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会议

作者：胡治安 来源：炎黄春秋 　　 　　　　上世纪30年代，章乃器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闻名于世，备受国人敬仰与称道。而在50年代，却以中国第一号大右派而家喻户晓，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实章乃器什么时候都是君子，即使在他被千夫所指整日挨批的1957年，抑或在被贬闲居的20年，也从不减君子本色。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 　　 　　　　章乃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章乃器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叫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殊论’”。他对这个阶级总的估计，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有所用，死得其所”。 　　 　　　　章乃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意见和主张，在民族工商业者中，产生了积极影响。章乃器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装潢、美化”资产阶级，抹杀阶级界限，否认阶级斗争的祸水，因此遭到责难、非议、批判。 　　 　　　　对章乃器的批判，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当年4月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作工作报告时脱稿列举事实，赞扬工商业者，并提出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的政党，引起争论，遭到批判。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报告会议情况时说，“对有人在会议中夸大资产阶级进步的一面，宣传民建会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主张，会议也进行了批判，指出这是掩盖与忽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企图模糊阶级界限……”1956年11月民建一届二中全会上，章乃器就两面性、思想教育、对党的态度和理论问题，提出了成套的意见。而会议对章乃器的批判也几乎白热化，有人甚至主张撤销章乃器的民建副主委职务，开除民建会籍。章乃器不仅不服，还发表长文《如何评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两面性》，着力批判教条主义，说教条主义者“关心的是经典著作成语的僵化的尊严，而不是革命的利益；是自己的进步面目和理论家的地位，而不是革命的现实”，迷信‘社会主义愈胜利，阶级斗争愈剧烈’的错误论断”。 　　 　　　　中央统战部对民建二中全会批判章乃器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认为章乃器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上，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只要鼓励，不要批判；愿意听独立自主，不愿听党的领导。但统战部的报告也肯定了章乃器，敢于代表资产阶级公开尖锐的批评和斗争的积极性，敢于和我们（中共）唱对台戏的积极性。对他的这种积极性，“不仅不应该打击，而且应该加以重视，对他的错误和毛病则必须进行适当的批评”。 　　 　　　　毛泽东也于12月初复信黄炎培，从开展“党内斗争”的角度，称赞“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 　　 　　　　章乃器对自己的理论很有信心，在被批判中，不断加深研究，以期更加充实。他在形式上看来孤立，而实质上并不孤立，不仅许多工商业家以不同形式支持他，而且毛泽东也对章的一些观点表示赞同。 　　 　　　　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约黄炎培谈话时说，资本家唯利是图，人家说不好，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国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所图的利，三方面都能够照顾到，正是希望他们，需要他们来“图”。这是黄炎培同年7月2日在民建会上传达的。章乃器自然听到了，他对过渡时期“剥削光荣”是充满自信的。 　　 　　　　当他的“红色资产阶级”、“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观点受到严厉批判时，他不服，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他直接问毛泽东：“我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错吗？”毛稍停片刻，说在中国不当红色资产阶级，难道当白色资产阶级吗？章乃器1956年10月在民建中央常委会上说：“毛主席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曾对我说：‘我很同意你这个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中国还允许有白色资产阶级存在吗？’。”1957年6月17日的批判会上，民建副主委胡厥文说：有一次，他说毛主席同意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我说，乃器同志，你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我章乃器一生从来没有骗过人。但实际上是骗了人。胡厥文说到这里章乃器当即高声反驳，“没有骗人！”可见红色资产阶级一说，毛泽东是认可的。章乃器的老朋友，同为民建副主委的化学工业家李烛尘对他说：毛泽东曾告诉李：说民建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什么不好，倒是很好，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是红色的也不行呀！ 　　 　　　　但是，在毛泽东、李维汉等人心目中，章乃器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总代表。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讲话中，就说“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即把章的话当成应当批判的“臭屁”，应该锄掉的毒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工商业者问题”一节，“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的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等等。所有的批判就是针对章乃器的观点。李维汉在6月8日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总结讲话，就以章乃器为批判靶子。“有人反对思想改造”，说“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阶级两面性，如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绝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等等”，李维汉明确表示，“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二、“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迎接批斗 　　 　　　　反右斗争开始了。有了毛泽东、李维汉的定性和批判，章乃器在劫难逃。章乃器直面大批学者、“专家”，直面“金口玉言”，没有退缩、屈从，曲意检讨，而是“轻松愉快，心安理得”地迎接批判，倔强反击。批判章乃器的部门，主要是两个：一是民建和全国工商联，一是粮食部机关。 　　 　　　　在1957年6、7月间，民建和工商联连续召开多次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对章乃器进行批判。章面对群情激愤的场面，从容辩驳，甚至“顽固地”宣扬自己的观点、主张。 　　 　　　　第一，不承认“两条路线斗争”。在6月15日与17日的会议上，他针对所谓“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进行申辩反驳。他认为说“两条路线斗争”是没有“区分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乱说”。“是违反实际、违反宪法精神的”大帽子。他公开表示不同意李维汉对他的批评，“李部长的讲话，没有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第二，不怕当右派。在6月17日，章乃器作了第二次发言，态度鲜明，说“人民日报说章乃器‘拒绝批评’，这四个字我不接受”。“我不承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再讲一句话，我这个人不勉强争取作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可能实质上我还是左派”。两会（指民建和工商联）批斗之后，即做出决定，停止章乃器在两会的职务，检查交代。章乃器的两次发言，在报上公布之后，工商界一些人认为章乃器才真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是他们这一阶级的英雄；有人说“下次选举时一定要选章乃器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主任委员”。