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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源自受害者情结的种种复杂心态，中国人看日本道歉，总觉得“不到位”。但纵观日本近十数年来在社会思潮、舆论和国民心态上的变化，笔者曾在私下与友人的内部讨论中说：现在看来，日本道歉“不到位”是一个事实。但不得不说，这已经是最到位的时候了，以后会越来越“不到位”的。我们恐怕只能基于“不到位”的现实，规避因“不到位”而引发的更大风险，而不是从现在开始再去试图努力使其“到位”。”   随着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问题对立的升级，日本对中国的“谢罪”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成为公共舆论视线审视的焦点。“谢罪”，是日文中“道歉”之意。日本对中国的道歉，是战争的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一种反省、忏悔，一种道义承担。它与战争赔偿的性质不同，不具备物理形态，不能“当饭吃”，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但惟其如此，无论受害者，还是加害者，都极其看重战争道歉。尤其在东亚社会，说道歉问题“重于泰山”，实不为过（在西方，状况多少有所不同，具体拟他文另述，在此不赘）。 迄今为止，日本政府所做的高调对华战争道歉，主要有三个文本：一是两国复交时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二是战后50周年之际（1995年8月15日），由村山富市首相代表日本政府发表的谈话（“村山谈话”）；三是1993年8月4日，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发表的谈话（“河野谈话”）。其中，前二者是关于广义的侵略战争和历史问题，“河野谈话”则是对慰安妇问题的表态，承认二战期间日本强征慰安妇的事实，并表示反省、道歉。这三个文本作为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一直被以后的历届内阁所遵循，事实上成为日本对华的“公式道歉”，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场合，被屡屡引用、重申。 但是，我们发现，对这样的道歉文本，中国社会的接受程度却不尽相同，因人而异，见仁见智。换句话说，如果日方有一个“公式道歉”文本的话，中方似乎并不存在对“公式道歉”的“公式接受”的社会心理。相反，中日关系一遇风吹草动，稍有颠簸，对日本道歉问题的指责瞬间便会升温，“不反省”、“不道歉”、“不真诚”等等，直至“军国主义复活”，不一而足。可与此同时，却并不见日方收回“公式道歉”，或中央政府层面公然否定历史，为军国主义招魂、为侵略战争翻案。中方的过激反应往往像打在棉花上的拳头，能量立马被吸收，却得不到“应有”的回应。于是，中方愈加光火，历史问题往往会恶性发酵，向经贸、文化交流等领域渗透、发展，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整体性倒退。 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日本的道歉问题呢？笔者以为，一种理性的视角至少应包括三个层面：1、历史、客观地评价日本的道歉——它到底道没道过歉？程度如何？深化的过程又如何？2、中方对日本道歉是从来一味地“拒不接受”吗？3、中国人到底想要得到日本何种程度的道歉？希望如何？得不到又当如何？ 先谈前两点。日本投降之际，中国抗战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发表了“以德报怨”的演说，奠定了中日和解的基调。战后初期，日本国内也曾有所谓“一亿总忏悔”的舆论空气，多少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善意。无论国民政府，还是后来的共产党政府，可以说对日本基本都抱着不念旧恶、宽大为怀的态度，从战犯处理到日侨遣返，做到了最大限度的“仁政”。 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中方采取“以民促官”的渐进策略推进中日邦交，有众多的左翼政治家和民间友好人士访华，受到毛、周等领导人的接见。这些人士要么是延安时期受过中共俘虏政策感召的“日本八路军”，要么是对社会主义中国怀抱纯真理想的日共或社会党政治家，一旦踏上新中国的土地，自然少不了“谢罪”、“赔不是”的“自选动作”。对此，中国政府其实是真心接受的，甚至是欢迎的。如1956年9月，毛接见由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率领的日本旧军人访华团一行，双方握手后，毛开场头一句话就表示：“感谢日本军阀进攻了我们，否则我们今天可能还到不了北京。虽然过去你们和我们打过仗，一切愿意再来中国看看的旧军人我们都欢迎。” 1 1972年9月于北京举行的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虽然发生过田中角荣所谓“添麻烦”的“问题发言”等插曲，但最终落实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道歉文本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并不存在哪一方“不接受”的问题，否则也不可能签署。不仅如此，历届首相在道歉问题上所做的表态，其实也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从铃木善幸的“过去在选择上的重大错误”，到中曾根康弘的“对过去的严厉反省”；从竹下登的“先前大战的不幸事件”，到海部俊树的“对我国的行动，日本全体国民当深深地反省，抱有正确的历史认识是不可或缺的”；进而到“河野谈话”、“村山谈话”，的确折射出日方在道歉问题上不断努力的轨迹。甚至因靖国参拜问题使中日关系一度陷入“政冷经热”低谷的“始作俑者”小泉纯一郎，其实也是继村山富市以来第二位赴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的日本在职首相，其在参观后对中日两国媒体发表的感言中，道歉的规格其实并不算低：“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怀着这种心情观看了这里的许多展览。我感到，决不允许再次发动战争，也许是对因战争惨剧而倒下的人们的一种告慰吧。” 2 无视这种白纸黑字的存在及其背后不断深化、推进的政治努力，而一味地指责对方“不反省”、“不道歉”、“不真诚”，是不是也不够“历史唯物主义”呢？ 再谈第三点。日方到目前为止的道歉尚未到达令中方满意的水平，是一个事实。可是，中方到底想要得到日本何种程度的道歉呢？仔细研究会发现，其实中国社会在此问题上并无共识，甚至呈现出认知分裂的状况，不仅官民之间如此，民间社会亦如此，乃至微观到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其实也殊难达成共识——这，就是现状。 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是，谋求像德国对犹太人那样的“谢罪”，如1970年，前西德首相勃兰特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的一幕。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日本不是德国，日德之间有可比因素，也有不可比因素；其次是美国因素。美对德和对日的民主化改造政策是不同的，美国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再次是中国人与犹太人之不可比性。譬如，中国文化中缺乏如犹太民族的那种源自宗教的对罪恶的彻底、决绝的追究，华人社会中也不存在如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那样强有力的压力集团。凡此种种统统“置之度外”，却独要求日本政客像勃兰特那样的跪式谢罪，是不是过于“随心所欲”而有失客观呢？ 早在1997年，著名党史和国际问题学者、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首任所长何方先生便在与日本政学界人士打交道时发现：“经过长期斗争，日本主流派对战争有了一个基本看法，并得到大多数国民的认同，就是承认对中朝有过侵略和殖民统治以及某些日军暴行（但不承认太平洋战争是侵略）。……从官方、舆论界到一般国民，多已对历史问题感到厌烦，对外国的批评发生抵触和反感。在民间来往中，连某些友好人士也有此情绪。所以整个看来，日本对战争的基本认识今后大概不会再有大的改变，要它加深和彻底承认侵略罪行是不可能的了。” 