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

我的观点是应该 言论自由 和 司法 改革切入，以 司法 改革更为适宜。

来源：美国之音:中国5月1日起开始执行一套新的包括废除十几项死刑罪名等在内的刑法。中国有刑事法专家说，新法更加贴近人民生活，彰显人权。但人权活动人士则认为，新法只是看似要与国际接轨的公关行为。 *13种经济犯罪获免死牌* 5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国新的刑法补充了危险驾驶罪、食品监督渎职罪等多项罪名。与此同时，新法废除了13个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死刑，其中包括走私文物罪、走私珍贵动物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盗窃罪、盗掘文化遗址和盗掘古墓罪等。 *洪道德：新法保护人权意义重大* 参与中国刑法修正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教授洪道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新法意义重大，意在反映民意，保护人权。 洪道德说：“第一，我们对死刑的运用认真贯彻少杀、慎杀，直到废除死刑，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凡是非暴力性的、完全是经济类的犯罪，而且跟国家公务人员的职务没有关系的，其中一共有13个罪名的死刑，我们通过第八修正案就给取消了。” 洪道德教授说，根据中国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人民的认知水平，传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因素，中国现在还无法像欧盟那样宣布废除死刑。不过，自2007年1月1日起，所有的死刑案件的核准权都收归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从程序上加强了对死刑的严格控制。 *新法的执行更受关注* 洪道德教授说，参与修法的专家们在关注法律的收与放的同时，更加关注法律的执行，防止正确的法律得不到正确的执行，变成一纸空文。 洪道德说，中国法律界现在非常重视司法实践，看看新法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与落实：“这里面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所设定的办案程序现在有没有问题？这个程序是不是像我们的实体法一样，充分反映出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并重这样一种思维和理念？” 引人注目的一项新法是对醉酒驾车者实行的严厉惩罚。严重肇事者可以被处以永久吊销驾驶执照、罚款与1到6个月的监禁。5月1日“危险驾驶罪”上路第一天，便有多人触法被捕。 同时上路的中国新法还有卫生部门规定的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禁止在面粉中添加增白剂等规定。这些法规的制定被视为是回应中国民众对食品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的普遍担忧。 *人权活动人士：修法不如修宪* 但是，人权活动人士邵江说，中国的新法不过是在规范社会行为。他认为，这些新法仅仅是一种公关行为，为了表现中国与国际接轨，凸显中国发展模式：“现在中国司法当局跟西方交流，通过司法交流达到软性宣传，说明中国有这么多的司法改革。” 邵江说，中国过去20多年来不断修法，但在司法不独立的中国，林立的法律条文仅为保障权势阶层利益。他说，中国修法不如修宪，废除13项罪名死刑不如废除宪法所规定的中国共产党为唯一执政党的立法。 *司法不断改革，律师却处境险恶* 邵江认为，新法开始执行后，会有更多的普通民众因为权益受侵犯而诉诸法律，但他预计，维权律师的处境只会更加险恶，虽然目前他们在中国司法程序中还必不可缺。 邵江说：“一旦涉及的案例比较敏感，当局就可能把他们(的律师执照)吊销了，让他们失踪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是当局惯常的手法，他们不想把这个一套公关的东西全部废掉，因为他们决定有其软效应。现在他们的实力还不够，要继续积攒他们的实力。等他们实力强大之后，维权律师的处境会更险恶。” 就在中国新法上路的同时，于4月29日被强迫失踪的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李方平仍然下落不明。继中国当局对著名律师高智晟施行酷刑并强迫失踪后，当局最近加紧骚扰维权律师，抓放了腾彪、刘晓源、江天勇、唐吉田等一批知名法律工作者。

一批掌握法律武器的 公共知识分子 ，在个人利益之外，独立地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