吴大琨、黄炎培等人批判章乃器后，收到恐吓信，不同意他们对章的批判。 　　 　　　　第三，可以不当代表、委员、部长，“人还是要做的”。 　　 　　　　对章乃器批斗的另一场所，是粮食部机关。8月12日至16日，粮食部对他们这位由毛主席亲自任命的第一任部长，进行了四个半天的批斗。12月，又开了三个半天的斗争会。粮食部机关干部对章并无恶感，倒觉得他很能干、很负责，有建树，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毛泽东称赞粮食部是“后来居上”。粮食部的党组书记陈国栋，是章乃器在安徽当财政厅长时的下属，在工作中尚能较好的合作，章说他当部长是有职有权的。因此，粮食部对章乃器的批判，必须借助外力。民建的相关负责人挺身而出，在粮食部大礼堂报告右派分子章乃器的“丑恶面貌”。后来又派人直接参加斗争大会，进行“揭发批判”。章乃器气愤已极，向部党组提出警告：如再任外间市侩在部礼堂上诽谤侮辱部首长，我将宣读宪法第51条条文，下命令解散会议。 　　 　　　　8月16日，章乃器最后一次参加部党组会议，他对党组书记陈国栋说，我有三点是不能改变的：第一、我非常乐观，就是在黑暗时代也不曾悲观失望，解放后更加如此，自己感觉自己没什么。第二、我同旧的官僚政客不一样，投机取巧，拉拢人，我是不会的。我是靠脑力劳动吃饭的。第三、也是基本的一点，我曾经讲过，在旧社会反动派千方百计威胁我，甚至在安徽时方治（国民党特务）的手枪威胁下，我坚决不肯反共，我到武汉时，蒋介石下手令，要我当三青团干事，徐恩曾（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找我参加国民党，我都拒绝了，我是经受了考验的。因此，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对灵魂判死刑，我是不能接受的！ 　　 　　　　他这种宣言式的讲话之后，自然受到批判，他又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人民代表可以不当，委员、部长可以不做，人还是要做的！” 　　 　　　　对章乃器的批判，有一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章乃器不承认反党，更不承认反社会主义。章乃器对当时社会主义，确实有些什么批评意见，比如说“大党主义”、以党代政问题。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章乃器的《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要求中共“检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继而说：“以党代政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机构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他还说：比喻可能不正确，“但，无论如何，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加强党的政治和政策思想领导，充分发挥各个系统的积极性，显然是有利于把国家工作做得更好的”。 　　 　　　　他建议“在工作中，更不宜强调公方与私方界限，也不宜强调党与非党的界限，而主要的应该按照职责和分工办事”。 　　 　　　　章乃器在实践中发现，当时的社会主义有不少问题、缺点、失误，需要完善、改进。在整风运动中，他就以主人翁的身份、老朋友的口气，“开门见山”地提批评，作建议。他的本意在帮助共产党消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撤“墙”填“沟”，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建设平等、民主、自由、高效的社会主义。而在当局和他的反对者心目中，章乃器就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坚持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有意见，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其方式和手段比章伯钧、储安平更隐蔽、更毒辣、更狡猾。批判会、斗争会，一场接一场，咒骂、呼叫一阵高过一阵，甚至将他11岁的小儿子也拉上陪斗。章乃器则回答：“威武不能屈！”“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活！” 　　 　　　　三、“总理，我向您伸出救援之手”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右派的老祖宗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这是金口玉言，“钦定”不移的了。 　　 　　　　1957年6月19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出联合指示：《全国工商业者团结起来，立即展开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作坚决的斗争》。《指示》明确“章乃器就是右派分子的突出的代表”，“他无耻的宣传红色资产阶级的论调，鼓吹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本质区别，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如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别。……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他歪曲斯大林对于共产党员品质的说法（指章批评斯大林说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的观点是错误的，是造成党与非党的‘墙’与‘沟’的思想基础——引者注）……就是要动摇共产党的领导。……把官僚主义说成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更是赤裸裸的诽谤社会主义，露骨的宣传资本主义复辟”。号召民建全体会员和全国工商业者，都要“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层层深入”地对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开展坚决的斗争。此后，一批重量级人物，黄炎培、陈叔通、李烛尘、胡厥文、孙起孟、孙晓村，及两会中的大知识分子施复亮、千家驹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上发表文章，批判章乃器。 　　 　　　　章乃器成了全国头号大右派，为了彻底批倒、批臭，民建与工商联编辑了《章乃器反共三十年》、《右派分子章乃器的丑恶面貌》、《批判章乃器反社会主义思想专辑》、《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前两本由新华书店经售，推向全国，分别发行两万册、十万册；其他两本内部发行，在民建、工商联及相关系统散发。在这些批判材料中，章乃器的形象被扭曲了。 　　 　　　　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中，“章乃器”三个字在全国报刊、广播中频率最高，名声最丑、“最臭”，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但个性倔强的章乃器，仍在挣扎。7月22日，他致信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说自己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意图，要求国务院进行检查，对他做出结论。 　　 　　　　“两会”和粮食部进行轮番批斗后，章乃器于1957年11月12日致信周恩来，不承认历史上反共，不承认与章罗联盟有勾结，不承认“章记小集团”，他写道：“斗争已经五个月了，为了运动，我对任何的污蔑都不急于作公开的答辩。我现在所请求的，只是内部是非的答辩。我再一次向您保证，我是永远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是一个历史复杂，性格也很复杂的人，对古人敢言极谏的作风有所感染……这种性格和思想，使得我在整风初期自以为决不做百分之九十害怕鸣放的人，流于放肆狂妄，失了言，对领导大不敬。绝没有对党猖狂进攻之想。” 　　 　　　　随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章乃器作《我的检讨》的书面发言，承认自己在思想路线是右派，但政治上，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1958年1月，章乃器写出两万七千余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全文分七部分，对自己被批判的问题，一一加以辩解。认为他的言论在“彼时”说来：“尖锐的程度只能算中间偏上”，还比不上张奚若、沈雁冰、黄炎培等的发言。之所以被划成右派，是因为有人在“制造典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我进行阴谋陷害”。他认为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界线很难划。对把他的论点批判为修正主义不服。说某些正确的思想，往往当成错误思想批判。在这篇检查的最后说：“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受处分）。一个只能受褒奖，不能受处分，只能升职，不能降职，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担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 　　 　　　　经过半年风狂雨骤的斗争，章乃器嘴上说“轻松愉快，心安理得”，精神痛苦却是外人无法估计的。他有了受处分的准备，但万万没有想到打击来得这样突然，这样严厉。他被撤销粮食部长职务，撤销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行政级别由四级降至十级，仅保留全国政协委员。