3 正是以这种认知为内核，2002年，马立诚、时殷弘、冯昭奎等人提出了“对日新思维”，并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回过头来看，应该承认，何方先生的判断是大致准确的，富于前瞻性的。 出于源自受害者情结的种种复杂心态，中国人看日本道歉，总觉得“不到位”。但纵观日本近十数年来在社会思潮、舆论和国民心态上的变化，笔者曾在私下与友人的内部讨论中说：现在看来，日本道歉“不到位”是一个事实。但不得不说，这已经是最到位的时候了，以后会越来越“不到位”的。我们恐怕只能基于“不到位”的现实，规避因“不到位”而引发的更大风险，而不是从现在开始再去试图努力使其“到位”。 因为，那基本上是缘木求鱼。随着经历过战争的“过来人”的陆续退席，一代政坛新人主导中日关系的时代拉开了序幕。日本政坛历来有所谓政治“世袭”，“政二代”、“政三代”所在多有，你让孙辈政客高调否定其祖辈，并“承担责任”，对他来说，确实已不现实。加上两国间近年来存在的一个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表面化的情绪性互动现象，过度的“外压”不仅不利于激发日人的历史反省，反而有可能导致逆效果——使现有的道歉“成果”后退、缩水。 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我们注意到，安倍第二次内阁成立以来，便存在这种迹象：首先是安倍其人表示要修改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公式道歉”文本（即“河野谈话”），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动议甚至遭到了美国舆论的牵制；二是本月15日，日文部科学省公布了中央教育审议会第七届审议委员名单，著名右翼学者、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理事长樱井良子赫然在册。樱井其人以激烈否认日本在二战时的战争罪行著称，是学界“反中”的急先锋、右翼“女大佬”和“公知”。如此“问题学者”身处审议历史教科书的要津，给过去曾屡屡发酵的教科书问题新添一层不确定性因素。 日本对中、韩的战争道歉问题，即使在日本国内，也是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背后是复杂的政治角力，涉及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实力竞争、领导人在执政党内的威信及民意支持率，任何一次正式道歉都是国内政治平衡的结果，要对国会负责，同时要考虑民意的反应，绝非领导人一己的好恶（亲中韩或厌中韩）或冲动所能决定。纵观历次“公式道歉”，深感日本政坛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93年的“河野谈话”，是自民党政权第一次倒台前夕，由执政党内左翼鸽派领袖、时任（宫泽喜一）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政府作出的表态，既有彼时“冷战”方告终结、“后冷战”方兴未艾的大背景，又有在自民党面临大分裂的情况下，力求整合各派力量，以期维持自民党政权于不坠的政治考量；1995年的“村山谈话”，是以社会党委员长身份出任社会、自民、先驱三党联合政权首相的村山富市主导的战争道歉，而村山内阁是日本战后史上公认的绝无仅有的左翼政权，然而“其兴业勃，其亡也忽”，如昙花一现。在自民—民主保守两党体制已基本定型化，左派势力急速式微、对政坛的影响力几乎可忽略不计的今天，不仅已无人再“向左看齐”，甚至“拼保守”、“秀鹰派”成了政坛新时尚，非如此便有被挤出局的危险，诚“此一时，彼一时”也。加上目前中日两国不断激化的主权争端及其在各自国内所引发的民族主义升温和舆论反制，不得不承认，客观上，日本对华道歉已难有进一步“改善、深化”的增量空间，保住存量不缩水已属不易。 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应对日本道歉问题，确实是一个新课题，因为旧的政治形势和力量平衡已不复存在，所谓“中日友好”力量已被边缘化。新形势要求我们除了理性、客观和历史性的视角外，还需具备战略性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否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注释： 1  见《廖承志与日本》（吴学文、王俊彦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23页。 2    见《日中关系重要文献集》（日本驻华大使馆编，2005年2月版），第27页。 3  见《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一文，收入《何方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93页。

“最近的动画故事片如《狮子王》、《幽灵公主》和《钢铁巨人》都触及到更加严肃的主题，而《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和《小鹿斑比》等经典故事都有催人泪下的时刻。但是这些电影都在安全的范围内存在；它们引发泪水，而不是悲伤。《萤火虫之墓》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剧情片，碰巧用动画手法拍摄，我明白为影评人恩斯特•李斯特(Ernest Rister)拿它与《辛德勒的名单》做比较时说的话。“这是我看过的情感最深沉的动画电影。”   在二战的尾声，美国轰炸机向日本数个城市投放凝固汽油弹，进行狂风暴雨似的轰炸。这些比易拉罐稍长一些却差不多大小的炸弹，拖着呼呼飘动的布条，坠落到地面上；几乎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它们击中后，有片刻的静默，然后爆炸开来，向四方喷射出火焰。日本人的居住区，房子都是由薄薄的木材和纸张建成，无法抵挡这些火焰。 《萤火虫之墓》（1988）是一部动画电影，讲述了两个来自港口城市神户的孩子的故事。轰炸令他们无家可归。清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他的妹妹节子大概五岁左右。他们的父亲在日本海军服役，母亲在一次轰炸中身亡；在一家紧急救援医院里，清太跪在她伤痕累累的身旁。他们的家、社区和学校灰飞烟灭。一度一个姑妈收留了他们，但是她却对他们的口粮非常苛刻。最后清太在一个山脚下找到一个可以使他俩容身的山洞。他尽其所能地寻找食物、回答节子有关双亲的问题。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展现清太死在一个地铁站里，所以我们可以猜测到节子的命运；清太的魂灵伴随着我们回顾着那些闪回镜头。 《萤火虫之墓》是一次如此感人的情感体验，不得不令人重新思考动画。自最初时期以来，大多数动画电影都是适宜孩子和家庭看的卡通。最近的动画故事片如《狮子王》、《幽灵公主》和《钢铁巨人》都触及到更加严肃的主题，而《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和《小鹿斑比》等经典故事都有催人泪下的时刻。但是这些电影都在安全的范围内存在；它们引发泪水，而不是悲伤。《萤火虫之墓》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剧情片，碰巧用动画手法拍摄，我明白为影评人恩斯特•李斯特(Ernest Rister)拿它与《辛德勒的名单》做比较时说的话。“这是我看过的情感最深沉的动画电影。”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生存的简单故事。男孩和他的妹妹必须要找到栖身的地方和果腹的食物。战争期间，他们的亲戚对他们既不友善也不慷慨。就在他们的姑妈把他们母亲的和服卖掉换成大米，并给自己留下大部分的米时，清太意识到他们得离开这里。他有一点钱，可以买食物。可是根本没有食物可买。他的妹妹身体越来越虚弱。他们的故事不是给说成一部情节剧，而是简单、直接地运用新现实主义手法讲述。电影给人沉默的时间。电影最可贵的品质是它的耐心；镜头把握着让我们能够思考，角色们在四下无人时受到我们的打量，氛围和环境都得到时间自由营造。 日本诗人在位于停顿和句末的长度之间使用“枕语”，而伟大导演小津安二郎运用“枕镜头”——妙手天成的细节，来分隔两个镜头。《萤火虫之墓》也运用到这种手法。视觉效果产生一种诗意。电影也有快动作的时刻，炸弹如雨幕般落下，惊恐的人们在街上四处逃散。不过这部电影并不过多运用动作，而是对行为之后的后果沉思默想。 电影由高畑勋导演，他的名字跟著名的吉卜力动画工作室——日本最好的动画源泉联系在一起。他在那里的同事是宫崎骏（《幽灵公主》、《魔女宅急便》、《邻居家的多多龙》）。高畑勋的作品主题并不严肃，但是《萤火虫》却自成一类。它是根据作家野坂昭如的半自传小说改编而成——作家在轰炸期间是个孩子，他的妹妹死于饥饿，作家一生都为罪恶的阴影所笼罩。 小说在日本非常出名，本有可能会启发拍出一部真人表演的电影。这不是典型的动画题材。但是就《萤火虫之墓》来说，我想动画是正确的选择。真人表演可能会因特技、暴力和动作而变得累赘。