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

亲爱的博士您好： 近来咱改变了“夜猫子”习惯，晚上早一些休息了（十二点才睡，相对“早”而已），早晨也就早一点起床。不知您近来还有熬夜吗？毛太阳同志教导我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您长年各地奔波，近年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可要注意饮食和睡眠习惯。毕竟您才比我小五岁。 刚才打开电脑，您的大作 《 借题发挥答复悔之兄 》。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读后想作下面几点回复。 首先想表明的是：我撰写 《 杨恒均“911 断想”之断想 _ 》 一文，目的绝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一争高低”。而是试图开理性争鸣之风气。我们都知道：去年以来，因观点迥然，有几位同胞一再在博客中国批博士您是“特务、卧底、线人”、“是打进民主内部的余则成” 、是“披着启蒙马甲的潜伏毛左！”还有，直指“杨恒均发展了李悔之！”并认定李悔之是今年二月在成都“钓”出冉云飞的“线人”！……更有意思的是：看到前述这些，有网友将信相疑，发短信一再要我“澄清”：“李先生，他们说您也是‘钓鱼’的内奸、特务，害得我几天十分难过，您敢发誓你不是内奸特务吗？” “您敢发誓你不是内奸特务吗？”——这是那门子话啊！ 写了几年劳什子博客，家人疑咱“头脑有病”，网友疑咱是“钓鱼”的“内奸”、“特务”——“级别”与博士一样了……呵呵，有意思。 另一种是不能正确对待同道之间正常的争论和批评。动辄“不要内斗”。有人甚至批我“打于（建嵘）压杨（恒均），只有他李悔之才绝对正确，想当领袖”；《杨恒均“911断想”之断想_》刊出后，有人则说：李先生终于与杨恒均切割了……所有这些，并非都是有人在故意“挑拨”。而是一种实在的意识误区。 面对上述两点，我常常想：如何才能拥有一个良好的理论探讨和观点争鸣风气？ 第二点想表明的是：我“断想”中的许多观点只是瞬间的“断想”，并非全是反驳博士的。其中许多观点其实是重复您过去文中表述过的观点。所以，“悔之兄正确得惊人”之说愧不敢当。 尤其是下面这段话博士认为咱是在“上纲上线”，呵呵，这可真是大大的误解了—— “当今中国，有人一再将‘普世价值’化简为繁。其实，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这些东西除了金氏父子、卡氏兄弟、卡扎非之流，以及他们的‘特色’兄弟之外，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欢迎的？” 亲爱的博士：您误会了，这里的“有人”，绝不是指您。如果是指您，咱这些年也就枉读您这么多好文章了。去年也更枉为您卖书一场了。 第三点想表明的是，您在文中谈到：“悔之兄是我的好朋友，一直以来把我当成志同道合的哥们与战友，常常为我文章中的错误观点而痛心疾首，这次竟然担心我变成摩罗，我真不忍让他担心，为他的难受而难受……”博士的抬爱，我深感荣幸。但有必要表明的是：我从没有为博士的“错误观点而痛心疾首”，您知道，我是位直人、粗人——每看到您的好文章时，会忍不住发短信赞叹；有不同观点时，也会立即发短息表示疑问；有时会撰文为博士鸣不平。当然，也在微博上骂过您在刘萍事件上不表态……这就是我的致命短点——口直心快、有啥说啥的“炮仗肚”。 然而我还想说的是：博士您确实有一个令我“痛心疾首”的毛病，这就是过于追求完美主义，太爱护自己的羽毛（或许我形容有欠精准）。有人说台湾的王金平“处事圆融”。我想，这个评价用在您身上也可能恰当。比如，您待人接物，总是那样彬彬有礼，一派绅士风度。但有时也明显有“和稀泥”之嫌，甚至委曲求全。对此，我是一直不以为然。因为长期如此，也就过于压抑个性。甚至会使心灵扭曲、异化。“文如其人”，您的许多文章也往往凸显了这种性格：有话不直接说，而是拐弯抹角弯弯绕。更羞于争论。本来，在当今中国的语境和文化背景下，“弯弯绕”是可以理解的（我写文章有时也“弯弯绕”），但绕得太弯，有时却会适得其反——会给人造成“圆滑”的感觉。所以，看您有些文章，经常反复读多篇也不得要领，让人陷入云山雾海之中。我曾想，这或许是我的水平所限吧，但我发现不少网友也有共同的感叹。 恕我直言了！ 再谈关于“摩罗”话题。摩罗原来是我尊重的学者。他近年的“华丽转身”，也令我痛心疾首。我忧虑杨博士像摩罗一样来个“华丽转身”，并无贬损之意：当今这块特色土地上，“异质思维”的文人生存环境比鲁迅时代艰难多了——公认为“最勇敢”的鲁迅，可是当时中国稿酬收入最高、家境优裕的作家。而作为优秀间谍小说家的杨恒均，倾注了多年心血的作品《致命三部曲》在大陆却不得出版。去年出版了一本《家国天下》，得了区区几万元稿费，竟像做贼“偷”来似的，屡屡表示要捐赠出来用于民主实践上，令一旁的我一阵心酸…… 人不是上帝。为了作品的出版（生存），而放弃部分理想和坚守，虽然痛苦，但并非是太见人不得之事！ 其实，我又何尝没有成为“摩罗”的可能？前月，我曾向您坦言：因为生计因素，想暂时退出博客写作——这几年因为写博客，浪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而付出的经济代价对我这阶层的人而言也是不小的。更主要的是遭遇两次“逼迁”，家人抱怨巨大。面对生活和家人的压力，我也一度有“退出江湖”的打算。只是在信仰的支撑和朋友的帮助、鼓励之下，最后坚持下来。 换位思考，也就“理解万岁”了。所以，我的忧虑，更多的是恻隐之心，更多的是“同病相怜”，更多的是惺惺相惜…… 近年来，有人一再警醒说：“杨恒均背景极复杂，你要小心”。