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历史

原《中国税务》杂志社长张木生 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包括腐败、两极分化以及三座或四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经济上执行了 新民主主义 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 选自：财新网 原《中国税务》杂志社长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出炉，关注很多，争议不少。我们于是“议书”，就书中之热点—— 新民主主义 的主张，请张木生再谈思考；作家、《炎黄春秋》杂志执行总编吴思在新书座谈会上对其说提出不同意见（ 吴思反驳的文章：回归新民主义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 ），在此刊登吴思对发言的补充整理稿，与读者共享。 ——编者 拙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出版后，人们对其中关于 新民主主义 和对普世价值的分析感兴趣，我就再谈谈这部分问题。 改革开放至今已34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出口额世界第一，而且，我们发展的是实体经济。对这些成就，党内外、国内外是有共识的。 对于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共识，包括腐败、两极分化以及三座或四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显著增强的国力明显不匹配。 其实，大家都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意见分歧在于制度安排。比较左的人士认为，只要允许形成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有了资本力量，就必然有这样不良的结果；比较右的人士认为，权贵资本主义是坏的资本主义，也有好的资本主义，但我们没有学。 以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 新民主主义源流 早在1939年左右，中共党内就已开始研究和设计新民主主义。当时， 毛泽东 、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都阅读列宁大量著作，特别是可看作他“政治遗嘱”的晚年著作。列宁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列宁提出延长“过渡时间”的“新经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最好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而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 毛泽东 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100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这一设想没有彻底执行而中途发生变化，其原因与国内、国际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时的国共之争，背后是美苏之争，后者不允许中国走自己的道路——搞平衡做不到，只能“一边倒”。建国初期的环境，也使毛不得不“一边倒”来换取苏联对中国的支持。 邓小平 同志曾明确指出，“今后中国富强之后解决两极分化比改革开放还难，”“到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百年不动摇”的真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2007年，杜润生在《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中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第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我认为，杜老的总结和概括是非常精辟的。 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以其巨大的政治智慧，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用这一套富有智慧的语言、很高的操作能力来使党内不争论、社会上不争论，这在当时是很高明的选择。 然而，长远来看，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即由于害怕缺少共识而被遮蔽起来。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于，本应明明白白告诉民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就是要恢复到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超越左右的共识，舍此无它。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07日 – 14:33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吴思 新民主主义 理论存重大问题。一，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有误， 新民主主义 革命不是反封建，秦汉以来的中国不是封建主义社会。二对权力制约不足，在改革开放的新民主主义实践中，腐败泛滥。 张木生所著《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内容很丰富，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这里只讨论新民主主义问题。作者把新民主主义看作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总体方案，对此，我有赞成之处，也有不同看法。 在许多革命老前辈看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就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政策——在共产党领导下，保护私有财产，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当前如果更完整地推行这套政策，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能更进一步。 尽管新民主主义政策有许多好处，我还是要说，支撑政策的理论存在重大问题。要在理论上说服人，在实践上避免再次夭折，必须解决理论自身的问题。 对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存在的问题，据我所知，朱厚泽先生曾提出三条。 