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08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2 23:34:41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标签： 文革 1971年 大串联 知识青年 ● 唐晓峰 唐晓峰: 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复入北大，为历史地理研究生，后留校工作。1986年秋赴美国希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留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返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院）任教，至今。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一 七十年代留在记忆中的事情很多，按年份，一样一样，记得很清楚，不像九十年代以后，事情也有，但分不出年头。七十年代的变化很大、很多，而在记忆中，我常常回想的是1971年秋冬的那些事儿。 七十年代开头，我们都还在村里，专心过插队的生活，是插队的平静期。我们一伙人是1968年秋天到的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我们这个知青组，开始只有11名男生报名（我们是男校），上级却又派来女一中的11名女生。11男对11女，这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以前没想过“男女关系”的事，这回男女一对一的插队组合，让我顿悟了一件人生大事。 在村里过了一两年，一切都已经适应。在大形势上，文革“正常”进展，在小形势上，还没有人想“下一步”人生的事情。男女之事，也都还没有什么结果。那时候知青们要面对“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问题，但对于这种基本做不到的口号，大家心里有底，不可能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但嘴上都不明说。反正革命把我们带到农村，到时候革命也会把我们带出农村。什么时候是“到时候”？不知道。同学之间，因为都还没有“前途”，大家很平等，关系很和谐。（后来，各自有了前途，关系就不那么和谐了。） 没想“扎根一辈子”的证据之一是看书。在村里看书是志向，还是寄托，还是学校带来的习惯，都有，总之，因为看书，便和农民生活划出一条界线来。书，自己带来一些，年年回京，也会再带一些。有一年回北京，跟陈小田到他家，他父亲是高干“走资派”，书被锁在一间屋里。我身体灵活，从三楼跨过凉台越窗翻进去，再从里面打开屋门，放大家进屋。我们挑出一些书，带回村里。几年后他父亲被“解放”，为表示感谢，好像请我们喝了五粮液。 刚进村时，还没有电灯，天黑之后，是在油灯下看书。油灯没有罩，照耀范围很小，只有眼前一小圈，这样看书，倒是不会分心，不过一不留神，头往前探得太多，会被油灯烧焦头发，味道与燎猪毛一样。后来学历史，想象当年司马迁看书，也该是这个样子。 村里做鞭炮，叫卷炮，老乡常从城里收购废纸，用胶车（橡胶轮胎马车）拉进村。有几回，拉回来的都是整车整车完好的书籍，都是直接从邻近城镇图书馆里收购的“废纸”。我们非常眼馋、着急，但老乡说要拿纸张来换，一斤换一斤。我们使劲搜罗，也换不了几斤，眼看好端端的书被一页页撕开，不管是歌德还是海涅，都被卷成“二踢脚”（双响的鞭炮），崩个粉碎。 在村里看书很杂，但多是文学或社科方面的。我记得一天仰在炕上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唐朝部分，忽觉这种史家的宏观视野甚合我的胃口，而兴趣点也从历史叙事翻跃到历史评论的层面，关于社会大势、政治方略、人世变故，范老颇成一家之言，那一瞬间可以说是我的历史学启蒙。当时绝没有料到，后来阴差阳错，我竟真的跟史学没完没了了。 说到看书，我们这群插队同学中，刘北成是很能看书的一个，最能交换读书心得。他比我们低一年级，一同来插队，在邻村。北成看书范围广，有天下事无所不想知，无所不想问的架势。后来回到北京，他住在一个胡同杂院，屋门口外的门框上还贴着“闲谈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幅。 文革初期看书，本有些紧张，因为总与“革命”有关联。“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人，都想在书本理论上证明自己或辩护自己。当然，理论真理都在马恩列斯毛的书中。不过，我也见我们中学（北京四中）某些干部子弟，在读西方其他“主义”的政治理论书籍。当时的直觉是，那是一种特权，但也隐约感到，那里有政治上更真实的东西。就像某些干部子弟背后对那幅“对联”的议论，“现在讲对联是策略，谁真以为那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 “政治无诚实可言。”1966年底，同学们中已有这样的感慨。但当时业余钻研理论的那些人，多诚实得像个呆子。当时，对钻研理论、好引述革命经典的人，大家称其为“克思”，是顺着刘少奇的一句话来的，即小有马克思的模样。他们满口的词句，半生的理论，虽有人夸奖，但并不被真当回事。直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人们才感到他们的力量，钦佩他们关照社会的肝胆。 在农村读书，没那么紧张，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到了农村，其实是处于城乡两不管的状况。城市的紧张在农村不存在，城里的出身问题，在农村对不上号，也没有人认真追究，在老乡看来，城里人同属于一个阶级。从县里到村里，没有人认为知青真的是“新农民”。在城乡制度均管不着的情形下，知青是暂时轻松自在的。只要不把插队看作扎根，不把苦累当作苦命，知青的日子并不难过，甚至还有苦中乐。当然，插队的生活是多面的，这只是一个侧面。 在农村，我们除了看书，也要看农村，看农民，还想过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在这些似乎是更重要的方面，知青大多是失败的。 说到认识农村，需要说一说观念的问题。观念，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从小接受知识，也接受观念，两者比起来，观念更能捉住人的头脑。长大以后走过的弯路，观念起的作用最大。观念之惑，遮蔽了对真实生活的认知。观念之苦，常常大于物质之苦。五十年代那阵子，脑子里还有“科学”、“建设”这样的观念，从六十年代开始，“阶级”、“革命”这样的观念在脑子里越涨越大，把其他观念挤开，地位独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它们是凌驾一切、遮蔽一切的时代观念，谁都得在这些观念下吃饭穿衣睡觉。总之，它们给你的生活定性、定位。文革结束，人们渐渐从这些观念里逃出来，才有了新的人生。 在我插队的时候，我（以及许多同学）还没有逃出那些观念，我们是带着满脑子的在城里获得的关于农村的一套观念下的乡。正因为观念的控制，看农村、看农民比看书难，回想起来，一直到离开农村，我还是没有把农村看明白。 不过，那几年，在部分知青中流传过张木生的一篇东西，是那个插队时代少有的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张木生的主要看法是，知识青年想在农村“大有作为”，没那么容易。更让人咋舌的是，他说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用承包的办法。张木生那么早便看明这一点，我后来是相当佩服，但当时只是达到“或许有道理，但是……”的水平。我自己满脑子“合作化”“人民公社好”，对城里的整人政治有看法，但对于社会主义农村的“一大二公”，未曾怀疑。 农村的事，公、私两戒，道德（后面有整人政治撑腰）界线将大家拦在一边。集体就是公，单干就是私，很简单，许多人就这样简单地看待农村的事情。可我们眼见社员在田里干活，不是“三歇”，就是“四歇”，地头相当热闹，男女青年耍贫嘴，大开荤玩笑，还不时出现“劳动歌声”。其实农忙时，劳动歌声并不是好东西。反正“动弹”一天就挣10分（女的8分），老乡干活还没有知青卖力。我们也每日见到，为自家干活时，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以像蚂蚁一样背负如山的柴禾。张木生的文章，捅破窗户纸，把人们推到事实前面。但是脑子里捉人的观念不让我们马上承认眼前的事实。那时候的道理是：观念是主流、本质，事实是支流、表面现象。可以用观念否认事实，压倒事实，却不可以用事实否定观念。人们被观念压住、吓住，不敢承认事实。 知识青年中，像张木生这样独立思考农业发展“道路”的人很少，多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大寨道路就是模式，只要农民各个像愚公，七沟八梁就摆平了，农业就发展了。所谓农业发展的道路就是人人豁出去死干。这种事，在观念设计上好说，在事实中并不成立。当时的所谓“道路”，只是些不现实的空洞口号。 书生善于和观念打交道，不善于和事实打交道。农村的事实，和我们脑子里装来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初进村，看到四处张贴毛主席语录，有一家门口土墙上贴着一条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看了很感动，以为这户农民很有自知之明。