动画可以使高畑勋始终关注在故事的核心上，他的动画角色没有视觉上的现实感可以使我们的想象发挥更大的余地；脱离的真人表演的平淡乏味，我们可以更加自如地将角色与想象融合在一起。 多年来好莱坞动画都在追求着“具有现实主义意味的动画”，即使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悖论。画出来的人物不像拍照拍出来的人物。画出来的人物更具形式感、具有更明显的符号意味，并且（正如迪斯尼在不懈的实验中发现）它们的动画能够夸张到通过身体语言来传达情感。《萤火虫之墓》没有企图达到《狮子王》、《幽灵公主》的现实主义高度，反而 地点和背景的画风属于十八世纪日本画家歌川広重和他的现代追随者赫尔杰(Herge)（《丁丁历险记》的创作者）。画面有极大的美感——不是动画的美感，而是通过动画的滤镜展现出的唤起人回忆的风景画法。角色们具有现代日本动画的典型特征——大大的眼睛，孩童的身体和具有很大收缩性的五官（嘴巴闭上时小小的，而孩子啼哭哭时又张得老大，我们甚至都能看到节子的扁桃体）。电影证明了，如果它需要证明什么，动画通过强调和简化动画本身来制造出情感效果，而不是通过复制现实。所以许多镜头都是令人产生想法，而不是感同身受。 也有单个非常美丽的时刻。其中有一个夜晚，孩子们捉萤火虫来照明他们的山洞。第二天早上，清太看到他的小妹妹小心翼翼地埋葬死掉的昆虫——以她想象母亲被埋葬的方式。还有一个场景，小女孩用泥巴做的“饭团”和其他想象中好吃的东西为她的哥哥准备晚餐。还有清注意就在他们在海滩上发现一具尸体场景时的时间间隔和静默，然后遥远的天边出现更多的轰炸机。 里斯特挑出另一个镜头。“当男孩清太用一块洗洁布围出一个水泡，他藏着，然后把它放开到妹妹节子快乐的面前来时，那时我知道我在观看一部与众不同的电影。” 古老的日本文化元素涌动在《萤火虫之墓》的表面下。影评人丹尼斯•福岛(Dennis H. Fukushima)对这些元素做了解释。他发现故事起源于两人双双自杀戏剧的习俗。不是清太和节子有心想自杀，而是生活磨灭了他们生的意志。他还在两人栖身的洞穴和山脚下的坟冢做了一个类喻。 福岛举出与野坂昭如访谈为证。“作为唯一的生还者，他对妹妹的死感到愧疚。就在四处找食的时候，他常常先填自己的肚子，再去喂他的妹妹。她的死因毫无疑问是饥饿。而正是这个悲惨的事实多年来令他不得解脱。促使他写下这个经历，希望鬼魔们不再折磨他。” 因为《萤火虫之墓》是动画电影，又来自日本，没有太多人看到。当一些动画迷们称赞电影有多好多好的时候，没人把他们的称赞当做一回事。现在电影出了多声道选择和英语声道的DVD版本，可能会得到它应有的关注。是的，这是一部卡通影片，孩子们长着碟子般大的眼睛，但是这部电影可以登上任何一张伟大的战争电影的榜单。

“宫崎骏先生出生于珍珠港袭击的那一年。那一代日本人特有的反战精神也在宫崎骏身上烙下深刻印迹。他的电影是献给自然的赞歌，同时也警示人们自然面临被破坏的危险。影片中，往往是孩子首先为贪婪攫取和穷兵黩武敲响警钟，而大人们永远都充耳不闻。 ”   这是一次对爱、责任、生死的深刻探索。《起风了》被认为是宫崎骏第一部献给大人的动画。现年72岁的宫崎骏先生投入了大半辈子为孩子编织美丽梦境，这位日本电影界首屈一指的天才，重又提起画笔来讲述一位二战时期飞机设计师的真实故事。 电影的名字引用了法国诗人瓦莱里（Paul Valéry）的诗歌《海滨墓园》(Le Cimetière marin)“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 那风是灾祸的预兆和象征，影片是围绕着灾祸而展开的：1923的关东大地震将东京和横滨的大片地区夷为平地，罹难者超过十万；还有十几年之后，日本为帝国主义战争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尽管故事设定在真实世界，《起风了》仍充满了宫崎骏早期作品中特有的对浮华幻梦和虚假繁荣的刻画。梦是故事起点亦是终点。影片开头，名为堀越二郎(Jiro Horikoshi)的十岁男孩想象着飞越他在乡下的房子，将他拉回现实的则是从铁疙瘩似的战机上坠落的炸弹。故事结尾，他走在战时日本的残垣断壁间，美好的儿时梦想最终被无情地演绎成了噩梦。 故事的主人公二郎长大成了工程师，才华横溢却有些天真烂漫。这个角色基于一位真实人物——日本零式战机的设计者。那个时代，零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战斗机，在太平洋战场上令敌人闻之色变。零式主导了1941年的珍珠港袭击，宣告了美日间的战争的开端。然而到了1945年，它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已不复存在。十几岁的神风特攻队队员把零式当作自杀炸弹，向着逼近的美国舰船俯冲而去。 宫崎骏先生出生于珍珠港袭击的那一年。那一代日本人特有的反战精神也在宫崎骏身上烙下深刻印迹。他的电影是献给自然的赞歌，同时也警示人们自然面临被破坏的危险。影片中，往往是孩子首先为贪婪攫取和穷兵黩武敲响警钟，而大人们永远都充耳不闻。 孩子气的二郎制造飞机来续写他的童年梦想，从未意识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家园。他对飞行的热爱被刻画成某种单纯的情感，飞行的场面包含着某种情爱的特质。与他的未婚妻菜穗子萌发的爱情，便是以翱翔高飞的纸飞机为象征。而悔恨只有到了最后几幕才姗姗来迟。 这位伟大的反战导演此次以一个制作战争武器的人物为题材，影迷不免感到疑惑。宫崎骏先生表示自己被这位日本最杰出的怪才之一的故事深深吸引。“工程师是中立的”，他在今年6月这样解释道。“向战争进发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但是，将之归咎于堀越二郎无济于事。” 在一个政客总要炒历史冷饭的国家，《起风了》引发一场激烈争论并不让人意外。这个月，宫崎骏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他对政府计划提升陆军海军军力深感厌恶，而政治家对日本战时历史的无知和罔顾令他震惊。尽管文章并未指名道姓，但这番话明显针对当在任首相安倍晋三。 右翼对此的回应是请老先生莫谈国是。热门网络论坛2channel上满是火气十足的评论，还把叛国贼的帽子扣在这位导演头上。更糟的是，这部新作感性又缓慢的风格加上少有电脑特效点缀，让部分观众评价认为“无聊”。 宫崎骏对这个故事可谓感同身受。他的父亲曾是负责制造零式战机方向舵的主管。正如二郎，这位年轻主管自小对飞机着迷。《起风了》是艺术与政治上同样深刻的谢幕演出，看上去它并没有被批评拖累，目前的势头相当不错，刚上映就收获了日本本月票房冠军。 电影的名字引用了法国诗人瓦莱里（Paul Valéry）的诗歌《海滨墓园》(Le Cimetière marin)“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 那风是灾祸的预兆和象征，影片是围绕着灾祸而展开的：1923的关东大地震将东京和横滨的大片地区夷为平地，罹难者超过十万；还有十几年之后，日本为帝国主义战争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尽管故事设定在真实世界，《起风了》仍充满了宫崎骏早期作品中特有的对浮华幻梦和虚假繁荣的刻画。梦是故事起点亦是终点。影片开头，名为堀越二郎(Jiro Horikoshi)的十岁男孩想象着飞越他在乡下的房子，将他拉回现实的则是从铁疙瘩似的战机上坠落的炸弹。故事结尾，他走在战时日本的残垣断壁间，美好的儿时梦想最终被无情地演绎成了噩梦。 故事的主人公二郎长大成了工程师，才华横溢却有些天真烂漫。这个角色基于一位真实人物——日本零式战机的设计者。那个时代，零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战斗机，在太平洋战场上令敌人闻之色变。零式主导了1941年的珍珠港袭击，宣告了美日间的战争的开端。然而到了1945年，它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已不复存在。十几岁的神风特攻队队员把零式当作自杀炸弹，向着逼近的美国舰船俯冲而去。 宫崎骏先生出生于珍珠港袭击的那一年。那一代日本人特有的反战精神也在宫崎骏身上烙下深刻印迹。他的电影是献给自然的赞歌，同时也警示人们自然面临被破坏的危险。影片中，往往是孩子首先为贪婪攫取和穷兵黩武敲响警钟，而大人们永远都充耳不闻。 孩子气的二郎制造飞机来续写他的童年梦想，从未意识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家园。他对飞行的热爱被刻画成某种单纯的情感，飞行的场面包含着某种情爱的特质。与他的未婚妻菜穗子萌发的爱情，便是以翱翔高飞的纸飞机为象征。而悔恨只有到了最后几幕才姗姗来迟。 这位伟大的反战导演此次以一个制作战争武器的人物为题材，影迷不免感到疑惑。宫崎骏先生表示自己被这位日本最杰出的怪才之一的故事深深吸引。“工程师是中立的”，他在今年6月这样解释道。“向战争进发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但是，将之归咎于堀越二郎无济于事。” 在一个政客总要炒历史冷饭的国家，《起风了》引发一场激烈争论并不让人意外。这个月，宫崎骏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他对政府计划提升陆军海军军力深感厌恶，而政治家对日本战时历史的无知和罔顾令他震惊。尽管文章并未指名道姓，但这番话明显针对当在任首相安倍晋三。 右翼对此的回应是请老先生莫谈国是。热门网络论坛2channel上满是火气十足的评论，还把叛国贼的帽子扣在这位导演头上。更糟的是，这部新作感性又缓慢的风格加上少有电脑特效点缀，让部分观众评价认为“无聊”。 宫崎骏对这个故事可谓感同身受。他的父亲曾是负责制造零式战机方向舵的主管。正如二郎，这位年轻主管自小对飞机着迷。《起风了》是艺术与政治上同样深刻的谢幕演出，看上去它并没有被批评拖累，目前的势头相当不错，刚上映就收获了日本本月票房冠军。