在他的《七十自述》中，对撤职有如下描叙：“大概是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召见我，我就乘车到西花厅去见他，当时在场的还有习仲勋、徐冰两位秘书长。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出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的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决不是。总理问我做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的破产；我决不作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据章伯钧说，那天周恩来总理找他们三人谈话，章乃器没有谈完，就扬长而去。这反映了章乃器的个性。在回家的路上，他也感到不该如此造次。之后他又致信周恩来“请求原谅”。信中说：“您告诉的决定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从而我昨天的态度又有些生硬，有些情绪，甚至可能有些狂妄。这点请您原谅。我总以为二万五千字的根据事实的叙述，会起到应有的作用。”“您所说的‘组织服从，思想保留’我是这样理解的：处分是‘利害关’、‘得失关’，是不应计较的；人们强加于我的右派帽子，是‘荣辱关’、‘毁誉关’，是应该尽量忍受的；但我自己承认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是‘是非关’，那就决不可含糊，我不愿意颠倒是非以对人，也不能泯灭是非以对己”。“我仍然相信，我的冤枉可以昭雪，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是非最后一定可以大白……总理，我向您伸出救援之手”。 　　 　　　　次日，又给周恩来一信，大意是：“今晚八时听广播，知道我们撤职事已公布，谨报告感想如下，给我处分，我仍然感激党，能做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公民就是出于党之恩赐，就应该感激不尽。……过去九年间，党给我许许多多效劳的机会，更应该感激党……我将继续效忠于党，效忠于社会主义事业，至死方休”。 　　 　　　　在铁案已经铸成后，章乃器无可奈何，只得逆来顺受，“感激”一番之外，表白“至死方休”地跟党走。但他对“是非关”是看得很紧的。3月10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决定，停止章伯钧的副主席职务，停止章乃器、陈铭枢、罗隆基、黄琪翔、钱端升、叶恭绰、刘王立明、王葆桢的常务委员职务。为此，章又致信政协主席周恩来，说自己受冤枉，民建的“阴谋家”对他进行诬陷，请求党检查民建和工商联的反右斗争。并说自己是一个“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人”，但是“得不到党的谅解”。要求给他“详细申述”的机会。 　　 　　　　章乃器在不到40天的时间内，向周恩来写了三封信，都如泥牛入海。他紧守的“是非关”，只得像“得失关”、“荣辱关”一样在委屈中忍受了。 　　 　　　　四、“四十万右派中的硬汉子” 　　 　　　　“章乃器很深沉，很能动脑子”，这是李维汉对他的深刻印象。章乃器从不人云亦云，唯唯诺诺，凡事他都要问个为什么，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他也恃才自傲，有时目空一切。他讥讽民主党派有股暗流：争权夺利（提名单最积极），趋炎附势（爱捧场），阿谀奉承（见了共产党员就觉得自己低一等）。他鄙视官场上曲意奉承、投机取巧的人。自视清高，难免孤立。他被撤去部长、常委职务后，更加孤立。当年政协工作人员汪东林的回忆文章说：1962年在政协礼堂数次见过章乃器，“这位知名人物又黑又胖，烟斗不离嘴，总是绷着脸，没有见他笑过，他听别人发言很认真，自己讲话也很认真，仿佛一切胸有成竹，有着明显的自负的派头”。 　　 　　　　1959年章乃器在政协礼堂见到周恩来，握手之后，周恩来说：“乃器你还有点自负吧！”章说：“我哪敢自负啊，是朋友们都不理我，都不跟我接近，我有话无处说！”显然，这是对周的意见，因为多次写信，要想向他“详细申述”，周没有回音。周恩来不愧为谈判高手，一下就把球踢出去了：“李维汉部长在这里，你可以说么。”李维汉插话：“乃器是自己孤立自己。”这次短短几句对话，章乃器却兴奋了一阵子，他认为周恩来说他自负是党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不是政治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思想作风上的骄傲自负。此后，他常到政协礼堂跳跳舞，看看电影，听听报告。他又“反思”自己，说他从旧社会带来了两个毛病：一是骄傲自满，目空一切，搞不好团结；另一个是男女作风问题。这倒说得很实在，也很虔诚。拈花惹草的事，确实不少，并因此而吃过不小的亏。他说：“我是五四时代的人物，这一代人谁能免了一点点浪漫主义？民主人士中真正干净的有几个？” 　　 　　　　保留政协委员，就保留了他的活动舞台和讲坛，章乃器就利用它发表意见。1958年至1960年分别去了河南、福建、湖北参观考察。1962年1月6日至2月1日，章乃器又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到山东、上海、浙江三省市参观考察。回京之后，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他四次发言，就经济建设、政治活动、民主法制等问题侃侃而谈，说出许多人想说不敢说或不会说的话。正是这些意见被认定为再次向党“猖狂进攻”。 　　 　　　　（一）“国家无法制，社会无信义” 　　 　　　　章乃器说：“潘汉年，胡风没有审判，凭什么把他们逮捕扣押几年，这不是违反宪法么？关于右派处理办法，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就是违反宪法。在反右时，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某某是有罪的，因为他是头面人物，可以不加逮捕、不予论罪云云，这是司法机关的判词，人民日报有什么资格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机关可以判处右派，判处劳动教养，而劳动教养是巧立名目的劳动改造，机关有什么权力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可以说国家无法制，社会无信义，机关工厂无管理。” 　　 　　　　“对我五次围剿，我不死，是我坚强。既是敌我矛盾，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那里来的这些辩证法？这是对宪法的蹂躏。” 　　 　　　　“现在只提12条，60条，70条，就是没有人提1954年制定宪法106条。经过一亿五千万人制定的宪法，1957年群众运动一来被忘记了。怎么能使群众信服？现在政府法令没有威信，群众奉公守法精神不够，司法机关知法犯法。” 　　 　　　　（二）“言者有罪，闻者恼怒” 　　 　　　　他说，1957年我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心向往之。但我受到了打击。在旧时代，我们说“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现在是“一个人打下去，千百万人沉默了”。现在是“言者有罪，闻者恼怒”。受了委屈的人不能喊冤，“喊冤有罪。”看戏中，老爷出来，拦轿喊冤的，先打四十大板。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还有不许喊冤的。他对人表示，政协大会时他将提三个提案，矛头直指黄炎培等民建中央领导人。他估计，这样做后，“不会推出午门斩首，也不会凌迟处死，最多把政协委员去掉”，“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三）不是我认错，而是党要纠偏 　　 　　　　在座谈会上，章说“毛主席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消极一面是软弱性，但反右斗争中，忽然说资产阶级右派造反了，说造反应该是动刀动枪。谈谈，批评批评是动舌头，怎么能说造反？中国自古就鼓励批评，叫忠谏。如果说资产阶级软弱性居然敢造反，那应该是反动的坚强性，不是软弱性。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不敢领导或者说领导不好，现在社会主义了，资产阶级消灭了，怎么敢造反，说资产阶级造反是违反常识的”。 　　 　　　　“反右整风时，浮夸风到了绝顶。对许多论点的武断就是浮夸的典型。说我反共30年等等。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来认错，而是他们要纠偏。” 　　 　　　　（四）开展“恢复常识”的教育 　　 　　　　他说，这些年由于缺乏常识造成很多缺点和错误，主张开展一个恢复常识的运动，来教育那些不懂常识的人。比如：学生以读书为主，教师以教学为主，科学院是科研工作的基地，这些本来连小学生都懂的普通常识，现在居然要在中央文件和一些领导人讲话，重新来规定这些定义，岂不笑话？ 　　 　　　　“人民日报经常发表一些违反常识的文章，如现在各地纠正‘一平二调’，而人民日报还在宣传‘大河有水小河满’，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平二调’的思想基础”。 　　 　　　　章乃器说：有位经济学权威说：“我国现在政治思想上资产阶级未被消灭，但从经济上看，资产阶级是被消灭了”，这是缺乏唯物主义常识，照此说法，现在有些人还有封建思想，是否封建阶级还存在？……有些教条主义理论家，总在宣扬家庭是上层建筑，也可以消灭。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1958年这个时期，我们就把人家的家庭也拆散了，女的参加妇女队，男的参加突击队，把家庭中男女老幼的自然协作关系打掉了。 　　 　　　　章乃器发言之后，曾对人说，我的发言，是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言人所不能言，我发言时会场寂静，但见会心的微笑与叹服的点头。“右派头子”们听了章乃器的发言，个个暗自欣喜，支持夸赞。章伯钧称他这位宗兄“有一股正气，很有骨气，连共产党员听了他的发言也要暗中点头”，“四十万右派分子也应该有一个硬汉子，应该支持他！”“千百年后对他的看法，不会和今天一样。”陈铭枢说：“章乃器发言很好，中共应该下罪己诏。”