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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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日期：2012-03-16 　　 　　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思想出现断层，胡适躬逢其时，汇通中学西学，成为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知识界领袖。他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至于他“行”到何种程度，一言以蔽之：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小伙子，就以邮票为例吧，它之所以有用，就在于它能够一心一意粘在一个东西上，一直到它达到目的地为止。”1910年9月，19岁的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新生注册的廊道里读到首任校长Andrew White的欢迎信，校长引美国作家Josh Billings的这句话来勉励六百多名新人，其中包括19名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庚款留美学生。 　　 　　　　赴美邮轮上，同届被录取的赵元任记下了胡适当年的样貌：“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时就说要把辫子拿掉；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大清国男子的辫子，包含了子民的政治意味和与传统相联的文化意味。胡适的那条辫子，很快在美国剪掉了，寄回老家保存。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是胡适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从安徽绩溪上庄到上海求学、谋事6年，做通了古文、接触了新学、浸淫着报纸政论、经历过学潮、代过低班英文课、教过华童公学国文、当过《竞业旬报》编辑，笔下流露旧文人腔调：列位看官、兄弟、在下、一塌刮辣子、坍台……还有过一段靠典当度日、跟留日革命党人厮混的荒唐生活——有人根据他留下的《藏晖室札记》作了统计：59天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喝花洒/打茶围10次。最后一次满身污泥穿了一只皮鞋在巡捕房醒来，过审之后才明白自己醉酒殴打了巡捕。 　　 　　　　胡适回家照着镜子，觉得不堪，觉得对不起守寡的母亲，又感“天生我才必有用”，于是痛改前非，闭门读书两个月，赴京赶考庚款留美官费。那是第二届招考，录取70名，胡适名列第55。 　　 　　　　如果不是这个机会，胡适终其一生恐怕只是上海滩挣扎谋生一文人。他的部分禀性此时已经成形，比如国家概念初具，凡事必谈爱国；名誉心重，好为人师，兼有修身进德的焦虑；对嗜好沉溺极深；对金钱不太在意——他生来不是个省吃俭用的人，其慷慨和对金钱的流水态度，延续终生。然而，校长寄语中可粘附一生的东西，从登上开往旧金山邮轮的那一刻起，才刚刚向他展开。 　　 　　　　在美国究竟学到什么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5年是他一生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奠定了他在文学、哲学、政治学上的基本素养，但也是他一生中最不为人知的阶段。美国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勇振“上穷碧落下黄泉”，查阅了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存档、校报和同期中国留学生的回忆录，亲赴北京、台北手抄那些尚未出版的资料，甚至遍读胡适当年读过的哲学著作，为我们厘清了“胡适在美国究竟学到些什么”——近百年来，多少人质疑胡适的西学根柢，尤其是那张迟到10年的博士文凭。 　　 　　　　初进康大时，胡适学农，“想作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他自况并告友人“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但他出国的行囊里，还装有一千三百卷线装古籍。经历了数青蛙头的生物学课、区分三十多种苹果的果树学课，学过洗马、剪树、接种、捉虫，3个学期后，胡适终于认清自己的兴趣，转向哲学、文学，“旁及政治”。 　　 　　　　康大5年，胡适一共选修了14门哲学课，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拜在杜威门下的两年，只修4门，江勇振因此认为，胡适西方哲学的基本训练是在康大完成的。此外，他选修7门政治学课、5门历史课，还涉猎英国文学、心理学、美术史和建筑学。政治课中，“美国的政党制度”得分最高：88分；心理学也学得颇好：92分。 　　 　　　　康奈尔时代的胡适，已充分显出社会活动家气质。他1914年结识韦莲司，在给她的信中坦白：“我在康奈尔太有名了，我的名气让我荒废了课业。”他花费大量时间到处演讲，错过哲学教授布置的任务，也没能申请到在哲学研究院第二年的奖学金。 　　 　　　　1958年12月，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在胡适台湾南港新居做客6日，亲睹往来鸿儒白丁。某晚稍闲，何问：“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的时间恐怕2/3都用在会客，对不对?”胡适沉思片刻，说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其实早在求学时代，他就已面临做学问和社会活动在时间上的分配，1915年7月5日的日记里说：当天下午，他本想静心读书，刚翻过20页，吕君来访，Mr.C来访，Mr.T又来访，于是半天过去。