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评论

怎样的质疑是合理质疑而不是有罪推断，更不是某些人危言耸听的什么“文革”，这一点，我希望有人愿意认真讨论，而不是趁机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这场质疑，也无关什么偶像坍塌不坍塌，商业明星本来就是媒体和出版社制造，但是疯狂的粉丝则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中国为何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在于社会把严肃的公共问题寄托在明星身上，这点和成熟完善一点的社会，是相当地不同。在其他国家，也有商业明星，但是媒体和公众有能力区分什么是娱乐、插科打诨，什么是公共论辩，民主精神，什么是商业明星，什么是知识分子，他们在驾驭公共议题的时候，有能力把这种区隔领悟和运用得较好。 我为何讲“韩寒现象”是中国社会的“毒瘤”，在于中国扭曲的价值观和功利主义已经渗透到任何一个领域，包括被包装得很动听的所谓理想主义，他们在兜售一种虚假繁荣，一种便捷而又不付出太多代价甚至获得超额利润的“伪理想主义”。 这会混淆公众对民主自由价值的追求，以为追求民主自由就是那么地轻便可人，闪闪发光，不需要经历困苦和煎熬，不需要经历挣扎和诚挚，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就能把民主玩转了，这是极为危险的一种社会倾向了。因此，不能不说。 也是为了向那些真正付出代价、备受煎熬、有着真正的价值诉求的人们致敬，为了努力为公共舆论回到理性轨道做一点点努力。 目前为止，如果说我的“文学批评”属【软质疑】，那么，综合我此前微博陆续发过的和其他人的，总结一下【硬质疑】有哪几条(没想到的请补充)： 1、新概念谁报名的？ （父子说法不一致，这条至关重要，不是小问题，不是纠缠，而是关系韩寒的作家梦是如何被”引擎”的，父亲写书为何要刻意避嫌，说是韩寒想报名，家长正常的引导孩子本来不需要避讳。而韩寒对曹可凡面对面所讲，当是更为可信的，他说的是父亲帮他投的，这甚至可能推论到父亲有无自作主张拿自己的文章替韩寒投稿，因此，这个细节非常重要。） 2、三重门的写作时间、地点 （父子说法不一致，详见方舟子文章： “天才”韩寒创作《三重门》之谜：http://t.cn/z0s4NTi） 3、新概念复试，关于考场出题，杯中究竟何物，出现了多种说法。 （这个也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有无徇私舞弊，关系韩寒的成名有无原罪，虽然我很讨厌使用原罪这个词，但是，假设成名是有潜规则成分，韩氏父子应当像青少年读者道歉，这是一种不好的公众人物示范） 4、初选投稿被高度疑似成年人作品不予入选，本来已经淘汰了，此后是如何重新准予复试的？ 这个过程，也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解释。根据央视对话节目，那位“发现”韩寒的编辑所讲，说是有多位知名作家帮韩寒说话，建议给一个复试机会，那么，这些评委作家们，是怎么想的？这个过程，是否符合大赛的比赛规程？这个破格是否在大赛的公平原则下？是否符合程序正义？ 5、关于韩三篇的写作时间，韩寒本人接受采访的说法与文章内容涉及题材的实际情况、三篇前的博客《问我》出现自相矛盾，如何解释？ 6、关于《书店》两篇， 纯“文学批评”的，或可表示不回应，但写作背景的自述，应当能够证明是韩寒本人所思所想，才能排除这两篇高度疑似成年人作品嫌疑，当然，这个书面作答恐怕不可信。且越迟回应这些问题，越有时间去准备如何自圆其说。 7、关于韩寒作品中大量使用英文并且还有考据癖，喜欢去考证英文单词的词义，这点韩寒如何解释？ 因为他多次多次地在媒体面前承认自己英文非常不好，诸如香港书展的视频中，只要有英文单词出现，韩寒即抗拒，并且告知自己英文非常不好。如果有那样的求知精神，按照常理推断，不太可能没法对付那么简单的应试。这个裂变如何产生的？韩寒对此有说法吗？ 8、植入式广告？ 根据韩寒的《通稿2003》这本随笔集当中一篇题为《自己的问题》自述，他对自己的书的后记不知情，是交给编辑做的，而且，这本《通稿2003》的后记也不是韩寒本人写的，韩寒自述：“作者不详，是我很喜欢的一篇文章，但是原文居然是XX音响的广告”(此处是我略去，因不想帮人打广告，但韩寒的原文有)，接着，韩寒用了不少篇幅详尽介绍了他的赛车车型，也有一堆具体的广告，见链接。那么，我想问的是，韩寒对自己的作品是不是非常随意和不珍惜？并且经常丢给书商去“策划、营销”乃至“植入式广告”？ 公众对此有何看法？因为我是从这次“代笔门”之后才发现，韩寒的商业意识如此之强烈，譬如配合出版社删除博客以出版，这样的行为虽然说不上严重的欺诈行为，但的确是将商业价值物尽其用到一个极致了！ 商业意识不是罪，姑且不予深究，但是，韩寒极力否认团队说，又是为何？明明连后记都交给人处理，甚至不知情，这还不是团队吗？任何一个商业明星，都不可能孤军奋战的，又不是冥思的哲学家。这点本来很正常，但韩寒对麦田、方舟子的回应文章，显得过于撇清这点，反倒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37916_19755.html 9、网民补充： @ 吴小厨 :应该加上这条：在《三重门》里引用了杜甫、曹植的诗句，又引用了《西厢记》和《红楼梦》情节和内容，他应该很熟悉这两本名著。在2007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吴虹飞采访时的对话却是：“人物周刊：据说你没有看过《红楼梦》。韩寒：对。我四大名著都没看过。”

