，就认真做产品，肯定比现在的业绩好。 　　 “后半夜吃肉”的家训 　　在历史大背景中，民营企业家大概只有四种角色可以扮演。 　　第一种就是荣毅仁，他配合政府把自己的一切都捐了，然后又加入共产党，当了国家副主席，他跟制度就从根本上变成一伙了，这是一种选择，半推半就容易被人疑心，干脆投怀送抱、以身相许，彻底不算帐了。2005年荣毅仁追悼会举行那一天，恰好荣智健家族被宣布为当年首富，非常巧合。今天我们也看见荣毅仁式的身影，比如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先生，以身相许都不行了，恨不得掏心窝子，肝脑涂地，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财产无条件献给党，这是一种方式。 　　近年一位民营企业家出事后，他家亲属跟我讲，都是因为没听老辈的一条家训：后半夜吃肉。什么意思呢?在胡同里，前半夜吃肉，肉味都飘出去了，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就拿砖头砸你们家，所以要熬到后半夜等别人睡了再吃，就是要低调，别露富。 　　第二种是张謇模式。张謇真有社会理想，最先使用股份制集资，办企业办到全国第一，然后办公益、办教育，然后又投身革命。钱没挣着，落了个好名声，这也是一种。 　　第三种，实在弄不清哪个制度好，颠了再说。今天香港仍然有一批当年上海做纺织的老字号活了下来。 　　第四种更有社会责任感，比如卢作孚，抛家舍业支持抗战，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却被他收养的一个家伙出卖了。 　　社会转型中，企业家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要么就变成张謇，比如万通参加了6个公益基金会组织;另外我们也和政府合作，但不是以身相许，还是市场化的合作;另外我们在海外也配置了一部分资源。 　　能在会场解决问题，我们才会安心做生意 　　赚钱这事其实很简单，百年历史上一批批民营企业家很快崛起，但又很快衰败，关键在于中国社会转型总也转不过来。重大历史关头的分歧从来都有，但每一次分歧用什么方法解决，中国缺少一种会场的智慧。 　　历史上中国常用宫廷解决分歧。宫廷的方法就是没有增量只有故事，中国历史五千年不断在倒腾这点事。历代王朝通常靠太祖杀一大堆人形成巨大威信，然后二代、三代老婆、孩子太多，一般到第三代开始折腾，勾结大臣、宦官、外戚，然后出现内乱，平乱以后出现一次中兴，中兴完再过三代，就变成汉献帝了，然后再出下一个高祖。 　　另一种方法是广场解决，广场解决不了就战场解决。战场、广场和宫廷都是零和博弈。西方人聪明，发现会场可以解决问题，只有会场可以找到公约数，可以妥协。会场是什么?就是所谓民主、法治、宪政。会场的学问很大，大家都按规则来，可以把分歧、冲突变成一种可以观赏的游戏。 　　我老觉得知识分子把民主这事说悬乎了，民主好比奥运会，每次奥运会上百人带着拳头来打架，而且说好了我就在这里打，谁也不许跑，但打完还是朋友，而且观众看得有滋有味。其实民主就是这个原理，第一，指定场所，不能乱打;第二，所有人服从第三方制订的规则，裁判独立;第三，游戏是透明的;第四，胜负是相对的，这次输了明年还可以再来。企业家把这几条学会了，就像开董事会也老吵架，但我们不结仇。 　　在台湾，我曾问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几个问题：第一，台湾100万人上街游行，为什么能收住?第二，你为什么没有财务丑闻?第三，怎么能不干扰到老百姓?他回答得很有原则：第一、所有当事人都知道自己是在宪政框架内做一个表达，如果当时冲进政府，这叫暴乱;第二，钱很简单，全部汇到信托账号，然后都有审计，我也不碰;最后，游行队伍怎么能回去呢?非常简单，台湾每次游行都是申请的。反过来看我们的游行，砸日本汽车，我有个新加坡朋友说，因为你们游行太少了，天天游行就会了。所以游行也是需要训练的。 　　所以整体来看，我们可选择的空间很小，主要靠政治家，如果能够在会场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安心在这里好好做生意。如果你不在会场上解决，那民营企业家就又得走了，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姿态。 　　 改革三步走：政党改革还早呢 　　作为买卖人，我们不能总抱怨环境，而要在可能的空间里做到最好。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改革，第二阶段是政府改革，第三阶段才是政党制度改革。我们现在能做的是社会改革和政府改革两部分。 　　社会改革是最基本的，企业家们这么多年做了很多耕耘，为社会改革做了很多事。社会改革非常简单，一个是NGO，国内现在1900家私募公益基金会，多数都是这几年冒出来的，全由民营企业家创办，占整个国内公益市场份额65%;另一个是社区自治，社会改革会推动政府改革，把政府的一部分职能融入社会，多余的公务员自然就被消化了。 　　社会改革做完了之后是政府改革，政府改革就是政府的角色要由一个资源分配的裁判员，逐步转到服务型政府，要把看得见的这只手弱化。其中财政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政府支出在预算中大概只涵概了一半，另外50%没有纳入预算，要透明，慢慢把政府关到笼子里。凡是穿衣服少的，身材都必须好，一透明了，政府身材就好了，腐败也就少了。 　　政府改革也改完了，政党制度才容易改。我不大赞成有些比较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上来就提政党制度改革，没必要，这事还早呢。我们看台湾当年的经验，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快速成长期，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党外运动都兴起了，社会足够强大以后，政党制度改革才被提到日程上。而且国民党当时有两个前提是具备的，一是蒋经国当时决心坚定，说我要用专制的办法解决专制的问题;二是蒋经国说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所以国民党改了，成立了“政党法”，国民党拿到了第一张社团登记证。 　　作为企业家，我们很不赞成现在讨论这么多政党改革的事，因为没法改，这事怎么改?把社会改革的事继续做好，再过10年，剩下的事就自有办法处理。 　　 企业家不能做公共知识分子 　　企业家对法治、秩序、理性有天然的支持。只要有足够多企业家存在，对政府的权力就有约束，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应该跳出来说话。 　　今天，企业家掌握的资源是过去一百年中最多的，因此企业家要慎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因为我们管理着很多社会受托资产，你的资源不是私人资源，所以你要守好第一责任，扮好第一角色。我们的第一角色是企业法人，第一责任是看护、管理好这些受托资产。 　　我们私下里也经常讨论，社会给企业家这么大压力和期待，但企业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对尺度很清楚，不会站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去说话。作为买卖人，我们知道怎么把事情办成。我们也有很多想法，究竟是选择说给所有老百姓听，还是去跟我们的智库说?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智库去说，这是企业家成熟的做法。 　　我们一批企业家已经达成共识：第一要恪守企业家身份;第二企业家属于“中右”，不是极右，民主体制下，都是“中左”和“中右”交互起作用推动社会;第三，企业家说话、做事以达到的效果为目的，而不是以让人知道为目的。 　　比如王石发起了一件事，在公共领域帮助那些失败的企业家，当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因自己失误受到惩罚，成了弱势群体后，我们会去监狱里探望，帮助一些人，时间长了以后，就使民营企业家的自我意识更加清晰。 　　当然，企业家要保持对一些认为需要建议的地方、需要批评的地方发声。企业家要坚守“三性”原则：第一叫批评性，我不讲批判，批判有点猛了，善意的叫批评;第二是建设性，不破坏，动机和方法都是建设性的;第三叫专业性，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怎样来建设呢?用专业能力来建设。比如我是做不动产的企业家，我就研究公共物业怎样更有效，我不能去研究军队怎么打仗。 　　我刚从普吉岛休假回来，柳传志、马云我们每次都会议论这些事，大家的行为模式彼此有一个大体上的共性。价值观念上，很多东西我们都支持，行动上，我们是很积极的推动循序渐进的改进，然后从社会改革倒逼政府改革，最终创造条件推动国家完成政党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 金雁：公民社会不可能通过革命来达到   核心提示 ：他们认为社会变革比制度变革更复杂，制度变革通过换人、颁布立法可以实现。但是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的良性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变革来达到 　　嘉宾简介：金雁， 1981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苏联史专业， 1991 年至 1992 年在波兰华沙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特邀研究员。 　　 　　 第三种人不想通过革命来解决俄国社会问题 　　 　　第三种知识分子中国了解得太少，所以今天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大家可能知道，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发生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有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从事革命宣传。但是农民并不买账，因为农民是皇权主义者、好沙皇主义者，农民觉得知识分子要宣传反沙皇，就开始检举他们，有 2500 多人都是因为农民的检举而被捕。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在民间碰壁，再加上沙皇也打压，结果整个民粹派运动就告失败。 　　失败以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流亡国外，大概有 900 多人在国外接触马克思主义，就像 1885 年普列汉诺夫他们建设劳动解放社， 觉得这个运动应该寄托于工人。但是俄国的工人很少， 1917 年工人只有 300 万，占 2% 。在国内的主要就是一些民意党人，他们觉得下层又愚昧，上面又这么专制，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搞暗杀。 　　