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之 | 再议“告别革命”
荣剑、秦晖、朱学勤：再议“告别革命” 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告别革命》的序言中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在书中，作者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并宣布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 《告别革命》一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发极大反响，呼应者甚众，“告别革命”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集体性反思革命史观的标志性思想事件。在当时，反对“告别革命”的声音并非没有，但相比之下近乎微弱。1999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刊登了李朝晖的一篇文章《 革命之不可轻言告别 》，文中写道：“反对那种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呼吁革命不可轻言诚然是正确的，但如果不能看到，革命之所以始终挥之不去，根本在于绝对的权力的不良运行，而不是野心家的推波助澜。那么，呼喊告别革命，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诉求。” 近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的语境有了很大变化，然而对革命这个话题的热情一如往昔。先是去岁辛亥百年重启革命与改良赛跑的话题，而自去年岁末至今年初，从学界到坊间关于革命的话题热度再起，而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呈洛阳纸贵之势。 在改革还是革命这道选择题的背后，是如下问题：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变革？中国能否避免革命？ 日前，博源基金会举办了“中国能否告别革命”座谈会，与会人士围绕上述议题深入探讨，畅所欲言，本刊择其要者而刊之，以飨读者。 ——编者 荣剑：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局部性的、暂时性的问题，而是总体性的、长期性的和制度性的问题 2012年，革命已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革命已成为中国各个阶层的一个普遍关切。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意味着什么？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革命并不是发生在社会最坏的时期，而是发生在社会较好的时期，或改革已经深入进行的时期。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期，社会内在的矛盾才被激发出来，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改变现状的意识，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如果改革不能进一步满足人们的要求，革命就会成为现实的选项。 但按照列宁的说法，革命是发生在社会最坏的时期，是在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会爆发。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较好的时期还是最坏的时期？或者说处在一个特殊的无法进行历史比较的时期？如何判断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思考。 一 从20年前的告别革命，到现在的不得不再次面对革命，这个话语转向表达出知识界一个怎样的思考线索，或者说社会的变化是如何被把握在思想之中的?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思想是被把握着的时代。中国近20年的思想变迁，涉及多种主题，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些重大问题。20年前，李泽厚、刘再复明确提出告别革命，反映了那个时期知识阶层的一个普遍共识，彻底告别以革命的、激进的、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变革，代之以改革的、改良的、渐进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的社会转型，应该说这个共识在现阶段还没有过时。我们今天在座的诸位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反革命者，因为我们切身感受到了，革命的破坏性后果和影响，不仅对于中国当下社会，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都是难以估量的。 上世纪90年代，对革命的反思、对革命史观的批判、对革命谱系的清算，文章可谓做到家了，锋芒所指，包括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等所有革命类型。与革命相关的一些激进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同时遭致批判。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恰好在那个时候被引进到中国，成了一面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现成镜子。中国知识人从中看到的，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局限性，实际上更多地是看到中国革命与专制轮回的历史和现实，由此得到的深刻体会是改革比革命更重要，自由比民主更重要，英国比法国更重要，伯克比卢梭更重要。 我认为，正是知识界的上述理论反思和传播从思想上配合了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权力、资本和话语这三大力量共同意识到和平渐进的改革对中国的重要性。邓小平倡导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发展就是硬道理，实际上是搁置了一切理论争议，用实用主义路线完全排除了激进主义的生存空间，革命话语基本终结，全民共同迎来消费主义浪潮，尽享物欲解放的快感。在社会的普遍改进状态下，哪里还会有对革命的焦虑。 事实上，直到2011年，学界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主基调依旧是对革命史观的批判，不仅涉及对孙中山革命派的反思和检讨，而且对晚清宪政改革多有同情的理解。李泽厚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如果慈禧多活十年，晚清宪政改革就有可能成功。