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这些日子我集中于重写《经济解释》，难度高，是自己在一门学问上最后的孤注一掷。当然对自己苛求，想几天只写两千字。同学们在旁不断拍手、打气，饱读经济论著的朋友频呼前不见古人——这些我感激，但同学们见我说要把曾经构思的五卷改为四卷，不以为然，希望我能写五卷或更多。他们忘记了我是个退了休十一年的人。经济学的思想史说，重要作品一律是作者五十岁之前写下的。今天我让他们四分之一个世纪，奇迹恐怕不容易出现了。自己无足轻重，胜不会加薪，败不会失业，日暮黄昏博他一手，表演一下，是个好玩意。上苍对我是仁慈的。我在四十四岁那年转为跟进中国的改革发展。行内的朋友只见过一个世界，我见过两个，视野扩大了，思想有了新的启发，同样的理论与概念于是从头再考虑，好些地方觉今是而昨非。 是在这些为自己所学再苦思的日子中，地球的经济话题议论多，说真的，半点令人舒畅的消息也没有。读者纷纷要求我动笔评论，我可没有时间跟进。有的是朋友传来问意见的新闻，不是战乱就是财赤，地球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八月六日标准普尔把美国债务的信用降级。时间上很不对头，因为此降也，刚在美国财赤上限吵得很令人失望之后。标准与普尔合并于一九四一年，这是第一次把美国的信用降级，举世哗然。跟着的举世股市暴跌大家知道。大家不知道的，是经济学不容易解释为何股市暴跌。让我从比较容易解释的说说，也藉重写《经济解释》的憩息时间写两三篇，评论一下天下的经济大势。 我要从美国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八月八日的一句话说起。他说市场不用担心美国不还国债，因为印制钞票购回沽了出去的债券就是了。这是老实话，我早就知道，只是不便由我说出来。我的意识是年多来联储推出的两轮量化宽松是这样做，而标普降级后美国债券之价不跌反升可能是联储打算推出的第三轮提前实行的效果。 我不认识格林斯潘，但历来尊敬这位老人家。他的深交弗里德曼也是我的深交，弗老在生时多次跟我谈到格老。我的老师阿尔钦当年对格老的货币政策有质疑，我因而求教于弗老。格老给我的印象好，因为他在任时对中国的评论永远是那么客观，永远是善意明确。我不一定同意他的分析，但作为地球上最重要政权中的一个举足轻重人物，格老能保持学者风范令我心折。 我也认为中国要感谢格老。他主席联储是一九八七至二 ○○ 六年初，而人民币紧钩美元——只钩美元——是一九九四至二 ○○ 五。那是美元最稳定的一段长时期，帮了中国一个大忙。九十年代的中国在经济上要过一个大难关，只紧钩美元是钩对了。格老不仅没有投诉或干预人民币钩美元，而且在一份他推出的研究报告中解释人民币升值帮不到美国工业。他当时看错了的是认为人民币兑美元不能持久地不升值。那是经济学传统的错，认为一种货币的上升压力与下降压力是对称的 —— 其实不是。 格老的印制钞票购回美债观是对的，问题是只能把债券价格下降的压力推到美元那边去。时机又是不对头，因为这几年美元币值有下降的压力，而美国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支撑美元。这一次，我认为帮忙可能倒转过来：中国有机会帮美国一个忙。纵观近来的国际汇率演变，我的直觉是人民币主要还是钩着美元。不是全钩，是一个主要部分。没有什么内幕消息，只是从多种国际汇率的变动看给我这样的判断。 要点是只要人民币紧钩美元，美元的国际币值不会跌到哪里去。十三亿生产力不俗的人口拉着美元说不得笑。问题是，如果人民币紧钩美元，对中国有利吗？有两个不同的看法，都对。其一是如果不钩，美元兑人民币大跌，中国是大输家。这是因为中国持有很多以美元为本的储备（人类历史上最多，单是美国债券就逾一万三千亿）。从中国利益的角度看，美元汇率下跌与美债之价下跌是同一回事！这方面看，人民币紧钩美元对中国有利。其二是不利的。这是因为人民币持久地紧钩有弱势的美元，惹来另一番通胀是早晚的事。 不要以为任何国家都可以印钞票购回自己的国债，因为条件苛求：该国的货币需要有很强的国际接受性。这样的货币历来占上大便宜：国家可以发放货币出去，留在外边对本土不会引起通胀，而成本只是印制钞票的费用。美元雄视地球六十年（二战前是英镑），要讲际遇，也要讲自己的本领。今天北京央行的朋友可能不知道，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大名币也）的起因，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起出现了美元短缺（ dollar shortage ）这个现象，持续了逾十年，我作本科生时也要读。所谓美元短缺，是指美元在国际上的币值偏低，远比这几年人民币值偏低为甚。 转谈中国目前面对的通胀，其顽固性显然跟弗里德曼当年教我的算法有出入。二 ○○ 九年三月二十日我发表《伯南克别无选择；温家宝大可煞掣》，建议北京要开始收紧。是弗老教的算法，算得准，可惜北京的朋友没有接受。然而，最近七月份的通胀率继续升至六点五，跟弗老的算盘出现了差池，因为央行紧收银根有了一段时日，也紧得厉害，导致中、小企业遇到困难。小工厂叫救命叫了大约六个月，通胀率还在上升，这跟弗老主导的芝加哥货币学派研究出来的时间表有出入。 为这个通胀应该开始下降但还在上升的现象我想了几天，调查了一些资料，得到如下两方面的解释。其一是年多来进入中国的外资急升，而无论是哪里来的资金，只要在中国使用都会增加通胀的压力。在此同时，人民币的利息在内地比在外地高，出了去的人民币有回流的情况。 另一个原因是一九八八年我向弗理德曼提出的气球定律，他说是天才之笔。我向弗老指出，如果通胀上升，政府管制某些物价，其它没有管制的物价的通胀率会提升，因为压力会加到没有价管那边去。几个月前北京大举打压楼价，而楼价的升降是没有算进通胀指数之内的。这边厢政府把楼价捏压，那边厢租金及其它没有管制的物价会上升得较多了，正如气球一边被压另一边会膨胀起来。君不见，最近几个月内地的楼房租金的上升率是明显地加速了的。 个人的看法是外资急升导致的通胀北京不要管，由它胀吧。约束楼价最好多放楼房土地出去，而这样纾缓楼价是不会有气球效应的。如果我的分析是对，央行减息是刻不容缓的事：经济硬着陆之声今天在神州大地不绝于耳。 下一篇我会讨论一些有趣的变化。 （话说天下大势，之一）

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发展牵涉到那么多的能人参与，那么多的统计分析，那么多的重要文献，以及那么多的争议，论才多势大，没有任何题材比得上货币理论及货币政策。凯恩斯、费雪、弗里德曼等人的天赋不可能被夸张了，而希克斯、蒙代尔、劳卡斯、布鲁纳、 Meltzer 、 Tobin 等人在货币学问上的贡献卓然有成。其他参与的师级人物屈指难算。然而，货币理论及政策的争议到今天还是尘埃未定。 三年前地球金融风暴事发，美国联储反应快，到今天，大手下重药的货币政策还是看不到有成果。凯恩斯学派的花钱政策首先败下阵来，货币调控算是用到尽。如果同学们再读我二○○九年一月六日发表的《救金融之灾有三派之别》，会知道我在那时已经推断了今天我们见到的无成果的情况。我用自己的价格理论。 不管他人怎样说，我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位经济学者是费雪与弗里德曼，二者皆精于货币理论及有关的实证研究。才高八斗，他们的作品我衷心佩服。然而，费氏一九二九年对美国经济的推断大错特错，弗老一九八二年起对美国通胀的推断出现了大错，跟着或大或小的错持续到他谢世的二○○六年。成败不足以论英雄，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及通胀之难，难于上青天！ 货币理论的核心是币量理论。原则上币量理论是真理，起自斯密之前，二十世纪得到费雪与弗里德曼的再诠释，鬼斧神工，有一段长时期对通胀的推断大有可为。然而，世界局限的转变往往出乎意料。电讯的发达使币量应该怎样算出现了麻烦，战乱的困扰使不同货币的强弱出现了变化，政策的无常使投资或消费的意欲难以捉摸。局限的转变会影响行为大家都知道，没有疑问，币量理论在推断上的失误可不是因为理论本身出错，而是使用该理论的人漠视了或在比重上轻视了其他局限的转变。是的，我认为弗里德曼当年过于重视货币量的转变而轻视了其他局限。 局限转变的分析是选择理论的范畴，也即是价格理论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起，对「宏观」现象的推断我必从局限的转变入手，也即是说必以价格理论先行，有了大概的结论才引进货币理论作补充。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我完全不用。朋友们说我的推断虽然有错，但准确程度自成一家。我是为了兴趣，为了满足好奇心，有时也为了一点关心而作自己的理论推断，命中率的或高或低很少顾及。都写下来了，读者可以计算一下是不是朋友们说的那么厉害。 我要从最近同学们提出的一些关于货币的问题来示范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复杂与困难，同学们可能感到天旋地转，而一篇文章能示范的只是冰山的一小角。 不久前一位同学说他读到央行的言论，指目前的中国有负利率，所以调控通胀格外困难，问何解。我说不知何解，但中国何来负利率了？那所谓负利率，是指通胀率高于利率。是吗？正确来说不是。正确之见，负利率是指预期的通胀率（ anticipated rate of inflation ）高于市场利率，费雪一九一一年发表的《货币的购买力》提供了精辟的分析。预期的通胀率在真实世界看不到，专家们只能从市场的不同年期的债券孳息率衡量。看今天中国的债券，其孳息率全部低于市场利率，含意着负利率不存在。虽然比较长期的债券的孳息率高于比较短期的，但比较长期的供不应求，不容易衡量。