其实中国在清朝末年的暗杀都是受到俄国民粹主义或者说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们搞暗杀当然也有一套理论，所以提出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搞的是非常热闹。 1805 年到 1807 年，就有 1.7 万的公务员被暗杀，基本上是平均一天三起，城市里头没有一天不响炸弹。 1806 年 7 月到 1807 年 5 月，革命党仅在 10 个月的时间内，实施了 72 次暗杀，杀了十个省长，两个市长，很多将军都命丧黄泉。 　　只要上了革命党名单的人，最后都会被多次暗杀。像亚历山大二世，号称是改革沙皇，七次被暗杀。第七次暗杀后，实际上他没有被炸死，但是他的马车夫和警卫都被炸伤，他下车去看的时候，最后被炸死。最后这次暗杀是 1881 年，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也参加了，得手把沙皇给炸死。本来亚历山大二世是个改革沙皇，农奴制解放就是在亚历山大二世手上的。他被炸死后，已经改革方案就终止了，统治阶级保守集团力量就开始上升。 　　去年是农奴制解放 150 周年，整个俄国国内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评价达到高峰，给他戴了无数的桂冠，还包括被暗杀的斯托雷平。在俄国曾经怎么解释邓小平呢？就说那是中国的斯托雷平，在中国解释斯托雷平时就说，那是俄国的邓小平，因为他也是开启俄国的制度改革。 　　巨变以后，大家就在反思说我们 70 年的道路到底走得对不对？很多人都感觉到，原来以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俄国的方向问题，现在看来， 以前的革命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整个俄国革命的道路又中断，又推倒重来，等于一百年来白忙活了。 那么体制内的人当然是反对的，革命者就基本上赞成这种政策。 　　但是俄国长期以来是具有激进土壤的国家。知识界一直都有反国家的性质，知识分子这个词的俄语，既不是指你有文化，也不是指有技术，是指要反国家。这个词本身就是指思想反对派和心灵反对派，如果你不具有这种特征，你就不叫知识分子。所以这个时候第三种人就认为，国家和社会不和是根深蒂固的，就跟两个失控的马拉着一辆车，一个往左拉，一个向右拉，早晚有一天就会把这个车拉散架。所以必须要另辟蹊径，要突破激进主义的思维，要避免恐怖主义和革命，要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途径。 　　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一直到一战以后，也不过才 300 万人，你肯定是指望不上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农民又是传统的皇权主义，那怎么办？他们就认为革命派都是伪理论的追随者，幻想只要是我们把一切旧的方面都打掉，就可以写最新最美的图画，白纸上我什么都可以画。 　　 　　 革命者决心越大专制性就越强 　　 　　但是第三种知识分子就不这么想，他认为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土壤不可能变成一张白纸。革命可能出现的一个后果是， 革命者决心越大、越希望来规划别人的人生，可能他的专制性就更强。所以很早就有人说，俄国的革命者都是小波拿巴主义者，也就是说都是专制者 ，他有专制的倾向。 　　在革命之前，普列汉诺夫就预测，按照列宁设计的革命，俄国会出现三种后果：第一种后果，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俄国是失败的；第二种后果，俄国将会远离西方，西方无法影响俄国；第三种后果就是俄国将建立一个像秘鲁和中国这样的一个专制帝国。应该说普列汉诺夫的这个预言还是很准确。 　　因为第三种人有很多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说如果革命后的强制出现，对自由主义的危害可能要超过君主专制。很多人都问过索尔仁尼琴，也问过以赛亚 · 柏林，说沙皇那个时候反对派还能够出现，为什么反而到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再也没有反对派了？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 俄国的自由在沙皇时代应该说是多少的问题，在苏维埃时代是有无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等量级。 　　他们认为割裂社会的状态在俄国已经演绎了 200 多年。俄国社会是上层的法国化，下层的草根化，别尔嘉耶夫说俄国这两个上下层相隔有六百年的差距。所以社会历来是被管制的，这种互换就会导致一种什么状况？用中国的话来说就叫“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两边这种互换，表面上看是一个阶级战胜了一个阶级，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翘翘板，或者我们把它叫做秋千效应，只不过它来回摆动的速度加快，每一次动荡都是原来的积累被全部销毁。 　　 　　 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 不可能通过革命达到 　　 　　所以俄国社会的间断性太强，好不容易在一个平台上建立的东西，一场运动一来，上面的东西荡然无存。而俄国社会再生性又很差，就是社会的自愈能力本很差，这样的动荡使前面的积累全都白费了。所以他们认为社会变革比制度变革更复杂，制度变革通过换人、颁布立法可以实现。但是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的良性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变革来达到。 　　所以这些人就提出，破除政权万能论。在革命政党里头，基本上都认同两种观点：一个是打倒沙皇，推翻专制；另外一个就是重新分配。因为他们老觉得社会不公，物质就那么多，少数人攫取了物质，大部分人就处在贫困的状态，只要搞平均，只要我们把分配方案重新搞了，这样整个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 第三种人认为一次革命不可能改变世界，也不可能实现乌托邦，这是个肤浅的思想 。在目前沙皇还比较专制的状态下，他们觉得现在我们可以采取的方式就是姑且忍耐，把注意力转向政权以外的社会层面。这些人提出来的就是促使个人的自主意识成长，就是自我负责、公民社会，这样的话，是改变社会组织资源的被动状态，去做具体的事情，做小事。那时候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做的就是搭起一个上通下达的桥梁，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创造良性互动。当然他们说这个过程可能很长，要百年，要一个世纪。 　　所以贵族知识分子比较爱从事思想讨论，这些人都集中在文学领域里，以赛亚 · 柏林就把他们称作狐狸。其实狐狸和刺猬的比喻最早来自于古希腊哲学 家，只不过以赛亚 · 柏林借用了这种说法。那些不同意这种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像罗亭一样的平民知识分子就自诩为刺猬，就是我们不从事思想，也不从事理论讨论，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实践，就是干革命。第三种人与两者的定位都不同。他们就是说我们只想多做实事，成为社会的医生，而不是革命家。因为俄国社会割裂非常厉害，我们主要是填平这个鸿沟。我刚才提到过别尔嘉耶夫说俄国社会整个是病态的，上下层之间缺乏了解，这也是人民对最高政权依赖的根源，人民不信任贵族，不信任知识分子。 　　这个时候民粹主义的思想家阿勃拉莫夫就提出小事理论。其实在欧洲，所有的政党也好思潮也好，基本上的一个趋势都是理论先行，就是先有很多的理论，然后理论慢慢深入人心，再有思潮，再有运动。小事理论几乎没有复杂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哲学支撑，说的很简单。他说，现在我们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曾经非常肤浅地播撒在这片处女地上，没有深入到人民的灵魂，所以我们一时不知道俄国社会要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他自己认为这就是对俄国革命的一个矫正点，所以小事理论应该说是非常简单，非常明了，一看就知道他提出来他要什么。 　　他说俄国空谈家很多，实干家就是搞恐怖，搞暗杀的人都很多。他说过去实干家主要是颠覆政权，是搞破坏。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说我对改革漠不关心，我的目标就是推翻政权，就是干革命。现在阿勃拉莫夫提出，这不切合实际，我们现在不要这种宏大叙事，我们不是写大写历史的人，我们就是写小写的历史。他说搞恐怖活动，搞暗杀这样引起统治者的反弹，社会上也容易引起混乱，反而不如做一些实事。 　　他这个话一出，当时在整个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当然革命政党基本上就是责骂，骂他是逃兵，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策略比那种检讨要更深刻，可以解决俄国上下层之间的“文化不对称”的制约，这样以一种“超阶级”的方式来整合社会，可以从根子上解决俄国的问题。所以小事理论就以阿勃拉莫夫主义来命名。 　　 　　 社会变革靠无数失败尝试 代价是生命与鲜血 　　 　　后来又有一个思想家尤佐夫 – 卡布里茨在《民粹派的基础》里，说社会生活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社会变革也不是靠伟大人物振臂一挥，它要靠无数次这种失败和尝试，但是每一次的失败尝试，你是拿人的生命和鲜血做代价的，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他说作为人民的良心，知识分子未必要站在高坡上振臂一呼，而是要从自身做起，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他们当初提出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后来很多国家在苏东剧变开圆桌会议的时候达成的一个共识，就叫只要人民少付出代价。这个共识很简单，只有两点：反专制，人民少付出代价。有这点共识，和再大分歧的派别我们都能坐下来。所以后来波兰圆桌会议开了， 55 个人坐了一个非常大的圆桌，可以说是思想上差异非常大的各个派别，依照这个原则都能够坐下来谈。 　　这些人就提出来，过去知识分子都比较好高骛远，愿意轰轰烈烈，不愿意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小事又不得名，又不得利。但是这些人说，这些小事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福利和生活，可以改变俄国的这种激进的土壤。