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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实际上成了新的农奴制。   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商品经济理论 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消除资本主义存在的基本矛盾，首先要消灭一切罪恶之源的私有制，即改变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其次，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在未来社会商品生产也应消除，价值关系必将消失。这样，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自觉调节的，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的、没有商品生产的与自治的社会。从而，社会可以十分简单地直接计划生产与计划分配。 这就是计划经济理论的渊源。在这种产品经济观支配下，就出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可以立即全面实现“一个国家=一个工厂”的设想，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分配可以按照预先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来进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未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提出的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只是一种预测，在考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时往往带有一般的推论性质。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在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时做出明确无误的理论结论。 从思想理论上讲，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一直赞成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生产的观点。但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商品等问题上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而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不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此理论为基础，一步一步地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其在这一时期推行的经济政策服务。 为了保证超高速工业化需要的财力、物力与人力资源，斯大林认为，必须利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达到控制经济的目的。不能通过市场，而是要通过集中分配的办法来实现对整个经济的控制。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农业全盘集体化是合乎超高速工业化逻辑的产物，是从农村榨取资金与粮食的重要办法。如果在这个时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该按照商品交换原则运行经济，重视市场的作用，那么，也就不允许对农庄这样的集体经济下达几百个指令性指标，更不允许工农业产品存在十分严重的剪刀差，就得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并大幅度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这样国家就难以从农村获得大量的粮食与资金，也就无法保证工业化的超高速发展。 另外，强化计划原则与权力斗争是实现政治集权的保证。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展开的种种斗争，往往与权力之争密切相关。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把各个反对派逐—击破，在这过程中把权力日益集中在自己手里。在政治权力集中的同时，他必须牢牢地控制经济，其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延续军事共产主义政策 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把整个经济转向军事轨道，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并在苏维埃俄国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对后来的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经济体制与认识社会主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特点有:除了农业外，几乎对全部经济 (包括对超过5人的小企业)实行国有化，以此来达到最大限度的扩大国有制企业;对农民，通过余粮征集制征收全部农业剩余产品;从生产到分配全部经济活动，其决策与管理权都集中在国家手里，实行强制的行政方法进行管理;在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下，经济关系实物化;国有企业与国家(总管理局)的关系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各企业从国家那里获得全部物资供应，而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上缴国家，是完全的“统收统支制”;分配上实行高度的平均主义;实行劳动力的强制分配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当时很不发达对外经济也完全由国家控制。 很明显，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迫采取的特殊政策。列宁一再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不少政策超过了限度，多次加以批判性的总结，并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军事上战胜了敌人，但在经济上没有取得成功。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把握分寸。”(《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但俄(共)领导层和一般党员干部中仍然有不少人把这个时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命令的、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视为长期有效的，这也是后来以斯大林为首的新领导层下决心取消新经济政策，向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回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过早抛开新经济政策 为实现由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决议中有一些重大经济政策:首先是取消余粮征集制，改行粮食税;实行商品自由贸易;在农村允许农民出租土地和雇工，在城市允许私人占有中小企业，把原来收归国有的小企业归还私人，还允许私人开办不超过20人的工厂;在工矿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以租让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即允许外国资本在苏维埃俄国开办工厂和开采自然资源;进行货币改革，同时消灭预算赤字。 可以说，列宁从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到1924年逝世这段时间，他的全部精力几乎都在研究如何有效地实施这些政策。但由于列宁过早逝世，没来得及在对新经济政策头几年实施的情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使其系统化。他也没来得及去解决新经济政策与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他一些领导人在社会主义观念上及未来经济体制模式设想方面存在的矛盾乃至冲突。列宁逝世后，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俄共(布)党内领导层的分歧与斗争日趋尖锐。1929年斯大林在击败布哈林之后，就全面停止了新经济政策。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布哈林等人竭力维护的列宁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已被最后否定。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已被排除。斯大林的主张逐步成了党的指导思想，这也标志着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模式初步确立。 斯大林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套“左”倾路线。他提出的“大转变”有着深刻的含义，涉及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大转变”，为建立斯大林体制模式开辟了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开始变形。 超高速工业化加速经济集中 从实际情况看，苏联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的全面开展始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共13年左右。 