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中国文科的厄运与责任 徐 贲   眼下正是广大高考学子填报高考志愿的时节，一位网上实名认证为哈工大教授的一条微博引起数千条转帖，上万人关注。这条微博称“文科生都是反科学”，将“贻害社会”。一般人，甚至教授不待见“文科”，有各种原因。不只是功利的考量，如没有用，工作不好找，工资待遇低；而且还有对文科知识的鄙视和不信任，“反科学”和“贻害社会”便是后一种理由。 在许多人看来，科学技术的知识是硬碰硬可以核实的，一便是一，二便是二。文科的许多知识不过是概念游戏，耍嘴皮子，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讲，只说不练，虚头巴脑，因此“贻害社会”。在这种对比中，文科知识远不如科学知识符合现代人对“理性”的价值追求，甚至根本就是非理性、反科学的。既然文科缺乏理性，学校这个理性场所传授和学习的自然只应该是科学。 其实，知识的非理性主要是由外来的权力控制所造成的窒息和扭曲，在文科和科学知识领域中都可能发生，“文革”中有胡话连篇的文史哲研究，也有北京 301 医院各科专家的医学研究，证明毛主席可以活到 150 岁，林副主席可以活到 120 岁。“大跃进”中也有许多类似的例子。 文科知识的理性匮缺并不是文科知识本身所固有，而更多是受制于社会、政治环境的缘故。 人类最早的文科理性是哲学理性，哲学理性是哲学自身在与神学有意识的切割中形成的。法国文化历史学家韦尔南（ Jean-Pierre Vernant ）在对古希腊理性的研究中指出，应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性，“理性是思想的确定方式，……是经验与认识的特殊范畴特有的精神技术。理性是推断、阐发、驳斥的不同形式，是调查种种事实并提出一种或多种证据的特殊方式，是不同种类的经验证实”。 理性的思维技术会因为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有的可以使用普通语言（如逻辑的说理），有的则必须借助于语言之外的符号系统（如数学）。科学理性基本属于后一种，它的思维形式与科学发展的技术水平相关联。在古代，哲学理性比科学理性发达，是因为科学技术的水平还很低，古希腊哲学所看重的是同样运用概念语言的几何学。今天，科学理性发达了，但并不能就此代替作为文科理性代表的哲学理性。 在历史中，理性是发展和变化的，理性在建立认识对象的不同范畴的同时，也构建了它自己。文科是否能对人的思维产生积极作用，因而受到重视和尊重，不仅在于它理性的自身内容，而且在于它理性的运作条件，对此，韦尔南甚至认为，“若无这些条件，便谈不上理性思想”。在历史上，出现哲学理性运作的条件似乎是一种偶然，但是，一旦具备了这种偶然的条件，理性的运作便会成为必然。 对哲学理性来说，最重要的条件便是出现了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城邦”，因此，最早的理性出现在希腊绝非偶然。韦尔南对此写道，“随着城邦的出现，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认识到，只有经过一种公开的、矛盾的、所有人都能参与的、彼此都可以有理有据的话语相对的争论，符合他们普遍利益的决定才能作出，他们的共同事务才能得到解决。”理性思想出现在希腊的一些小城邦里，因为在那里，公共生活的“政治游戏”与哲学理性的“精神游戏”有了相同的规则 ­­ ，那就是公开、自由、有理有据、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共同遵守说理规则的相互争论。 哲学和城邦政治都不以一方压制或强迫另一方为条件，都要求允许不同观点的人们发表不同的意见，都运用说服的方式来避免暴力和争取妥协。这种公开、说理、求同存异的交往方式今天已经成为民主话语的基本要求和民主秩序的基本特征。在民主的环境中，培养哲学理性和民主理性因此成为文科教育的思想精髓。哲学理性并不与科学理性相对立，没有哲学理性，科学理性不可能自动对民主理性有所贡献。科学可以为民主，也可以为专制服务，但哲学理性则必定不能与专制共存。 专制都是建立在某种绝对真理之上的，韦尔南借用马克思的术语，称之为“宗教思想”。哲学理性是一切宗教式专制的克星：“没有任何的绝对价值，人们可以借其名义，在某一时刻宣布停止争论。在现时代，人们确实可以证实，每当一个科学研究的领域，或者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躲避了共同而又矛盾的争论，躲避了有理有据的论争时，走上这条道路的某个社会集团，就会以某种方式，浑身分泌出宗教思想来。……也让国家权力披上了宗教异化的外衣”。在这样的国家里，官僚成为既不会理性思考，也从不说理的世俗神甫，韦尔南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官僚主义就是一个神甫共和国。 文科的厄运往往不在于它的理性内容，而在这种理性的运作条件。文科理性运用的是普通语言，用这种语言表达一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如自由、平等、公开、多元、宽容），支配着它运用民主说理的规则来提高人们的政治智慧。与此相比，科学理性更借助于一种数字与数量的逻辑，而不是与民主公共生活直接有关的概念和分析。科学教育可以让人们获得某种专门知识或技能，但却未必能帮助他们获得那种文科所能提供的政治智慧。文科教育是一种可以让哲学理性深入人心的教育，也是一种可以把民主价值观念引入日常生活的教育。这种教育越广泛，越深入，就越有可能为民主政治创造战胜专制的机会。这样的文科非但不会贻害社会，而且还一定会造福于社会。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我们也曾经是迷惘的一代 徐 贲   托尼 · 朱特那本小小的《沉疴遍地》（新星出版社， 2012 年）是为年轻读者写的，但上了年纪的读者读了也许可能会更有体会。朱特说，一直有那些觉得自己在政治信念上一无所有的美国 80 后、 90 后学生们在向他抱怨：“‘你们当然容易啦’： 你们这一代人有理想，有思想，你们相信某种理念，你们能够变革。”