这两个理论提出来以后，这些人就开始去做一些在革命者看来不值得做的事情，比如说他们给工人建的第一所疗养院；农学家到农村去搞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工作，这是萨马拉省的第一个拖拉机。他们建了一万所小学，建了几千座图书馆，这些全都是面向农村。我就觉得这第三种人，有一点类似于 NGO 。一幅油画表现了当时这些第三种人和地方自治局办的救济场所。社会救济以前要么是修道院，要么是由教会来办。 　　他们提出我们既不是颓废派，也不是革命派，是实事派。很快小事理论和实体主义，就是既反对激进革命也不愿意和当局同流合污，就以第三种知识分子为代表。“第三种人”这个提法是 1900 年萨马拉省的省长提出来的，后来在列宁的著作中，“第三种人”和“第三种知识分子”两个名称可以互换。所以一提 “第三种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两者都不是的，体制内也不是，反体制的也不是，这种人就叫第三种。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们不是刺猬，我们也不是狐狸，我们是工蜂。 　　另外从沙皇方面考虑， 1861 年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的管理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以前都是农奴主管着农奴，现在警察式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行了，所以中央政府也从一些不具备全国意义的事务当中脱出来。沙皇的管理制度有所改变，他要下放一部分职权，所以在 1864 年就建立了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局。地方自治局有点类似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类法团组织”，它是在沙皇政治板块不松动的原则下，一种放权让利有点半官方的组织。 　　 　　 地方自治局是现代国家的创新 民主化作用不可小觑 　　 　　虽然没有完全独立于强权，也没有完全独立于盈利，但是毕竟带入了一种宪政机制和一些公共服务精神，跟以前的管制社会不一样。以前沙皇的政府只管征兵征税这两样，因为沙皇俄国是一个快速扩张的国家，他不管其他的。地方自治局就带入了一定的公共服务精神，它属于早期现代新型国家的一个创新，所以它的民主化作用也不可小觑。斯托雷平认为这是往死人脸上涂脂抹粉，绝对不是，他们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所以把他们叫作“书写小历史的人”。 　　他们提出了很多主张，这些主张其实跟我们现在提出来的很多东西都很相像。比如撤销宪兵队，规范警察的职权；废除行政流放制，对扣押这种违法行为都要监督；建立地方法院，地方法官要当地居民选举；要有预审辩护制度，容许假释；要有社会救助，对失去劳动力的人有最低生活保障，对伤残、养老有国家义务保障；国家不能够介入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博弈，只要是经济要求的任何罢工都是合法的；教育制度方面也是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三级教育，平民都要读得起学校，还有包括赋税均等这些方面都是地方自治局具体提出来的。 　　有人说这是在专制国家中争取民主的一种迂回斗争，但是列宁骂得很厉害。列宁说地方自治局只不过是专制制度车轮上的第五个车轮，是一个备用轮胎。它虽然暂时不可能一步到位地体现立宪的原则，但是毕竟它还是为很多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合法活动的场所。所以尽管各种势力的人在骂，大家也把它看作一个平台。有人认为它这样做的工作，最后毕竟会成为制宪的一部分。 　　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动议，再加上有沙皇的放权，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在地方自治局工作，最其中县自治局最活跃。我记得以前好像温铁军老在说中国是国权不下县，我说你这样说不对，中国是大共同体的权力之差，如果要说国权不下县，说俄国还是比较恰如其分。 　　很多人很关心的是自治局的财政预算是怎么来的？它主要是有专项基金、募捐款。另外地方自治局之所以后来能够做大，是它对土地、房屋和工商业有征税的权力，还有国家拨款。征税权使它后来成为第二政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财政的大头主要是后两种来源。但是它的运作方式基本上是民间性质的，不受政府制约，有很大的自主权。 　　就政治诉求来说，它基本上是通过“非政治而利民的实际工作”建立一种健康的制度，公共决策是以广泛参与和立法权确立为基础的。所以各方面势力都看中这个平台，这个平台什么样的人都有，保守的，革命的人都有。地方自治局当时觉得，只要你愿意干实事，愿意做具体工作，都可以到这儿来。 　　 　　 马克思的论断不对 小农生产有长远生命力 　　 　　民粹主义认为小农生产和现代化并不矛盾，而马克思认为小农是要消灭的，民粹主义不同意这一点，他说未来的非资本主义农业应该有很大的潜力，不一定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整个小农全部都消灭了，像英国那样建立起大农场。实际上我们现在在马克思下论断 200 多年以后来看，马克思的论断是错的，反而是蒲鲁东这些人说得对，小农生产有长远的生命力。这些人认为，个体小农的生产模式——就是八到十一俄亩的责任田，和包括产前产后服务的非农产合作经营相结合的双重经济体制，并以“小城镇”、合作制、乡镇企业、家族共同体的传统社会关系和现代化的模式发展形成互补。 　　所以后来俄国第三种人当中，有很多人提出了非常有洞见的理论，恰亚诺夫就是俄国后马克思主义农民学的一个大师。还有经济学的康德拉季耶夫，他提出来一个发展的周期理论，大概是 53——56 年一个周期。还有尤洛夫斯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比奥地利学派那些人提出来得还早。但这些人在斯大林时代，当然全部都被杀死了。在第三种知识分子活动时期，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发展方向的博弈一直存在，但同时这些也为他们探索提供了平台。 　　地方自治局逐渐做大以后，它和政府的权限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含混不清的地方。双方一直是一种斗争的态势，基本上地方自治局强势，政府不仅是守势，而且往后退。总理大臣维特就说，按照这种发展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人民代表机构将在中央一级建立，人民参与立法权和国家管理。 　　俄国整个社会力量发生变化，仅从官僚的数量减少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些官僚无所事事，不善于工作，而地方自治局越扩越大，像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职员要比政府官僚胜任工作，他们甚至就排挤政府机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 1894 年，国家说你们干脆回到公务员队伍来，咱们合二为一。但是他们拒绝了这个要求，这个第二政府大有取代第一政府的态势。有一个官僚在回忆录说，那时政府官员都没有事情做，成为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被自治局工作者抢走了。亚历山大三世也认为，地方自治机构降低了官僚们的作用，破坏了国家制度的统一性。 　　这样最可以看得出来地方自治局的坐大，它一方面人数多，介入的层面多，而且它是在俄国整个推广。总理大臣维特在报告中说，地方自治机构中第三种人力量增大，当然有政府工作无能的原因，但是在这种状态下，它实际上和政治体制不相融。因为第三种人只说我干实事，政治立场不是那么凸显。所以革命者批评它是沙皇的附属物、国家机器的帮凶。但是沙皇政府同时又认为，他们是革命的同情者和外围组织，政府的文件明着说，这些“实际主义”的反对派其实是在“借人民的压力推行立宪”，他们同样会孕育出与沙皇离心离德的思想，同样会腐蚀国家政权，所以其实也要打压。 　　它就处在一个两边都不认可的境地，但其实两边的人也都在挤进这里面。 1912 年，俄国建立了地方自治局的省份有 40 多个，西伯利亚和靠近极寒的地区没有。凡是有地方自治机构的，它的整个运作方式就要显得好得多。当时在自治机构中的知识分子有 8.5 万人，到一战的时候达到 14 万人。他们也是跳出了经济学中经济人这样的逻辑预设的道德人，他们从实践出发，从农民的心理变化和社会动态出发，提出的理论也能够被农民所接受。 　　由于俄国知识分子这种人文精神和近代科学方法的引入，又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在这个平台上，他们的农民乡村研究可以说达到了顶峰。他们首创的大规模采用“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和微观实践，使俄国的农民学研究在一战前达到顶峰，光地方自治局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有 4000 多种专著出版。而且他们还完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系统的社会学调研和农村统计工作，到现在俄国都还在使用这些材料，的确是汗牛充栋。你要输入俄文查询以后看不胜看，每一个村庄的资料都特别细。我觉得后来共产党人没有下过这样的苦工夫，这些成果是当时最庞大的农民研究机构的资料库。 　　他们以实用化、技术化、办实事为宗旨，以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思路，为俄国寻找出路。所以他们的工作看上去非常琐碎，实际上为改变俄国的阶级对立，为中间群体的薄弱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教育、卫生、道路、交通、城市建设、救助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一次爆发伤寒病， 40% 的医生都来自地方自治局，是“第三种人”。他们的社会实践的确也可以说是卓有成效，他们提出来的申请有时候也得到沙皇的满足。 　　务实精神并不代表他们不问政治。他们当然是少谈主义，多谈问题，但是实际上在基层干事情，并不只是扫盲、开诊所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各种侵犯农民权益的问题，只要卷入肯定不能不得罪政权。只要卷入到农民维权的事件中，虽然你不鼓动革命，但实际上你只要支持农民就开罪官府，所以在警察局他们也是挂上号的。 19 世纪的时候，他们有 900 多人都是在警察局挂号的，还有人被流放和被逮捕。革命者说是这些人是当局的走狗，当局认为是异己的力量。 　　 　　 