但后来知道，村里人没有谁在意这些语录的内容，上面要贴就贴，要多贴就多贴。一次在地里，一个小青年（幸亏成分是贫农）从兜里掏出语录，说：“光念这个，能种好地吗？” 我们最初确实做过“教育农民”的事情。晚上帮着办学习班，念忆苦思甜的稿子。这个稿子本来是给城里人念的（是忽悠城里人的），不知何人所编。主人公是个走背字的人，碰到地主倒霉，没碰到地主也倒霉，一个倒霉接着一个倒霉。后来把老乡念烦了，都说“灰说，灰说”（灰说，就是瞎说）。我们自己也顿时泄了劲，从此不再做此类从城里搬来的傻事。木生说的对，在农村，越想作为，可能越糟糕。在当时的“路线”下，许多事对农村的发展，并无意义。 农村里头，无人没有阶级标签，比城里人清楚得多。有些面上的事，是按照标签做的，比如一开大会，就叫四类份子在台下站成一排，村干部先对他们训上几句报纸话，然后开会。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到了关键的活儿，就不按标签办了。村里有两个地主最有名，大地主、二地主。春天扶耧（用耧播种），种子入土深浅至关重要，二地主是好手，每年都让他干。盖房子，地基最重要，要坚固而均衡，大地主是好手，叫他干放心。 夏天一个夜里下暴雨，地里沟渠告急，大队书记在喇叭里嘶声大喊：“四类分子，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四类分子！赶快到大队部来！”出不出去，我们本来犹豫，他这样一喊，“竟然把我们和四类分子放一块，真不象话！”便接着睡觉。（改革初期，官方报纸发表消息，说一个地主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 许多老贫农的品质当然好，朴实憨厚，我们按照理论，将其视为典范。但他们的价值不在生产，而在革命、在道德。偶尔在一位老农家里看到“四旧”的东西。他家有个小木箱，里面装着简陋的线装书，是些蒙童教本，翻看了一下，有些格言很好玩，比如“来说是非事，便是是非人”，字的下面配有图画。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插队的事情可聊的很多，知青们各有自己的感受，也已经聊了几十年。我的基本看法是：知青与老乡比较起来，老乡分量重，知青分量轻。知青其实是个肤浅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许多知青只会为自己诉苦，却不知为农民诉苦，自己受苦是冤枉，农民受苦是该着。 当然，知青中也有对农村的事真有领悟的人（像张木生那样的）。这样的人或能将农村基层生活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认识中国社会。1986年，在美国，与高王陵一起去New Paltz访黄仁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黄仁宇说，他当过基层排长，所以懂得了中国人的事情。黄仁宇有底层意识，会从下往上看社会。现在的一些都市学者，一登场就是上层，总是从上往下看，或者只看上，不看下。我担心有观念与事实对不上号的问题。社会问题的确有些只是上层的事，但也有许多问题是上下相通的事，还有些只是下层的事。我们有二十四史，了解上层的事（或观念）不难，但要知道底层的详情就不容易了。李零比喻没有下层的学问是“无土栽培”。我有个体会，在农村看到百姓房子的椽檩结构，回过头再看北京故宫，才知道故宫建筑不得了，它与百姓房屋的结构本质一样，而尺度用料则高不可攀。 多年后我认识了张木生，问起当年的事，他说“那是李晓风（后改名李零）在后面鼓动的。”李零则说自己当时胆小，“只是和木生在底下聊，哪敢公开讲！”张木生后来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组”的重要骨干，李零去北大之前也在这个组。1984年，我们曾一起去过山西做过农村改革调研，因为拿着中央的介绍信，一路上到处受照顾，受招待。 文革前，我是个喜欢理科的学生，基本不懂社会人文的事情。从文革开始，不得不关注社会、政治、革命这一套。脑子里逐渐装进一批观念，而自从有了这些观念，糊涂、压力也就来了，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时光便一去不返。 不过，在我的身边，一直有些人，由于家世、经历、知识、智力、胆识不同，没有深受那些观念控制，人格坚强，很有独立认识。在整个七十年代，我从这些人身上受益颇多。 北京四中校园里，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称“教研组小院”。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供家远的同学住校。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其中的六斋是个我常去的地方，由于机缘相凑，六斋里聚集了一帮“痞子”，聊天打牌洗照片，很热闹。除了我们高二年级的，还有几个高一的同学，如赵振开（后来成为诗人，笔名北岛）、曹一凡等。痞子，是那个时候大家故意要做的，特征是不要规矩。规矩，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当时，做痞子并不容易，不够聪明，不够胆大，都做不成。六斋的痞子都是聪明人。许多人都有外号，多带一个“狗”字，表示是“坏家伙”。姓什么，就叫“狗什么”，姓曹，就叫“狗曹”，姓徐就叫“狗徐”。赵振开本应叫“狗赵”，因他已先有“开牙”一号（借他名字最后的一个“开”字），意思已然有了，便不用新起了。当时，“好孩子”们都在被迫学习虚伪。 我自己班的一群“痞子”包括张育海、牟志京、李宝臣等，他们胆子大，才分高，说话一针见血，嘻笑怒骂，畅快得很。文革中，他们办过《中学文革报》、《只把春来报》等。《中学文革报》首发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名气很大。《只把春来报》由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创办，文章也相当大胆犀利。张育海为遇罗克助阵，写有《论出身》一文，登在《只把春来报》上，社会上索要的人很多。 这里，我要多说一点张育海。张育海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代之英才。纯洁、热情、才气、英勇，这几个词儿可以一齐用在他身上。在班上，他学习好（常得99分，刨掉的1分多因卷面不整），激情活跃，会小提琴，博览群书。他不满足一般上课的内容，多次单独向张子锷老师（四中特级教师）请教大学物理。他课上发言，常令全班同学惊赞。张育海有正义感，待人真诚。文革中，张育海很活跃，或严肃著文，或嬉笑讽刺，大伙听他讲话每觉得十分痛快。一次开大会，为校长杨滨的问题辩护，他特地穿了一身“五四”式新装上台，如此戏剧性，令“对立面”怒不得，笑不得。育海善玩笑，长安街有一幅巨型绘画，是重叠排列的马恩列斯毛头像，育海选好位置，把自己脑袋摆在这一排头像的最后，照了一张相。照片洗出来，只见马恩列斯毛后多了一个“张”，这个“张”的头虽然也是昂着，但面相颇顽皮。 张育海后来选择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缅共东北军。他主动要求当机枪手，却不幸在一次大战中英勇牺牲。育海的牺牲是同学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他去缅甸，一半是整人政治的逼迫，一半是自己的选择。他的选择太理想、太奇勇，他太想做为、太渴望机会。1969年夏，育海自缅甸丛林中来过两封信（先后给刘捷、何大明），文辞激昂沉重，在同学中流传。当时我们正在村里，读了育海的信，大家心底为之震撼。下面所摘是三十九年前张育海信中的话： （从云南出发）“精采离奇的遭遇如同沿途绚丽多彩的景色一样，纷至沓来，不及多写，就已辗转于缅甸的深山丛莽之中了。” “想当初我们抚掌畅谈天下大事，读兵书，观形势，现在我回想起来，还是恍如昨日，记忆忧新！”“也许象千古以来无数英杰悲叹的那样，有心投笔，无路请缨，虽欲乘长风破万里浪而不得。关键在于‘机会’！” “至于走我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的确，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 “尽管只经历了短短的一段战争生活，但我已深深体会到和平生活的宝贵，体会到你们的幸福。简单说吧，军人生活是和我们以前的学生时代极端相反的生活，这里没有‘不’字。∴你即使冒着极大危险，克服极大困难达到了目的，也只是赢来更大的危险和困难。”“战争一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或是在兵力计算上有意义。”“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实际上，大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冰冷的泥土之中，而亲人还不知道。……古诗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啰，‘一将功成万骨枯’啰，凄惨悲戚处即在于此。” 在育海第二封信写后的第19天，即1969年6月21日，他于大战中牺牲。育海的牺牲是由于他冲锋时前进得太快、太远，脱离了战友的支援。育海总是这样，冲得太远！