话虽如此，我的感受是目前中国的通胀预期（ inflationary expectation ）是比较严重的，但负利率不存在。我也认为这预期是开始和缓了。 中国的债券市场不伦不类令我失望。债券市场发展得好可以提供重要的关于通胀预期的讯息。这市场需要有足够的不同期限的债券发行量，长期短期的比重要大致均衡，放出去时要公开拍卖，而跟着要让任何愿意出价的人在自由市场按价要购多少就有多少。这样，我们才能在不同期限的政府债券之价的变动中（或孳息率的变动中）衡量市场的通胀预期。另一方面，一个发展得及格的债券市场可以协助国民策划他们的退休大计。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我发表《没有兄弟姊妹的社会》，反对一家一孩政策。该文指出的一个重点，是这政策坚持下去会使老人家举目无亲，或缺少了年轻一代的照顾，老人院林立恐怕难免。今天看我当年是不幸言中的。北京要尽早推出一个可靠的债券市场，鼓励零售，让三几百元也可以下注，不要着重于根本不愁米饭的大机构的老板的利益了。 几位同学提出另一个远为复杂的问题。这是一些言论说让人民币的汇率升值可以协助减除通胀。我记得蒙代尔说过人民币提升会有通缩。他的意思可能不是今天中国面对的情况，也可能是反映着蒙兄之见与昔日弗老之见有分离。说说我自己怎样看吧。 我认为人民币在国际上升值会提升中国的通胀预期，因而增加通胀的压力。不是浅道理，分点说会较为清楚，同学们要读得小心了。 （一）一只强货币不容易有大通胀，一只弱货币则容易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两段时期美国的货币量上升得厉害，但通胀率不高，使弗里德曼跌了眼镜。我和弗老及我的师兄 Alan Meltzer 为这现象研讨过，得到的结论是这两段时期美元在国际上强劲。强币鼓励民众持有保值，尤其是发放到国际上去。这对通胀增加了约束力。 （二）何谓强币何谓弱币？从国际汇率的比较看，一只货币的汇率偏低是强，偏高是弱。这几年人民币兑美元或港元算是偏低，相比之下可以作为强币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元在国际上大强特强，其汇率是明显地偏低了。 （三）通胀或通缩的要点是那个「率」字，即是说在时间上每期有一个通胀或通缩率。一次过的价格大升或大跌，之后不变，没有「率」，算不上是通胀或通缩。通胀为祸是因为有一个率，促成通胀预期的顽固性，使市民未雨绸缪，采取防预，导致资源使用的浪费。 （四）如果明天央行把人民币兑美元一下子提升到三兑一，内地的物价当然立刻大幅下降，但弗里德曼会说这跌价不是通缩，因为此跌也，没有一个持续的率。另一方面，人民币提升至三兑一美元会立刻变为弱币，人民会转持外币，或抢购物品，通胀的预期跟着出现，下降了的物价的通胀率飙升无可避免。 上述的「三兑一」当然是个夸张假设，但以夸张的想法推理是我用了数十年的法门，好用，推得准，同学们要学而时习之。在上一篇文章我提出两个今天内地通胀顽固的理由，这里多加一个。这几年北京的朋友老是说人民币要逐步升值。这不仅导致炒家们兴高彩烈，也同时是说，人民币要逐步减强转弱。这样，内地的通胀预期怎会不增加其顽固性呢？北京朋友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要把人民币改为弱币，但要减强是说了多次，在程度上会有同样的增加通胀预期的效果。 （五）这就带来一个在推理上的大麻烦。汇率是一个价，在市场上怎会偏高或偏低呢？小贩在街头卖花生，其价永远不会偏高或偏低。转到货币，如果我用金本位，你用银本位，金与银之价皆由市场决定，你和我的货币汇率会因为金或银之价变而变，没有偏高或偏低这回事。我用金本位，你的货币没有锚，在多种情况下汇率偏高或偏低可能出现。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同，财政政策不同，在无锚货币制度下，汇率的厘定，就是自由浮动也不容易调整到永远不出现偏高或偏低的情况，何况中国到今天还有外汇管制。我的货币钩着你的，但你和我的生产增长率不同，汇率可以持久地偏高或偏低。 我认为这些年人民币的汇率持久地偏低——这里要注意的是「持久」——还有另一个原因。这是外资的进口量持久地超过市场的预期。十多年来有几段短暂时期外资进口是减弱了，但过了不久又大升。外资的涌进大致上持续了十多年，迹象显示市场往往没有预料到。十年来内地的楼价升幅远高于利率是证据。 当然，弗里德曼会说，让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会大幅地减少偏高或偏低的情况。当然对，但我反对中国采用西方的无锚货币制度，认为人民币要先下一个稳定的锚才自由浮动。格林斯潘时期人民币紧钩美元是可取的，但今天要钩什么才对呢？我多次建议人民币要转钩一个怎样的锚，这建议真的如锚沉大海（一笑）！如果人民币采用西方的无锚货币制，我可以肯定，全部放开汇管汇率炒内幕会炒到天翻地覆。神州大地的确有其独到之处：我们的伟大祖国今天内幕不内！无锚浮动，外地的炒家会忙得不可开交也。 （话说天下大势，之二）

2011年07月22日 07:21:55 　　     　　 韦森 : 减间接税才真正惠民   　　 2011年07月19日 15:02   　　 来源：凤凰网财经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719/4287256.shtml     　　 凤凰网财经讯: 在沸沸扬扬的个税起征点讨论声中，很多人都忽略了身上最大的负担——隐形税。凤凰网财经《财•知道》栏目本期将视线聚焦于隐形税，来揭开民众身上这座大山的神秘面纱。   　　   　　隐形税，即指各种间接税，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其中除增值税外，其他税种全部实行价内税，具有十分隐蔽的特点。   　　   　　更严重的隐形税负则是不在税种之列的通胀税。通胀税， 也称为“货币税”。指发行货币的组织或国家，在发行货币并吸纳等值黄金等财富后，货币贬值，使持币方财富减少，发行方财富增加的经济现象。   　　   　　本期嘉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表示，城乡居民加上政府所有的储蓄是73万亿。通货膨胀是5.1%左右，一年的存款利息3.5%，每存1分钱一年就要折掉2厘。73万亿一年的通货膨胀税就将近1.5万亿。也就是说每年除去十几万亿的税收之外，通胀税还有1.5万亿。   　　   　　韦森教授同时认为，税负轻重并不是目前中国最关键的问题，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税收没有用之于民。       　　 以下为《财•知道》栏目与韦森教授对话实录：     　　凤凰网财经：前段时间个税改革沸沸扬扬，但有人认为是用力用错了方向，真正的负担是在那些间接税，隐形税上，您是否认同？     　　韦森：我认同这个观点。个税减不减，实际上意义并不大。虽然减了对低收入家庭是有一点好处，但是中国更重要的税收是间接税，对低收入家庭的伤害很大。我们都知道西方的个税占总体税收的比重很高，所以个税可能更应该增加一点。我比较同意高培勇、贾康他们的看法，从长期发展来看，个税总量不但不应该减，而应该增加。真正应该减的，是间接税。把间接税减下来，才能真正惠民，才对低收入家庭真正有帮助。     　　凤凰网财经：其实个税覆盖的人群很少，提高个税起征点对几亿低收入者完全没有作用。     　　韦森：是啊！提高个税起征点后，财政部其实减不了多少税收收入。研究税收的人都知道，在目前中国的税收里面，最主要的是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这些间接税，这些税在商品价格里面占很大比重。老百姓到超市里买东西，到餐馆吃饭，都是要交这些税的，这些隐形税对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影响很大。事实上，中国的物价目前这么高，很大一部分跟这些间接税太高有关系。最近，我在《华尔街日报》自己的“经济学如诗”专栏里，曾写了两篇文章，专门探讨了政府税收与中国的高物价之间的关系。     　　凤凰网财经：两会的时候，就有代表提到，馒头都要征17%的税。     　　韦森：对啊！国内研究税收的专家曾估算过，在目前在中国商场出售的100元的女性化妆品中，就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还有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了。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政府税收，比较保守的说，在100元的女性化妆品中，至少有超过50％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说，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也有专家测算过，在一件500元的女性时装中，大至政府要征85元的增值税和65元的营业税，光这两项加起来，就超过一件时装价格构成的30％了。如果是进口的时装呢？还要加关税和其他消费税。即使在国内生产的女性时装中，加上生产环节、运输环节和销售环节中的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政府的税收在一件女性时装的最终价格中又占多少？     　　凤凰网财经：您觉得间接税这块，减税的力度能有多大呢？     　　韦森：我估计不大会减。现在政府决策层的整个政策导向还是增加税收和其它财政收入。