摘要： 我对任何个体的经历、遭遇，没有任何私人恩怨，我所不能忍受的，是眼睁睁看着“韩寒现象”成为一个社会的毒瘤在扩散，而得不到遏制，我并非仅仅指他究竟有无代笔的问题，而是韩寒现象的 负面效应远远超过正面作用，这种技术含量极低的谩骂级解构，同时也在消解真问题、核心问题的严肃讨论，在浪费宝贵的公众注意力和媒体资源。 被“绑架”上文人之路的韩寒   文末所附是一则新闻报道。这样说来，《儿子韩寒》有两个版本，且这则新闻确证了韩寒对父亲这种功利行为的不满，这符合我此前的判断：韩寒被“绑架”上文人之路。 一个苦心孤诣的父亲，未雨绸缪，努力为儿子写传记，努力修改，尽量自圆其说。我又再次翻看了《儿子韩寒》与《三重门》电子版，可分析之处太多了，但这事着实浪费不少时间，我有正事要做，但是乐意提供线索给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去仔细对比《儿子韩寒》先后两个版本的差别（这还必须找到纸质版，我在帮他们卖书吗？不，我估计一些公共图书馆之类的，说不定已经藏书了呢。或可考虑去借来做研究。）另外就是《儿子韩寒》和《三重门》的文本比对，这个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其实，上述工作，最为适合韩寒的死忠读者们志愿去做了，你们学会不骂人，学会分析，学会把血脉贲张的激愤按捺下去，好好地、耐着性子地从细节处着手，说不定会发现，这是很有乐趣的事情，起码让你们成为一颗独立的脑袋，而不是一个祭神拜神的奴性粉丝。 网络时代，和 90 年代已经有着清晰的分水岭了，这是韩寒父亲唯一不能预料的，否则，他可以做得更多、更周密。 我对任何个体的经历、遭遇，没有任何私人恩怨，我所不能忍受的，是眼睁睁看着“韩寒现象”成为一个社会的毒瘤在扩散，而得不到遏制，我并非仅仅指他究竟有无代笔的问题，若是一个只有几百几千读者的作家有代笔，几乎不会有人关注，而是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 有正面的影响，在一定限度内对权力、体制、教育制度起到了解构的作用，但是韩寒现象负面效应远远超过正面作用，这种技术含量极低的谩骂级解构，同时也在消解真问题、核心问题的严肃讨论，在浪费宝贵的公众注意力和媒体资源。 整个造神运动当中，最为值得批判的，就是造星的作文比赛机构和出版商、媒体，这种市场的力量远远大于韩氏父子所抨击的所谓体制和权力，他们在造星冲动之下丧失了起码的审慎态度和判断力，而是急于借助造星来吸纳媒体资源及读者关注度，而媒体呢？它也恰恰需要消费政治以迎合民众，如是，几方当然是一拍即合，配合起来如鱼得水。 迄今为止，我并不愿意对韩寒作品的物理、化学构成进行判断，诸如究竟几成是自己的，还是全然自己神来之笔，这些，非我所能。 但我明明提供了几种可能性，那些根本不愿意诚实面对这个问题的人，连其中最为合理又最为给韩氏父子台阶下的选项都断然拒绝，他们只愿意继续谩骂下去，而某些媒体人和学者，借机报复，为反对而反对，“这人我看不顺眼久了，机会终于来了” —– 他们这些雀跃的样子，让我哑然失笑，其实，他们不会想到，这种挑衅的方式，我根本就懒得搭理，我不会让他们得逞，把一个严肃的议题给岔开，然后变成一场群架的样子，变成他们期望和正在诋毁的闹剧 —– 把认真的质疑、对事关公众利益的原则问题给污名化为揪斗、厮打，然后他们就可以径直宣布胜利了。 什么是合理质疑，质疑应当止步于何处？这本来是一个关涉公共理性的严肃问题，值得好好讨论，我在评论麦田的质疑文章的时候，也一再提出我的困惑和疑问，并建议相关学者、律师从法与言论自由的关系入手，来评析如何处理这种公共话语，才是比较恰当的，这无疑有助于优化目前的网络生态。 遗憾的是，愿意理性发言的人不多。要么谩骂起哄，要么沉默是金，把这种论辩视为浑水，不趟浑水的人即中国式智慧最高境界，隐含的意味还是，那些冒天下之大不韪出来质疑的，仿佛都是别有用心、羡慕嫉妒恨、想出名想疯了、阴谋论，他们连这些质疑的链条和文本都不愿意看一眼，只是因为，那个被质疑的，是我的朋友，或我朋友的朋友，或圈子的圈子，于是，无论如何就要捍卫这一边，谩骂另一边。而且，在他们眼里，出来质疑的就是一伙的，如果碰巧先前看上去不像一伙的，他们就作痛心疾首状，你怎么可以和那个人观点一致啊？ 许知远说庸众的胜利，批评的具体指向比我更精英态度了，所谓庸众，那是具体存在的一批人，而我所谓“毒瘤”，指向的是一种社会病理，这种社会病理的成因并非指向人，而是针对制度层面与文化层面，市场和权力的媾和。不过，那些总是将 “ 韩寒现象 = 韩寒 ” 的人，恐怕是无力理解这一切的了。   