罗隆基通过刘王立明向章妻子杨美真打招呼，表示支持同时要章乃器小心点。 　　 　　　　五、“名裂身未败，家破人不亡” 　　 　　　　同章乃器的预料一样，他在政协会议提出三个提案后，吃到了苦果，加重了打击。 　　 　　　　（一）解除政协委员，生活“又打折扣”。1963年1月20日，章乃器被开除民建会籍，同年3月7日民建建议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提请政协常委会通过。那次政协常委会，对章乃器缺席“审判”。常委们“一致通过”决议，将“政治上反动的右派分子”章乃器逐出了政协大门。在生活上，先是每月发给生活费150元，后又增加了50元，但文革中降到了每月50元。有时候，章乃器自己上自由市场买菜，将帽檐拉得低低的，“破帽遮颜”进闹市，买些猪下水、猪头之类，自己动手，加工细作，成为“美味佳肴”，他说“钱少了，营养不能少”。1947年，章乃器在香港曾创办港九地产公司，获利丰厚，后应中共电邀，北上参加人民政协，将产业交给了王宽诚——后来成为香港巨商。1963年12月王宽诚来北京，章乃器与之促膝交谈了两个晚上，但向王宽诚借钱未果。 　　 　　　　（二）妻离子散。一个温暖的家庭，在政治风暴中破裂。妻子杨美真于1957年10月离开家庭，到1958年春，才敢每隔一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尽管如此，她仍然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被打成“右派”。1959年末，杨带着一个星期的安眠药回了家，自己写好了离婚书，逼迫章乃器签字，并说，如果不签，就死在家里，章只得签字同意离婚。章乃器有五个在大陆的儿女，直到1962年，最小的儿子才回家看看。在这样的逆境中，章乃器写下了“名败身不裂，家破人未亡”的诗句，反映了他的境况、意志和毅力。 　　 　　　　（三）“文革”中死里逃生。“身不败”，“人未亡”，更聚焦在“文革”的惨痛中。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冲入章乃器住宅抄家，他本人则被押往吉祥戏院，这里并不“吉祥”，上演的是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红卫兵正举行鲜血淋淋的“打人集会”。送来的“黑五类”分子，惊恐不安地走着进来，血肉模糊地躺着出去。章乃器周围的人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唯有他凭着意志和气功的功力硬撑着，不久也因伤重而昏死过去。他命不当绝，恰在此时有一民警奉命前来，同红卫兵交涉，说是此人若打死了，不好向中央交代。好说歹说总算把他要了出来，成为这场惨剧中的幸存者。但当他被送往医院求治时，竟遭到拒绝。章乃器挣扎着爬起来，在医院的长凳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信送出后不久，章乃器被推进了急救室。事后得知，周恩来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 　　 　　　　章乃器经医院救治后被送回家中，但他的苦难还没有结束。请看他《七十自述》中的血与泪的记述：“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整整八个昼夜，我在绝食中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后来看到北京六中‘劳改所’的材料，那里面所用的酷刑，十分之八九都已在我的身上预演过了。但我居然没有死……我对付的态度，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气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们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六、对章乃器加重处分的个中奥秘 　　 　　　　章乃器是民建的真正创始人，却被开除出了民建；他是新政协的筹备者之一，却被逐出政协大门；被撤职降级后的工资变成生活费。出入“天子堂”的权贵，变成了“泡大澡堂”的平民。“右派分子”帽子摘了几批，他却被加重打击，这全是中共制造的悲剧吗？答案是复杂的，有中共极“左”路线，有民建内部的宗派斗争和感情纠葛，也有他本人倔强的个性。 　　 　　　　从1962年章乃器向政协大会的三个提案可以清楚看出悲剧的根由。在写提案前，他决心挑起一场斗争，自称“公愤私怨集于一身”，要利用政协舞台，将中共的军，他说“人家把我当敌人打在地下，我为什么还把他们当朋友，这是私怨。讲到公愤，各处工厂停的那么多，人死那么多，违法乱纪情况那么严重，对这些坏人坏事，有责任心的人不能不闻不问”。一个提案是针对中共的《请大会作出决议，重申宪法不可侵犯的尊严，以整肃国家法制，提高社会公德，并加强企业、机关的管理》，他引用宪法条文，列举出种种违反宪法的事实，如：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居然有人认为，“在机关、企业中，非党的正职必须服从党员的副职，非党的上级必须服从党员的下级，而且认为这样才算接受党的领导，否则就是反党，这就显著的造成公民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他说：“如果党在国家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是通过法令规章的制定和实施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是通过思想教育以贯彻党的主义，而仅仅是通过党组书记、党委书记甚至党员个人的特殊地位来实现，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全国造成千千万万个宗派主义的独立王国，造成分散主义的混乱！离开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片面强调组织性乃至人的依附关系，是不能不走上只问亲疏，不问是非的危险的宗派主义道路”。 　　 　　　　他在引用宪法第87条、第89条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后说：“在群众斗争中，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他就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甚至是答辩的自由……当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的时候，还能谈得到什么人身自由呢？” 　　 　　　　他说：“民无信不立，国家必须以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法令以取信于全民”，对宪法“加以冷落，乃至侮慢”，是“国家事业莫大的不幸”，是“建国十二年来最大的一笔浪费”！ 　　 　　　　他说：“不能儿戏国家大事，作为一个统治集团，费了极大的精力制造成一架属于自己的、相当完善的国家机器，为什么不好好地把它运用起来？”他认为“是因为受了教条主义的欺骗！大浪费，是迷信教条主义的代价”。 　　 　　　　他举例说：“1957年下半年，教条主义者从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一句话：‘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这句话来自《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列宁是1918年10～11月写这篇文章的。显而易见，1918年10～11月间苏联的实际情况和1957年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的作风。但它却确确实实影响了中国当时的局势，使得我们走上了背离宪法，违反党章，违反政协章程的错误道路”。 　　 　　　　这个提案，击中了当时错误路线的要害，有关方面自然恼羞成怒，加重对他的打击。更重要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章乃器自然成了阶级斗争的天然靶子。 　　 　　　　另一提案是针对受中共支持的黄炎培的。章说我就打他，他的后台出来，连后台一起打。提案为：《请彻查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孙晓村宗派对于提案人的诬蔑陷害，做出应有的处理，以申冤屈、明是非，而利统一战线工作的健康发展》。把民建内部多年来的宗派纠葛公开化，它揭露黄炎培的历史和反右斗争中的“右派”言论，说黄和孙晓村共谋“贼喊捉贼”的妙计，把“右派”帽子扣到章乃器头上，“既开脱了自己，又拔去眼中钉”。 　　 　　　　民建是由章乃器、黄炎培、胡厥文等共同发起组织的。章乃器起草了民建的有关文件，黄炎培推为主要负责人。1949年后，民建中央由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三人集体领导。由于个人经历、背景、个性的差别，常常存在意见分歧：对民建的性质、任务、工作方针、组织结构等重大问题上，都有严重冲突。 　　 　　　　不用讳言，黄炎培确有辫子供人抓，但他权位高，后台硬，有事就向毛泽东写信。自1949年至1960年毛泽东给黄炎培的复信就有17件。章乃器1963年8月在中央统战部约谈时说到双方的过错：“过去自以为理直气壮，就难免盛气凌人，但对方作威作福，仗势欺人，岂非更错？如果我应该检查盛气凌人，对方就更应该检查仗势欺人！” 　　 　　　　黄炎培说民建对章乃器进行了三次斗争。章乃器说，是对他进行了五次“围剿”。 　　 　　　　在几次“思想斗争”中，除了理论上的争议，也不排除宗派斗争的情绪。到了1957年反右斗争中，宗派主义的味道就更浓了。据章乃器在提案中说，粮食部“党组的一位同志告诉我：党对我没有意见了，现在问题在于党外的黄炎培和某老，他们不能满意”，“粮食部的斗争就会以不了了之”。 　　 　　　　章乃器将他的“右派”问题，完全归结为宗派陷害，有失公道。但，加重对他的处罚，开除民建会籍，同民建内部的宗派斗争不无关系。 　　 　　　　七、实践检验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成了右派以后，撤销了一切行政职务，整天无所事事，对章乃器是莫大的打击。满腹学识，一腔热情，不能使用，不能发挥，爱国有心，出力无门，是何等痛苦！自1958年1月到1963年12月，章乃器先后向周恩来写了13封信，除陈述对国内外大政方针的批评意见，对本人冤屈的申述外，也不断提出工作要求。