对于张育海的死，我们很不甘心，我们总在想，他若活到今日，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该有怎样的精彩！ 在人不受尊重的岁月里，张育海的杰出性、激进性，更显衬了那段历史的沉闷。在那样的岁月里，我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天下出了什么事，大报上出了什么社论，真真假假，我必要听听那些富有品格的同学朋友的看法，我信任他们的见解。这个习惯越来越深，以至对于组织，无论是什么组织，我都不太敬重了，底线我不会破，但内心只认同具有独立人格、有才气、有胆识的体制外的菁英们。 据我观察，老三届的人，其实多与体制有距离，这是他们的经验习惯。他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正值打倒体制的运动高潮。单位算什么！当权派算什么！官府是一个审视的对象，不是服从投靠的对象，官府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社会“问题”的大本营。老三届中，相当一批人已经不习惯在毫无威望的体制内做事，以为跟着体制走，是浪费时间。人在体制内挣饭钱，心却是游离的。若是碰到一个平庸的领导，更是看他不起，更是搞不好关系。这种状况，损失了许多机会，在现实利益上，大家也很吃亏。但说实话，他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到农村插队，加强了知青们体制外生活的习性。不过，尽管如此，在插队初期知青们并非没有一种对前程的认真期待。我当时的感觉是，成千上万知青涌向农村，在形式上，像是一场社会运动，而只要是社会运动，按当时的理解，总会有一个像样的历史成果。尽管张木生已经否定了出现成果的可能性，但直到1971年夏天，我仍在傻乎乎的期待着。这个成果可能是什么，我无从推知，但我相信，它应当是从知青与农村的结合中延伸出来，而我的下一步人生也会随之延伸下去。 然而，很快，我对农村插队生活的空洞期待便被城市社会激荡的新潮所淹没，我的心思又被拉回城市。那就是1971年秋冬的事。 二 文革大串联培养了我们出门远行的爱好和能力，从1966年起，几乎每年都要走一趟。插了队，还是这样。1971年9月，我的计划是：只身一人取道包头南下穿越鄂尔多斯去延安。我先从土左旗坐火车到包头，到包头后，不料赶上连天大雨，长途汽车停运，害得我在包头车站的木头长椅上白躺了三天，白花了三天饭钱。第四天开车了，汽车在包头南边跨过黄河浮桥，进入鄂尔多斯。车行不久，驶近库布齐沙漠，那是我头一次亲眼见到无边沙漠，景色太壮观了！ 这班车到东胜算是终点，要再买第二天到榆林的车票，晚上还得在东胜吃饭过夜。晚饭实在嘴馋，便狠心买了盘过油肉（知青见肉哪个不狠）。正吃着，来了个要饭的胖小子，10岁出头，一身龌龊，站在我桌前（准确说是站在过油肉前）。他站了一会儿，便开始抓挠头发，只见这小子的头皮纷纷落下，直入我的过油肉里。这招太损了，也太灵了，我没法再吃，于是起身，他坐下了。在东胜过夜怎么办？已经没钱住旅馆，我跟旅馆门房的老头商量，想在门房的长凳上凑合一宿，他答应了（现在轮到我要饭）。 第二天买票上车，天黑后到了陕北古塞榆林。我吃了碗面条，便故伎重施，又找到一个旅馆，又跟门房的老头商量。这个老头却不那么慈悲，说了半天也没用，他把我赶出来，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铁门。半夜10点多钟，空旷的榆林街头，古老的青石板泛着月光，到哪儿过夜呢？我想到了安办（“安办”是“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简称，那时每个县都有安办，是专门管理知青的）。我找到安办的大门，一个年轻的干部被我敲出来，我跟他讲了我的困难：因为遇雨耽搁，身上的钱花完了。我的北京口音帮助我证明了身份，他很热情，把我安排在他睡觉的炕上。第二天，他带我到县民政科领了三块钱“社会救济款”，又带我到“三干会”（大队、公社、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吃了顿饱饭（用的饭碗像小盆，烩菜的大锅口径一米五），最后帮我买了长途车票。我终于到了延安。 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隔了一回世。自己的身份逐渐简化、净化为一个要饭的，什么“革命”、“大有作为”、“唐朝历史”都没用，都忘了。到了延安，见到老同学，再温“志向”一类的豪言壮语，身份才回归过来。多年以后，我“解读”这次陌路孤行，它仿佛是我随后的一场精神变化的净心准备。 我在延安造访老同学，结识新朋友，当然，也要照例参观。我一口气把“毛主席故居”、“林副主席故居”看了个遍。9月底，到西安姑姑那里拿足钱，遂辗转回到北京。 京城里传说飞走，消息惊人：“有群干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而为总理干杯，还说咱们喝桂花酒，总理喜欢喝桂花酒！”“林彪投苏修，飞机掉下来，机毁人亡！”林彪出事，影响很大，那个指挥人生的“革命”，顿时退色。政治上层尚能坚守秩序，而社会下层，人心再难控制。别的不用说，在个人层面，大家开始意识到，人生要自己来管了。 回到村里，想到实实在在的人生前景，大家开始谈论离开农村做什么专业的问题，专业才是新的人生支点。看看我身边的同学，王大理自学无线电专业，最没有问题，他已在县里小有贡献。（后来他到美国，救过一个电器公司的命。）蒋效愚天生有组织办事能力，他的志向早定，做社会群众工作（就是当官），事无巨细，都尽心尽力。村里让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最麻烦的民政。他白天照样干活，晚上给上门来的媳妇大娘断家务事，在我们窗户外面，听大小娘们唠叨，一拖就是半宿，未见抱怨。（他现在受命组织奥运会工作，任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与黄锐聊，他想起幼时喜欢画画，便很快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不久后我见到他的写生，水平让我大吃一惊，不想他原有这份才气。（后来他与赵振开结识，办《今天》，办“星星画展”，是意志极为执着的人。）晋美是藏族（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他在插队时似乎无事可做，但我们知道，他早晚会吃西藏的饭。他原先填出身是农奴主，父亲入党后改为革命干部。晋美有修养，冬天喝醉酒，作诗，出口成句。（晋美后来念了民族学研究生，但现在美国，据说帮达赖做事。有人说，他若不出国，可做西藏社科院院长。）黄锐的哥哥黄钧学习好，当年在班上考试，下来与他对题，只要和他的答案不一样，一定是你错了。黄钧有学习能力，到哪儿都不怕。（黄钧后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毫无所长，不知向哪里走，不知该吃什么饭，但毕竟年轻，精神空，热情在。 1971年年底，我又回了北京，到赵振开家溜达。振开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老胡同的一个大院，这个院曾是明朝太监大航海家郑和的宅子，当然此时已面目全非，几座新式大楼盖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机构、单位占居，一个院一类职业（或权力），一类氛围。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电影的，看电影等于看邻居。而三不老大院，长者皆客气，越客气，越让人尊敬，果有民主味道。 我发现，振开家是个城里文化青年的据点。这些人没有插队，留在城里，延续都市生活。振开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作，他告诉我们，“天天读”时，他看英文语录，别人明知道他在学英文，但没辙。他对插队的事也好奇，1969年到过我们村，与荒滩上的羊群合过影。 那个年龄段大家都爱唱歌。在村里，我们常常于夏天晚上在知青院里高唱，蒋效愚嗓门洪亮，声音可传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城里振开家原来也是个唱歌的地方。振开自己是小亮嗓，号不大，虽然亮，但紧得很。我们出场蒋效愚、赵永明（曾为四中歌星），到振开家，声震四壁。后来振开约来城里的康健，康健嗓子极其响亮甜美，一张口，房顶快掀了。夜晚离开振开家，在三不老胡同里告别，康健爽朗一笑，清亮之声在空巷中回荡。服了，听了康健之后，知道什么是天分。康健后来进中央乐团，独唱，可惜英年早逝。 71年一个冬日去振开家，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他说“这有几首诗，你看看”，遂把几页白纸轻轻放在干净的玻璃板上。我拿起一看，是诗的模样，在标题下面有一行一行的句子，一页白纸抄一首，简简单单，整整齐齐。但一读诗句，甚是傻眼，词句不懂，意思更不懂。以前也与振开聊过诗，他曾赞赏“贺派”，就是贺敬之的诗。贺敬之的诗，我们都曾喜欢，坐火车去内蒙古插队的路上，我们就念过《西去列车的窗口》。但振开现在拿出的诗，虽还是方块字，但文辞情感意境都扭变了个模样。我对这些诗，当场无态可表，振开也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我料定是他写的）。 想不起来是否把诗页拿回了家，反正那些诗句是伴着我回家了。回到家里，脑子仍泡在那些诗句里。虽然我还是不甚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十分严肃的挑战，它不在这些诗歌的含义，而在这类诗歌的产生本身。