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

有幸，此生在大学时代就认识高华老师；有幸，在夜晚的南大校园跟他散步畅谈；有幸，毕业论文得到他手把手的指导；有幸，常去他家书房听他娓娓道来人和史。 高华老师与南京大学，与南京，像一份“无处可逃”的因缘，几乎因此可以在聊起、忆起时，在脑海中浮起“南京高华”的水印。这四个字棱角清晰，方正干脆，也如其人。 南大的前身，是民国旧都的中央大学，校址所在是教会大学——金陵大学，赛珍珠在这里任教、居住了十年，在这里写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但以前的辉煌，可以转瞬变为“身份的原罪”，越辉煌越深重，以致即使改革开放了，南大在高校官场的资源争夺战中还是落尽末流。 这故意的疏离和流放，竟无意间也释放出一些“松懈”的空间。加上在这所朴雅低调的大学里，有许多老派的学者教授，在骨子里还是坚硬无比，虽已微弱，但仍可感。未必无心名利，却也甘心寂寥；未必不想当官，但仍首重师道。所以，在1978-1991年间，曾引发过若干重要思想事件。比如，1978年引发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出自该校教师之手。 一座这样的城市，一所这样的大学，它的遭遇和底蕴，似乎暗合着高华老师的人生和学术际遇。 我在南大政治系的第一堂课，老师就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大字写在了黑板上，让刚脱离高考梦魇的年轻人眼前一亮，虽然这样的“甜品”来得有点晚，比起一进大学就汲汲于学分的大学生，却也算是跨过了反向的“独木桥”。与创办“思想的境界”网站的李永刚老师的相识相交，更像是打开了一扇窗。 我从李永刚那里得知了高华老师当时刚刚杀青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并很快从“思想的境界”网站上读到了节选和高老师其他单篇论文。节制却有力的论证，朴实但有节奏的文笔，深深吸引了我。2000年大三选课时，当看到全校选修课表上有高华老师的现当代历史课，就毫不犹豫地选读了。 高华老师的课，几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他的声音高亢而顿挫，有史家的豪迈与清凛。至今印象很深，他在课上总是提醒大家，任何言之凿凿的历史结论都为时过早，都是武断的。举例时，他信手拈来各种党史材料佐证，如数家珍。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在写毕业论文时，找到高老师，跟他讨论选题方向，请他帮忙做指导老师，没想到他竟爽快地答应了。以后，经常有机会去他龙江小区的新家，跟他讨论论文的写作，闲下来，就闲谈时事。高老师对时事和思想界动态的兴趣极浓，也非常乐意听我跟他讲网络上的新鲜事。对我的很多不成熟意见，他不会直接批评，而总是在肯定其中的合理和可能的部分后，谨慎地提出他的不同意见和建议。这让年少轻狂的我感受到，思想是有尊严的，思想也可以有在宽容中具备力量的一种境界。 有两个不会忘掉的小细节。一次是毕业论文终于到了做最后修改的阶段，高老师提出从头到尾梳理一遍文字，他在电脑前一句一句修改文本，突然转过头对我说，简洁晓畅才是文字的最高标准。另外一次我帮他代回一封电邮，他口述我记录，他对每一封朋友的电邮都极其重视，用词造句语气，都要用心推敲一番，保持自然和分寸。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给高老师在海内外带来了学术声誉，他自己也特别重视，一直为修订收集新材料。但高华老师自己是很清醒的，有一次，他凝重地对我说起，喜欢看这书的人有两类，一类是真的反思“左”祸的，另一类是拿来学习“成功经验”的，很多人自己跟他说这理由。 经历过疯狂革命年代，对偏激和“左”倾思想，高老师的反感和警惕是很强烈的。这在他谨慎的性格之外，表现出特别率性的一面。记得他一句常说的南京方言口头禅，叫“烦不了”（管不了那么多）。可以说，高华老师的历史研究动力之一，是以无可辩驳的历史材料和历史分析对“左的浩劫”展开反思，唤起更多人的反思和觉醒。 高老师在世的最后一个春节，我从老家无锡坐高铁去南京看望他。一路上，看着沿途飞速闪过的夕阳景色，眼泪止不住哗哗流出。见到他瘦弱的身躯时，还来不及心生悲戚，他已笑容满面，开始聊天，仿佛学生是来交作业的，侃侃而谈，仿佛我从未真正离开他家的客厅。面对死亡的恐惧和痛苦，他好像在心里早已对自己狠狠地说过一句：烦不了！ 万分惭愧的是，在他最后的日子，犹豫徘徊很久，竟仍然没有勇气给他打电话，也许因为，我不知道该在电话里怎么说告别的话，不知道怎么安抚被病痛折磨四年如今大限将至的心情。只能将无限哀思托付星空。但我知道，他睿智宽爱的笑容和铿锵跌宕的声音，此生此世，都将萦绕在我心间。#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历史教科书变革 中日韩联手弥合历史伤痕　．乔志健、柴子文 （在中日韩首脑北京东亚峰会期间，日外相冈田克也提议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与日本「重返亚洲」新外交相呼应。同时，史丹福大学一项名为「割裂的记忆」、对东亚四地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正筹备在中日举办研讨会。历史教科书成为政治领袖、学者的共同聚焦。该项研究发现，中日韩历史教科书背后都有各自的受害者情结。彼此交叉验证、重新审视争议，是最终和解的基础。）   历史有没有真相？新一代会记住什么？