对此，我只付诸一笑。原因一，我不相信写出优秀间谍小说“致命三部曲”的杨恒均仍然是“余则成”——正如袁伟时教授所言：如果杨恒均是特务，那么这种特务越多越好。原因二，我最惧怕的是麻木不仁、是非不辨的“平庸之恶”，而不惧怕良心未泯、迫于现实和生计而混迹于“恶人”群中者。 所以，面对“杨恒均背景极复杂，你要小心”一类的警醒，我一点也不在意，我更忧虑的是严酷现实面前的犹豫和退却。 再强调一次：前路漫漫，任重道远。犹豫和退却，不只是对博士您的考验。还有我！ 但愿您我相互鞭策、共勉！ 更要强调的是：犹豫和退却，绝非只是对杨恒均和李悔之的考验！ 但愿更多的同道相互鞭策、共勉！ 上述所言如有冒犯，或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处，敬请博士恕罪。 愿上帝保佑您和您的家人。   爱您的人：李悔之 2011-9-16  敬于广州 相关文章链接： 《 911 断想：恐怖分子拉登真的输了吗？ 》 《 杨恒均“911 断想”之断想_ 》 《 借题发挥答复悔之兄 》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读杨恒均《 911 断想：恐怖分子拉登真的输了吗？ 》 一文有感   昨天，发了一条短信遥祝异国他乡的杨恒均博士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吉详。今天早晨打开杨恒均博士博客，发现了杨均恒博士的 《 911 断想：恐怖分子拉登真的输了吗？ 》 一文。认真拜读大受裨益之余，也有不少存疑和困惑之处。于是去短信请教杨博士，他及时回复：“君子和而不同，观点不同尽可提出批评”。于是，将如下“不同”或困惑之处提出，请杨博士解惑：   “断想”一：   杨恒均断想：希特勒并没有完全输掉。他成功地迫使西方世界不惜一切、抢先研发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原子弹！   李悔之断想：二战结束后，与日本战犯在本国广受右翼人士顶礼膜拜情况绝然不同的是：希特勒不但被德国民众彻底唾弃，其家族 36 名后裔皆改名换姓以该姓为耻。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希特勒是完全输掉了；原子弹确是“最邪恶”，但它却是防范、制服邪恶的最有力武器。况且，美国罗斯福政府是在获知希特勒德国正在加紧研制原子弹的情况下研制原子弹的。   杨恒均断想：日本军国主义也没有完全失败，他最终使一直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美国向日本城市投下两枚原子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对平民的大屠杀！   李悔之断想：与德意志民族的彻底反思和悔改相比，日本军国主义确实“也没有完全失败”。 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逼使日本投降是否存在“道德亏欠”？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不少人提出的问题。 1945 年初，美军开始实施对日本本土作战。决心誓死抵抗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之时进行全国总动员，集结了多达二百四十万部队和八千余架飞机，准备与美国决一死战。 2 月 16 日到 3 月 26 日，日军和 美军 为争夺小小的硫磺岛， 约 2.3 万人 日本守军，让美国付出伤亡 28686 人（死 6821 人）的极为深重的代价。日军视死如归的武士道精神让美国人胆战心惊。美国相关军事情报机构分析：如果用常规战争攻打日本本土，美军至少要付出死亡一百万官兵的代价。鉴于此，美国政府最后决定采用投放原子弹。 不用原子弹而改用常规战争，美军至少死亡 100 万以上官兵。而日本也绝不会只死亡 22 万人。至少会是 22 万× 15 ！！！ 换位思考：如果美国的角色由中国人扮演，而杜鲁门总统的角色又由中国人扮演，中国人会选择常规战吗？   杨恒均断想：本拉登虽然被击毙，但他仍然有赢的机会：如果美国使用恐怖的手段去反恐，用侵蚀人民自由的办法去捍卫自由，用侵犯人权的行为去保卫人权，用不民主的手段去推广民主，原本想用恐怖袭击达到这一目的拉登可能会咸鱼翻身、含笑九泉……   李悔之断想：从理论上而言，我同意“本拉登虽然被击毙，但他仍然有赢的机会”观点。 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不能用个别性（特殊性）代替一般性（普遍性）。 这些年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确是存在“着用恐怖的手段去反恐，用侵蚀人民自由的办法去捍卫自由，用侵犯人权的行为去保卫人权，用不民主的手段去推广民主”的个别现象。而且，这些现象大多由美国自身媒体曝光于世界。而这些曝光者不但没有受到“组织处理”，也没有被痛斥为“美奸”。 如果美国“着用恐怖的手段去反恐，用侵蚀人民自由的办法去捍卫自由，用侵犯人权的行为去保卫人权，用不民主的手段去推广民主”成了“一般性”行为，首先叫“ NO ”的就是美国公众！——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媒体曝光美军虐囚事件中可以看出。 美国政府为了对抗恐怖主义，曾一度授予执法机关前所未有的权力——容许监控自己国民和外国人的电子邮件、手机通话、金融交易、图书馆和网页游览记录，并将资料存进庞大的资料库。