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与隆中对

            出尔反尔，诸葛亮自断膀臂     荆州争夺战失败时候，西蜀宜都太守孟达因不支援关羽，更因受刘备义子刘封欺凌，乘机率上庸太守申耽、西城太守申仪，同刘备拜拜一声投降l曹魏。曹丕十分亲之信之，遂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为新都郡，任命孟达为新城太守，与夏侯尚、徐晃合兵一处袭击刘封，刘封败走，鄂西南和陕东南为曹魏所有，西蜀失去了进军中原的另一通道。     曹丕死后，夏侯尚失势，孟达心中忐忑不安，意欲再投降西蜀，派遣李鸿传话给诸葛亮说：“我从孟达处经过，适见王冲从南来，言往者达之去就，明公切齿，欲诛达妻子，赖先主不听耳！达曰：‘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尽不信冲言。委仰明公，为复已已。”翻译成白话则是，“我从孟达处经过，恰好碰见王冲从南方来看望孟达，说到前些年孟达脱离刘备投降曹魏，（消息传到成都时），王冲说，您当时恨得咬牙切齿，并要杀掉孟达的妻子儿女，多亏了刘备没有听从。孟达说，诸葛亮处事能区分轻重本末，绝对不会这样的。所以全不相信王冲之言。由此可见他对您的仰慕，特让我从中传话过来。”当时蒋琬、费诗在座，诸葛亮对他俩说：“还都，当有书与子度相闻”。子度是孟达表字，即是说，回去后，我会有书信让孟达知道我的态度。（见《诸葛亮集·用人篇》）     孟达收到诸葛亮书信，立即准备起兵反叛曹魏，响应诸葛亮第二次“北伐”，并遣人给诸葛亮送去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之类贵重礼物。诸葛亮说：“玉玦者，事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香者，言事已合。”（见《诸葛亮集·遗事篇》）     公元228年，孟达决定从新城起兵进军南阳，并密信通报诸葛亮。诸葛亮收到书信后，考虑到孟达反复无常，怕将来成为后患，遂利用孟达与魏兴太守申仪之间的不合，派亲信郭模诈降申仪，向申仪有意泄露蒙大翻盘曹魏的消息。孟达虽不知诸葛亮从中做了手脚，但知道叛魏降蜀的消息已经泄露，遂决定抢占先机，提前起兵。司马懿得到密报后，写信安慰孟达说：“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场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弱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司马懿一方面麻痹孟达，一方面不待朝廷圣旨，立刻倍道兼行，1200多里路程，只用了八天时间，已从南阳到达上庸城下。     奇怪的是，原想借司马懿之刀除掉孟达的诸葛亮，这时候忽然又改变主意，派军队自勉县沿汉江东下前往救援，却被司马懿分兵拒之于西城安桥一带不能靠近。孟达上庸孤军无援中相持十六天，部将邓贤、李辅开城投降，孟达被杀，被俘者万余，一场始由诸葛亮策划，继之出卖，尔后又驰援的军事政变，竟是这样滑稽地落下帷幕。     政治军事斗争中，争取同盟者，分化瓦解敌方是基本思路，尽管同盟者是暂时的、靠不住的，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是可以借用而达到自己意图的力量。诸葛亮从策反孟达到出卖孟达，然后又出兵救援孟达，只能说诸葛亮多谋无断、鼠首两端、进退失据，自断膀臂。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自取其辱的第二次“北伐”      关中与汉中之间，自古有四条通道，自东向西数，分别为子午道（关中长安——汉中洋县），傥骆道（关中周至县——汉中洋县），褒斜道（关中眉县——汉中褒城），陈仓道（关中宝鸡——汉中阳平关）。子午道侧背受西城（今陕西安康）司马懿威胁，傥骆道过于艰难；这两条通道都直通关中腹地，出秦岭山脉入渭河平原之后，易受到魏军包围。相比之下，褒斜道好走一些，但是依然避免不了遭受包围的凶险。惟有陈仓道出山之后，可以依据陇上和秦岭地形，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进退自如。     公元228年，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失败，撤回汉中稍事休整后，同年冬天开始了第二次“北伐”。考虑到魏军在陇西加强了守备，已经失去可乘之机；又考虑到子午道、傥骆道与凉州相去甚远，北出秦岭后又易遭魏军三面合围；还因为赵云在第一次“北伐”失败撤退时烧毁了褒斜道，故可供选择的北出之路惟有陈仓道了。陈仓道须经略阳、青泥岭、凤县、大散关，大致走向与现在的宝成铁路阳平关北段相重叠。诸葛亮选择这条路线，除了以上原因外，还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陈仓（今宝鸡市）扼控陇上与关中咽喉，依山（秦岭）临水（渭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陈仓是驰援凉州的通道，对蜀军来说，扼守住陈仓，等于扼住了曹魏驰援凉州的脖子，上邽一带脱离了广大的中原后方，就没有了后踞之力，便于吞没。     其二，当时的陈仓城很小，郝昭部仅有千余兵力在此防守，以西蜀精锐大军相加，犹如以石击卵，一攻即破。     诸葛亮所能料到的，魏国统帅曹真也早已料到。还在第一次“北伐”结束时，曹真就认为，下一次诸葛亮入侵，必然会选定陈仓。     对曹魏来说，扼守住陈仓，就等于保住了凉州，失去陈仓，就等于失去了凉州，所以双方都在力争。因之命陈仓守将郝昭加固城池，秣马厉兵，准备迎击西蜀侵犯。果然，诸葛亮率西蜀主力围攻陈仓。显然，双方统帅出于同一考虑：西蜀不是要进行“北伐”，仅只是争夺凉州，抑或是边境骚扰。     为了牵制曹魏不能全力西顾，第二次“北伐”之前，诸葛亮策反了已经投降曹魏的西城太守孟达。如果孟达从东边出兵进攻南阳、洛阳，还真能成为一支不可低估的外援。然而，诸葛亮在孟达起事前自断臂膀，将孟达叛变投降西蜀的机密，通过派出的细作向早已降魏的申仪告密。收到情报，一向同孟达不合的申仪立即飞马上报驻守南阳的司马懿，致使孟达在尚无动作时，已遭到司马懿毁灭性打击，西城、文山、房县为司马懿巩固。援军自毁，诸葛亮只能孤军作战。     隆冬出师，翌年春到达陈仓城下，郝昭凭借千余名地方部队，抵御着诸葛亮数万精锐大军的围攻。攻打了二十多天不能攻破，蜀军“粮尽而还”。撤军过程中，魏将王双率军追赶，诸葛亮设伏将其歼灭。王双因诸葛亮而成败将之名。细究起来，陈仓城主将郝昭部下仅千余兵马，相当今天的半个团，郝昭不过是不足编的一个团长，派出尾追的王双分量如何？不过是一连营长一级的下级军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赳赳莽夫。一个莽夫著之于史册，无非是以此颂扬诸葛亮功绩而已。     诸葛亮这次失败不是偶然的，首先是被强大的对方在战前料定，并做了充分准备。诸葛亮尚未出师，已处在曹真、郝昭的掌握之中。其次，本来第一次失败之后，军心士气已十分低落；更加之年关在即，西蜀全军上下盼望过年，盼望在生命朝不保夕中，能寻得片刻欢乐，对没有胜利把握的战争更为厌恶。然而，凭靠严刑峻法掌控军人的诸葛亮不谙人心，依然在这种时候开启战端。数万主力攻打千余名地方军队防守的弹丸之地尚不能攻破，西蜀军心士气之低落可想而知。再次，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基本的军事常识。这次“北伐”，蜀军却仅有二十天粮食，说明诸葛亮准备十分不足。准备不足仓促而动乃是盲动，盲动之军只能成就郝昭英名，只能是自取其辱。     进攻陈仓二十多天却寸功未建，已对诸葛亮军事指挥艺术进行着无情拷问。