我感觉振开他们这帮城里同学跑进了（或曰开辟出了）另一个世界，他们更自由，更奋争，更痞……，不，已经不是痞，是一种更深刻的东西。那是文化思维的高度，也是个人的高度，高的有点怪，怎么上去的？ 某一个兴奋夜晚，我仿照那种风格，体验着对“另一个世界”的感受，也写了一首。其中有一种句型，一个字加一个破折号，完全是抄袭振开的诗句。振开说：“你――好，百――花――山”。我说：“你――好－－大－－海”。 转日与院里大萝卜（正名罗放华）彻夜交流，大萝卜也是情感青年，被我煽忽的感慨万分。我先是念振开的诗，我念一句，大萝卜颂扬一句。我又让他听我的诗，他也是句句赏析。我十分得意，心里开始把自己与振开算作一伙。我这辈子没这么当场被人夸奖过，当然也有些心虚，我毕竟是刚刚学来的。不过几天后，我把这几句诗，仿照振开的做法，在白纸上工整抄写，拿给振开看了。得了振开的夸奖，我才说出这是我写的。振开问我他给我看的那些诗如何，我说好，他说是他写的。从此以后，我误以为自己能写诗。 几年以后，振开办《今天》，我也写了两首，先给刚来北京在刘羽家借住的舒婷看了，她出于客气，夸了我两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学考古的（我1972年夏到北大历史系念考古），她大吃一惊，说考古怎么能和这些诗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我后来把这些诗拿给振开，想给《今天》投稿。振开看了一会儿，严肃地说，“想法不错，技巧差一些。”振开的这瓢凉水顷刻间把我的诗兴浇灭，我后来便不再写诗了。不过，对这帮诗人，我照样敬重，敬重的不仅是诗，还有这帮人的活法、这帮人的一股劲头。 1971年的冬天，虽然整人政治还压在上面，但社会内里已经涌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振开等人的诗句，显示了这股新潮的成熟。它不再是散漫的巷议，不再是原发的牢骚，不再是“被窝里的怪脸”，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成熟美学形态：诗歌。作诗是中国人的传统，情感激荡的时代，总有诗歌出来，成为时代的注释和记忆。很快，振开的诗在同学中传看，刘捷曾感慨：“这样的诗，若世道没有大变化，很难得势。”的确，诗与世道的冲突显而易见，而较量就是这样开始的。诗歌的严肃性与人的严肃性是一致的，我渐渐发现，表面文质彬彬的振开，竟是一个不畏强权风险、勇担责任的人，这是原来在四中六斋不曾看出的。《今天》的出现也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仍在继续。 2007年，在香港见到振开，他居然背出我三十五年前诗中的两句。嗨，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他已经成为北岛，还能记住我的几句东西，在作诗这桩事业上，我也算满足了。 我1971年冬天在北京城里被震动的还有一种东西，那是更普遍些的青年人的一种精神涌动。我们院的刘羽家，原来也是个文化青年窝，我饭前便后随意去那里坐着，尤其看到门前自行车多的时候。在刘羽的小屋，我碰到不少人，有绘画、音乐、文学各路人马，有时一屋子人，煤炉子再加抽烟，乌烟瘴气。他们谈的都是艺术，手拿洋书、画册，放的都是洋音乐。洋气，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唤醒真灵魂的强大力量。其中饱满的人性赞颂，谁不向往？ “继续革命”让大家“忘我”、“自斗”，或者“他辱”或者“自辱”，在这种软刀子的折磨下，人们感到自由的、率真的、勇敢的人性具有无尚价值。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实都是从人性的突破开始，而所有做出奋争、启蒙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人格的独立精神。革命幻象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黯淡。这是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的主题。 我的“发小”邻居刘羽，在许多方面未必强悍，但他的价值观、他的善解人意、他对文化人的强烈兴趣（有些人对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对文化人感兴趣）、他的热心，令他成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能没有的、无法忘记的朋友。北岛、徐晓都写过回忆刘羽的文章。刘羽1965年中学毕业，没上成大学，在北京无线电三厂当机修工。虽然当工人，但心里崇尚的完全是知识分子的一套。他冬天穿中式棉袄，戴最小的像章，家里有古琴，有《十三经注疏》，有高档音响，常备咖啡，他的红砖小屋布置得也很有情调。 刘羽可以算是都市文化生态的典型人物，他骑着一辆倒论闸自行车，在北京四城穿梭，织成一个网络，联结了“地下”的不少文化奇人。聂绀驽与刘羽在山西共过牢狱（所谓政治犯），关系不一般。刘羽结婚，老聂（刘羽总是这样称呼聂绀驽）亲手写了长幅对联。刘羽浅尝古琴，乃是缘自与古琴大师查阜西的交情。查老藏有古曲“一池波”，我们开刘羽的玩笑，说叫他弹成了“一锅粥”。刘羽年轻的朋友当然更多，他是沟通的专家。 我的中学同学，刘羽认识不少。因为刘羽，振开结识了芒克（外号猴子，取英语谐音）等人，后来办《今天》，成就大事。《今天》的几个人常到刘羽家来，我在那儿会过芒克、多多、舒婷、江河、彭刚等。除了这些诗人，美术、音乐、摄影、文学等各色真假豪杰，也常来刘羽的小屋聊天吃喝。对其中一些人来说，操弄艺术也许是假，但人文追求绝对是真，就像我写诗一样。刘羽小屋，偏居京城一隅，却为鱼龙巢穴。2003年，这里要拆掉旧院盖新楼，我特意到刘羽小屋前留了个影。小屋在七十年代京城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那时的聚会是一种享受，与现在的“派对”完全不同。聚会的夜晚无比美好，大家可以聊到深夜，有人可以睡在刘羽家。早晨，从刘羽家端脸盆出来洗脸的，不定是谁。我后来学地理，懂得地方场所的重要，讲事业、讲历史，不说地方，都是虚的。 刘羽有一种本事，与你谈话，很能对你的心思，尤其对你特别自珍的那些心思，所以很多人觉得刘羽是知己。刘羽体谅你的艰难，知道你的需要，为你的成就喝彩，谁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后来，刘羽也成了振开、舒婷、多多要好的朋友。 刘羽关心过的人很多，但关心他的人却很少。也许，我们最终意识到了这一点，2004年冬天，刘羽因肺癌去世，我们给他开了一个像样的告别会，我作告别会的主持人。除了北影院里一起长大的“孩子”，来的还有曹一凡、邵飞、徐金波、徐晓、赵振先等好友。后来得知，振开远在美国，也为刘羽点燃蜡烛。刘羽生前得到的太少，太少，我希望他的在天之灵此刻能有所宽慰。 1971年底，我在振开、刘羽那里感到北京城里的一股来头，于是奋笔给村里插队同学写信，说城里大变，城里同学在前进，我们在农村落伍了。都市生活，曾被我们插队的人甩在脑后，我们曾以为，这一代人生活的前沿已经转移到农村了。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我感到落伍的地方多了。从振开那儿知道了“灰皮书”，即内部政治读物。这些书封面是灰颜色，许多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形态的揭示，是一批“解冻”文献。看这些书，可以不睡觉，心跳不已。黄永玉比喻说，文革时人们被压，无处发泄，只好“到被窝里做几个怪脸”。读灰皮书，开始也是被窝活动。一方面，要有几分小心，另一方面，你必须连夜读完，后面有人排队等着呢。还有一类“黄皮书”，是文学类的内部读物。这些书，与大家更是心气相通，读时，更睡不着觉。这些书是体制内“漏”出来的，而一漏出来，就在社会上“流毒甚广”了。 想不起是什么契机，我们在71年那个冬天还把注意力转到了被冷落多年的大学教授们。比较一圈下来，只觉得这些人不言自高，有正经的知识，有端正的人格。陈捷父母都是西南联大的，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们拜访了一些教授。 哲学家郑昕是我们拜访的头一位教授，他住北大燕南园，屋内气氛沉重黑暗，正如深邃的哲学。当时谈的什么话全忘了，但记得他号称中国的康德，作学术报告，听众要限制级别。 童诗白、郑敏夫妇，一个是清华电机系教授，一个是北师大外语系教师，早年双双留美。我们去他们家次数较多，顺着陈捷的口吻，称他们为童伯伯、郑阿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陈捷、振开等人到他们家听李生生（音）弹钢琴。生生是小女生，父亲是清华数学系的老师，她弹的曲子是“黄河”。生生娇小的身形，合着壮丽的琴声，情景令人难忘。生生弹过琴，童伯伯又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拉了一会儿小提琴。时间晚了，郑阿姨端上红豆粥。不错，用现在的话说，那一回玩得是相当的“小资”。 我自己后来与郑阿姨见面较多，很谈得来。毫无疑问，郑敏是才女，只要是她想说的东西，表述都很犀利，而她想说的，尽是新鲜想法。早听说她四十年代写过诗，但正式知道他们叫“九叶诗人”，是在北岛等人带动的当代诗歌运动兴起以后。在新诗潮中，汇集四十年代优秀诗作的《九叶集》出版（1981年），郑阿姨送了我一本。郑阿姨的女儿童慰，也是诗人。用振开当时的话说，童慰是很纯的女生。 