忘掉什么？另一个国家的他们呢？美国史丹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申起旭深深明白「国家记忆」的可塑造性，生长在韩国的他，有感于东亚国家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死结，发起一项针对东亚四地和美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长期课题：「割裂的记忆」。   这项课题始于二零零六年九月，对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以及美国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进行分析比较研究，研究范围从一九三一年引发中日冲突的「九一八事件」，到标志着亚太地区二战正式结束的一九五一年《旧金山和约》为止的二十年历史。各地学者共同组成的庞大项目，目标在于，探讨东亚各国的历史记忆如何形成？如何彼此错位？哪里才是进一步和解的途径？   零九年十月，就在课题组正筹备在日本和中国大陆的研讨会之时，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期间，日本外相冈田克也在东京的一场演讲中，提出建议：由中、日、韩共同编纂历史教科书。冈田表示，尽管「战争受害者的感情不会轻易化解」，但「日中韩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是解决历史纠葛的最理想办法」。这是日本官方迄今作出的最积极表态。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了韩国政府的积极回应。韩国学术界已经开始讨论「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的技术事宜。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也认为这一倡议具有积极意义。东京亦将在十一月承办学术交流会议时讨论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问题。   但这个建议也引起日本右翼势力反扑，右翼军事评论家佐藤守说冈田「真是疯了」，大批日本右翼分子在东京和名古屋等地聚会，大骂冈田是「卖国贼」。而中国网民及韩国民意也对此持有存疑态度。   二零零八年，法国德国合编的历史教科书已经进入两国的中小学教室。法德可以，为何中日韩不可以？   和解，未必需要认识的完全一致，但足够的耐心和诚意必不可少。事实上，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书早有先例。二零零二年，为了批驳日本扶桑社二零零一年编纂的右翼教科书，三国学者设立了一个「共同编写委员会」，历时三年共同完成《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日文版名《开创未来的历史》），二零零五年以中文、日语和韩语三种语言出版。但由于当时日本知名的大出版社不敢接手，最后由仅有六名员工的「高文研」负责出版，发行后在日本国内少人问津，影响甚微。   历史过去大半个世纪，为何死结仍然无法解开，现实仍然被历史绑架，历史仍然伤痕累累？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合编历史教科书对东亚三国仍然是个艰巨的难题，但历史从没像现在这样充满变革的机会。   「东亚各国、各地之间被割裂的历史记忆，是历史争议的根源。」「割裂的记忆」课题发起人、史丹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申起旭说。因此，他认为，作为历史认识形成的关键因素，历史教科书是研究东亚各地人们的历史记忆如何形成、促进不同地区的人们互相了解各自不同历史认识的关键，是解开东亚关于历史问题死结的捷径。   「我们并不需要大家就共同的历史达成一致。」在史丹福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割裂的记忆」项目负责人施耐德心目中，一个在广州上学的学生，应该可以了解到韩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是怎样写历史的，关于同一个历史事件，各自的  述是多么不同。「这不是很有趣吗？我希望，这能够引向真正的和解。」   事实上，这个项目的成果之一就是编辑这样一个补充阅读材料。这套阅读材料会被推荐为补充教材进入美国的中学课堂，美国高中生将首先受惠，但施耐德最希望的，还是教材也可以被翻译成中文、日文和韩文在当地使用。因为「在这个教材中，同样的历史事件，从五个不同视角来看，得到的描述是那么不同。然后，你可以理解很多问题」。这将确实有助相互理解和最终和解。   在项目初始阶段，课题组收集了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及美国使用最广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包括本国史和世界史教科书、各地区必修基础教科书和选修教科书。接着是确定八个用作比较研究的历史事件，包括：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日本占领区的强制劳工与慰安妇问题、日本统治下的经济发展、珍珠港事件、日本核弹轰炸、朝鲜战争的起源，以及日本战犯审判。   研究需要有可供比较的文本。