一生以管仲、乐毅自况，自以为“诸将才能皆不如己”的诸葛亮，其指挥才能如何？西蜀最有军事才能的三军统帅诸葛亮，不及曹魏众多将领旗杆中的一支筷子，远逊于魏军中一个不足编的小团长。还对战前准备诸事进行着拷问，到底准备得如何？二十天下来就没有了粮食，显然是准备极不充分，甚或是缺乏基本的准备，打了一次毫无准备的战争。对诸葛亮的自信自负进行着拷问。廖立对其他人盲目歌颂西蜀“军队兵众简练，部伍分明”，斥之为不足一提。为此，诸葛亮两次上表进行弹劾，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数万大军攻不破千人防守的弹丸之地，其训练成绩又在哪里？显然，诸葛亮同他的歌颂者一样，都有着夜郎自大的心理，自我感觉过于良好。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马谡——诸葛亮刀下的牺牲品 挥泪斩马谡被传为千古美谈，认为这是诸葛亮执法无私、忍痛割爱的壮举，堪为后世执政者楷模。其实不然，挥泪斩马谡不足为训，反给诸葛亮和西蜀历史留下了遗憾。   诸葛亮南征时，马谡对南中形势分析得十分精当，他说的 “ 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 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 ( 曹魏 ) ，彼知官势 ( 西蜀 ) 内虚，其叛亦速。若殄 ( 杀 ) 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 ” ( 见《三国志·马谡传》注释《襄阳记》 ) 由是观之，马谡虽存在言过其实的致命弱点，但还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因此陈寿说其： “ 才气过人 ” 。 马谡被刘备从荆州带到四川，仅当过绵竹、成都县令和越嶲太守，从未参与过军事，更没有领兵作战的实践。应该说，这是偏才，只具备宏观的战略知识，体察不到军事活动的细微之处，更没有亲临战事的心理锻炼。诸葛亮破格提拔马谡，不仅因为荆州籍，更因自己与马良的关系特殊，马谡自然是 “ 小兄弟 ” 。荆州籍高级将领经关羽荆州之败，刘备夷陵之败后已荡然无存，此时的军中主要用事者，都是涿郡籍和益州籍，自己虽处于主帅地位，但是担心使用外籍将领甚不顺心，如魏延，为着 “ 北伐 ” 的进军路线，常发泄没有采纳个人意见的怨言。更重要的是，一旦要接受 “ 十锡 ” 登上皇帝宝座，由于这些人对刘备的感恩戴德，自然会充当障碍角色，军权又使这些人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马谡任前敌总指挥成功，自然会取代魏延、吴壹等人在军队的地位，成为自己的 “ 铁哥们儿 ” 。 由于宗派主义的用人标准，西蜀因人口稀少而缺乏人才的窘迫就更为突出，一次，诸葛亮接待曹魏使臣时，偶然问起了石韬和徐庶两人。当得知分别出任典农校尉和御史中丞时，感慨万千地说道 : “ 魏国的人才真多呀！ ” （原文为 “ 魏殊多士邪！ ” 见《魏略》） 拔参军马谡委以重任，是诸葛亮培养 “ 接班人 ” 的一个举措。马谡具有着意培养的优越条件。其一，有一张甚为优秀的履历表，少时兄弟五人 “ 并有才名 ” ，年轻时追随刘备入川，投身较早，且担任过县令、郡守等职务。其二，自小熟读兵书，有 “ 善论军计，才器过人 ” 的长处；这是培养提高的坚实基础。其三，有年龄优势，马谡死时三十九岁，小于诸葛亮十岁。其四，更重要的是，马谡不仅属于荆州籍，且与自己有特殊的血缘延伸。四个条件集于一身，这在西蜀众多将领中不可多得，属绝无仅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忽视马谡言过其实的毛病，不顾刘备 “ 不可大用 ” 的叮咛，破格提拔着意培养就有深藏不宣的目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培养是一个误区，而且已有诸多教训。历代王朝大都从少不更事的子孙中选拔皇储，并进行着意培养。结果却是，奋发者培养了无为者，节俭者培养了奢侈者，精明者培养了昏庸者，开国者培养了亡国者。当然了，他们出于私天下考虑，即令这一轮回反复地不可逆转地出现，也不愿将江山拱手让于他人。从这一点讲，这种培养虽然荒谬，却别无选择。只要承认家天下理论， “ 培养接班人 ” 途径就是一座非走不可的独木桥。 在三国之前，尊亲合一的官吏遴选制度逐渐没落，从商汤选拔伊尹于奴隶开始，举荐逐渐成为官吏的主要来源。东汉末年，举荐制度虽然表现出致命弱点，但是由于三国纷争的特殊历史，它的回光却闪烁着耀眼光辉，无论曹魏、西蜀或东吴，其出类拔萃者，十之八九来源于举荐，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战乱时期的举荐，已经包含了很大成分的竞争，这时的人才如囊中之锥，都属于脱颖而出，是在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严格遵循了 “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 的自然法则。领导人只是依其能力，提供给锻炼的机会，仅此而已，没有其他。而培养提拔类，就有了揠苗助长的嫌疑。彻底运用竞争机制者莫过于曹操，他对部下是这样，对身后接班人也是这样，是在实践中反复考验，给他们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中间，曹操没有使用培养的方法。培养只调动一个人的积极性，而压抑打击了一人之外其他所有人的积极性；只有竞争，才能使所有人的积极性得到保护与调动。培养带着领导者强烈的主观愿望，这种主观 愿望的个人色彩极为强烈 ; 竞争以客观做标准，十分公正。可惜诸葛亮走不出培养提拔的误区，并将皇储制度推而广之滥用于将领。这是历史的倒退，是尊亲合一的翻版。倒退当然得付出代价，街亭之败在所难免。可惜西蜀人才未能柳树成荫，诸葛亮精心栽植的花苗，尚未曾待其开绽，已被栽花人一刀剪断了花蕾。 街亭失败后，撤兵回到汉中时，诸葛亮心情应十分复杂。南征不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战争，以训练有素的铁甲将士，讨伐南方少数民族的 “ 叛变 ” ，而孟获他们的军事思想、军事训练都十分幼稚，甚或没有常备军，而是临时纠集的乌合之众，诸葛亮无惊险可言，无硬仗可打。萦绕胸怀的，只是如何巩固胜利成果，使西蜀后方长治久安。第一次 “ 北伐 ” 是他真正领兵的开端，他不是久经沙场的将帅，这是第一次统兵，又是第一次失败，对失败原本缺乏心理锤炼，况且他一生自视其高，认为自己是出将入相的全才，可以与管仲、乐毅相提并论，孰料刚出兵 “ 北伐 ” 就打嘴，这自然令他脸红。出师 “ 北伐 ” 前朝野都不赞同，只是他大权在握，所以能独断专行。如今失败了，在舆论面前十分难堪。违众提拔马谡原以为立足长远，是一招难得的妙棋，不承想却弄得面目全非，自然要产生用非其人的懊悔并由爱生恨。出师前诸葛亮踌躇满志，似乎有必胜的把握，故而在《出师表》中，信心百倍地表示： “ 不效，则治臣之罪 ” ，这已近似于军令状。如今果然失败了，军令状要不要兑现？当然不能了，一方面是担当不起，另一方面是心有不甘，他要把 “ 北伐 ” 进行到底。在十分复杂的心理支配下，诸葛亮无奈中斩了马谡，并将处分扩大化，同时斩了马谡的部将张休、李盛，夺了将军黄袭的兵权，髡了陈寿父亲的头发加以羞辱 ; 将军向朗因马谡逃跑时知情不报，李邀因请求赦免马谡均被免官。 处理完马谡一案，善后诸事已画上句号，诸葛亮又上表自责，指出 “ 街亭违命之阙 ( 失败 ) ，箕谷不戒之失，咎皆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 ” 。