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最主要特点是: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集中一切力量片面发展重工业;用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据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农民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化所需资金的1/3以上。 苏联工业化时期工业管理体制的主要变化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形成指令性计划制度，这是苏联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内容。 其次，不论部还是总管理局作为国家行政组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管理与指挥，都是通过行政方法实现的。 第三，与上述特点相关，企业实际上是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品或派出单位。 第四，形成部门管理原则，这有利于中央对分布在全国各地企业实行集中领导。 第五，由于工业管理体制的上述变化，使得工业化时期力图实行扩大企业权力和加强经济核算的目的实际上都落空了。企业在人、财、物方面基本上没有决定权的情况下，经济核算只能徒具形式。 第六，工业企业管理一长制得以实际的执行。工业化时期斯大林推行的一长制，并没有建立在经济民主管理基础上，企业厂长独揽大权，成了企业真正的官僚独裁者和斯大林模式基层的组织基础。 第七，在工业化时期，企业国有化迅速发展。 工业化运动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说，1929年全面中止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思想开始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得以初步确立，那么，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全面贯彻，标志着不只是斯大林工业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模式全面建立和已扎了根，还标志着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已全面建立并扎了根。 在工业化运动期间，斯大林在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而且是“按照计划领导”的“统一的工业经济”。 农业全盘集体化成了新的“农奴制” 从斯大林根本改变对农民的看法为起点，随之而来的就是根本改变农民的政策，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其结果不仅仅是把占人口最多的农民与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统治经济体制之中，而且意味着在苏联在朝斯大林整个社会主义模式迈进。 斯大林用强制乃至暴力的办法加速农业集体化的主要目的有: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体农民。斯大林对此解释说:“为什么把个体农民看作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资本家来。”(《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页)就这样，把在苏联社会中人口众多的农民当作“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消灭了。”这样就在国内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最后形成了完整的斯大林经济体制。农业集体化完成过程中，苏联也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并成为斯大林经济体制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形成的农庄计划体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计划的指令性，即国家下达的指标，集体农庄必须执行;二是指标繁多;三是完全忽视集体农庄是集体经济的特点，实质上实行的是与国营企业同样的计划制度;四是从农业集体化时期开始一直到斯大林逝世前，国家在规定集体农庄生产计划制度时，都以有利于国家控制粮食为基本出发点和原则的。 斯大林宣传说，他的农业集体化是列宁合作社计划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与列宁的晚年思想有着重大原则区别。列宁主张“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强调自愿原则，认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1922年11月底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到列宁那里做客，在交谈中列宁说了以下一段被弗拉基米罗夫叫做“赠言”的话:“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们去见他妈的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们什么。他们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生活变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了，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 粮食征收制几乎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使农民难以生存，导致在内战后期终于揭竿而起，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 说“揭竿而起”不是比喻，而是真实的历史。那时就有一宗起义叫做“叉子暴动”，农民没有武器就把叉子当做战斗的武器，可以说是“揭叉而起”。农民高呼“打倒康姆尼”，“康姆尼”是共产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打倒公社”，也可以理解为“打倒共产主义”，反正农民不要你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了。那时官方把农民暴动叫做“盗匪活动”，但这并不改变农民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实质。 列宁承认，那时农民暴动遍及全国各个省份。最后爆发喀琅施塔得兵变。喀琅施塔得本来是革命的堡垒，十月武装起义时著名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就是从喀琅施塔得军港开过来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是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突击力量，在革命和内战中哪儿有困难，就派水兵去支援，如今连这后院也举行暴动，而其纲领并不反对革命，而仅仅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策。这些反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激流，使布尔什维克政权遭遇到革命胜利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参见郑异凡:《列宁在1922年的赠言》，(《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实际上成了新的农奴制。”(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 “大清洗”结束夺权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过程也是与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针与政策所展开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是在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在复杂斗争过程中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与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一起，称之为三大运动。“大清洗”运动不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政治保证的手段，也是最终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 斯大林的“大清洗”涉及各个阶层的人，既包括原反对派领导人及其成员，也包括苏联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与广大干部队伍与人民群众。不论是“大清洗”的规模还是手段之残酷，都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最可怕的悲剧。 “大清洗”运动结束了夺权过程。由于大规模的镇压，集中制发展到了专制主义，使全党全国服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意志，按照他的思想在苏联建设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历史传统的潜移默化 要对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有深刻理解，就必须把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十月革命前俄国在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是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的问题时，显得尤为重要。 