美国人民生活受干扰最明显的地方是机场，所有人都必须通过严密的全身检查才能登机（这一点中国做得绝不比美国差）。 为了反恐，美国人牺牲了某些个人自由和隐私权。——虽然这些“牺牲”对中国人而言简直不值一提。 如果没有“ 911 ”，上述牺牲对视自由为生命的美国人而言，是难于容忍的。然而，为了不付出更大的自由代价，大多数美国人默认了这种牺牲（这十年间并不见有多少美国人对此上街游行抗议）。 如果美国“着用恐怖的手段去反恐，用侵蚀人民自由的办法去捍卫自由，用侵犯人权的行为去保卫人权，用不民主的手段去推广民主”成了“一般性”行为，纵然是美国的盟友也会同声谴责。然而当今世界，只有高喊“主权高于人权”的极少数国家在谴责美国“着用恐怖的手段去反恐，用侵蚀人民自由的办法去捍卫自由，用侵犯人权的行为去保卫人权，用不民主的手段去推广民主”。   杨恒均断想：波普尔说：“我们不得不承 認 ，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准”。他是说正义的力量 為 了抑制纳粹使用原子弹征服世界，而不得不抢先发明这种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武器，并率先使用它。   李悔之断想：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常识还告诉我们：权威的话经常是靠不住的。波普尔赞扬的 “天才的哲学家” 马克思的理论，更让世界陷入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灾难之中。 换位思考：在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即将研发出原子弹之际，“正义的力量”是否应当“抢先发明这种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武器？”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法西斯决心与“正义力量”玉石俱焚之际，“率先使用它”，将牺牲降低到最小是否应当？   杨恒均断想：人类任何历史时期的道德水准都不是由邪恶势力划定的，而是代表道德与正义的力量在同邪恶斗争中能够守住的那条底线。在同邪恶对阵中，正义往往不得不降低他们的标准。可如果你把这标准降低到同对手差不多的高度，正义与邪恶的界限也将会变得模糊不清。   李悔之断想：“在同邪恶对阵中”，“正义”确实“往往不得不降低他们的标准。“可如果你把这标准降低到同对手差不多的高度，正义与邪恶的界限也将会变得模糊不清”——此观点也无可厚非。甚至应当受到称赞。 但问题是：杨博士前述所有“断想”是否在质疑“正义”与“邪恶”的长期较量中，在道德上存在着“半斤八两”之处？ 如果仅是警醒告诫，诚然极好。     “断想”二：   杨恒均断想：十年了，每年的这一天，三千多位受难者的名字都会在世贸废墟的上空响起。可每一年死于恐怖与反恐的人数，又何止成千上万？回首十年反恐，难怪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反恐？真的没有选择了？   李悔之断想： 9.11 恐怖袭击最终造成近 3000 人死亡。美国在随后的全球反恐战争至今有至少 3521 名美军战死阿富汗和伊拉克沙场，这还不包括其他北约成员国部队阵亡人员。当然更不包括更多的平民伤亡。 今年 6 月 29 日，美国布朗大学公布了名为《战争代价》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 911 ”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花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战争上的开支预计在 3.7 万亿美元到 4.4 万亿美元之间。这项研究还指出，美国纳税人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最终支付的开支可能要远远超过国会和联邦政府提出的总预计额度。 “为了保卫美国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为了保卫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国家安全，更是为了捍卫美国人的价值理念”，十年来，美国人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这就难怪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反恐？真的没有选择了？” 其实，上述困惑和质疑，也是千百年来世界上太多思想者的困惑和质疑。 “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它“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所以，几千年来， 它历来是阶级社会、不同宗教、民族、国家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最高形式。 当代反恐战争，本质上是战争在当代条件下的另一种表现。只要地球还存在着人类，战争（包括反恐战争）便将无可避免地继续下去——只是规模大小，程度轻重而已。 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暗杀、人肉炸弹、汽车炸弹，正义的一方除了用反恐战争手段制止邪恶，还能有其它办法吗？ 