“总之，某些人觉得既然已经撒了谎，就继续撒下去好了。为此，这些追求（言辞上）前后一致的人也许很想说：“战前的日本并不坏”。这可真糟糕啊，不承认（战前的日本是坏的）这一点是不行的。慰安妇的问题也是一样，因为这事关本民族自尊的问题，所以更应该好好谢罪、好好赔偿才是。”   我虽是1941年生人，却没有日本宪法出台那时的记忆（日本国宪法颁布于1946年——观察者网注）。比起宪法的故事，我在孩提时代只有“真的是打了一场愚蠢的战争”这样的切身感受。那时有些大人大言不惭地谈论日军在中国大陆的胡作非为，我有好几次间接听到了那些事儿，同时也了解到（美军的）空袭有多厉害。各种乱七八槽的传闻传进了我的耳中，当时我就想自己生在了一个做混账事的国家里，真心讨厌起日本来了。 由于在我4岁时战争就结束了，所以和比我年长6岁的高田勋导演以及比我大3岁的妻子相比，我对战争刚结束的感受不大一样。我只记得空袭，也亲眼目睹过街道燃烧的情景，有那么一点儿打输了的屈辱感。战后来了许多美国人，大家老是围着他们看新鲜。不过，从美国人那儿领泡泡糖和巧克力那样丢脸的事，我是做不来的，我就是这么想问题的孩子。 我读过许多现在所谓战记作品那样的东西。在我幼年时代出版的战记作品中，多用“极为反省”和“真是这样的”之类的语句来描述太平洋战争。除去作品中提到的开枪的事情，就拿雷达来说吧，那么烂的雷达，无论你怎么努力也是无济于事。诸如此类的事情，由各行各业绝非英雄好汉的人们写了出来，大量出版。 在这些书中，当真没写什么振奋人心的事，倒是加进了像军舰沉没之后，船员们在漂流中如何得救这样的内容，这些东西只能让还是孩子的我心中充满了“这真是场可悲的战争”的感想。后来，当我读到罗伯特•威斯托（Robert Atkinson Westall，英国作家）写的《“机枪塔”的少年们》（The Machine Gunners，即机枪手，出版于1975年）等作品时，顿时感到“咦，这人是我前辈耶”。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对大人们嘴上喊着“战争、战争”，却不认真参与战争的作法感到气愤，并由此看清了自己与周遭环境的界限所在。威斯托这人比我要年长吧（生于1929年——译者注），他在63岁那年死去了。 我通过读威斯托的书，意识到了自己的天性。我有了“难道不是存在着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的大义么”，还有“要为之献身”的念头，原来自己是那种朝着一个方向猛冲的人啊。要是再早生一会儿的话，我绝对会成为一个激情澎湃的军国少年的。要是再早生一会儿的话，一定会是一个志愿在战场上急急忙忙去寻死的人。我想，那是一个只有在死时才明白真正的战争是什么的时代。不管幸运与否，假使我因为视力不好的缘故无法志愿参加特攻（即神风特攻队）的话，或许会去画宣传特攻的漫画也未可知。 战时父亲在打造战机零部件 尽管只是孩提时代的记忆，我仍然记得日本社会变成所谓的战时状态是从昭和19年（1944年）后，全国整体陷入歇斯底里状态开始的。不过，我老爸受到现实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是一个“天下国家，咱不懂”这样的人物，因此只要听一下我老爸的言论，就知道他的想法是全然不同于他人的。 关东大地震时，我老爸从位于东京墨田区的陆军被服厂这个死人最多的地方逃出生天。不仅如此，他还为能拉着9岁妹妹一起逃生而感到自豪。战争期间，在东京大轰炸的翌日，他为了确认亲戚们的安危进入了东京，因而再一次目睹了死尸累累的惨状。 我老爸在被问及对学生时代的回忆时，说自己就像小津安二郎战前的电影《青春之梦今何在》的主人公那样，是个彻头彻尾的刹那主义者（momentalist，怀有享乐主义生活态度的人）。战争期间，我老爸顶替生病的大伯父，当上了生产战机零部件的军工厂厂长。尽管知交们都劝他说：“这场战争就要输了，不要干了”，可到了昭和20（1945）年，他仍然向银行贷款投资给兵工厂。我老爸不肯承认世界形势的大趋势，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是凭着“我从事的不是战争。现在的这个买卖，只要有客户下订单就能赚钱”这样的理由行事的，所以一丁点也不后悔。尽管他完全没有大局观。 战后，老爸的军工厂理所当然没法再干下去了，所以只好从事把剩余的杜拉铝材（硬铝材料，二战期间用于制造战斗机）直接“噗”一下弯成调羹的业务，生产这种粗制滥造的玩意。尽管如此，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东西卖火了。我老爸一口气把原材料全都做成调羹卖了个精光，然后把利润和工人们平分了，随即他说服了刚成立不久的工会，巧妙地解散了公司。这以后，因为只剩下个空厂房，老爸便在那里开办了一家舞厅。虽然最初几年还有客人光顾，可舞厅坐落在即使从宇都宫出发，也只有坐车才能到得了的鹿沼，所以没过多久，舞厅就因为无人光顾而倒闭了。于是，老爸来到了东京，我才有机会看到老妈和老爸跳华尔兹。在我上高中那会儿，父亲还若无其事地揶揄我“你小子连舞都不会跳啊”。 战前，也就是昭和10（1935）年吧，当时虽说世界处于恐慌和经济不景气中，可实际上这个时期正是电影的全盛期。总而言之，只要有事业有钱，哪怕是通货紧缩也能让人快活。我老爸曾说过：“哎，那个时候可真好啊”，当然，恐怕只有东京的一部分人是这么过的吧。想想看，这样的老爸对于战争会说些什么呢？一句“斯大林说过日本人民是无罪的”就完事了。我说“老爸肯定也是有战争责任的”，虽然我和他吵了一通，可老爸一点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可是个战后伊始就和美国人交了朋友并招呼他们“上我家来玩”的人啊。他曾说过“美国好，不喜欢苏联”。我不知道他为何要说不喜欢苏联，我想他不喜欢的是没有自由的生活吧，他这人可是自由惯了的啊（笑）。 我30岁才开始重新认识日本 虽然我现在也阅读半藤一利（日本作家，被称为“昭和史著作第一人”——观察者网注）的《昭和史》，可是已经不忍卒读了，因为越读就越能了解到日本所犯下的恶行。我在想，日本为什么要去其他国家打那样的战争呢？难道没有别的出路了吗？日俄战争结束的时候，日本在辽东半岛的问题上也不得不声明“这毕竟是中国的，所以还是归还了吧”。可当时的日本丝毫没有这样的想法。虽说我以为那是帝国主义时代常有的想法，但当日的世界也不存在这种思维方式。 当时，聚集在中国周边的有苏联、英国，稍远处还有法国、荷兰、美国，世界列强都齐聚于此。往事如烟不可追，尽管我想并非只有日本当过坏人，但说出“我只是最后加入的，为什么我被抓到了？”这样的话也很奇怪，因为“你这家伙是强盗啊”。从老妈那里，我听到不少去过中国东北的熟人们如何威风八面地吹嘘自己在那里的所做作为，每当我听到这些事，我就觉得日本人不好。 因为这些事，我长大后不大愿意唱日本歌。所以，我会一边唱着“为了祖国的光明战斗”之类的俄罗斯民谣，一边想“如果我有这样的祖国就好了”。可说起来，俄罗斯就那么好吗？我也并不这样认为。只不过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内涵的人，只想着“难道没有什么会比自己更重要吗？” 我重新开始认识日本，是在过了30岁第一次从欧洲回来的时候。虽说是欧洲，其实也只是毫无目的地在欧洲小国瑞典晃了一圈。从欧洲回来甫一踏上日本，我突然感到自己是多么喜欢岛上的植物和自然。那时我想，如果没有人的话，日本也是个非常美丽的岛屿。我并不是就此喜欢上了日本国和日之丸，而是认识到了日本的风土极好，这无关贫困或富裕，我觉得自己身处丰饶的环境之中，明治神宫中有美丽的森林，尽管我知道那是人造的森林。慢慢地，我逐渐了解到，自己生活在拥有此等地力的岛上。 我这里也拾一点半藤的牙慧。在他的书中，日本近代史被分为每40年一个阶段。从1865年开国起的40年里，日本在日俄战争获胜，但欠下了巨额债务。此后又花了40年时间，让军阀政府把国家给败亡了。这以后，从1945年到1985年左右的40年间，看上去注重经济增长并顺利取得了成效。而在经济泡沫消失之后，日本在不知该如何应对的情况下步入了没落的年代。如果半藤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可能要失去40年而不是什么“失去的20年”，所以后面还有20年左右要失去（笑）。说到历史，堀田善卫（日本作家——观察者网注）讲过“历史在我们眼前，未来在我们背后”，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只是眼前的过去。我理解没人想看日本军阀历史，不过，要在日本这个国家担当政治家的话，就必须接受历史教育。