革命前的俄国曾是一个长期集权统治的国家。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关系。这就是说，俄国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的特点。俄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封建主义体制中运行的。正如列宁所说的:俄国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沙皇长期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国家最高权力在沙皇一人手中。斯大林所继承的俄国历史传统，最主要是沙皇的集权与扩张。当然，这种扩张是以世界革命名义的扩张。而所有这些都要求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依靠它来建立军事经济或战备经济，并把经济权集中在少数人乃至斯大林一个人手里，成为其推行各种政策的财政经济基础。 斯大林的个人品性 斯大林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执政长达30年，因此，斯大林个人品性对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详细摘录斯大林传记中有关对他描述的材料，在这里是不必要的。笔者只想根据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实践，来考察他个人对经济体制模式形成产生的影响。 不少学者认为，坚毅、刚强和政治敏感反映了斯大林个人品性的一个方面，而粗暴任性、强烈的权力欲、冷酷无情、崇尚暴力、主观片面、妒贤忌能和孤僻，是反映斯大林个人品性的另一个方面。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也是十分复杂的人物，因此，他的个人品性对体制模式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也表现在很多方面。 斯大林的粗暴使他容易犯滥用权力、破坏法制等错误，从而使政治体制中的这一弊端不断发展。斯大林的强烈权力欲，使得他不惜一切地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排除不同观点的人，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斯大林在工作中不需要顾问，只需要执行者。他要求下属对他完全服从、听话、百依百顺、完全遵守奴隶般的纪律。他不喜欢那些有自己见解的人，他用特有的粗暴把这样的人推开。 斯大林的独断专行，不仅表现在领导工作方面，在对很多学科的命运问题上，也毫不犹豫地扮演了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对待遗传学是这样，对待语言学是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还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对不同意他观点的学者，不只是极不尊重，还加以粗暴的污辱和嘲弄。譬如，对经济学家雅罗申柯对政治经济学家教科书提出的意见，斯大林说他“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4页)，是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当雅罗申柯请求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时，斯大林说，这个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种请求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的气味”。 斯大林的主观片面导致产生了一系列错误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如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进展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的理论，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对道路和体制模式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斯大林崇尚暴力和冷酷无情导致大规模的镇压。1934年7月，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说:“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的是自发的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1页)“大清洗”运动中，滥杀那么多无辜，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构成什么道德问题。他从不检讨自己，从不后悔，他考虑的只是为了不间断的“革命”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拼命向前，不惜用火和剑粉碎任何反抗，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即使来自最亲密的战友。后来，实践向人们表明，斯大林逐步对强制与暴力当作偶像加以崇拜。在斯大林看来，革命、所有制的改造、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管理等等，都是强制暴力的同义语。现在回过头来看，斯大林之所以在很多场合下赞赏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伟大而英明的统治者”，也就不奇怪了。斯大林甚至还认为，伊凡四世专权和残酷得还不够，伊凡雷帝在处死人之后总是后悔和忏悔个没完，这表现得不果断，说彼得一世“对外国人过分纵容”，国门开得过大，听任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 斯大林妒贤忌能也是他个人品性中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弱点。他一方面把与他同代的革命领导人通过各种手段排挤出去，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另一方面他竭力压制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内知识分子。斯大林的文化素质不高，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不懂外文，而在他的周围有不少智慧非凡和具有突出才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斯大林有着无止境的想领导一切的欲求，却是才能有限，因此不能不感到自己作为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和演说家都有许多不足之处。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的嫉妒心以及对任何真正有教养的党内知识分子心怀仇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成为斯大林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党和反对斯大林，而是因为按对革命贡献来说完全可以与斯大林平起平坐，甚至比斯大林有更大贡献。(参见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2-533页)在苏联国内再版300多次，译成31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共发行了约4.7亿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也反映出斯大林个人的品性。这部书的主要观点无疑是属于斯大林的。该书的特点是:伪造历史、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民族主义(在不少情况下变成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方面的情况很多人熟知的，不需要进一步论述。但要指出的是，在苏联历史科学中经常出现为沙皇的许多侵略战争辩解，不能不说与斯大林的影响有关，并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不时地有所反映。

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人民抛弃了前苏联共产党，因为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人民利益。   对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已不再也不需要关心。在中国，研究前苏联的重心还是如何吸取前苏联的教训，探究前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国家解体的原因 2011年底，世界的目光再次投向俄罗斯，不仅仅因为那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普京的示威游行，也因为整整20年前，那里发生了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苏联解体。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宣言，宣布苏联不复存在。20年过去了，人们至今仍然充满了疑问与困惑：拥有1800万党员的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了74年的国家，为什么突然间就轰然倒塌？ 中国曾经长期将前苏联作为学习的样板，因此前苏联解体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当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曾召开了十个半天的座谈会，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前苏联东欧为什么发生剧变”？