我们那时拜访教授，与其说是对知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知识人的好奇与崇敬。当“火红”退色的时候，那些三、四十年代的“旧”知识分子，却渐渐显出特有的光彩。 71年底、72年初，在北京城里的一番活动，让我心潮大变。农村的事情未及弄懂，城里的新局面已经展开（虽然整人政治还在）。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转向城市新文化，这个变化，往深里说，往大了说，是农村（农民）引领中国历史的时代的彻底结束。我当然只是跟着感觉走，凭的不是社会理性，而是对人性的识别。我后来明白，自己教书也好，做研究也好，社会关注也好，其实都属于人文这一翼。 感谢邓小平搞了一次“回潮”，1972年北大到土左旗招生，有9个名额只要北京知青。我上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工农兵学员。我们这批学生，在后来“批邓”时，被称作“回潮学生”。进了大学，仍然是两重生活，一套官府体制，一套制外心情，身在体制心在外。我们与老师接触，也有两套方式，一套为体制内的形式，另一套是体制外的真情。关于这种特殊友情，在我们考古专业，可以看张承志对俞伟超老师的回忆。还是那句话，体制外的精神生活太重要了。体制每成为“高压锅”、“×家店”，而体制外则永远是蓬勃自由的原野。 71年、72年，这才是开始，七十年代的惊天大事还有许多。我们每一个从七十年代过来的人，想必都会拿出厚厚的一摞回忆。回忆是单纯的怀旧吗？对个人来说，就是，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可能有更多一些的东西。有人说过：“回忆和期待是一样的。”   本文责编： 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14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杂花生树：张伟然博客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武晓峰：近年来政府公信力研究综述 相同主题阅读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流亡的实质是流离所失，衣食不保，但从表象上来看却有种波西米亚似的的浪漫主义情怀。他行过许多的路，承受住痛苦进行战斗，他也去爱，去歌唱。在战火方酣的巴塞罗那，他拿出了《西班牙在我心中》，行经秘鲁高岗遗址，他留下了《马丘比丘之巅》。蕴藏在他内心世界的浓浓爱意催生了无数情诗，包括《船长的诗》。 在我荒瘠的土地上，你是最后的玫瑰 文/李嘉轩 ( 北京师范大学 ) 你成为这些习作的读者而我成为作者，纯属是不期而遇的巧合。 — Jorge Luis Borges 1. 请原谅我太爱博尔赫斯，必须用他的诗句作为开始。 我能用什么来留住你？我交给你一条狭窄的长街、孤注一掷的日落、还有荒郊的冷月。 我交给你一个人的痛苦，他曾向那轮孤月久久凝望。 我交你我已死去的先辈，人们用大理石纪念他们的幽灵。 …… 我交给你我写的书中所能包含的一切洞明悟力。 我交给你在生活中我所有的男子气概或幽默。 我交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 我交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核心—不营字造句，不和梦想交易，不被时间、欢乐和逆境触动的核心。 我交给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日落之际看见的一朵枯黄玫瑰的记忆。 我交给你你对自己的解释，关于你自己的理论，你自己的真实惊人的消息。 我交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 我试图用一切来打动你，用我的困惑、危险与失败。 我想起了纪伯伦的字句，痛苦在你身上刻的越深，你能承载的幸福便越多。我寄希望于诗人们，希望他们，在被命运无情解剖之后仍能够用语言呈现这些伤口。我希望他们能够让诗句像刀锋般划过阅读者的心，然后撕开同样深刻的伤痕。 我曾在博尔赫斯的世界中埋没了若干日子，纠缠在他那无休无止的魔境、在他的时间迷宫中不能自拔。我将他奉为诗人的神明，我迷恋于他的时间和空间、生命和死亡、天堂和地狱、暂时和永恒、圆形和周期、镜子和迷宫、书本和梦幻、文学和游戏、黑暗和失明、神话和酒吧、匕首和决斗、骑士和恶棍、街角和郊区、月升和日落。博尔赫斯的寓意往往令人迷惑不解，因为他认为譬喻必不可少；他的诗句中往往充斥着大量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希腊神话与典故，因为他下笔之前总是善意的假定读者的知识面与他一样涵盖古今中外，可事实上我和大部分他的读者一样，对他的自由运用的庞大典故几乎一无所知。 他醉心于瞬间即永恒一类的话题，近乎固执的重复着他对无序性时间的偏爱。有时他让因果颠倒；有时他只承认现在；有时他干脆让时间停滞。“时空”这个在我们这里循规蹈矩的概念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拉长或压扁，扭曲或打结，多么奇特大胆的博尔赫斯式的幻想美学。他用无与伦比的清晰说：“时间是一切构成我的物质。时间是带走我的河流，但我即是河流；时间是烧掉我的火，但我即是火。”     2. 我迷恋一切诗，可诗是死去之物，是必然死去的爱情。 如爱默生所说说，一本诗集就是一个魔法洞窟，里面住满了死人。一首诗写完了，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直到有人把它再次唤醒。就像柏拉图创造出对话录，复活了苏格拉底（对话录实际上是苏格拉底的语言，而被柏拉图说出），就像耶稣在四位门徒中重新复活一样，读者创造出了死去的诗，人，历史，还有汩汩流逝的时间。 譬如那部流传已久的荷马史诗，尽管历史早已尘埃落定，但还是在后代的阅读中被一次次唤醒，100多年前，波涛汹涌的特洛伊战争在一个叫约翰·济慈的诗人笔下复活，那是他荷马史诗的感受： 之后我觉得我像是在监视星空， 一颗年轻的行星走进了熠熠星空， 就像是体格健壮的库特兹。 他那老鹰般的双眼，盯着太平洋一直望去。 而他所有的弟兄，心中都怀着荒诞的臆测彼此紧盯。 他不发一语，就在那大山之巅。 ——济慈《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 这几行诗真是巨力万钧，气势磅礴，震耳欲聋，古老的希腊和已经作古的查普曼在济慈阅读的时候恢复了生气。而我在某个夏夜轻声念出的时候，也唤醒了因肺痨病殁的济慈，以及那只永远吟唱啼血的夜莺。 四年前的上海，我还徘徊在诗歌的门外，在一本“一生要读的”的诗歌杂合体里看到那些有很常见的注释，如“博尔赫斯……阿根廷……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之类的字句。于是不免想起来地理老师曾经灌输的概念：上海的对面，是一个叫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阿根廷的首都，拉丁美洲第二大城市。后来再去查阅资料，才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南纬34°西经58°，而上海在北纬31°东经121°，地理上称之为“对跖点”：在地球的直径两端相望，时差12小时，季候相反。 布宜诺斯艾利斯，读起来有长长的音节，恰到好处的节奏。西班牙原文是Buenos Aires，用我非常有限的语言知识来推及，可以勉强辨认出它的“好天气”的意思。从地理学的角度，这样的解释不免让人入迷。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处拉丁美洲东部沿海，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炎热湿润，冬季温和少雨，大西洋的巴西暖流由赤道沿着海岸线南下，带来温和的氤氲水气，化作博尔赫斯诗里的“湿气的蒸腾”（《南方》）和“潮湿的暮色”（《雨》）。Buenos Aires，那可是博尔赫斯和无数文人为之倾倒的城市，是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是黎耀辉与何宝荣的《春光乍泄》，是史诗《马丁-菲耶罗》和唐-拉米罗的荣耀，是贝隆夫人与阿根廷的哭泣。 我与布伊诺斯艾利斯相隔多远？其实很简单，如果步行，大概要花费三百个日夜，但是我如何放下手中的一切，去完成这场穿越地心的旅行？如果你我终将失去彼此，请跟随月亮飞离世界的尽头；你的小说里藏有世界的谜语，就像星星背后都藏有你的眼纹。 那是多么漂亮的一句情话，即便只是对一座城池而说。 3. 离开上海之后，我来到了几乎是这个国家最南方的城市。 这是我的南方：天空的颜色会在黄昏渐次变迁，不远处你就能看见就有一片小小的、有的点脏的海，海岸上停泊着许多不明归属的红头船。每天都会从山的深处升起低沉的云雾，它们时常遮蔽住你的太阳。树木在春天落下叶子，一也会夜之间开满新芽。冬天，风从南面的海吹来，你必须用帽子来遮掩被吹乱的发梢。 这是我的城市：这是一个有着玫瑰色天空的城市，地面上堆满了腐朽生锈的螺丝钉，还有那些废弃的巨大机器。那也是一个昏暗而迷离的城市，你随时都能看见那些用厚厚的妆容和冰冷的表情将自己全副武装的女人们。你能看见的是一个破落的城市，你闻到的是金属腐烂的味道。当然，你抬头就能看到太阳被刺穿，然后流出玫瑰红的血液。然后你看到那些在城市里的高楼，你也许能看到其中一颗颤抖的螺丝钉。是的，你感觉自己就是那颗被深深钉入现实的螺丝钉。 