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区分的意义。他们对朱特所青睐的社会民主主义所知甚少，也不感兴趣。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信念，这些年轻人成为朱特关心并想要开导的“迷惘的一代”。 这样一本为美国年轻读者写的书，翻译成中文出版，读者和阅读的语境都与原来的不同，含义自然会有变化。例如，朱特说，今天年轻人缺乏政治信念，而比他们年长的则以前曾有过信念（在中国也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在我听来有点像是挖苦。 我们这些在 1960 年代后期开始懂事的一代，确实是有过某些可以称作为“政治信念”的东西，但那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念，是别人灌输到我们头脑里来的。这样的信念不仅不能使我们心明眼亮，反而曾使我们比迷惘的一代更加迷惘。 在我们政治信念最为明确、深信不疑的年代里，我们相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的信念是有了，但“草”和“苗”这两类植物的区别在哪里，却令我们陷入了无解的迷惘。 后来，又有了一种新的信念：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为什么要抓老鼠？要抓的老鼠又是什么？是让一部分人先不择手段地发财的那种“富起来”吗？“富”就是我们所要的那个“幸福”吗？要发财的信念是有了，但为什么发财，发财到底与幸福有什么关系，却又使我们陷入了新的迷惘。 《沉疴遍地》让中国读者看到，原来在许多人眼里很富的美国，“富”不但不等于就是幸福，而且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富”的分配不均是一种让整个社会都不能幸福的不公正和非正义。朱特在过去 30 年间的美国生活方式中看到了某种令他在生命快要结束时忧心不已的“根本性的谬误”（ 2008 年他写作此书时，就已 患上了 “ 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 ” ）。他写道，“三十年来，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 确实，恰恰是这种追求，如今构成了我们所唯一幸存的集体目的意识。我们知道各种东西的价钱是多少，但对它们的价值几何却一无所知。我们不再质疑一项司法判决或立法行为： 它善吗？公平吗？正确吗？它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世界吗？” 一个社会里虽然有富人和很富的人，但却充满了不公平，非正义和“不善”，朱特将此视为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他说：“尽管它们不能轻易回答。我们必须再次学习提出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提出问题的方式，朱特生前便是以这样的知识分子著称的。在“公知”在中国已经被糟蹋成一种污名的今天，能否想象有其他的社会人物来提出这样的“根本政治问题”呢？ 提出“根本的政治问题”的人，朱特称他们为“异见者”，他们“不同意、回绝和异议的行为，尽管……会非常讨厌，但却恰恰是一个开放社会的生命线。我们需要能够把反对主流意见当作美德的人”。美国有这样的异见者，中国也有，但处境要困难得多。 异见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帮助而非破坏。保守的维稳希望拥有永久的共识，总是把异见看成是仇敌。然而，拥有永久共识的国家，不会长期作为那样的国家存在下去，民主国家是如此，不民主的国家更是如此。比起异见来，认同要容易得多。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人来提出异议。朱特说，“认同是很有诱惑力的： 每个人看起来都同意每个人、不同意见被妥协的传统磨平时，社区生活就容易得多。没有这些，或许这些被破坏了的社会或社区都不会顺利运行。但是，认同是有代价的。从来不允许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或者只在规定的和程式化的范围之内才允许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的、封闭的意见或思想圈，失去了它有活力地、有想象力地回应新挑战的能力。” 在不同的国家里，提出异议的方式和内容是不同的，但也可能提出一些相似的问题。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吸引他们的可能首先就是《沉疴遍地》中那些对于中、美两国看上去有相似意义的问题。朱特提问题的方式是激情式的（他不是一位学究式的“专家”），很容易获得这些读者的共鸣，例如，他提到了城市发展与自然的“利益计算”，他说，“自我毁灭的金融算计支配着各行各业。我们毁灭了乡村的美丽，因为自然那无法增值的华美没有经济价值。我们有可能关掉太阳和星星，因为太阳和星星不会支付股息。”他又说，“日益加剧的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阶级和阶层的不公正；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剥削；腐败、金钱和特权阻断了民主的血脉。”这些都能引起中国读者来自他们自己语境的共鸣。 然而，朱特在《沉疴遍地》中提出的远不只是这一类的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才是他政治思考的真正核心。他认为，美国年轻人政治迷惘，信念困惑，正是因为他们对不同的意识形态缺乏认识，所有难以作出正确选择，难以形成自已应有的独立政治立场。这不仅是一种知识的欠缺，而且更是一种公民教育的不足。 朱特“给困惑者指南”，特别介绍的是许多美国年轻人只是似乎熟悉的“自由主义”和他们大多人所不熟悉的“社会民主主义”。