虽然没有结论，但是前苏联解体无疑对中国改革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迄今为止，中国各界对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说法不一，争论激烈。前苏联如同一面镜子，不同的解说折射出中国各界对世界形势和改革前途的不同认识。 前苏联解体20周年前夕，《财经》记者采访了三位资深的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南泉先生、原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黄苇町先生和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他们从多方面剖析前苏联解体的制度根源。 接受采访的三位学者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认为，只有正视前苏联垮台原因，坚守改革底线，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从历史上看，前苏联没有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循环，“如果人们不能从中真正地吸取教训，那么历史悲剧就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前苏联 “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财经》：前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在1991年以前，前苏联虽然有各种困难，但仍然是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一个超级大国竟然会在几乎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解体。这究竟是为什么？ 陆南泉：东欧开始发生剧变的时候，不少人认为，苏共是列宁创造的党，基础比较牢固，不至于发生剧变，但很快前苏联也发生剧变。这时候很多人认为这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 可是，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来说明前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站不住脚，也不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于是人们就开始从民族问题、体制问题、经济问题、对外霸权、外交政策等各个角度来研究前苏联东欧剧变的内在原因。 学界共识是，前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但前苏联剧变的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从1996年开始，学界一直在寻找和思考。 沈志华：至今仍然有人把前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称他们搞的修正主义和非斯大林化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这种说法严重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需要研究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恩格斯还特别批驳了领袖“出卖”论，他说：“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 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黄苇町：我认为，斯大林时期就种下了前苏联垮台的恶果。斯大林统治下的前苏联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约监督，缺乏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 赫鲁晓夫既是斯大林的掘墓人，但本质上他仍然是斯大林模式的守墓人，并没有突破权力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因为他把问题错误地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这不是个人品质问题，是体制造成的。 革命时期需要权力高度集中，但是夺取政权之后，革命党要转变为执政党，可是前苏联仍然延续原来的体制，党内没有民主，人民民主更谈不上。前苏联的选举都是走形式，各级官员都是上面指定的，甚至农庄主席也都是上边任命的。虽然前苏联有1800万“人民监察员”，都是虚的，老百姓被愚弄，没有什么权利和自由。 《财经》：那么，前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 沈志华：对于前苏联的瓦解，执政党负有重要责任。 前苏联共产党与西方的政党不同，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先立国、制宪，后建党，政党是相对稳定的群体利益的代表，其执政与失政是平常之事，并不会对国家和社会造成震动。 苏共则不同，它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承担着改变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使命。苏共通过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逐渐排除了其他政党，成了前苏联唯一的政党。 由于没有人民和社会的监督、制约，苏共作为执政党，逐渐脱离了人民群众，思想僵化，特权泛滥，盛行个人崇拜；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也只重强国，不知富民。 苏共创建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体制和制度又导致上述弊端长期存在和发展。苏共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解决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长期党政不分、党国不分。 黄苇町：我把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总结为四条：第一，缺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第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而是以人为代价的社会主义。老百姓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现实与空洞的口号形成巨大反差，必然导致民心丧失；第三，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僵化守旧，脱离实际。因为害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采取“铁幕”政策，严禁公民出国。封闭、保守造成前苏联落后，也导致其意识形态弱不禁风，没有免疫力；第四，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没有社会公正。某种程度上，前苏联解体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种自我政变。前苏联解体后的权贵绝大部分都是前苏共高官，前苏联解体后使自己的利益合法化了。 陆南泉：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长期未进行根本性改革。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由于没有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 正如普京所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是人民抛弃了前苏联共产党” 《财经》：为什么在70余年的历史中，前苏联一直“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而不进行改革？ 黄苇町：前苏联有过多次改革机遇。最早是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本来要搞25年，列宁死后5年，前苏联就重新回到了单一公有制和全面集体化。这是斯大林的“功劳”。 “二战”结束以后，也有一次改革机遇，结果被斯大林葬送了，要求改革的官员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处决。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前苏联的农业还没有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人均工资的购买力也低于40年前。 赫鲁晓夫上台后也进行改革，因为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最后被赶下台，第三次改革也中止了。 接着上台的勃列日涅夫也有部分改革，主要是总理柯西金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利益刺激提高个人积极性。然而，改革始终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进行，不敢突破。1968年发生“布拉格之春”事件，前苏联出动坦克镇压，国内改革也随之停止。 陆南泉：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僵化保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不仅经济改革半途而废，而且政治改革出现倒退，在很多方面“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积累了大量问题，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是前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期，为后来的垮台准备了条件，到戈尔巴乔夫时已经回天乏力了。 