并提出 “ 《春秋》责帅，臣职是当 ” 的原则，请求 “ 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 ( 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 的处理意见。 这时候，诸葛亮闭口不提 “ 不效，则治臣之罪 ” 的军令状，而是提出《春秋》责帅的原则。在这里，诸葛亮言行发生了尖锐矛盾，既然 “ 责帅 ” ，失败的全部责任，至少是主要责任就应由自己承担，马谡仅是次要者，又何以发生处分的主次颠倒 ? 既然杀马谡，那么，失败的责任就不应 “ 臣职是当 ” 。显然，他推卸了任人失察的具体责任，担起了空泛的不负责任的 “ 领导责任 ” 。更何况，箕谷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赵云的疏于防范，从而导致大军被洪水袭掠，街亭失败是马谡认识的僵化。两相比较，后者更有宽宥的理由，但却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轻重再一次倒置了。这一次倒置则是徇情，因为赵云是旧臣宿将，功勋卓著，又是涿郡籍的代表人物之一，杀之会引起朝野震动，故而将军法搁置一边，仅作了行政处分，将镇东将军贬之为镇军将军。 后来，蒋琬同诸葛亮谈及马谡被杀时，举了春秋时期的例子说 : 楚成王杀了败将楚得臣，敌国晋文公的高兴程度可以想见 ( 楚得臣是楚国不可多得的三军统帅 ) 。进而引申道： “ 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 ? ” 诸葛亮流泪回答说 : “ 孙武所以能制胜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邪？ ” ( 见《三国志·马谡传》注释《襄阳记》 ) 此说受到后人的诸多赞评，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其一，诸葛亮抹杀了过失与罪行的界限。绝大多数情况下，犯罪都有主观故意性，它受个人利益的驱动；过失是认识不清，或者是一时糊涂。受利益驱动的犯罪行为，在遭受严厉打击前很难纠正，更会因侥幸逃脱而变本加厉，因之要绳之以法，要用强制手段促其变化，抑或剥夺其生命。认识偏差导致的过失，本人会在教训中自然醒悟；一时不能醒悟的，也容易接受别人的启发 ; 留给一定的时间，更便于本人对教训的消化吸收，这就是失败往往成为成功之母的内在逻辑。历史上的成功者，几乎没有一帆风顺的，大都在连连失败中获得了最后成功，失败奠定了成功的基础。不允许失败，等于关闭了成功之门。马谡没有失败的主观意图，只是因为从不曾涉身战争，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军事规律作了片面的、教条的理解 ; 也许是过分看重了接班人地位，太想用出其不意的成绩对待难得的考核，从而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诸葛亮既要使用将领，就要为被使用者承担责任，要允许部下犯错误，可惜他没有这样的胸怀。 其二，混淆了军法与刑法的区别。军法、刑法虽都是法律，但有很大的不同。 刑法服务于社会治安，有较强的稳定性，政权不变，刑法就罕有变化。即令政权有更迭，刑法主要内容还有延续性和继承性。因为它是规范人们行为，避免伤害社会和他人权利的强制手段。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这类伤害就必然存在，因之要科之以律，因之有大致相仿的刑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类，就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刑法执行中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如山，任何苟且都是对犯罪的鼓励，都是对整个社会的威胁。军法则不同，它服务于战争，兵者无形，瞬息万变，再为繁杂的军法条文，都难以概括其间发生的变化内容，难以规范突如其来的应变行为。正因为诡谲多变，因之出师时，常赋予主帅极大的机动权， “ 假节钺 ” 就是生杀予夺机动权的象征化， “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 和 “ 天子三宣，阃外将军一令 ” 是机动权的艺术化概括。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主帅常发出一系列临时命令补充军法的空白 ; 也会根据时势废除某些不利于取得胜利的军法。如抢掠财物、奸污妇女等，几乎为所有军法所不容，但为了攻克城池，主帅常以放手掠取财帛妇女来鼓励三军将士的斗志。在军人的头脑中，命令更高于军法，相信命令、服从命令是军人的习惯思维。 既然三军主帅有临时立法废法的权力，既然军人有服从命令的习惯思维，那么，宽宥马谡，就不存在 “ 何以讨贼 ” 的疑虑。孙武演兵时杀掉吴王的两位宠妃，是因为她们蔑视主帅的权威，亵渎如山的军法，带有极强的主观故意性，同马谡根本不可比拟。古今中外历史上，不究败将责任的事例多不胜数，秦穆公不究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全军覆没身被俘虏的罪过，由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在之后的秦晋之战中，由三帅指挥取得了胜利，不仅洗刷了耻辱，而且成就了秦国的霸业。这是十分熟悉的千古美谈。 观三国时期，曹操、刘备、孙权 ( 晚年昏聩暴虐，不足为训 ) 、曹丕、司马懿父子，都没有轻率杀戮败将的案例。赤壁之战中，曹操军队溃不成军，这场失败，三军主帅有责任，但如果仔细追究，部属也很难脱开关系。然而没有处分一个部下，只是后来找了个机会，用痛哭郭嘉的方式对部下提出了委婉的批评 : “ 郭奉孝 ( 郭嘉字 ) 在，不使孤至此。 ” ( 见《三国志·郭嘉传》 ) 夷陵之战，西蜀五万大军全军覆没，刘备没有追究一个部下，即令对投降曹魏的将军黄权，当有司将其妻小家属抓捕下狱时，他却说 : “ 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 ” ( 见《三国志·黄权传》 ) 于是对其家属 “ 待之如初 ” ，其子黄崇后被封为尚书郎，绵竹之战中，黄崇为刘氏死难。于禁很典型，他本是曹魏宿将，协助曹仁守樊城时，因关羽 “ 水淹七军 ” 而丧地辱师，被擒后又失节投降。即令如此，曹操也没有罪其妻小。后来由孙权送回魏国，曹丕还封他为安远将军。所有这些，都同军法条文相背悖，都是主帅意志修改军法的结果。目的无非有两个 : 一是饶恕一人可以结众将之心 ; 二是对人才的存恤保护。 诸葛亮长期处于行伍之中，如此浅显的道理能不明白？说穿了，不过是掩盖自己用人失察的错误，将失败责任诿之于马谡罢了。至于奏章中的 “ 明不知人，恤事多暗 ” ，自然变成了一种，严于律己的姿态。这个目的达到了，后世都是这样看的。 街亭惨败后，逃亡中的马谡被搜捕回来，并且株连了一大批将领。以中国人的道德衡量，他不仅是导致 “ 北伐 ” 失败的直接责任人，还是一个不能担负责任的怕死之徒，更是一个出卖朋友的小人。在军人眼中，这种人最被蔑视。然而，马谡临刑时， “ 十万之众为之垂涕 ” ，即是说，全军将士都为之哀悼惋惜。十万之众的态度是一架天平，天平准确地评判了是非曲直，只是因为严刑峻法和个人崇拜，全军不敢公开表示不满罢了。至于 “ 诸葛亮亲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 ” 等姿态，除了作秀外，当然有缓解怨叹、稳定军心的成分。 后世谈及斩马谡一节，常常搬出马谡临刑前给诸葛亮的那封信，借以说明马谡的心悦诚服，更证明诸葛亮形象的高大光辉。