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核心提示：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一篇博文引起了”毛左”的激烈反弹，但是茅老说：”我不害怕上法庭辩论，这将不是对我的审判，而是对毛泽东的审判。” 原文： Chinese Reopen Debate Over Chairman Mao’s Legacy 作者：LOUISA LIM 发表：2011年6月22日 【图：数千名中国学生举着共产党旗和已故的中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现在举行这样的庆祝可谓”恰逢闹时”，因为”毛左”们正在奋力还击针对毛主席和他所造成的数千万人死亡的抨击。】 就在中国准备庆祝7月1日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新的迹象表明围绕着前领袖毛泽东的遗产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斗争。 这场在网络上上演的冲突背景是高涨的革命年代怀旧潮，与此同时，一名年轻的左派点名挑战一位上了年纪的胆敢公开批评中国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经济学家。 毛主席逝世已将近35年，官方的结论是毛有”七分功、三分过”。这个评价并不服众，因为毛的经济管理不善和政治恐怖活动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 【图：现年82岁的改革派茅于轼最近批评毛的文章引起了一场风波。不过，他愿意上法庭辩论。”这将不是对我的审判，而是对毛主席的审判。”他说。】 现在，82岁的具有改革思想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在中国重新打开了对这位主席的辩论闸门。在一篇大胆的文章中，他写道，毛主席不应该再被视为神。 “20世纪最大的三名侩子手是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是国外历史学家的普遍共识，而毛泽东杀了最多的人。他们都是邪恶的代表，”他告诉NPR（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但在中国，毛泽东的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广场。中国若想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区分基本的是非。” 茅于轼认为，毛泽东的遗体应该从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移走，中国的货币上也不应再印他的头像。 “现在，所有的纸币上都有他的头像，”他说。”以前则不是这样。我认为这表现的是对中国人民缺乏尊重。” 毛的支持者对批评的反应 这样的话在北京仍然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特别是现在全国上下都在为建党90周年准备庆典。中国已经上映了一部众星云集的大片――《建党伟业》――该片描绘了毛泽东在成立共产党时所起的作用。影片以第一届党代会收尾，毛为首届党代表们领唱，显示出党的历史合法性与这位主席密不可分。 这也是茅先生发表了批评毛的文章而遭遇批评怒潮背后的原因之一。一个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呼吁要让茅于轼因”颠覆罪”而被起诉，这一活动甚至已经收集了5万个签名。请愿书已经送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4岁的范景刚是该网站的创始人，他也开了一家专卖毛泽东著作、文革时期的电影，已经如查韦斯（译注①）等领导人自传的书店。范说茅于轼已经太过分了。 “他发表的文章超出了言论自由的底线，”范说。”在任何国家都不能侮辱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信念、反抗政权”。 他相信，经济学家茅于轼并非在单打独斗，这是旨在推翻政府的一项更庞大运动的一部分。 “[茅于轼]代表的是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被赶出去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的地主阶级，”范说。”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茅于轼说，这篇文章是他一年前就写好的，只是最近刚贴出来。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当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篇文章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弹，”他说。”我是一名学者。我所写即我所思，而没有仔细想过[发表的]后果。” 但他为这种坦率付出了代价。他曾接到过恐吓电话，使他的妻子位他的安全而忧心忡忡。乌有之乡的创始人范先生却不认为这算什么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威胁，”他说，”那将意味着中国再没有一个爱国者了。” 尽管如此，茅于轼说他愿意上法庭。 “我不反对上法庭辩论谁对谁错。如果是这样，那将不是对我的审判，而是对毛主席的审判。我不认为法院会接收这个案子。”他说。 “红色文化”的复兴 【图：淮安市的官员们在淮安人民大会堂以演唱爱国”红歌”的方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在政府试图以唱”红歌”（爱国歌曲）来灌输忠诚的这种全国流行的”红色运动”中却出现了这种争议。在表现对党忠诚的最高级别的表演中，90名部长最近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准备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项运动开始于西南城市重庆，是爱出风头的市党委书记薄熙来的心血结晶，他正在谋求晋升到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之中。 在这个城市”唱红”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犯人们因为”唱红”表现上佳而获得减刑，精神病院里的患者也以”唱红”辅助治疗。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克里・布朗（Kerry Brown）说，从感情上说，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号召力是近来的领导们都不具备的。他认为，这项运动一部分目的是通过对革命时期的怀旧来缓解社会不满。 “如果说有政治上的校正作用的话，那就是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是个平等的社会。这一直是过去十年的大问题，出现了太悬殊的不平等，”布朗说。 对这场运动不感冒 “唱红”运动在网上一直受到讥讽，许多网民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另外有人谴责在1960和1970年代让中国陷于混乱的”文革”又死灰复燃了。 