地方小，人头熟，无处藏身，胡适开始向往大城市。在致母亲的家书中提到，这也是他转学原因之一。 　　 　　　　胡适到66岁还总说不知自己的专业是什么，江勇振根据他求学时代的时间安排和行踪，列出他真正的喜好：文学和政治，哲学倒在其次。回国后的1922年，面对鲁迅相劝“多在文学上努力”，胡适坦白：“对文学没有野心，只有偶尔一发的冲动”。他这一生着力最多的，不言自明。江勇振指出，从康大转到哥大，胡适在学业上最大的成就，不是从此成为一个杜威式的实验主义者，而是汇通了中西考证学，奠定了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石。 　　 　　　　对政治的恒久兴趣 　　 　　　　胡适回国后的许多重要主张和某些“开风气之先”，都可在这一时期寻到源头。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上溯康大布尔教授开的“容忍史”课；“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改良”，很可能受教于韦莲司父亲（康大古生物学教授）的智性言论；开创了胡适体新诗的《关不住了》，其实是受维多利亚时期英诗及其遗风影响；借用西方“文艺复兴”概念，是1917年6月19日在归国的火车上读薛谢儿女士（Edith Sichel）《再生时代》（Renaissance）产生的“灵感”……而对于中国时局和前途的种种看法，得益于同“世界大熔炉”里的师友尤其是红颜知己韦莲司的思想碰撞。 　　 　　　　胡适对政治产生“恒久的兴趣”，也始于这一时期。去国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课堂上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恰逢美国大选年，观察、比照、寄望是自觉自然的），亲历了两届总统大选（起先是老罗斯福的支持者，佩戴进步党公鹿徽章在校内走动；没有投票权，但主持过一场由53名学生参加的模拟投票），在第五大道上站立3小时看四万多市民为争取妇女参政权游行，还目睹了老师杜威积极参与的身影……耳濡目染及其天性，令他投身其中，认定积极参政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这“责任”，他践行到老。 　　 　　　　他希望自己对政治是超然的，早早定下了“在野”的立场。在写给韦莲司的信中，他说：“我在野反而会比从政更有影响力。”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他说：“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 　　 　　　　然而，他又做不到真正的超然。蒋介石请他做驻美大使，他推辞了一次就接受。可任命书迟迟不来，他就问政府中人：不是让我做大使吗，怎么任命书还不来？结果人家告诉他，委员长还等着你推辞第二次呢。那是斯文尚未扫地的时代，官场规则是推辞两次才接受任命。这一方面说明他不懂官场文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政治的“心热”——尽管出使前也为当了“过河卒子”而自嘲——学者罗志田说，那个时代的人，假如给机会，可能都愿意干政治。 　　 　　　　在他留学时期，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不断传来的消息，比如鲁汶因不降而受屠，布鲁塞尔因求降而独存，令他的政治立场不断衍变：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到不抵抗主义、仲裁主义，最后又返回到以爱国为前提的世界大同。他用英文写给外国人看的，几乎全是在替这个古老的国家和不争气的政府挣面子；1954年他与吴国桢在美国打笔仗，甚至写下很可以令自己蒙尘的“台湾是多么自由”，都是他那颗爱国心“内外有别”的表现。 　　 　　　　他对西方文明的“体贴”和“适之”在那一辈留学生中是个异数，他的眼光也比同时期大多数留洋者开阔长远。因为看得远，想以教育树人先行，然后再行政治改良，所以回国之初声称“二十年不谈政治”，热心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自然而然汇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队列，最先向旧文学发难。 　　 　　　　与同时代多数青年一样，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至深（胡适之这名字就来自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带给中国知识人的一大认知症候是：新的比旧的好，西洋的比传统的好，自晚清一路而来的巨变和挫折都被归结为新旧的不能两立。所以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超越前人的反传统程度，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比辛亥革命斩绝君统更为深刻的社会观念之变。胡适虽是其中与传统决裂得较温和的一位，却无法改变时代的洪流。 　　 　　　　所以，当新文化运动经“五四”发酵转而变为政治运动时，他认为是“一种干扰”（唐德刚认为这两个运动有必然的因果）。他的文艺复兴理想，和血脉贲张的“新青年”、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一味趋“左”的主流，终难匹配。 　　 　　　　“问题”和“主义”之争的另一层 　　 　　　　“五四”是大规模输入“主义”的时代。胡适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在当时其实是中道，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兑，一是左翼激进主义，一是左翼保守主义。