如果你不想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那么在国际上将会寸步难行。 因为撒了谎就继续撒下去好了 对于修改宪法这件事，我是坚决反对的。（安倍）政府在大选中的得票率和投票率都不高，却打算用拍脑袋想出来的办法趁乱修改宪法，简直岂有此理。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政府在法律层面修改宪法第96条，这以后也许会将其心中的谋划付诸实现也未可知，这明摆着是欺诈呀。正因为修宪是决定国家未来的大事，所以不尽可能地反映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行的。虽然，我并不认为多数人的意见就一定正确，但如果要修改宪法的话，不经过充分讨论是行不通的。 尽管如此，现在当（安倍的）心声外泄引发强烈不满之后，政府就用一句含糊不清的“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来蒙混过关。看到这里，我为政府和政党领导人如此没有历史感和定见而感到震惊。考虑不周的人就不该去捣鼓宪法啥的。真的，不学习、思维局促、喜欢拍脑袋想问题的人，他在决策时只听得进满嘴漂亮大话的家伙们的意见。所以，一在国际舞台上露脸，就慌忙抛出“基本尊重村山谈话”【注】之类的话来迎合。真是的，“基本”算什么意思？“你这家伙对村山谈话难道不是完全否定的么？”安倍经济学早晚是走不下去的。 不用说，对照宪法第9条，自卫队的存在多少有些奇怪。虽然有些奇怪，可还是不改作国防军的好。原本我觉得职业军人之类的公务员大军当真没什么用处。现在，当我看到自卫队员奔赴各地救灾时，就感到原来自卫队还是好的。队员们的表现出色，礼貌端正。虽然迫不得已出动去了伊拉克，但终归一枪未发、一人未杀地回来了。我以为这很了不起。海湾战争后，自卫队也不得不向波斯湾派出了扫雷艇。这么小的船在看似没有水雷的海域默默地扫雷，也很不简单哪。尽管如此，它们最后还是静悄悄地回来了。当时我嘴上虽没说什么，心里却被感动了。倘若真的有战火燃起的那天，认真考虑一下那时的情形，虽然宪法改变与否不得而知，总之能够为了自卫而行动起来的话就好。尽管反击肯定会慢半拍，但总归不是咱们先出手，也不会过度防卫。如果不这样有所准备的话，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当真会由于不适应国际政治而很容易被人玩弄。我想如果开战的话，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我曾经确实憧憬过瑞士和瑞典这样的中立国，当时我头脑中满是在和平的国土上走来走去的海蒂（瑞士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约翰娜•斯比丽代表作《海蒂》中的主人公——观察者网注）的形象。然而，现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日本的非武装中立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从现实主义角度考虑，我们不得不保有一定的武装。可是我以为，对超出这一限度以上的武装说“慢，等一等”终归是正确的。所以说，尽管看上去有点傻，最新式坦克还是多少造一些的好。说真的，要能造出高达（日本机器人动画——观察者网注）让它开动也没有什么不好嘛？（笑）。这当然是句玩笑话，“这玩意（高达）的实际能力是机密，所以不得泄露”。 总之，某些人觉得既然已经撒了谎，就继续撒下去好了。为此，这些追求（言辞上）前后一致的人也许很想说：“战前的日本并不坏”。这可真糟糕啊，不承认（战前的日本是坏的）这一点是不行的。慰安妇的问题也是一样，因为这事关本民族自尊的问题，所以更应该好好谢罪、好好赔偿才是。对于领土问题，可以两边平分，或者提议“由双方共同管理”。无论你如何纠结于这些问题，即便是到国际法庭上诉也于事无补。曾几何时，日本也是一个为扩张而扩张的国家。然而，这一次战争是打不起来的。比起这种事，我由衷地认为，今天日本的当务之急在于转变产业结构。我们这个遍地核电站的国家难道可以进行战争么！中国的对外拓展是中国的内在问题，并且中国的国内矛盾如今也成为世界性的矛盾，所以我想，仅仅靠增强军备，组建国防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重要的是产业结构该怎么办 虽然作为法治国家，保护人权是日本宪法极为重要的支柱，可是历史学者堀米庸三等人却写什么日本原本就没有基本人权的思想根源。言下之意，因为世界上都在讲“基本人权”，日本才会跟着去讲，可日本人中间是不存在这种思想的。那么，堀米认为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他在临死前说过“佛教‘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万物佛性啊！对于堀米的解释，司马辽太郎（日本右派作家——观察者网注）说“镰仓武士‘爱惜名声’的思维能够解释得清”，可我觉得他的说法有点站不住脚。此外，堀田善卫的想法与他们截然不同，他认为即便在日本传统中找不到思想根源，也没有比基本人权更好的想法了。作为偏处东方一隅的国家，即便搞不来（基本人权）这样东西，但在世界化和国家化中，必须应用这一共同语言，便不得不引进了人权思想。所以，就非要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林林总总的事物中找出一点人权思想不可。 虽然上面已经提到过，现在仍然必须明确的是如何应对产业结构的问题。没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思想，只知道消费，然后大家都去从事服务业，把国家搞成这样可就没办法了，（以后也）绝不可能顺风顺水。劳作只换回来一些数字，用这些买各式各样的东西，而我们对各种身临其境的体会却越来越陌生。虽然也有为了真实的体验而一步一个脚印努力的人，可那样的人只体会得到一些真实，实际上，当工作缠身的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后，只看电视和邮件，反而变得无法理解真实的事物了。 总之，现在笼罩着全世界的这种以市场为中心的做法是不行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吃到100日元3根的香蕉？我们若无其事地穿着自己国家已经无人制作的衣服，又随意扔掉，这不正常啊。这样做绝不是什么好事。直到某个时期以前，在日本都是母亲为儿女们缝制衣物的，可现在不知针线为何物的母亲却不乏其人。或许她们也不知道炊火为何物吧，丈夫不吸烟的话连个打火机也没有，火柴也没有。有谁会认为那样的人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这是办不到的。这种人连拿根绳子绑东西也不会。不过，如果变成那样子的话，又会有说“搞征兵制就好了”的蠢货出现。那些人年纪应该比我小，所以应该是自己没被征过兵遭过罪的人。对那样的人，不管他们是50岁还是60岁，我都想告诉他们“你自己先去”。自己不想去的话，就送自己的儿子去，没儿子的话就送孙子去。因为那么做的话，他们就会知道所谓征兵制是什么了。 扔掉“自己规规矩矩，但他人不很规矩”的想法吧，如果自己规规矩矩做人的话，还是认为大家都那么规矩的为好。所谓征兵制度是最差劲的，即使在韩国，也有征兵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使年轻人变得暴戾的提法。打仗并不是靠堆步枪的数量并排向前进就可以的。即使要考虑战争，在如此拥挤繁忙的地方开战又会怎么样呢？日本，已经是一个不能进行战争的国家。 不要跟风当下的流行 宪法是一个目标，什么“把条文改好贫困人口就会消失”之类的事情是不会有的。然而，战后的日本托了遵守宪法搞经济建设的福，亦或是托了剥削其他国家人们的福，建立了一个几乎看不到饿殍的国家。我想如果没有健康保险制度，马上就会出现大批看不了医生的人，动漫界的人大概都看不起牙医了吧（笑）。若是真正到了某一天，就连右翼的政治家们也会努力想要实现战后设定的目标，想要创造公平的社会。 当经济上无力完成上述目标的时候，就会冒出“这个制度不好吧”、“生活保障制度不好吧”之类的言论。因为无论何种制度都必然会有人滥用，以此为由取消制度是错误的。只是，所有地方自治体的财政都在僵化，福利事业全都变得进退维谷。这一点我已经体会到了，看看我所居住的所泽的财政支出账目，你会觉得情况看上去很严重啊。所以，看过了就会觉得不得不一点点地变贫困，那已经成为事实，别无他法。 所以今后，人们不是靠着对未来的希望，而是必须要靠着比方说现在做的工作很有趣、和朋友安心共度美好时光、见到了心爱的丈夫很开心之类的事情活下去。未来可没有什么担保。虽然说这些并不会起到什么鼓励作用（笑）。不过，人本来就是那么活过来的。 我工作地方的旁边盖了间托儿所，这真是件好事。我看到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走过，不得不恢复理智，想到这些孩子们将要如何生活下去，就感到那会是无法预料的悲惨。那么他们没有被生出来就好了吗？话不能那么说。还是必须要祝福，实际上也只能祝福。所以，只好说“总有办法的”。 人口减少也好。我想日本的适当人口在3500万人左右。如果将农业技术的进步考虑进去，可以再多养活一些，但达到5000万人的话就办不到了。