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年，即进入2012年，学界的整个调子就开始发生变化，就晚清宪政改革而言，提出的问题是改革和革命赛跑。人们问的最多的是晚清宪政改革失败，被辛亥革命取而代之，原因何在？现在来看，原因当然很清楚，因为晚清统治集团已经丧失了宪政改革的动力和能力，在它不能继续主导宪政改革的时候，它就只有成为革命的对象。辛亥革命尽管存在着很多问题，事后也没有导致一个更好的结果，没有产生一个合理的制度，但是作为晚清宪政改革失败的必然替代物，辛亥革命因其某种必然性，而成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不二选择。以这样的历史尺度来观察现实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至少意味着革命话语还没有彻底丧失其现实性，革命话语到2012年重新出场，证明了这一点。 金观涛、刘青峰写的《观念史研究》一书，从关键词研究入手，由此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和思想变化的关系，值得借鉴。按他们的统计，1902年报刊上出现的 “革命”一词是419次，到了1903年达到1398次，随后在1906年达到了第二个高峰，是2875次。这说明了什么呢？金观涛、刘青峰的解释是，这对应着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和改革的两极化态度，革命和改革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改革日趋失效时，革命热情就日趋高涨。2012年革命在中国成为全面话语，是不是也反映出改革遇到了困境？改革因其无法深入而唤起人们对革命的关切。 朱学勤对卢梭激进主义的批判，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它实际上是对法国大革命思想背景的一个清算。秦晖、金雁两位对俄国革命也有持续的反思，尤其是金雁最近出版的《倒转红轮》影响巨大，对苏维埃革命所基于的俄国思想传统有极其深刻的分析。回过头来看中国，这些对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认识和反思，可以对中国的下一步变化提供何种启示呢？中国与法国、俄国同处一个革命谱系，法国和俄国的问题或许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可以法国或俄国的方式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吗？我的困惑在于，当促成革命的各种要素在中国社会内部仍然广泛存在时，对革命的反思是为了阻止革命的再次发生，还是说在适宜革命生存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下，革命一定会发生？ 朱学勤在给我的信中有句话说的很到位，“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这可能是我们的共同心声。但这只是知识人的主观选择，从告别革命到不得不面对革命，这是否说明，告别的良好愿望和主观选择，并不是决定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和启示，对现实并不能发生根本性的影响，改革还是革命，一定有其各自发生的内在逻辑。我的观察是，改革一定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或者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不可控的。 二 革命的逻辑蕴含于社会不可解决的矛盾中，能否告别革命，只能基于我们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判断，这些社会矛盾是否已到了现行制度无法解决的程度？实行宪政导向的改革，是否能够解决这些矛盾？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而社会矛盾和冲突又是来源于社会中的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垄断了各种资源。大多数人在丧失资源支配的情况下，为反对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反抗，以实现一种比较合理的生产和分配制度。这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诸多不合理现象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唯有通过革命这种方式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从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马克思不断地预言革命，在每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临之际，都宣布更大规模的革命就要到来，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在革命中自取毁灭，反而一直存在下来，至今依旧看不到其灭亡的任何征兆，原因何在？是因为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演进过程中，始终是通过改革其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来达到消解革命的作用。股份制是对少数人垄断经济资源私有制的改造，民主制是对少数人垄断政治资源 专制的改造。同时，实行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和保障一切人权，用宪政的原则实现多数人的权利和保护少数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资本主义化解了根本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用自由、民主和法治彻底告别了革命。 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根源和早期资本主义一样，都是在于少数人垄断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垄断经济资源和垄断政治资源必然合为一体，形成权贵资本体。中国当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腐败加剧，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群体性事件大幅增加，均是来源于少数人垄断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制度安排，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不受节制的资本共同操控的结果。 可以肯定地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局部性的、暂时性的问题，而是总体性的、长期性的和制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人们自然会发生对革命的联想。