但是，从我找到的资料看，直到周恩来辞世，没有一字的回音，直到章乃器告别这个世界，也没有一个“为党为国出力”的工作机会。 　　 　　　　章乃器虽被驱逐出政治舞台，失去了发表意见的讲坛，也没有了施展才华的场所，但他仍手不释卷，读了大量书，写了数百万字的笔记。反右斗争后，党和国家在极“左”路线上渐行渐远，他致信周恩来“我绝不能昧杀良心，做一个盲从错误乃至助长领导错误的误国佞人，也不能做一个‘国家事，管他娘’的行尸走肉”。他于无声处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 　　 　　　　1962年底，章乃器根据他接触到的材料和事实，结合自己的处境，总结了从1957年到1962年的经验教训，他称为“总结经验的尝试”，共十六条，其中包括：党制造了完善的国家机器而让它闲起来，事事以党的名义去做，是赤膊上阵，有点回到原始时代去了，在理论上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四年来的经验证明，没有党外民主，就更加没有党内民主；没有城市民主，就更加没有农村民主；而没有民主，自然就发生浮夸风，瞎指挥风，以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等。不尊重自己国家的法律，专靠发指示，搞运动过日子，这样必然会造成上下交困的局面；没有严格的法律精神，党纪也一定废弛；无法无天的情况是危险的，今后发指示，搞运动都必须根据法律。等等。 　　 　　　　他甚至继续批评以党代政，“包办一切”。章乃器对人说：“党应该做导演，可是他们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又搞灯光，还当经理”，“这种赤膊上阵的办法是愚蠢的”，“他们把国家机器放在一旁，事事由党包办”，“一个几亿人口的国家，不遵守法律，随便用党的名义破坏法律”，“反右斗争是违宪的，宪法上只有公民，没有什么内部和外部的区别”。 　　 　　　　章乃器还赞同议会道路，认为阶级斗争是无的放矢，文化大革命是发神经病。章乃器虽被贬谪居，但他仍不失爱国君子的本色，发出了穿透历史、警示后人的声音。 　　 　　　　在狂风暴雨的群众运动中，章乃器被卷入浪底，他虽然拼命挣扎，未能浮出水面。但他始终不服，坚信“政治上还我清白的日子一定会到来”。当他划为右派，受到处分后，就在家里挂上自撰的对联：“实践检验真理，时间解决问题”。他期待实践和时间，来证实自己的清白。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然而，时间老人，步履维艰，公正裁判，迟迟难决。待宣布为其改正平反时，章乃器已离开人世三年了。由摘帽到改正也经历了五年的纷纭复杂的过程。 　　 　　　　（一）毛泽东：人无完人，为他摘帽 　　 　　　　1974年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想到要特赦全部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同时也想到了右派分子，首先想到了章乃器。1975年4月毛泽东指示摘掉章乃器右派分子帽子。周恩来批示：摘掉帽子，如承认错误很好，不承认坚持原来意见也可以，继续当反面教员。如要去海外，我们欢送，如留下，我们安排。1975年4月27日，陈云、张劲夫、李金德在人大常委会会议室找章乃器谈话，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分子帽子。谈话中指出，1957年以前他为人民做过好事，解放后的安排是适当的……1957年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向党进攻，而且长期坚持右派观点，错误是很严重的，戴上右派帽子是完全应该的。今天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希望你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坚持右派观点，可以当反面教员，愿意到海外去，可以送出去，愿意留在国内，可以安排好生活。章乃器说，我当了17年反面教员，不想再当了，也不到海外去，五七年犯了错误，是个很大的教训……表示愿意检查错误，吸取教训，继续为人民做好事。陈云最后说，你今天表示承认错误，还要检查错误，我很高兴。检查要准备好，要很好学习，把自己的问题整理整理，不要急。毛泽东看了谈话简报，又问：“还有个林希翎呢？” 　　 　　　　1975年国庆宴会名单中，原有章乃器、梁漱溟、周扬、夏衍，但未实现。国庆后，当时的学部，即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简报，反映知识分子对一批文革中被靠边站的老知识分子参加国宴欢呼雀跃的情况，毛泽东看了批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周扬、夏衍、章乃器、梁漱溟参加就更好了。如鲁迅还在，他也不会同意把夏衍、周扬关这么久。” 　　 　　　　尽管毛泽东并没有为“右派分子”章乃器平反，只是从“人无完人”的视角，想到了他当年表扬过的粮食部长，在国民党内帮共产党做事的第一人。自此之后，章乃器的日子好过多了，生活费也由文革中的每月50元恢复到150元，还准备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安排为财政部顾问。但因当时党内斗争尖锐复杂，“四人帮”的横行肆虐，所有安排，均未能实现。 　　 　　　　（二）由不予改正的第一人，变为改正的第一人 　　 　　　　197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讨论了关于处理27名上层爱国人士右派改正问题的请示报告报请中共中央审议。报告提出，27人中，拟不予改正的有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6人，其余21人予以改正。 　　 　　　　同年11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在中央统战部的报告上批署意见：“此件影响较大，还有个别人的问题有争议。建议常委同志仔细看看，改正时要注意什么问题，也需考虑一下，是否要提交常委会或政治局议一议，请华主席、邓副主席酌定”。 　　 　　　　1980年3月22日，邓小平批示：“耀邦同志：我赞成对二十七人的处理意见，对不予改正的六人，也要说一两句好话。特别对亲属一视同仁。此件在我处四个月，因为我考虑这个问题迟几个月处理较好。现在五中全会开过，可以处理了。邓小平，三月二十二日” 　　 　　　　胡耀邦签署意见中的“还有个别人的问题有争议”，这个别人，是谁？就是章乃器。什么问题上的争议？不用说，就是改正还是不改正的问题。谁提出争议？胡耀邦没有说，也无从查考。据传是陈云。他坚持认为章乃器不应划为右派。这些传闻是有根据，有道理的。陈云不仅管经济，对章乃器在解放后的工作情况很了解，而且历史上就与章乃器有较深关系：章乃器弟弟张秋阳与陈云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同志，一起参加上海的武装起义，陈云从长征途中撤退到上海，首先找的是章乃器。从历史到现实，陈云对章乃器是心中有数的。邓小平虽然批了“赞成对二十七人的处理意见”，即章乃器维持原案，当得知陈云意见时，也就批准改正了。这样，到198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章乃器由原来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第一人，变成予以改正的第一人。 　　 　　　　非常遗憾的是，章乃器没有盼到这一天。一纸改正右派的决定，他没有得到手，却于1977年5月13日离开了人世。他的许多思想，特别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殊论”、金融货币理论、理财思想，仍是丰富的宝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值得借鉴、挖掘；他关于党与国家的关系的论述，在现实生活中更有重要意义。 　　 　　　　1982年5月，中央统战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举行章乃器“骨灰安放仪式”，将章的骨灰由八宝山骨灰堂第三室移入第一室。同时由《人民日报》发布消息：章乃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7月予以改正”。这就向世界证实了章乃器18年前说的那句话，不是他认错，而是中共纠偏。 　　 　　　　（作者为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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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关于田家英之死 进入专题 ： 田家英    ● 叶永烈       海外经常会“精心编造”关于中国政坛的种种荒诞的政治谣言，诸如“华国锋是毛泽东长子”、“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胡乔木所写”、“彭加木出现在美国华盛顿餐馆”等，还有所谓“田家英是汪东兴指使内卫枪杀”，甚至还谣传所谓“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 2002年香港《动向》杂志刊登罗冰的文章《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称田家英不是自杀而亡，而是被汪东兴的警卫开枪打死，并暗示此事与毛泽东有关系。这篇文章在海外广为传播。其实，所谓田家英是“他杀”，纯系子虚乌有的讹传。)     我曾采访过与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之死相关的当事人田家英夫人董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还采访了田家英挚友、毛泽东通讯秘书李锐。现把我采访所得的情况，记述如下。          【田家英夫人谈田家英离世的前夜】          我1989年9月16日、17日在北京采访田家英夫人董边，录了7盒磁带，她很详细回忆了田家英之死。我至今仍保存着她的谈话磁带。     董边说，1966年5月22日——星期日，这天给了田家英沉重的一击。     