尽管如此，日本现在有1亿多人，动画片之类的才能维持下去，因为市场小的话是维持不下去的。因此，如果人口减少下去话，今后动画片会维持不下去的哦（笑）。不过办不下去的话就不办好了嘛，我是这么想的。始终说什么“巨人军（宫崎骏电影《风之谷》中的战斗机器人——译者注）啊永不倒”之类的话，滑稽之至！“吉卜力工作室啊永不倒”这类事情也是不可能的。铃木一倒下去的话就全都会死的哦，铃木敏夫（吉卜力社长——观察者网注）摔到腰的话就全完啦（笑）。 最后，我要说的是“不要跟风流行的玩意”。对动画片而言也是如此，当你去追流行的时候，就已经赶不上趟了。现在大家一开口都说“不安”，我真想问一句“那么之前不会不安吗？”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糟，能健康工作就好；没有工作的地方，自己搞起来就好。正因为流行着不安，才会让人不安。所以，流行的事不要去跟风的好。 【注】199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纪念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讲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并表示，要深刻反省历史、吸取历史教训，“必须把战争的悲惨告诉年青一代，以便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史称“村山谈话”。

“《红猪》中波哥和空贼的嬉戏般空战,子弹横飞、烟雾蔓延,但一条生命也没有损失,而最后胜利者还把赃款的一半留下当做失败者修理费,让人感到充满骑士精神的飞行世界是一个充满着信义和游戏人生的时代。这部电影除了描绘出一个中年人的梦想外,也同时纪念一个伟大的飞行黄金时代和对战争的厌恶。”   艺术创作离不开创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和文化传统。正如丹纳所言:”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族。这个艺术家族本身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他一致的社会。人无法避免地生活在特定文化传统之中，受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的影响。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创作同样深受自己所处时代和文化的影响。如果说宫崎骏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形成了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那么受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耳闻目睹战争对国家和人类文明的毁坏，则形成了他的反战思想。 一、宫崎骏反战思想的成因 宫崎骏小时候亲身经历了战争中人性的堕落，后来又耳闻目睹了日本国内的政治腐败以及世界上的局部战争，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战思想。 (一)儿时的心理创伤 日本参与了二次世界大战，给亚洲人民造成严重灾难，也给宫崎骏心头留下了永远的伤痛。宫崎骏出生的1941年，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年幼的宫崎骏听到过许多悲惨的故事，例如人们被迫入伍去杀人或者被人杀，老百姓遭受了苦难等。由于小时候在叔父制造飞机零配件的加工厂生活过，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让他极为痛苦，宫崎骏后来回忆道：“许多丑陋行为不断出现，欺诈、投机倒把甚至贩卖伪劣产品。很凑巧，我有一次从父亲那里听说了关于‘神风敢死队’飞机尾翼的丑闻。这些飞机尾翼都是出自那些根本没有接受任何正规培训的临时女工之手。尽管这些飞机尾翼不符合标准，但是只要父亲贿赂一下军方的主管人员就可以顺利过关。这些伪劣产品甚至连机关枪口都忘了留。这无疑给‘神风敢死队’执行任务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但是我家的飞机尾翼问题与其他工厂的飞机引擎问题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那么我们家从这个军需用品工厂中得到了什么呢？首先，我家亲戚都无须应征入伍去前线当炮灰，理由很是冠冕堂皇——他们需要在工厂里为国家生产军需物资。其次我父亲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尽管我母亲也说他每日要为孩子的吃饭问题奔波，但是与普通人家相比他的操劳简直不值一提。” 后来又眼见叔父在美军轰炸中，弃苦苦哀求的邻居母子不顾而驾车逃走。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对丑恶的成人世界就颇有腹诽，以至于他几乎成长为一个少年“恨世者”。他说：“我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极其荒谬、充满谎言的社会中。(最可怕的是)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我就陷入这个怪圈无法自拔。你根本无法与这个怪圈对抗，所以整个高中时代我都装出一副温文尔雅、沉默寡言的样子。”“但是我不能永远这么欺骗自己。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叫自己的后半生依旧生活在谎言之中。因此当我18岁考上大学后，我开始认真反思过去那些困扰我的问题。但是这太痛苦了，因为我必须鼓起勇气和我父母斗争。”“如果说父母没有搭救那一对母女是‘恶’的话，那么轰炸日本的(美国)飞机又是什么？如果说美国飞机轰炸日本是‘大恶’的话，那么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菲律宾和东南亚国家进行的大屠杀简直就是十恶不赦了，所以问题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二)国内的政治腐败对宫崎骏的影响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处在泡沫经济的繁荣期时，源于傲慢的拜金主义的开发(环境破坏)政策甚嚣尘上。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破产后，长期不景气，旧有的社会体制又难以改变，国民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个人与国家的这种格格不入的矛盾令宫崎骏感到困惑和迷茫。由于经历过二战前后各种社会动荡，宫崎骏一直对本国的历史以及战后受美国支配的日本政治经济体制表示过不满。还在大学时期，宫崎骏就曾参加过反抗《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民间活动，后来宫崎骏又遇到了身为同事的前辈高田勋以及改变了宫崎骏后半生的重要提携人德间康快。当时高田勋和德间康快两人都是对社会主义思想持有进步认识的左翼人氏，这些人毫无疑问对宫崎骏日后的价值观取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战后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模式被一些学者概括为“雁行模式”。日本坚持政府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取得了高速的经济成长，成为“雁行模式”中的领头雁。但这一时期，日本政治家腐败的丑闻也呈上升趋势。50年代至60年代，丑闻相对较少，但进入70年代后政治家腐败丑闻频频曝光。从70年代的洛克希德案到80年代的里库路特案以及战后日本最大的政治丑闻——新生宇宙公司案，再到90年代的佐川急便案，日本政坛政治家接受大公司非法款项为其谋取利益的丑闻层出不穷。田中角荣、竹下登、中曾根康弘、海部俊树等多位首相被卷入丑闻，内阁大臣、国会议员、执政党党魁卷入的更多。 战后日本政要腐败发生频率之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实为罕见，有研究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传统经济中政府导向，官商合作的混合发展模式存在弊端，容易形成政商官相勾结的“金权政治”；第二，自民党“一党独大”，在野党的批评声音很小，难以发挥制衡作用。同时，自民党内派系林立，国会中最大的派系同其他小派系通过密室政治和幕后交易来达成协议分配内阁职位；第三，对选举政治的法律规范不严密。日本的政治选举实际上就是“金钱政治”游戏，“金钱是政治的血液”，为了在政治选举中获胜，大量的政治献金不可避免。2-3 宫崎骏对战后日本政府这类丑闻极为不满。