死刑崇拜不仅是既有现象，也是传统恶疾

2011年1月22日，《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10）》发布暨第二次司法改革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由北京理工大学司法高等研究所与《财经》杂志主办。当时我刚刚结束石河子大学支教，回到北京，就应邀参加了会议。这是我的发言（略有修订）。 对于一个来自偏远地区的学者来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研讨会，我觉得特别荣幸。多年来，《财经》杂志对法治建设尤其是司法改革倾注了很多关注，这体现了媒体人对社会发展的强烈责任感，在这里要表达我的敬意。继2009年度司法改革报告之后，徐昕教授带领的团队又推出了第二个年度报告，体现了他们忧国忧民的意识。不过，这份报告——连同上一年的报告——可以说生于忧患；报告面世的时候比较不幸，出生在貌似中国司法改革还在进行，实质上已经停滞的时刻。中国司法改革轰轰烈烈的时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前三年。（张思之先生插话：1952年是最轰轰烈烈的。）张先生说的那是反专业化的司法改革。九十年代开始的司法改革以1995年法官法、检察官法等的颁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审判方式的变革等为主要标志。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司法界逐渐形成了对改革目标以及内容的共享。那个时候，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本身是中国最高法院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科班出身的院长，学法律出身的，与法律职业共同体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价值。但是，到2003年之后中国司法改革基本停下来了，没有往前走多少，反而越来越强调所谓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出了一些很怪异的口号，使得最近这些年的改革出现了逆转的情形。这份报告也多多少少体现了司法改革处在艰难时期的一批学者的忧虑。 徐昕教授在这个报告里的框架格局安排上，由于体制变革乏善可陈，所以有点戏不够曲来凑，只好把程序制度以及一些技术层面的改革作为基本内容。我认为报告中不少内容都是程序法的改革，不属于司法制度的改革。例如死刑复核制度的变化就是典型的程序法改革。前面许多老师和律师都提出来了，我们多多少少应该界定一下司法改革的范围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观察中国司法制度的时候，以内部的视角，观察法院、检察院、律师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部分改革非常重要，例如审判委员会制度，院长职权问题，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还有很敏感的法院与检察院之间的关系，律师与检察院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问题非常多。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外部视角观察我们司法改革，例如司法财政制度的改革，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司法行政制度的改革。我写过一篇文章，呼吁法院的房子应该由司法行政部门来负责建设，他们建设，如果发生了财务纠纷的话，不至于出现法院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尴尬情形。中国许多案子是法院作为当事人一方，法院欠我们的钱不给怎么办？那不好办吗，你们去法院去告就是了。但是去哪个法院去告？司法行政体制的改革是非常大的问题，这方面我们没有重大的进展，我们听到楼板响了好几次，但人始终没有下来，这是非常遗憾的。我曾经听说中央政治局曾专门开会讨论司法财政体制的改革问题，但终究不了了之。也许因为地处新疆，我最近有点跟不上形势了，不是十分了解一些具体进展，甚至对于司法改革本身也有些意兴阑珊。 外部的改革有些方面问题十分尖锐，例如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法委的权力是如何越来越频繁地、越来越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整个司法运行。也包括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局长带来体制上的困难，这些都是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这两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司法权的不断流失，我们的司法权或者法院的审判权，检察院所拥有的监督和审查起诉权力，这些本来属于司法的那些权力不断被蚕食和分割，以至于司法权边缘化以及整个政府职能上职权混乱的老问题愈发明显。的确，这种弊端由来已久。康有为上书变法的时候就提出过，中国政府机关之间职能交叉，分工不清，很多事情不确定。权力是散点透视，你看不懂权力到底是属于哪一部的，刑部好像是以司法为主，但是实际上其他五个部都可以参与司法过程。我们现在的体制也是这样，最终的司法权是最高人民法院独有的吗？