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展开“问题与主义”的笔战，多少可以看出当时“新词”的滥觞。鲁迅曾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道：“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 　　 　　　　实际上，胡适在这场论争中，不仅拒绝了空谈，还表现出他对当时知识界流行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式“根本解决”或“根本改造”的反思与洞见。因此也成为1950年代初大陆清算胡适思想的一条：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 　　 　　　　“根本解决”，从此稳定而富强，是大多数国人的梦想。然而，“根本解决”之中暗藏何种破坏性因素，多半为趋新者所不察。从总体上看，当时的共产党人主张采用苏俄的急进式方法来整体解决中国问题，李大钊的思路即是：马列主义为严峻现实提供根本解决之道，其高度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能把大多数人动员和组织起来。所以，当时的星星之火，携着“主义”燎原。 　　 　　　　胡适则“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屠杀的根苗……”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几十年间，我们的确目睹了各种“盲动残忍的劣根性”，各种“相屠杀的根苗”，沿着“反右”、“文革”一路延伸。 　　 　　　　社会残酷是有前因的。“五四”催生出一代不宽容、心态褊急、好以常识抬扛的“新青年”，而胡适主张的容忍和自由始终没能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于是之后几代人，收获“报应”。 　　 　　　　1990年代初，当“黑猫白猫”论渐为国人接纳，唐德刚忍不住要幽它一默：“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不就是“黑猫白猫”嘛，如若不然，哪来（当时）1400万个体户？这种避开“主义”纠缠而注重实践的清醒，恰与“胡学之正宗”一脉相承。 　　 　　　　“肤浅”的自由主义，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有一句饱受学界诟病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980年代初，林毓生先生在评点这一方法论时，说胡适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肤浅、含混与庸俗。他说：“任何问题经过胡适肤浅的心灵接触以后，都会变得很肤浅。”自此，若不说“胡适肤浅”，仿佛自己就“肤浅”了。 　　 　　　　江勇振就此论出处展开追索：沿着胡适在康奈尔的哲学老师克雷登，一路上溯到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老师赫歇尔和惠维尔。赫歇尔说建构假设有3个方法，其一是：“先立下一个大胆的假设，把它定成一个特殊的定律，然后通过检视其结果与对比事实来求证。”所以，它实在不是胡适的发明。 　　 　　　　而且，它也并非出自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主题先行，再用“发现的事实”（人工选择及处理的事实）来证明它、赋予它意义，这一方法从杜威的哲学看，犯了认识论二分法的谬误，也就是把思考和事实划为二元对立的谬误。打个比方，山上岩石里有铁矿石，这是“粗犷的素材”，但在人类把它们提炼成铁或钢之前，它们的存在和其他岩石一样，对人类不具有任何意义；炼铁炼钢的技术如同人的思考（其中包含选择，而选择就意味着主题先导），在这条脉络之下，被人类赋予的意义才会诞生。 　　 　　　　就哲学而言，胡适并不是杜威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传人，在他头脑中日益深固的是实证主义（但他自己浑然不觉），他一生的口头禅就是：“拿证据来。” 　　 　　　　至于胡适就自由主义表现出的“学理含混”的一面，学者邵建分析说，从林毓生——追随哈耶克研究自由主义谱系的学者角度看，胡适当然肤浅；他实在是没拿自由主义当学问来做，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稳健的自由主义者。 　　 　　　　1917年，北大学生傅斯年经顾颉刚介绍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哲学系赶走（北大才子有此传统）。傅斯年听了几次课后评价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余英时对1947-1948年间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尤为看重，因为当时最“时髦”的思潮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胡适坚定地认为“那民主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全世界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来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潮流，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这言论在当时是最犯众怒的，但他仍到处宣讲，千言万语，不过是“民主政治，只是政治统治须得人民同意”、“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最基本权利是自由”。 　　 　　　　