他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棘手问题大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直接造成的，这些问题不断污染着地球并促使日本做一些愚蠢透顶的事情。一些OAV和影院动画片(却喜欢把问题简单化、概念化)，他们经常把‘秘密领导人’——幕后操纵日本政坛的丑恶男人——设置为反面人物。但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而实际情况是日本政府由一群胆小怕事、畏首畏尾的人领导。一旦没有资金支持他们的政权，这些政客就会被他们幕后的小集团所出卖。所以在短暂的政治生涯中他们会竭尽全力搜刮民财，尽可能的聚敛资金。”1315 (三)国际局部战争对宫崎骏的影响 在9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中分别发生了各种动荡，宫崎骏是位同情社会主义的左翼人士，从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到南斯拉夫联盟问题等一系列变故，使宫崎骏曾经憧憬的社会主义理想，终于在现实的国家里无法实现，而最后走向崩坏。于是宫崎骏也随之陷入了对左翼的失望与悲观的苦恼中。4129引起宫崎骏反战思想最终形成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是前苏联解体。宫崎骏说:“前苏联解体时我正写《风之谷》中都如克王国瓦解的部分。我惊讶地发现像前苏联如此强大的国家居然比‘都如克’王国更容易土崩瓦解。我一直在想象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一个国家解体了，但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却真正开始了正常的生活！”1305即将来临的21世纪，“是一个把核武器、核能发电、艾滋病、atopy遗传过敏症、环境污染、人口增大等麻烦问题全部继承下来的世纪，一边处于混乱，一边活下去的这种印象越来越鲜明了。世纪末美丽的灭亡也只是个幻想。得以幸存的才更加艰苦。”基于这种认识，宫崎骏不再像过去那么充满激情、怀抱理想了，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漫画版《风之谷》也发展到了土鬼帝国的崩溃，以及舞台重心移至战场上的情景。 其二是海湾战争爆发。当时日本已经在战后和平宪法中放弃了战争，在美国的要求下，日本又以支持部分军费开支并保障驻日美军基地的后方支援的形式卷入了海湾战争。这是场无法判断国联、伊拉克两军谁是谁非的混沌的战争。对于海湾战争，宫崎骏认为:“伊拉克政府很像二战中的日本政府——他们把士兵扔到一个孤岛或者荒漠中而不为他们提供任何供给，然后告诉士兵们：你们现在就只能靠自己了。对此我感到很难过，因为二者竟然如此相似。”《哈尔的移动城堡》中哈尔参加的战争，几乎就是对这种混沌战争的隐喻。 其三是宫崎骏一直关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南联盟发生了民族内战， 1992年4月至1995年12月，原本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十分协调的民族居然演变到绝望的互相残杀的地步，这显然让宫崎骏非常震惊，难以接受。由对民族纷争的镇压到大国间的核战争的单纯的战争观，完全地崩坏了。宫崎骏说:”我本以为他们已经疲于连年战乱而不会再打了，但是情况却是愈演愈烈。南斯拉夫内战使我进一步认清人是何等贪婪，而我又是何等天真。”战争是实现政治企图的强有力的手段，是政治的继续。耳闻目睹二战、东西方冷战、局部摩擦和战争，宫崎骏曾有一段时间热心研究战争，他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战争开始就没有公正可言，战争中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是人类丑恶本性的上演。”1315南斯拉夫内战、海湾战争、前苏联解体使他对人类的未来忧心忡忡，这使他养成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性格，像许多日本战后有责任心的艺术家一样，他借助动画这一艺术形式，或隐或现地表达了对这个混乱的成人世界的不满。他的作品尽管在时间设置上远离当下的日本，但绝不是为了艺术而天马行空的空想之作。他借助过去或者未来的一个虚构的故事，表达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发起者的批判，对独裁政治的不满。宫崎骏对于战争，是一种“无义战”的思想，他认为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是人类自取灭亡之道。宫崎骏确立了自己作为演出家身份的70年代末，正处于东西冷战的高潮。美苏两大国诱发最终战争，使用核武器，最后导致人类灭亡的绝望式的世界观，正风行一时。尤其在科幻小说或电影等的假想世界里，不断重复着这种未来景观，宫崎骏也不例外。 二、反战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 近代以来，除了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具有某种终极信仰特质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狂热情绪也是大型战争的重要诱因。在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是利用日本人民的国家主义感情，以“大东亚共荣帮助亚洲兄弟国家赶走西方殖民者”为名，发动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战争。像“作为兄长的日本有必要帮助作为弟弟的中国树立正确的国家态度”这样的奇谈怪论，在其他国家的人们听来完全是可笑而又莫名其妙的，但在军国主义的影响下，却有不少日本人真心地相信这种论调。 战后在检讨军国主义的时候，宫崎骏像许多动漫家一样追本溯源，正视现代日本国家根性上的攻击性和侵略性，直接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的国家主义观念，在他的作品中，国家机器总是扮演着反面角色，阴暗冷酷、唯利是图、愚不可救。他总是会把军方人员设置成一些妄图称霸世界和天下的野心家，他们为了一己之私，予取予求，贪得无厌，造成无辜的生灵饱受涂炭，最终是自取灭亡。宫崎骏的作品，除《龙猫》《千与千寻》《悬崖上的公主》之外，其他的如《未来少年柯南》中的雷普卡、《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城》中的卡里奥斯特罗、《风之谷》中的多鲁美吉亚王国的女皇库夏娜和培吉特军官、《幽灵公主》中的疙瘩和尚、《天空之城》中的慕斯卡、《哈尔的移动城堡》中的国王莎莉曼，作为军方或武装力量的首领，几乎都是一些利欲熏心的家伙，他们发动战争，伤及无辜，最终导致人类末日将至。在这些动画电影中，虽然是改编自名著和漫画，或者是虚构日本历史神话，看似与日本现实无关，但实际上，是宫崎骏对日本和世界战争仔细研究后的一种艺术表达，影射战争狂人和野心家，对他们进行批判和警告。 《未来少年柯南》故事设定在公元2008年。故事的背景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用上了毁坏力远远超过核武器的磁武器，战争的结果——地轴扭曲，地震海啸来袭，人类文明惨遭毁灭，人类濒临灭绝危机。一部分人因而逃向了宇宙空间，但疯狂的地球引力还是把他们乘坐的火箭拉回了地球。故事开始于地震海啸发生20年后的一座孤岛上，那时绝大部分陆地已经沉入海中，只剩下零星可怜的一点陆地，上面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人类，柯南和他爷爷就在其中一个幸存的小岛上，依靠原始的渔叉捕鱼生活。这是战争对文明的毁坏，对人类将会返祖的一种忧思。在《风之谷》中，曾经人类征服自然，繁荣至极，但人类研制的最终兵器”巨神兵”将世界付之一炬。自从“七日之火”战争发生后，产业文明就此崩坏。而后约一千年，仅存的少数人类即将被森林“腐海”所征服。由于战争，世界处于腐海的包围之中，人类与王虫势不两立，而人类之间也战乱不休。游侠尤巴所过之处，满目疮痍，自己也险些葬命于王虫之怒，人类不得不退居于“风之谷”这样的世外之境来勉强生存，而多鲁美吉亚王国的女皇库夏娜和培吉特军队却不知大难将至，仍旧设法让沉睡千年的“巨神兵”复活，并用以战争，最终惹怒王虫，招来灭顶之灾。 《风之谷》开始描述的就是如《创世录》中记载的世界的诞生、发展以至毁灭的历程画面。文明千年后发展到顶点并随之崩溃，《圣经》中记载的“七日创世”演变为世界终末时巨人毁灭大陆、灭绝物种的“七日之火”的场景。而《风之谷》故事里所谓的巨人，则是人类自己根据无数神话传说中记载的“巨人是神之后裔”的印象而创造出的，模仿神的躯体开发的”人形兵器”，拥有核武器一般的摧毁力，并有着智慧生命的可怕物种。就这样，纵然文明科技标榜着是服务于人类，却最终还是引发了一场无法控制局面的战争。