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预测，今后20年内，中国要解决4亿农民工的市民化，每年要投入2万亿元人民币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下面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湖北潜江市60多名环卫工人日前到当地市政府门前维权抗议，讨要被长期拖欠的工资。下面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这是6月24日都市快报的报道。浙商已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波也是人数最多的移民潮”中的主力人群。撇开其中的移民利益产业链，单说人家为什么要出去，恐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报道在“移民背后的社会缩影”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是，那些因为对国内投资环境或法规政策的焦虑而引起的大量投资移民。” 　　报道举例“丝绸之路老板凌兰芳和广厦集团老总楼忠福，向副省长抱怨，现在企业生存环境大不如前……甚至生产专供世博会的丝绸产品，因为税收过高而陷入生产越多亏损越多的困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报道写得很客气。浙商为什么要移民？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做中国人没有安全感”。在商人圈子里，无论浙商还是其他有条件投资移民的人，那些拿了国外护照再回来做生意的人似乎更有底气，也更容易享受到招商引资优惠等超国民待遇。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恐怕是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商了。 　　山西以整顿煤矿安全为由，许多小煤矿几乎一夜之间收归国有，而在山西投资煤矿的主力，就是聚集起大量民间资本的浙江商人。 　　有赞者说，煤矿资源本来就是国家的，收归国有、加强安全生产有何不可？这样做还可以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让奸商投机发财，尽管国企管理也不尽如人意，但两害相权取其轻……类似的观点还颇有市场，看来“国进民退”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 　　 　　当年浙商去投资煤矿，最初是因为山西各级政府下了红头文件来招商才去的，现在合约还未到期，以安全生产为由说收回就收回，补偿的价格多不及成本投入。这种做法，完全符合移民报道中所提及的“对国内投资环境或法规政策的焦虑。”此其一。 　　 　　商人黑心和官员腐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越是对投资环境有疑虑，越是容易釜底抽薪、饮鸩止渴。如果当地吏治腐败、官员不能有效监管安全生产，你却寄希望于收归国有后解决血煤问题，他们连政府的本职工作都做不好，再去做生产经营，无异于缘木求鱼。而且，反腐如果不能对监管层达到效果，同样不会对国企生产经营者有效。此其二。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今天指出，從富士康事件可以看到，大陸將轉為「強勞工」時代，支配市場的少數在各國都不受歡迎，台商必須改善社區關係，才能可長可久。 台北經營管理學院上午舉辦「台商人才競爭策略論壇」，南方朔應邀專題演講「從富士康事件談台商的勞資策略」。 南方朔用菲律賓華裔富商後代蔡愛美（Amy Chua）的故事，說明他對中國大陸深圳富士康工廠發生12起跳樓事件的觀察。...

因為中國低廉工資向來為美國立法機構所詬病，認為這阻礙了美國在全球貿易市場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