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

方正县为日本开拓团立碑引起中国民众不满和愤怒，结果被拆除。作为一名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许多心里话无法去表达，这里毕竟是人家的地盘，我言语不得不慎重一点。 不过，围绕如何去“认识”当年所发生的事情，这是超越时空的宏观话题。接下来，我将连续刊登几篇我至今对日本人和中国人如何去面对“历史认识”的几篇文章。 有人说，中日关系当中最大的问题是“历史问题”。我的观点是： 第一，“历史问题”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因为，1972年围绕“历史问题”，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中日战争的处理上，中日两国达成了共识，（在这里，讨论当时谁强硬谁软弱、谁多主张谁多妥协没有任何意义），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它意味着两国从政治和外交意义上就“历史问题”达成了共识，否则两国是无法恢复邦交的。因此，严格地说，今天我们所面临或讨论的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历史认识问题”，即我们如何“认识”当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这点必须弄清，否则无法展开。 第二，我不同意“中日关系当中最大的问题是历史问题”这种说法。因为，如果中日两国之间面向未来的交流与共同的探讨只是停留在历史认识问题层面上，我们是“没戏”的。理所当然，我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通过多层次的沟通，不断加深相互的理解，“完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基础所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充满哲理。不过，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应在经贸、环保、能源、地区合作、青少年交流等“实质问题”上携手起来，扩大合作领域，共同寻找合作的战略基础。 2008年4月，世界和平研究所会长、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发表了有关中日关系的政策性建议《中日关系的新章：面向超越历史的发展》。本建议的目的是，在5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访日的情况下，为中日关系确立“新的基本原则”。中曾根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日如何应付目前的问题，对两国的共存及亚洲的秩序来讲极为重要。”胡主席访日时，中曾根前首相将提出这套建议。 中曾根前首相是一位充满着国家战略思想的著名政治家，在日本战后的首相当中，他在任期间之长仅次于佐藤荣作首相，还曾与胡耀邦总书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曾根前首相辞职后，在政界的影响力一直是很深厚的。他的一切言行都对日本各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日本将迎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历史性访问的时刻，中曾根提出，“我们必须构建能够坦率沟通的，即互相之间该说的要好好说的中日关系。”它意味着，中日关系有必要提高相互关系的水平，迈向更加成熟的友好关系。 为了实现成熟的关系，中曾根前首相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指出，中国应该调整并完善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内容，而日本在靖国神社的甲级战犯分祀问题上，应该探索解决方案。另外，他对中国提出，“为加强思想教育而采取的爱国主义运动带着酝酿反日感情的侧面，需要加以调节。”对日本，则提出，“日本必须谦虚正视过去，不要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轻率的发言。” 总之，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核心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需要“双向的努力”。我非常赞同他的言行。首先，他在中日关系关键的时刻能够出面，做出上述的政策性建议，具有价值。第二，他对历史认识问题的“信念”与“立场”是值得与中日两国的人民分享的。任何问题的产生都有原因，而问题的来源不可能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当年，日本侵略了中国，给中国政府以及无辜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是一贯的，否则中日怎么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而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当年的历史？在此问题上，无论各方反思的程度或方式如何，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这一点是肯定的，不能动摇的。