拂晓时分，我伫立在阒无一人的街角，我熬过了入夜之后最长的那段时光。我注视这那片汹涌而黑暗的大海，我幻想你随着巨浪而来。我尽情呼吸辛辣的灰烬与烟雾，我怀念着你转过身的侧影、组成你名字的发音、你有韵律的笑声。我把对于失去你的悔恨在黎明时向几条野狗诉说，也向黎明寥寥的晨星诉说。 世界已不再神奇，我在梦里见到钟表和微微颤动的睡着的鸟。所有人已离我而去，我不能再与你分享皎洁的月光和舒缓的花园，每晚的月亮都是我过去的镜子。我恳求我的神明或者时间的总和，让我的日子无愧于遗忘。我的名字像尤利西斯一样默默无闻，但是在宜于回忆的夜晚，或者在人们渐渐清醒的早晨，某些诗句得以以我的名字流传。或许只有在太阳西下那一方，你才能见到命运的原型和耀光。 我希望有一场大火烧干我的一切，在我身边只留下那些明明灭灭的灰烬。让它烧干我所有的知识、金钱，烧干我的笨拙的诗歌韵脚和愚蠢的文字，也烧干那片黑暗的大海、那轮孤月和那些疲倦的晨星。这样我就可以抛下一切，走到你的身边对你说：不如我们重新开始。 每个人心里总有一些遥远不可触及的事物，一个梦想、一个爱人或是一座城池。想起之前看过的一部讲述同性之爱的电影，故事发生在战火纷飞的巴以边境，两位主人公分属不同的阵营、拥有不同的信仰，但也彼此真诚相爱。在无法抗拒的命运与人生面前，其中的一人说道：如果注定有些事让我无法说出爱你的话语，那么是否可以用指尖划过你的眉头来表达？ 最初读这句话的时候觉得无比浪漫，后来世事多舛，我才意识到爱一个人的过程并不会像电影或书本里那样，可以被些许文字详尽描述。我怀念过去的自己，希望听听不懂的各国语言，喜欢谈论死亡，脸上总能带着桀骜不驯的轻视笑容。但我也知道，一切经历过的时光都会倒塌。     对现在的我来说，爱情这个词更像是某种符号，仿佛每一场投奔流亡都必须要有一个有名字的站点。现在的我谈论爱情，其实沉默的心情要多于文字，没有任何哗众取宠的意思。 我们都是拼命向前走的人，我们都记得曾拥有过那么多的东西，在心里塞过那样沉重的爱。然而我们不停留，也不肯停留，我们只能一直走。别人只看见我们不间断的行迹，东面，南面，北面，这些方位是多么模糊抽象。年幼的时候，以为世界很大，什么都掌握不了。而长大之后，发现世界很小，却又其实还是两手空空。人生并没有丝毫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也许美好的日子既出现在平淡如水的安稳中，也藏在水深火热的煎熬蛰伏中。 而我的南方，我的Buenos Aires，那个隐藏在黄昏、泛着金光的湖泊，就仿佛成为我久久遥望又永远抵达不了的目的地。 海明威在《白象般的群山》说： 男人说：我们可以拥有所有的东西。 女人说：不，我们不能。 男人说：我们可以拥有整个世界。 女人说：不，我们不能。 男人说：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 女人说：不，我们不能。   4. I no longer loved her, that’s certain, but maybe I love her. Love is short, forgetting is so long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陈晓勤 摘要：德国汉学家顾彬6月24日上午在中山大学中文堂开了一场讲座，名为《中国作家在德国的文学活动》。讲座前，顾彬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6月24日顾彬在中大。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Kubin) 德国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中文名顾彬，1945年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1974至1975年顾彬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1981年，到北京大学开始研究工作，1985年与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的张穗子结婚。现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1989年起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东方向》及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杂志《袖珍汉学》。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德国汉学家顾彬6月24日上午在中山大学中文堂开了一场讲座，名为《中国作家在德国的文学活动》。讲座前，顾彬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现年66岁的顾彬，头发花白，带着德国学者典型的严肃与忧郁的气质。难以想象，频频向中国当代文学“开炮”的，正是眼前这位儒雅学者。数年前他那句“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被媒体炒作而引起轩然大波，这位爱喝白酒的老外也成为中国公众视野中知名度最高的汉学家。此次讲座期间，顾彬不断澄清当时的表达：“我只是说美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 顾彬说，多年来，他埋头于中国文学翻译与创作。但聊到中国小说家时他皱起眉头，说余华和莫言的作品“很无聊”。谈到中国诗歌眉头才松开：“中国当代诗人，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顾彬说在目前的德国汉学界，“没人研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度极低，像他这样热衷翻译、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是绝无仅有。   只有诗歌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 南方都市报：前几年媒体报道你的言论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尽管你已经澄清这是断章取义，但听说你每次接受采访，记者都会让你解释这个问题？ 顾彬：是的。其实我没有说过这句话，我当时是指中国的棉棉、虹影等一批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如果这批女作家的作品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这样，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是，中国当代诗人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好的作品，但是大家不想听这个，因为现在不是诗歌的时代。人家一般来说都不看诗歌，诗歌意味着在边缘，不在读者的眼中，诗歌不再代表文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德国，代表文学的都是小说。 南都：其实你刚才所说的棉棉、虹影等女作家，不能代表中国的女作家。 顾彬：我同意。但是谁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文学？不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结论都是小说家、特别是写长篇小说的小说家才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这完全是一个错误。因为文学不光有长篇小说，还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话剧。但是中国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话剧。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都没有人对中国当代的话剧感兴趣。如果只有长篇小说才是文学，话剧、散文、诗歌都不再能代表文学的话，那文学是什么呢？从这个角度说，这说明文学已经死了。 南都：在你眼里，中国有没有好作家？ 顾彬：我说过，有不少诗人。中国当代诗人，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至于小说家，可能很有意思，但基本上大家不是从风格看他们的文学作品，而是从内容来看他们的作品，不评论小说家的“笔”好不好。 南都：那他们应该注重什么？比如莫言，他在中国文学圈也是很有影响力，但你以前说过，他的小说过于注重内容，过度重视故事性，缺乏思想性。 顾彬：是的，回答这个问前，关键是看我们(对文学)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标准是美国，那可以说中国有好的小说家，比如说莫言、余华、格非等。但是如果我们从德国、欧洲来看的话则不一样。虽然一般笼统地说“西方”，但德国不能代表美国，美国也不能代表德国。如果我从德国当代小说来看中国当代小说的话，那么中国当代没有什么好的小说。但(中国小说家)是否会承认我们的标准，是一个问题。我们的标准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他不一定在给我们讲什么好的故事，故事我们听够了，我们希望一个作家能集中在他的语言，他能够创造自己的语言，他通过他的语言介绍给我们一个我们没有认识到的世界。