其他的话，我早已在过去的文章中说尽，附链接诸位参考： 1 、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     2010-4-8 来源：时代周报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0dfbb0100j4ae.html 摘要： 1 、韩寒又不仅仅是插科打诨，他比插科打诨多一些，不然，他就是周立波了。韩寒不是周立波，而是被美国《时代周刊》瞩目的青年领袖人物。这也注定了，韩 寒因其影响力之大被附加着过多的寄望。一些知识分子或公开或私下地肯定韩寒，指出韩寒的影响力大于 N+1 体制内学者的合力。这恐怕也不是自谦，而是一种哀 怨：潜台词是，一些学者正在悄声无息地滑入失语状态，当然，其中永远不乏站起来振臂一呼者，但已经远远不及韩寒的莞尔一笑那样吸引眼球。当一个人在承受着 不可承受之重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不是大众的判断力和趣味出了问题，就是这个时代出了毛病。  2 、如果因为韩寒的“底气”比你足，每个人就都兴高采烈地甘当围观者，看着韩寒替你舞蹈、替你言说，甚至不惜把韩寒推上神坛，那只能说，这不但暴露了我们的自私和怯懦，又是另一种意义的“被代表”；如果因为韩寒粉丝比你多，每个人就佯装热爱韩寒式话语，甚至恨不得摇身一变就用韩寒的语言说话，那只能是，我们正在用同一种话语制造狂欢的假象，成为另一种意义的“大合唱”。   3 、如果把插科打诨比作拆房子，韩寒肯定是那个把拆积木游戏玩得最好的小孩，但如果我们一直做着粉丝状学着拆房子，总有一天，房子还是要盖起来的，我们却早已丢了建房子的本事，连墙是如何刷的，也遗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们整日忙于大笑，却对“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毫无防备之心，对“插科打诨”的时代过去之后要谈论什么，缺乏准备。   2 、不能让说真话的人成为时代的 Loser   2010 年 07 月 22 日 09:03 时代周报 【注：对这篇的观点，我现在有所修正，就是过去我是极为鼓励有些公共知识分子要商业化也无可厚非，只要他们获利正当，即便获得超额利润也并无不可。但是，通过这一轮观察看下来，商业化公知和真正的知识分子之间，还是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这个区别恐怕在于他们究竟是基于信仰、信念、追求真知，还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种备受瞩目的姿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0dfbb0100kbtk.html 3 、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   《时代周报》 2011/12/29 【注：这篇是韩三篇出来以后，而代笔门未发生之时所写，对上面这篇文章的观点有所修正，我在反思市场和体制共谋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0dfbb0100zubv.html   4 、韩寒大作《书店》两篇的“文学批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0dfbb01010c93.html 另外，特别推荐一篇文章：世故说韩寒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1559   该文是香港明报近日所刊发的一篇文章，我认为写得非常精到，对我还比较客气、含蓄地批判韩寒现象的第三篇文章，是一个有力的补充。   至于什么革命民主自由的话题，我暂且不打算参与讨论，连真相都未能厘清，还去讨论什么革命，实际上是丢了真问题跑去找伪问题。或者这么说，革命民主自由的话题，任何时候谈都可以，且鸿篇 巨著现成的实在太多了，在没有一个有力的着眼点落地之时，谈来谈去只是主义，还不如就乌坎谈乌坎，就文坛事件论文坛，就韩氏父子论家庭教育来得迫切和可靠。 问题确实太多了，一时难以言尽。除了脏话，还有几类话语，是我完全屏蔽和根本不想回应的，诸如文人相轻说，诸如亲者痛仇者快立场论，诸如如果质疑了韩寒，就要危及人人之类的腔调，他们要么故意没逻辑，要么回避去了解问题。 我特别认同微博上 @ 兔主席   的这段点睛之笔，借用一下作为目前的结语： @ 兔主席 : 韩寒成为一个年轻的反体制文化英雄，能以一两篇杂文在中国掀起波澜，被许多人作为精神偶像与意见领袖，是一种不能忽略的现象 。他当然不能被简化为 ” 写畅销小说的赛车手 ” ：这是对韩寒现象的严重误读。由于他所承载的，他使人们所相信的，使得对他的质疑别具意义。 附件：韩寒父亲旧书新出 《儿子韩寒》引读者质疑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08-08/18/content_9463204.htm 2008 年 08 月 18 日 10:19:49 　来源： 新闻晨报 昨天（ 17 日）， 80 后作家韩寒的亮相，让上海书展出现了开展以来最为热闹的一幕：一楼的活动区里被挤得水泄不通，队伍长达百余米，现场十分沸腾。