资本主义最后能够避免革命，是因为它找到了一条从根本上消除革命温床的正确之路，那就是通过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安排，来实现尽可能公平正义的资源分配，不仅人有其利，而且人有其权，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吗？ 三 对中国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社会各界有广泛的共识，包括执政党也有清醒的估计。执政党十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把问题的严重性上升到了亡党亡国的程度。但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分歧巨大，朝野分歧巨大，分歧的焦点在于，按何种方式来解决这些涉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其实质是走什么样的路，按哪个方向进行改革。 执政党目前的口号是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是不是现在正在走的路？走这条路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制度性问题？现在恐怕谁也无法下结论。真正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肯定不是嘴上说出来的，而是脚下走出来的。当我们在理论上还在闪烁其辞时，在时代潮流中还在摸着石头时，在需要做出决断时还在左右摇摆时，那就意味着中国的未来之路依然扑朔迷离，改革或革命依然是中国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持续不绝的话题。 马云有一句话，“改变成功者是最困难的，因为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大堆理由。”我套用他的话说，改变胜利者是最困难的，不仅如斯大林所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而且的确还有更多的理由来证明胜利者的地位是难以改变的，但是有永远不败的胜利者吗？ 荣剑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 秦晖：改良未必更和平 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实际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转型要推进，快慢看时宜，暴力/无序应力避 最近许多人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起了关于“革命”的热议。而不久前金雁的《倒转红轮》也被一些人当作鼓吹“保守主义”的书，说是与萧功秦先生的主张形成了呼应。后来我们一再说这里有点误解。金雁此书对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确很重视，有新评价（但也谈不上鼓吹，她对这一传统的局限性也讲了不少）。但是文化保守主义不等于政治保守主义。此书对俄国政治保守主义（如斯托雷平和马克拉科夫等所谓“寻人派”）有明确的批评，而她提到的 “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包括了从普加乔夫到索尔仁尼琴等人，这些人在政治上可几乎都是不妥协的反对派，我想萧功秦兄也不会自比这些人吧。 “告别革命”是个假命题 我们肯定是反对“革命崇拜”、主张反思过去那些被崇拜的革命。但反思革命并不是反过来鼓吹革命恐惧症，更不是简单地讲“告别革命”。朱学勤兄说他当年就对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持异议。其实，16年前金雁和我就与李泽厚此论发生过冲突，但这事发生在香港，很多人不知道。 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时，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了一组反思文章。李泽厚看了很兴奋，写了篇读者来信夸这组文章“十分精彩，值得祝贺”，说这“使我更坚定自己的‘告别革命’论”云云。我们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就回了一篇，说你读错了，我们是批了“十月革命”，但主要还是反思斯托雷平改革，指出寡头主义导致民粹主义，专制者不公正的“改革”导致革命的危险，因此“坚持正义比‘告别革命’更重要”，实际上这是为改革敲警钟的。 结果李泽厚面子可能有点挂不住，又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说我这才发现你们的“本意所在”，你们是要“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 我们回应说：其实早在1990年，即还在李先生“告别革命”之前数年，我们就曾在国内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义，警惕转型社会的民粹主义危险。但我们认为，决不能以寡头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因为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以前者反后者犹如以油灭火，适足以增加民粹主义“革命”的危险。以俄国而论，正如李先生所言，1917年革命的确“酝酿有因，由来有自”，问题是其“因”其“自”何在？李先生难道至今还相信《联共（布）党史》的夸耀，以为沙皇的垮台（二月革命）是自号布尔什维克的那几个“激进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促动”的？ 其实前沙皇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1915年去世前便预见到：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将使俄国陷入“严重的革命动乱”，而宪政进程的中断则是斯托雷平时代的一大错误。维特该比李先生更希望“告别革命”吧，但他对何以会有革命的认识却比李先生深刻得多。以不“正义”的方式谋“发展”于先，以不讲宪政民主的方式求“正义”于后，这不正是沙俄走向“革命”的轨迹吗？ 16年后回头看，其实今天“革命”议论的语境和当年并无实质变化，只是问题似乎更尖锐了。不过今天引起议论的托克维尔观点与当年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倒很不一样，其实托克维尔并不是个“告别革命”论者，多读几本他的书（不止《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知道，他不仅对美国革命是肯定的，对法国革命总体上其实也是欢迎的，他反感的只是雅各宾专政。