7月23日，在浙江省发生动车事故之后，我已经收到了二百封以上，来自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韩国、台湾的朋友发来的电邮，向我打听“中国铁道安全吗？”他们都是对中国旅游充满兴趣和好奇心的人，认为在国内旅行必然坐上铁道，尤其高铁或动车组。但此次惨重的事件发生后，他们开始担忧，正在考虑要不要按原计划去中国旅游。　　 这些朋友发自内心的担忧与不安无疑对中国近年来最大的“举国工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为一个过去4年来经常乘坐高铁和动车的在华居民，我过去始终对高铁的安全性抱有相当程度的信心。 但今天事故已经发生，从来没死过人的动车也死了人，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和动摇。在日本的主流报纸和网络媒体上，中国动车事故连续几天都是最大的热点新闻，其导向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悲观与批评。而在中国的“微博”上，这次事故更是成为左右两派激烈的战场。我无法对大家的发言和观点本身做出评论，只想讨论一下事故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及未来该如何避免，能不能避免。　　 在动车相撞事故中未能停下来的D301次动车，是从北京南站出发，沿着刚刚开通的京沪高铁到上海，再到福州的。在此前，京沪高铁在开通后的20多天里，已经出了不少或大或小的故障和麻烦，造成的晚点比之前建成的高铁都多。这次 D301有没有晚点，我不知道，但按照列车时刻表，D301列车应该在D3115前面12分钟通过，而不是像23日晚上一样在后面。 无论追尾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之前在京沪高铁上的晚点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另外，网上也有朋友分析说，动车的防追尾装置毕竟是成熟的技术，不排除有关人员在晚点的压力之下，关闭这个装置违规驾驶的可能。如果时间的最终调查结论证明确实如此，那么动车事故就应该说是制度，或者说，人的原因。 这对铁道部现在的领导来说无疑意味着非常的讽刺。自从提倡高铁的前任刘志军下台，新部长上任以来，“抓安全”一直是铁道部的首要任务。不仅铁道部官方网站上到处都是关于安全检查的文件，就连高铁的时速都从原来设计的350公里降到了300公里，这被解释为安全考虑，无疑暗示着刘志军时代的高铁不如现在安全。可问题在于，历史上最惨重的动车事故并没有在过去发生，却在抓安全和降速的现在发生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人和设备真的不行，为什么过去4年里动车没出过伤亡？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应该如何进行管理。中国的铁道部是一个政企合一的官僚机构，而在官僚机构里，下级知道的永远比上级多，永远能决定上级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过去曾到中国工厂指导的日方工程师曾经说过，以前中国工厂里画出的所有图纸都不会得到准确的执行，上级从图纸上无法知道火车的真实问题，直到制造动车才改变了这一点。在管理方面也一样，“瞒上不瞒下”，永远是官僚机构的通病。如果可以用违规的方法把火车准点开到目的地，那么有关人员很可能不愿意按照规定把车停下来，然后被扣发奖金。 刘志军采用现场办公和超速实验的方式来对付这种问题。担任铁道部长期间，他大概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全国各地的铁道上检查，而且一般都会直接站在驾驶室里。如果线路上出了任何问题，驾驶室里比任何地方都更容易发现。对于全新概念的高铁，在通车之前会派一列火车用远远超过设计标准的速度进行实验，以便于发现各种隐患。2008年京津城际铁路时速曾达到394公里，2010年的沪宁城际达到417公里，而2010年底京沪高铁提前运行的山东枣庄到安徽蚌埠段曾达到世界最快的486公里。在所有的创纪录实验中，刘志军始终在驾驶室里指挥。 超速实验的意义并不是仅仅在于创纪录。就像飞机试飞一样，如果列车以超过正常时速100多公里的速度行驶，那么任何一点小问题都可能造成重大事故。部长敢于在这种前提下乘车，说明这些问题之前都已经检查过了，如果以正常速度运行将是安全的。根据原来的计划，京沪高铁作为一次建成的最长高铁，全线都将在运营前接受这种超速检测，而速度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每小时600公里。 但这种检测半途而废了。新任的部长不是刘志军，不可能用他自己的生命去证实他的前任建造的高铁的安全性，所以在枣庄以北蚌埠以南，疯狂的超速实验并没有进行，只进行了常规的检测，以保障测试人员本身的安全。在已经正常运行两三年的高铁，也因为他对刘志军的不信任而被强制要求降速。在高铁以外，铁道部长带领各级官员在各地铁路进行检查的新闻也从网站上消失了，代之以下发各种要求提高安全性的文件。同时，铁道部还强调“不搞突击、不搞加班、节假日正常休息”。这些做法马上就在全铁路的员工内部得到了巨大的好评。　　 但问题是，单纯的慢下来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普通车的速度比部长的车慢多少才是关键。尽管现在没法知道降速导致的混乱与动车事故有多少联系，但可以看到的是，京沪高铁的大多数区段在开通之后不断出现各种大大小小的故障，而刘志军时代建成的枣庄到蚌埠段情况则要好得多。