《凤凰周刊》的首席专栏作家叶匡政说，他反对”唱红”运动中的”暴力崇拜”元素，因为它庆祝的是中国革命的开端，在此期间中共通过暴力夺取了政权。他还认为，这一运动揭示出中国领导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破产。 “我认为这一政府导演的运动体现的是[党]为了掩盖弱点而采取的大胆行动，”他说。”人们唱得越高昂，就越凸显了主流价值观的匮乏。” 这些以旧日红装、复古歌曲和歌颂毛的主旋律电影构成的”唱红”运动说明中国的宣传部领导们在一个新媒体的时代又返回了旧日窠臼。而这对宣传者来说也有风险――其结局可能只凸显了中国已经脱离了毛时代。 译注①： 乌戈・查韦斯，现任委内瑞拉总统。身为玻利瓦尔革命的领导人，查韦斯提倡他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拉丁美洲的整合、和他所谓的反帝国主义。除此之外，他也大力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及美国的外交政策。 相关阅读： 《 纽约时报》：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看法有着深刻的分歧 《金融时报》��中国：毛和下一代领导人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郑永年：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与中国的机遇 标签： 世界经济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很多国际组织和学者开始讨论起国际经济多极化的问题。之前，人们一片乐观，认为全球化正在造就一个高度整合的世界经济体。但金融危机的发生很快打破了这个梦想，人们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西方危机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可以说是经济多极化概念的根源。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各国竭力应付。但是到今天，整个西方仍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不敢断定西方是否真正走出了危机？是否会面临新的危机？对这些不确定的争论一直存在着，而争论本身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尽管因为政府的有力干预，西方金融经济得到了稳定，但其它方面还是问题严重。在欧洲，主要表现在政府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而美国表现在政府债务危机和实体经济不能得到有效恢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感觉到，西方的政治制度很难有能力来应付这些危机。 实体经济的复苏对美国来说是关键。美国仍然是头号世界经济体，只要其实体经济继续处于困境，那么整个世界经济还很难复兴。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庞大市场还很难被其它市场所替代，而且更是因为美国为了应付经济困局所实施的诸多方法例如滥发美元、贸易保护主义等都会继续恶化整个世界经济。 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正遭遇着巨大的结构性挑战。传统上，金融经济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不过，现在的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金融经济，但金融创新和实体经济则已经没有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关联。金融经济危机导致实体经济的危机，但金融经济的复苏并不能带来实体经济的复苏。美国的情况是，在金融经济稳定下来之后，金融部门还是继续强调其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正面影响并不很大。在实体经济方面，尽管各方面也强调再工业化的问题，但谈何容易。一旦产业转移出去，就很难再请回来。 再者，西方各国的经济空间已经处于饱和状态，缺乏发展空间。西方早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已经没有简单经济扩展的空间。正因为如此，金融部门得到恢复之后还是继续寻找海外的发展空间。再次，如果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空间，技术创新变得非常重要，甚至是关键。但看来，技术创新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可求不可得。而且，现在的技术创新往往对就业无助，不仅增加不了就业，反而会大大减少就业。而没有足够的就业，就会产生诸多社会政治问题，例如收入分化，社会不稳定等等。 如果西方经济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人们所确定看到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尤其是金砖四国，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而在这四国之中，中国已经成为被高度关注的对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是帮助世界走出经济危机最主要的动力。直到今天，世界各国还在时刻注意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必然会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宏观局势。 但是，应当意识到的是，即使在西方经济不振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对比之下，人们所讨论的经济多极化的概念很不清楚。首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走的都是开放政策。尽管这些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很不一样，但总体上说是朝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方向行走的。在很大程度上说，新兴经济体的成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的，是这些国家抓住了全球化这个机遇。正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全球化，它们在西方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也就成为了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因此，如果是继续的全球化，那么很难实现多极化。所谓的多极化只有在经济增长动力的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根源是多极的。从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但现在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新增长点。 