不错，马谡确曾在那封信中说了： “ 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 ” （以上均见《三国志·马谡传》注释《襄阳记》）如果仔细阅读这封信就不难发现，马谡在临死之前玩了一个小聪明：本来年龄近于同辈人，却以父子相比拟，显然，这是肉麻的阿谀奉承。自知不免于一死，因之又退求其次，乞求诸葛亮以虞舜杀鲧而传位于夏禹为榜样，能重用他的儿子，为儿子谋一个似锦前程。在信之末尾，又以 “ 无恨于黄壤 ” 的雅量挞伐诸葛亮良心，从而使自己的可怜乞求多了层保障。 “ 殛鲧 ” 之说，除了歌颂诸葛亮之外，说明马谡至死都没有明白，他不过是呈上祭坛的牺牲品，是代诸葛亮承担失败责任的屈死鬼。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出师表》表达了什么？      被后世歌颂得无以复加的《出师表》，究竟表达了什么？这是个值得弄清的题目。抛开后人那些华而不实的溢美之辞，心平气静地剖析内容，就不难发现，诸葛亮在表面文字的背后，却是另一番怀抱。     其一，谈蜀国面临的形势。全局形势对政治家来说，是重大决策的依据，必须准确无误地把握，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因应之策，才会立于不败之地。些许的疏忽，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对弱小的国家更是如此。《出师表》开宗明义，首先分析形势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个分析十分恰当。魏、吴、蜀三国之中，西蜀地盘最小，人口最少，原本就是最为弱小的一个。仅就人口论，尚不及魏国的十二分之一，是东吴的五分之一略多一点。在经历了吴蜀东三郡争夺战、吴国荆州偷袭战之后，西蜀不仅损失了大批物资，军力军心也受到重创。更重要的是，荆州这一富庶的战略要地已完全丧失。雪上加霜的是，刘备没有认清面临的险恶危局，轻率地发动了蜀、吴之间的夷陵之战。全军覆没和刘备病死白帝城的凄惨结局，使得西蜀在下坡路上一滑再滑，已经滑到了谷底。外患与内忧紧密相连，西南少数民族在雍闿、高定、孟获、朱褒等领导下举行起义，西蜀内部又呈现出分崩离析的迹象。只是后世史学家因了对诸葛亮的无端热爱，在此使用了双重是非标准，硬是将此称之为叛乱。诸葛亮执政之后，做了三年准备，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虽留下七擒七纵的神话，但是，南方一直不曾平静，少数民族的起义并未停止。     奇怪的是，在同一天的同一篇文章之中，诸葛亮对形势又做出完全相反的估计，说是：“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既然西蜀“北伐”时机已经成熟，形势当然是大好特好了。问题在于，西蜀到底面临“存亡之秋”的危急，还是有了“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强盛？如此明显的语无伦次，如此巨大的黑白反差，说明诸葛亮无非在玩弄刘禅。讲形势危急是为了恫吓，为自己不肯归政制造理由（当时刘禅已经20岁）；讲形势大好特好，是要在“北伐”的名义下，将丞相府迁往汉中，远离皇帝，以避免宫廷斗争中难以把握的变数；同时摆脱皇帝的羁绊，让汉中勉县的葛氏政府，掏空成都的刘氏政权。     其二，麻痹刘禅。专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关系，最后都依附于皇帝，形态如同根基在上的葡萄树。臣下对皇帝的依附，表面是忠君，骨子里却是在谋求个人的前程，谋取个人的名利地位。皇帝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一方面以高官厚禄、封妻荫子等分肥手段加以拉拢，另一方面，又以残酷手段打击那些不忠甚至于背叛的臣下。在西蜀执政的诸葛亮又何尝不是这样！对刘备精心筛选并久经考验的涿郡籍、益州籍官员，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诸葛亮绝不会信任，并千方百计地排挤打击。而对刘禅，他却采取了双重道德标准。向刘禅表示，他自己以及自己信任的一批官员，都是“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当然是欺人之谈，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拿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说给刘禅，在于麻痹刘禅的警惕。     其三，教训刘禅。仅有六百二十四个字的《出师表》，诸葛亮十三处提到先帝，这不是对刘备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是摆老资格。并以代先皇立言的姿态，以刘备作为参照物教训刘禅，矮化刘禅，打击刘禅的自信。至于他同刘备之间谈话的真实性，死口无对，已无法证实。即令无误，这么重要的内容，刘备也会反复地警诫儿子，没必要由诸葛亮絮絮叨叨。“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宫中府中，皆为一体……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你不应“亲小人，远贤臣”；应“亲贤臣，远小人”等等。当时刘禅并没有亲政，所有事务都由诸葛亮或者诸葛亮亲信董允、蒋琬、郭攸之、费祎等包办，这种告诫已完全没有必要。与其说是在告诫，莫若说是在教训，是在羞辱。这在专制社会里，很不正常，是气势汹汹的以下凌上。     其四，以推荐方式，使包围软禁刘禅合法化。《出师表》中，诸葛亮在“亲贤臣，远小人”的名义下，向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一大批荆州籍亲信，还打着先帝刘备早已简拔的名义，要求刘禅“亲之信之”。其实，这些人在之前已被诸葛亮安置于朝堂，対刘禅实行着掌控牵制，政治军事等军国大事，都由这些人秉承自己的意图做出决定，刘禅不过是图章皇帝。在《出师表》中重提这一既成事实，无非是使这一无理手段合理化。刘禅既已没有了选择余地，诸葛亮不妨再以欺诈安抚其心灵。     其五，自我表白。刘备白帝城托孤之时，曾有一重大决定，即“托孤诸葛亮，李严为辅”；并以李严“为中都护，都统内外军事，驻节永安”。这个安排，实际是拱卫京师，对诸葛亮实行监督。南征时，诸葛亮借口其他将领才能均不如自己，遂夺过李严军权。南征回来后率军北上，将丞相府和统帅部驻扎在汉中勉县。这是对刘备遗嘱的背叛。敢冒背叛的“罪名”，当然有比这一罪名更大的期望值。对此，刘禅当然十分不满，不满在当时一旦爆发，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包含了诸葛亮的灭族风险。为了化解风险于无形，让刘禅放松警惕势在必然。所以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在这里，诸葛亮将待价而沽的南阳躬耕，隐去了功利特征，宁说成无奈的迁就。假话的背后，当然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六，自我表功。刘备白帝城托孤时候，虽然说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其实这不过是枭雄的雅言，本意还在于稳固刘禅的皇帝地位。所以在托孤诸葛亮同时，由李严“辅之”并加重其职任，目的在于监督诸葛亮，保证刘禅的皇帝地位不被动摇。诸葛亮夺过兵权不归，极力发展荆州籍势力，架空刘禅等，刘禅当然有足够理由加以怀疑。