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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再出强帖,1小时就被和谐:中国如何应对反华势力?(火热)(很给力)

Shared by Max贝立《GFW,我们不高兴!》Say NO!to GFW墙外新闻评论转播,点击此处看所有转贴 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成吨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 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 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 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 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共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戎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 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 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 ‘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共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 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的“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相关文章: 中国民主化 天字第一号重要任务:传播翻墙技术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 http://molihuaxingdong.blogspot.com]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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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社会危机

2008年中国发生导致30万儿童受害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近期又有染色馒头、地沟油和瘦肉精等有害食品曝光,引起民众恐慌。 记者:“从2008案中国出现三聚氰胺毒奶粉谋害了30多万儿童之外,目前一系列的染色馒头、瘦肉精、地沟油、毒大米等等这样的一些事件确实已经威胁到了每个人餐桌上的饮食安全。张津郡先生,您是怎么看待目前中国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这种有毒食品的现象呢?” 张津郡:“这个问题的出现是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我曾经在一个世界最大的认证公司,就是瑞士通用公证行简称SGS工作过。由于ISO9000是一个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很多企业出于宣传的需要想拿到这个证书。中国有质量技术监督局,监管机构本身中国名牌这些都有做假的,拿钱就可以卖到的。我相信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是中国一切向钱看这样一种风气演化而产生的,人们只要为了挣钱什么都不管了。” 记者:“我注意到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就目前的有毒食品为何屡禁不绝也刊登了它分析的几个原因,那么一个是销售企业道德沦丧,唯利是图;另外一方面它说是目前的监管部门权责不明,特别是惩处不严,食品安全法规体系不健全。浦志强律师你是怎么看待中国这个司法体制在食品监管这方面的作用呢?” 浦志强律师:“我个人感觉就是凡事都归结于制度不健全,实际上是一种懒汉哲学。在《本草纲目》那个时候没有这么严格的食品监管和药品监管,但是整个的诚信问题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工商质量监管和食品药品监管这方面的制度不健全,人员少,所有的事情很明显是和吴邦国唱反调,因为吴邦国以前说过中国社会的法律体系是基本建成了。除了五不搞的因素之外似乎其他的事情都已经搞定了。但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不行?我个人感觉我们现在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应当说是人心坏了。