这里，我要由衷祷告： God Bless America ！（ 愿上帝保估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因为美国后来的参与改变了正义和邪恶的力量天平。最终使人类避免了更大的灾难。当今世界， 在世界政府缺位的情况下 ，正因为美国在国际秩序中充当“领导与伙伴”的角色；正因为美国的巨大付出和牺牲，世界才得于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局面。   “断想”三：   杨恒均断想：伊拉克、阿富汗之战让先前一些相信民主自由理念是普世价值的美国人开始反思：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推广你的自由、民主理念。甚至有些美国人得出了结论：也许有些国家，由于特殊的宗教与文化，根本不适合民主制度？那里的人民更愿意被奴役，不知道自由的可贵？   李悔之断想：当今中国，有人一再将“ 普世价值”化简为繁。其实，所谓“普世价值”，就是 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这些东西除了金氏父子、卡氏兄弟、卡扎非之流，以及他们的“特色”兄弟之外，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欢迎的？ 正因为有人一再将“ 普世价值”化简为繁，导致当今不少中国在“普世价值”面前疑虑重重。 有不少网友问：李先生，啥为“普世价值”？是不是西方的阴谋？对此，没多少文化的老李回答道：人与猪一样，要吃喝，要睡觉，要拉屎尿，要性交，这“四项基本原则”是人与猪，以及所有动物最本能的生理需求。也是人与猪，以及所有动物的“普世价值”。 但人不是猪。不是动物。他必须有精神需求！ 所以—— 吃喝、睡觉、拉屎尿、性交，是人的生理“普世价值”； 民主，自由，法制，人权，是人的精神“普世价值”！ 除非是猪，没有人“ 愿意被奴役”！ 关进笼中的小鸟尚不断用头拼命冲撞笼门——向往“自由的可贵”，何况人乎？   杨恒均断想：自由与民主理念，必需深入到那些国家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心里，只有当民众真正愿意去追求、去拥有做人的权利的时候，自由之花才能开花结果。到那时，你用恐怖与专制的手段，也无法挡住。而在此之前，使用枪炮强加的民主制度，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记住了：自由、民主与人权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使用枪炮从外部强加，可能会得不偿失，甚至会适得其反。   李悔之断想：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社会的进步，历史车轮的变轨，总是由极少数精英推动的。大多数自顾不暇的民众总是被历史车轮推着走的。 无论是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最早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还是后来西欧、北欧等后实行民主的国家，有几个是等到“自由与民主理念”已经“深入到那些国家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心里”才建立民主制度的？ 历史的经验还告诉人们：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国家，在实行民主的道路上，都必将有人跳出来反对。甚至用武力对抗。 欧州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说是拿破仑“使用枪炮从外部强加”的。日本民主制度的建立，则是美国人“使用枪炮从外部强加”的。两者皆取得巨大的成功。 伊拉克、阿富汗的民主，也是美国人“使用枪炮从外部强加”的。从伊拉克、阿富汗民众的民主投票热情中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努力并没有“适得其反”，反而是受到人民的普遍欢迎。 有人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主乱象”深感忧虑。对此，我的回答是：杞人忧天！——纵然是老牌民主国家——英国，美国和法国，民主之路也是从艰难坎坷走过来的。美国建国之后不久，甚至发生过长达四年、死亡人数超达六十多万人的南北战争！ “自由、民主与人权这些东西”，对某些“自由多与少”的国家而言，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然而对“自由有与无”的国家而言，却未必！否则，二十二年前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不知说得在理否？——在一个任何民间团体都被取缔、社会彻底沙粒化的国家；在一个连“集体散步”都受禁止的国家；在一个连“批判的武器”都不准使用的国家，杨恒均博士眼中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将在城管的棍棒之下彻底失效！ 目光再锁定 ——“自由与民主理念，必需深入到那些国家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心里，只有当民众真正愿意去追求、去拥有做人的权利的时候，自由之花才能开花结果。到那时，你用恐怖与专制的手段，也无法挡住。