俄国官僚叹：舆论界的尖酸刻薄比革命者的手枪更可怕 　　 　　另外，他们影响新闻媒体的力量非常大。他们觉得通过新闻媒体再影响到社会，这种放大的功能会有良性的互动。所以后来官僚说，舆论界的尖酸刻薄甚至比革命者的手枪更可怕。省长必须要认真听取地方自治局的意见，甚至要不得不讨好和迎合他们。那种“衙门里说了算”的局面第一次遇到“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的人”的挑战。 　　到了 1905 年革命的时候，沙皇有一点像中国的戊戌变法，镇压革命以后还是颁布了《十月十七日宣言》。我们现在老觉得 1917 年俄国革命怎么可能平地而起，其实 1905 年沙皇已经立宪，俄国成为立宪君主制的国家。《十月十七日宣言》就是选举杜马，杜马是个古老的词，就是俄国议会的意思。杜马选举以后，实际上只要你不搞恐怖，革命政党都可以进入到议会。当时打社会主义牌子的有 16 个政党，这 12 年是一个练兵时期，他们把杜马讲台作为一个操练的场所。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俄罗斯 20 世纪国家制度的转变，是从 1905 年的《十月十七日宣言》开始。在 1905 年革命的时候，地方自治局就省级联合，然 后 1905 年又召开了全国自治代表大会，基本上核心小组的人员都是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就是 1905 年成立的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党，可以说全国自治代表大会是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召开。索尔仁尼琴说这是思想界、知识界异常美好的年代，到 1917 年以后就是知识分子的厄运年代。 　　他们在 1914 年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自治联合会，有 400 多个城市联合加入，起作用的当然是自由主义政党。二月革命以后的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当时就是全俄地方自治委员会的主席。俄国在一战的时候，地方自治局或者这两个联合会，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政府，它已经成了权力的化身。因为政府整个在萎缩，战争中军队的供给、灾民的救济、伤员的安置等，把正常的活动完全打乱了。而在这个时候，地方自治局和两个联合会手握财权，大笔大笔的钱从他们的手里过。当时李沃夫就提出一个口号，从政府手中救出国家，把它还给社会。 　　一战期间，地方自治局基本上已经从第二政府变成了第一政府，已经成了真正的政府。人民都说第三种人在利用战争和沙皇政府抢夺天下，很多人已经明眼人看出来，他们不是在帮政府，已经是在抢夺政府。在为国分忧的外衣下，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取而代之。所以他们发布命令从来不请示政府，蔑视政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当时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谁善于工作，谁才是国家的主人。 　　当时只要地方自治局一停止供应，整个后方就乱了，俄国就会天下大乱。连媒体都有人呼吁，说政府干脆就把权力交出来，交给两个联合会，否则没有出路。所以后来沙皇退位，不单是因为战争，而是大势所趋，就是没有十月武装夺权，也已经大势所趋。这个时候两个联合会和第三种人已经被看作俄国的中流砥柱，坊间都知道，俄国没有政府，只有两个联合会。两个联合会从半政府、第二政府变成了第一政府，它已经有了取代政府的资本。 　　尼古拉二世的皇后在给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说，这两个联合会已经令人无法容忍，他们肆意妄为、超越本分，给正在打仗的国家带来了混乱，现在又非分地插手国家的管理。对政府来讲，它已经名存实亡。但是更不幸的是，它的怯弱之处，虽然政府知道自己已经患下了“重症肌无力”，还不敢公开宣称大权旁落，因为一来怕沙皇怪罪，二来怕弄假成真，这进一步让自己威信扫地。 　　战争期间，两个联合会提出很多建议：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成立合法的工会，成立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像 1905 年革命的彼得堡企业工人大会实际上就是他们发起的。沙皇已经知道尾大不掉，当初是想让自治局作为一个附属组织来帮助政府改革，现在没有想到，已经被它取而代之，“自治机构将成为瓦解专制体制的心腹大患”。 　　这个时候体制内的一些保守势力也感觉到沙皇不思进取，失去了自信心，从而发生了立场变化。因为那个时候，谈社会主义、谈变革是大势所趋，很多官方的、温和的、具有国家思想的人物，现在革命性也越来越强。契切林是俄国的国家主义学派的人物，也带有自由主义色彩，可是后来《俄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说，他从“强有力政权的支持者”变成了“俄国专制主义和特权阶层不调和的敌人。那个时候，贵族也已经持反沙皇的立场。 　　 　　 二月革命使第三种知识分子兵不血刃得到政权 　　 　　二月革命后，“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的确过了几个月的辉煌的日子。他们觉得二月革命非常好，说曲线救国，终获成功，兵不血刃，政权到手。的确，两个联合会的主席李沃夫当了临时政府的总理。沙皇的各级政府官员因为有污点，都被民众抛弃，而地方自治局半个世纪的工作实践的积累和人脉，就成为组织性最好、最有基础的政府人选。他们基本上是一套人马，两个招牌，以民间的招牌来担负了政府的工作，在各地成立了临时政府。所以他们也非常高兴，觉得兵不血刃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二月革命以后马上就搞民改革。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成立，他们发表的第一个宣言其实跟革命政党的政治诉求一样，要以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市杜马和地方自治会，然后进行全俄“立宪会议选举”，这其实也是布尔什维克当时追求的目标。 　　他们为了操练先进行了基层选举：在 43 个省， 400 多个县，将近一万个乡里进行选举。最后选出来 30 万个乡议员，基本上是由社会革命党控制，因为他是个农民的政党。社会革命党有一百万会员，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的时候是两万四千人，所以从整个政党组织来说，布尔什维克从地下状态走出去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党。这些自治会选举了 23000 多个县议员，比较完整的基层组织的构建已经搭建起来。临时政府也宣布，地方自治会的主席是临时政府委托全权代表来管辖地方事务。这样的话基本上可以说他们已经通过选举拿到了合法授权。 　　后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和第三种人不是一路的，在理论上对他们也多有批评。列宁对地方自治局和第三种人一直都有批评，但是在专制年代其实反对派也在地方自治运动当中扩大了自由，也在开拓社会的空间当中受益，所以他们基本上也是参与到地方自治运动当中去。 　　布尔什维克在 2 月到 10 月期间基本上是拆临时政府的台，他们那时批评地方自治局不够民主，说你搞地方自治还行，但是不够，要搞更大规模、更加正规的议会选举，也就是搞立宪会议选举。托洛斯基就说，地方自治局尽管也有民主形式，但依靠的是松散的选举人群，而且有的时候还要选举资格，规定必须要有多少财产。所以它只是代表着昨天群众的状态，也就是说人民并没有给它委托书。那我们要搞的是什么？我们搞的比这个还要民主，这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比这个的范围要大，要更有时代性。 　　十月夺权以后，列宁当时也想搞立宪会议选举。列宁想的很简单，我是先夺权后选举，在已经在执政的状态下，通过有效的宣传我们肯定会选上。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主要在军队当中，并不是在人民当中。军队都放假回家去宣传，选举结果出来后布尔什维克获得了 24% 的选票， 58% 的选票是社会革命党，就是这个农民政党，这样就很为难。 　　列宁说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他们商量的结果是用枪杆子颠覆票选。原来还在真理报的前身上写：把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我们服从选举的结果，但是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就发现要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不干了，现在就说整个法律都是临时政府的，这是一个过时的选举。可是包括第二国际的罗森堡，有很多人都问他，你不是批评它贿选、舞弊，只是说法律过时了，为什么早不说呢？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再说，那就太没道理。布尔什维克在 1918 年 1 月 5 号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就开始搞专制，反正要搞无产阶级专政，而专政和专制之间并不是一个程度的差别。列宁提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常态，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暂时状态，这两个不一样。 　　 　　 布尔什维克选举惨败后才搞专政 　　 　　布尔什维克在选举惨败后就开始翻脸，翻脸就要搞专政，镇压民主反革命。 1918 年，“民主反革命”这个词非常流行，意思是赞成选举的就是反革命。列宁当时在不是公开发表的信件当中说，什么叫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就是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选举的斗争。他把话说得这么直白。可是“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最初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纲领，从 1903 年开始党纲当中这一条没有变，只是因为自己没有选上，现在就把这一点改变了。 　　以前说第三种人不够民主，现在说越民主越反革命，最民主的立宪会议就最反革命。但不同于职业“反革命”的立宪活动家，自治机构中的技术专家还是可用的。为什么呢？布尔什维克认为新政权当中人文知识分子没有用，技术专家还有用，可以留下。