沈志华：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不完善的，如果这种制度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或曰“改革”），那么它就是有生命力的，反之则必然灭亡。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上出现的最有影响的两种社会制度，它们的出现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资本主义制度因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所以一直存在至今，这种制度不是完美无缺的，但确实是适应历史潮流的。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存在的几十年中，却没有能够进行调整，反而日益僵化，最后走入死胡同，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无法调整，只有死亡。 那么，为什么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法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革？我研究的初步结论是：前苏联共产党是为了夺取政权而组建的，这就是它与现代国家中一切为了选举上台执政的政党的最大区别。 所以，前苏联共产党核心的问题是保卫政权，一切可能威胁到政权生存的变动（调整）都是无法接受的。这就是前苏联三次改革失败或错过良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财经》：前苏联共产党拥有近2000万党员，在丢掉执政地位之时，既没有任何地区的共产党员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也没有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行动。这种现象很令人费解。 黄苇町：前苏联共产党各级官员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各级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 当时有一个调查，80％的人认为苏共既不代表人民，也不代表前苏联人民，只代表苏共官员！这意味着前苏联被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改革进行不下去，执政党失去了人民的认同，前苏联垮台也就变成了现实。 沈志华：前苏共的问题就像现任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苏共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 在思想文化领域，它进行专制，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相关人士被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 在政治上，它垄断了权力，前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 在经济上，它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人民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日积月累，执政地位必然丧失。 陆南泉：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执政的前苏联共产党蜕变成为一个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环法制、个人迷信和特权盛行的政党。 斯大林模式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反过来，这个政党又维护了斯大林模式，使得各种改革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逐渐失去了信任。 因此当斯大林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人民抛弃了前苏联共产党，因为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人民利益。 前苏联教训： “最重要的是坚持改革” 《财经》：中国曾经长期将前苏联作为学习的样板，因此前苏联的剧变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国内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中国应该从前苏联解体中吸取什么样的历史教训？ 沈志华：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前苏联的剧变也表明，按照少数人的意志，用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根基不可能牢靠，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没有可持续性。前苏联经济发展速度逐年下滑，进而发展成危机和负增长，是前苏联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于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已不再也不需要关心。俄国关心的是如何进一步“去斯大林化”，进一步消除前苏联时期遗留的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腐败、官僚主义等。在中国，研究前苏联的重心还是如何吸取苏共的教训，探究前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前苏联国家解体的原因，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至关重要。 陆南泉：中国从前苏联剧变中可以吸取多方面教训。但从当今情况看，最为重要的是坚持改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断地“去前苏联化”，摆脱斯大林模式，才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黄苇町：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主要阻力是观念，现在一些既得利益者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阻力。这些人的特点是：既不喜欢计划经济，也不喜欢市场经济，因为计划经济下不能把占有的资源变现，市场经济下权力不能过多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 这些既得利益者就是想维持行政权力能够长期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状。如此既能利用权力占有资源，又能利用市场变现，这其实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亵渎。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中国的市场改革在很多方面是倒退的。就像人们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看得见的手越来越闲不住。”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就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这一套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来的，在前苏联就不成功，更别说在中国。因为没有很好的制度，最后导致了很多的悲剧。邓小平讲得很好，现在对于前苏联的认识，至少不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认识和“南方讲话”再退回去。 《财经》：俄罗斯已经抛弃了斯大林模式，可是为什么中国有些人仍然在为斯大林模式辩护，这种现象值得思考和警惕。 陆南泉：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一些人认为中国只有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老路才有前途。在他们看来，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偏离前苏联模式的结果。 中国的改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垄断、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等问题，这不是因为改革改错了，也不是改革过了头，而是由于改革没有到位，所以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决不能走“回头路”，再回到斯大林模式。 前苏联正是由不断痛失多次改革机遇，特别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了倒退。从而成为停滞时期，成为前苏联走向衰亡时期。这个惨痛教训值得吸取。为此，必须牢记邓小平关于“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著名论断。所以我认为，对照前苏联剧变，中国应吸取的最重要教训就是坚持改革，特别要深化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 黄苇町：中国的许多问题至今和斯大林模式有联系。因为新中国的社会制度最初就是照搬前苏联那一套建立起来的，虽然现在改革了许多，但是仍然有许多前苏联模式的残余。研究前苏联解体，可以为中国更好地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要客观、科学地揭示苏共垮台的原因，吸取前苏联垮台的历史教训，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冲破既得利益的阻力，深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铺平道路。 