国税局局长肖捷和财政部长谢旭人，都一再表示中国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还有进一步增加的空间。按肖捷局长的说法：“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还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这说明，政府决策层目前还根本没有减税的想法。     　　凤凰网财经：您觉得国家有没有能力大幅消减这些税？     　　韦森：这不是个政府有没有能力的问题，而是个基本的施政导向的问题，说到底是个体制问题。中国政府决策层总是觉得财政收入不够用，又怎么会考虑在整体上减税？我们现在的财政，仍然是发展财政、建设财政，还不是公共财政。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靠政府投资来推动，所以，不管你政府征多少税，也总是不够用的。今天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56875.82亿元，同比增长31.2%。就算下半年和明年再增长30%多，还是不够用的。关键还是政府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上没有弄清楚，没有认识到，把税收减下来，或至少不像现在这样几乎疯狂地增加了，把钱留给民间，留给企业，留给家庭和个人，才会刺激内需，才会增加民间投资，才会用得比较有效率，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才是可持续的。政府以税的形式从民间征来钱，替家庭和企业来花，总会是低效率的。按照税收学的一个术语来说，政府征税花钱，总会产生一种“滴漏效应”。     　　凤凰网财经：这可能就是中国增长模式的问题了。     　　韦森：对。这不仅仅是税收的问题，而是中国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根本性问题，税收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而已。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还没有转过弯来，主要还是靠政府的推动，还是靠政府来花钱来支撑，长此以往，要出问题的。     　　凤凰网财经：前段时间讨论个税起征点的时候，网民们都特别关心，但是间接税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可能因为它是价内税比较隐蔽。您觉得价内税能不能全部变成价外税？     　　韦森：政府很难会这么做。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这些国家，政府征一种叫GST的消费税，实际上是价外税。譬如，你在悉尼和奥克兰去超市买100块钱东西，在收银条上会标明，你买了100元的东西，另外还要交给政府12％到15％GST，清清楚楚。这样一来，你每次去市场买东西，去餐馆吃饭，交给政府多少税，都明确知道。可是中国税务部门不敢这样明显地征税，一明显了，老百姓不都反了嘛？大家会说：“政府怎么征了我们这么多的税！”像增值税，真正在哪个环节里征的，消费者根本都不知道，也很难计算出来。生产环节、运输物流、零售环节等，各个环节都有这种增值税，汇总在一起，就导致中国的许多消费品比在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还要高了。这种状况在中国目前很难改变，中国的税收在整体上以及在短期中也很难有实质性的减少，只会不断地增加。     　　凤凰网财经：感觉个税改革仿佛像一个障眼法一样，很多民众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个税上面了，忽略了真正的负担？     　　韦森：是啊！最近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民众会想：“政府开始听我们老百姓和网民意见了！你看，网上大家讨论一番，网民热议一番，不是起征点就提到了3500了？一年起码4万年薪的人不用缴税了。”对于一些低收入家庭，可能就会觉得政府还蛮好的，还是倾听民声和尊重民意的。事实上，大量的间接税、“隐形税”，老百姓并不知道。在超市里买瓶牛奶，在市场上买点青菜，都有大量的税在里面了，老百姓从商店的收银条中根本看不出来。     　　凤凰网财经：这些税，远比个税多得多。     　　韦森：对呀，日用消费品都要征税，且征很高的税，当然要比个税多很多。譬如，2010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政府全部税收的6.6%，而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间接税占整个政府税收收入要50％以上。在这只占税收6.6％的个税中，提高起征点，减少一点，在目前中国政府十多万亿财政收入中，才占多大一点？     　　凤凰网财经：很多人也提到通胀税。因为这些年的通胀等于无形间向百姓征走了很多税。有人统计说33年间100万元被通胀“偷走”了85万，您怎么看通胀税？     　　韦森：这样算吧，目前城乡居民加上企业储蓄是近76万多亿。2011年上半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5.3%左右，一年的存款利息则只有3.25%上下。这样，储户存银行，每年要损失掉2％左右的负利率。76万亿左右的储蓄，一年的“通货膨胀税”就将1.5万多亿。也就是说，每年除去近十万亿的政府税收外，老百姓还要交1.5万多亿元的“通涨税”。     　　凤凰网财经：通胀税也可以算做是第一隐形税吧，负担最重？     　　韦森：当然了。这个税收最终还是转移到政府手里面。等于说是政府的负债通过“发钞票”来还了。老百姓交了税后，手中的钱还要贬值，贬值的部分有等于是又去帮助政府，减少了政府的负担。     　　凤凰网财经：这是不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误之处？     　　韦森：这个问题还不能这么简单地认为。从全世界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目前还是最高。通货膨胀，也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对的问题。经济危机来了，世界各国政府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在刺激经济增长，都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在增加基础货币，因而通胀几乎没有国家幸免，而其它金砖四国的通胀率更高。最近以来，我一直在重读哈耶克的一些文著。哈耶克晚年曾批评过凯恩斯。他认为凯恩斯的政策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连一个后凯恩斯主义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也这样认为。现在说通货膨胀完全是中国政策政策的失误，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似乎也不公允。中国经济毕竟在高速增长着。我们要看到它坏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它好的一面。     　　与英国、美国、欧盟，新兴市场国家和其它金砖四国相比，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目前还算不错。当然，你们可能注意到了，近来我常对政府的宏观政策品头论足，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但我的初衷是希望中国经济更好，希望中国经济在长期增长中有可持续性。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但关键还是要继续发挥和注重市场本身的力量，靠发展民营部门。从整体上来说，富民，才能真正国强。如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拿得越来越多，留给居民家庭和企业的份额越来越少，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是可持续的，且社会问题会积累得越来越多，最后会出大问题。我们之所以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甚至批评意见，希望能帮助决策层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思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转向“富民富”而不是只“富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轨道。但是，再说一遍，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好的一方面，且对最近国际上一些唱衰中国的人和机构要有所警惕和防范。     　　凤凰网财经：通胀是经济快速发展中难以避免的副作用吗？     　　韦森：这个问题很复杂，不一定全是这样。