任何一个本地的企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因为激发民怨或者是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你再大的力量恐怕各种各样的监管部门都不能够完全依法办事。不光是食品、药品的问题,现在中国假货和各种各样的事情非常多,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已经成了攫取超额利润主要的手段。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实际上是一个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问题,最终的结果是蛇鼠一窝。通过查处跟造假制假的企业能够产生这种勾兑的机会。任何不计较它改革的社会来建立诚信都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还会愈演愈烈。 记者:“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就目前出现的这个染色馒头,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等这些事情公开表示了一个刚才浦志强律师提到的一个观点,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中国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张津郡先生,你怎么样看待刚才浦志强律师提到的中国有毒食品问题涉及到道德层面?” 张津郡:“谈到制度问题,目前中国它刚好是两个极端,也就是中国没有一个中间的力量,就是官家和咱们说的民间草根,而官家它是很强大了,它控制了一切媒体、公检法、国家的这些所谓的卫生、质检、食品、药监这些管理机构,在这样一种两元的制度体系之下,说实在话就是这么一个专制的制度体系之下造成现在这种局面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官员是想让他的利益最大化,他要去寻租,这些黑心的商人们刚好可以满足监管官员的需求,那这些监管的机构和管理的机构完全就成了一个摆设了。媒体又是在官家的控制之内,出于地方的利益或者是所谓稳定的利益出发,有些东西它也不能报。那老百姓不就是在蒙蔽当中嘛。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记者:“浦志强律师我们知道虽然中国目前所谓经济实力处是在世界第二,但是毕竟食品安全问题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存状况的一个安全环境,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些实际的社会问题与中国目前专制性的社会体制的关系呢?” 浦志强律师:“刚才你提到的温家宝总理,当然温家宝说了那么多,当然要比不说要好。但是温家宝靠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建立道德形象是没有意义的。口惠而实不至。现在违法的成本太低了,仅仅加大打击力度或者处罚力度是不解决问题,因为吏治是腐败了的,是乱套了了的。你授予它更多的打击力度只会增加奸商的勾兑成本。在任何??理性的层面来解决中国这样的问题,我认为都是南辕北辙的。假烟很多、假酒很多、假的粮食、所有的事情都有,假药、假医生那么怎么不讲?我们一个假的人民民主呢?我们到现在为止13亿人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最大的一个骗局,就是共产党的统治,仅仅靠裱糊,靠掩盖,靠说说好话,这是没有意义的。” 以上是本台记者何平邀请在北京的浦志强律师和在深圳的张津郡先生讨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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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众传播中的信息操纵——兼评《网络推手运作揭秘》

吴玫、曹乘瑜:《网络推手运作:挑战互联网公共空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 2009年冬,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的一个分会场上,不少与会者正因被大量信息连续轰炸而有点儿昏昏欲睡的时候,一场关于“网络推手”的论文陈述打破了沉闷的气氛。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论文中具体的“推手”案例与细节,甚至包括各种价格、流程、操作方法。论文作者之一、时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的曹乘瑜花了两个月时间,应聘参与到“网络推手”公司产业链的几个不同环节,做了一次“卧底暗访”,换个学术点儿的词,也可以叫做“人类学民族志观察”;而另一位作者,澳门大学的吴玫教授则敏锐地发现这个话题非常值得重视,原因是它对互联网公共空间的侵蚀。这篇论文也给会场带来了热烈的讨论,例如有人认为公关和营销公司是商业公司,那么它们以赢利为第一要务则是无可指责的,不能用道德来指责其行为。