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特权如果不被名之以“特权”，就可能显得很正常。南宁的大街上，有一座交通厅专用的过街桥，连接街两边的交通厅大院，并有一条连廊通到交通厅办公楼，上有保安巡守，以确保“专用”。市民过街则需绕行百米外，那里没有过街桥，而是斑马线，有的市民则在车流中穿行过街。 南宁一定也有文明城市建设，也不免迎接创建文明城市的检查。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座交通厅专用过街桥，不会被视为创建文明和文明检查中的问题。文明与否，确实只与市民有关，与走不走斑马线有关，不与官家大院过街有专门通道有关。而这个交通厅专用过街桥，到底合乎社会文明还是政治文明呢？ 交通厅重视交通安全，不愧科班。交通厅尤其重视其家属的交通安全，这就像浙江温州交通部门尤其重视其官员亲属的就业问题一样，也算“人之常情”吧。 从历史来看，一切贵族或者官僚特权，无不出自这种“人之常情”，而现代社会则是以制度要求权力不可以先行实现“人之常情”。这大概就是近代以来世界上诸多地方相继发生制度转变的内在原因，所求者非反对“人之常情”，而是要求所有人的“人之常情”得到同等对待。 这座交通厅专用过街桥，不仅保证了交通的安全，而且显示了我们这个社会里特权所具有的安全性。据报道，这座桥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是因为交通厅两个大院和办公楼在马路两边，为了职工的安全，于是向上级申请建设。一个部门的两个大院过马路不安全，可以申请建设天桥，而且所建天桥连附带地给市民一点好处都不需要，可以得到批准，而不被认为不合适，不被认为是特权表现，可见20年前的公权力是何种认知状态和运行状态。 不过，20多年来，这座天桥安然无恙地为交通厅专用，若非网友特地提起，没有人觉得需要改变，也可见“特权”其实很容易被接受、被认可。享用着这座过街桥的交通厅，会觉得不好意思享受吗？权力机关、权力人物以及各种公家单位公家人，会认为这是特权吗？不会的，没有人不好意思享受，也不会有人认为这是特权，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种“福利”，而福利，大家都是有的。大家既有共同的福利项目，以及因特殊权力或特殊资源而形成的各有特点的专属福利，特权于是正常化了。 他们甚至连“福利”也不会承认，而认为有一座专用天桥，不过是一种天然该有的生活设施，就像家里要有水管和电表一样，交通厅大院来往不便，要有一座天桥，于是有一座天桥，这算什么呢？ 市民定然有一些意见，但也未必有多么强烈。这样一座天桥，有了就是有了，日子越久，越像是应该要有。而且，只要是一个公家机关公家人，拥有一定公共资源而先行用之，在这个社会也是司空见惯。 我们对特权其实是不敏感的、迟钝的。享用特权的人不以为有特权，看人享用特权的人也不过认为那是一种正常的“优越条件”。于是，一座官家专用天桥可以在大马路上屹立几十年，无须向市民开放安全过街的功能。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几乎都在反对特权，每个权力都在表示“为人民服务”，而那些特权现象却能安然摆在街上，无人质疑。 一个人可能在这个社会看到权力的很多问题，而这个社会有理由认为他在“妖魔化”，因为这个社会，特权的脸上如果不刻上“特权”二字，就很安全 。（刘洪波 知名杂文家）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把婴儿从亲人身边抢走，制造成“弃婴”，并进入国际收养渠道，——《新世纪》周刊对湖南隆回县的“邵氏弃儿”的报道，与其说是揭露，不如说是控诉。 　　计划生育、“问题婴儿”、社会抚养费、国际收养……这是围绕“邵氏弃儿”的一些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产生了“问题婴儿”的说法。问题婴儿必须交纳社会抚养费，多少由计生人员确定。而一些人在孩子被抢后即使交费也见不着孩子，孩子已经作为弃婴交给了福利院，他们改姓“邵”，有些被外国家庭收养。 　　收养被遗弃或失去亲人的孩子，本是慈善的行为，人道的事业，而“邵氏弃儿”使这样的事业变成了人伦的哀伤、社会的罪恶。那些孩子被从父母的怀抱中抢走，作为逼交社会抚养费的人质，而后竟然如同撕票一般，父母再也见不到他们，他们被送到福利机构（在此全部改为姓邵），然后又飘洋过海。这样的“收养”，已经堕落成贩卖，而整个过程，竟是由官方机构与政府人员完成。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一度被称为“天下第一难”，因为那是与社会的生育意愿与国民的传统对抗。现在，我们知道，这里面还埋藏着巨大的利益。发放生育许可、征收“问题婴儿”罚款（后改为社会抚养费），以及“一票否决”所牵涉的官员前途，都是利益所在。抢婴有利于经济收益，将婴儿变身“邵氏弃儿”送往国外，大概有利于生育统计。总而言之，抢夺婴儿对计生人员就是一件合算的事情。 　　伤天害理，天打雷劈，这种人伦的诅咒，算得了什么呢，“一票否决”才厉害。而做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就能既避免被官场否决，又能产生经济收益，这是官员们愿意做的。但这样说，可能对相关的官员过于苛刻。抢夺婴儿的事情，固然不是很多，但“天下第一难”的工作，在各地都曾出现大量阴风惨惨的标语，也出现家破人亡的实际惨剧，难道能够归结为做这一工作的人有着特殊的坏德行？应该有制度性的因素，使这些具体工作的人，以及面临“一票否决”的整个官员队伍，走向了一条伤天害理的道路。 　　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哪怕生育行为有违政策，那也不是婴儿的过错，为何婴儿会成为“问题婴儿”，并使之不仅不能得到政府的抚育，甚至剥夺了享受父母之爱的权利？何况隆回县抢夺婴儿的行为也并不管婴儿是否有问题，他们只要“问题婴儿”这个概念能够给抢夺婴儿提供开解就好，他们不是有问题才抢，而是抢谁就是谁有问题。 　　在被抢婴儿的身后，是父母撕心裂肺的疼痛，是亲人流泪泣血的悲伤，但同时，还是抢婴者笑对“一票否决”的轻松，是收到几千上万元社会抚养费的舒心，如果婴儿进入了国际收养程序，据报可收取的手续费便是3000美元。抢夺婴儿的行为，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会追究对抢夺婴儿进行反抗的人。可以说抢婴行为完全是在法律纵容、政府鼓励的情况下产生并且不断发生的。 　　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个社会对人的认识，一度进入了“人是负担，人是包袱”的陷井。在这个人人都像是人口学家的社会，控诉人多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对人的厌弃几乎成了一种信仰。这种社会认知背景下，生命不再宝贵，而生命能够赚钱才宝贵；“中国就是人太多，死一些不要紧”，成为一些人的习惯语。正是在这种社会语境下，计划生育无论采取何种办法，几乎都可以得到理解甚至鼓励。 　　事情已经发生几年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政府抢夺婴儿的事情不会被人所知，那些被抢婴儿的父母只能独自饮泣。现在，仅仅是因为计生问题不再像当初那么敏感，即使如此，仍然需要媒体基于天良的勇敢，这样的事情才会报道出来。 　　当权力正在实施灭绝人伦的行为时，它所得到的不是抗议，而是平安无事。这样的事情，不自抢夺婴儿始，不至抢夺婴儿终。而那些被抢夺的婴儿，连天然而有的血缘和父母之爱都被割去，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是与生而来、不可剥夺的，这实际上是这个社会人的处境的一个寓言般的写照。 　　                                201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