他搞法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也不是要肯定法国的“旧制度”而排斥无论何种的“革命”，他只是遗憾法国的“革命”未能像美国的那样处理好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避免雅各宾式的狂暴和走火入魔。他得出的结论更不是像李泽厚那样认为“发展是硬道理”，靠“发展”来消弭“革命”，恰恰相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之一就是指出法国革命并非因为经济不繁荣，革命正是在“发展”成就不小的条件下爆发的！ 这事非常有意思，我们对所谓“十月革命”的否定众所周知。包括最近金雁这本书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肯定不想那么简单，把十月革命理解为只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想捣乱就搞起来了。《倒转红轮》也讲到，虽然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需要反思，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到了 20世纪以后就逐渐冷却，尤其到1905年－1907年革命以后“路标”就变了，后来的激进主义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 革命未必更暴力 所以“告别革命”这个话语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真命题，我有点怀疑。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害怕“革命”的朋友主要的担心其实是两点：一是流血和暴力，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我们都不愿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希望看到一种完全不流血的变革方式，或曰转型方式。二是无序，如果变革以后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或者造成社会的极度混乱，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而且无论哪种“文化”中，公众长期缺乏安全感就会重新呼唤铁腕，使转型失败。因此尽量避免流血和无序的确是个真问题。 可是流血/无序和和平/有序的区别是不是可以等同于革命和改良之别？避免流血/无序可以转换成避免“革命”吗？我觉得是转换不了的。 通常我们说的革命与改革（改良）是就变革的深刻性而言，像辛亥那样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我们就谓之革命，东欧废除极权制度建立民主，通常也叫做革命（所谓“天鹅绒革命”或“和平革命”，我们官方认为革命是好词，便带贬义地称为“剧变”，其实也是说它并非渐进改良）。而明治日本在维持天皇制下发生的变革，就叫改良或“维新”，越南那样政治体制不变的经济转轨，也叫改革或“革新”。 但是变革越深刻越快节奏，就越会有更多的暴力和无序吗？我想说：实际上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其实在历史上相反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如我们通常讲的最多的两个典型。过去一讲改良，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典型，一讲革命，辛亥革命就是典型。尤其在晚清这个话题上，中国为什么bu能搞成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搞辛亥革命，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就是搞不成明治维新，所以辛亥革命是正面的。也有人说，其实本来中国可以走明治维新的路，所以辛亥革命是负面的。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辛亥革命本身流的血并不多，而明治维新流的血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不说别的，明治维新中那些名人有几个能够善终的？明治 “前三杰”“后三杰”六大名人，就有四人在维新过程中死于非命。从维新前夜改革派与保守派就不断以死刑、流血政变和恐怖暗杀等形式进行暴力斗争：所谓安政大狱、樱田门事变、池田屋事变、坂下门事变、禁门之变、功山寺起义等，更不用说维新过程中光战争就打了三次（征长战争、讨幕战争、西南战争），战火从日本最北的北海道五棱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萨摩藩鹿儿岛。仅仅西南战争中的一场田原坂之战，就有3000多人战死。 所以后来中国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坚决不流亡国外，说是中国还没人为变法流血，就从我开始吧。那时中国的维新派也是把日本的明治维新看做流血变法的榜样，而非“和平演变”的模范。中国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之别在于他们想保留帝制，反对共和，但他们并不是甘地主义者，从谋划兵变刺杀慈禧到发动自立军起义，武装“勤王”、暴力维新的选项他们是一直有的。 倒是辛亥革命死的人比明治维新少得多。甚至就是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也没有流什么血。至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一个杀人如麻的体制，那已经是体制杀人，不是变革杀人；是变革的方向不对，而不是“激进”还是“渐进”、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了。用托克维尔的话说，那就是“旧制度”杀人，而改变这个“旧制度”的“大革命”（所谓东欧“剧变”）在绝大多数国家倒真是一枪未放、滴血未流的“天鹅绒革命”。 所以，说革命一定会死很多人，改革一定会死很少人，这种说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有一个严格的路线图，上面规定好了，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做。而革命就是猛打猛冲，到哪是哪，走一步看一步的。其实很多的情况也是相反：革命有蓝图，改革反倒没有什么蓝图，用我们熟知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明治维新，谁当时有一个最终的设想?我们知道，开始推动明治维新的很多人，最典型的如西乡隆盛，后来就变成改革的对象了。明治维新一开始是几个比较开明的大藩（长州、萨摩等）反对中央（幕府），中央讨伐他们。但是到了天皇掌权以后，那些强藩都被镇压下去了。像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本来是所谓明治三杰之一，他当时怎么能想到明治维新会搞到他头上呢？所以其实所谓维新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革命类型”的区分很模糊 可见，我们以前对改革和革命的区分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实际上这种区分非常模糊。 