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广州拟适当提高个人医保筹资标准。近日来自政府的声音这样说。这个拟议，半年前也出现过，当时被市民强烈的反对意见狙击。 没有新的情况发生，提高缴费标准的依据，仍是居民医保年度基金缺口1.32亿元。这个数据，半年前已被引用，现在并无更新的情况。那么半年前的反对意见，现在难道会改变吗？ 很多时候，涨价的话题被反复提起，提高收费的拟议被反复提出，否定一次，再来一次，否定一次，再来一次，就这样一次次地，涨价和提高收费就从风声变成议题，从议题变成方案，从方案变成政策。涨价和增加收费一方百折不回，总是达到目的。风声传出时，人们觉得不值一提，但反复“吹风”，起到“议题化”的作用，于是议题出现了。议题会被否决，但反复提出，就又有了方案。方案反复修改，最后就成了政策。从陌生到习惯，事情是这样办成的，而且显得很有耐心。 半年前开始的医保提高收费争论，因超八成市民反对搁浅。当时市民理由主要有三，一是福利出现缺口就向市民伸手，违背公益；“新医改”本是新生，经营问题应与政策制定和经营管理有关，与公众无关，不该向公众要钱；三是涨价须有合理程序，而非直接抛出。 现在，这三条反对意见，有哪一条变化了呢？大概只有第三条，涨价须有程序。在政府看来，上次要涨价，被否定了，这回再提出涨价，大概就可以算是经过了市民讨论的程序了。但如果这就算程序，那无非是说，前一次的冒然强推被反对，成了这一次直接拟推方案的“讨论程序”。这样，岂非任何荒唐的政策都可以“合乎程序”。 在广州这样一个城市，医保资金缺口1.32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城市的财政收入在高速增长，财政对医保的投入占到的份额是否相称？市民共享发展成果既是执政方略，财政是否有能力支付每年1.32亿的资金，财政增长速度是否能够保证居民医保费用按相应速度增加？这些原本是首先要考虑的事情，提高居民医保缴费，看似保持医保资金平衡，实为让居民自己来平衡账目，而非让财政来保证福利改进。 另一项数据，一直令人感觉到不公平，就是医疗保障上的官民差距。2011年，广州市6万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费达到了1.5亿元；而全市数百万普通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仅为1.3亿元。国家公务人员一个人的医疗费用，相当于40多个普通市民。以如此巨大的保障差距，能够说服数百万市民来赞同一项增加医保收费标准的方案，实在令人生疑。直到现在，广州市的国家公务人员公费医疗改革，仍是“尚无时间表”，提高普通市民医保缴费标准却再度急进。 半年来，普通市民的医保缴费年限，延长了5年，实行强制医保也列入改革方案，这些都是争议巨大，不次于提高医保收费标准。只是涉及到民众的事情，只要政府意欲推行，从一次否决到下一次提出，总是很快的，但涉及到公务人员的事情，改革起来就总是“尚无时间表”了。急缓之间，重轻之间，取舍令人无言。 就在几天前，新闻报道国家大员表示“哪怕勒紧腰带也要想办法完善大病保险制度”，一定要守住一条底线：“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和健康，这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又称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现在要让这个‘利’，更多地落在百姓身上”。政府的裤腰带勒得有多紧呢，落到市民身上的“改革红利”有多少呢，市民到底成了“改革红利”的来源，还是成了“改革红利”的去向？如果说改革是利益分配，那么医疗改革中，公务人员所分到的和普通市民所分到的，各有几许？ 回答这些问题，再来谈提高医保缴费，比“因为有缺口所以要补充”来得顺当。 本文摘自《刘洪波：政府要办的事，市民永远否决不了》 —–白衬衫

“道歉不是追究罪行，而是良心上的表示。罪行的追究是有时效的，而且也需要明确的主体，经常是具体的人。历史上所发生的错误实际上难以补偿，罪行也往往无 从追究，而作为道德体现的正义恢复、良心醒悟没有时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民族如果曾经犯下罪错，那么偿还道德与良心上的债务，永远是需要的。”   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法案，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排华法案等歧视华人法律表达歉意。这被视为迟到的公正。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据说是流行于英国司法界的格言，现在也深为国人所熟知，被人反复引用。每当我们面对显然的非正义不能及时改正，这个格言就会响起。然而，如果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那些为历史不公正而做出的努力，岂非失去了恢复正义的意义？