如果中国不能从中真正地吸取教训，那么历史悲剧就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沈志华：中国曾经照抄照搬前苏联模式，重复犯了前苏联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就是去斯大林模式化，即革除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历史告诉人们，正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才没有重蹈前苏东国家的覆辙。 当然，今天不能用现在中国的理论和做法，机械地评判前苏联模式的是非对错。 但有一点必须清楚：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离开不断改善民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也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仍然处于从前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其最后的结果如何，取决于抛弃前苏联模式的彻底程度，取决于是否真正实现了让人民当家作主，取决于中国社会是不是一个实现了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   2004年，《外交季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个正常的国家”，作者是学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们针对当时西方媒体、学者和政治家将俄罗斯的情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情况，试图论证俄罗斯的情况虽然不那么好，但其实也不那么糟，是个“经济中等、政治凑合”的“正常国家”。之所以那么多人唱衰俄罗斯，大约一则是因为很多人还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罗斯刚开始转型的那几年，二则因为苏联的历史地位，人们对俄罗斯的预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 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俄罗斯——乃至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和学界谈到转型后的前苏东地区，也是条件反射般地将它与“乱”、“崩溃”、“衰退”、“动荡”、“教训”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因为苏东的经历，“转型”成了“狼来了”里面的那个“狼”。 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就是试图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了解一个正常化的中东欧。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挑战迷思、破除成见的书。 成见之一就是转型之后，中东欧各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不聊生。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很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确经历过经济萧条、通胀飙升的阶段，但是转型的阵痛在9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让位于正常的发展。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个别国家，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就人均购买力GDP来说，世行数据显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则达到25232美元;匈牙利则从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兰从5473升到19059美元;俄罗斯从9119升为18963美元;就连经历过战火的塞尔维亚，人均购买力GDP都从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数据)上升为11719美元……也就是说，过去20年，大多中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基本实现了翻番。中国由于起点低，经济增长当然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国的人均购买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远不足以骄傲地“一览众山小”。 更关键的是，中东欧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急剧的贫富分化。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来看，中国近年的基尼指数达到0.48左右，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数是0.26(2005年)，匈牙利0.25(2009年)，波兰0.35(2005年)，罗马尼亚0.32(2008年)，塞尔维亚0.26(2008年)……可以说，除了俄罗斯这个“特例”(2009年达0.43)，中东欧地区尽管市场转型，依然属于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 成见之二是，转型之后议会政治“吵吵嚷嚷”，政党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不错，走向议会政治之后，中东欧各国走向了多党政治。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几次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迭。但多党政治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造成社会动荡?未必。固然，有了议会政治，媒体上会多出议员们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画面，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么把矛盾放到议会这个“容器”里让官员帮助百姓打“代理战争”，可能反而比让矛盾遍地开花要好。毕竟，议员们在议会里相互吹胡子瞪眼，总好过民众今天浇汽油自焚表达利益诉求、明天拿着刀去警察局砍人。事实上，根据“政治不稳定指数”2007年的排名，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政治相当稳定:捷克的稳定性排在日本前面，波兰排在英国前面，白俄罗斯排在美国前面，匈牙利排在希腊前面。即使是乌克兰式的颜色革命曾经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但冲突最后还是以一种“体制内”的方式和平解决——而和平地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相对稳固的一个显著标志。南斯拉夫式的内战流血固然触目惊心，但其中的矛盾源远流长，米舍洛维奇煽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早在转型之前，恐非一个民主转型可以全盘解释。 成见之三，则是我们多年来对“休克疗法”不由分说的批判，对“渐进改革”不由分说的拥抱。长期以来，一提到苏东改革，我们就想起休克疗法，而一提到休克疗法，我们就摇头叹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诉我们:爱沙尼亚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发展得很不错;白俄罗斯的改革很“渐进”，但是它发展得要慢的多;乌克兰从来没“休克”过，但是它的转型经济上几乎可以说是最失败;俄罗斯被视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适用过休克政策不到一年……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难以以“休克还是渐进”来鉴别改革的成败。在金雁的分析里，各个国家的历史遗产和改革原初状态，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释力。 事实上，金雁指出，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由于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疗法很难出台和推行。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民主的讨价还价过程，使得多数中东欧国家改革进程“淅淅沥沥”。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私有化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私有化谈了十二年，捷克的克劳斯据说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其执政期间只能推行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的政策。所以20年改革下来，多数中东欧国家没有改成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某些地方一个市长或者厂长，一拍大腿就可以卖掉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做法，反倒是显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其实中东欧国家现在肯定还存在诸多问题: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导致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经济对外的高度依赖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机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令人担心种族主义的复苏、一些国家的选举争端让人忧虑民主是否在该地区已经稳固……但是，任何“正常”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因为中东欧国家的问题而忽略其进步与发展，甚至以之为借口对自己的改革固步自封，就既是对他国的不公平，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了。也许从《从东欧到新欧洲》这本书开始，我们思考苏东转型时，思考的就不应当仅仅是其“教训”，而且也应该是其“经验”了。