为了迷惑皇帝，诸葛亮历数自己的丰功伟绩：“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这二十一年的概括，受任与危难之间的两句话，不过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即长坂坡失败后，奉命随鲁肃出使东吴。这是一次很不成功的外交活动，被孙权捉弄了的外交活动；尔来二十有一年矣的概括，确实是夸大其词。     由于诸葛亮外交的失败，刘备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将诸葛亮冷藏关羽麾下。夺取益州时启用庞统；夺取益州后，更依靠法正，以至诸葛亮在夷陵之战前，连不同意见都不敢说，只是遗憾法正的早死，由此可见其甚不得意的政治地位。然而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却将二十一年西蜀割据成功的历史，一古脑归在自己名下，将自己打扮成拯救刘氏集团的英雄，已言过其实。     其七，自我表忠。诸葛亮在前边已经剖白了所谓“心迹”，即“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按理说，行文到此，已没有必要同义反复。大概是心虚的缘故，进而解释自己北伐是为了报答先帝的恩德，所以要尽忠于刘禅（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他没有私心，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兴复汉室，并将刘禅迎进洛阳皇宫。说到底，诸葛亮在表忠中让刘禅别怀疑自己的擅权，将兵权不肯交还于李严的唯一原因，说成是为了“北伐”大业。     其八，强调刘禅对自己的服从。这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有关国家政务的事情，属于郭攸之、费祎、董允他们的责任，他们会仔细分辨利害得失，一切言行都会从忠于后主的角度出发。潜台词则是：你就放心吧，放心做你的挂名皇帝（即所谓“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其次，希望后主将北伐一事放心地托付于自己，假如收不到预期效果，那就请后主治自己的罪责，也好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     最后，“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刘备给刘禅的遗诏是：“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出师表》写到最后，诸葛亮才亮出底牌，这就是：你得按着你父亲说的，像儿子对父亲一样顺着我，听我的，一切都由我安排。这种公开向皇帝讨要尊敬、讨要服从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难有第二。     以上就是《出师表》所要表达的内容。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诸葛亮的皇帝梦确凿无疑     说诸葛亮有皇帝梦，说错什么了？是污蔑吗？没有，这有很多事实在作支撑。     （一），九年多辅政不归。刘备白帝城托孤时候，刘禅已经十七岁，按照专制社会的惯例，少帝年至18岁时，托孤大臣扶少帝登位亲政，自己安守本分退回臣位。然而诸葛亮从托孤之日起，一直到死的九年半中，刘禅始终不能亲政，诸葛亮一直辅政不归，理由是刘禅不熟悉政务。这理由十分荒唐，政务是在实践中逐渐熟悉的，不亲政无法熟悉。将荒唐理由理直气壮地说给人们，当然具有不能告人的目的，说到底，诸葛亮贪恋实质的皇权。     （二）接受五锡与十锡。南征前后，诸葛亮已接受五锡封赠，即金斧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吹鼓各一部，虎贲六十人。表面上这是刘禅封赠，实质上是大臣特别是诸葛亮亲信朝议的结果。之后，李严上书劝进表，劝诸葛亮不必拘泥于臣道，应接受九锡。诸葛亮回信说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等到灭了曹叡，迎接皇帝返回洛阳，我和你们一起升迁，那时候，即令十锡亦敢接受，况乎九也！”这里要作点说明，自王莽之后，九锡已成为从臣位荡向皇位的秋千，是权臣篡位的过渡态。曹操接受汉献帝封赠的九锡，被后世骂了千八百年，九锡已成为不臣的代名词，那么十锡呢？     （三），刘禅被诸葛亮控制软禁。出师“北伐”前，诸葛亮已经安排蒋琬、董允、郭攸之、向宠等在刘禅身边，将他严密地控制软禁，凡事都得听从他们，诸葛亮远在勉县遥控指挥。截止诸葛亮去世，刘禅没有走出过成都。正因如此，刘禅对诸葛亮愤恨不平，曾经发牢骚说道：“政务在姓葛的手中操纵，我不过是个傀儡皇帝，只有祭祀时候才出面用用。”（原文为“政在葛氏，祭在寡人。”）听听，父亲刘备叮咛他对 “事之如父” 的诸葛亮，他却称为姓葛的，差别天壤呀！诸葛亮死后，群臣提出立庙祭奠，刘禅不许；后来在一些人的坚持下，勉强将寺庙建在千里之外的汉中勉县，而且，从诸葛亮死到西蜀灭亡的29年中，西蜀政府从来没有祭奠过。所有这些，都反映着刘禅对诸葛亮的仇恨态度。 （四），夺取军权。自古以来，都认为皇权最高，皇权决定着一切，决定着一切人生死。其实不然，在整个专制社会，军权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拥有了军权，就会成为黑社会龙头老大，所以某一枭雄说：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白帝城托孤时候，刘备以诸葛亮为主，李严为辅；同时任命李严为尚书令主管官吏任免；任命李严为中都护，都统内外诸军事，并且驻节在巴州远离成都。其中的一个目的，用李严牵制诸葛亮，使之不可能独断专行。诸葛亮知道军权大于一切的道理，南方少数民族起义发生后，本应由李严出兵征讨，他都统内外诸军事，是军队的总指挥，而且是久历战场的宿将。然而诸葛亮借口诸将才能皆不如自己，遂决定亲自南征。南征回来后没有将军权还交李严，借口准备北伐率领部队进驻勉县，改任李严做了北伐的后勤部长。打破刘备的监督安排，从李严手中夺过军权和官吏任免升迁权，当然不是无意的疏忽，是处心积虑的抢夺。 （五），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西蜀政权在刘备时期，主要由三大派系支撑维持，分别是涿郡籍、荆州籍、益州籍。直至白帝城托孤，涿郡籍还有魏延、刘琰、赵云、王平等。荆州籍有诸葛亮、廖立、董允、蒋琬、杨仪等。益州籍有李严、吴懿、邓芝、马忠、张翼等。刘备始终掌握着三派力量之间的平衡，绝不使一派独大。随着涿郡籍人才资源的枯竭，对荆州籍和益州籍官员有所重视，但是仍然是三驾马车的官吏配置。请注意，这里的籍贯，只是一个粗线条，是一个不准确概念，还包含着同最高当权者关系，以及最高当权者的恩惠等主观因素。比如刘封本来属于荆州籍，但是他是刘备义子，自然成为涿郡籍核心成员；诸葛亮出生在山东沂南，但是他从荆州起家成事，身边拥有一批荆州籍朋友，这使他不仅成为荆州籍，而且是荆州籍头面人物；姜维出生于天水，但是受诸葛亮额外眷顾，自然改换门庭委身投靠荆州籍。 诸葛亮掌权之后，排斥、挤兑涿郡籍头面人物魏延，杀了刘琰，流放了益州籍头面人物李严，搁置益州籍宿将吴懿等。荆州籍有一出类拔萃人物——廖立，孙权派人询问荆州地区经天纬地的人物，诸葛亮曾经回答说：“庞统，廖立，楚之良才也。”但是刘备于廖立有知遇之恩，所以在诸葛亮执政之后，不仅不入伙，还对他多有批评，特别不能容忍的是，竟然批评诸葛亮提拔重用清一色的荆州籍官员，以至提拔重用毫无才能的马屁精，更批评诸葛亮盲目夸大西蜀的军事力量，进行不可能胜利的“北伐”。廖立批评到诸葛亮至痛之处，当然要将他从官吏队伍中剔除，直至廖立被被流放梓潼这一不毛之地。 