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毕竟是一个句格言，一个形容格式的话语而已，而非一个法理学的结论，一个可被证明的逻辑论题。它可以提醒人们恢复正义不可拖延，但不等于拖延既已发生，那么正义就不可再得，从而改变也失去了意义。 在正义不可拖延的意义上，“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因为那是知其为非而无所努力；在改变不公正的意义上，正义与非正义有明确的界限，迟来的正义仍然是正义。 在美国参议院通过道歉法案后，推动众议院通过道歉法案，推动白宫就历史上的排华行为作出表示，将依次展开。就历史的错误进行道歉，这在很多国家都已发生。这些道歉，有时针对特定的族裔，有时针对外国人民，有时针对本国民众。无论受害者群体在哪里，只要国家或政府的行为带来群体性的伤害，道歉就是一种应有的态度。 道歉不是追究罪行，而是良心上的表示。罪行的追究是有时效的，而且也需要明确的主体，经常是具体的人。历史上所发生的错误实际上难以补偿，罪行也往往无从追究，而作为道德体现的正义恢复、良心醒悟没有时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民族如果曾经犯下罪错，那么偿还道德与良心上的债务，永远是需要的。 二战后德国向犹太人和以色列反复表示道歉，请求“宽恕德国人的所作所为”，被视为历史反省的典范。而日本在二战期间行为的有限道歉以及不时反复，则使东亚民情陷入反复纠结之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慰安妇问题，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军队不对强迫妇女成为慰安妇负责，不仅激起亚洲相关国家愤怒，而且美国国会也作出回应，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其军队奴役慰安妇，并正式道歉。 在美国，1988年里根总统向二战中被监禁的美国籍日本人正式致歉，1993年国会为一个世纪前推翻夏威夷王国道歉，2007年多个州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奴隶制道歉，2008年国会众议院为奴隶制以及延伸至20世纪中期的种族隔离道歉。在澳大利亚，2008年陆克文总理对历史上发生在原住民身上的残忍事件道歉。这些远不是国家道歉的全部。 每一次国家和政府道歉后面，都有着公民活动的铺垫，都有着社会认识的进步，都使人看到文明在国家政治层面的繁育。对于政府来说，为眼前的某件具体的事情表示歉意，相比为某个历史罪错道歉，要容易得多。这不仅是因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必揭开历史的伤疤”，而且可能是认为“责任有分期”，现在人不必为历史负责。 我们应当为前辈所犯的罪错负责吗？回答是有争议的。“我从来没有拥有过奴隶”，“杀害犹太人时这个世界还没有我”，“人不能为没有参与其间的行为负责”。这里面有一套严密的逻辑，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日本人，以及拒绝为历史不公正行为道歉的任何人，都可以引之为据。而按照现在一种通行的道德主张，人仅能承担其自我选择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人作为道德主体独立而且自由。而另一方面，政府被赋予中立无偏地治理社会的意义，而非考虑社会的良善。从而，美德不具有共同标准而成为个人选择上的偏好，“集体责任”、“历史责任”以及“道德政治”等更加不必存在。 无论作为道德主体还是法律主体，“个体独立而自由”无疑具有巨大的解放意义，并且成为近代以来定义人这个概念的第一义项。然而，人又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历史中。所有人都会同意子女对父母存在责任，而父母并非子女所选择；所有人也会同意国家关照国内公民比国际援助有更大的义务。 历史罪错在很多国家都曾经发生，也许每个国家都有其“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是随着历史认知和文明观念的演进而被发现，因此，是否道歉将不仅考验相应国家和政府的道德勇气，也标志其文明水平。 美国参议院就历史上的排华法案作出道歉，不必视为国家道歉的典范，但也不能因其“迟来”而认为没有意义。也许，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国家道歉行为，人类的文明程度、人类政治的道德尺度，已发展到能够展开国家、政府和民族自我反省的水平。面对众所周知的历史错误，采取回避乃至否认的态度，将越来越显得冥顽不灵。 （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刘洪波，媒体人，《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原文链接： http://gcontent.oeeee.com/a/3e/a3eb043e7bf775de/Blog/11c/a73153.html ）