“他什么都没有完成，却开创了一切” 　　 　　　　适之说不要过生日 生日偏偏到了 　　 　　　　我们一班爱起哄的 又来跟你闹了 　　 　　　　今年你有四十岁了都 我们有点要叫你老前辈了都 　　 　　　　天天儿听见你提倡这样提倡那样 觉得你真是有点对了都 　　 　　　　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 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 所以我们就都进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咯 所以我们就啰啰嗦嗦写上了一大片 　　 　　　　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保存的一片手写白话诗，写诗的是“同学少年”赵元任，代表当时中研院同人顾颉刚、傅斯年、李济、毛子水、陈寅恪等，为1930年的胡适祝寿。 　　 　　　　周质平找到1941年12月15日美国《生活》杂志上一篇名为《胡适大使》的文章，作者Ernest Hauser对中华民国的成立提出一个新颖的看法：“孙中山是民主中国的创建者，胡适，在相当程度上，赋予这个新生的中国以学术上和语文上的新意义。” 　　 　　　　周质平以为这一论断颇有见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但在胡适出现之前，这“民国”并无多少新内容——1912年，在中国住了近三十年的英国人布兰德在美巡回演说，到处宣扬这个所谓的“民国”不过是 “新瓶装旧酒”而已。 　　 　　　　“试想将白话文、批判旧传统、整理国故、小说考证、问题与主义及科玄之争，乃至丧礼改革、妇女解放等等以胡适为中心的改革运动从民国抽离，至少文化上的民国只是一个空壳子。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如果不能继之以新文化运动，民国将少了许多新意和光彩。孙中山和胡适，一主政治，一主文化，前后呼应，相辅相成。” 　　 　　　　1922年8月15日，《努力》周报的一位读者致信胡适：“一般青年对于先生，倒好像上海人无论买什么东西，都先要到先施、永安去问一问，这实在是先生的荣誉，亦是先生的责任。”“整理国故”变成“风潮”之际，陈西滢也曾挖苦“结果是线装书的价钱，十年以来，涨了二三倍”。可见胡适在当时的影响。 　　 　　　　回国十多年里，胡适忙于“开山”，在问学上表现出哲学家伯林所谓的“狐狸”式的东张西望。他涉猎的领域包括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和红学，多有“抛砖引玉”之作，还有36个博士头衔。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颇受赞誉，因他率先引入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先秦哲学。但终其一生，他也没能写出下卷，被讥为“善著上卷书”或“胡一半”。 　　 　　　　胡适一生发过好几次宏愿要把他的哲学史/思想史写完，但他一时对整理《诗经》产生兴趣，一时因替王国维作跋而有意重写《两汉博士制度考》，半年后转为《水经注》吸引，旋即又动念作《东原年谱》……排除兴趣太多、分心太多，江勇振发现，如果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非“下死功夫”而不得，那么，他的一半之憾实在是“予不得已也！”。 　　 　　　　然而，学术上的心有旁骛并不影响他在知识上的诚实。何炳棣记下一次二人交往中“最重要的谈话”——1960年8月18日，趁着“太太出去打麻将二十个钟头以上还没回家”，趁着谈兴正浓，胡适严肃地坦白：“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这番话使我肃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觉到胡先生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象的还要‘大’；惟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这番话他生平可能只讲过一次。”何炳棣亦坦白：“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决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学术上的不能登峰造极并未削弱、可能反而成全了他的影响力。余英时在谈及这一点时说： “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他的开风气之功隐藏在‘五四’遗产之中，至今对知识人产生着影响。”“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 　　 　　　　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思想出现断层，胡适躬逢其时，汇通中学西学，成为影响力最大最长久的知识界领袖。他在留学之初就立志日后成为国人的导师，罗志田因此说，胡适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 　　 　　　　至于他“行”到何种程度，邵建一言蔽之：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曾对国民党寄予厚望 　　 　　　　从晚清到民国，从辛亥到“五四”，胡适关切、思索的政题太多，须打量的政治人物也太多：从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到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他与他们，是由远及近，由观望、仰慕、臧否，到结识、交往、言浅言深的关系。 　　 　　　　对于清王朝覆灭后的中国，他向往的是一个政治清明、上轨道的现代政府，最好，是美国式的。