这一说法的谬误之处姑且不论,起码反映出在当时人们对如何评判“网络推手”仍然是众说纷纭的。 一年多以后,由这篇论文生发而来的著作《网络推手运作揭秘:挑战互联网公共空间》终于面世了。此时已是2011年初,“网络推手”这个名词,经过各种媒体的广泛报道和网络热议,几乎人尽皆知。但此书仍旧是中国第一本专门研究“网络推手”的著作。其特色还包括:一、人类学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二、将“网络推手”的商业现象与互联网公共空间的政治生活相联系的理论框架;三、较充足的个案;四、对在西方国家较为流行的两个概念“口碑营销”、“病毒营销”的论述,包括定义、发展脉络、相关理论、运作与监管等,并最终发现“网络推手”是一种病毒营销的中国变体;五、对欧盟、英国、美国、中国等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业公约等的梳理对比。因此,本书非常值得社交媒体营销业界人士、关心互联网公共空间的学界人士、以及有关政府部门人士阅读。 《网络推手运作揭秘》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并不枯燥,关注的是现实热点问题,行文明白晓畅,不乏生动案例。同时它又具备学术著作应有的严谨,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对概念的界定。要知道,通过互联网乃至社会性媒体从事营销的企业和人员已经相当之多,他们辛苦的劳作是不是都应该叫做“网络推手”?是不是都带着某种“原罪”?如何避免不加区别地打击掉整个行业? 此书对“网络推手”的定义是:它是“一种新的网络营销、网络公关现象”;“基本程式包括:通过企业运作模式,组成受雇发帖人网络,并通过一系列有组织有策划的隐性网上操作,来制造话题、操纵流量、推动某种议题信息的扩散,从而影响互联网上的信息舆论动态”;“具有资本性、隐蔽性、有组织性和快速扩散性等特点”(第1页)。 而此书对“网络推手”的态度也是鲜明的:“这种……推手运作操控侵蚀了普通网民相互交流讨论的空间,违背了现代社会公共信息传播透明性、客观性、真实性、公共性的基本原则,有悖公共社会诚信的道德理念,玩弄了广大网民的参与热情。……这种人为制造虚假的‘舆情’、‘民意’,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企业间的正常与规范性的市场竞争秩序,并有可能导致某些利益集团利用网络制造‘民意’,干扰国家同各级政府对真实民情的了解与决策。”(第2页)。 我相当认同此书作者的定义和态度。事情的关键不在于你的目标高尚或卑下,是为了大国之稳定或兄弟之饭碗,而在于你的手段,是不是逾越了伦理的底线,有没有遵循起码的诚信和公开。营销无罪,赚钱有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广告或宣传,必须明确披露这是广告或宣传。 可以看看本书中给出的一些例子。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2009年10月5日出台新修订的《广告推荐与见证的使用指南》,其中规定,博客作者如果以收取现金或其他酬劳来交换撰写产品评论文章,就被视为产品宣传,必须披露他/她与所宣传产品或服务的广告主之间的联系,否则可能被罚款11000美元;在twitter或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中同样应遵循此指南(第68-69页)。 美国最大的口碑营销行业协会“口碑营销协会”(WOMMA)在2005年发布了WOMMA道德守则,基本原则可被归纳为“诚信ROI”: 诚信的关系:你告诉人家你为谁服务; 诚信的观点:你告诉人家你相信什么; 诚信的身份:你永远不会撒谎你是谁。(第180页) 欧盟的《不公平商业行为指令》明确禁止商业运作中的误导性遗漏、媒体中的新闻部分刊登经营者付费的推销内容却不标明其广告性质、专业经营者伪装成消费者行事。(第184页) 英国的《不公平贸易消费者保护法》(法律性质)和《非广播广告、销售推广与直接营销守则》(行业自律性质),禁止经营者和营销者假扮成消费者,“营销传播不得虚假声称或暗示营销者是一个消费者,或者其在进行自己行业之外的贸易和商业活动;营销传播必须明确显示自己的商业目的”。(第198页、207页、211页) 很显然,“网络推手”严重违背了上述这些法律规定或行业规范。我们当然不会天真地认为,在欧美国家就没有类似中国的“网络推手”行为。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有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公众舆论划出底线何在,界定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这种状况比我国的有关现状已经要健康得多,理想得多。它们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便在于守护社会公共信息环境的公开透明、真实客观。 我国的现状是什么?一批以“网络公关公司”、“网络营销公司”自命的企业,在全国雇佣了数以万计的廉价劳工,占据几乎所有人气较旺的论坛,主要行为便是替“客户”攻击竞争对手、张贴广告软文、策动流行事件,同时也通过收买论坛的管理员与版主来删贴封贴。