下午三时，中南海“喜福堂”田家英家门口(据董边记忆——作者注)，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从车上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董边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三人神情严肃。“无事不登三宝殿”，董边不知来意，又不便问。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避开。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逄先知也留了下来。     安子文对田家英的谈话要点，据董边回忆，是这样的：“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作者注)，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屏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显然，已成为新贵的江青、陈伯达借批判“彭、罗、陆、杨”的势头，要拔掉他们早就想拔去的眼中钉——田家英。     关于“三人小组”，笔者在访问王力时，他是这样说明的：“当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小组，下面分为处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问题的四个分小组(罗瑞卿问题已在上海会议期间处理——作者注)。田家英分小组的组长是安子文，组员是王力、戚本禹。”     安子文是奉命而来，因为他的职务是组织部长。诚如董边回忆此事时所说：“安子文同志在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田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     在安子文作为三人小组组长传达了中央意见之后，田家英的眉间皱起“川”字纹。他竭力克制自己，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统统交。”安子文答道。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开始点交文件。戚本禹逐份登记。安子文和王力在一旁看着。大约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深夜，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     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电话，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 ：“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董边听不出他话里有话，但知道他心里如割似绞，便坐在一旁默默地陪着。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是无言的。田家英一声不响，木然坐着。董边当时并没有把事态看得那么严重，以为像往常的政治运动——《五一六通知》才过去几天，谁会料到这场“文革”会那般惨重、残酷？     夜深了，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那时，他们所住的“喜福堂”是个小院子，中间是正房住家，右边是毛泽东的图书室，左边是逄先知的办公室。田家英那时坐在图书室里。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五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董边要他赶紧去休息。     “今天你上班吗？”田家英问她这么一句话。“上班。”董边答道：“七点就得走。”“你管你去上班，别管我！”田家英说道。     董边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检查“右倾错误”，要他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吃过早饭，快到七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并又一次劝他早点休息。田家英点点头，一点也没有流露出异常的情绪。董边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回竟是与他的生离死别。          【田家英自杀的经过】          5月23日上午，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喜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逄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喜福堂”格外安静，还因为隔壁的“增福堂”无声无息：那里原本住着陆定一一家。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已于1966年4月28日被捕。陆定一于5月8日从合肥回京之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的责骂，当即被逐出中南海，软禁于北京安儿胡同一号，一个班的士兵看守着他。     “喜福堂”格外安静，也由于离此不远的毛泽东住处不再人来人往：毛泽东在杭州住着，有时在上海，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重要的会议在京举行，他也没有回京。正忙于发动“文革”的他，行踪隐秘，百倍警惕着“现正睡在”他“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要借助“文革”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喜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     他已接到逐出中南海的命令，还有谁会给他挂电话，还有谁敢登门拜访？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中饭。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     他试着推了图书室的门，门反锁着，推不开。他等了一会儿，又喊了一阵子，屋里仍没有任何反响。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顿时触电似地尖叫起来：“啊哟——！”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里。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     下午三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董边觉得诧异，平素很少交往的安部长，怎么会直接打电话来？会不会发生了什么突然事变？急急赶回中南海，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她万万想不到，一转眼就隔着生与死的鸿沟。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董边如实回答。     安子文也长叹一口气：“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喜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个解放军。显然是来看守现场。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离开中南海！”董边正处于心灵剧痛之际，接到了命令式的通知。     董边无法在丈夫的遗体旁再多看几眼，便只好来到正房。一走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丈夫的手表——他在离别这个世界前，从手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的。他留下了遗言，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董边以为是要她暂时离开这里，匆匆拿了牙刷、毛巾和一点零用钱，就像平常出差似的，拿着一个小包上了汽车。她压根儿没有想到，从此就永远离开了这个地方。     “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田家英的死，是对正在席卷全国的“文革”狂澜的强硬抗争。他是一个没有城府，喜怒形于色的人。因为接到久别的妻子的一封信，会当众高兴得哭起来。当他蒙受诬陷，又一怒而以死相抗。他不会掩饰，不会屈膝，也不会忍耐。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          【王力谈田家英之死】          王力是 “三人小组”成员，是重要的当事人。从1988年11月3日起，直至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癌症病逝，这8年间我曾数十次采访王力并长期与他保持书信、电话联系。1996年9月27日，即他病故前20多天，王力还给我打来电话。王力讲话向来声音清晰，但那天电话里已含混不清。此后，我多次给王力家打电话，都是王力夫人接的。在王力病逝翌日，我便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他去世的消息。     1988年11月3日第一次采访王力时，他就与我谈及田家英之死。根据那次谈话，我写了一万多字的《王力病中答客问》，在上海、香港及美国报纸发表，这是自1967年8月30日被打倒之后，媒体首次对王力做详尽报道。     