而在此之前，使用枪炮强加的民主制度，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按上述观点，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是否根本没必要的？ 同理：中国当今是否也需要等到“自由与民主理念”已经“深入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心里”之时才适宜？如果是，杨先生的“十年大限论”可能就会彻底失灵了。 从杨博士的某些言论中，我似乎看到了摩罗的影子——这是我最忧虑的。 幸好智慧的杨恒均不是摩罗！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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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北京晨报》2011年7月12日 记者：陈辉 　　《读书人站起来》，踌躇再三，许纪霖先生的新书最终选择了这个名字，因为，“它挺有趣”。 　　太多的人，正在趴下去，在无可逃避处，随手可拾的，是漫无边际的沉默与服从。历史将如何记录下今天呢？是“说不”式的反智，是“做鬼也幸福”式的冷酷，是熊猫战争式的无聊，还是“尽献苍生”式的无耻？ 　　这是一个考验读书人的时代，坚持与放弃、尊严与虚无、崇高与投机、真诚与谄媚……它们交织着，纠结着，难分彼此。 　　万籁俱寂，万木扶疏。 　　是啊，太需要有人站起来，坚定地说出内心的声音。于是，无法不感动于许纪霖先生这些年来的坚持，无法不感动于他的叮咛与教诲。因为，那其中分明有一份超越当下的豁达，有一份对未来的坚定信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阴翳终将散去，常识终将普照。 　　这是一本有情怀的书，仿佛雪地上的脚印，即令少，也足以证明我们曾经来过，也足以为明天留下可能：读书人站起来，这世界总有希望。                                   　　读书人为什么要趴下去 　　北京晨报：您的新书为什么要以《读书人站起来》为题？ 　　许纪霖：我有两个身份，一是学者，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一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写评论，接受专访，表达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每隔几年，都会将这样的文章汇集起来，出一本书，这是第四本了。《读书人站起来》是本书中的一篇文章，去年摩罗出版了《中国站起来》，引起较大争议，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的中国站起来，而是具体的人站起来，具体的某个社会群体站起来。今天许多读书人都趴下了，应该站起来。 　　北京晨报：读书人为什么会趴下去呢？ 　　许纪霖：所谓读书人，古代叫士，他们虽然受到权力的压制，但总体上还能站着；现代则叫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运动，他们不能不趴下。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们曾有过春天，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中，一度扬眉吐气。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又逐步边缘化，甚至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我更关注的，是一些读书人被收买后，主动趴了下去。随着国家加大对学术机构的投入，许多读书人看到体制中有利可图，便丧失了独立性，转向追名逐利，精神上因猥琐而彻底倒了下来。 　　                                              高考有荒谬的合理性 　　北京晨报：读书人趴下去，与高考制度是否也有关系？ 　　许纪霖：是的。在这本书中，我也写了许多对高考制度的反思。对于高考制度，大家都不太满意，学生、家长、教师、校长乃至教育主管部门都在抱怨，可大家都有意见，却为什么改不了呢？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迫不得已的荒谬，如果改变它，最大的阻力反而会来自底层。 　　北京晨报：为什么？ 　　许纪霖：因为与其他领域的制度相比，高考相对公平，更难腐败，也更难做手脚。试想，如果我们采取西方大学的“面试+综合考评”的办法，结果会如何？制度环境差会带来整体腐败，什么都信不过，则更加依赖于高考，毕竟它给了底层向上流动的一个机会，让大家觉得还有出头之日。从这个意义上看，高考具有维持稳定的作用，然而，从教育本身来看，高考与培养人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它给教育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高考是指挥棒，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在围着这个指挥棒转了。 　　                                        改变应从根本做起 　　北京晨报：高考伤害教育，却又维系了社会公平，这该怎么改？ 　　