这就是因为后者相对慢了130公里，前者却相对一点没慢。 国际媒体和舆论之所以高度关注这次动车事故，其核心原因是这将显示出中国模式、甚至政权本身能不能经住时间的考验。在铁道部的不幸故事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中国模式中的严峻问题。高铁的大干快上，在技术上可以成立，但铁道部这个机关的管理体制却没有跟上技术的发展。 表面上看，铁道部长拥有非常大的权力，但一方面这种权力缺乏足够的制约和监督，另一方面又缺乏规范性和延续性。疯狂部长刘志军创建了高铁，但并没有完全定下高铁的管理体制，继任者无法分清哪些是能改的，哪些不能改。即使真的全盘接受，这种制度对人的折磨和剥削也过于严重，到底能延续多久而不被打破也是个问题。当然至少在目前，中国急需的肯定是一位更加敬业，更加负责的铁道部长，以避免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

“历史认识问题”。      中国人和日本人已经听得很熟悉了。这几年以来，包括今天，政治家、官员、媒体、学者、年轻人，大家经常谈历史认识问题，这简直成为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代名词”了。这不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既然“历史认识”作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存在着，我们就应该勇敢地面对它，并且携手想出解决的方法和途径。     我一贯主张，解决历史认识问题需要中日双方共同的努力。原因简单明了，既然它已经成为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问题，就等于是双方的问题，既然是双方的问题，就需要双方一起努力解决，无论双方所持立场如何，只能面对现实，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脱离本质。    在这里，我想提出另外一个主张，即从全面“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角度来说，中国人和日本人实际上面对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日本对华侵略史，——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抗日战争”，日本人所说的“中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如何认识当年的历史，至今依然是个问题。另一个是两国公民如何认识二战后到今天的历史的问题。在这里，我不谈前者了，大家谈得很多。我就专门去谈后者，为的是从多样化的角度去“解释”历史。纵观世界发展史，在不同国家体制之间存在不同的立场再正常不过，只有在不断的认识讨论和价值碰撞中，有一天，才能走向历史的真实。     二战后，日本以《旧金山和约》为契机，从战败中走出来，回归了国际社会，恢复了世界政治成员的正常的地位。随后，日本本着对战前的反省，制定“和平宪法”（世界上只有日本和哥斯达黎加拥有和平宪法），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其战后发展的道路无疑是“和平”的。从日本战后复兴的走向不难看出它对和平的渴望和决心。日本战后一次也没有打仗，我们的自卫队没有杀过任何一个人，一个自卫队员也没被杀过，这是日本战后走向的真实。问题是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个事实？战前，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政府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伤害，这是无可怀疑，无法篡改的事实，日本人必须得承认和尊重这个事实。另一方面，中国人了解日本战后一向贯彻的和平立场、走向也是重要的。中国人不应该拿出对战前的理解去认识今天的日本。从比较圆满解决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角度来说，日本人如何认识战前的历史相当关键，与此同时，中国人如何认识战后日本的历史，也相当关键，两者缺一不可。     2008年5月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在东京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其中第四条内容是：     “四、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双方确信，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和日本将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和利益。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日方对此给予积极评价。中国愿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贡献，日方对此表示支持。    “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双方同意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努力增加共识。