第一，时代判断有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20世纪是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资本主义不能克服的自身危机，只能靠无产阶级革命解决问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这个判断对吗？ 第二，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依据有问题。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对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是无产阶级出身，影响当代世界的科技革命或信息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搞的。 第三，新民主主义的前景有问题。按照当初的设想和判断，新民主主义必然要走向社会主义，可是，从“三大改造”到人民公社和 大跃进 ，最后到“ 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社会主义能不能搞？ 我认为，除了上述三条之外，新民主主义还存在两个问题。

新华社老记者戴煌 新华社 八十年的历史， 戴煌 亲历了六十余年。从风头很劲的战地记者，到因为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被打成右派，再回到 新华社 。 戴煌 一生的命运大腾挪，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小切片。 “刺头” 戴煌 下午三点，阳光温暖，藤萝缠绕的凉亭，五六只小猫跑来跑去。离休多年的新华社记者戴煌在老伴的搀扶下，拄着拐杖走出书房来晒太阳。 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的康庄镇，八达岭长城、康西草原近在咫尺。冬春在宣武，夏秋在延庆，成了戴煌老两口几年来的生活规律。 83岁的戴煌，腿脚不很灵便了。 推门进客厅，他正伏在宽大的餐桌上卖力地写着文章。一沓方格稿纸，他已经写完了五六页，字体工整而挺拔。每写完一页，他便扶一扶老花镜，抬起头来，亮出光亮的脑门儿。 “哎呀，整齐不整齐，看不太清啦，我就是抄着影子往上写啊。”把笔放到桌子上，接过老伴递来的湿毛巾，戴煌擦了擦汗，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感叹自己的视力越来越不跟劲。 戴煌随和而健谈。他听力尚可，反应很快，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里，说到有意思的事，会开怀大笑起来，甚至手舞足蹈。提起可憎之人，他常毫无忌惮地狠批上几句。而念及伤心过往，他不只一次哽咽无语，老泪纵横。 戴煌对数字尤其是年份日期特别敏感。他会清晰地回想起某年某月某日中央作过什么决定，他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他做的说的，又是如何被添油加醋、上纲上线地扭曲。 新四军、新华社记者、右派、劳改、判刑、入狱、21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关键词，组成戴煌一生的命运大腾挪。 1928年出生，16岁入党，19岁进入新华社，在记者这一岗位上，戴煌多次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地一线发回过各种报道。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到朝鲜战争、奠边府战役，在划成右派之前，他已是新华社的高级军事记者。 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冰窟窿里舍身救朝鲜小朋友的事迹，是戴煌从朝鲜一线发回新华社的大量作品中的一篇。这篇通讯经新华社播发没多久，故事传遍了全球，随即被选入中国小学语文课本。 1957年，整风，反右，作为老党员，戴煌向党中央直言进谏，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因此被流放，判刑，命运一落千丈。 当右派身份去除，名誉恢复，再回新华社时，已是1978年，这时戴煌已经五十多岁了，距离1990年新华社宣布他退休，只剩12年。 物是人非，痛定思痛，戴煌对时局时事有了不同以往的深刻认知。 戴煌有过反省，自知太耿直，容易得罪人。可直到今天，他也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 1962年，无力承受周遭指指戳戳的前妻，选择了和右派戴煌离了婚，先后带走了两个女儿。 两年后，来北京探亲的女工潘京荣，经人介绍认识了戴煌，和他重新组建了家庭。戴煌对妻子的无私大爱深为感动，他动情地将潘京荣唤为潘雪媛，“雪中送炭、雪里来援”。 后来，这个名字写入了户口本。 婚后没多久，戴煌再度被囚于山西，此后多年间，妻子潘雪媛带着他们婚后再生的两个女儿，独自支撑着贫苦的生活，背负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精神几度近于崩溃。 沉痛铭刻在了心里。 老伴一次次地给戴煌擦拭着泪水，劝他忘掉伤心事，多想快乐时。 现在80多岁了，身体常有小恙，即便如此，每年戴煌仍要接待很多找到家里的访民。他替他们转交材料，为他们的不幸奔走，甚至亲自陪着他们去上访，或为他们联系记者、律师，以求申冤，以求公道。 对这些当事人，他直言感同身受。 端过老伴递到嘴边的茶水，戴煌喝下几口，接着，他颤颤巍巍地，从身后拿出一份稿件，这是他在前几天才写完的一篇，是应新华社80周年社庆征稿所做的。 “新华社，八十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时候，它在讲真话呢！”戴煌皱紧眉头，语气沉痛。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06日 – 13:59 | 1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2011年7月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朱镕基、宋平出席会议。 朱镕基 是目前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 作者：凌志军，选自：《沉浮》，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年岁末， 朱镕基 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据报纸上面的消息，他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2000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叹。 朱镕基目前是中国经济大局的实际主持者。此人给予外界的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洒剧场么？ 现在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感”从何来？ 