许纪霖：高考并不完全是教育的需要，而是全社会的需要，所以不能只靠教育部门来解决，关键是要克服普遍腐败的状况，今天一些人对官员、商人信心不足，对大学更是不放心，除了高考外，他们找不到其他可靠的东西，高考要改革，应首先改变这个问题。 　　北京晨报：高考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更难解决？ 　　许纪霖：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关键是要加强制度监督。权力令人腐败，绝对权力令人绝对腐败，面对这样的情况，仅有行政监督是不够的，还要有权力制衡、舆论监督等。此外，我在很多文章中谈到了风气，因为风气也很重要，制度要靠人来执行，制度变了，未必一切都好。在民国时期，各大学也没制度，但风气好，读书人相对持正，那时如果出现了抄袭、学术腐败等，会被人看不起，可惜这个风气后来被切掉了。 　　                                        戾气会加剧社会冲突 　　北京晨报：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不少学者戾气越来越重，这与风气被切掉是否有关系？ 　　许纪霖：戾气的产生，主要与制度环境息息相关，我认为，戾气重有三个原因。首先，学者不论左右，有压抑感，他们想畅所欲言却无客观环境，便用发泄和极端方式来表达。第二，与媒体有关，媒体传播有一套资本逻辑，比如如何吸引眼球，如何引起注意等，一些学者为了容易上版面，为了引起注意，故意把话说得很极端，这是资本逻辑操纵的结果。第三，是风气使然。总之，理性的声音太容易被淹没，但戾气横行，会加剧冲突，加剧紧张感。 　　北京晨报：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人曾以为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很多矛盾会迎刃而解，但实践中并非如此，这是为什么？ 　　许纪霖：市场化也分很多种，有好的市场化，也有坏的市场化，当不受约束的权力与贪婪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就会出现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最坏的市场化”。对此，个人很容易产生无力感，一方面，会不满、抱怨甚至仇恨，但另一方面，却拼命适应规则，拼命想把别人挤下去，自己挤上来。这就造成了人格的分裂，所做的都是自己最讨厌的事。 　　                                            能抵抗多少算多少 　　北京晨报：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个体难免迷茫，既然大环境暂时难以改变，现今的年轻人究竟该怎么办？ 　　许纪霖：现实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很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而制度改善要靠具体的人来推动，作为个体，应有抵抗意识，能抵抗多少算多少。有些抵抗本不需付出很大代价，但很多人却放弃了。付出太大代价去抵抗，不应该提倡，可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又做了多少呢？我想，每个读书人，多少有一点可控的空间，那么，就从这些空间开始吧。 　　北京晨报：回想上世纪80年代，今天读书人确实太沉默了。 　　许纪霖：上世纪80年代更多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人们的信念相关，今天信念淡化了，更多是利益冲突。在今天，每个人都在计算着利益，一个普通老太太都会为个人利益而奋斗。所以，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不再是所谓的保守派，而是既得利益集团。既然是利益冲突，就只能通过博弈来解决，在一个利益驱动型社会中，博弈既可能在制度框架内完成，也可能走向暴力博弈。                                          　　走向明天靠法治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避免后一种博弈的出现呢？ 　　许纪霖：制度总有惯性，不遇到危机是不会改的，至于将来如何改，要看对危机认识的程度，此外还要看解决危机的能力。当大家都看到危机时，最危险的情况是用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即掩盖危机，这会进一步加剧各方的分歧。 　　北京晨报：换言之，我们不应被“中国模式”所陶醉？ 　　许纪霖：“中国模式”创造了经济奇迹，但长远代价是什么？付出的代价多大？如果看不到这些，就很难去评估它。 　　北京晨报：许多学者担心，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改变的时机，您怎么看？ 　　许纪霖：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但要改到要害处，在今天，关键应解决法治问题，实现法治社会，让大家按规矩办，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不能在法治上开倒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