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

陈婉容，独立记者。 无人不希望埃及的这场乱局只是民主的阵痛，然而这种失序的状态，即使不演变为如同叙利亚的境内武装冲突，恐怕也会令重新选举更加困难。永远的广场起义只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如出一辙的法老，从广场政治到公民社会的转型，才是埃及人民在茉莉花革命后要学懂跨越的鸿沟。   我们都知道历史总是不断重演，只是谁会想到来得那么快。 埃及有句谚语——Repetition teaches even a donkey。驴子在阿拉伯世界是愚钝的象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即使是一头蠢驴，只要重复做也就学会。而埃及学会并不断重复的，似乎是广场革命。两年前，茉莉花革命浪潮从阿尔及利亚蔓延至整个北非和中东地区，埃及群众成功推翻了“最后的法老”前总统穆巴拉克；这年盛夏，开罗解放广场上同样遍地红白黑三色的旗海，埃及人在同一地点如样摇旗吶喊，要把穆巴拉克三十年威权统治后的第一位民选总统穆尔西撵下台。一切都似是排练好的演出：埃及军方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以凌驾一切的姿态介入，在最后通牒时限过后罢黜穆尔西，宣布终止新宪法，成立由宪法法院领导的过渡政府。每年大额资助埃及军队的美国也配合演出，对“coup（政变）”一字绝口不提，对埃及人民揭竿起义表示欣赏。 穆尔西坐了总统之位仅一年又三天，纵然有威权统治倾向兼且能力不足的他未必值得同情，然而埃及在威权体制统治下逾六十年的挣扎，在一场挟群情而生的军事政变后似乎化诸乌有，军方又向穆尔西的支持者开枪并搜捕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种种皆叫人怀疑埃及群众的集体选择：他们想要民主，结果却似乎失去了民主，把军事统治的阴霾带回埃及的土地上。在历史的永劫回归之中，埃及人民得到了什么？ 威权体制的衰落与公民觉醒 在茉莉花革命以前，埃及的威权体制就有所动摇，而穆巴拉克成为最后的法老，其实在他上台以前已露端倪。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与埃及宪政民主的挣扎，要由穆巴拉克的前任萨达特（Anwar Sadat）的“纠偏运动”谈起。在从以色列手中收复油藏丰富的西奈半岛后，萨达特在1974年颁布“十月文件”（October Working Paper），撤销前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治下所有与外抗衡的偏激经济措施，释放政治犯，撤销新闻审查，废除一党专政，目的是令埃及逐步成为开放的宪政民主国家。兄弟会在此时名义上仍是非法组织，但却开始有民主参与，甚至获准出版党报。然而在相对自由的政治气候中，伊斯兰激进派同时崛起，兄弟会当中的激进派系在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和约后刺杀了萨达特。继任的穆巴拉克上台后随即宣布国家实施紧急状态法，结社集会等公民自由被限制，警权无限扩张，以至可以毋须经司法程序拘捕公民并送交军事法庭审理。紧急状态法至茉莉花革命后才正式废除，是史上实施最长的戒严令。 穆巴拉克重新实行一党专政，修改宪法容许总统无限次连任，威权体制以更强硬的姿态重临。但萨达特的纠偏政策还是在无声之中松掉了威权统治的螺丝。穆巴拉克上台后继续实行经济自由化，在数十年的发展中扩大了私人领域，也壮大了一群中产阶级，要求公民自由与政治参与的声音日隆。同时议会选举也成为了这些新阶级固定的政治参与机会，新旧力量此消彼长，埃及的民主化已非萨达特时代由上而下的，缺乏民间回响与有机脉络的政策口号，而是潜伏于威权统治下的主流民情。茉莉花革命就是这种民情的爆发。 换汤不换药的后革命时代 弱势威权主义遇上革命随而瓦解是自然过程，而在茉莉花革命浪潮中，被推翻威权体制国家的模式皆大致相同：从殖民时代终结始屹立的威权统治、坐拥大权的军队、重心向外的经济体系与议会政治残存的痕迹。然而茉莉花革命代表的虽是民众的觉醒，是威权体制自身的衰落，却未必是民主派的壮大。埃及的示威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表面事实：广场上的民众以民主为名，要求坐拥超然权力六十年的军方罢免一个民选总统。就此，美国国际事务学者Samer Shehata指出，许多反对阵营里的人对民主的理解是肤浅的。他们是不相信真正民主的自由派，虽笃信少数权利、个人与公民自由；但出于对伊斯兰政党的厌恶，宁可军队挟民意发动政变，也要逼一个民选总统下台。 两年前开罗解放广场上群情汹涌，然而当中的民主派系其实流于松散短视，对民主的理解仅为集会与示威，缺乏长远在民主体制中的执政准备。埃及的Revolutionary Youth（革命青年）是茉莉花革命时广场上的指挥，有庞大的网络动员能力，然而却没有把握机会建立政治势力，在革命成功后被迅速边缘化。在去年的选举中，兄弟会穆尔西以仅过半数的选票胜出，第二位是穆巴拉克的最后一任总理沙菲克，而年轻的社运界候选人只获1%选票。穆尔西虽然曾经尝试整饬军队，一度拥治国实权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坦塔维（Hussein Tantawi）亦被迫退下政坛，但结果只是让军队年轻一代提早接棒，军方势力根本未受打击。一场革命无法消除建制里的旧有势力，达至平等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新势力自然只能永远留守广场。埃及民众二度重返解放广场的原因，其实仍与两年前一样，是对于缺乏政治参与途径的控诉。 广场政治与公民社会 茉莉花革命之后，广场政治似乎大举复兴，从伊斯坦堡的塔克西姆广场到开罗解放广场，大型集会与长时间的留守成为了民众不满的出口。然而群众运动的浪漫却不代表坚实的社会愿景，广场的革命情绪对于巩固民主制度未必有作用，甚至可能会令社会深陷民粹主义的困局，造成政权的不断更迭。从得枪杆子得天下，到得广场得天下，二者性质或有不同，但离成熟的民主一样遥远。 威权体制转型期间的最大问题，是革命后虽建立了名义上的民主选举制度，然而候选人都只会利用民众对于前政权的厌恶赢取信任，在选战中夸夸其谈，许下无从实现的承诺；选举后因国家最重要的机器仍受旧势力如军队控制而交不出政绩，受群众压力黯然下台。埃及的后革命时代完全复制了这种模式。穆尔西固然不值得同情，然而若军队乘势重新坐大，埃及民众其实是将两年前的成果推倒重来，打开大门容许威权主义重临。 无人不希望埃及的这场乱局只是民主的阵痛，然而这种失序的状态，即使不演变为如同叙利亚的境内武装冲突，恐怕也会令重新选举更加困难。永远的广场起义只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如出一辙的法老，从广场政治到公民社会的转型，才是埃及人民在茉莉花革命后要学懂跨越的鸿沟。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