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07年上半年，中国不是在高速经济增长中没有通货膨胀？从理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的争论上来了。经济衰退了，政府要刺激经济增长，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最后“通货”是肯定要“胀”的，但要到CPI上涨，还有很长的传导机制。中国与西方有点不大一样的是，目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是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投资，主要是靠银行贷款来推动，而主要不是像前几年那样靠民营企业快速成长来推动，这才是问题的症结。靠政府部门从银行贷款花钱来推动经济增长，在短期有效，在目前的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有其必然和可行的一面，但长此以往，会出大问题的。在经济扩张的时候，贷款都到了政府和国有部门去了，修公路，建高铁，盖大楼，建广场等等，到最后谁来还？西方政府刺激经济增长，很大部分是靠减税，还有大量是发了失业救济金，故大部分用到民生上了。故此，即使这次经济危机来了，西方国家民众的生活总体上还可以，不怎么受影响。西方普通家庭，即使失业了，车照样开，照样去酒吧喝酒，照样去超市买东西，并没有过去经济危机时的那种悲惨景象。但是，我们征了这么多的税，用到哪里去了？用到民生方面，才几个钱？说到底，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样的财政体制，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所宣称的执政为民的理念呀！     　　另外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在经济扩张时，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大都到了政府机构和国有部门，但通胀来了，央行一收紧流动性，首先伤害的却是民营企业，而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影响却很小。这样一来，里外都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难，这怎么行？真正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和提供就业的，是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而目前他们的日子很难过。     　　凤凰网财经：也正是由于这种增长方式，才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恶化？     　　韦森：对。现在税收高速增长和政府财政收支不公开、不透明，是跟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的发生且屡治不果连在一块的。现在动不动查出来一个贪官，就是贪几千万，几个亿，甚至更多，说到底这不都与我们政府掌握十几万亿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收支不透明、不公开有关？     　　凤凰网财经：在您看来，中国税负重的问题应如何解决？     　　韦森：我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完全是税重和税轻的问题，而是个预算民主政制欠缺的问题。现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征税不经过人民所选代表的批准，财政支出，也不经人民代表的实质性的制约。10万多亿的财政收入，政府是怎么用的？用到什么去了？财政部和发改委拨款，谁来审议批准？西方有些国家，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一些欧盟国家，他们税收也都很重，但是税收大都用到老百姓的身上去了。看全国的社保基金，我们整个国家才1000多亿。政府征了10万亿的税和其它财政收入，用到社保基金才1000多亿，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政府征到的税，并没有多少真正用到老百姓身上。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因而，我们国家和财政体制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税收高或低，而是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于政府财政公开透明，在于要让老百姓知道政府税收征到后用到哪些地方去了，在于纳税人能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来审议决定政府的财政收支。     　　凤凰网财经：这似乎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韦森：这个问题是跟中国的政治体制连在一块的，不仅仅是个税收问题。我最近也讲，政府财政公开透明，包括目前中央各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仅仅是中国走向法治民主政治的一个逻辑起点。未来中国的法治民主建设，最最核心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有限政府的政治体制，而其中税收法定和预算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最重要的方面。     　　凤凰网财经：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可能要动大手术了？     　　韦森：是得动大手术。这些年，我觉得国务院和温家宝总理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讲民主、讲法治、讲宪政、讲自由，往往都是空的，限制政府的税收权，政府财政收支要经纳税人选出的人民代表来进行实质性的审议、批准和制约，才是实质性的，才是最重要的。这些年，我几乎利用一切机会在讲，应该从税收法定的预算民主政制建设方面来启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   上一篇： 韦森：为什么中国政府税收连年超… 　 下一篇： 张五常：一个经济学家的操守、情… 阅读数(802)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7月29日 06:02:44 　　     　　 张五常 : 利率不应该由央行决定   　　                      文章来源: 南风窗 于 2011-07-27 10:54:45   　　 【韦森按】昨天在网上偶读到《南风窗》记者对张五常教授的一篇访谈，觉得这是我多年来最喜爱的先生的文章之一。张五常先生是誉满全球的制度经济学大师，也是我多年私交甚笃的长者和朋友。当然，也不讳言，在对交易费用的理解，中国未来的民主化道路，以及如何看待地方政府竞争在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和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诸问题上，我与教授有不同看法，并在许多场合和撰写的文章中直言向五常先生提出了商榷意见，但这丝毫没减少我对五常先生的素来敬重。这篇访谈稿，再清楚不过地表露了张五常教授作为一个经济学大家的情怀、操守和经过理论思考的精准判断。五常先生在这篇访谈稿中所谈出的他对当下对中国经济的看法，笔者作为一个后学也几乎完全同意。不能不说，每次读五常先生的文章，每次与五常先生交谈，总觉得他总有与常人不同的洞见和判断，亦总感能学到很多东西，且在如何做经济学研究和如果作一个经济学人方面，也总能从先生那里得到一些启迪。故这里谨把五常先生的这篇访谈稿再转贴一下，与网友们和同学们分享。   　　                                              韦森于2011年7月29日晨谨识于复旦     　　 【南风窗编者按】时已入夏，张五常宅邸的壁炉中，犹自堆放着一些木块，想是上一季不曾用完，又如同刚刚添入——我们的访谈，就在这样一种西式情调背景下面展开。　　 阳光从透明的屋顶射入厅堂，人于室内，又可以毫不费力地游目于玻璃墙外春光遍着的小花园。在这个花费代价营造的环境里，张五常赤足趿着一双黑色拖鞋，惬意地仰靠在一张可以灵活转动的单人小沙发上，不断地转来转去，气定神闲，谈吐裕如。上海已进入梅雨时节，这样的晴好天气，似不多见，他偶会站起来，转上一圈，说一声：“今天天气不错啊。”   　　 我是小人物   　　 《南风窗》：您的很多言论主张，有没有达到什么效果？   　　 张五常：我80年代建议的东西，《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卖桔者言》，只要写一次，最多写两次，就不再写了，因为感受上好像是有点效果。例如1986年6月我发表《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几个月后深圳的朋友问该怎么出售。