再者，新兴经济体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就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新兴经济体无论从经济规模、产品、贸易、货币、人口等各方面都接近或者要超越西方经济，但它们在国际经济和经济组织方面的话语权仍然缺失。很显然，到目前为止的世界经济话语权仍然属于西方，因为是西方建立了这个制度。尽管这种情况表明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但新兴经济体也不太可能脱离这个秩序，另起炉灶，确立自己的国际经济秩序。面对西方，新兴经济体具有很多共同利益，但这些共同利益不足以使得新兴经济体结成一体，形成一个和西方对立的经济体。 在选择了接受现存世界体系之后，新兴经济体的理性选择便是努力在体系之内往这个体系的上端爬升。 世界经济的这个大格局决定了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国际经济机遇。 在所有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的经济体最为庞大，其经济总量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位。尽管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是非常低，但的确说明了中国可以对世界经济体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柱之一。虽然中国的外部经济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中国应付这些挑战的能力也在迅速增加。 就经济的全球化而言，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不过，在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互相依赖的情况下，西方可以为中国制造一些麻烦，例如在贸易和人民币升值方面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但不可能脱离中国经济而发展。相反，中国则可以拓展新的领域，主要是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这方面，中国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些年和非洲、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为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还有巨大的空间。 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中国在往世界经济体系顶端爬升方面尽管困难，但也是有很大希望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提升，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在调整中国在世界经济组织中的作用，例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这样做是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但对中国来说，毕竟是一个机会。 中国的内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再者，中国的人民币的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欧元产生已经多年，但因为欧元不是主权货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所扮演的角色受到很大的限制。欧元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机制，也继续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很难在世界经济上发挥象美元那样的作用。相比之下，人民币正在稳定有序到走出去。随着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继续发展，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变得不可避免。 也同样重要的，和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相比，中国的内部经济扩张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处于世界的中下水平。从区域发展来说，东部比较发达，中西部仍处于不发达状态。但无论是东部和中西部，经济活动还远未饱和。这说明了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较之西方，中国经济仍然会处于高增长时期。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所面临的机遇。中国有机遇，但是否能够有效把握住这些机遇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内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些不平衡不仅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制约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再平衡方面的作用。 首先是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展出了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转向建设内需社会，但是内需社会的建设困难重重。在没有有效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的情况下，内需社会没有任何制度基础。再者，劳动者收入仍然过低。内需社会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一个有效的内需社会，内部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又要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其次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这些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挤占着民营企业的空间。国有企业主要依靠行政垄断，缺乏竞争力，更难希望其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民营企业空间的被挤占在很快导致这个部门的萎缩。 再次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例如解决就业、保障社会正义和收入公平分配。