但基本上，余华和莫言给我们介绍的，以德国人的阅读来看，是一个已经认识到的世界，我觉得很无聊。 南都：“一个已经认识到的世界”，该如何理解？ 顾彬：从语言来看，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比如说余华的《兄弟》，是中国当代最无聊的长篇小说，读不下去。有不少小说是这样，看十页、二十页，就看不下去了。 德国汉学界轻视中国当代文学 南都：北岛欣赏一个叫阿乙的作家，他说“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你如何评价他的作品？ 顾彬：昨天(6月23日)我跟北岛在香港见面，他应该告诉我，但他没有告诉我。我估计中国会有一批不错的作家，但我猜是一个人，不是几个人。此外，不能够仔细地问我当代作家的小说，因为中国当代的作家太多了，我需要有人给我介绍介绍，听说现在作协有40万个作家，百分之一是4000个作家，我一个人能研究、翻译4000个人的作品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此外，我的专业不是中国当代文学。 南都：你一般会通过什么渠道去挖掘作家？ 顾彬：我听中国作家给我介绍，也听从中国来的学生介绍，或者听中国学者介绍，比如说我老跟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喝酒，我也跟欧阳江河、西川在一起。每次我在中国，我问他们我应该注意谁、翻译谁、介绍谁的作品。我已经翻译、介绍过至少一百个作家，也可能几百个。我在德国已经发表了上百个译本，我也记不清楚，我每年出当代作家的作品，刚出版了欧阳江河、王家新的诗集，准备出北岛散文集，然后我要译杨炼的诗集。 南都：你刚才提到专业不是中国当代文学，那你的专业是什么？ 顾彬：我的爱好在古代。目前，我在翻译中国古代哲学家，刚在德国翻译出版《孔子》、《老子》，现在我在翻译《孟子》。如果没有诗歌、没有北岛的散文的话，我看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我感到无聊。不光是我一个人，基本上所有的德国人都是这样。在德国，余华、格非和苏童的小说，属于通俗文学。实际上，无论他们在中国发表什么，在德国，好的报纸不会发表他们书的书评，基本上他们书在德国不是给学者、文人、作家看。 南都：那是给什么人群看的？ 顾彬：基本上是汉学界以外的人、爱好者。非常不公平的是什么呢？连汉学界的人也不看我的翻译，根本不看，因为他们轻视当代作家，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开什么文学活动，介绍某一个中国当代作家，汉学界的人肯定不会来，来的都是汉学界外的人、对文学感兴趣的人。 南都：目前德国汉学界研究中国文学的情况是怎么样？ 顾彬：德国每所大学会有几个汉学教授，其中三所大学，那里的教授应该专门介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但是他们基本不搞翻译，另外不一定介绍中国当代作家。比如，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汉学教授，他的任务是在某一个大学专门介绍现代当代文学，但他说过我不想跟中国当代作家见面，这是浪费时间，完全看不起当代作家；另外一个大学的教授，离波恩大学很近，有一次我给他介绍一位当代作家，说“我们在波恩给他开个朗诵会，你能够接待他吗？”他说“我不研究他，不想接待他”；还有一个教授，专门研究现当代文学，他刚在德国发表了一本有关莫言的书，他重视莫言，但他从政治来看莫言，不是从文学来看他。 这三位教授，他们原来应该介绍现代当代文学，但他们对中国当代作家一来不欢迎，二来基本不接待，三是觉得不一定要写他们(指中国小说家)。如果问这三位教授，“你们觉得他们怎么样”的话，他们基本上会说不怎么样。中国作家们可能对我很陌生，觉得我不太友好，这样看的话，他们完全误解。虽然我对当代文学很有看法，但是还是跟作者谈一谈他们的作品，无论哪个作家来德国的话，就在波恩大学跟他见面，我期不期望他们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见面谈一谈，余华他们都来过波恩，我们都在那里给他们办朗诵会。 文学就是语言，内容很无聊 南都：说回诗歌的问题。你觉得中国当代诗人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为什么？ 顾彬：他们的诗歌在德国卖得很好。卖得很好是什么意思呢？出版社发表以后，一百本或者一千本，很快就卖光了，读者也不少，给他们开朗诵会，来了不少人。比方说今年1月份给欧阳江河、3月份给王泽清在德国安排了好多场朗诵会，我们跑了好多的地方。除了一两个地方外，基本上都是几十个人来听，他们两个人在德国算是非常成功，包括奥地利，我们到了莱比锡书展。 南都：你刚说到目前翻译介绍欧阳江河的诗歌？他刚获了“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人奖。 顾彬：是的，他告诉过我，王泽清跟我说也想获得这个奖啊(笑)。我在奥地利出了欧阳江河的诗集，算是非常成功。从我们德国来看，文学应该是一种挑战，欧阳江河在这个方面很有代表性，他的诗歌非常非常难。如果有人，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说欧阳江河中文版或德文版的诗集，太复杂，看不懂，我完全同意。(我觉得)很难理解，很难翻译。但因为是挑战，应该多看、多思考。但莫言他们这一批人，特别是所谓的美女作家，看一次什么都明白，不要看第二次，不是什么挑战。可能你看余华的《兄弟》是一个挑战，因为余华老给你介绍某一个人的屁股，但是如果对屁股不感兴趣，我无所谓。我考虑到的是他们的语言水平是什么？他们的风格是什么？他们掌握中文吗？他们基本上不掌握中文，是中文掌握他们。所以他们说的话，不是他们自己创造，而欧阳江河用的语言，是他自己创造的。 南都：你强调文学的语言？ 顾彬：是的，文学是语言，语言是文学，一个作家唯一的对象是语言。内容是最无聊的一个东西，现在我要了解现实的话，我不一定要看文学，可以看新闻，看报纸。 南都：中国诗歌越来越边缘化，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顾彬：因为好的诗人会注意到语言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内容是次要的，语言是最重要的。诗人一般不会考虑到市场，他会考虑到艺术，所以他会为艺术而服务。好的作家应该在边缘，好的作家如果现在有人看的话，明天没有人看。 南都：在你眼中，好的作家都要经过一段寂寞？ 顾彬：对。有的作家今天成功，明天不成功，很多当代作家骗自己，他们觉得自己的书在市场上卖得很好，他就是好作家，这是开玩笑，好的作家我们今天不一定都知道，可能他们死了以后我们才发现。 南都：你办了两份杂志，一本叫《袖珍汉学》，专门介绍民国文学；另一本是亚洲文化杂志《东方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对于推动汉语文学，做了哪些工作？ 顾彬：其实两本杂志都介绍当代作家，不管我喜不喜欢中国作家，如果别人的文章写得好，写得有意思，我就发表。比方说，维也纳大学一批研究生写中国当代文学的文章，他们会写莫言、余华等等，我都发表。有关中国当代小说家的资料，我们的杂志发表了不少。 南都：除了翻译、办杂志外，你自身的创作情况怎么样？ 顾彬：我每天写诗，还写散文，当我在翻译的时候，我没办法写自己的作品，我老为中国当代的作家牺牲自己的创作，但当代作家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应该翻译他们的作品。 目前我准备第二本散文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在德国卖得不错，我的诗歌卖不出去，我第五、第六本诗集早就写完了，但很有发表的困难，我可以开诗歌朗诵会，这没问题，但人家不想买我的诗歌，他们想听我的诗歌，想听我的声音，不想看我的东西。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0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作者： 施文  |  评论(0)  | 标签: 仙剑奇侠传 , 英雄 , 正义 重温仙四：一款有思想的游戏 仙剑奇侠传（四）是迄今为止我最喜欢的一款游戏，很久之前就想为她写一点文字了。在今年暑期仙剑奇侠传（五）即将发布之际，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仙四曾经带给我们的快意和感动。 “仗剑携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蓦然回首成一梦。”仙剑系列游戏（以及轩辕剑、剑侠情缘之类），有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有曲折精彩的故事情节，刻意营造出一个上天入地、前世今生、人妖共处、爱恨情仇的玄幻世界，让人沉醉其中，乐而忘返，而不像某些游戏那样，只是费尽心机的打打杀杀。总之，仙剑系列，无愧于真正意义上的“第九艺术”。 更难能可贵的是，仙剑游戏有着自己的主题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有关世界人生的象征或寓言。仙界的矛盾就是人间的矛盾，刀光剑影的玄幻世界，实则为我们利益纷争的凡俗现实的投影。