又例如我警告说中国不要走上印度之路，北京的朋友同意，反应好。今天重读旧作，仿佛自己把中国改革的细节预先写了出来，有这样的感受。现在没有这种感受了。我早说中国要放弃抄袭外国的货币制度，写了20几篇，劳动法也是，皆如石沉大海。   　　 我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听我讲的。我没有本领改进社会，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我算什么呢？不是什么大人物，是小人物。你要听就听，不听就不听。我是从事经济解释的，解释什么政策会有什么效果，但我不是改革者，这不是我的专长。我只不过是用我所知的解释给你们听，你们不听我知道自己是个小人物。北京对我是宽容的，我批评新《劳动合同法》写了十几篇，有时骂得自己有点尴尬，他们虽然不接受，但没有封杀我。   　　 《南风窗》：也许还没有到时间吧。   　　 张五常：75岁了，来日无多，希望能早点见到我希望见到的。   　　 《南风窗》：我说的时间没有到，是指现在这个国家还处于转型初期，总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摸索，要允许尝试。况且对于一项制度设计的判断，站在不同的角度，处于不同的境地，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此时，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应该把问题交给时间去解决么？   　　 张五常：我搞的经济学不是坐在办公室猜测，而是基于真实世界的观察，对中、西方的历史都有掌握。从事经济解释50年，因果的推断准确。我说这政策会有那样的效果，你不信，尝试失败其代价可能高到天上去。   　　 《南风窗》：您觉得自己的金玉良言没有人听，都有找过原因么？   　　 张五常：80年代的时候，中国没有海归派，西方的影响也不大。北京的朋友当时都在摸索，多读我的文章是不难理解的。你读我的文章不可能完全不受我的影响。你爱读我就写，不断地解释。走我的学问路线的人只能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至于有没有真的影响力是无关宏旨的。我没有雄心，也没有野心，有的只是一点关心。   　　 现在声浪很多，大名校的博士无数，而我历来是个不争论的人。昔日美国的同事初时认为我从来不回应的态度不对，后来又一致说我对，其实是1968年施蒂格勒教的。   　　 《南风窗》：智囊化决策和施政，有用么？   　　 张五常：通常没有用，西方的经验也说没有用。昔日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及南美的一个成功例子，都是主要用一个顾问。这3位顾问跟我很熟，我很佩服他们的政治感。但我认为比他们更重要的是上头对经济的感受好。   　　 《南风窗》：假设在某一天，官方说张教授您也来给我们当当顾问吧。届时您将作何反应？   　　 张五常：他们不需要这么做。找朋友带个口信来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建议，我知道的会说。朋友之间问我怎么看，我知道的会说。这种传达方式可能传错。正式的会说得清楚一点。但我认为不需要这么做。我认为能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很重要。   　　 经济学家的责任   　　 《南风窗》：前些年有学者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5个，在您眼里，在这个群体中称得上经济学家的多不多？   　　 张五常：1997年，我做美国西部经济学会的会长，这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学会，我数了数那些会员，3个里面有1个是中国人。你说中国有多少经济学家？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么？我在美国攻读经济的时候，全校的中国学生只我一个念经济，现在念经济的很多，那你说中国经济学家怎么不多呢？说起来，我在美国长滩教了两年，芝大两年，华大13年，加起来只教过一个中国学生。今天的情况相差很远。   　　 中国几千年前的老子、韩非子，都是经济学家，还有其他的，当时可能纸张不便，写不出长篇大论，但比照一下现在的水平，甚至一些拿诺贝尔奖的水平，其思想哲理的重要性还比不上我们的韩非子、老子。   　　 另一方面，你说的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呢？经济学有多种。大多数的经济学不走解释世事的路。你可以说我这种不是经济学，我不会反对。30多年前美国的同事说我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这些同事有偏见，认为解释现象才是经济学。当年影响我的前辈都着重于经济解释，今天奇怪地变得很少了。   　　 《南风窗》：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张五常：没有责任的。经济学家没有责任比有责任好。我知道有些后起之秀说自己有什么责任。他们还年轻，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我认为做学者的最多能做得到的就是解释。解释了你不懂我再解释。解释到不想再解释的时候，就不解释了。   　　 没有什么责任的。你听就听，不听就不听。我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解释。有关自己的国家，当然多解释几句了。你又没有付钱给我，而你付钱给我我很难做。经济政策顾问的钱是最不好赚的。我平生只见过两个朋友赚得舒畅。他们不仅懂经济，也懂政治！   　　 《南风窗》：那么怎么样保持经济学家的独立性？   　　 张五常：我不知道，可是我自己是很独立的，一向都是。我告诉你我是做过顾问的，不是做得那么愉快。加拿大某省的政府曾经聘我做租务管制顾问。他们请我去，给我资料叫我写报告给他们，我花了多天写了报告给他们，谁知道他们请我是希望我支持租务管制的。就是他们已经有结论了，我事前不知道，我是反对租务管制的。他们不付答应我的钱。   　　 好些时，政府部门叫你做顾问，不是问你什么对什么不对，而是利用你，就像加拿大的例子。我为什么要赚这种钱？这方面弗里德曼对我影响很大。你问我意见，我给你意见。有一次在香港，政府叫经济学家去开会，利益团体在场，很多经济学者也在场。我坐在那里，我反对，把其他人都激怒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经济政策只有我一个人反对，而政府很难推翻我的论据。但有几年时间我跟当时香港的财政司司长合作得很愉快。每两个星期大家进一次午餐，论经济大势。他说只听我一个，因为我从来不替任何团体说话。大家君子协定，午餐轮流结账。   　　 中国的胜算   　　 《南风窗》：这些年有关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言论时有出现，今年的数据显示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坐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大家为此无不欢欣鼓舞。这种总量上的赶超，意味着中国已经很强大了吗？追求这样的名次，是否真的重要？   　　 张五常：中国的总国民实质收入其实超越日本已经不止10年了，他们物价那么贵，楼价那么贵，农产品又贵。中国不仅是在总收入上超过他们，在将来人均实质收入也应该超过。现在还没有，但有一天会超过。大约20年吧。中国人均的实质收入目前还追不上很多国家。   　　 国际的收入排名当然不重要。追求来做什么呢？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生活好，不要管他人的。国际上的统计数字历来不可靠，是一些受了高薪的人炮制出来的玩意儿。   　　 《南风窗》：下一个目标好像是美国。各种预测认为，中国的GDP总额将会超过美国。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张五常：跟美国怎么比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在人均的实质收入方面要胜过美国是很遥远的事。中国人多，地少，光在住房方面就输了，怎么能追得上呢？不要忘记，美国的地理环境是非常好的。这是很难追得上的。   　　 讲到财富，房地产可能是最重要的财富，2003、2004年，大城市跟大城市相比，美国的房地产比上海的贵一倍，现在倒转过来，上海的房价比美国的大城市贵一倍。现在上海的楼价比洛杉矶的楼价高一倍都不止了。以房地产来算，中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就像发了神经一样。中国的高楼大厦比美国多很多，而楼价也比美国高。那你这么看的话，单从房地产那方面衡量财富，中国是比美国高得多了。   　　 其他方面看，天然资源方面，我认为美国胜一点。人力资源，脑子的本钱，天生的那种，中国胜一点。但我们的知识比美国及欧洲落后很多。知识这个东西是可以学回来的，中国今后的发展前途主要是把知识放进那么多的脑子去。知识不足的人对社会是负值的。人均的知识水平如果能追近美国，我们的总国民收入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听说不久前英国某好事机构出了一个赌盘，说今年中国有六成机会总国民收入会超越美国。