多年来，中国政府努力想通过二次分配的手段来达成收入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但收效甚微。其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得不到有效发展。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属于结构性分配。只要两者之间达不到平衡，或者说中小企业得不到发展，政府在二次分配上最大的努力也会无济于事。 在中国，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两个层面的不平衡刚好重合，就自然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是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是民营企业。现在这两个层面叠在一起，越来越失衡，已经导致了无穷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本栏早先已经论述过这些问题）。 此外，中国内部还存在一个如何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保护财富的问题。这方面问题近年来越来越突出。就内部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效地创造了财富，但并没有有效的财富保障机制。因为内部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的变化甚至恶化，中国的财富正在加快向外流出，主要表现在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外移。实际上，企业家的向外移民，不仅仅是财富的流失问题，更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很显然，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 外部进入中国的财富也同样面临困境。开放政策实行以来，中国有效地吸收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国外资金的流入毫无疑问对中国的经济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天中国变成了一个资金过剩的国家，那么还需要不需要外国资金？人们开始提倡“自主创新”，因为在过去外国资金所带来的技术不尽人意。尽管自主创新很重要，但不能对此作简单的理解。它并不表明，中国要排斥外国投资。谁都知道，技术需要市场，没有市场，技术一文不值。因为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大，很多外国技术（以投资的方式）都要进入中国市场。现在，一些既得利益开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自主创新”为名，力图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很显然，如果“自主创新”演变成经济上的民族主义，那么就会妨碍中国的技术进步。对中国而言，问题在于如何继续吸收外国投资，并且努力把这部分财富留在国内。 如果外国资本开始退出中国，而中国本身的财富也开始流向国外，那么中国面临的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把握住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动力之一。今天，中国再次面临不一样的机遇。如果把握住了，中国可望再上一个新台阶，有可能促成国家进入经济先进国家的行列。但如果错失了这个机遇，那么可能就要进入人们正在热衷讨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及其和这一陷阱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经济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538.html    

核心提示：西安曲江影视投资公司最近决定以3000万美元拍一部弘扬中国文化的叫好又叫座的电影 原文： China Invests In Filmmaking, For Image And Profit 作者：SANDEN TOTTEN 发表：2011年6月19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冯小刚夫妇在《唐山大地震》的首映式上】 自李安一鸣惊人的大片《卧虎藏龙》上映的十年来，中国的电影制作者争相模仿李安的国际成功。   但是西安曲江影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希望开展一个完美的新项目作为对好莱坞的巨大冲击。这个由中国政府拥有的公司最近投资3000万美元希望制作一部既能赞颂中国文化又能产生可观利润的电影。 这个项目通过雇佣一个顶级导演正式启动。安东尼・福奎阿（Antoine Fuqua），奥斯卡获奖影片《训练日》的导演，说他一开始完全不理解这个邀请。 “我的意思是，你有多少机会接到一个中国政府表示想让你拍部电影的电话呢？”福奎阿笑着说，“我当时在想，”我一定是被谁恶搞了” 。我试图去回忆我最后一次在中国做的可能让我被捕的事情！” 但是福奎阿还是签署了合同，然后公司找来了大卫・弗兰索尼（David Franzoni）——《角斗士》的作者——来起草一个发生在公元700年前的中国的有关浪漫爱情禁果的史诗故事。 亲中电影 斯坦罗森（Stan Rosen ），一名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中国电影学教授，明白中国有足够的钱去制作大片。他称中国所缺乏的是基础设施和不断制造国际票房的人才。所以中国政府正在尽可能向美国电影行业学习。但是罗森说，由中国政府投资的电影也很可能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模式。 “他们正在试着制造一部电影来展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而不是你以前读到的那样——购买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全世界的资源，监禁诺贝尔奖得主之类的东西。”罗森说。 但好莱坞在知道中国政府禁播制造中国负面影响的电影后也开始自己制造一些亲中电影。 比如在最近的灾难片《2012》中，中国建造了令人影响深刻的拥有先进技术的大型诺亚方舟并拯救了人类。“把这项目留给中国，”一位在电影中的令人敬畏的西方人说。“我之前认为是不可能的。” 审查制度“人人皆知” 现在,仍然有很多电影制作者抗议让任何政府来认可电影的艺术手法、并审查内容的想法。 编剧人大卫弗兰索尼说，他计划让即将上映的关于唐朝的电影尽可能真实细致——即使那意味着要塑造残忍、暴力的中国统治者。 “我已经知道那些想要审查我的电影的工作室，”弗兰索尼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所以无论是一个政府还是一个工作室，我都始终保持坚定的态度。我对此并不担心。” 脚本和情节争议在好莱坞是意料中的事。如果中国想要进入这个行业，这可能是中国政府需要适应的。 相关阅读： 《卫报》中国电影导演贾樟柯炮轰电影审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