中国层出不穷的食品药品安全丑闻中最新一件是药品的毒胶囊事件。一些人指出，中国的体制和社会出了严重问题。 在公众的恐慌和愤怒声中，中国已经拘捕53名犯罪嫌疑人，他们涉嫌生产和销售用皮革废料制成的有毒药用空心胶囊。由于皮革在加工过程中用到重金属铬，这些劣质胶囊中铬的含量超标，有可能致癌。这种工业明胶的成本低于可以吃下去的明胶。一些企业用这种工业明胶生产的胶囊流向下游制药企业，再流向市场。 毒胶囊，是民间和部分媒体的说法，而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说法比较含蓄，把这称作“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是非法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及使用铬超标胶囊生产劣药”。备受抨击的食品药品监管局4月20日开会全面部署药用胶囊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检查行动。 监管不力犯众怒 流毒蔓延到食品 中国40%的空心胶囊是浙江绍兴新昌县生产的，上海《第一财经日报》说，那里存在长期疏松的“空心监管”。 《21世纪经济报道》报社办的 21世纪网发表江佩霞的文章说：“工业明胶的产业去向，已经从‘毒胶囊’蔓延至食品、化妆品和雪糕冰淇淋乳制品企业，消费者恐慌情绪急剧升温。” 在这之前，VOA了解到，至少在天津的市场上，餐厅里，有些虾和螃蟹被注入了胶，以便增加分量。 《环球时报》的社评说：“在现代信息环境下，每一次食药安全事故都可能成为重大舆论事件……对有害食药的担心很容易发展成社会恐慌，进而演变成对政府监管不力的愤怒。” 有博客作者把问题归咎于政治体制，作者质问当局，怎么还不政治改革？难道要等到人民都被毒死吗？ 受害者、害人者和大环境 群众也把矛头指向制药企业，但是制药企业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对此，广东的政论作家朱健国评论说：“9家企业都说:‘我们是受害者，我们不是制毒者。’现在新闻报道的语气是在批判这种观念。但是实际上，9家企业的说法有道理。” 学者朱健国引用法国作家雨果的话说，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社会。朱健国告诉VOA，从三聚氰胺到毒胶囊，尽管犯错甚至可能犯罪的是这些企业，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它们。企业都想当百年企业，都重视自己的信誉，它们为何铤而走险？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没给它们放心去做百年的安全感。 朱健国接着说：“所有的企业都想抓住现有的时机去捞一把赌一把，不管是国营的还是民营的。国营的，因为它的掌舵人过两年就要退休或者调离，它就在现有的情况下尽量去捞。民营的，不知道明天的中国会怎么样，有些人拿了绿卡，随时准备逃。在这种心态下，中国永远会无止境地出现这种三聚氰胺和毒胶囊。” 企业逐利 钱可通官 也有不少人把问题归咎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事评论员“五岳散人”认为，追求利益和监管失灵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监管失范而利益输送异常，反常的利益输送又收购了监管的权力，到最后他们就都赢得了市场与钱包，倒霉的自然是老百姓。” 互相投毒 博客作者灵鸣写道：“人人都在抱怨，人人都自诩为受害者……生产激素牛奶的逃不开瘦肉精，做瘦肉精的吃地沟油，做地沟油的吃皮鞋酸奶，做酸奶的吃有毒胶囊，做有毒胶囊的吃避孕药黄瓜，生产黄瓜的吃油鱼，做油鱼的吃纸板、血脖肉包子，做包子的喝工业酒精勾兑的名酒，做酒的最终还是吃了三聚氰胺奶粉”。 有些分析人士把这称作中国社会的“互相投毒”和“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现象，以及“屡闯大祸、无人负责”现象。 针对那种用旧皮鞋制造食品药品的情况，网民们编了个段子说：“最近皮鞋突然很忙，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爬得了高山，走得了水塘，还制成了酸奶，压成了胶囊。” 相关日志 2012/04/22 — 变态辣椒:每个中国人，倒在地上，拍扁了，搓成一个个肉丸子，每个丸子都能毒翻一个英国佬 2012/04/21 — 央视主持人赵普因微薄传播毒明胶传言被停职 2012/04/09 — 央视员工曝果冻酸奶所用明胶或是破皮鞋制成 2012/02/27 — 日本人写的中国饮食安全攻略 2012/02/26 — 刘洪波:自求多福的时代 2012/01/20 — “三鹿毒奶”市长复出多月 2011/12/30 — 一个饭店服务员的自白：想吃好饭？把我们当上帝 2011/12/29 — 蒙牛到底是民族企业还是“民诛”企业？ 2011/12/29 — 中宣部禁止媒体报道蒙牛毒奶事件 2011/12/26 — 果壳网:蒙牛牛奶中的黄曲霉素为什么会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