但那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弄不清民主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1906年4月10日的日记里，胡适记下了国人以为选举就是“我想选谁就选谁”而无须候选人的。况且，近代中国从西方汲取的公民理念偏重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却忽视了公德心、热心公共事务的面向。而1920年代胡适在创办《努力》时期推崇的“好政府”、“好人政治”，说到底，是英美式的精英政治，是远离一般民众的“书生政治”。所以罗志田说：“胡适总想把美国‘治世’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的近代中国来，药虽灵但不对症，当然也就治不了中国的‘病’。” 　　 　　　　胡适自始至终反对袁世凯，对孙中山则有褒有贬。北伐革命时，他对国民党寄予厚望，此后从批评孙中山（“上帝尚可批评，何况孙中山”）一路批评到蒋介石（“生平不曾梦见共和体制是什么样子”），当然他自有分寸和言说技巧。但如学者邵建所言：从打拼的革命党到坐庄的执政党，一直到蒋介石退出历史舞台，国民党都没有很好地完成从江湖会社到现代政党的转型。他一生对这个政党/政权的寄情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 　　 　　　　学者钱永祥说，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尤其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当权者往往有较高的善意期待。所以，与其说胡适寄情国民党，不如说他寄情于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1930年代，当胡适的自由主义友人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发生动摇，在《独立评论》上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建国成功后再建立民主不迟时，胡适早已走出莫斯科之行前后对“专制”思想的摇摆，一步也不肯退让，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稳定的现代国家。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 　　 　　　　蒋介石日记中的“诤友”或“狂人” 　　 　　　　胡适一生中的数张剪影再度定格—— 　　 　　　　18岁在上海“学作新民”的胡适，有着宽大的额头和窄小的下巴，长衫领子撑起细瘦的颈，目光清润腼腆。 　　 　　　　1930-1940年代的胡适博士，中小型身材，流利的英文中略带一点下江音，脸上常带“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1940年代中后期，张爱玲在报纸上看到战后回国的胡适大使，“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1950年代初寓居纽约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端正，鬓白，谈笑风生。 　　 　　　　1960年代初在台湾的胡院长，清癯，疲惫，但还在笑。 　　 　　　　余英时交叉对比3份史料发现：1950年6月23日美国国务院次长Dean Rusk曾约谈胡适，想说服他出面领导反共亲美人士，以取代蒋介石的政权，这也是中情局的意图。但胡适对此毫无兴趣。 　　 　　　　1950年代初的美国政府对胡适背后那个“自由中国”的态度远比抗战时期冷淡。胡适时常遭遇政治冷脸，又无意在学界立足（也很难立足，有跟美国教授“抢饭吃”的嫌隙），日常生活陷入困窘。杨金荣研究胡适在美这段将近九年的生活发现：1950年7月至1952年6月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5200美元，是他这一时期“惟一比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此后，年老体弱的胡适基本上靠有限的储蓄和养老金维持生计。他在1952年4月曾详细计算过每月开支，细分到房租、夫人、工人、洗衣、电气煤气、电话、报纸文具、圆桌俱乐部、食料、零用各项，共550美元。以此推算，每年约需6600美元。另外胡适常犯心脏病，医疗费也是很大的负担。杨金荣认为，经济困窘是胡适决定1958年返台定居的主要原因。 　　 　　　　陈红民检索台北“蒋中正档案”函电发现，这一时期蒋介石曾雪中送炭：1951年至1955年，蒋介石共通过在美国的官员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直到这位官员回台中止。但整个1950年代，也是蒋介石与自由主义分子越走越远，直至深恶痛绝的时期。表现在日记中，是对胡适由“诤友”、“金石之言”、“甚感动”到痛斥其人“狂妄荒谬”、“无耻”、“自私”的转变。 　　 　　　　胡适是《自由中国》名义上的发行人，虽与实际操作者雷震、殷海光等人政治目的不同，但其主张和言论越来越多地触到蒋介石孜孜建立的威权政府的痛处。他主张以宪政民主治国，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而代之以民选，他建议国民党内部自行分化出两三个党而实现所谓“多党制”——这“毁党救国”之议在蒋介石看来简直跟共产党的心思如出一辙。 　　 　　　　原是国民党高官的雷震直接付诸行动。他接连在《自由中国》上“七论反对党”，到决意组建“中国民主党”时，降临的是10年牢狱之灾，且未经司法程序，直接交付军法。这件事对胡适的刺激非常大，是他晚年与蒋介石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它已触及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然而彼时的胡适，除了一谏再谏，要求统治者“施恩开仁”外，实在无可奈何。