虽然韩寒此番前来是为朋友饶雪漫的新书《离歌》捧场，可韩寒父亲韩仁均旧作《儿子韩寒》的面世，似乎更吸引媒体的视线。对于老爸出书的行为，韩寒早年曾有不满，但事隔多年，韩寒还是为父亲写了一个序，但他十分吝啬文字，整篇序从头至尾也就 220 字。      不喜欢父亲写这书      韩寒昨日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其实父亲的新书是旧书的再版，且书名也没有改变。这本书早在 2000 年就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时正是《三重门》最火的时候，这书也跟着卖了 10 万本。      韩寒说，那时候他对父亲出书的行为不太满意，因为他向来不喜欢人一出名就出传记书，“我不想出这书，是因为不喜欢这种行为”。但毕竟写书的是自己老爸，韩寒虽然不喜欢这种行为，但还是夸赞了老爸的文笔，“爸爸写得比其它的人要好”。当记者问他是否会为老爸的书吆喝时，韩寒很明确地表示不会，“我自己的书都有四五年没做过正儿八经的宣传了。而且，当年这书就没做过任何宣传”。       当年为避嫌没敢写序      此次旧作新出，最让出版社得意的，还是请韩寒出山为父亲写了一篇序，弥补了当年出版时的一大遗憾。      韩寒在序言中表示，“我爸爸这本书其实已经出版了很多年，这个序应该是第一版的时候就写，但当时为了避嫌，所以没有写。在国内看来，父亲出一本书写自己的儿子，无论写得多好都是不好的。当时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邀请父亲写这么一本书，我父亲一直很喜欢写作，写得也很好，可以说我现在写东西就是受了他的影响。事隔多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写这个序。”      韩寒称：“在几年前的一天里，我仔细地翻看这本书，觉得可以为大家写下这个序。我相信看完此书的人自有公道的评价。”韩寒为父亲写序，从头至尾只有 220 字，文字吝啬到了极点。      旧作新出惹来争议      对于韩寒父亲韩仁均旧书新出的做法，不少读者提出了质疑。韩仁均在当年的《儿子韩寒》一书中已经对韩寒的成长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这些故事早已成为粉丝们的经典桥段，如今再把旧内容打包出版，不仅引起粉丝们的反感，其市场前景也颇让人担忧。      但出版方却表示，《儿子韩寒》当年出版时，虽然卖了 10 万本，但没有做任何宣传，影响不大，而且同旧书相比，《儿子韩寒》并非全是旧文章，其中 20% 的新内容对读者有相当的吸引力：韩仁均不仅对旧作进行了一些重新修订，还加入了一些新篇章，比如韩爸对 2 年前震动文坛的“韩白之争”的看法等；更何况，如今的韩寒知名度和受关注度比 8 年前更胜一筹，出版方表示，他们十分看好《儿子韩寒》一书重新出版的市场潜力。（徐颖 骆威）    

婚恋的门槛：中国人还停留在“需求共同体” 彭晓芸 近日，一则中国式婚恋调查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赤裸裸的数字将虚无缥缈而又浪漫的爱情物化，深深地刺痛了一批待婚男青年。这个由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介行业委员会与某网站联合发布《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50384份有效问卷中，有92%的女性选择对方“有稳定收入”为结婚的必要条件，而近七成女性选择“男性要有房才能结婚”。调查显示，累计近80%的受访单身女性认为男性月收入4000元以上才配谈恋爱，相比2010年的调查结果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 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鄙夷、恼怒，一些擅长灌输心灵鸡汤的情感专家还作痛心疾首状，指多数女性并不是这样拜金拜物的，认为这个调查很“脑残”。其实，剥离文艺式煽情视角，对这个调查作一番社会学解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调查恐怕也还真是有一定样本意义的。不是说这样的价值观正确，而是说，这样的需求真实存在。了解这样的需求为何愈演愈烈，比批判这种价值观更为迫切，这是因为，价值观正确的熏陶历来不乏，人类历史上海量的文学作品，都是极好的关于爱的教育，但是，为何温情脉脉的文艺调调输给了冰冷的经济学统计？这值得深思。 生于1930年的资中筠女士在一次访谈中说过这样的话，她认为今天的女性地位甚至还不如她那个时代的，她认为有倒退的一面。