所以大家都知道 1922 年的哲学家之船，把俄国顶尖级的人文知识分子都赶出去了，他们迁到柏林，后来又到巴黎。所以有很多人文知识分子后来就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苏东剧变意识形态空场以后，他们又出口转内销，主要是因为他们给西方贡献了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理论：俄国式的存在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因为地方自治委员会承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整个地方的政权架构也非常完整，这样他们就和苏维埃处于对立关系，而且一些自治机构还成立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展开夺权斗争。所以从 1918 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就重拳出击这些拒不归顺的地方组织，这些人只要发表反苏维埃的言论就一律逮捕，交革命法庭定罪。 1918 年 3 月份，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力宣言》中就规定，政权完全由苏维埃掌握，一切以选举作为借口的各级组织均不具有合法性。在此之前他说这是我们争取的目标，现在说选举是个借口。所有地方自治机构统统要被取缔，所以在内战当中有很多地方自治局的人最后加入。 　　俄国打了三年内战，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因为 14 国武装要把新生的苏维埃扼杀在小摇篮当中，真正的原因根本不是这个，而是合法授权。如果通过选举的规则争夺来沙皇的江山，大家都认可。但布尔什维克首先破坏规则，来抢江山，那凭什么抢到的江山就是你的？因为俄国当时正在打一战，所以外国的力量又介入，这样才有了 14 国武装干涉之说。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于丘吉尔，丘吉尔在一战的时间就说，你们不是这种状态，国外也要介入。当时托洛斯基说不要 14 个国家介入，你只要投入十的兵力对我们就是太大的威胁。实际上没有真正的 14 国武装干涉，我过去一直认为 14 个国家就像联合国军队那样去跟布尔什维克开战，其实真正的状况并不是这样。 　　 　　 俄国革命埋葬第三条道路的试验 　　 　　回到我们开始的话题，因为地方自治机构是通过地方一级一级的选举产生的，布尔什维克说，凡是用选举做借口都不具有合法性，于是统统被取缔。所以俄国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局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基本上就结束了。本来他们的社会实践可以给俄国提供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治理，也不同于革命后苏维埃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但是俄国革命却把这一切都给埋葬了。 　　在 1922 年到 1928 年期间，国家首先打造管制社会，对社会是管着它。以前很多人也问过我沙皇时期和苏联时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无社会。沙皇时期有社会，因为他有教会。苏联全部取缔社会，宣布取缔全国性的组织，在内务部登记的七千家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完全不可能有过去的自治。比如拉普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是一个很左的，带有浪漫性的群体组织，有 40 万会员。它的意识形态很端正，只是有点同仁结社的性质，这样的组织也被取缔。 　　后来的工青妇等社会组织已经和革命前完全不同了。苏维埃打造的社会组织都是“国字号”的，要在民政部登记，要建立党支部，在财政上都有国家拨款。即便一些与政治无关的文体组织，也都是按照党中央的这一套打造，尤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活动。这些组织都没有社会积极性，也没有自主能动性，他们是一种垂直隶属关系，不能有横向的组织联动。虽然苏联也在 1918 年、 1936 年、 1975 年的宪法中保留了结社自由，但大家都知道这是装饰性的条款，不但没有这种结社自由，甚至可以说国家能管到床头上，私生活什么国家都要管，而这一切的领导核心都是苏共。 　　第三种人和自治局工作者半个世纪的努力基本上就没有了，可以说俄国的社会基层自治和公民社会也戛然而止，但是在新经济政策阶段有一段回光返照。因为俄国有 1300 万人在内战中死亡，而在夺取政权的那一天基本上没有死一个人，尤其在冬宫之夜。但是内战结束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还被雇佣，而且也因为工厂开工不足而无所事事。只有农民作为一个阶层保留下来了，而且消灭了富农地主，整个农村中农化。再加上反斯托雷平，农民又回到了村社自然经济中。 　　所以当时布尔什维克觉得只要在政治上没有组织联动，在某种情况下他还是允许有些民粹派的活动。但是他已经没有像过去一样的政治结构，只是提出来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整理土地这些事情，布尔什维克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允许的。 　　 　　 斯大林发现用剪刀差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行不通 　　 　　但是后来没有想到农村的村社也成为一种农民的联合力量。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要把一切都统起来，像我们搞统购统销一样，想用剪刀差来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把工业产品卖的很贵，然后很便宜地收购农产品。农民可以不种、抛荒，农业严重的萎缩。后来斯大林发现这招行不通，所以才有了 1929 年的大转变。 　　但是在 1929 年之前，有一度地方自治局或者第三种人的一些技术专家还在活动，有一个很短暂的回光返照时期。有几年只要不涉及政治，在学术领域里面宣传还是合法的，原来地方自治局和一些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就形成了一个新民粹派。他们和沙皇时代的第三种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是独立的政治派别，也没有组织活动，政治上完全依附于苏维埃政府，只是一种思想学术和具体事务上的流派。 　　但是这种状态也没持续几年，斯大林 1929 年大转变，要搞集体化把农民也要管起来，很多人就在斯大林社会改造的浪潮中被吞噬。 1929 年，经济 学家比较集中的财政部和农业部就先开始清洗。 1930 年苏联宣布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叫劳动农民党，新民粹派的顶尖人物基本上都被一网打尽。 15 个人都是大学者，在思想领域里很有创建，都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死于非命，哪一年死的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也是搞农村经济改革， 1988 年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俄国的这些人，然后去找，才发现他们的思想和我们当时的农村改革很相似，我觉得他们很有先见之明。所以我说很多话他们说的对，比如马克思说小农要消灭，但他们说小农的生命力很长久。 　　至此，“第三种意义上知识分子”在俄国的试验不仅彻底失败，他们的个人命运也都非常悲惨。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实践”的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了 “为思想而生存、以对抗政府为目的”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含义，他有点像 NGO 。在新民粹派被处决以后，俄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就不存在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纳入到苏联体制当中，这些人没有一个活到 1987 年平反的。 　　在剧变前后，苏联社会和思想界对激进主义，尤其对列宁这一支全程进行了很多的反思。自由主义一枝独秀，但是因为剧变后经济转轨没有搞好，自由主义又再度衰弱。而第三种知识分子因为政治倾向比较模糊，它又做了大量实事，所以在社会上有好评。舆论就认为，应该给予为俄国现代社会作出努力的“第三种力量”以应有的评价。 　　剧变之前索尔仁尼琴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就努力地想和这种传统对接。索尔仁尼琴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他也觉得这些人在俄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他对他们的评价非常高，把他们叫做社会工作者。 1994 年回国的时候他就呼吁知识分子应该重新掀起做具体工作的第三种人的浪潮。他还自己创办了一份杂志，叫“地方自治通报”，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在跟沙皇时的地方自治局对接。 　　很多人会问，现在俄国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80 年代他们跟中国有相像的地方，基本上是启蒙状态。那时候都是写大博士论文，所以他们叫博士论文启蒙，都是在讲宪政。没有想到剧变很快的来到以后，经济转轨就提上议事日程。在俄国文科的博士是很难拿的，所以年轻人一般都是副博士。拿到副博士学位的年轻经济学家在电视媒体上频频露面，俄国人有个说法叫副博士革命。各个人都混个脸熟，但口碑并不好，因为俄国经济转轨搞得并不好。 　　到第三个阶段，知识分子就分化为各个政党的咨询机构或者是高参，但是也有很多人和非政府组织接轨，以更多样的形式活跃起来。他们在理论上非常注意吸取第三种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也呼吁俄国需要更多的干实事、干小事的知识分子，所以令人感慨的是历史的轮回。俄国人老说，现在做的都是上个世纪的人已经做过的事，只不过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反掉了。 　　这一百年真是等于白忙活，他们反对的东西从各个领域又重新挖掘出来，包括第三种知识分子也现在是一个挖掘的阶段。现在也有很多人开始利用他们的资料，我看很多博士论文都利用地方自治局来做文章。