他要告诉读者的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 liberals ）——像奥巴马和其他许多民主党人，其实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早就有了许多相似的政见，如累进税制、穷人的社会福利、强调社会的信任与合作。难怪不少初到美国的中国人觉得美国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上要比中国更社会主义，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朱特因 2008 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把“毫无规范的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社会之恶，这种资本主义是它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它迟早会成为自己走向过分极端的牺牲品，再次仰仗国家来伸手搭救”。他认为，面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动荡，不仅仅是如何收拾残局，而且需要“重新思考”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国家的首要任务不只是国防、公共秩序、防止流行病、防止公众不满，而且是保障社会福利、维护社会公正和正义。朱特希望看到国家能更积极主动、更全面有力地干预调控所谓的“自由市场”。他主张社会民主主义，赞成它对好社会的设想，认为“强有力的国家和干预性政府的实际需要是不容置疑的”。在美国，朱特的这种主张是一种相当“非主流”的观点。 朱特主张在社会生活中为国家和公共部门分派了一个更大的角色，这会引起中国读者对官僚制度和特权无限膨胀的担忧。政治学家彼得·考林斯指出，政府的介入和管制固然可能节制资本家的贪婪，但是“公务员”们的贪婪比资本家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听命于政治主子的公务员们比起不为持股人着想的经理们也许更加自私，更加贪婪”，把主持社会公正的重任交付给这样的人，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是天真和愚蠢的。当然，朱特的主张是针对美国而提出的，至于别的国家的读者会怎么看，他就没有想那么多了。 社会民主主义在美国很难推行，朱特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对美国现状的批判只设定了一个低调的目标，那就是，“建议政府可以在不威胁我们自由的前提下，在我们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论证，既然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和我们同在，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必将不无裨益”。他承认，“ 20 世纪进程中美国立法和社会政策中很多最好的东西——亦即我们被催促着以效率和‘小政府’名义加以摧毁的一切，在实践中正好和欧洲人所称的‘社会民主主义’相呼应”。也正因为如此，他为自己设立的批判目标不是改革而是思考，“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去做；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谈论它”。 许多中国读者一定会觉得，朱特为社会批判所设定的是一个他们既难以理解也不能满意的目标，他们思考社会和政治的弊病，尤其是由制度造成的权力失衡和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正，首先想到和要求的很自然的就是体制改革。在他们看来，问题恰恰不是如何谈论它，而是如何去做。他们能有这样的看法，比起我们那一代人，已经不那么迷惘了。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什么是《知青》“激情岁月”的激情？ 徐 贲   电视剧《知青》再次引起了“文革”期间“激情岁月”的话题，有评论说，“这部剧显然不是‘老三届’们的专属，不同时代的人看过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观后感。有的老知青认为剧中表现的知青生活不够艰苦；有的 90 后观众则认为当年的激情岁月值得向往”。需要追问的是，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激情岁月”。 知识青年在“文革”中的“上山下乡”不同于在这之前的少数毕业生因成分不好而被送到农场的“就业安置”，“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以“青年运动”的形式来裹挾几乎全体青少年到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这种青年运动只有在“文革”的极权制度中才有可能。“上山下乡”不是去就业，而是去革命，去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革命的乌托邦。在那时，作为共产主义未来一部分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许多青年人以革命狂热去追求的“天堂之梦”。在“文革”的环境下，任何人都必须至少在表面上装作相信这样的天堂之梦。 米兰·昆德拉写道，“极权主义不仅是人间地狱，还是天堂之梦”，没有这样的天堂之梦。统治权力就没有办法在人们的思想、行为中建立起它的全面有效控制。对天堂之梦的追随者来说，这一梦想使得他们选择无视罪恶和苦难，满眼都是光明和幻想。