深刻理解和领悟这些，我们才会从虚拟空间走回现实，重新关注和思考这个凡俗世界以及我们自身。 仙四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其主题之鲜明，寓意之深刻，所带给我们思想上的开悟和心智上的启迪，每每让人赞叹不已。不信？且待我们再次走入那感人至深的艺术世界。 一、 族属与善恶 从初出茅庐的青涩少年到武艺高强的英雄豪杰，我们的游戏主角总要经历一个成长过程，总要通过战斗和打怪来升级的。但是，战斗并不意味着屠杀，也并非所有妖怪都是邪恶的。品德善恶只能从个体行为的角度来判断，与特定的身份族属无关，即便是非我族类的妖魔鬼怪。 仙剑四的故事便大大突出了这一思想。在主角云天河、韩菱纱的寻仙途中，听闻八公山女罗岩妖怪伤人，便协助柳梦璃上山调查，却只见一群瑟瑟发抖的小槐妖。原来，由于人们过度采摘离香草，导致槐妖缺乏食物，因此才会伤人示警，（呵呵，这其实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啊，作者很有现代的绿色环保思想呢。）未料却惊动了入世剑仙，进洞将成年的槐妖全都杀死，那几只小妖妖气较弱，未被剑仙发现，方才逃过一劫。如此妖怪，善乎？恶乎？对于这样的小妖，天河等人自然心生爱怜，手下留情了。 后来，在一处水底的居巢国，天河、菱纱、梦璃再次见到几只小槐妖。故人相见，自然十分欣喜。然而，出身名门正派的同伴慕容紫英却以斩妖除魔为己任，更兼小槐妖认出紫英正是杀害父母的仇人，双方不免剑拔弩张，导致紫英愤然离去，暂时与天河等人决裂。 然而，经历系列波折磨难，明了其中的是非曲直，慕容紫英最终抛却门户之见，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不惜背叛师门，与天河等人一起，为了保卫异族梦獏不受人类的侵伐劫掠而战斗。他的举动，同当年救下小梦獏（即柳梦璃）逃离人妖之战的云天青（天河的父亲）一样，在族类与正义之间，选择了后者。 读过（或者说是经历吧）这样的好故事，我们还会轻易将身份族属与善恶判断生搬硬套在一起吗？反观我们这个世界，凡是黑人都是低劣的，凡是犹太人都该杀，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怎样可怕的种族主义思想！但是，却总有一些中国人，要我们没来由地、无条件地仇恨美国人或是日本人。 总之，我们所追求和践行的善与正义，同特定的国家族属无关，只取决于个体及群体的实际行为。爱国主义其实是一种最浅薄的思想，更是暴君忽悠民众为其当炮灰的利器。喜欢仙四的年轻朋友，您以为呢？ 二、 至善与寻仙 毋庸置疑，仙四的主题，就是寻仙。天河与菱纱下得山来，便渴望成为御剑而行、来去自如的剑仙，从而踏上了寻仙之途。后来梦璃加入，共同投在昆仑琼华派门下，慕容紫英则为同辈师兄。昆仑琼华派，自然是以修真求仙、斩妖除魔为宗旨。若干年前的那场与梦獏之间的人妖之战，起因正是琼华派企图借助异族的资源和力量，早日修成正果，羽化飞仙。琼华派前辈玄霄和夙瑶机关算尽，汲汲以求的，也不过如此。这样，寻仙或成仙便成为“至善”，被赋予压倒其他一切的正面价值，成为很多人甚至整个琼华派的终极目标。 但是，仙四的故事表明，人们为追求这一至善，为实现这样的终极目标付出了怎样悲剧性的代价。在陈州，天河等人所遇到的江湖女子琴姬，为寻仙访道，漂泊四方，舍弃家庭天伦之乐，终有负夫妻缱绻之情。在炎帝神农洞，作为半仙之体的梭罗树仙楚碧痕，不顾姐姐寒镜的劝告，催动法力，欲与炙炎石身合成仙，未料梭罗果虽成，自己却魂飞魄散。玄霄、夙瑶以及整个琼华派，为了成仙任意妄为，走火入魔，罔顾天下生灵，并不惜发动战争给异族带来痛苦，最终受到仙界的惩罚，惨遭灭顶之灾……所以，恰当地说，仙四的主题不止是寻仙，还是对寻仙的反思，是“反寻仙”。 在游戏的虚拟世界里，如能羽化成仙，便可实现自我，更可造福于世，可谓善莫大焉。但是，一旦把成仙当作统领一切的至善，当成可以运用任何手段、不顾一切代价来追求的终极目标，寻仙之人便已经人性扭曲，心魔丛生，从而走向邪恶，走向善的反面。我们可爱的游戏主角，却从不执着于这样的“至善”，不做悖情逆理之事，不失天真自然的赤子之心。爱情是无价的，但是，为了对抗琼华派对梦獏一族的入侵，梦璃选择离开钟爱的天河，担负起保卫家园的责任；生命是可贵的，菱纱明知盗墓会减损自己的寿命，还是为了心中的挚爱再盗一次墓穴，为天河取得后裔射日弓；紫英原本囿于成见，最终却在人妖之战中，为了正义与师门决裂…… 而我们所在的现实人间，原本就不存在什么可以统领一切的“至善”。只有几样基本的善，随社会情境的不同而显出相对的重要性；有时，个体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善之间进行选择。但是，总有一些人，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野心，把某样价值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强迫他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其实，即便是善，也因强迫所有人都来遵从，而走向自身的反面。在我们中国上个世纪的历史中，就曾有这么一种东西得享这种殊荣，并引发了全民族的狂热。这种东西我们并不陌生，它的名字叫做“革命”，其终极目标，则是“共产主义”。想到这一点，您说，仙四“反寻仙”的主题，难道不是一个如《笑傲江湖》那样的政治寓言？ 三、正义与担当 仙剑系列及同类游戏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英雄主义。我们的游戏主角，总要拯救世界苍生，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云天河就是这样的大英雄。这取决于他的天赋异秉，取决于他的特殊身世，取决于他的成长经历，更取决于他和他的同伴的自觉选择。仙界惩罚走火入魔的琼华派，却累及天下苍生；天河逆天改命，用后裔射日弓将琼华派毁灭，人间得以免除一场浩劫，自己的双目却灼伤失明，英雄主义的主题因此达到了最高潮。有力量，有担当，并肯为天下苍生的福祉做出自我牺牲，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大英雄，是要义薄云天，代表和维护着社会正义的。 什么是正义？前面说过，我们的世界并不存在压倒一切的至善，而只有几样彼此相异的基本的善，包括自由、平等、人道、博爱等等。这些基本的善被剥夺，就等于强迫人们去忍受生存的深重罪恶。所以，遵从和维护这些基本的善，就是正义的；违背和破坏这些基本的善，就是不义的。仙四故事中，即墨的狐仙欺压山神百姓，为祸一方，是为不义；琼华派为求修仙速成，企图借助异族的资源和力量，竟不惜发动侵伐战争，更是不义；就是代表仙界的九天玄女，因惩罚琼华派祸及下界百姓而不顾，同样不仁不义！（如很多人所指出的，九天玄女的情节，是仙四的一个败笔。）而阻止上述种种邪恶和不义，便最终成全了天河等人的英雄正义。 或许我们会感叹，那些气贯长虹的英雄义举，我们今天只能到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中去体验、去寻找了。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庸俗无奇，我们微不足道，甚至人役于物，身不由己。“我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相信北岛的这句诗能够得到我们大多数人的共鸣吧。 但是，我们发现，在今天的中国，在这样一个时代，做一个独立自主、完整意义上的人并不容易。做一个人，就是既不做奴才，也不做主子，就是要反对专制独裁制度。在一个不平等、不自由、不民主的世界里，做一个人，就是要为自己也为他人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争取那些原本属于我们却被某些人或某个专制集团剥夺了的基本政治权利。这些基本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言论与信仰的自由；结社、罢工和示威的权利。只有反对奴隶制度才能够不做奴隶；只有改变世界才能够最终改变自己。这样，为了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我们将不得不为了社会正义而有所担当，我们将不得不变得英雄一点。能够运用和平手段，来对抗专制权力的野蛮，为自己也为他人争取做人的权利，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英雄！当中国的确需要改变，并且，这种改变注定需要某些个体为此做出牺牲，相信会有人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坚定而清醒地说：算上我一个！ 重温仙四，重温那些曾经的快意和感动，也让我们重新关注和思考我们所在的世界以及我们自身。同时，支持正版，期待仙五更加精彩。 施文，2011-6-19。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施文的最新更新： 未有民主之前（摹写鲁迅《未有天才之前》） / 2011-06-09 22:24 / 评论数( 0 ) 让选票飞 / 2011-06-02 11:23 / 评论数( 0 ) 我的仇官情结 / 2011-05-27 22:09 / 评论数( 2 ) “适彼乐土”，中国人的出国梦 / 2011-05-20 22:51 / 评论数( 2 ) 用脚投票，可怕的“和平演变” / 2011-05-20 22:42 / 评论数(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