亚太研究中心请来母语是汉语、韩语和日语的史丹福大学研究生，将各国教科书中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五一年的内容全部翻译成英文。然后再从中摘录八个事件的所有相关  述，包括图片说明，编辑成一个以事件为核心的比较性文本。随后，东亚各地和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教科书编写者被请到史丹福校园，以这个文本为基础，一起探讨三个问题：教科书所呈现的历史与学术界有定论的历史是否一致；教科书的编写和修订过程如何；教科书呈现的不同记忆如何影响东亚之间、美国与亚洲之间的国际关系。   比较的力量是巨大的，发现是丰富而充满惊奇的。这种惊奇首先来自文本的落差。关于这些最具争议性的历史事件，四地教科书的表述如此的不同，这种不同又如此的意味深长。   以南京大屠杀为例。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的描述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比如在零二年版和零四年版的教科书都一致用「惨绝人寰」、「滔天的罪行」来形容南京大屠杀，也突出强调遇难者超过三十万，且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或已经投降的士兵。而零四年版中，又将此事件定义为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屠杀行为。   台湾方面，则只有三民书局的旧版中国文化史谈到该事件，将其定义为血腥的大屠杀，而遇难人数也是沿用三十万的数字。   日本方面，占高中历史教科书市场百分之六十的山川出版社教科书中，只在世界史部分谈到南京大屠杀，描述是这样的：「在占据南京时，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人（南京大屠杀），为世界舆论所批评。」在日本史一册中，则在注释中写道：「南京城陷落时，在城内外不断发生的掠夺和强暴事件以外，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平民（包括妇女和孩子）以及囚犯（南京事件）。在事件发生的早期，通过外务省，南京的情况就已经被报告给了陆军军部。」使用率仅次于山川版的东京书籍版则这样写道：「十二月，日军占领了中国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据报告，二十万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军人、囚犯和平民。并且，据称，同时也发生了无数抢劫、纵火及强暴的事件（南京大屠杀）。」   而在韩国，每个高中学生都必须学习的韩国史课本中完全没有对南京大屠杀的  述，只在供文科学生选用的世界史教科书中，才写道：「在（全面侵华）过程中，日军在南京杀害了十万平民（南京大屠杀）。」   美国主流的世界史教科书都会提到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军队残酷性的例证：比如说， Pearson Prentice Hall 出版的世界史一书里，南京大屠杀是这样被描述的：「在南京投降以后，日本人杀害了数十万（中国）军民，伤害的人则更多。这一事件因其残酷性与破坏性而被全世界称为 The Rape of Nanjing （南京大屠杀）」。   事实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各地教科书的文本都没有否认，并且都认为是日本战争罪行的一部分，包括日本教科书。但描写的矛盾之处很明显的存在于中日之间：中国教科书认定遇难者为三十万人以上，日本教科书则对于遇难者人数含糊其辞，韩国教科书说十万、美国教科书说数十万；中国的新教科书认定屠杀行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而日本教科书则闪烁其词，不做定性；作为大屠杀的直接受害者，中国教科书的描述充满强烈的感情色彩，而日本教科书则暧昧不明。   另一种文本之外的发现，则呈现更加深层的问题。   日本学者、玉川大学的等松春夫教授负责比较各教科书观点的开放性与客观程度。他认为，美国教科书观点最为开放，而日本教科书能比较客观地展示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但也很暧昧，不传达准确的观点，中国大陆和韩国的教科书则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自我「正义化」，将敌人「魔鬼化」。他认为这与中国、韩国的儒家传统「以史为鉴」的观念有关。   施耐德也注意到，中国新版历史教科书明显加重了民族主义成分，国共内战不再那么重要，重点转到全国性抗日战争上。他认为这反映了中国大陆的变化，「中国人开始变得更愿意用更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近代历史」。有趣的对比是，台湾教科书近来也在进行着类似变革，不过是从过去强调国共斗争到突出台湾本土历史，最后连抗日战争的历史也被削弱，历史教育有意识地以培育本土认同为目标。   虽然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和记忆有很大差异，但申起旭教授在研究后也发现，东亚各地教科书中都反映出受害者心态，这种心态不单单存在于中国、韩国等受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国家，也存在于日本的教科书中。