邓玉娇的案件是谁判的，刚才有人说对案件的审理要信任法院，让法院自己判，但邓玉娇是谁判的，法院都动不上嘴，而是法院之外的部门给出邓玉娇案的司法判决。司法权从法院检察院的流失导致司法权威的丧失，同时，法院所据以判断案件的规则也更加模糊不堪。 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司法权延伸到非司法的领域。法院参与计划生育，法院帮助收土地税费，法院冲在拆迁第一线……前几天我在新疆，一位法院院长跟我说，最近拆迁，我们老是做政府的打手。2008年奥运传递火炬，法官都穿上法警制服站在路旁维持秩序。我们法官真是无所不能，除了司法干不好之外，其他样样都干得有声有色。法院不断地干了一些超越职权的事情，但它从来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这些年我与徐昕教授也有一些交流，我觉得他特别想从同情者角度观察中国司法体制的运行，与此同时想方设法地推进，使得改革朝向更加合理的目标和方向迈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多多少少好像要回避掉什么问题，比如刚才浦志强律师说的，河南省在司法领域中的一些荒唐举措。假如这个报告增加一些对于这类个案的叙述与分析，比如张立勇在河南省进行的“改革”，比如邓玉娇案的来龙去脉和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增加这类的内容将使得这个报告里更加丰满而生动，对问题的揭示和相关改革措施的构想也会更有针对性。 在这类个案里，另外一个可能对徐昕是个大考验，就是重庆“打黑”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司法界的问题。我们这些年呼吁和推动司法改革，但是看重庆，真的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改革前，那里一下倒退到了前法制时代。除了公检法没有被砸烂，其他的方面真是相去不远了。如果把李庄、文强案展现出来重庆司法界目前真实的状态展现出来，并且反思，何以历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今天还会出现大规模的专案组办案，司法与执法机构之间的相互制约荡然无存，警察如此强势，律师的权利和地位如此风雨飘摇？剖析这样的标本我觉得意义重大。当然，要做这样的个案分析风险不小。从徐昕主导报告的指向上来讲，很明显，这样的个案只能回避。也许大家不妨有些分工，有些人可以更激烈些，但是也需要有些人以更温和的方式去推动。只是，温和也好，激烈也好，重要的是需要有一种底限。对于践踏法治基本准则的行为，大家都应该有明确的态度。 说到司法改革的去政治化，其实，从国家体制上说，司法就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去政治化又如何可能？毋宁说是是去意识形态化，也就是祛除改革中的那些意识形态话语，寻求制度建构背后的普适原理和规范。从徐昕教授的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曲线救国”的思路，那就是更多地强调技术层面的改革，例如法院管理模式的改革，上下级法院关系的变化，证据制度的创新，等等。这里隐含的一个想法是，想方设法地通过技术性的改变，到了无可挽回的时候其实就走出去了，政治性的改革已经不需要再改了。所谓政治，不过是权力确立的可能性或权威与服从之间的一种关系。如果我们能把人民的注意力、人民的敬意更多地吸引到法院这边来，另外一些部门潜移默化之中逐渐就门厅冷落，不像现在是高高在上的权力，是不是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变化呢？ 这正是1990年代我个人的思路。但是，到了2000年之后，自己反思，得出的结论是，这条路走不通。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如果不两条腿走路，如果不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既要重视审判方式的改革，法律素养的提高，法律职业化程度的深化，与此同时必须要分出心力，并且以极大的勇气来积极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改革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整个体制的构造是互相咬合交错的，难以找到一种与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完全无关的技术因素。况且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联如果得不到清醒的认识，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具体改革是盲目的，相互冲突的。这种局部与整体之间凿枘不投的困难从司法改革一开始就存在。现在，体制内的一些改革者忍辱负重，力求在既有的框架之内做些局部的推进。这种精神是令人钦佩的。需要注意的只是，今天的某些迁就性的所谓改革，一方面可能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觉，觉得改革还在进行。另一方面，它们更有可能成为固化现行体制弊端的加强螺栓，并最终成为真正改革的对象。  来源：贺卫方 链接： http://www.bullock.cn/blogs/heweifang/archives/150647.aspx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0150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