我理解她这个判断的背景，在1949年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由政治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男女平等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得到了贯彻，“妇女能顶半边天”，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也给女性提供了一个与男性大致相当的稳定生存保障，所以，夫妻俩都是单位里的一把好手，铁姑娘的情况并不少见。 情况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确有了变化，从性别视角来看，你甚至可以说是性别公正观念的倒退，是男权主义的回潮，但实际上又不完全是，其中裹挟着的是消费主义和权力资本的狂欢，在这个市场大潮中，由于自上而下的妇女政治运动已经冷却，而自下而上的民间女权运动则并不显著，这样的空档期，消费主义和权力之手席卷了两性关系的基本生态，也就并不奇怪了。 这最近十年，充斥在人们的视线里的，是所谓的明星嫁富豪，是所谓的官员包二奶三奶，是不断上演的原配自杀悲剧，是群情激奋的痛斥小三道德表白，在这种乱象之中，混杂着的是价值观的扭曲和性别公正的缺席，女性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在开放的市场和权力竞争关系中，个体价值的实现处于明显的劣势，而消费主义的兴盛和家庭养育方式的偏差，则使得一部分女性不仅没有企图突破这种个人人生路径的瓶颈，反而退却到自我物化的人格矮化当中，将自己的核心价值寄托在嫁人这一件事情上，甚至不惜明码标价。 公正地说，如果基于人格独立的前提下，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有经济方面的门槛，的确不为过，这恐怕和男性希望找黄金生育年龄的女性为结婚对象道理相通，因为婚姻的起源本身即是一种经济制度，基于保障私人财产及繁衍后代的经济互助、抚养分工，确切地说，是婚姻起源于家庭，而不是家庭起源于婚姻，人类是先有了家庭模式，而后才有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作为一个选项。 目前中国社会的问题，则在于，婚姻的质量依然停留在这样一个“需求共同体”的阶段，而远远未达到更为注重精神契合的“选择性亲密关系”。所谓“需求共同体”，指的是基于团结的义务而联结在一起的家庭、家族纽带，他们更多地为福利、养老保障、社会关系而存在，却没有给个人爱好、感情和个体价值留有多少空间。但是，一旦经济合作、养老保障等等功能退出婚姻的核心价值部分，由国家、社会承担，那么，个体就有条件追求一种基于选择自由的“亲密关系”——遵循个人的自由意志而设计人生的逻辑。 基于“需求共同体”的两性关系，往往呈现为统治式关系，而非伙伴式关系，所谓统治式，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统治，当女性对男性的物质提出强制性要求的时候，也在服膺经济地位占统治上风的男性一方的需求。 然而，在正在经历和未来将要面临的工业社会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倾向面前，个人生活、性别身份、婚姻家庭在个体化浪潮中，将会被重新定义，首先要重新理解家庭内涵的多元化，目前出现的所谓剩女现象，实际上就是某种个体化趋势，即个人设计人生路径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会有部分女性并不服从这种统治型的两性关系而选择等待或单身。因此，在当下，谈论家庭价值尤其不能回避性别公正问题，在女拜物拜金、男将女性工具化倾向如此兴盛的社会，失去性别公正价值基础的家庭价值将重新奴役女性，这不是对四千元门槛作一个简单的是非判断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广东探路：释放社会力，发展第三部门   彭晓芸   在11月22日—23日的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汪洋专门谈到了向社会组织“放权”的问题。他表示，要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与此同时，还要通过积极引导和依法监管，将社会组织引入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中来。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在会议上就《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作说明时也表示，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这可视为与汪洋在会上提出的“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理念相配套的切实举措。