但是在我们国内知道的人很少，知道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第三种知识分子，一提起李沃夫公爵就说临时政府的总理，那是个反动家伙。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具体实践的工作，中国人大部分都不知道。 　　 【2013-4-26 爱思想网，来源 : 凤凰网 – 观世变，根据金雁在商州学术讨论会上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转按：原题为《几十万中国留学生留美不归，为什么？》，感觉文章中并未全面论述，只是介绍了美国那些令人热爱的社会现象。一个自治的社会，拥有自由和公正，人们的心态健康，人性之善自然流露，而一个被统治的社会，自由和公正匮乏，人们的心态扭曲，人性之善受到抑制，人性之恶得以泛滥。以人的本性论，中国人并不比美国人丑恶，美国人也并不比中国人善良，差别在于社会形态。几十万中国留学生留美不归，对中国不是大问题，再出去几百万也不是什么问题，重要的是，我们终于能拥有并管理自己的家园。       1978年中国开启公派留学生赴西方国家留学的大门。三十年来，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已达百万之众，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93.34万人，留学回国总人数为23.29万人，回国人数只占出国留学人数的两成。在回国的两成人数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供职于在华的外国公司。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出国留学生基本都是公派，花纳税人的钱就是为了让他们为纳税人提供更多、更好的聪明才智。为什么派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留学生都如同孔雀东南飞，一去不复返呢？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建起了清华大学，如今的清华、北大都成了美国所需人才的培训中心。百万留学生，百万科技大军，插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增添腾飞的翅膀，他们为什么不回来呢？       美国等国家有富饶的生活，有造就人才的环境，这肯定是吸引中国留学生的重要因素。追求富贵是人们的共同愿望，但嫌贫爱富也不是全部留学生的品质。上北美论坛网，看到留学生的文章，留学生在美国日常工作生活中，不经意遇到许多令他们感动的事，美国令他们成功，美国也令他们留下来。原汁原味的文章更真切，恕我原文照搬：            来美快6年了，先读书，后工作，其中也算尝遍酸甜苦辣，但我想写写让我深受感动的几件事：       1、刚来美国没多久，有一次去医院的时候，进门就看到前台摆放着一张长卡片，上面写的东西让我终生难忘，翻译出来就是：“不论你是什么种族，不论你有没有钱，也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你都有权利在这里得到治疗”。也就是，穷人，甚至非法移民来治病，医院也不会拒绝治疗。我听到非法移民有大病时去医院，一般给个假地址，出院后反正也收不到帐单，医院自然有基金来付这笔费用。       有个朋友的妻子（也是学生）做了个阑尾手术，因为前期炎症严重在医院共住了一个礼拜，朋友说他有一天在医院不小心看到帐单，8万多美金，这还不包括医生的费用，但最后他也用不着付一分钱，因为学生的医疗保险付了一小部分后，剩下的就可以申请医院的慈善基金。还有朋友的父亲从国内来探亲，作了个心脏手术，也没有花钱。读书期间不少同学或家属生小孩，因为收入在设定限之下，不但怀孕期间的检查，生产等不花钱，小孩出生后还可以领牛奶，食品等。有几次隔壁的提着牛奶到我这，说我们喝不完，拿给你们一点。       2、有次去学校接儿子，在学校走廊上看见一则公告,内容是根据某年某法案，此辖区内所有孩子有权在这所学校受教育，不管你是这儿的居民，或者你是寄居在这儿的亲戚家，甚至你是无家可归者。也就是说，你即使住在这个地区的某个桥洞下，你的孩子仍然可以在这所学校得到免费教育。要知道，这是本地最好的学校。       3、几年前与朋友出去玩，到了一荒凉之地，不幸车子陷入沙丘，手机无信号，无法叫拖车，正手足无措之际，一四轮驱动越野车开来，司机花了6次将我的车拖出，其间拖断他车上几根绳子。离开之际，司机告诉我们，刚跟我们错车时，就在想我的两轮驱动车会陷入沙丘，于是特意返回察看，果不其然。       4、几年前与朋友出去钓鱼，因为我刚买的渔具包装怎么也打不开。于是问旁边欲开车离去的老美是否有剪刀，告知没有，于是只得在一旁看朋友钓鱼。10多分钟后，突然发现刚刚离去的老美开车返回，从家里特意拿来剪刀。       5、每次看到校车将停车标志一伸出来，同向和反向车流乖乖停住，静等孩子们上车，下车，过马路。还有每次只要听到救护车的声音，所有车辆往边上靠，等待救护车过去。       6、儿子前年上幼儿园时,调皮捣蛋让老师告了不少状.说到上课从来不能安静,中午饭不好好吃,还要去打搅别的小朋友,喝水的时候不排队.因此老师说让我到幼儿园参加会议谈谈儿子的教育.本以为是随便聊聊,没想到学校来了三个老师,还从外面请来两个儿童教育专家先在头一天去观察儿子在班上的表现,然后参加会议. 并且一起聊了一个半小时,从儿子的问题分析到家长,老师该怎么做来帮助儿子,并且还建议之后每月一次的后续会议,以评估儿子是否有改进

原文地址： 对话贺卫方谈中国宪政争议 作者： 守门老鹤 对话贺卫方谈中国宪政争议 联合早报网主编 周兆呈   2013 年 5 月 21 日，中国《红旗文稿》第 10 期刊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题为《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的文章，将 “ 宪政 ” 与 “ 人民民主 ” 列为对立概念，前者代表西方，后者是中国现行的制度。该文被形容为向中国国内宪政派学者宣战的檄文。   此文一出，中国网络上迅速掀起舆论对峙。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次日发表社论声援，指中国要宪法不要宪政，因为宪政就是兜圈子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   中共中央另一份理论期刊《党建》 5 月 30 日刊载署名 “ 郑志学 ” 题为《认清 “ 宪政 ” 的本质》的文章。该文认为 “ 宪政 ” 一词无论从理论概念来说，还是从制度实践来说，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 “ 宪政 ” 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不能把 “ 宪政 ” 作为中国的基本政治概念，以落入其背后隐藏着的 “ 话语陷阱 ” 。   偏左的 “ 反宪派 ” 观点在网络上引起右派的 “ 泛宪派 ” 激烈批评，主张 “ 社会主义宪政 ” 的代表也牵涉其中，参与辩论。   这场围绕中国宪政问题的争议为何在这时出现？价值何在？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被称为 “ 泛宪派 ” 代表人物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 5 月底来新加坡参加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的学术活动，联合早报网主编周兆呈在 5 月 31 日对话贺卫方教授，谈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围绕宪政课题的争议。   联合早报网： 中国目前出现围绕宪政的各方思潮的争议，您觉得为什么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   贺卫方：我认为是因为习近平本人在就任总书记以后，所说的话语有一种模糊，左和右都说到。在法治、宪政这一问题上，去年 12 月 4 日，他强调过要 “ 必须履行宪法 ” ，履行宪法其实就是宪政，宪法的履行是宪法的生命。他又讲到 “ 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 ” ，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子中间感受到公平正义，他说到的这些都是宪政方面的话题，让右边的人感觉到很兴奋；接下来他又开始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又说不能否定毛泽东。这是个左右矛盾的说法，其实让两方面都感觉到有点困惑，又让两方仿佛觉得可以抢夺话语权，抢夺滩头阵地，能够把整个的政治话语向自己希望的方向扭转。在十八大前后的这段时间也在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北京各种会都在开，大家都希望能够通过目前的局势去争取未来可以朝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左派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最近的文章也和这样的一个背景有关。他们似乎觉得习近平本人可以成为他们这个方向的带路者。   联合早报网：所以您觉得这种争议纯粹就是两派思想的交锋，其实和官方没有任何的关系？ 贺卫方：我认为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官方最高层已经介入事情中去，尽管官方也有发表如 “ 七不讲 ” 的文件，但这文件好像发下来，到了一定程度，似乎让人感觉又收回去了，所以官方立场态度在这问题上似乎不太清楚。但是很明显现在左派更兴奋，右派更绝望，目前可以这么说。   联合早报网：现在这种争议的展开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改变？这种争议有什么价值？   贺卫方：我觉得可能会把问题挑得更明白，到底中国未来的方向是什么。一个 “ 中国梦 ” 可能让大家更多地沉浸在一个昏昏噩噩的梦想之中，除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一种说法是比较清楚的以外，政治制度到底朝哪个方向走，国民的价值追求到底是怎样的方向，似乎谁都不知道。所以现在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最高领导层的观念不大清楚的时候，有这么几个人将问题挑明了，也许有一定的好处。正如我对于杨晓青教授那篇文章的评论一样，我说，这至少让人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兼容的，它需要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如果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么我们能否将宪政同时作为并行不悖的的目标？