甚至这里我要跟学勤兄商榷，你讲的1.0、2.0、3.0版本，意思是不是它们有一个递进关系？是不是一个比一个激烈？好像也不见得。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你讲的3.0版，但是它连“城头变换大王旗”都没有，翻云覆雨的人为折腾固然堪称浩劫，体制却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连“王朝”也没有发生更迭。但是它就把大家都整得灵魂出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递进关系也是值得怀疑。 还有一点，我们也不要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差别讲得太绝对。这两个革命的确是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讲得太绝对会导致很多问题。首先美、法革命有很多互相学习之处。最初发动法国革命的拉法叶特等人就是支援美国革命回来后受启发在本国搞革命的。而美国不少革命元勋也是高度的法国崇拜者，所谓的亲法仇英情绪非常明显。杰弗逊就是个典型。他的亲法仇英不仅是在外交上，实际上也有仇视英国君主制看好法国共和制的意思。 都说法国革命太“雅各宾”，美国革命就很温和。其实美国革命中的清算也很厉害的，例如清算托利党人。当然美国托利党人死得比法国贵族少，因为美英终战时他们很多都跟英国人走了。他们是独立前的“爱国者”，当然爱的是英国，不是美国。后来托利党在美国完全消失，美国变成辉格党人一统天下，以后的民主党共和党实际都是从辉格党人中衍生的。英国的两党是托利党（后来的保守党）和辉格党（后来被更左的社会主义的工党取代），而美国没了贵族的托利党，穷人的工党也就兴不起来。所以有人说美国“既没有保守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只有稍微偏左和偏右的两支自由主义”。 这与其说是美国有什么独特的文化，不如说是美国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其不同于前宗主国。由于托利党退出美国，“贵族传统”在北美消失，新建立的美国成了纯粹的平民国家。这对北美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像美国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居于主流的李普塞特等人就不同意那种“英美”vs“欧陆”的两分法，他们认为由于美国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使得英美差异甚至大于美国与不少欧陆国家（如丹麦、瑞士等）的差异。所以，我们也很难说美国革命只是政治革命，就没有社会革命的内容。 相反，法国革命，我觉得也是被简单化了，法国革命最血腥的一幕就是雅各宾派掌权，杀掉国王，还杀了许多无辜者。但法国革命是不是由于有了卢梭的影响就必然会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也很难说。要知道法国当时不但有社会变革，更在与几乎全欧洲都参与的“反法联盟”进行残酷战争。杀国王主要并非因为社会矛盾，而是当时反法联盟打进来，国王要跑到反法联盟那一边，结果被抓住，杀国王给他加的罪名是叛国，而不是国内矛盾意义上的“反动”或“反革命”。如果当时没有这种国际大战，法国革命会不会如此走火入魔？我看雅各派都未必能够掌权，当然更不会发生大恐怖和杀国王的事。卢梭的观点，我认为毛病确实很大，我也赞同批判卢梭。但是，把法国革命中的问题简单地说成是卢梭的必然后果，恐怕不对。 同样，现在一讲英国革命就是温和的“光荣革命”，好像英国革命就没有经历过杀国王，没有经历过克伦威尔的恐怖专横。其实英国杀国王倒是基于国内变革的理由，与国际战争无关。 避免转型中的暴力和无序 所以，与其说什么革命还是改良、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我们不如就事论事： 第一，我们到底要使中国有一种什么样的变革。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革命和改良，都是指在认定了一个方向的基础上讲它的“速度”（激进或渐进）问题。但是方向问题首先是我们要搞清楚的。无论激进还是渐进，关键是往哪个方向进？在中国现在这还是一个很混乱的问题。 学勤谈到的1.0、2.0、3.0，与其说是层次的不同，不如说是方向的不同，讲简单一点就是：摧毁自由的变革，还是建立自由的变革？至于变革到哪个层次的确很难说。我们的确在历史上看到过有摧毁自由的“革命”，也有争取自由的“革命”，而且“改革”同样也有这两种。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首先不是通过什么途径，或者快慢，来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标，而是我们要想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涉及到更大范围内的主义之争，但在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个圈子里应该不用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基本上就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包括萧功秦在内，他也是认为有这样一个方向的。 如果方向是有共识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避免流血、暴力和无序。至于流血、暴力和无序通过什么办法解决更好，一种办法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讲简单一点这也是一种革命，这个意义上的所谓革命无非就是变革能够比较快。这个比较快，或者比较慢，我同意学勤的说法，这个东西否定也不合适，崇拜也不合适。因为快和慢不是哪个人能够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你想快也快不了。如果有这个机会你也没法不快，波兰就是个例子，波兰在圆桌会议召开期间，没有人能想象到马上就发生政党轮替。 还有一种，做不到一下子解决问题就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来。但是一步一步地来也得朝着这个方向。有句俗话叫做“不怕慢只怕站”，还是得朝这个方向走，不能某一段时期突然又倒回来了。对中国历史而言，真正现代化的政治转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因为政治风波造成大流血，中国历史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学勤讲的那句话，叫做“城头变换大王旗”，每一次王朝更迭死了多少人。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一直到1949年，其实就是王朝更迭，但它死了多少人。要说这个更迭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可以假设它是一场革命，那明清之际呢，元明之际呢，唐宋之际呢，任何一个王朝“鼎革”之际呢。