赌不过。   　　 《南风窗》：脑子的本钱？怎么讲？   　　 张五常：中国有什么呢？中国的主要资产是人，是天生聪明的脑子，没有太蠢的。不仅是聪明这个问题，中国的人种比较一致。我到过西方那么多地方，没有看到人种这么均匀的。中国是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只有贫富歧视。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人类的骄傲。还有另一面我们可以乐观的。中国的孩子多多少少有点西方文化的认识。你问中国的学生莎士比亚，他们听过，莫扎特他们也听过，弹得一手好钢琴的中国孩子今天以百万计。你问外国的学生谁是苏东坡，他们不会知道。问他们会不会唱京曲，不会。现在地球一体化继续发展下去，中西文化都要懂一点，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孩子是占了优势的。我不想夸张自己中西兼通，但地球一体化，不走我这条路不会在地球上杀出重围。   　　 人才最重要。有个问题，人这种东西，你发展得好的话，有知识，国家会强大，发展得不好，知识不够，人多就变成一种负荷了。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困难不是人多，是人的知识低。这方面，我们的中小学还可以，但大学一团糟。你看现在的学子争着去外国念书了。去美国念书，5万美元一年，等于近3万人民币一个月。有多少中国家庭能出得起这笔钱？为什么不把国内的大学搞好呢？把国内的大学搞得跟美国大学同一水平，一个大学生需要的费用不到留美的1/3。留学只是方便了那些有钱的，有能力出去的，对中国自己的前途来说是缺乏了重要的一般性发展，何况出了去的多半不回归。   　　 所以问题是，我们的脑子资产举世无匹，但大部分是浪费了。现在看，假如你们不照我讲的，不把知识发展搞上去，大学教育不改进，不尽量给贫困学生好教育，中国的发展再上一点就差不多了，人均实质收入连日本也追不上，因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好。我们的文化传统比日本纯得多，厚得多，原则上知识水平有机会超越他们。   　　 《南风窗》：人力资源决定了一国实力，而中国在这一方面基础又不够，这种事情，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张五常：今天的知识是要中西合璧的，这方面中国占了先机。中国青年这么多，重要的是他们要有高人提点。今天不搞中西合璧的学问还有什么好搞的。不是那么难，融会贯通不会那么难的。   　　 《南风窗》：中西合璧从洋务运动那时候就已提倡，其结果是失败的。今天我们成为世界工厂，干的都是贱卖劳动力，为别人贴牌代工的事情。历史上，中国的创造力极强所带来的文明，都是处于农耕文明时期，现在我们的工商业文明是远远落后于他人的，再来一次中西合璧，中国人的创造力就真能够得到恢复么？   　　 张五常：你的看法不对。当年我在香港读中学不成，24岁在美国进大学，只几年就做助理教授了。不是例外。我的外甥当年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到美国跟我，只6年拿了博士，今天是生物学大名家，有机会拿诺贝尔医学奖。我的儿子可能没那么厉害，但差不太远。其他因为香港进不了大学的到美国跟我，有六七个吧，一律不错。去年我的外甥说中国到美国求学的不少了不起。中国本土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是说不通的。   　　 高增长的问题   　　 《南风窗》：就质量而言，您觉得中国经济发展怎么样？在高增长的同时，应该注意什么？   　　 张五常：现在中国情况不是那么好，中小企业有困难，借不到钱。出来闹事的那些人归咎于老板不发薪水。老板借不到钱发薪水啊，怎么借钱啊？银行不肯借，外面高利贷的利率20%多。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现在银行是控制利率的。利率是一个价格，管利率就是价格管制嘛，怎么会有好效果呢？东莞一带，不少中小企业都站不住了。   　　 2009年3月，我说北京要开始收紧了，要慢慢地把银根收紧一点。当时如果这样做不会有今天的通胀。说了多少次，我们自己经验不够，理论根底不够，而那些海归派对这些方面是不熟悉的。两年多前我说要开始收紧，是多年来观察的经验之谈。弗里德曼是深交，他的货币理论我很熟。目前央行采用的货币制度很难处理。西方的高明之士也搞得一团糟，更换货币制度中国不需要交巨大的学费。   　　 《南风窗》：问题是，不用货币政策去管理通胀，整个经济会面临问题；用货币政策去对付通胀，中小企业又要受影响，没有一个政策是可以两面讨好的。这是两难。   　　 张五常：利率是应该浮动的，不应该由央行来决定利率的。现在中国的银行利息是由央行决定。调校银行准备金和利率是从美国抄回来的，人家搞了这么多年都搞得不好，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抄他们的呢？美国的专家那么厉害，格林斯潘那么厉害，结果还是搞得一团糟，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人家呢？我一早就叫北京的朋友要放弃抄外国的货币制度。   　　 我屡次建议人民币要转用一篮子物品的可以直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为锚，让利率与汇率自由浮动。这样可以一次过地解除通胀，不需要再用西方的货币政策。央行的责任只是守锚及监管银行的运作。这前所未见的下锚货币制度其实也不是我发明的。   　　 《南风窗》：您说不要抄美国，可是不抄他们不学他们，能怎么办？直到现在我们各地官员还要经常组团出国考察，无非也是希望从外面学得一两手东西。连你张五常也是西方经验和背景下面走出来的，这不正能说明中国的现实么？传统上，中国是个农业国度，从来围着小农经济打转转，既没有完备的中央银行制度，也无宏观调控经验，要说现代经济制度和商业创新，就更是先天不足。不要忘记，经济学这个东西是西方发明的。我们不得不向领先于自己的国家看齐，这恐怕也是必然要经历的摸索阶段，没有借鉴何来创新？   　　 张五常：千万不要低估中国人的智慧。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内说得清楚，这个神奇制度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我自己非常感激美国的大师们给我的教诲，但教了我6年我就推翻了他们的佃农理论，跟着推翻了他们的外部性理论，价管理论，公司理论，租值消散理论，生产成本理论，而今天连他们的竞争理论也推翻了。目前我正在整理西方的经济理论，值得保存下来的恐怕少得有点尴尬吧。我当然可能错，但我有的是一个中国人的脑子。   　　 我不会这么做   　　 《南风窗》：您一直对楼市调控持批评看法。调控到这个阶段，您的看法还是一贯的么？您不认为投机力量需要得到抑制或者疏导么？   　　 张五常：有些人从事生产，赚到钱，那他们消费之外的钱应该放到什么地方？难道把它烧掉吗？难道去把它赌掉吗？消费花不去的那些钱，应该放到哪里去？放到股市，但股票很多是靠不住的，靠股票养老要多作调查研究。买个房子，被打压楼价。买收藏品吗？这个要学过才能买啊，随便买会输的。那么养老钱要放在哪里呢？   　　 楼价起得太急，那么就多放点土地出来嘛。真正买不起房子的穷人，考虑补贴给他们去买房子。也许收穷人一半地价。但这个房子是要私人建的，不要是政府建的。补贴一点地价给他们，提供多一点建房子的土地，信息发布上要说得清楚。但现在不是啊，老是说楼市有泡沫，要打压。愈是打压，房子的供应量愈少。   　　 为什么要限购？这么限购，那发展商怎么办？我不反对政府抽楼宇空置税，买了房子没人住，房子不装修不租出去，可以收他一点税。要是他招租但租不出去，就不要收。空在那里完全不租，抽他一点税，这个我不反对，但据说这是很难执行的。   　　 《南风窗》：这么说，我们当下推行的楼市调控在您看来真是一无可取的么？   　　 张五常：我没有说一无可取，我只是说我不会这么做。我不能猜测政府是怎样想的。听他们讲，就是泡沫问题。假如说到财富分配的问题，那么对穷人就收少一点地价。看看香港的发展，那里买房子输了钱没人可怜你，赚了钱就有人眼红，有这个问题。不要只是想着买房子的一定会赚钱，破产的人多的是。90年代内地在楼市输身家的人无数。几天前在香港某报头条读到，内地的楼市政府打来打去也打不死，北京某人说这证明泡沫愈来愈大。这样的智商我不懂。不久前我公开说看来中国的楼市泡沫是用钢造的，我可不便说如果连钢造的也要打破就简直愚不可及。   　　 要给人们机会   　　 《南风窗》：您是极反对最低工资和《劳动合同法》的，这容易犯众怒，因为已经否定了一个社会建立基本权益保障机制的必要性和价值取向。   　　 张五常：这样做怎么能帮得到穷人呢？最低工资能帮得了他们吗？那么容易可以帮助穷人天下还有穷人吗？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吧。我们可以看看香港。香港是到最近才搞最低工资，但那里发展得最好的几十年，哪有什么《劳动合同法》？可以回头看中国唐宋时代的富庶，哪有看到他们那时候是讲最低工资的？   　　 我要说的是，要是这种政策能帮到最穷的人，我会立刻赞同，但根本帮不到，只能增加一些团体的权力，害最穷的人找不到工作。难道那些老板都是愚蠢的吗？做工厂是最难做的生意，没有事情是比做工厂更难的。做房地产发达，我不佩服，做工厂能赚到钱，我佩服。好难赚钱的，全世界的经验都是这样。我们不妨立下法例，规定任何搞《劳动法》的人要先做厂，或者罚他们去做厂。   　　 