他自己，也在舆论抨击和内疚不安中，度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尾声。 　　 　　　　早在1920年，胡适就知道自己“心脏的活门不大灵活，出血不止可能就会送命”，但他乐于“一径向前”，人生态度写满“积极”二字。晚年有人问他到处演讲、上午下午都要讲，是否辛苦，他说，把这些讲话当作好玩的事，就不辛苦了。 　　 　　　　1962年2月24日晚，胡适在中研院迎接新院士的酒会上讲完话，送客时跌倒，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瞻仰胡适遗容的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下“盖棺”之论：“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这与蒋介石那副著名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相参照。 　　 　　　　（附记：胡适留下两百多万字日记，《胡适全集》有44卷2000万字，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内仅胡适影像档案须用5-6个5000G硬盘才能下载完，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内所藏日记、信件、藏书等亦非皓首不能穷尽。资料浩瀚，若非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用功，我们无法得到今天这般清晰的胡适生平及思想。在此鸣谢本文参考的唐德刚、周质平、余英时、林毓生、耿云志、江勇振、罗志田、邵建、陈仪深、陈红民等学者的著述，尤其是江勇振6大卷胡适最新传记《舍我其谁：胡适》已出版的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感谢黄克武、程巢父先生对本刊采访提供的指点和帮助。也感谢台湾商界人士陈宏正对胡适研究的慷慨资助，许多受访学者都提到，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成果。）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梁小民 　　 　　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中央权威的弱化，地方分权的加剧，使清末的这场改革像是一出闹剧。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改革、干部培养的无力，社会矛盾的加剧，还有对外政策的失误，终于把大清帝国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即使没有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也难以为继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清帝国外困内忧，连统治者也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改革成为共识。尽管镇压了康梁的激进式改革，但慈禧还是要改革的，并积极筹划以宪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 　　 　　 不幸的是，这种改革尚未有实质性的动作，大清的名义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先后在1909年去世。上台的宣统仅仅是个三岁孩童，权力在摄政王载沣手中。载沣是当年的“八〇后”（出生于1883年），有年轻人的雄心和锐气。他领导了中国封建社会–如果按传统习惯把清朝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最后一次改革。不过这场改革以失败告终，清王朝灭亡了。澳大利亚籍华人雪珥的《国运1909》描写了这场改革的经历。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场为中外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它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有什么启示？ 　　 　　 鸦片战争前的大清帝国尽管已经矛盾重重，但上下都处于自我陶醉的状态，完全没有危机感。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这种状态，以后又经历了太平天国动乱、二次鸦片战争，统治者这才有了变革的念头。最早的改革应该从洋务运动算起，但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以后又有自下而上的戊戌变法，仍以失败告终。慈禧虽镇压了戊戌变法，也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她主要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载沣的改革是这一系列改革的继续，但即使没有辛亥革命，这场改革也很难成功。其原因何在？ 　　 　　 改革和革命都是要改变一种制度，而不是改善旧制度。它们的区别在于，改革是用渐进的、改良的方式，革命则是用激烈的、流血的方式。英国的改革和法国的革命都是要摧毁旧的封建制度，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方法不同，一种是改良的，一种是流血的。改革和革命可以同样实现社会进步，但改革付出的社会代价低于革命。所以，历史地看，选择改革的方式更为合适。不过改革要能成功，出发点一定要是从根本上摧毁旧制度，而不是完善旧制度。