如果中国要建设一个宪政国家，建设民主国家，我们的方向又是怎样的，困难又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联合早报网：这样的争论会对最高领导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贺卫方：他们可能有一点点要被迫表态的一种感觉。但是今年，我觉得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困难的一年， 12 月份是毛泽东的 120 周年诞辰。你知道中国人很重视还历，六十年一甲子，而这是 120 年，双甲子，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中共中央要用一个怎样的方式去纪念这个活动？如果说进行大规模的纪念的话，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怎么评价？是否应该重新评价，这可能是摆在他们面前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总觉得，今年之内，尽管十月份会开三中全会，好像历史上几次三中全会都特别重要，我觉得今年的三中全会可能会非常模糊，也许会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三中全会。   联合早报网：从外部来看， “ 习李新政 ” 不久就开始出现思想领域的争论。这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会是一件好事吗？还是应该搁置这种思想的争议？   贺卫方：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搁置已经从邓小平时代开始，搁置了 20 几年了。邓小平的策略就是不争论。不争论有好处，经济发展能在一个相对简朴、不争论的状态下，把相关政策的价值发挥到最高的一种限度。但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把一些问题讲清楚的时候，邓小平时代的那种做法已经无以为继了。 邓小平的那个时候特殊，因为没有网络，只要中国的几大官方媒体不争论，民间在酒席桌上说的争论其实不算什么，没有产生什么广泛的影响。但是今天已经是特别不一样的时代了。网络出现了，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什么样的观点都展现出来。这个时候如果再不把某些事情说得更明确的话，它就会让人们无所适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向也会变得模糊不清。整个共产党的系统，各级官员会觉得说走哪条路是说不清楚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应该让它慢慢地展现出来、说清楚。   其实在 2003 年 “ 胡温新政 ” 的时候，人们是有过一次从希望的高峰到绝望的谷底的经历。但是那个时候毕竟是也许不把问题说清楚，也能慢慢地就这么维持；现在到底能不能维持都是一个问题。章立凡先生在微博上说， “ 五年看改、十年看埋 ” ，那如果说再不进行强有力、明确的改革，可能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一般的，五年以后如果再没什么变化的迹象的话，也许大家就会真的发自内心的绝望。   联合早报网：通常思想争议，按照刚才您讲的要出现对现实产生一定作用的结果，那最后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比如说是以左或右一方的胜利、占上风为结果，还是说最后由最高领导人拍板，像当年邓小平一样。您认为最终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贺卫方：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领导人是一个挺艰难的问题。坦率地说邓那个时候如果要真的拍板，明确说中国 1949 年以来选择的这条道路可能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另外改路，他可能能做到这一点，毕竟他是最早的革命领袖，对军队有非常有力的控制和影响。今天的领导人，即便他爸爸是从前的第一代领导人，但是他本人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怎么走、未来方向在哪儿，好像倒退容易，当然我看倒退现在也不是特别容易，因为民众的观念、知识界的基本态度已经不一样了。往前走，彻底扭转这个方向，有没有做好必要准备，甚至可以说有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它的风险到底有多大，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严峻的问题。所以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搞来搞去还是回归到邓小平时代，不争论，尽可能左边一棍子、右边一棍子，维持一种平衡状态？我自己猜测未来三年、五年这个时间，可能还会维持这样一种平衡。没有办法去说我坚决倒退，回到过去；或者我坚决走出社会主义，都可能做不到。   联合早报网：所以仍会是处在一种中间的平衡状态？   贺卫方：是的，平衡的状态就是想左右都讨好，可是左右都讨不好，最后大家逐渐就会对新的领导层，慢慢地变得绝望。   联合早报网：您自己怎么看待目前争议的不同思潮 / 知识力量的组成？ 您自己处于哪一个类别？   贺卫方：我觉得这两组目前看来非常激烈的争论，但实际上问题不那么复杂。你看左派的人写的文章，会发现他已经没有办法去讲清楚一个道理。有人说毛泽东时代又廉洁、又民主，又对西方国家强硬，但如果我们稍微认真去看历史真相，既不廉洁也不民主，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维护民族利益的对外政策，甚至有时候还有点在今天看来可能是严重出卖国家利益的一种情况，比如对苏联。他们能不能写出最有说服力的文章，能为我们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进行非常有力的论证？我发现，没有。为什么？因为左派的人所表达的东西没有事实以及人类经验支持。他们非常喜欢骂人。正因为其实他们讲不清楚道理。历史的事实也好，逻辑的推演也好，没有一项能够支持他们的观点。那现在，官方如果说要和这样一种政策取得平衡，更不必说要选择倒退，他面临的是理论上的穷途末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说服国民的说法，相信说 “ 我们跟着你走，就是这条道路，我们可以获得一种美好的社会目标 ……” 没有。   联合早报网：你是说现在已经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论述体系？   贺卫方：缺乏论证体系，缺乏一种严谨的内在逻辑，缺少理论的支撑，全没有。他们没办法。所以现在那条路肯定是走不通。但是能不能走出右边这条路，在我看来，可能是真的取决于是否开始去做一个准备，特别重要的准备就是 1949 年以来国家的历史真相能够慢慢地揭示出来。比如可以从平反高岗、饶漱石的这个 “ 高、饶反革命集团 ” 开始，慢慢触及到一些像反右的问题，到底怎么评价？更早的，土地改革让这个社会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然后，大跃进、三年灾害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这种真相给揭示出来。文化大革命更不用说。那如果都能把这些事情都给展现出来，我相信大多数国民都会知道，我们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然后我们应该往哪儿走。   联合早报网：如果要这样做的话，领导人的动力在那里？会不会反而使执政的合法性遭到质疑？   贺卫方：政治家行为的动机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你也可以去问戈尔巴乔夫或者蒋经国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政治家有时候会有超越于一个集团、特定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的可能。按照共产党一贯说法，以人民利益为唯一追求目标，没有党自身的利益。我们也可说在人民与党的利益之间，以人民利益为唯一追求的话，那就走这条道路，似乎在逻辑上讲这也讲得通。   联合早报网：刚才您说左派的论述没有一个完整的有说服力的论述体系，缺乏架构，那么右派又具备这样的论述吗？   贺卫方：我认为右派的道理要比他们（左派）讲的要好得多，而事实也是强有力得更多。当你睁开眼睛看事实的时候，你会看到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情况到底是怎样，再看资本主义的情况，看日本或台湾、韩国，这些地方他们到底为什么走到今天，为什么最后让人民有选票决定领导人是谁，为什么社会不会发生巨大的灾难，我认为事实摆在这里。更不必说我看到的这些主张、宪政啊，推动民主、人权的人，他们一直是特别认真地把道理讲得更清楚，你可以发现右派很少骂人，很少见到说主张中国应该建设宪政国家的这些人动不动去去骂人是汉奸，茅于轼从来不骂别人，别人骂他反而他还给别人苦口婆心讲道理。我想，这些事，大多数国民、包括上网的网友，都是看得清楚的。   联合早报网：现在两派论争基本体现在用笔战的方式进行。你认为这些论争具有多少代表性？比如 “ 反宪政 ” 的这批声音，他们后面的民众或者认同这一观念的群体有多大？同样的， “ 泛宪派 ” 的支持者有多少？两派论战的参与者有多大的代表性？   贺卫方：我特别愿意承认左派背后有相当程度的民意基础，民意基础一方面来自于 1949 年后的长期洗脑，长期的个人崇拜带来的一种对毛本人的想像，认为他是民族英雄，对美国说不、说他们是反动派、纸老虎，这种想法根深蒂固。所以对许多人来说毛还是他们的偶像。我觉得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另外一方面改革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包括财富积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同时也伴生着弊端。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本身存在的一个与生俱来的内在缺陷，多数情况下他偏重于经济体系，但是政治方面非常保守。这样导致一开始就没有从政治制度上有助于减少社会中间某些弊端，如腐败、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贫富差距，这些问题是需要政治制度去解决的。如果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官员财产公开，腐败问题就不会太严重了。也包括了财富分配、社会阶级的固化、社会的等级固化、越来越多教育资源不公。   如果说有合理的政治制度让大家能公开表达相关的利益诉求，比如人民代表大会能真正有民主的一种逻辑在里面，或者说想农民有农会来代表他们的利益，然后去寻找更加合理的利益平衡，可能问题就好很多。