回望广东改革开放历程，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从释放政治力、经济力到如今的社会力，可谓是历史的必然逻辑。如果说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一锤定音得以厘清，是坚定地走发展的道路，释放了广东巨大的经济潜力的话，那么，今天将要“放权”的民间社会力量，则是向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完整体系迈进，使得政治力、经济力、社会力成为支撑一个良善社会的三角形稳固根基，从而使公民获得追寻幸福的普遍权利。   进一步来说，社会力的释放也在加强着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合理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一个健全而又具有前瞻性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公民活力与诉求得以安置的社会，如果社会力长期遭受压抑，一旦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或处于社会财富创造力的低潮周期，民间的被剥夺感增强，利益博弈日益激烈而又缺乏申诉空间，那么，这种备受抑制的社会力，就会反过来成为破坏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挑战者。正是因此，社会学者主张发展社会的第三部门并以法治制约，将公民的社会运动制度化，如此，社会才可能实现动态平衡，而不是要么潜流暗涌、内部倾轧，要么社会结构紧张，矛盾爆发，剧烈动荡。   所谓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又称为志愿部门（Voluntary sector），指的是在第一部门（Public sector，或称为公部门）与第二部门（Private Sector，或称为私部门）之外，既非政府单位、又非一般民营企业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总称。虽然各国对于第三部门的定义各自不同，一般常见的社团法人、基金会或非政府组织（NGO）通常都属于第三部门的范畴，虽然每个第三部门单位成立的背景与营运方式都有不同，但普遍来说第三部门单位通常具有以社会公益为目的，与不用缴税等特质。也就是说，它既有公共性，相对于政府，则又有独立性。可以说，第三部门构成了公民社会的骨干，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全发育的重要指标。 广东得享改革开放窗口和毗邻港台的优势，公民意识觉醒得早，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当中，而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挑战，“中国模式”的内在焦虑正在这里呈现着，不管是腾笼换鸟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提法，指向的无非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条件在发生着变化，低廉劳动力优势日渐弱化，参与全球化的产业竞争，需要改变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疏通阻滞经济发展的那些历史积淀，比如伸得太长、管得太宽的权力之手，比如维稳逻辑导致的社会力萎缩。 当然，人们会说，放开民间自组织，鼓励公民自治，社会准备好了吗？ 这也是汪洋提及的是否“接得住”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有点像如何学游泳之争，不下水怎样学会游泳呢？但又不是这么简单，或可加上一种比方，就像驾车上路，总得学点交通规则吧！所以，当下的要务在于完善规范及法律，对民间组织的登记及开放需要有长远可操作的法制保障，而不仅仅是民政部门的行政指令。在法制规范方面，无论港台地区还是西方国外，均有一套完善的条例和实操经验可供借鉴，法律的规范将可防范和制约利用非营利组织洗钱、敛财、假公济私的滥竽充数。 对于今天的广东乃至中国来说，中产阶层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必然产生政治个体化和自由化的需求，而自治乃至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当是这种需求的一个核心内容，其价值在于“利他中同时利己”的公共生活愿景，他们向往一条通往新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中国式道路，而广东的先行一步，无疑值得期待。        《共鸣》2011年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