1988年12月7日王力以夫人王平权的名义给我写了一信：     叶永烈同志：     送上有关田家英之死引起的一些信件：     一、王力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致四川《文摘周报》的信全文；     二、《文摘周报》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刊载王力来信的摘要；     三、王力三月二十一日致《文摘周报》的信；     四、王力三月三十一日致《文摘周报》的信；     五、《文摘周报》刊载田家英夫人董边四月十日驳王力的信和逢先知的信；     六、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致董边的信；     七、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九日致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信；     八、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致《文摘周报》的信。     请查收，供参考。我也希望把这些文件送请林放同志看看。林放同志是我一直很尊敬的同志，也可以说是老朋友。我在上海时，徐锡成、陆诒、尚丁等同志也是我一直怀念的老朋友，不知他们近况如何？     这些信件能否发表？如何发表？可请上海的朋友们定夺。只是发表时要把提到的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的名字去掉，或改用其它的说法来表达。这些话，不一定都发表。我复董边那封信，提到党的极左路线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大问题，公布出去可能有用处。不着急。决定后请赐复。     祝好！ 王平权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     王力寄给我的8份关于田家英之死的重要文件，至今仍保存在我的手头，将来可以作为研究田家英之死的历史文献全文发表。现择其要点于下：     一、关于时间，王力称，他到田家英住处的时间，“不是1966年5月22日，而是5月21日。22日发生了另一件事”。     二、关于田家英自杀的原因，王力说，“田家英为什么被迫自杀呢？这有复杂的背景。因为我从1960年起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从1964年起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直到1967年8月被江青等人打倒为止，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是很清楚的”。     王力说，“把田家英被迫害致死归咎于安子文这次谈话，这不仅对安部长不公正，而且也违背历史事实……这也贬低了田家英在同极左路线斗争中的地位。”王力还说，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不是安子文宣布，“是另一个人宣布并执行的”。     我在访问王力时，他曾这样说：家英被迫死去，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极左路线的苗头，从1956年开始出现，家英就积极抵制。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4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记录)。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关锋谈田家英】          我在1988年3月3日、10月31日及1990年7月13日采访关锋时，他也谈及田家英之死，着重谈田家英的死因。关锋不愿意录音，再三征得他的同意，录了6盒磁带。     关锋跟我说起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说了一段从政治上严厉批判《海瑞罢官》的“最高指示”的来历。关锋说，那是1965年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谈话从上午九时一直谈到十二时。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前些天发表的两篇文章，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毛泽东说的一段话，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成千上万份报刊上，被作为“最高指示”背诵：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社论。)     据关锋回忆，1965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5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5人谈话。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绳、艾思奇、田家英于11月中旬飞抵杭州。     毛泽东找他们，为的是要商谈“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就在这时，毛泽东和陈伯达忽然离开杭州，听说去上海了。后来关锋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出席“解决罗瑞卿”的那次紧急会议。毛返回杭州后，召集5人开会。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毛泽东抽着烟，不停地谈着。艾思奇和关锋担任记录，好在毛讲话速度不快，而且中间因抽烟往往有停顿，艾和关几乎记下毛的每一句话。毛泽东谈笑风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谈对六本书的序言写作的一些意见，然后谈及为他编的《语录》。     毛泽东的这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经过几次三番修改后，并未送毛泽东审阅，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审阅，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倒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发明”权乃属康生。1964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依然没有应允。江青求助于她的老同乡康生。康生深知如果说江青要批《海瑞罢官》，反而会使毛泽东投反对票。他擅长于“上纲”，煽动道：“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您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戏剧进行反党活动。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影射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出戏是货真价实的大毒草。”     西子湖畔，毛泽东刚刚说毕那一席话，陈伯达迅即把毛泽东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评论，转告了江青。“主席这么重要的指示，要赶紧向全党传达。叫田家英马上把谈话记录稿整理出来！”江青催促道。     43岁的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17个年头。这一回接到了整理毛泽东讲话的任务，而现场记录是艾思奇和关锋，他就只好说：“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关锋是快笔头，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的谈话纪要。对于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他照录不误。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了之后，把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删去了。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江青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地骂道：“老右倾！”     田家英删去了那段话，后来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当然，田家英之死还有其它原因，但“篡改毛主席指示”是导致田自杀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这样，关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尽管关锋是田家英的冤家对头，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毕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叙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伯达避谈田家英】          在陈伯达去世前的1988年至1989年，我多次采访他。众所周知，他虽与田家英共事多年，但与田相左。所以他不愿意多谈田家英。陈伯达说，关锋所讲的记录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是确凿无疑的。     陈伯达早年与田家英的关系还算不错。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之后，与余文菲结合，生了一个儿子，田家英建议他为这个儿子取名陈小农──因为长子取名陈小达，就沿用这“小”字辈，而当时田家英分管农业，所以建议取名陈小农。(陈小农长大之后，觉得人家还称他“小农”，不舒服。于是，在1980年代初，趁他的户口从石家庄迁往北京的时候，改名陈晓农——作者注)陈伯达同意了。     田家英十分欣赏包世臣的一句话：“每临行文，必慎所许，恒虑一字苟下，重诬后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将“恒虑一字苟下”误排为“恒虑一文苟下”。)意思是说写文章必须慎重，一个字的疏忽都会给后世造成严重的后果。