于是神形巨人毁灭了文明、生态，从此，原本生活在蔚蓝色星球上的人类不得不面对一片片荒芜的到来。 荒芜化的土地上，操纵着”火”之力量的史前巨神兵残骸中长出了新的生命形态——腐海。这种植物的孢子幕天席地般飘舞在周围的空气中，看上去十分美丽，但其实只要不带上面具，人类在那样的环境下不过五分钟，便会窒息死亡。无数个村庄暴露于雪花一般的孢子之间，然后旧的生命消亡，躯体成为新生命的土壤以及养料。未来的人类世界，却令人感觉回到了旧世纪的铁器时代，是因为核武器的恣意使用造成大地上一片荒芜。大自然需要通过自身的净化来抗拒人为造成的恶劣环境(核辐射)，于是腐海、王虫等奇特生物种也就诞生了。战争毁灭了文明，也毁灭了人类自己。 在《天空之城》中，小姑娘希塔是传说中的拉普达人的后裔，拉普达曾是超越地上文明不知几千年的空中文明，但不知为何，希塔的祖先离开”天空之城”，抛弃发达的科技，在地面上过起隐居的生活。究其原因，人类文明发展的巅峰之作”天空之城”，尽管是高科技的杰作，实际上已成为一个不适宜人类居住之所，只留下两个善良的机器人看守，尽管鸟语花香，但是人迹罕至，一片死寂。如此精美的构造，却只要一句咒语，便顷刻间分崩离析。而野心家慕斯卡占领他，只想用它的力量来征服世界，真是自大而又狂妄。 在这些厚重而寓含深意画面中，我们看到了宫崎骏不断提醒着人类不要居功自傲，不能因为站在生物链的顶端而忽略了其他物种的存在，从而对发动战争恣意妄为，到头来会自食恶果。 在《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城》中的卡里奥斯特罗城是一个体现着智慧与技术的杰作，宫殿宏伟，造型气派，各种飞行器快捷方便。但是由于野心家卡里奥斯特罗统治，这里却成了最恐怖的地方，阴森的地下水牢，制假钞的仓库，使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藏垢纳污之所。而最终浮出水面古罗马城，也是被战争破坏的古文明的遗迹。《幽灵公主》中的幻姬和朝廷之战也都寄寓着宫崎骏对战争的厌恶和“无义战”思想。在宫崎骏的作品中，没有战争英雄，只有制止战争使人类免于灭顶之灾的“救世主”，或者清醒的“避战者”和“厌世者”。《哈尔的移动城堡》表现的是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国王号召所有的魔法师都加入军队共同征伐敌对的邻国。个别不服从的人如哈尔，就成了所要到处追捕的国家公敌。 宫崎骏对战争认识不乏偏颇之处，但是，结合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风行世界的反战浪潮，以及文学艺术界对战争本质的反思与批判，宫崎骏的认识又是极为深刻的。这种思想，在《红猪》中反映得最为突出。《红猪》波哥是宫崎骏自身反战思想的写照。《红猪》与宫崎骏其他“他省”意识的作品不同，是他最具“自我审视意识”的半传记影片，电影刻画了一个看破红尘和愤世嫉俗个人化的自画像，就像《龙猫》是关于宫崎骏童年的个人电影，《红猪》则是宫崎骏中年的自画像。动画中的主角波哥•罗素本身也一直对于自己的过去表现得相当忧郁，这是大师对于历史的一种双重隐喻，暗含着宫崎骏对战争的批判和人性的思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9年是大萧条的早期， Marco Pagot (波鲁哥本名源于宫崎骏的朋友，一名意大利漫画家)是一战中意大利空军的王牌飞行员，据宫崎骏所说，波鲁哥曾打算和吉娜结婚，但一战爆发后，吉娜所住的岛是奥地利的领土——作为一名军官，波鲁哥不能允许自己和敌国人结婚。他在对祖国的忠诚和对吉娜的爱中苦苦挣扎，最终还是选择了祖国。但当他目睹战友死去——也包括吉娜的丈夫，开始反思他这么做到底是对是错，这样的为国家飞行、为国家牺牲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些矛盾盘旋在他的脑海中无法解决。在看到法西斯主义兴起后，他离开了空军，希望能依自己的意志来飞。波鲁哥对人类感到绝望，所以将自己诅咒成一只猪，发誓“我宁愿当一头猪也不要当法西斯”，并改名Porco Rosso (波哥•罗素)，成了一个赏金猎人。 宫崎骏曾诠释说，这是部拍摄给成年人看的动画，而且主题并不是自己一贯的内容主张，是一部“不应该做的”的作品。一直探讨着“自然与人类”关系的宫崎骏为了追求精神上的平衡，将影片向娱乐片方向靠近，主题降至了“关于中年人精神上解放”的层面。《红猪》将悲剧喜剧化，反映出宫崎骏的对现实的无奈和自嘲。每个人都有梦想，酷爱空中飞行的宫崎骏也许在青年时期曾真心希望成为像波哥•罗素一样自由翱翔的飞行员，然而世事难料，处于世俗当中的他对于局部战争和日本社会满怀忧虑而又毫无办法应对。宫崎骏对待挫折与烦恼的方式就是自嘲，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形象喜剧化。在宫崎骏看来，“当一个男人步入中年，他就已经成了一只猪。”一开始，《红猪》就被确定为“一部写给一个由于工作过度脑浆变成豆腐的中年商人的搞笑电影”。尽管故事比他预期的要严肃一点，但波哥一张猪脸，中年发福，粗鲁懒惰，还有点愚钝，同时是一个优雅的男性至上主义者，从形象来看本身就很有喜剧感。波哥对现实不满，处于军方的通缉中，同时又被众空贼围歼。这本来是一个英雄末路的悲壮故事，但宫崎骏却将波哥的形象喜剧化，颇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其二是把战争游戏化。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将飞机转变成残酷的杀人工具，但同时也训练了大量的飞行员。当战争结束后，财团、政府及媒体也都把焦点集中在天空冒险方面，不断举行各类飞行竞赛，高额的奖金和名声也使得飞机在机械和驾驶双方面的技术都得以迅速提升。在那个充满冒险、尝试的年代，不知曾有多少冒险家因飞行而丧失了生命，但同时也开创无数航空的纪录与发现。而新时代的战争，就像这种冒险竞赛一样，是充满怪异恐怖感的高科技战争，它缺乏现实感，是一种连日在电视中报道的像游戏一样的不断死亡的画像。《红猪》中波哥和空贼的嬉戏般空战，子弹横飞、烟雾蔓延，但一条生命也没有损失，而最后胜利者还把赃款的一半留下当做失败者修理费，让人感到充满骑士精神的飞行世界是一个充满着信义和游戏人生的时代。这部电影除了描绘出一个中年人的梦想外，也同时纪念一个伟大的飞行黄金时代和对战争的厌恶。 《红猪》是宫崎骏作品中经常被遗忘的一部，但宫崎骏为此实在倾注了不少心血——不仅仅是他绘画的心血，更多的是他剖析自我的心血。在国家，时代，生活意义这些严肃的命题中，他塑造出一个充满矛盾的“酷猪”形象以自喻。既不失卡通文化的精髓，又蕴藏着对于战争、自身和所处时代的思考和批判。 三、结语 有西方人这样评论宫崎骏:“生活在西方的我们这些人，当第一次发现宫崎骏时，都被他电影中彻底的浪漫主义和善良的心灵所吸引。但是如果你花一定的时间去研究他的作品，特别是《风之谷》漫画版，你将发现宫崎骏是一个身处矛盾之中的艺术家。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对自然的爱，他的理想主义，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怀疑和犬儒主义，他的厌世主义和现实主义。”¹这种怀疑和犬儒主义，厌世主义和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宫崎骏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的具体表现，也是反战思想的具体。宫崎骏虽然对成人世界非常的失望，自言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世界末日的景象在他的电影中一再出现，他不断地警告人类，人类已经为自己的贪婪和不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或者将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他又不是一个绝望的悲观主义者，在电影中塑造了许多勇敢、富有爱心的少男少女形象，他们作为清醒的救世主式的人物，总能在野心家制造的人类大浩劫中力挽狂澜，依靠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拯救世界，拯救人类。宫崎骏的悲哀始终没能压抑住对纯真与善良的渴求，相信人类在遭受“天谴”之后会醒悟过来，反思战争，抛弃战争。在心底，他有一种知识分子强烈的救世思想。他希望这世界会好起来，他的人生理想是:”我希望能够再次借着更具深度的作品，拯救人类堕落的灵魂。”3162 注释: ¹http: //www.totoroclub.Net/forum/archiver。 参考文献 1薛燕平：世界动画电影大师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2何增科：透视战后日本的腐败和反腐败OL.中国政府创新网,2006-10-26 10:48:10. 3李广民，秦汉：反腐败司法措施探析OL.日本法在线: http://www.japanlaw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