那些搞《劳动合同法》的人，搞最低工资的人，应该强迫他们去做工厂试试看。那么容易剥削工人的吗？有本事你去做厂给我看看。假如政府没有给你一些垄断权或者是一些好处，或者你没有发明专利，或商标名牌，做厂赚钱的机会近于零。   　　 这么快推出新《劳动合同法》不见得是好事。如果等到中国的工业一般有发明专利或名牌宝号的租值时，推出《劳动法》会蚕食租值，而这蚕食是需要工会协助的。   　　 《南风窗》：是说工会这种机制无法维护职工权益么？   　　 张五常：工会能为谁？工会能帮到一小撮工人，但他们一定要约束竞争才能有甜头。工会头头可以有巨利，争权谋杀的故事不是假的。但不是工会的会员会失业。像美国通用汽车，曾经是世界最成功的工厂，他们的专利注册数以千计，结果完全被工会蚕食了，变成负值。   　　 我担心的是那些既得利益分子会凭《劳动法》控制大局，这是欧洲的经验，也是美国的经验。现在西方满是山头主义，每一方面都是被山头主义控制住。福利不能减，政府官员薪水不能减，教师薪酬不能减，最低工资不能减，还要加，工会势力也不能削弱，这怎么搞啊？   　　 美国药房的药剂师，70块美元一小时，加上其他的费用，近100块一小时，而且现在还说没有博士学位的不能在药房卖药，搞得药很贵。你在美国想进药剂系是很难的，因为他们有山头。各行各业都有他们自己的山头，中国目前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抄回来的劳动法例继续下去的话，迟早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要看到别人有什么，我们就羡慕人家，那怎么行？这些日子引进西方的，不少是一团糟。   　　 《南风窗》：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那么普通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权益怎么保障？谁来保障？不能说就不管他们吧？   　　 张五常：如果天生有缺陷，或后天遇到不幸，慈善机构会帮助，政府也应该协助。但没有什么缺陷，给机会又不去争取，还是要伸手向政府拿钱，那这种人是不值得同情的。不要忘记，人有选择饿死的权利。政府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要提供机会，鼓励自力更生。   　　 我们要给每个人自己争取知识的权利，有出售自己知识的权利，有机会增加知识，有机会自力更生。现在的问题是给他们的机会还不够好。香港二战后，机会不错，每个人都去争取，结果许多人都变得富有。很多穷人吃了多年苦，最后还是爬了上去。今天香港大派福利，他们懒得爬了。在大派福利之前香港的失业率不到2%，大派福利之后上升至8.6%，后来下跌到最低约3.5%。今天看还要上升，因为最近推出最低工资。换言之，大派福利使香港的失业率上升了一倍以上。目前中国最要紧的是增加青年及劳苦大众的知识。全世界所有的可靠的研究结论，都说人民的知识增加，他们的收入就会增加得快，这一点是肯定的。   　　 一个好的社会是设法把自力更生的机会广及所有人。假如一个人真的没有自助的能力，我们要照顾这个人，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自己不是那么有钱，但做了不少这样的事。政府可以鼓励慈善工作的普及。但是我认为，给你机会你不学，这么多穷人，我们帮得了多少呢？英谚说：“上帝帮助那些懂得帮助自己的人。”我们不是上帝，但给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上苍会是有灵的。

2011年08月05日 08:38:28 　　 常被误读的两大经济学家   　　 ——重读哈耶克之一（序）   　　 韦森   　　 【 内容提要 】由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主要著作和思想都非常艰涩难懂，多年来，他们二人也成了被误读最多的经济学家。但愿笔者的重读经典系列，能够尽量接近这些大师思想的原义，而不再产生新的误读。       　　在世界当代理论经济学的殿堂中，群星灿烂，大师辈出，从马歇尔、瓦尔拉斯、萨缪尔森、弗里德曼、阿罗到卢卡斯，从阿兰·扬、奈特、科斯到布坎南，从冯·诺依曼、纳什、奥曼到哈森义（John Harsanyi），举不胜举。然而，能够对整个当代人类经济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的，数来可能只有两个经济学家，那就是凯恩斯和哈耶克。     　　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影响当代人类经济社会进程的经济学家，可能没有多少争议。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简称《通论》），不仅创生了宏观经济学，从而有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野，而且他的思想观念和政策主张，亦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后被西方国家的政府所普遍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年的经济繁荣，被称作为“凯恩斯革命”时代，这足以说明了其巨大影响。正是因为凯恩斯的重大影响，在1946年凯恩斯逝世时，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中就曾称：“要想找到一位在影响上能与之相比的经济学家，我们必须上溯到亚当·斯密”。在凯恩斯1946年逝世后，其影响不但不减，反而更不断增强。1973年西方国家在石油危机冲击下陷入较深的经济衰退，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滞涨”，于是就有了“凯恩斯革命终结”之说。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只要一些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或不景气，各国政府就屡屡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由此可以认为，凯恩斯的影响一直在，时隐时现、时消时涨、时弱时强。数年前，煌煌上百万字的《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曾在这部巨著的结尾预言道：“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2008年的世界经济衰退突然来袭，世界各国政府乃至中国政府的决策层又几乎不无例外地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刺激计划与政府干预政策，再一次验证了斯基德尔斯基的这一预言。     　　如果说凯恩斯是20世纪对当代世界各国经济运行有着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这一点基本上没有争议的话，那么，说哈耶克也是一位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思想巨擘，可能就有一些不同意见了。然而，只要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从20世纪20至40年代以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等经济学家为一方，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另一方的社会主义可行性的大论战，到1944年一出版就有石破天惊般效应的《通向奴役之路》，再到1960年出版的巨著《自由的宪章》和1988年的《致命的自负》，哈耶克数十年持之以恒所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以及他对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批判，曾唤醒了世界各国的多少知识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效率和可行性盲信和迷梦？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等西方保守主义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推行的私有化改革和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政策，又可以被认为是使哈耶克的思想和理念的实现。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中国、越南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也似乎是标识了哈耶克所信奉的市场经济理念的凯旋。试问：没有哈耶克数十年对市场竞争体制的弘扬和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质疑和批判，会有苏联、东欧、中国等中央计划经济各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社会转型？会有中国、越南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巨大成功？