显然，诸葛亮宗派主义组织路线已十分严重。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是同皇帝梦的政治路线密不可分。 （六），开始称孤。在三国历史上，未称帝而称孤的非刘姓人物，最早只有曹操、孙权，那位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董卓也不曾称孤，他的名言是：“我相，贵无上也。”看看，自称依然只是“我”，后来称孤的就是诸葛亮一人。 谯周是西蜀少有的人才，只是有口吃缺陷。一次同诸葛亮谈话，结结巴巴的表达不畅，逗惹得左右侍从一起偷笑。事后，有人建议处分这些不尊敬谯周的左右。诸葛亮却说：“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敢于称孤，说明诸葛亮皇帝梦已经有了藏头露尾的嫌疑。 （七），改变政治路线的动机。在挽留杜微做官时，诸葛亮曾对他说：“今天利用曹丕麻烦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闭关自守，奖励农业，与民休养生息，并训练军队，囤积物资积极备战。等到曹魏遭受挫折有机可乘时，再进行讨伐，那时可兵不血刃，民不劳累而天下统一。”西蜀小国寡民想要维持割据局面，这是唯一可供他选择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当时曹魏拥有1200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拥有三分之二的地盘，而且是当时最为富庶的黄河流域和江淮流域。更重要的是，曹魏一直处于上升时期，不仅是曹丕、曹叡时期，即令是三少帝时期，虽然曹芳、曹髦、曹奂等或荒淫无道，或少不更事，但是权归司马氏父子，名义上的曹魏政权依然是上升时期。对西蜀来说，无机可乘。西蜀虽有四川、贵州、云南、甘南和汉中等地盘，然不毛之地居多，人口仅有94万。以此微薄之力，只能采取守势等待时机，最差结局也能苟延残喘较长时间。 然而话音未落，曹魏并没有遭受重大挫折，更没有败落迹象，诸葛亮何以忽然改变这一正确国策，要贸然进行北伐？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无正当理由还要极力“北伐”，只能从诸葛亮的皇帝梦寻找原因。说破了，通过在曹魏西北边陲进行骚扰取得侥幸成功，为登上皇位进行铺垫。 在几千年的专制社会，皇帝梦不是好做的，弄不好会诛灭三族诛灭九族，本人往往要受最严厉惩罚——剐刑，杀3337刀，杀三天，慢慢地折磨到最后一秒种。所以篡位逼宫等政变阴谋，始终隐藏得很深，不到时候绝不暴露。要审视皇帝梦意图，只能通过星星点点的蛛丝马迹，逐步形成证据链，不可能看到宣言之类的如山铁证。 没有理由批评诸葛亮的皇帝梦，更没有必要去做刘氏集团的遗老遗少，只是说，诸葛亮不应该为了皇帝梦实现，把西蜀94万民众捆绑在内战战车上为他卖命，去进行毫无胜利希望的“北伐”。五次“北伐”五次失败，给战场留下了多少冤魂白骨？给西蜀多少家庭留下了一批孤儿寡母？又给西蜀留下了多少灾荒饥饿？这不是算账，这是在总结经验教训，也是在警告后来的军事寡头，更是在呼号能有效制握权力膨胀的民主制度。

                            诸葛亮何以要将刘琰杀后弃市  三国时，杀后弃市是最为严厉的惩罚之一，非十恶不赦的反逆、大逆、恶逆、叛逆、不道等，其他死罪处死足矣，不会再弃市暴尸不许收敛。刘琰是刘备宗室，刘备担任豫州牧时投奔至麾下，担任过固陵太守，是从龙大臣，后封都乡侯，升迁为车骑将军，在小朝廷地位略亚于李严。身居高位的勋亲故旧，不仅被杀，而且遭到弃市处置，更是一件小事酿成的巨祸。  年轻美貌的刘琰妻胡氏，建兴十二年（公元 234 年） 正月入宫朝贺皇太后，太后特别留下她，一个多月后放其回家。正不得意的刘琰无所事事，看到妻子朝拜太后一个多月后才回家，怀疑妻子胡氏与皇帝刘禅勾搭成奸，以至于难分难舍，遂令士兵殴打500，而且用鞋底抽她面，打完后休妻回家。 胡氏将刘琰告官后，有司以 “ 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 ” 的罪名，判处刘琰死刑，被杀后不准收尸，摆在大街上让人观看。  这段史料有三点值得细究。  首先，胡氏一月多留居皇宫没有回家的原因。 太后特留胡氏于宫中 难以说通，太后没有留其久住的理由，也没有常留不遣的需要。可能是，刘禅与胡氏缠绵得难以割舍，丑事传出来之后，太后为解脱儿子乱伦丑行寻找的遁词，由自己承担责任，母子两人便都没有了责任。  其次，胡氏本该是满面蒙羞的人了，敢将前夫刘琰告官是有恃无恐！在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中，男尊女卑已成为定势，女子无权选择丈夫；出嫁后，更得遵循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棒槌抱着走的“至理名言”。然而丈夫不仅可以三妻四妾的不断迎娶，还有特权将妻子休掉。胡氏被休回家后，应该是满面蒙羞，惭愧难当了，那里有胆量将前夫告官！然而胡氏敢。因为同皇帝通奸不叫通奸，而是被皇帝临幸。被临幸过的女人，自然是光彩无比。    这里分析的两点，不是想给这类事件区分泾渭，而在于强调，当时蜀国民众知道 “ 经月乃出 ” 的事情后，都会有如此猜测。在花边新闻特别是皇宫花边新闻中，人们宁肯想得过头一些，绝不会打了折扣。  最后，将刘琰 “ 弃市 ” 大有文章。按照专制社会 “ 为尊者讳 ” 的惯例，这件事因为牵连着皇帝刘禅，只能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寝而不发， 绝不能张扬出去。处理刘琰这样树大根深的宿旧人物， “ 有司 ” 绝不敢擅自作主，必须由诸葛亮拍板。诸葛亮，难得一见的事务主义者，处罚二十军棍以上的士兵，他都要亲自定罪；处决刘琰这样的政·治·局官员，绝不会交给下边。 “ 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 ” 的罪名，不能构成刘琰死罪的理由；而且仅只是打了妻子，并没有闹出人命。  在专制社会，高官殴打以至杀害妻妾等，大都不构成罪名，更不会构成死罪。尽管诸葛亮强调严刑峻法，但从对法正多次报复杀人不予追究；对朱褒叛变形迹显露时，反而诛杀了追究此事的常房一家五口的事例中观察，他是通晓权变的人物。将刘琰处死可以理解成借机剪除异已力量的举措，那么弃市不准收尸呢？弃市的本意在于张扬罪恶，以儆效尤。但这里的 “ 以儆效尤 ” 无从说起，诸葛亮不是女权主义者。只能理解为有意扬布刘禅昏庸、荒唐、贪色、淫乱的丑行。  陈寿对此案处理之严厉大惑不解，所以在《三国志·刘琰传》中，惊鄂地著下一笔： “ 琰竟弃市 ” 。一个 “ 竟 ” 字，把诸葛亮以法治国的响亮招牌砸得粉碎，也给后世留下了细究弃市动机的疑点。    