所以，改革的成功要从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开始。离开了这样的思想革命，改革就不能成功，革命也只是用一种形式的旧制度取代另一种形式的旧制度，付出了鲜血，最后却无非是新的统治者取代了旧的统治者，制度的本质并没有变。改革或革命采取的方式同不同并不重要，关键是对旧制度的态度，没有对旧制度的否定，任何改革或革命都不能成功。欧洲许多国家用改革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制度转型，关键就在于启蒙运动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 　　 　　 晚清以来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开始，到载沣的改革为止，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明了这些改革的目的是要维护封建专制体系的“中学”，而学习西学的船坚炮利或宪政，都是为了维护这个体制。因此，没有一场批判这种体制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认识这种体制的根本弊病。应该说，中国从未出现过一场彻底的启蒙运动，即使有五四运动对封建体制的批判，也是感情的发泄远远重于理论的批判。所以，尽管清王朝灭亡后有许多次改革或革命，但封建制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甚至变本加厉。清王朝灭亡一百年了，但思想解放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回到载沣的改革。载沣改革的目的当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而是要改善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从根上就是烂的，改善是不可能的，要做做不到的事，哪会成功？对旧制度不是彻底摧毁而是修修补补，这样的改革失败是迟早的事。载沣所实行的宪政改革，实质上应该是用共和制取代君主制，无非是采取“虚君共和”的缓和方式。但载沣绝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权力，这时宪政就徒有其表了，用宪政的假民主来掩盖封建的真专制。这样的宪政，古今中外有成功的案例吗？ 　　 　　 任何一次不流血而又成功的改革都是由上而下的，不可能采用推翻现有权威的手段。这就要求最高统治者有见解，有胆识，有魄力。清末这一次改革的失败，正在于当时领导改革的实际执政者载沣缺乏这种人格。作者把载沣的软弱解释为宽容，我不这样认为。汪精卫暗杀载沣放在哪一个时代都应该杀头，但载沣予以了宽大处理。这既破坏了法制，又表明了当权者的虚弱。我觉得载沣的胞弟载涛对乃兄的评价–“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是恰如其分的，绝非作者断言的“如不是谬见，就是违心之论”。由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主持改革，不难想象改革的结果会是什么。在改革之初，还是需要权威来推动改革的，没有权威的改革不可能成功。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的成功，正在于有邓小平这样一个权威。伟大人物的作用，就在于在历史转折的时候拨正历史前进的方向。载沣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魄力。 　　 　　 在中央失去权威的情况下，清末的宪政改革先从建立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开始。改革不从经济入手首先解决民生问题，而从政治入手建立西方式议会，这在顺序上就有点急进了。而且，清末中央已无法控制地方政府，地方宪政的改革使地方议会与督抚联手向中央索要更大的地方自主权。这样，议会没能成为民主政治的载体，反变成各色人等捞取政治资本和实现个人及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民主走了样，改革就无法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超前的伪宪政改革实际上成为清朝灭亡后地方独立、军阀混战的起点。 　　 　　 清末宪政改革的结果是，政治体制并没有实现民主化，只是把中央的“大专制”变为地方的“小专制”：权力切开了，而专制的本质没变。其结果已如作者所言，“一方面，政治上不断地分权、放权，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财政、组织人事等方面的调控手段，很多好的设想难以推行，或推行后果严重走样；另一方面，在日益激进且不需要考虑全局行政问题的地方立宪人士看来，改革的胆子依然不够大，步子依然不够快。”可是，这种方向错误的改革，胆子越大，步子越快，岂不是问题更多？ 　　 　　 李泽厚先生认为，改革的顺序应该是：发展经济，保护人权，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没有经济的发展，其他政治诉求都是空想，而在政治改革中人权与社会正义应该先行。相对其他而言，民主是奢侈品。清末宪政改革的根本弊病，正在于把一些与民生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束之高阁，奢谈宪政民主。这样的改革必然很难推行下去。我想，载沣这个“八〇后”毕竟太嫩了一点，他生长于富贵之家，很难知道老百姓的需要是什么。由这样的人领导改革来挽救大清，当然是缘木求鱼，问道于盲。历来的改革，一靠政策，二靠执行力。正确的决策来自决策者，而执行力则来自各级官员。没有一大批有能力有改革精神的官员，即使政策正确，也不一定能得到好结果。专制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官员，尤其是清王朝这样停滞腐败的专制制度下熏陶出来的官员，有私心，有心计，却缺乏能力。