其中一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在2008年艾瑞营销年会上登堂入室,公开称自己“先后服务于100多家知名公司、相关行业的领军企业,拥有监控10万个论坛及维护言论的能力,拥有1000人的营销队伍,拥有独到的网络言论监控系统,可以第一时间提供网络言论的监控报告,同时对相关言论作出反应”。“网络推手”的另一种变体是“网络打手”。某些公司按照其客户需求进行策划,雇佣并组织大量发帖人冒充普通网民在网上密集发帖,攻击、诋毁、诽谤客户的竞争对手,试图影响其正常运营。 [ 1] “网络推手”或“网络打手”之盛行,甚至令得公关业内人士感叹:“哪里还有网络民意?网络民意已经捏在少数人的手里了。” [ 2] “网络推手”作为市场力量对网众传播的一种畸形介入,隐蔽传播者的真实身份、真实意图,制造或捏造新闻事件,其泛滥损害了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增加了公众获取真正需要的信息和新闻的成本。然而目前却缺乏相应法律法规,也缺乏相应的行业自律或社会公认准则来约束“网络推手”的种种行为。 一个社会里难免有杀人放火,可怕的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铺路无尸骸”,“成王败寇”而百无禁忌的思想深入民心。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网络推手”又仅仅是我们社会中信息操纵的恶劣行为之一种。在缺乏相应制度和道德约束的前提下,各种利益诉求将以某些扭曲的形式来实现,我称之为“信息操纵”(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百度“竞价排名”业务。当搜索引擎成为网众最重要的信息过滤机制,当百度成为超过七成中国网民搜索的首选,它已经成为公众所依赖的重要媒体。对搜索结果的排序,如果可以用金钱来购买,而且又缺乏任何监督机制来限制究竟什么关键词是不可出售的,那么将导向一个金钱决定民众知情权的社会,出价高者获得关注,出价低的变成“不重要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信息操纵。正如各国新闻法规或新闻伦理都限制将广告伪装成新闻兜售给受众,与“相关度”和“重要性”相关的搜索结果,又怎可待价而沽。 “竞价排名”外的“公关保护”,是搜索引擎、网络媒体或各大社会性媒体所有者的另一种信息操纵方式。当“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被曝光后,网众间流传一则据称是某公关公司向三鹿公司提供的“危机公关方案”,其中的重要谋略便是“与‘百度’搜索引擎媒体合作,拿到新闻话语权”,具体而言,给予百度以一个自然年度500万元的广告投放,即可在百度上享受新闻公关保护政策——通过百度将难以搜到广告企业的负面新闻。这份文档难辨真伪,但随后百度公司在舆论压力下的公开声明,承认了类似公关计划的存在,只不过百度“严词拒绝”了它。其后,百度汽车频道营销的演示文稿又在网上流传,其中“PR保护:删除负面新闻,提高品牌信誉度正面舆论引导”,以及危机公关中“在网页搜索中屏蔽链接(活链)”都被百度作为重要“增值服务”向客户推荐。搜索引擎在当今社会堪称最为重要的公众信息服务和新闻把关人之一,然而在伦理上却并不被以新闻媒体的标准要求。因此,才屡屡有人以“市场行为”而非“公益服务”来为这些信息操纵行为作抗辩。 如果说,上述行为是对信息的排序或呈现加以操纵,从“把关人”的环节施加操纵,那么所谓“网络推手”、“网络打手”则是直接发动和参与网众传播。 [ 3] 一个重点在“推”,造势抬轿吹嘘;一个重点在“打”,诋毁砸场咬人。他们是冒名顶替的网众,特点在于其被雇佣关系、虚假的身份、明确的目标、被指派的观点。 而“网络推手”的泛滥,与各大网络媒体的默许甚至合作有莫大关系。“推手公司”和网络媒体的编辑、版主们之间存在丝丝缕缕的“人情关系”或“利益关系”。不论是给“推手”们的发帖“置顶”、“加精”、“推荐”,又或是删除指定的负面消息,在业内都成为可以交易的事情,这样的“潜规则”甚至包括了公认的价格表,例如,全国十大门户论坛,一个帖子置顶精华一天价格是260元,一周是1500元。 作为消费者的网众在商业领域被冒充,作为公民的网众则在政治领域被冒充。所谓的“五毛党”、“五美分党”或“网特”成为频频见诸媒体报道、偶有相关文件流出的“隐形组织”,受雇于人,以匿名身份发表某种特定立场的观点,影响和控制舆论,为政治目的服务。显然,指望这些冒充者实名出现、广交朋友、成为网众也是不大可能的。 在最近五六年间,中国才开始出现“网络评论员”这一引发争议的新名词。从各级政府文件到各种媒体报道,我们可以得知,来自党政干部、高校学生、社会人员的许多专职或兼职的“网评员”正活跃在互联网上,对新闻时事和社会现象发表评论观点,以达到“正确引导舆论”、“占领舆论阵地”等目的。例如《环球时报》英文版的一篇报道,提到了甘肃、江苏、黑龙江、湖南等地政府培训和雇佣“网评员”的情况 [ 4] 。近年来一些国外媒体,如《纽约时报》 [5] 、《卫报》 [ 6] 、BBC [ 7] 等,均对此有所关注和报道。 在“网络评论员”中间,有一部分是以实名或较为固定的身份发表文章,例如在一些新闻网站、门户网站开设时评专栏;但更多的则是以身份模糊且经常更换的ID来发表观点。这两种方式的差别,有些类似于网络营销中光明正大地亮出企业身份的营销,和雇佣“网络推手”冒充网民炒作的营销的差别。 “网评员”作为一种互联网规制和舆论管理的方式,政府期望它能在消除网络谣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政府与民众彼此了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冒充普通群众的“网评员”行为,却可能带来不少弊端。 首先,“网络评论员”作为一种以国家长治久安为目的的大规模政府行为,应该是光明磊落的,要符合政府信息公开的原则。“网评员”个人既是代表政府说话,宣传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就应该亮出身份,实名发言。隐匿身份的发帖,在网众传播的场域中,明显无益于增加发言权威性和可信度,损害了传播效果;同时也不方便社会公众监督其工作绩效与报酬薪资是否相称,可能滋生腐败。《中国青年报》就曾发表评论文章,呼吁“网络实名制就请政府带头并从政府网评员做起吧”。 [ 8] 第二,在网众传播中夹杂大量冒充普通群众的“网评员”发布的信息,将影响政府对社会真实舆情的掌握。胡锦涛在2008年6月20日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做事情、做决策,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近年来各级政府也花了不少力气,通过互联网搜集整理“网络民意”。但如果由于遍布全国的“网评员”的积极工作,导致搜集来的信息真伪难辨,不知到底是民众的真实观点声音,还是“奉命宣传”的“职务作品”,那么政府“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效果,也难免要大打折扣。 第三,一方面越来越多公众已经注意到“网评员”的广泛存在,一方面“网评员”们却仍然保持着神秘潜伏的姿态,不以真实身份示人。这直接导致在网络讨论中敌对情绪滋长,在众多热点话题上,观点相左的发言者互相猜疑,恶语相向,先划阵营、站队伍,彼此以“五毛”、“网特”相攻击,而缺少了心平气和与宽容理智的讨论气氛。这种令人遗憾的状态,当然不应全部归咎于“网评员”的存在,但这种完全剥离身份、缺乏人际关系支撑的舆论引导方式,确实在不断侵蚀网络化用户之间应有的诚实与信任,给网络表达树立了不良的榜样。所以人们不禁要问,即使目的正当,是否也要考虑“程序正义”?一些政府官员也在思考是否有新的手段。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政府部门应该公开身份直接回应、直接解决问题,比暗中派一批人,用些虚拟网名在网络上发言要好得多。” [ 9] 因此,不论为了经济利益,还是政治目的,形形色色的“冒牌网众”在网众传播场域中从事的传播行为,赚取的是一时的利益,消耗并透支的却是社会成员彼此的信任与社会资本。渐渐地,不少网络化用户看到对企业的评价,不论褒贬,首先想到的是“软文”和广告;看到冲突与矛盾事件,首先想到的是炒作和策划;看到辩论中对主流官方立场的支持或否定,首先想到的是“五毛”或“网特”。这或许是网众们身处当下这个道德底线模糊、管制手段缺乏又处处讲求效率至上的“丛林时代”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吗?我们不应该更加积极地维护身处的公共信息环境吗? 读读这本《网络推手运作揭秘:挑战互联网公共空间》,思考一下。 ———— 1.《半月谈》:《揭开网络打手江湖内幕》,见“新华网”转载文章. (2009-12-11)[2010-07-01].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9-12/11/content_12630732.htm . 2. 《财经时报》:《传说中的1024:网络打手身后隐现亿元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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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微博选登(2009.6~2010.7)

艾未未微博选登(2009.6—2010.7) Ai Weiwei( @aiww )Tweet Quotes 1 (June 2009—July 2010) 1. 孩子们肾结石、大头娃娃、被拐卖、被活埋、被开苞、被毒害,但是要让他们保持纯洁。 1. It does not matter children suffer from kidney stones or abnormally big heads, and it does not matter children have been abducted, buried alive, poisoned or lost their virginity, what matters is they remain mentally pure. June 10, 2009 12:30:31 2. 我郑重的宣布,一个开骂的时代开始了,我们要轻声的骂死敌人。 2. I solemnly declare that here comes a name-calling era, and we would curse the enemy softly to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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