姚望，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     （ 2011年） 12月 25日，是苏联解体 20年，而在此前一天，反对派们将在莫斯科的萨哈洛夫大街举行联合示威，据说比 12月 10日还要大，而示威存在的本身，可能就是这个国家转型以来的最大后果。 1991年12月25日19时32分，红旗在克里姆林宫降下，这是苏联的旗帜最后一次在这里飘扬。成千上万的人在红场，或者通过电视目睹了这一刻。 2011年12月，随着俄罗斯杜马选举落幕，人群再一次在街头大规模聚集。他们要么高喊着“普京，走人!”要么喊着“普京，挺住!”最紧张的时候，大批军警让人依稀想起20年前。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不需要面对政变的国家干部，更不必用坦克炮轰议会大厦。 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谁都知道俄罗斯不会回头，他们只不过是希望生活得更好。 2011年12月18日，俄罗斯莫斯科，数万民众举着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讽刺像进行抗议游行。这是苏联解体以来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反政府运动。80岁的戈尔巴乔夫依然忙碌。除了因为4月的脊椎手术和术后必要的恢复时间，他的日程被各种社会活动挤满。11月，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筹办了名为“苏联1989-1991，着眼于未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国际研讨会。但基金会的日程上至今没有给2011年12月25日留下项目。 这些天进入基金会的网页，会看到网页上用大号字写的，“1991年3月17日，为了保留苏维埃联盟而举行的全苏联公民投票，76.4%的民众支持保留苏联。”苏联时代的最后一次全民公决成为这位苏联末代总统的心迹证明。 戈尔巴乔夫妻子赖莎已经听不到莫斯科街头的喧嚣。她于1999年去世，安葬在新圣女公墓。公墓紧挨新圣女修道院，与克里姆林宫遥遥相望。 同样听不到这喧嚣的还有叶利钦、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在今天的俄罗斯，不乏有人要他们为今天一切的“糟糕”负责。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的老对手，俄罗斯第一任总统，被认为摧毁了苏联。但奇怪的是，对他的评价常让俄罗斯的左派右派陷入价值混乱。盖达尔总理任内以推动休克疗法著称，他“卖掉了国企”。切尔诺梅尔金则是盖达尔继任者。如今，他们继续搭档葬在这个墓园。 叶利钦的墓距离赖莎的墓地三十米左右，一面俄罗斯国旗状的雕塑覆盖其上。盖达尔和切尔诺梅尔金的墓和叶利钦相距也不远。只不过，切尔诺梅尔金2010年刚过世，墓碑尚未安放，暂时是一个简易的木十字架。 曾被赋予转型重任的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现在只剩下了叶利钦最后选定的普京。而且，他没法像自己的两位前任那样彻底撒手不管。 对于普京来说，苏联解体20周年的前夕，不仅仅有杜马选举后的大规模街头抗议、骚乱这样的坏消息，也有历经18年艰苦谈判，俄罗斯终于能够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这样的好消息。俄罗斯正越来越被世界接纳。 现在最重要的是明年3月4日举行的总统大选。12月17日，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宣布将再接再厉。次日，造势大会在马涅什广场拉开，乌拉声中，红旗猎猎。 而更早的一周前，支持普京的集会也在马涅什广场举行，他们的口号是“普京，我信任你”。有趣的是，亲克里姆林宫组织的集会的主席台背靠克里姆林宫，而俄共的主席台则面向克里姆林宫。 不过，俄罗斯的民众顾不上研究这些形式，他们现在会不由自主想起20年前，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些人究竟能给大家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腐败 “统一俄罗斯是小偷和骗子。”在俄共的集会上，有人高呼着。这已是最近示威的流行语。统一俄罗斯和腐败之间被这口号划上了等号。 “腐败现在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莫斯科大学教育系副主任马什金娜副教授这样说。列瓦达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53%的俄罗斯人承认，曾通过贿赂解决问题。 不过，这并未给执政党带来困扰，反腐在执政党那里同样响亮。5月，“统一俄罗斯”的一个青年组织在莫斯科举办反腐集会，几位模特穿着超大号的老鼠装，晃着大肚子一摇一摆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组织者们还给参与集会的青年们发放白色的围裙，象征要把国家打扫干净。 腐败总是和转型如影随形。如果转型中，权力的监督体系不健全，而官僚主义又没能清除干净，那么腐败的滋生就成为必然。近十多年来，反腐几乎已经成为俄罗斯各党派的众口一词，可见腐败的严重。 高调反腐始自叶利钦。他在1997年4月宣布，他第二个任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反腐败，并宣布所有的官员在一个月内都必须向税务局申报自己的财产状况。而到了普京当总统时，国家再也不容许腐败分子逍遥法外了。 但这个任务，普京还没完成。2007年在回答《时代》周刊的提问时，他坦陈:“这个问题我们解决的不成功，也未能控制住局势。”梅德韦杰夫当总统时，他更进一步，推动反腐败法，让官员公布财产等，有一批官员因此丢了乌纱帽。 但是俄罗斯人不满意。 政治学家阿列克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布财产。只是公布可见的一部分……你去任何一个城市看看，再小的城市，城市周边好地段的漂亮别墅，都是官员住的。就他们那点工资，怎么买的起这么贵的房子?”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引用“清廉国际”指数——2000年俄罗斯的排行是82位，而到了2009年是146位，向记者直斥，普京任内，腐败恶化。 杜马选举已经清晰地释放出了人民的不满。虽然统一俄罗斯党利用执政所掌握的资源补仓，但是统一俄罗斯获得选票的下滑超过十个百分点。 但阿列克谢的朋友仍然投了统一俄罗斯一票，“虽然他认为统一俄罗斯，正如反对派所宣传的那样，是小偷和骗子的政党。但是其他党派以及他们的领导人也好不了多少。他们上台都一样。与其养肥了一拨，之后再养肥另一拨，还不如继续养原来的那一拨。” 保障人的安全感 俄共的集会，老年人总是特别多。除了情感因素，苏联曾经给予他们生活的安全感，恐怕这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当前俄罗斯所给不了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安全感。这也是这个社会的任务之一。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政府的官员们更好地为社会服务。”马什金娜副教授说。 “比如完全的免费医疗，良好的服务。”政治学者阿列克谢视其味当然。因为在苏联，这些都是免费的。 今天的俄罗斯其实保留了医疗免费的渠道，尤其是在急救领域，比如如果因为急病打了急救电话，从救护车上门，到随车医生初步诊断，到最后医院治疗都是免费的，甚至还包括免费的三餐。虽然这三餐的口味未必好。 但一位医生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症结，理论上的免费，其实是国家和公司共同购买保险负担的。有钱的公司购买的保险比较多，所以对应的医疗服务也比较好。免费的治疗有时候需要用到新引进的药，或者是新的机械设备，医院没有，总会让病患自己购买。 提起医疗，伊万诺夫就牢骚满腹。“国家对这个领域投入的财政越来越少。服务质量也比较差。还要自己买药，需要一些治疗的时候还要排队……”伊万诺夫很怀念苏联时期的疗养体系，那时候，每隔一段时间，工人都有机会度假或免费疗养。 除了医疗保障外，退休保障也是一个问题。退休金多少暂不说，眼见得政府部门的退休金总是以看得见的速度增长，就足够让人生气了。 马什金娜副教授认为，在苏联时代，退休者们知道退休金是足够养活自己的。 正是这些基本的医疗以及退休保障，构成了人们对于自己未来的预期。这是怀念苏联的最基本动机。 “或许富裕了，但是社会没发展。” 告别革命 选举前，所有的集会都在努力和“颜色革命”划清界线。久加诺夫在讲话中“着重强调，这不是黄色革命”。(黄色革命特指2004年发生在乌克兰的抗议事件。)“我们不是阿拉伯，我们不需要武力，我们不会打仗。”这是12月10日，波罗特诺沃广场反政府示威中，一位组织者在台上呼吁。当外界纷纷以阿拉伯之春指代这是俄罗斯之冬的时候，12月10日大示威的组织者，就这样和阿拉伯的事情划清界限。 而一些支持普京的青年团员表示，如果革命发生，他们会上街保护政府。“我们并不希望这里发生革命。”“我们不需要革命。”马什金娜副教授说，“革命会破坏很多。我们希望生活的好，我们不希望战争。”二十年前，那个历史关键时刻，两度让俄罗斯滑进了战争的边缘，让俄罗斯人深深庆幸。 一次是“八一九”事件，保守派发动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动员军队，进驻莫斯科。叶利钦以俄罗斯总统名义接管军队，避免了军队分裂。 另一次是，1993年10月，俄罗斯苏维埃和叶利钦为代表的总统力量火并。但幸好总统掌握着军队。武力的不对称，使战斗迅速结束。如今在总理府白宫的背后，还有那次事件死亡者的纪念碑。 还是普京? “普京、梅德韦杰夫，普京、梅德韦杰夫，普京、梅德韦杰夫。越来越老、越来越老……”2011年12月18日，红场边共产党举行的集会上，一幅图画试图向路人说明，为人所诟病的连任可能恢复苏联历史上的老人政治。 二十多年前，苏联总统制度确立的时候，总统任期四年，只可以连选连任一次，但是普京用出人意料的曲线连任规避了这一规则。 但不管反对派如何不喜欢普京，所有人都知道没可能发生革命。这一方面是因为，42%的支持率虽然是普京个人的最低点，但仍然领先其他政治精英。