但是这方面一点都没动，于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变成一方面取得许多成绩，另一方面出现一种很严重的弊端。这些弊端如果不解决的话，老百姓就会觉得改革开放本身是有问题的，会想象过去，至少老百姓视野中的人都不富裕。不像现在，有些人住非常漂亮的豪宅，有些人住在破旧房子里面，大家觉得这些事情特别不能忍受。   我觉得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一方面把历史真相告诉观众，到底过去是不是民主，是不是所谓的对外国会强硬；那么贫富差距到底过去是多大。有些历史学家已经研究出来， 1950 年代贫富差距是最大的，因为官员的各种福利比一般老百姓高出太多。另外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逐渐抑制那些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所带来的社会弊端。减少它，让腐败不那么严重，让社会大家有均等的机会去竞争，让大家能够决定谁做我们的官员，这样一个逻辑可能会把中国带离目前的困境。   联合早报网：那您自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姿态参与到这个争论里面？   贺卫方：我个人是从事法学研究的学者，所以我比较侧重结合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和法律相关联的政治制度的缺陷，去做出自己的评论。其实现在中国许多很严重的问题多少都与法律有关系，个人作为一个从事法学研究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会觉得每天有很多事情要说，人民会期望你会对某些事情做出表达。比方说目前宪政的争论，到底它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有责任将问题讲得更清楚，所以我觉得其实也就是能够争取去多讲一些道理，争取结合民众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一些焦点案件，能结合这些东西去把道理说得更清楚，能为这个国家到底朝向哪里走，贡献自己一些微薄的光芒，能够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我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样子。   联合早报网：中国不同思潮之间的论争，有些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不理性的方式。不同思想派别之间的对话，怎么样建立起比较好的途径、方式或渠道？   贺卫方：非常困难。事实上大家其实也在隔山打牛似的对话。不会面对面，不会出席同一个论坛，但是会在网上直接或间接地对某个东西进行回应。但是最大的困难在于前面讲的，如果说现在有左右之争的话，你怎么跟左派的人争论。通常学理上的争论，如果最后演变回信仰之争、诸神之争，那就没办法争论了。英国哲学家罗素讲，两个科学家发生分歧不要紧，大家回去找证据，那么两个神学家之间发生争议，只好动拳头了，因为没有办法寻找可能对话的共同平台，我认为现在缺乏这样一种平台。   联合早报网：有可能建立起来吗？   贺卫方：就现在情况，我觉得不大容易，中国的左右之争，按西方标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西方的标准是两派之间有起码的共识，没有左派主张说剥夺私有财产权，基本法律规范、人权、言论自由这些价值都是共享的，这是大家的一个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左派会主张说政府应该更积极活跃地去干预这个社会，通过税收的方式进行更合理的二次分配；右派可能会说这样导致的社会效果并不好，他们更鼓励竞争。这个东西是有共同基础的，我们这个所谓的左右之争原来搞了半天，事实是西方意义上的左右在中国全是右派，然后所谓左派变成了毛左。我认为这样的左右之争是中国目前社会所处怪异状态下的怪异的左右之争。   联合早报网：您刚才提到左派对于右派的攻击有非理性的骂战的东西，但有时左派也遭受严厉的、毫不客气的攻击。双方最终上升到语言暴力的时候，就混淆了背后真正的思想论争。   贺卫方：其实所谓的语言暴力，我们要区别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一般的比方说网上那些搞不清楚是谁的那些言论。在网上一般网友站出来骂那些左派代表人物，如果说这也是右派的话，那么这种人也不少，他们可能也说不清楚太多的道理。如果在右派里面挑十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然后在左派再挑十个人，你看看他们的写作风格。我认为差别太大。   联合早报网：可不可以举些例子，比如左派的有哪些代表人物？   贺卫方：比如说左派，民族大学的张宏良，还有韩德强、孔庆东、司马南等，如果这算说左派的话。可能有几个人稍微显得好一些，像经济学的左大培，还有黄纪苏等。但是即便好一些的这些人，他们的逻辑也是存在很大缺陷。我想有许多人，某些很被人推崇的学者，比方说北大的潘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明明看到文革的那种人人朝不虑夕的情况，随时可以被批斗，真正是动辄得咎，为什么会突然转过来歌颂毛泽东？那些东西都特别不容易说清楚。这么看其实不是什么左右之争，有的只是讲道理的和不讲道理的。   联合早报网：那右派的一些人物呢？   贺卫方：我觉得这右派的这太多了。比如说我们的法学主流是右派。你看江平先生也好、郭道晖也好、李步云也好，这些是法学界的几位老辈，其他一些中生代的张千帆等，一个一个的都可以数下来。其实在毛左看来，这些都是右派，尽管他们的观念、某些理念上还是有差别的。   联合早报网：在北大校园会遇到孔庆东吗？   贺卫方：没有，一次都没有。   联合早报网：如果遇到，你们会怎么样？   贺卫方：他在微博上曾经说过，如果美国人打到北京来，他第一个把我给杀了。所以我有点觉得，这要遇到怎么办啊，老拳相向？（笑）但是我观察孔庆东，其实他并不是那么 …… ，有时候他语言很复杂，他骂我汉奸法学家，其实他这么骂我对他伤害太大。他有时候也有一点点反思能力。我听中文系的同事说，这个人其实并不坏。   联合早报网：那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工作、在北大教书或者外出开会的过程，会遇到反对的声音吗？   贺卫方：不是特别多，个别时候会有。我有一次在中央党校的一个讲座中间讲着突然有人站起来，开始指责我，说我在贩卖资产阶级这种东西，但后来被他的同班同学给轰了下去，就是一个地方官员。个别时候会有。但是茅于轼先生遇到的现场中间有人冲上去想打架的那种情况我还没有遇到过。   联合早报网：如果遇到强烈反对者，您最想对他说什么？ 或者最想用什么方式去说服他？   贺卫方：我大致会和他们讲一点道理吧。有许多事情为什么他的依据是错误的，大家的争执从哪里来的，我会试图去把自己为什么得出相关结论给说出来。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材料多得很。   联合早报网：中国每隔一段时期，因为政治领导人的更换，外部环境变化，或者国际事件的引发，总会在中国国内引起一些思想论争，您预计这次的宪政论争对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对立者了解彼此的思想能产生什么作用？   贺卫方：我觉得这次冒起来的这些人，他们的文章根本没有人任何说服力，根本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所以我自己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说，对于现在在位的那些领导人，他们可以看这些人写的是什么文章，再看看反驳他们的人写的什么文章，就可以发现是非清楚得很。同时也应该反思的是，我们从邓小平的不争论，到现在出现的这样一种争论，原因到底在哪里？那如何去调整你们的方向，调整相关决策去逐渐让这个社会出现的是真正有价值的争论，而不是这样一种看起来根本没有意义的争论。   在我看来这种争论实际上是，前面我们讲过，它有助于把事情挑明了，这倒是它的某种好处。但是中国人如果老是在最基本的价值观和社会发展目标方面，总是被一种陈旧的理论给拖住后腿，永远跟这个世界的趋势不合拍，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过去说 “ 落后就要挨打 ” ，落后可能不是经济落后挨打，而是你的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落后。   过去吉田茂在他的《激荡的百年史》里面谈中国时曾经说过，这个国家过去曾经出现非常伟大、值得尊重的文明，但是它总是没有办法去追随世界上比较合理的社会发展目标，总在旧有的圈圈里打转。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确实值得我们的反思，我们会在某些时候选择最激进的社会变革，一种理论，然后把这个理论奉为国教；然后到了一定程度，全世界人都知道这是错误的，但我们却抱残守缺，执迷不悟。虽然说某些时候我们有一点空间稍微把旧有的弊端去改变一下，但是整体的大局我们破不掉，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哀。   联合早报网：那您认为目前中国最需解决的思想领域的问题会是什么？   贺卫方：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如果发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那么我们放弃错误，我们过去追求的是满怀救国的热情，认为消灭私有制，一党执政，认为这整个法律没有独立性，新闻全部由党来控制是最好的一个发展条件。现在我们知道错了。那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开放讨论的环境下，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来，或者说走到人类已经反复证明是正确的那条道路上去。   联合早报网：那是否意味着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合理性的冲击？   贺卫方：没有，我其实觉得现在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最美好的前景是自我改造成一个社会民主党式的政党，然后承认一种竞争性的政治的合理性，逐渐让这个社会转向一种北欧式的社会格局。我认为这个对于党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联合早报网：所以说如果您有一个中国梦的话，这是您的中国梦？   贺卫方：是的，这是我的中国梦，也是我的中国共产党梦。   （录音整理：卢凌之） 链接： http://www.zaobao.com/news/zbo/story20130604-212263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