作者认为，“大清国‘官场如赌场’，大家都在试身手，鱼龙混杂。敷衍了事的人，雄心勃勃的人，或钩心斗角，或与世无争，或逆流而上，或就坡下驴，唱高调，唱反调，荒腔跑调的比比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这些国之栋梁、人中之龙忙着拨弄自己的小算盘，而他们掌管着的是大清国‘上令下达’与‘下情上传’的要道，一旦堵塞，颟顸无为，后果可想而知……”。官员队伍素质差，执行力差，是大清末年改革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当年高层的人物中，袁世凯还是有能力、有权威的，也属于改革派，但在载沣时代已被放逐了。张之洞也曾是改革中坚，这时已年老力衰，被作为“图腾”供奉起来，很快便去世了。有实权的庆亲王奕劻则是“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这样看来，由载沣领导的这个中央领导集体没有领导改革的能力就不足为奇了。在省一级的官员中，陕甘总督兼陕西巡抚允升尽管锐意改革，但由于“大跃进”式的做法而激起民愤，“被辞职”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曾出国考察各国宪政，也是旗人中坚定地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官员，却由于严重违纪（慈禧葬礼上大不敬）而被“双开”，以后又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带兵入川，为哗变士兵所杀。更多在位的官员贪污腐败成风，至于基层，则是官员“流氓化”。这样的干部队伍，即使再正确的政策也会遭到歪曲或失效，何况“大和尚”念的经本身就歪了。 　　 　　 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中央权威的弱化，地方分权的加剧，使清末的这场改革像是一出闹剧。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改革、干部培养的无力，社会矛盾的加剧，还有对外政策的失误，终于把大清帝国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即使没有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也难以为继了。 　　 　　 给大清帝国致命一击的，还是经济。政府的指导思想还是要国强的，然而从民办铁路来看，“民营资本不仅先天疲软，而且其腐败与内讧因比国有企业缺少监督和制约而变本加厉。”所以就由政府亲自办铁路。但政府没钱，只好举债，既借外债，又发行债券借内债。爱国公债变为误国公债，股市的投机又给混乱的金融市场火上浇油，开滦煤矿被英国人实际控制，国有的招商局成为“豆腐渣工程”，民营企业家走官商结合之路，纷纷捐官，官办的经济特区、国有企业成为“腐烂的根基”。这一切与其说是经济改革，不如说是“经济折腾”，其结果是使经济更为混乱和恶化。当一个社会经济混乱到这种程度时，就连上帝也无能为力了。 　　 　　 大清末期的改革是师法日本的，于是赴日留学成为时尚。不过一旦把留日和当官联系在一起，留日也成了一场闹剧。中国不少青年人到日本不是要学习日本的经验，而是要换一个回国可以当官的文凭。这样，日本就出现一大批专为中国留学生服务的“克莱登大学”或“西太平洋大学”，中国去的留学生，只求一张真假不论的文凭。当然，这些留学生中也不乏鲁迅这样的优秀分子，但我们比较一下去西方和日本的留学生就不难发现，留日的学生倾向革命，而留学西方的学生倾向改革。留日的学生成了辛亥革命的主力，推行这样的留学政策，大清帝国岂不是为自己培养掘墓人？ 　　 　　 这种混乱的改革，无论最高当权者的愿望有多善良，最后总是被大大小小的官员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改革的进展与民怨同比例上升，改革越深化，群体事件越多。仅根据官方的《大清历朝实录》记载，1901年至1910年间，群体事件达到几百起，如果加上各地瞒报的，则高达一千三百多起，而且更多地集中在1909年至1911年间。清政府缺乏权威，也没有财力，对各种改革只能“给政策、开口子”，允许各地自筹自支，这就把改革的成本化为各种苛捐杂税，而各级官员趁机层层加码，群众不堪重负，只好起来闹事。办警政，办教育，人口普查，本来都是好事，但当这些好事要人民出钱办时，人民就不干了。《国运》中举了江西宜春办教育引发的一场动乱，还有鱼米之乡浙江嘉兴因受灾引发的群体事件。当时，类似的事件比比皆是。列宁曾经说过，当上层感到统治不下去，下层也感到生活不下去时，革命就要爆发了。清末正是这样的局面。 　　 　　 给这头即将倒下的“骆驼”加上最后一根“稻草”的是外交。一国外交的成败，不在口舌而在实力。面对日本、俄罗斯和英美等列强在中国瓜分利益的欲望，大清王朝已无可奈何，对内软，对外也硬不起来。国家主权的丧失加剧了政权的垮台。到了这时，正如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说的：“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清朝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从洋务运动以来，一场以挽救大清帝国为目的的改革终于失败了。总结这场改革，对我们的意义不仅仅是回顾历史。《国运》一书总结的是这场改革最后三年的历史，作者雪珥先生用的是报告文学的写法，尽管不是十分严肃，但读起来更有趣，也更轻松。不过轻松笔调背后的历史决不轻松。让我感到沉重的，并不是大清的灭亡，而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顽固。从形式上看，大清灭亡，封建专制也就结束了，但实质上封建制度的亡灵仍然阴魂不散。这是我们在未来的改革中要彻底解决的问题。 　　 　　原载《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