“文革”的时候，《知青》的作者梁晓声如果曾经如此，那本不足为奇，但在“文革”过去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如此，而且要以此来影响他人，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文革中” 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大的不过二十一二岁，最小的还有十三四岁的。这是一个人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即使没有任何别的燥动，他们也有心理和生理上的激情。“文革”所利用的正是年轻人这种心理和生理燥动的激情，给予它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渲泄渠道。在短暂的亢奋之后（可以大致以“林彪事件”为分界线），随之而来的是知青们普遍的彷徨、迷茫、失落和绝望。失落和绝望，那才是激情表象后面的真实景象，写知青，如果写不到这一层，那就顶多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而已。 如果没有知青们用自己亲身痛苦体验换来的普遍失落和绝望，如果所谓的“激情岁月”一直在维持，那么，后来当回城的闸门打开之时，又怎么会有几乎所有知青奔涌而至的返迁大潮？这就像“文革”时期，人人表忠心，个个激情昂扬，高喊“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后来，“文革”与毛本人一同寿终正寝，没有见谁出来誓死捍卫的。这就是极权统治下那种典型的“热烈的浅层支持”，它会几乎在一瞬间令人难堪，出人意外地突然崩溃。 在“誓死捍卫”的表象后面隐藏着难以察觉的失望、怀疑和伪装，即便大多数都是下意识的，也足以让人怀疑，是否能把“文革”说成是一个中国人忠于领袖，坚持革命信仰的“激情岁月”。 真正的“激情”是一种人的自由意志的激发，而“文革”时期的人是不具备这种自由意志的。“文革”中的上山下乡看起来轰轰烈烈，响应号召者看起来个个摩拳擦掌、欢欣鼓舞，其实，有过亲身经历的人都知道，许多下乡的青年都只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罢了。他们对上山下乡，同样是一种 “热烈的浅层支持”，而并非什么持久的激情。 当时，因为病残而能够留城的极少数学生，不知成为多少人羡慕的对象；而高喊和积极表现“扎根农村”的，恰恰是为了争表现，好早日有机会离开农村。 当然，大多数的青年学生确实是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对于处于生理激情期的青少年来说，这一点也不奇怪。上山下乡是一场由“革命”意识形态主导的群众运动，被称作为“上山下乡干革命”。确切地说，上山下乡是“文革”群众运动中的一场亚运动，运动的主体对象是“老三届”的青年学生（至少开始时是如此）。这一青年运动与其他一些青年运动非常类似。 意识形态对青年人具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与他们特殊生理期的心理、情绪和认知特点有关。吴潮和赵晓兰在《纳粹运动与德国青年》一文中指出，青年层的主体都处于平凡状态，但比其他年龄层却多了一份自命不凡和向往轰轰烈烈的心境，“他们常常更容易感到失意和压抑，追求着失意中的奋起。在当时，德国青年人弥漫着一种如醉如狂的情绪，其中既有那些在世界大战中扛过枪的人们，也有那些在凡尔赛和约令人沮丧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在思想上他们渴望着某种能给心灵和幻想带来激荡的东西，某些值得为之而生活的理想，这是当时德国青年整体精神状态的画面。凡尔赛和约的某些条款以及战后德国的混乱状态又削弱了国家对于未来一代的成长和教育影响，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终于首先在德国青年身上找到了最热烈的宣扬者和最坚决的执行人，使大多数人坚信自己是在追随着一种伟大的思想”。 青年运动的原则是打动他们的人心 , 唤起他们的激情和热烈情绪。上山下乡的宣传非常能够投合年轻人的特点，利用他们的弱点，焕发他们的热情。青年人的性格和举动常有明显的相悖之处。他们追求无拘无束、自由浪漫，他们喜欢群体生活，害怕孤独，在群体中他们可以感受到互相支撑与感染的力量。这使得他们能够接受哪怕是非常严酷的纪律和命令，甘心置身于对人身自由具有强制性的团体之中。青年人有着一股自然而然的冲动，要加入组织和团体，要大轰大嗡激荡人心的行动，要在凡是可能的地方采取行动和显示自己的力量。参加“建设兵团”、成为准军事化编制中的一员、身着军装制服、遵循仪式化的生活常规，这些组织形式对青年人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神奇的吸引力。 这种充满着激情和戏剧性，激荡着表演冲动的场景与行为大量出现在《知青》中，成为它所展现的“激情岁月”的基调和主色。好的知青故事应该让读者看清它的虚幻，而不是对它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向往。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越来越多人的经验增长和政治判断力的成熟，这样的“激情岁月”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虚幻实质。如何认识这种“激情”，把它理解为一种迷幻，还是一种真实，考验每一个知青文学或文革文学作家的政治、道义、人性判断。如何看待《知青》中的“激情”展现，把它理解为一种觉悟，还是一种愚蠢，是自由选择，还是被迫洗脑的结果，同样也是每一个观众自己必须仔细加以思考和辨别的。对这一点，不需要有一个所有人一致的结论（这本不是争论的目的），但它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共同的机会，让我们有理由再次想一想，“文革”真的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吗？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