中方表示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双方坚持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 这一段内容具有跨越时代的价值。中国承认日本战后60多年以来的发展是和平的，同时日本也承认，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和平，给中日关系的深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政府之间，和平性质的相互认知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我们民间人士是否也需要跟着政府达成的大框架同行？答案当然是“需要”。     作为日中关系的观察者，我很清楚，历史认识问题带来的影响多么地深远，解决这一问题多么地艰难。而且，到底什么是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至少我是搞不清楚的，两国国民也没搞清楚，所以，只好主张两国有关人士应该本着相互努力的前提下坚持沟通，尽量减少误解，增加互信。从具体的解决途径而言，无论其程度如何，日本人正确认识到战争中中国人所受到的伤害，中国人正确认识战后日本走的和平道路，在我看来，至少有利于双方和解，弥合两国公民之间在历史认识上的鸿沟。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本文刊登于《以谁为师？——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2009年6月，东方出版社，加藤嘉一著）第251-253页

这两天，中国和日本之间由来已久的问题——历史和领土——又一次引起轩然大波，虽然舆论的冲击没有2005年和2010年两次带来反日游行时那么严重，我也习惯了，却对我个人工作和生活的精神冲击不小，说实话，我感到有些迷惘，不知如何写这一篇专栏文章。 我想，与其像以往一样追求时效，分析黑龙江方正县建立的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牌被拆迁事件，或者分析日本海上保安厅对两名中国渔船船长扣押和释放的过程，我还不如通过这些年对中国事务的观察和对日中关系的参与，表达一下此刻我的内心感受，让浮躁的心静下来，回应本专栏的名称“第三眼”，这其实等于回答了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我。 一 经常有担心我人身安全的中国长辈们问我说，“你怎么看网络上对你的骂声？” 我的回答是：一点儿也不在乎，从未放在心里。 网友有骂我的权利，媒体有说我的权利。我很尊重，从不反驳。我每天收到300封以上的读者邮件，90%以上都是骂我的，具体的内容我不想提及，因为那些言辞不适合FT这个平台，当然也有理性探讨的邮件。无论如何，我很珍惜中国读者对我的反馈意见。他们的回应给我提供了全面、深入了解中国人民心态机制的机遇。 阿里巴巴CEO马云曾说过，“日本人是世界上最挑剔的民族”。应该说，我也继承了日本民族的特征，平时在中国走路、坐地铁、逛书店，没有一天是找不到中国社会的问题和矛盾的。据我了解，在中国人眼里，“外国人”和“日本人”不等同，日本人对中国人意味着特殊，毕竟中日之间曾发生过不幸的历史。所以，我这个日本人时时刻刻挑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毛病，许多人带着愤怒和不满做出情绪化的反应，这很正常。 前一段时间，有一位中国高层领导人亲自安慰我说，“加藤先生，您辛苦了，大家都把情绪向您释放，受苦了吧。” 我忍不住流了眼泪。这句话让我感到安慰。 请大家相信，我挑毛病也好，指出问题也好，都是来自善意的批评。我坚信，当今中国正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走出去，引进来，朝着建设公民社会的方向迈进，这样的社会需要来自第三者的声音，中国人有必要了解外界如何看待你们。用中文评论中国事务的外国媒体和外国人较为罕见，FT也好，加藤嘉一也好，就更有必要具有一种使命感。 作为目前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我有责任从“第三眼”的视角提出中国人感兴趣却往往想不到的问题，我深信，这有利于中国人开阔眼界，扩大视野。我的有些提法或意见可能会伤害到中国人的自尊心，但这恰恰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是考验中国人有没有能够接受外来批评或不同意见的大国心态的问题。当然，尊重中国人民的阅读习惯和接受容量，也应该成为我的坚持和努力。 最近，不少中国长辈劝告我说，“加藤，你最近太高调了，说话要慎重，低调一点。” 谢谢长辈，虚心接受，我会尽量改正我的不妥的做法。其实，我从未想过自己要低调还是要高调，也从未为了赢得第三者的赞许而做什么。本着对时代与环境的判断，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更全面、深入、直接地了解中国。如果只是在外面旁观、研究，我能了解中国的真面目吗？只有主动把自己与它有机互动起来，我才能得到第一手材料，仅此而已。我客观上取得一点话语权不意味着我有多么了不起，而意味着中国需要中外互动的大局面。 至于将来如何利用我在这段时间所积累的经历和资源，记忆和知识，我只能抱着社会责任感，最终为我祖国的长远发展而合理应用。日本的繁荣需要中国的发展，日本的和平需要中国的开放，日本的复兴需要中国的民主。我就把自己放在这一伟大的进程和互动上面，作为一名合法的日本公民，始终思考为祖国的现在和未来能做点什么属于理所当然。 二 日本人看待中国的心情是矛盾的。日本人不仅对中国，对美国的心情也充满矛盾。