所以，这种纯粹 “城头变换大王旗”性质的政治不稳定，我们中国有一个2000年不变的特征，就是一个王朝不断地维稳，结果维到一定程度，稳维不住了，就来一场彻底的大不稳，而且流血的程度是世界各国都没有过的。 我前年在写辛亥的文章中写过，世界范围其他国家没有中国这种概念的改朝换代，不是说它们没有朝代，而是说换一个朝代就要死那么多的人，对社会的冲击那么大，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这种现象。包括中国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这种现象，像维吾尔族、傣族，没有像汉族那样，一个王朝维稳一两百年，就彻底陷入一场极端的、在历史上都非常罕见的无序之中，这个无序要死掉一大半人，然后再从头来。像这样的现象绝不是清末才有，我觉得不管怎么批评孙中山——孙中山值得批评的地方很多——其实主要不是在他发动革命，辛亥革命也不是他发动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有多大的贡献，也非常值得怀疑。我们批判孙中山，主要是批判孙中山思想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很不对的一些东西。至于说孙中山要为辛亥负多少责，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避免无序的关键在于组织资源多元化 如果回到当下，我觉得中国的变化到底是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而且这里头也没有什么好坏可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得走一步看一步。 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要在变革过程中避免我刚才讲的两个想避免的东西，一是避免无序，二是避免流血和暴力。道理很简单，要避免无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种多元的组织资源，任何一种高度一元化的组织资源都是在超稳定和超不稳定之间反复振荡的。 当这个社会的组织资源高度垄断状态下，这个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要避免这个，不管是走改革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道路，前提就是你有没有替代的组织资源，或者说隐性的组织资源，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一定要发展出一套公民社会，即便不完全是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带传统色彩的认同团体也行，比如封建制下就很难发生王朝末世的大动乱。你也不能说它有公民社会，但它有很多村社，甚至家族，总而言之，就是它的组织资源是非常分散的，不像我们中国上面一个朝廷，下面都是平民，而且中国的朝廷历来对非官方组织资源都是打压的。 大家知道，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战争，但是中国经常有很多动乱和宗教有关，并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异端的思想，就是因为官方不允许非官方的组织资源存在。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很多人以前认为白莲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成为造反者的信仰，就想当然地认为白莲教是一种革命的宗教，结果有些人专门研究了白莲教的经书，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白莲教是最鼓吹稳定的，最鼓吹顺从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最不革命的，或者是最反革命的宗教。为什么最不鼓吹革命的宗教还是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原因就是当局不能容忍任何非官方的组织，只要你是非官方的，他就要把你整掉，不管你的主义到底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避免无序，恐怕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只要原来组织资源是高度垄断状态，这个组织资源一旦出问题，社会就陷入无序，你是改革就是慢慢无序，你是革命就是快速无序，但这个无序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要避免转型过程中的无序，就必须创造条件发展多元化的组织资源。 第二，要避免流血和暴力，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社会要有妥协精神，尤其是当权者要有妥协精神，最好是当权者有主动改革的精神。可是这个妥协精神和主动改革精神，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从它的利益考虑的。我不太倾向于简单地说某某国家的统治者就特别保守，某某国家的统治者由于受了某某思想的影响就比较开明。 我觉得所有的统治者当他倾向于妥协，甚至倾向于主动变革时，几乎都是基于两个动因，第一是如果变革了有比较好的预期，他相信不会受到清算，不会落到覆巢无完卵这样的下场。所以，现在有些朋友千方百计地要给官员一种意识，说这个变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你变了以后不但什么都不会损失，而且还会得到更多，会有大赦的，原来不合法的都会变成合法。等等。也许这的确是使他们愿意接受变革的条件之一。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要夸大这个条件，而且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要使他们感到不变革的压力。 我们现在老想把这个压力也变成一种利益的诱惑。比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诱导改革的思路，说改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改革提供的市场机会都是你的，一开始你就可以占得先机。搞市场经济你是先捞第一把，肯定对你有好处。还有一种说法，这个改革可以给你减少很多麻烦，如果不搞改革，你会承担很多责任，柴米油盐都让你管，一搞改革了，老百姓就自生自灭了，不找市长找市场了，除了腐败不干别的事了。这样讲就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他不会仅仅由于利益的诱惑去产生变革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你再讲所谓的变革以后不会对你有妨碍，那实际上他在不变革的基础上，已经获得了太多的资源，他为什么要去担这个心呢，我不变那就更没有妨碍了。 