其实，包世臣此言，出自《与陈孝廉金城书》，即写给陈金城的信。陈金城乃陈伯达的曾祖父。     解放后，由于田家英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陈伯达常从田家英那里摸毛泽东的动向。毛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他都很注意，以便从中揣摩毛的心思。田家英看不惯他的这一套，跟他的关系开始紧张。陈伯达秘书姚洛跟田家英有些来往，陈伯达马上就很敏感，怀疑田家英是不是在背后搞他。他对姚洛说：“有人反映，你在背后搞你的‘老板’！”后来，姚洛被调走。在“文革”中，姚洛挨整。陈伯达要姚洛交代：“你和田家英是什么关系？！”直到这时，姚洛才明白他被调走的真正原因：原来，陈伯达早就对姚洛与田家英的接触生疑。陈伯达以己度人，因为他曾想通过田家英摸毛泽东的动态，因而担心田家英通过姚洛摸他的动态。调走了姚洛，由自己的老婆当秘书，陈伯达这才放心了……          【与戚本禹聊及田家英】          1988年8月20日，我在上海看望了戚本禹。我们聊了两个小时，直至中午12时整，有人来叫他吃中饭为止。     我跟戚本禹的谈话无拘无束。他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各种书报都看。尤其关于“文革”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他提到了香港报纸的一些报道，认为那是胡吹。他说，一家香港报纸称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等，他告诉我，他根本没上过大学。他又提到四川一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据说是“纪实”，实际上违背事实。那篇文章写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谈及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两篇文章。那篇文章说，毛泽东谈话时，戚本禹在侧……戚本禹告诉我，他当时并不在杭州。当时“在侧”的是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和田家英五人。     我告诉他，我请关锋谈了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情况。戚本禹说，关锋的话是可靠的。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提到姚文元和他的文章时，关锋在座，他不在座。因此，关锋的回忆是很重要的，是当事人。     戚本禹说，像你这样采访当事人，那就很好。他思索了一下，又对我说：“我是学历史的，自己又有过那么一段曲折的历史。我的历史教训是，写文章要实事求是，这样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你现在做的工作，是历史学家做的工作。”他也直率地问我：“从你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是了解情况的，可是，有时往往避开某些事实不谈——这可能因为你的文章要公开发表，而要在现在公开发表，有些事不便谈，不得不这么做。”     我说是有这样的情况。          【“道义之交”李锐的回忆】          我在1990年10月25日、2010年5月13日两度访问李锐，他称他与田家英乃“生死之交”、“道义之交”。     李锐调到北京工作之后，决心“弃文从工”。不料，《中国青年》杂志得知李锐写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要在杂志上连载。当然，在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上连载关于毛泽东生平的文章，相当慎重。李锐推荐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把关”。于是《中国青年》编辑部就请田家英审稿，然后在《中国青年》上连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李锐推荐田家英来“把关”，是因为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相识于延安。当年的延安，“莫道都穿粗布服，称呼同志一家人”。李锐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田家英则喜欢给《解放日报》写文章，差不多都是经李锐之手发表的。他俩意气相投，很快就成了挚友。     1957年8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上百万册。毛泽东是否从这个时候开始注意李锐，不得而知。     李锐与田家英的友情最深。李锐回忆说：     经常与田家英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所谓“危险的交心”，就是有时难免对主公(这是我们谈话时，他对毛泽东的尊称)有所议论：除谈论老人家独到的长处外，还谈到短处。如说主公有任性之处，这是他有次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谈到深夜时两人的同感。他还谈到主公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     李锐还忆及田家英一段尖锐的话：     他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第三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况。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与田家英的“危险谈话”被人揭发，李锐遭到了批判。但李锐宣称那三条是他说的，田家英才涉险过关。从庐山回到北京后，田家英特地给李锐打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据李锐说：“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     我在1990年10月25日采访李锐时，曾经问他，这“不幸被人听见”是指谁？李锐的回答使我非常吃惊：他的前妻范元甄。     范元甄跟李锐一样有着颇深的革命资历：1937年8月16岁的她加入中共。1939年2月调入重庆中共南方局党报《新华日报》任记者，18岁的她单纯而活泼，深受周恩来夫妇喜爱。然而在李锐“落难”时，范元甄居然向有关部门打小报告，把田家英也牵涉其中。田家英与李锐的关系如此密切，引起有关部门注意，从而怀疑在庐山上李锐宣称那三条是他说的实际上是为田家英开脱，从此使毛泽东对田家英产生不信任感。田家英自杀的祸根，恐怕也就在这时埋下。          【“文革”传单中的田家英】          田家英含冤而逝之后，由于他的情况特殊，并未在报刊上受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造反派讲话时，才透露出批判田家英的信息。     我查了“文革”期间种种“中央首长讲话”，发现谈田家英最多的是戚本禹。     1967年1月9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在谈到包产到户时，这样点名批判田家英：“农办的领导人田家英，一个反革命分子……很积极的。这个人已经被揪出来了……”     从戚本禹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给田家英戴上的“帽子”是“反革命分子”。不过，戚本禹只说田家英“被揪出来了”，并未说已经自杀。     1967年4月30日，陈伯达、戚本禹接待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时，戚本禹在讲话中又谈及田家英：     还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坏事，他提出“刘公还不造反哪？”所谓刘公就是刘少奇啊！“反了吧！还不反！”他就着急了，要跳出来。     这一回，戚本禹把田家英跟刘少奇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当时，就连1967年7月27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中，提及田家英时，也不得不按照当时的“流行语”，称田家英为“反革命分子”：     我去桃园是1963年11月，当时中央的第二个十条即关于农村社教运动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才发出，(直到1966年5月间揭发出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后，我才知道这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跑了几个省以后，由彭真和反革命分子田家英等搞的)……     第一次公开透露田家英自杀，是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与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这次接见，主要是谈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即“王、关、戚”)。周恩来说：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注销，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     从当年“文革传单”中可以看出，最初是戚本禹作为“中央首长”点名批判“反革命分子”田家英，而当戚本禹被打倒之后，又成了“跟着田家英走的”了。     历史终于还田家英以清白。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以及杨成武的冤案也终于得以平反。来源: 《同舟共进》         进入专题： 田家英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3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