更重要的是，每个国家在教科书中都大力刻画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而对别人的苦难视而不见，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韩国教科书中：他们几乎不提南京大屠杀，也不提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而只是不厌其烦地描绘韩国人在日本殖民统治和战争中的遭遇。   受害者心态妨碍和解   身为韩国人的申起旭教授认为，历史教科书所反映出的这种受害者心态，也是东亚地区历史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的症结之一。对于中国人和韩国人而言，始终不理解日本保守派观念中那种深刻的受害者情结，与日本的历史争议就无法解决，而东亚地区要达到最终的和解，大家都必须共同重新审视狭隘的受害者心态，从地区整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东亚各地的历史教科书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它们往往都只是对历史进行权威性的  述，而不愿意呈现对于历史的不同解读。施耐德将原因归结为东亚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教科书审定制度，而严苛的大学入学考试也倾向于让学生用唯一正确的答案回答复杂的历史问题。所以，教科书本身揭示的问题，还必须与教科书之外的各国历史教育制度的研究结合起来。历史教科书只是问题的切入口，绝非问题的全部。   除了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以外，其实，三年前开始的这项研究计划的全名是「割裂的记忆与和解」：先寻找各自的历史记忆，才能从不同层面、运用不同方法寻找达成和解的钥匙。历史教科书之后，项目将目光投向东亚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对中日韩等地二战题材影片中具有代表性的《鬼子进村》、《青燕》及《硫磺岛家书》等影片做比较研究，探索为大众文化形塑的不同历史记忆。目前，项目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东亚精英阶层及民意领袖访谈与调研，分析中日韩社会精英，如何看待历史记忆的差异与争端。   今年九月，日本迎来半个世纪来政党政治最大变局，新首相鸠山由纪夫推动内政革新，推行「重返亚洲」新外交，释出善意要积极解决历史问题，为东亚共同体扫清障碍。是否尊重历史记忆的不同，显然是首先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正如施耐德说的：「对真相或真理的认识，取决于每个人的出发点。用比较的眼光看待历史，能鼓励人们将历史作为理解过去的桥梁，而不仅仅是记忆某些具体的史实。」 ( 乔志健是史丹福大学历史系博士 ) ■ （亚洲週刊2009年10月29日）

　．柴子文、张楠迪扬 （熊景明与林达创建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档案库」，搜集和传播私人记录，用民间记忆呈现历史的细节，并为历史作注、辨伪，令人看到生动而真实的过往年代。） 怎样的历史才是完整而充满细节的？历史也可以跟当下生活鼻息相通吗？历史只能由大人物撰写吗？这些问题，激发出让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书写集体记忆的「民间历史」平台。而如何让草根的集体回忆枝繁叶茂，从而有效保存真实的历史存在、并足以对历史述的垄断状况作出有力的回应，这在中国大陆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工作。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长期为中国研究的学者提供资料，很早意识到正史之下地方历史补充的重要，因此坚持中国大陆地方志的收藏。几十年下来，「地方志」已成为服务中心的一个强项。近年来，当时任大学服务中心助理主任的熊景明便萌发一个念头：把研究资料扩充到更下一层的细节补充，也就是创建「民间历史档案库」，收集民间原创个人史资料。二零零七年，正式退休的熊景明以大学服务中心顾问身份，开始全身心投入民间历史资料的收集，并且邀旅美知名作家林达担任《民间历史》网刊编辑。 「民间历史，就是用个人经历呈现历史的细节，并为历史作注、辨?，令人看到生动而真实的过往年代。」熊景明的界定简短而中肯。林达跟亚洲周刊解释民间历史的可靠性时指出，虽然个人回忆是有局限的，每个人的回忆都可能存在有意无意的偏差，但是，当许许多多的回忆聚合在一起，个体偏差就会被抵消，历史的真实面目也就从中凸显。同时，有别于单一口径的传统述方式，以集体回忆建构的民间历史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细节最丰满的历史。这也正是林达多年来做大量独立采访、记录民间故事的动力所在。 谈起已有库存，熊景明如数家珍。「现在我手边最珍贵的一本书是《农民日记》。这是一本陕西农民的日记，虽然作者只有初中文化，但却以一贯之地记了很多年，由此留下了最细致的记录。」这也是为什么民间历史看重对个人日记的收集。用熊景明的比喻：「一个人的记忆就像筛子，只有日记能筛下最细的沙。」 