没有哈耶克，21世纪初的世界会是这个样子？如果说这类问题很难有确定的回答话，但至少问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     　　哈耶克与凯恩斯凭借各自的理论贡献，均赢得了世界性的巨大声誉，这一点似乎今天无人能置否。然而，似乎有点奇巧的是，凯恩斯与哈耶克，两大杰出经济学家，两大思想巨人，两个互知对方学理套路的熟人，在经济理论、政策导向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在经济理论和政策导向上，又可谓是一对宿敌。在公开出版物上乃是在许多学术聚会的场合，二人曾进行过旷长日久的争论。即使在凯恩斯逝世后（凯恩斯长哈耶克16岁），这场争论还没有结束。一直到1992年逝世前，哈耶克还悻悻地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地清算凯恩斯的思想和理论。     　　正是因为哈耶克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上看似完全相反，导致当代剑桥能源研究机构的两位财经作家Daniel Yergin和Joseph Stanislaw在2002年出版了500多页的煌煌巨制《制高点：世界经济争夺战》（The Com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随后美国WGBH波士顿音像公司又把《制高点》做成了3集连续文献片。《制高点》的中心思想是20世纪是人类社会争夺“思想制高点”的一场激烈争夺战，而哈耶克经济社会思想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则是这场争夺战两支参战大军。按照《制高点》作者的判断，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自由市场理念曾在世界各国占据支配地位，控制着“制高点”。从40年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则夺得了全世界的“思想制高点”。从80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私有化改革和美国里根总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推行，尤其是随着80年代中后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改革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加速进行，以哈耶克和芝加哥学派所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又夺回世界思想的统治地位。然而，也许叶金和斯坦尼斯劳两位作者和许多经济学家几年前并没预见到，2007年之后全球金融风暴的暴风骤雨，以及随后而来的2008－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又给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大举反攻夺回世界思想制高点的历史契机。试问：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哪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尽管哈耶克与凯恩斯在经济学方法、学术观点、理论建构和政策主张上格格不入，且在许多方面恰恰相反，但二人却是私交甚笃的诤友，且上帝似乎一开始把就他们二人命运关联在一起送到20世纪的人类社会。上帝好像正是为了凯恩斯而造了一个哈耶克，或反过来说正是为哈耶克后来的成就和巨大影响而先造了一个凯恩斯。哈耶克晚年一次访谈中亲口承认，正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罗宾斯先生看不顺眼凯恩斯在剑桥的风光和日益俱增的理论影响，才专门从奥地利请来当时只有35岁的小伙子哈耶克来伦敦，做他对付和批判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枪手”。对此，哈耶克曾公开说，当时罗宾斯请他这几乎在维也纳还没有正式教职且不怎么会讲英语的小伙子来伦敦经济学院这经济学的顶尖学术府，并直接聘他为经济学和统计学图克教授，“这从头到尾全是运气。”由此似可认为，没有凯恩斯，可能就没有后来哈耶克的学术之路。     　　哈耶克与凯恩斯，作为影响当代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两大思想巨人，不但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上几乎针锋相对，在语言风格上也几乎截然相反。自幼受德奥思辨哲学语言教育的熏陶，加上其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哲学、法学、政治学以及心理学诸多领域，使得哈耶克的语言极其晦涩难懂、佶屈聱牙。近些年来，我接触到许多外国经济学的教授、法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名家，好像大家都说哈耶克的思想和文著极其难懂，甚至连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前院长都直言告诉我说他读不懂哈耶克。另一方面，凯恩斯无论是著述，还是讲演，均妙趣横生，语言极其极美。这与哈耶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圈子中，许多人都认为，凯恩斯在散文写作方面已达致炉火纯青的境界，作为英文散文作家凯恩斯，将名传千古。     　　然而，尽管凯恩斯语言极其优美，但他的《通论》也是一本举世公认的晦涩难懂的书，以致像美国一位当代经济学泰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这样的大师也承认很长时间读不懂这本书，并在20世纪50年代还说“在麻省剑桥没有任何其他人真正知道该书的内容是什么”。另外，制度经济学大师张五常常说他十分欣赏凯恩斯的天才、文笔、赚钱之道和广泛兴趣，但他也常说一直读不懂凯恩斯的《通论》。     　　正是由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主要著作和思想都是极其艰涩难懂，多年来，这两大思想巨人也成了被人们误读最多的经济学家。一方面，由于从30年代开始就坚持弘传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理念，几十年从未改变过，使国内国外许多人把哈耶克理解为一个主张政府无为而治的“小政府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方面，大家又几乎全把凯恩斯想当然作为一个主张大政府、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国有化和政府干预主义的鼻祖。殊不知这均是对这两位杰出经济学家和深邃思想大师的误读和误识。     　　为什么会如此？两位思想大师的著作和理论高深、艰涩和难懂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当今国内国外这大学经济学教育的流弊中，大家都只读教科书，只读时髦的最新papers，别说学生，就连大部分教师和教授们也花不起时间去啃哪些艰涩难懂的经典古董了。加上网络搜索时代的突然来临，今天还有几人能坐下来读些旧书经典？一些“名家”“大腕”说凯恩斯和哈耶克是什么，大家就人云亦云、众传我播，结果把哈耶克、凯恩斯等等这些人类思想史上大家理解和传播得面目全非。在此情况下，能安静地坐下来再读一些思想家的经典之作，理清他们的真实思想，还他们理论的本来主张，就变得尤其珍贵和难得了。于是，在本专栏中，将会出现重读哈耶克、重读凯恩斯。如时间允许，也许有还重读斯密、重读马克思等系列。     　　记得当代法国大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1930～2004）生前曾提出过一个“播撒”（dissemination）理论，意思大致是说，一旦某一思想家把自己的著述出版或发表了出去，原来的文字思想好像就成了有自个独立生命的种子，不断地在人世间和思想界“播撒”。现在，凯恩斯和哈耶克两大思想巨人都仙去多年了，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在当今世界仍像有着自己生命的种子一样在不断地在“播撒”和“延异”（la différance）。但愿笔者的重读经典，能够尽量接近认识这些思想大师思想的原义，而不再产生新的“误读”，且尽量少“延异”。       　　 2011/7/31日谨识于复旦   　　 本文已于2011年8月2日于发表在笔者在《华尔街日报》“经济学如诗”的专栏， 现在是未删节稿 见： http://cn.wsj.com/gb/20110802/WES084330.asp?source=UpFeature     　　   　　 上一篇： 张五常：一个经济学家的操守、情…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5350)　评论数( 3 ) 3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