所以，一定要使他觉得不变革对他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呢？现在我们有一种很流行的见解，这些人不是想真的革命，但他们用革命来吓唬统治者，施加一种革命的压力，使统治者为了避免革命就愿意加快改革，这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种观点。我觉得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提出不赞成告别革命的说法。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用革命来恐吓当权者，其实也有反作用的。 从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变革的路径来看，其实有另外一种施加压力的途径，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压力。这种双重压力是促使东欧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单独讲一下。 秦晖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学勤：告别或拥抱革命都是危险的 革命不可能像一些人的主观愿望那样，想抛弃就抛弃得了，想告别就告别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愤青，一说革命就来劲，一说革命就要拥抱，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要正视革命 告别革命，首先要告别的是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为什么呢？ 我觉得告别革命非常容易混淆，实际上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重大事情。我们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整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有过一场启蒙，也有过一场对革命观念的再启蒙，到1989年以前大家形成的一个话语是，对历史上出现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种暴力的大革命要有一个批判和反思的态度。 李泽厚的“告别革命”，既是对上世纪80年代告别红色革命、暴力革命的一个继承，也是一个扭曲。因为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悄悄兴起一个思潮，既有对法国、俄国、中国革命等以往革命传统的告别，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改革还是革命。 李氏“告别革命”的话语是借着对传统历史革命的否定来抽空当下的革命危机，抽空这个危机底下人们对革命的讨论。 因为李氏革命话语在形式上跟我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最接近，很多人认为我们是一家，我不断地重复讲不是一家。我不得不出来说我跟李氏告别革命是两回事，我要告别的是历史上的革命。 但对当下这个状况，我主观上认为要改革。如果不改革怎么办？那就是既没有改革也没有革命，这个状况就延续下去。这不是不可能。民众的底线没有到，继续拖下去，我们被拖掉了一代，再拖一代两代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由于信息化，信息的平面流通、横向流通越来越快，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的空间越来越小。革命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矗立在你的面前，你不正视也得正视。在这种时候，知识界应该承担对革命话语的辨析，而不是笼而统之，说我们告别革命或者我们拥抱革命，这两种都是很危险的。 如果不改革我们可能遭遇一种危机，而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束手无策，提不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而拥抱革命同样危险，不分青红皂白地拥抱革命，最后肯定拥抱一场大革命。这时候要仔细辨析，革命是不是就只有一种，是不是有多种，人们可以在革命话语当中做某种选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提出小革命1.0，中革命2.0，大革命3.0的细分的一个说法，供大家思考。 1.0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就是改变旧制度，改变统治集团。用鲁迅的话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大王旗底下社会是什么状况呢？就像邓小平曾经说的，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这叫1.0的小革命：仅仅政治领域发生动荡，不波及社会。 2.0的革命就是社会革命，那就是经济上的诉求，包括贫富两极分化全部付诸革命手段来解决，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分工厂，分商店。 3.0大革命就是精神文化领域，与所有传统彻底决裂，塑造新人，铲除旧人，改造人性。 我最近知道一个新的情况，最早把托克维尔的革命和改革之间危险的关系引进中南海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1982年《国外社会科学》有一篇文章就介绍了托克维尔的观点，那时候他的汉译本还没有出现，海内有识之士立刻注意到这篇文章，而且复印下来送给高层领导看。高层里面有些人比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明白，革命是要区分的，要警惕的是哪一种，要告别的是哪一种。 我认为革命不可能像李泽厚的主观愿望一样，你想抛弃就抛弃得了，想告别就告别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愤青，一说革命就来劲，一说革命就要拥抱。 我提出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要正视革命，革命当中有哪些是我们要准备面对的，有哪些是我们事先要说清楚，一定要防范，一定要警惕的。 朱学勤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曾著有《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帝国往事》《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 https://blogs.law.harvard.edu/guorui/2013/02/20/荣剑、秦晖、朱学勤：再议告别革命/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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