美国曾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使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日本人凭什么不恨美国人？战后我国政治家以日美同盟作为对外政策基轴后，我国外务省官员始终强有力地主张：“日美同盟是我国外交的根本”。问题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日本外务省对日美同盟的重视有没有得到选民们的认同？实际上，这一政策饱受争议。1960年“安保斗争”时东京大学等左派学生围堵国会，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反对当年政府延期并加强日美同盟的内涵和力度。至今，包括我本人，日本人对美国的态度和心情也相当复杂，不能盲目认为，美国绝对是可靠的，假如日本将来被战争卷进去，美国就一定能保护我们。 然而，毕竟度过冷战的中年以上的日本人，以及由他们主导的日本社会，比较普遍地认同“日本应该在由西方主导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谋生”。相比之下，对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日本人是有一种抵触或质疑的心态的。许多日本人认为，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自己不相容的国家公民，难以相处，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容易被感染。   至今为止，不少日本人认为，中国是“一党独裁”、“共产主义”、“输出革命”、缺乏言论自由、民主及依法治国、不讲究卫生和礼仪的另类社会。对中国的真实情况略有了解的我，对日本人的这一认知感到遗憾，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这一认知才是当今世界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在“认知中国”这个课题上，日本绝不是另类，美国如此，英国亦如此。 在上述认知支配日本国内舆论的环境下，日本一旦在对华关系上发生类似“毒饺子”等突发事件，日本国民就动不动就会联想到体制、意识形态等因素，并盲目扩大和强化“我和你是不一样”的印象。当然，今天几乎所有日本人都知道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无论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而言，还是从军事上来看。我从日本电视台、报纸、出版社、政府等各领域人士对我给予格外重视和关注上，就能够看出这一点。 三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矛盾与历史渊源有关，更与现实的结构性矛盾有关，与民族心态有关，更与政治体制的不同有关，种种因素错综复杂，搅在一起，困扰着两国政府和国民。在来年日本与中国迎来邦交40周年的此刻，两国的相互往来是史无前例地频繁，体现在人文、社会、环保、经贸、青少年等方方面面，这一相互依存让我对日中交流的未来感到信心。 但同时，由于中国和日本的国家实力也是史无前例地靠近，这使得两国之间的矛盾更容易激化、升级。历史上，从来没有强大的中国和强大的日本同时存在过。所以，“我们”不知道如何认知对方，如何与对方打交道。两国政府和国民对对方都兼备着“自信”和“自卑”的两种极端心态。两国在尊重社会力量的前提下，携手培养“东亚精神”，“我们”还要走多远呢？ 日本人原来自以为是，认为日本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远远大于中国，但近30年来，中国快速崛起，自己则陷入“失去的20年”，对于生龙活虎的中国社会和人民感到羡慕和焦虑；中国人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越来越自信，却知道本国社会的成熟度、现代化程度以及生活水准等还远远不如日本。在此复杂的情绪互动下，狭隘、排他、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容易掀起，并在两国之间的互动中蔓延下去。 我预测，两国国民对如何认知对方和自己的问题上感到困惑和纠结、从而需要“战略耐心”的局面还要持续至少10年。然而，这是必要成本，必然现象，不需回避。对于日本人来说，如何认知中国实际上等于解决了自我认同和国家定位；对于中国人来说，如何认知日本实际上也等于解决了自我认同和国家定位。两国应该互相学习，了解对方是一种态度，了解自己是一种责任，相互理解是一种境界，相互信任是一种正义，相互学习是一种高度，相互交流则是生产力。 中国在内政上面临众多的问题和极深的矛盾：贫富差距、教育体制、医疗改革、社会保障、三农问题、价值观缺失、法治建设、腐败蔓延、言论改革、政体改革、产业升级等等，对此，中国领导人很清楚，商人很清楚，知识分子很清楚，大学生很清楚，农民工也很清楚。但认识到问题是什么，其实就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其次才是站在公正的立场，逐步地丰富解决问题的途径和舞台。 如果我能够参与这一伟大的进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这也是至今我奋斗的重要动机。 中国朋友可以歧视我这个日本人，可以不公平对待我这个日本人，但中国读者也好，网友也好，都很清楚，在中国国内政治体制上无法突破，即新闻专业主义无法做到 “以监督本国权力为主，批评外国势力为辅”的话语困境下，大众舆论把精力和时间集中投放在批评、痛骂外国政府、媒体、公民，对中国的进步不利。 对我来说，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其他都不重要。 2011年8月9日 写于北京 （注：作者刚刚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书《爱国贼》；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 kyoshikazu@gmail.com ）