也是在1996年岁末，朱镕基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 邓小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6000人。关于这件事，报纸只用了一条300多字的消息予以报道。读者如果仅凭这个消息，定会以为朱镕基对他的6000多听众真的没有说出任何有意思的话来。实则看中国的事情，是不能只图表面的热闹或者冷清的，在更多的情势中，台前和幕后会演出完全不同的戏来。朱镕基的这个讲话，当天已被复制录音带若干，于中央政府机关中广为发送，按照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我在20日有幸聆听全部，以为这是朱镕基副总理自他主持国务院的经济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施政演说，极为生动，无论大事小事，均在其视野和思考的范畴之内。 朱镕基在1991年春季由上海来到北京中南海里，据说是由于 邓小平 的提议。这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扶摇直上的起点。据说 邓小平 曾经多次提到，朱镕基是一个“懂经济”的人，任何人都明白他的本意，是要朱来主掌中国经济的大局。 然而朱镕基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地展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事实上是由他来设计与操作。从这时候开始，至今两年半，朱镕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最好的证明，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住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他吸取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治理整顿的经验教训，其办法显然更聪明一些。 实则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朱镕基是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当中的中坚分子。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执政的第三代，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七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财政的赤字主要还是在中央。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06日 – 14:11 | 2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在清末皇族内阁要员中，汉大臣的分量大幅度减少了 作者：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选自：《新世纪周刊》 辛亥革命 虽然说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是要终结皇权，重建民权，但就这场革命具体情形说，显然具有偶发性，并不是历史因果链条中的必然。导致这个偶发事件的是两件事：第一件是 清 廷不慎将责任内阁办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第二件是这个皇族内阁发布的第一号文件，竟然是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此将 清 廷先前十多年苦心经营的政治经济改革全盘颠覆，甚至连带着将 清 廷送进了历史。 清廷对立宪的让步 责任内阁是君主立宪国家的必然选择。所谓君主立宪，其实就是用宪法去约束君主的权力，将管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权力交给内阁；君主在许多时候不再处于权力要冲，不再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觊觎的焦点。 清廷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对此已有足够政治考量。后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立宪日程，成立责任内阁始终是立宪预备中的应有之义，并没有什么人对此产生怀疑。这一点在朝野之间早就达成了共识，并不存在障碍。朝野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时间，即何时召开国会，何时发表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名单。 从朝廷的立场说，他们希望按照预备立宪清单一步一步去实现；而政治情绪被调动起来的民众，由于外交危机一再刺激，总希望朝廷根据变化的情形调整方案，尽早召集国会，成立责任内阁。那几年一波又一波的国会请愿运动，其主旨就是这样几件事。 对于民间呼吁，朝廷其实一直给予善意回应，并未断然拒绝民众呼声。但要立即召开国会宣布责任内阁，还是觉得太过草率，毕竟这关涉国家管理体制的大变化，丝毫马虎不得。朝廷的态度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谨慎，但是民间对此并不领情。1910年8月，各省请愿国会代表作出决议，宣称国会不开，各省均将倡导“不纳税主义”，要求各省咨议局在国会召开之前，不得承认新租税。这就将民主政治中的程序性冲突转化为一种政治对抗了。 更为蹊跷的是，这种政治性对抗并不仅仅表现在朝野之间，并不只是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分歧，而是随着立宪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越来越严重的权力冲突。地方督抚逐渐站在了民众尤其是立宪党人一边，俨然成为朝廷的对立面，这对朝廷后来的决策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1910年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当从本源入手，而这个本源其实就是责任内阁，就是国会，就是司法独立。至于人们一直谈论朝廷一直重视的所谓教育、巡警、自治等，则为普通行政的范围，不论立宪以前，还是立宪之后，均应该视民力而次序推进，即便将来实现了君宪主义，这些普通行政的改革依然不会就此结束。 张鸣岐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所以当中央临时议会资政院开会后，各省立宪党人又开始向北京聚集。他们发起声势更为浩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强烈要求摄政王当机立断，即日请旨，速开国会。 对于地方督抚和各地立宪党人的呼吁，朝廷给予积极回应，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并先期组织责任内阁。应该说朝廷的让步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