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私有”一直是个丑恶的概念，“私有”就意味着个人所有，同时也是剥削、压迫和损人利己的代名词。而“公有”的字面印象则要好得多，几乎就是公正、无私，甚至是崇高与奉献的化身。中选网上作者东东的文章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私有制”，一种叫作财产私有制，一种叫作权力私有制；同时也存在着两种公有制，一种叫作权力公有制，一种叫作财产公有制。但吊诡的是，这四种所有制形式的搭配组合却往往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私有+财产公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公有+财产私有)，而前者习惯性地被称作为“公有制”，后者则被叫作“私有制”。 其实，说到这里已经不难看出，当作为国家公器的政治权力一旦被私有化的时候，全部的国民财产却往往属于公有，准确地说应该叫作“国有”。所以，今天世界上某些国家所谓的“公有制”，实际上却正是最大、最可怕的私有制，对于国民来说，尽管他们一无所有，但是在名义上，他们却拥有整个国家。另一方面，私有制的恶名，还来源于中国的一场所谓的改革。上世纪90年代，一部分国企陷入经营困境，以此为契机，许多国营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请注意，这个私有化改革，是加了双引号的。这场改革的主旨，是把企业的所有权有偿转让给私人，而改革是由谁主持的呢？是由那些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主持的。 于是，大量国有资产在改革的名义下，沦落为官僚集团的囊中私物，大批的国企工人下岗失业，成为弱势群体。这当然不是什么真正的改革，打个比喻就是：此前，国有资产是堆放在官僚的院子里，国民在栅栏外有观赏权，官员可以随意侵占这些资产，也可以糟践这些资产，但仍然需要不时地向围观群众说：看看吧，这些都是你们的财富啊。而“改革”之后，国有资产从官员的院子里搬进了屋里，公众再也看不到了，所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财产私有化”的“改革”，而是权力私有化的进一步强化和深入。准确地说，应该叫作“权力抢劫”。 文章又说，当然，真正的私有化改革是有的。前苏联帝国解体之后，苏联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在完成了“权力公有制”的改革之后，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改制。在确定了公共份额之后，这些企业被转让给私人经营，不过，私人获得企业经营权的前提却是：必须获得企业工会的许可。于是，资方和工人工会漫长艰苦的谈判开始了，如何满足工人的要求、保障工人的利益，成为资方最头疼的问题。至于侵犯工人权益的经营手段，想都不要想！经过这样的一番私有化之后，工人的收益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可见，当权力公有的时候，私有的资本是不敢胡作非为的，当公权力不敢侵犯公民“权利”，资本也会受到应有的约束。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在苏联以及东欧的改革过程里，很多企业由于劳资双方不能达成协议，这些企业最终被荒废了。国有资产流失，资方受挫，工人失业——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三输的结局，而事实上，社会，企业和个人在这一结局里，都收获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公正。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收获，比那些华丽的GDP数字要重要的多。其实，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模式，在西方国家也早有尝试，最典型的当属上个世纪20年代瑞典的社会主义改革。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一批私营企业国有化，但国营企业的低效率很快就暴露无遗，致使瑞典经济恶化，很快便陷入困境。仅仅4年之后，到1924年，联合政府下台，这场国有化运动被终止。 那么，国有企业为什么效率低呢？这里面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一个经营者如果用自己的钱投资的话，收益和损失都由自己来负担，赚了是自己的，赔了就有可能去跳楼，所以他一定会全力以赴。而如果是用别人的钱，为别人经营，效益与自己关联不大的话，就自然要轻松浪漫得多了。事实上，政府作为一个权力部门却成了投资商的话，不滋生腐败已经是奇迹了，还想赚钱？做梦去吧！在1920年代的瑞典，社民党由此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就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不是生产方式，而是分配方式，因此，企业必须得私有化，而分配必须社会化。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以职工持股、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持股共同经营的私有制形式，由独立的工会来保障劳工利益，而政府则通过税收等来分配财富，共同建设福利社会。今天的瑞典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GDP近53000美元，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正是民主制度，及时纠正了瑞典国家经济当年的政策失误，这也凸显出“权力公有制”的优越性，虽然有失误，但是可以很快回头。由此可见，只有当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时，人民才真正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不过，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这却被叫做“万恶的资本主义”。时至今日，如果要问国家公权力的私有制和公有制哪个更好？以及经济形式的国有制与私有制孰优孰劣？早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性问题。尽管这个常识经常被人为地掩盖着，也确实有人不懂这一常识，不过，有些人、某些专家或学者，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果说，杜建国抨击世界银行的报告是什么“毒药”，只是出于毛左分子的脑残思维的话，那么，有报道说，国资委也将这份报告中有关国企改革的部分内容，指责为“有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就肯定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东东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事实上，在权力的所有制改革尚未启动的时候，讨论国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就如同我在前面提到的比喻：是把国家资产放在官员的院子里好，还是放进官员的屋子里好？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私有化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权力抢劫”的道具，今天的许多关于经济领域公有还是私有的讨论，都是在做一个伪命题。在政治体制的改革完成之前，公有或私有是一回事，而我，既不愿意公共资产放在官僚集团的屋子里，也不愿意放在他们的院子里。

凤凰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3月1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发言中表示，中国未来几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国企私有化，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最主要障碍之一。 以下为发言实录： 张维迎：谢谢！我们谈宏观经济管理，我想有些误导，因为一谈到宏观经济管理，就认为是货币政策，就是财政政策，就是我们应该用宽松一点的货币政策，还是紧一点的货币政策，就是政府应该花多少钱。 我觉得真正的宏观经济管理，应该是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在这个制度环境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努力的生产，努力的工作。都有积极性新，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资源能够流向最有率的部门。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说政府花钱的政策，而是政府应该尽量少花钱的政策。因为我们很少看到，政府的花钱能花得有效率的。我想未来的几年，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有三件事情在经济改革领域要做好。在这点上，我必须拥护世界银行的报告提出的一些建议。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国有企业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事实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一个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未来我希望在五到十年内，应该国有企业的比重降到10%左右。 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难，它只是一个下政治决心的问题，不存在任何技术性的困难。因为我们大量的国有企业，尤其中央的国有企业，都已经上市，他们的股票都有价格，我们政府可以通过市场转让这些股份，到非公有的部门和个人。也可以通过半转让、半赠送的办法，分给普通的老百姓。我想如果这个步骤采取之后，中国居民的财富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增长。这一部分也带来了一个对国内市场的一个推动，更重要的，使我们整个的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就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我们在企业，就不存在像现在我们大量的优惠的待遇，都走向了国有企业，我们好多的私营企业，不能够平等的享受到这种资产，特别是银行的贷款。这样的话，这些资源就会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3/13 — 解决国企垄断的终极手段 2012/03/07 — 【金鸿评论】低效不过私有化 2012/03/05 — 政协一号提案：对大型央企征暴利税和私有化 2012/03/05 — 关于私有化的，俺说说一些国企具体的事 2012/03/09 — 张婕:苏联的私有化是怎样洗劫国家和国民的 2012/03/01 — 外交部非洲司官方博客反驳世行报告 2012/03/01 — 杜建国:看媒体如何布局推动“民资春天”——私人资本突然被支持进入铁路等领域的背景分析 2012/02/29 — 世行报告发布幕后：国资委强烈反对 2012/02/28 — 世界银行要求中国私有化国企，金玉良言还是包藏祸心？ 2012/02/23 — 影帝发狂了：在下台前开启全面私有化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