许多人认为，“历史”和“台湾”是中日关系中的“最大问题”。我一直在心里“惦记”着这句话，并且有所“怀疑”。“惦记”的理由是，这两个问题对中日政治关系、经贸关系、军事关系、社会关系、相互认同、人际交往等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确实很深刻，也很重大。“怀疑”的理由是，在今天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实质性的共同利益也确实左右两国关系大的形势下，把“历史”和“台湾”这两个原则性的、敏感性的、复杂性的、历史性的、结构性的议题视为“最大问题”，我不得不认为缺乏战略眼光，缺乏务实精神。      我先不谈台湾。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我作为日本人是没有资格谈的，否则违背“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在这里，我专门谈谈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定位。     首先要弄清，我也曾表述过多次，今天我们谈的内容在严格意义上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历史认识问题”。关于前者，中日两国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已经达成了政治性、原则性的共识，也意味着一直纠缠两国的“历史问题”达到了“解决”，否则中国和日本是不可能邦交的。       当然，在实现邦交的过程中，双方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谈判，其中也包含主张和妥协，我就不展开讨论这些了。而今天两国公民“认真”讨论的则是“如何认识当年在中日之间发生的历史？”关键不在于“历史”本身，而在于“对历史的认识”。正是在这点原则上，两国公民之间必须达成共识。至于复杂的历史事件、事实关系的解读，就让我们委托给“历史问题专家”吧。那不是咱们管得了的事。     弄清“历史问题”与“历史认识问题”的原则性区别后，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它是中日关系的“象征”。    历史认识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纠缠”着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小泉纯一郎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某些政治家和右翼分子不恰当的言论问题以及自卫队高官违背政府立场发表“个人”言论的问题等。对于这些有关“历史”的现象，中国政府和媒体不得不表示“关注”，给予批评。    我认为，中方这样做是合理的，否则就违背当年周恩来前总理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逻辑了。实际上，直到今天为止，日本一部分人士对当年历史的不正当言行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的原则性批评，只会加剧两国大部分友好人士之间的感情鸿沟，这实在是一场悲剧。    “感情鸿沟”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无论是政治家、商人、媒体、学者、文艺人还是留学生，所有人的言行都会被两国舆论的氛围所影响，不容忽视。“历史认识问题造成的感情鸿沟”很有可能影响经贸关系、高官对话、首脑外交、留学生生活、文化活动、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交流，其影响性质无疑是负面的，是恶性循环的。     可见，历史认识问题对中日来说是一种“导火索”，是往往使得两国多方面的交流陷入停滞状态的“不安要素”。它象征着21世纪中日关系的复杂和脆弱。因一次有关历史认识问题的突发事件，首脑外交被“停止”，在华日本留学生主办的文化节被无限延期，日本大企业的销售利润和企业形象明显受损；高官对话被滞后，国民感情恶化，媒体报道脱离客观中立……导致这么多后遗症的历史认识问题难道还不是象征性的吗？     不过，理解历史认识问题多么具有象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弄清它本身不是一个带有“实质意义”的问题。它是随时随处都会浮出水面的，往往也是突发性的。它本身不是一个“问题”，而是造成问题的“导火索”，是充满着象征意义的不安因素。这是我对今天中日之间“历史认识问题”，而非“历史问题”的理解。     大家怎么看？ 本文刊登于《以谁为师？——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2009年6月，东方出版社，加藤嘉一著）第253-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