除了日记，个人回忆录也十分珍贵，比如出自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农民之手的《一路辛酸一路歌》，记载了其本人及亲人在文革中的经历。此类稀缺的回忆录通常因为市场或政治原因，无法公开出版，有些甚至只是手抄本，或亲人资助下小规模印刷的纪念品。比起隆重推出的大人物回忆录，熊景明说，这些也许被正史淘汰出局的私人记录，更需要支持鼓励，更需要帮助收集和传播，所以它们正是「民间历史档案库」的「主角」。 让写者与读者沟通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民间历史档案库已初具规模。作为次级检索目录，「民间历史」已出现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的网站主页上。现阶段的民间历史资料库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网站资料、架上图书和电子文本。如今，民间写回忆的人越来越多，想要了解的人也很多，但是碍于沟通管道不畅，写的和看的往往两不相知。作为收集者，通过网站建立让写者和读者沟通的平台，是民间历史资料库吸引作者也吸引读者的好方法。其他的书籍则全部编目上架，向造访中心的学者开放，使用价值则交给学者们自己判断。迄今为止，「民间历史档案库」收罗了已出版、尚未出版的个人回忆录、日记一千多册。「民间历史档案库」无疑已成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新亮点。 在同时建立的《民间历史》网刊（海外版网址：http://mjlsh.usc.cuhk.edu.hk；中国大陆版网址：www.mjlsh.net）上，有这样简洁有力的说明：「留下你见证的历史情节，也是在寻回人生的独特意义。每个人生活的细微末节，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对故人的珍贵记忆，记下来，他们就活在历史记录中。」 网络时代同时也是个人故事的年代，熊景明认为：「我们的父辈、我们这辈，哪个没有故事？哪个的故事都能拍成电影，而且都绝对好看。电脑时代的好处显而易见，书写速度大幅度提高。我们特别鼓励年轻人也参与民间历史的书写。」因此，民间历史网刊成为个人史展示的一个快捷通道，「家园故事」栏目专门收集年轻人写的回忆和长辈的故事，让年长者有一个放置回忆的地方，年轻人有一个了解历史的窗口；「民间拼图」栏目，试着把同一个地方的回忆放在一起，对原来的地方志资料库，也起到补充细节、充盈生命的作用。 说起熊景明，林达不免夸奖一番：「她是一个始终具有活力的人，和九斤老太（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人物）相反，她始终对年轻一代充满信心。她自己写的回忆录即将出版，写得非常动人，可是她会传一篇八零后的好文章，然后很喜庆地加一句：我们这一代可以退出了。」 与熊景明一样，林达再三强调，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而所谓历史感，「并不高深宏大，它只是一种感悟。有个朋友告诉我，他父亲从年轻就每天记家庭流水帐，一日不缺地记了几十年传给了他，他又继续一日不缺地记下去。我在他眼里看到的就是历史感」。 林达说：「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历史情结，我们有我们的，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对于活生生的民间记录，年轻一代的视角必不可少。人们总是对身边现成的东西不在意，不会想到它是明天的重要历史物证。我们在上中学时肯定就扔了小学课本。可是，假如我们今天能够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小学课本收齐，对比一下，历史疑问就出来了：为什么一些小孩的第一课是：开学了，我和姐姐上学去。而另一个时期的小孩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唯老人怀旧，而年轻人不具有历史感的民族，是有严重缺陷的。」 作为民间历史档案库的发起者，熊景明和林达以身作则，从鼓励所有的人写身边的故事做起。在熊景明鼓励下，她的表哥胡伯威接连写了两本回忆录《儿时民国》和《青春北大》，前者在中国大陆被评为那一年的十大好书之一。林达很欣赏一位农村亲戚的回忆文章，花大力气为他修改后推荐给《随笔》杂志，继而登在民间历史网站上；这位亲戚大受鼓舞，一连写了几篇，让一个小乡村不同时期的历史一点点浮现出来，成为一份珍贵的乡土记录。 「但是，民间历史不是报告文学。文学是可以虚构的，新闻报道、历史记录，都必须绝对真实。」林达说：「如果当历史记录者过于绘声绘色地追求戏剧效果，让历史学家无法判断哪部分是真的，哪部分是虚构的，以致不敢把这些记录当真，那将十分可惜。一些作者为了追求故事性，把真实事件经过文学修饰变为小说，我们只好拒收。」林达也将一些写得出色的作品推荐给刊物，如《随笔》、《南方周末》、《国家历史》等。 香港的独特作用 展望前景，她们都看好香港独特的作用。中国大陆曾长期幽禁在极左氛围中，文革中大批文物、史料被销毁，要完全恢复在史料保管方面的信誉仍需要时间。林达说：「香港是在中国之内，却是一个例外。香港中文大学有悠久的人文传统，大学服务中心在中国研究资料收藏上占有重要地位。『民间历史』项目落地生根于此地，再合适不过。」■ （亞洲週刊， 2010-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