    诸葛亮何以要罢黜投怀送抱的李严     李严字正方，后改名李平，荆州南阳人，蜀汉政权中，这是位文韬武略均属麟角的人物。     刘备入川后，担心受益州豪强势力胁迫，当然要重用涿郡籍和荆州籍官员。但是又不能过于冷落益州籍地方势力。除使用许靖、吴壹等之外，更需要以与益州籍关系较深的其他籍人物作纽带。李严与法正一样，正是刘备所需要的这类人物，以便软化益州士族对外来者的排斥情绪。李严原籍荆州南阳，本该属于荆州籍，但到益州已有十一年之久，同益州士族的渊源关系亦颇深厚；加之才干又十分突出，在益州上下很有威望，是典型的准益州籍，在荆州籍与益州籍之间，是典型的三氧化二铝，见酸显碱性，见碱显酸性，或此或彼都能化合，故需加延揽。李严投奔刘备后，先任命为裨将军，后升任独当一面的犍为太守，兴业将军；后以军功政绩迁升辅汉将军，尚书令。     刘备主蜀时，考虑到复杂的派系关系，所以将政权搞成三驾马车，以涿郡籍将领驾辕驻守要地，以荆州籍左骖辅助政理，以益州籍右骖分辅军事及政务，刘备不仅是乘者还是御者。永安宫托孤时候，     从人事安排看，仍然是三驾马车的构想。所不同的是，情势已发生很大变化，涿郡籍的“铁哥们儿”关羽、张飞、刘封、糜竹等已经作古，跟随入川的人员也逐渐凋零，儿子刘禅又是可为乘者却无能力成为御者的角色，所以将原先的三匹马卸下来重新换套，改由荆州籍驾辕，益州籍左骖，涿郡籍右骖，所以定下了“托孤于诸葛亮，李严为副”的格局（益州籍代表人物法正在之前已经物故）。     李严成了蜀汉政权的兵马大元帅，掌握了最为重要的军权，并从外部对荆州籍实施监督。军政分理后，涿郡籍刘琰、魏延、赵云等居右侧平衡力量。即是说，由诸葛亮、李严共同协助刘禅担任御者。     在诸葛亮眼中，李严早期叛变刘璋投奔刘备乃是不忠，前期的托孤身份对自己有着严重威胁，之后请求分出东边五郡设置巴州，由他出任刺史乃是分庭抗礼，再之后曲意逢迎更是滥行。诸葛亮既然想做皇帝，当然把李严视为最大障碍，又视之为极其奸险的佞臣，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李严手握军权且羽翼丰满，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搬掉的，得一步步逐渐实施。     为了达到拔除李严的目的，诸葛亮采取了三个手段。     其一，夺取军权。公元223年，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开府治事，不久又担任了益州牧。蜀汉政权仅局限于益州，益州牧就是无冕皇帝；更加之开府治事，“政事无巨细，威决于亮”就成为必然。皇帝得有军权支撑，否则便流于傀儡以至于死囚。诸葛亮当然心知肚明，所以他必须掌兵。南中“叛乱”发生后，按常规，由李严领兵镇压最为合适：他是兵马大元帅，职责是当；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有多次取胜和以少胜多的经验；叛乱发生在南方，距巴州较近，从这里出兵省时省力，但是诸葛亮借口“诸将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见《三国志·王连传》）。当王连劝阻他“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时，诸葛亮确曾动摇了，故“停留者久之”（即久久不出兵）。宁可不讨伐“叛乱”让其坐大，也不让李严出兵，显然是出于一已私利的原因。在踌蹰了近三年之后，诸葛亮终于做出了亲自领兵的决断，遂将军权收揽于己。当年秋南征回来，再没有还权于李严；移驻汉中准备“北伐”时，遂调李严到江州；再之后，命其率二万人入驻汉中，做了“北伐”军的后勤部长。     其二，虚衔抚慰。为了麻痹李严，诸葛亮在爵位上给了他很多甜头：公元223年封其为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公元226年又封为前将军。然而此时前将军只是虚衔，不能同关羽的前将军相提并论。而且，又封魏延为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属县侯，高于乡侯一个等级）、凉州刺史等，这虽然也是虚衔虚职， 却也压李严一头。但是这勉强能解释得通，魏延毕竟是刘备勋旧，功劳殊多，而且还得利用他的军事才能，所以李严亦难提出不同意见。     其三，坚决摘除李严的羈绊。刘备设计的新三驾马车，是以儿子刘禅作乘者。诸葛亮既然怀有取而代之的念头，当然要将三驾马车的政治格局加以改变。相比较而言，涿郡籍势力最弱，一时半时难构成威胁，而且其代表人物刘琰已被虚悬，已“不预国政，但领兵千人，随丞相亮讽议而已”（见《三国志·刘琰传》），之后又借故将其杀掉；赵云是刘备勋旧，然能力有限，缺乏号召力；魏延虽为涿郡籍代表人物，可又是赳赳武夫，对政治一窍不通；且在性格上有致命弱点，即虽善待士卒，但性格高傲，缺乏亲和力，与同僚关系紧张，难以担当代表人物的重任。     既是荆州籍，又是益州籍的李严就不同了，在诸葛亮眼中，这是位“部分如流，趋舍罔滞”（处理事务如行云流水，十分得当；该取则取，该舍则舍，从不迟疑）的人物，有杀罚决断；他是荆州人，又入川较早，同这两州官员都有渊源，容易形成自己的独立体系；白帝城托孤虽处于副贰地位，但掌握着兵权，这是一柄悬在自己头上的利剑。既然这是位威胁自己登上九五皇位的代表人物，当然要加以剪除。当诸葛亮独揽政务，自任益州牧并开府治事后，李严请求分益州五郡为巴州，由他出任州刺史一职；并以司马懿已开府治事为谈话由头，启发诸葛亮准许他开府治事。诸葛亮把这些请求均视为不怀好意，是向自己公然挑衅，当然要严词拒绝。但为了麻痹对方，也做出一定妥协，即任李严儿子李丰主督江州，算是不菲的安慰了。     再从李严的角度考察其似乎极为“卑劣”的设州要求。永安宫托孤时，他是副贰。表面上看，是让他协助诸葛亮。稍一思索则大谬不然，刘备的用意，是让他协助诸葛亮辅佐新皇刘禅的。又让他以中都护身份“统内外诸军事”，且驻节江州。这种安排当然含有更为深刻的用意：军、政分开，便于他自成独立体系，以维护新三驾马车的正常运行；驻节江州是作为王室藩屏使用的，可对变生肘腋的皇室威胁起牵制作用。中都护不符合汉时官制，是刘备的发明创造，官名本身已经赋予李严以特殊使命——保护皇室及都城。看到皇权被架空，三驾马车被摘套，李严当然有反对的充分理由。请示划出五郡由自己担任刺史，启发诸葛亮批准自己开府治事等，不是要分皇室权力，而是分已被诸葛亮独揽的权力，是完成刘备寄予的监督与制约使命，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显然，不是像有人所说的，李严挑衅了什么原则，而是李严触犯了诸葛亮砸碎三驾马车的意图。     细究李严传，不难发现他在与诸葛亮相处之中，犯下了三个制命的错误。     其一，轻而易举地交出兵权。南征讨伐叛乱时，李严应当仁不让地领兵出师，但是因软骨病困扰，当诸葛亮意欲自己领兵时，李严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当诸葛亮迟疑不敢出兵时，自己更没有主动请缨。军权交出去之后，李严就已成为砧上鱼肉，被贬被杀只是时机的选择。     其二，不该书写“劝进表”。当他发现诸葛亮的皇帝意图之后，本应该据理力争，并敦促诸葛亮及时归政于刘禅。或干脆退身隐居。这虽然无补于事，也维护了自己的清正名节。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为投诸葛亮所好，公然写信去，“戒以勿拘之道”（不必遵守臣子忠君的名节），劝“亮宜受九锡，进爵为王”。劝进表一出，就失去了辅臣的身份形象，是公开卖身投靠。卖身投靠并不能打消对方的戒心，只能以失去涿郡籍、益州籍官员及士族的支持做代价。书写《劝进表》是李严的旧病复发。当年李严去益州投奔刘璋，先任成都令，后以才能升任为护军，并被派往绵竹抗击刘备，这是他第一次由行政长官转入高级将领直接领兵打仗的开始。李严到绵竹之后，并没有分兵布防，而是开城归降了。这一次不过是当年变节的故伎重演，荆州籍对他提防自不待说，涿郡籍、益州籍因之唾弃他亦在情理之中。     其三，更名李平耐人寻味。公元230年，因曹真出动三路大军直扑汉中，诸葛亮提升李严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接替李严原来的职能，命李严率两万军队开赴汉中。第二年，诸葛亮举行第四次“北伐”，命李严为中都护参与相府事务，李严遂改名李平。自古至今，成功者考虑到姓名中积淀了太多的政治资本，所以罕见更名者，除非有特殊原因，如避讳。李严是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下更名的，严字有严格、严肃等含意，进而有坚持大节不随流俗的延伸。更名可以理解为想痛改性格中“严厉”的弱点，但他没有这个弱点。从更名时间上观察，更像一封别具一格的效忠信！