必须承认，在总理任上的四年中，普京没有取得重大的成就，淡化了人民对普京的印象。作为总理，他一方面要表现出对总统的尊重，另一方面还得继续尝试，实践自己的承诺，给大家一位有个性的总统候选人。梅德韦杰夫作为总统的名声在解除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的职位和视察南千岛群岛期间达到了顶点，而普京本人则顶多是秀一秀肌肉。在缺少对民众不断的新刺激的情况下，普京声望的下降在所难免。 但即使这样，大多数的观察家，还是预计普京在2012年3月会赢得总统的选举。问题只是在于第一轮当选还是第二轮当选。 马什金娜认为，很多领导人可以提出很多漂亮的口号，但不能以自己的行为做榜样。目前大多数政治人物没有关心社会的理想。 对于未来，有人灰心。“俄罗斯行政体系改革那么多次了，每一轮改革，都要减少公务员，但是越减越多。比苏联时期比率高多了”。所以这次杜马投票率创了新低，没投票的人会告诉你，自己影响不了国家，什么也改变不了。 也有学者对未来有所期许，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潘科娃教授对我说，她支持修宪延长总统任期，因为完成国家一些战略任务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到底是怎样的道路?普京十年前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多痛苦，但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他的一段话为人所熟知:“给我二十年，我给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现在他正在一点点地使用这二十年，但留给他的时间够吗?

余亮，从事读书研究     固然很多读书人仍纠缠于苏联道路与美国道路，而且这样的争论也确有必要，但大多数时候已经变成无趣的精神恐吓，令自己生活在自己制造的紧张感里乐此不彼。   在今天的中国电影市场，为了能收获如潮的差评，《小时代》、《富春山居图》等制作方都不惜动用巨额投资和豪华明星阵容。反观一部由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制作的动画短片，仅用八分钟时间和网络自发传播就收获了铺天盖地的评论。豆瓣网上目前已经有1万多人评分（电影《小时代》目前收获6万份评分），其中差评和好评几乎一样多。 没错，我说的是《前进，达瓦里希》。这部90后制作的毕业设计作品，于无声处升腾而起，震动了各个年龄段的人们。正如之前有人评价的那样，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引发观众如此态度鲜明的对立。甚至只要看到片名，你大概就已经感受到自己的态度了。因为涉及苏联题材，观众评分变成了一星和五星的对决。争议的双方，尤其是那些给出一星评价的读者们，就仿佛收到了“决战的最高指示”一样，进入不依不饶的搏斗状态，甚至把所有支持该片的网友名单一个个列出来“示众”。 我觉得导演可以在电脑后面狡黠地微笑了。这真是决战的最高指示，能让无数宅男宅女身不由己。 “决战的最高指示”，这大概是片中最催泪的一句话，一直珍藏于主角小女孩的心中。短片开始，这个貌似生活在北方的小女孩，在老旧平房里用积木建设未来的家园（看看，是不是和你小时候玩得那套一样？）。“妈妈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支持我们的建设，但并不能否认它的伟大。”积木高楼里依次住着猫咪扮演的弗拉基“咪”尔同志、小鸡扮演的菲利克斯•捷尔任斯“鸡”同志、小鸭扮演的贝利“鸭”同志。 “贝利亚同志”，一星观众们火了：你们称这个恶魔为同志？你们懂历史吗？另一边的观众大约会和影片强大的志愿顾问团队一样微微一笑。这当然不是事件历史，除非你认为积木房子是真的房子。这是普通人的情感历史，是那些来不及告白就被风云诡谲的90年代埋葬的情感的重返。 房子拆了，积木扔了，电视里那个脑门上有地图胎记的人正在宣布苏联解体，妈妈却忙着推销美式化妆品。列宁同志、菲利克斯同志病死了，贝利亚同志被卖进小饭店熬汤了。全家搬进了曾经梦寐以求的高楼，却是以抹去过去的一切信念为代价。小女孩在电梯里黯然问妈妈：“我们的大楼会不会被美国炸掉？”砰，脑袋上挨了重重一记。 这真是经典的梦魇。看似无厘头，却一下戳中了多少人。99年曾经发生过的惊梦就这样被作品消化了。这一定是那些剧本顾问们，那些活跃于各个军坛、爱国论坛的精灵鬼宅们的鬼点子。记忆不受时间束缚，自顾自挤到一起，反而更具有历史穿透力。 反对者们急着控诉苏联的“黑暗”史，为编剧和支持者的“无知”捶胸顿足。支持者们也没有轻松到哪里去，同样使劲寻找影片与现实的一一对应。积木被妈妈扔了，只有贝利鸭“盗窃”的那几块幸存下来。观众问：“贝利亚保存的社会主义大厦屋顶说明了什么？”小女孩说：“妈妈背叛了我们。”观众问：妈妈又是谁？ 当电视里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时候，小女孩冲出家门，穿过黑夜的城市奔向昔日的家园，这幕景象令人动容。接近施工重地时，大爆炸发生了。星火如雨，小女孩终于来到人民英雄的世界。昔日玩伴们身披戎装冲向前方，同志们在坦克前面依次立正敬礼。菲利克斯再次将小蜡丸交给她，里面保藏着决战的最高指示——“前进，达瓦里西！” 部分观众纠结，小女孩死了吗？一种解释认为，这是一起工地施工事故，小女孩在死亡后穿越回了卫国战争时代。但穿越还真需要死亡么？在我看来，工地废墟就是那不可触摸的精神坟墓，埋葬着记忆与理想。工地后边就是遥不可及的地平线，来自那里的召唤千言万语也无法诉说清楚，只能用一场大爆炸来启示。大爆炸也是小女孩世界坍塌的一个迟到的回响——世界已经改变，该如何面对昔日的信仰和全新的世界？ 从小女孩冲出大厦开始，不再有旁白和对话，只有悲锵有力的音乐。最终的镜头既是结束也是开始——女孩怀抱步枪守卫在积木的废墟之上，守护在昔日的精神遗产上。这是否触摸到你心中关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记忆？网友甚至为片尾的一张张插画找到了现实中对应的苏联照片。无论如何，短短八分钟把一个昔日的国家及其所创造的崇高幻想重新推到了人们面前。作为艺术作品，成功地触动我们各方面的情感记忆。有人慌忙说要理性看待这部作品。可是谁在乎理性不理性呢？无论怀念还是谩骂都是烟火。用理性来遮掩自己苍白的情感，或者掩饰自己那颗颤栗的心是没有用的，就像《阿凡达》里的飞龙面对真命骑手拼命而徒劳地抗拒心跳。情感并非虚无，而是支撑这个世界的终极基础。在情感面前，书呆子们的理性因为发现自己的虚无而惊恐。 有人热泪盈眶有人跳脚骂街，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看到的一副漫画：巨人列宁笑眯眯地俯下身子，会议桌上的小人物们便惊慌失措四散而逃。 说这部作品想要反攻倒算的人当然是神经过敏，不过每个人确实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支持者也许看到这背后中国人的筚路蓝缕，今天的中国已经恢复力量可以重新“怀旧”，而且是怀理想主义的旧了。 一位评论者说得对：影片中明确标示出来的意识形态恰恰不是真实运行的意识形态，谁盯着苏联符号去赞美或者诅咒都是不自觉掉到沟里。他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心魔。交上这份毕业设计作品的年轻人王一琳，她在回应观众批评时候远比争论双方想象的更通达更轻松。她可能无意于把90年代政治经济分析得清清楚楚，她只需要造出这个迟到的梦境，让无处告白的情感获得净化，她只需要造出这面历史情感的镜子，让每个人都不经意间在它面前现形。 面对歇斯底里的争论者，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放轻松，因为这些仅仅是符号。说是符号，虽然也对，但似乎没有说完。拿符号怀旧是文艺界常见的伎俩，云南原始风情的符号，西藏雪域高原的符号，阿凡达异域神话的符号……都不过是从历史情境里抽离出来的表演物，体现着现代人的精神欲望而不是过去。然而这部作品里的符号并非仅仅作为表演者出现，实在是象征了新的情感形式。 那些甚至能从《黑猫警长》里解读出纳粹思想的青年固然无趣，但一切仅仅是宅男宅女们的精神内战么？这些终将失去青春并掌握未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类？ 无数人质疑，没有经历过那段时期的90后怎么会拍出这样的作品来？有人说片尾感谢姥姥和姥爷的字幕给出了解释。但依然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90后需要这个？这绝不只是在为上一辈人捡起碎梦，这正是90后自己的梦！ 按照符号说，那么他们也可以借用欧美符号或者电影记忆来做同样的事情。但在我看，恰恰是越来越多的人厌倦了美式符号。美国梦已经千疮百孔，欧洲梦也萎靡不举。90后的中国梦如果要回溯过去，更愿意向一个被毁的伟大梦想致敬。这正是符号-情感领域的博弈。或许他们讨厌的是这些符号在中国的使用方式。怪不得美国，也许要怪公知和消费社会对美国符号的透支。斯诺登事件就很清楚，一切来自美国的崇高话语都失效了，美国（政府）粉们无法面对斯诺登。他们说斯诺登不是英雄是叛徒。我认为这话非常真实，因为正好说明美国文化已经不能产生英雄。有志青年们也已经厌倦了普世大片的情感表达方式。 对，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们也要警惕英雄主义的欺骗。但人作为启蒙所许诺的高贵生物，是无法整天承受“小时代”之猥琐庸俗的。人必须要有精神，要有对英雄气概的体验。这是再多的腹诽，再多的“新启蒙”也阻挡不了的。当那声启示的爆炸声传来，为之兴奋的人们将毫不在乎暴露心中所有会让雅致的阿伦特主义者们颤栗的崇高光线！ 如今依然占据主流舆论的人们不肯面对的一个事实是，新生长起来的青年已经没有了前人念念不忘的历史负担。固然很多读书人仍纠缠于苏联道路与美国道路，而且这样的争论也确有必要，但大多数时候已经变成无趣的精神恐吓，令自己生活在自己制造的紧张感里乐此不彼。 拉开距离，并且站在今天的中国来看，新青年们认为被毁灭的梦想依然是梦想，而那些至今仍然守着苏联坟墓，随时神经过敏准备镇压幽灵的公知以及少年公知们，其实也就是幽灵的伴侣，他们已经死去，却自以为还活着（人鬼情未了？灵异第六感？） 通过一部短片固然无法判断全部情况，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新的崇高感正在新青年当中升起。影片中的人民战争不过是崇高的终极隐喻。那些出生在消费时代文化中的青年们，他们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一定更让“启蒙公知”们感到痛苦和无法理解。但我们也不能断言，这究竟是绝地反击，还是回光返照，毕竟精神结构需要实践形式的支撑。无论如何，“决战的最高指示”，和无数曾经激励过一代人的启示言语，将始终是一个幽灵。当你认为已经忘却他的时候，他就微笑。当你凌辱作践它的时候，你就会收到那一声爆炸的久远回响。 （本文来源于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