表示他能放弃原则决不信守刘备的嘱托，不再坚持忠于刘禅的立场，心如止水，不生波澜，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并拥护诸葛亮取而代之的举措。也许，这一分析不符合李严更名的本意，但在客观上，已经准确无误地传达了以上信息。更名是一个强烈信号，是低三下四恳求诸葛亮信任自己。然而在诸葛亮看来，李严之前已有变节经历；如今又变节投靠，如此反复无常的小人岂能使用！向以忠顺作为选才第一标准的诸葛亮，当然十分厌恶这类人了。然而李严是大才，己不用必为人用，定会对自己构成巨大威胁，当然是废掉为好。     其四，被弹劾是李严倒持干戈。诸葛亮是在准备不足情况下进行第四次“北伐”的，粮草并没有先行，而是随后不断给甘南输送。时值秋夏之交的霖雨天气，又是妇女、儿童推着所谓的木牛即四轮车向前线运送粮食。一辆木牛装四、五百斤粮食，群行时，一天只能走二十里路程，即令有油布之类遮挡大雨，但在崎岖不平的栈道上行走，特别是上下台阶时得装上卸下地不断折腾，粮食肯定会淋雨霉坏。而且，运送者衣食及健康都受到严重损害。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李严派人请诸葛亮退军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李严患有软骨病，更怕诸葛亮乘机杀他，所以派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前往前线，以皇帝刘禅名义让诸葛亮退军汉中，见面后又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这个表演太拙劣也太低级，倒持干戈的结果，只能是授人以柄！     已经犯下了语无伦次的错误，更不该再用新错误掩盖旧错误。大概是为了逢迎诸葛亮，又写表章给刘禅：“军伪退，欲以诱敌与战。”对诸葛亮来说，这是除掉李严的大好时机，哪里能轻易放过！他当然不领李严为已开脱的人情，拿出他前后不能自圆其说的书信奏疏，并向刘禅详细奏明事件本末。证据一摆，李严除认罪之外，当然没有可说的理由。     倒是刘禅还有头脑，对诸葛亮罢黜李严的奏章并没有朱批。除掉李严是诸葛亮既定方针，千载难逢的机会更不会轻易放弃，遂以刘琰、魏延、袁琳、邓芝等二十三人名义，呈上第二份奏章弹劾李严。诸葛亮这次拉着其他二十二人联合俱奏的目的，是在向刘禅施压，造成一个非罢黜不可的态势。在第二份奏章送达之后，刘禅不得不依着诸葛亮意见，将李严“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削其爵土”，流放到梓橦郡去做庶民。     怕是李严至死也没有弄清被废黜的真正原因，所以闻知诸葛亮死讯之后，竟失望的激愤而死。

                现代的四大美女都是谁？        前年，我在西安科技大学讲授创作课，给学生出了一道题：写出自己心中的现代四大美人，条件是不许商量，独立完成。两个班94个学生，统计出来的结果，不能不令人哑然失笑：得票最高的是电影演员赵雅芝，十一票，第二名是国务院卸职副·总·理吴仪，九票，第三名是电影演员蒋丽雯，七票，绝大多数美女都是一人一票，还有一个学生奖票投给了自己，自信心十足,或者说，在她眼里，女人都有自己的美丽和魅力，难分伯仲。       这个结果不是学生的随手乱写，相反，他们填写的很认真；也不是没有标准，是因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标准，随着知识结构、人生阅历及其性格的千差万别，标准自然千差万别，心目中的美女才各各不同。       我将得票宣布给学生之后，再问他们：你们谁见过古代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四大美女？学生哑然。由此我得出结论说，所谓的四大美女，充其量，不过是人云亦云的结果。古人也是人云亦云，毕竟见过这四大美女的人不多，他们依了统治阶级的是非为是非，并没有见过却肯接受，当然是盲从的产物。西施成为最美的女人，是因为夫差、范蠡认为她最美；王昭君成为最美的女人，是因为汉元帝和呼韩邪认为她最美，杨贵妃成为最美的美人，是因为唐玄宗认为她最美。至于貂蝉，历史上并无有此人，不过是罗贯中笔下的艺术形象，连罗贯中都没有见过，何以能成为最美？       两相比较，古代的四大美女属于钦定，其他人无权置喙；学生眼中纷乱驳杂的的美女，是学生自己的认识，是自己意志的伸张。不统一是正常的，统一则是意志的强奸。     作这一测试的的原因，不是否认古代的四大美人，那种否认或肯定毫无意义。是要说明一个普遍的，十分错误的社会现象：中国人有以统治阶级是非为是非的不良嗜好，喜欢盲从，却不肯动脑子多想。       在中国，世世代代的老百姓谁研究过孔子？没有。甚或，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条件下，一天书都没有读过，然而都承认孔子是万世师表。结论是哪儿来的？统治阶级灌输的，依了统治阶级的是非为是非，尽管孔子学问是帮助统治阶级奴役他们的学问。       中国有多少人研究过诸葛亮，肯定不多，包括很多知识分子，以及顶着学者头衔，大谈特谈诸葛亮的那些学者。在电视、报纸这些人都亮过相，依据的资料，大都是小说《三国演义》。拿着文艺作品的虚构评论历史人物，夫复何言！近两千年来，统治阶级为着巩固自己夺取的社会公权，总是树立塑造诸葛亮忠臣形象，他们的文化鹰犬们，以及不明事理的文化人，也跟着摇旗呐喊。直至现在，真正把诸葛亮当做历史人物，放在解剖室仔细解剖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大多文化人以无端歌颂代替了研究，所谓的诸葛亮少年时代，民众中的诸葛亮，诸葛亮传说等等书籍中，有几句真话实话！包括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以及各类三国电视剧，诸葛亮形象也掺杂了太多水分，即令真实的故事，也因扬刘拟曹的正统思想，也弄得是非颠倒、面目全非。       看来，要选择美女，得亲眼所见，更需要通过自己的思想。人云亦云不靠谱。要评论历史人物，最好的办法是仔细研究。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研究的条件，没有条件的须得兼听，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几千年中，中国老百姓经常上当受骗的原因，是因为缺乏兼听，或者是统治阶级屏蔽了另一种声音的结果。       承认古代的四大美女，不过是没有动脑筋而已，无伤大雅；将四大美女作为梦中情人，不过是自作多情，浪费精神。如果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呢？我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学会了喊口号，跟着人喊，还要举拳头。回过头看，有几句口号是正确的？如果举国都抵制错误口号，能冷静思考后保持沉默，绝不会形成举国疯狂。       可惜的是，没有人认真总结，直至今天，依然有人只允许一种声音，还要强调四大美女空前绝后，这怕不是认识的落伍。       《千秋功过话诸葛》出版之后，很多网友写纸条或者留言，询问购书的书店。为方便读者，今提供网友汇款方式。我的银行卡是中国 工商银行大雁塔支行，卡号是：622202 3700011610245，户名：胡觉照。每本书定价30元，挂号邮费5元，合计35元。汇款时，请一定留下您的详细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以便快捷地把《千秋功过话诸葛》直接送达您手中。         要询问书籍内容，请看本博博文《千秋功过话诸葛》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