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

民主没有东西方之分，这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相反独裁专制倒是中国特色。（“错！还有朝鲜！”，记者得意地插道。）而且我们决不是要求照搬西方民主制度, 现阶段中共能按照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做就很好了。民主建设的初期，如果说有一定程度的不 … 又比如微软公司素来有泄漏中国用户资料给中共的嗜好，而正是思科公司帮助中共建立了全国的电子邮件监控系统，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网络封锁是中共独裁勾结西方反自由民主势力的成果。所以,我们并不认为现在西方执政的垄断资本集团会真正支持中国民主化，虽然 …

赵在《改革历程》中指出，邓小平心目中的政治改革，根本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而是行政改革，是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 一党专制 ，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 一党专制 的改革， …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人大代表法修正案草案，其中包括禁止各地人大代表设立自己的工作室或办事处。这项条例被认为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倒退。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这个星期在北京召开，会议议程包括审议人大代表法修正案，对已经实行了十八年之久的人大代表法进行首次重大修正，内容涉及人大代表的权利、义务和职责。 *人大：有了常委会 无需代表工作室* 根据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信息，修正案草案规定，鉴于各级人大常委会已经是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因此人大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 在深圳市罗湖区消费者委员会设有工作室的市人大代表杨剑昌对这一法案感到无奈。广东南方日报和香港明报报道说，杨剑昌计划下个月关闭他用来接待访民和投诉者的工作室。他对媒体说，“不让搞就不搞，有事就让他们找人大常委会吧。” 北京市民、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刘安军说，中国的人大代表本来就不是公民自己选出来的，再不让他们有自己的办公室，公民就更没有渠道去反应民意了。 刘安军：“人大代表，你取消它的工作室，实际上是更加封锁了民意，因为如果人大代表没有办公室，通过什么反映民意呢？本身人大代表就不是中国公民选出来的，是他们(官方)自己任命的。如果再取消一个基本上能接触到民意的这种办公室，那我感觉就是彻底地一点民意都没有了。” *禁设代表工作室被指改革倒退* 中国的人大代表虽然不是由选民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选举出来的，但是深圳市的杨剑昌和中国其它地方的一些人大代表仍然试图为民众做一些事情。澳门立法会议员欧锦新说，新的法律条例不让这些人大代表有自己的办事处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倒退。 欧锦新说：“现在这个规定很明显是一个倒退，是压缩人大代表应有的功能。澳门也有十二个人大代表，我们民间也希望这些人大代表有办事处，让人们有需要的时候找找他们。” 香港明报的报道说，著名经济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也表示，政府应该鼓励人大代表开设办公室，公布联系电话和办公地点，而不准人大代表设立工作室是架空人大代表的举措，是改革的严重倒退。 *官方支持者：人大代表履职以集体行为为主* 一些支持这项修正方案的人大代表说，人大代表履职强调的是集体行为，不提倡代表们的个人行为。此外，这项法案有利于对付一些人大代表利用代表职务牟取私利的问题。对此，澳门立法会议员欧锦新认为，这只是当局架空人大代表的一个借口。 欧锦新说：“如果他(人大代表)有以权谋私的情况，应该有其它的法律来规管，但是它不应该针对他可能以权谋私就不让他接触人民和基层，就好象你怕吃饭，因噎而废食一样。这个理由是不可能(成立)的。 ” 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预计星期六结束。人大官方网站有关这次会议的消息没有提到与会委员是否就不设立人大代表工作室的议案进行过辩论，也没有说明会议在星期六结束前是否会针对人大代表法修正案进行表决。

8月26日是中国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日子。深圳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人们关注它是否会再当一次开山牛，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特区？ *小渔村当年敢为天下先* 深圳被称为一个奇迹。30年间，深圳从人口3万的边陲小渔村，变成一个有着14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 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据称已经超过日本，坐二望一。很多人认为，深圳当年敢为天下先，做第一个吃螃蟹者，对中国今天取得的改革开放成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成勋认为，正是深圳的成功，使得全国人民增强了改革开放的信心。 李成勋说：“它对于国内来说，主要起了一个示范作用，带动作用和推动作用。由于深圳改革的示范作用，使得全国人民对改革增强了信心，有了学习的榜样。” *80年代的窗口、桥梁* 曾在1984年采访当年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中国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回忆说，梁湘向他提到，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提出，深圳要起到四个窗口的作用，那就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与此同时，梁湘又加上一个窗口：对香港、台湾政治的窗口。 深圳居民、作家朱健国则把深圳的作用形容为是引桥，引来了中国过去一直拒绝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他说，30年前的深圳就像磁石，全国各地的人在这里汇集、中西方观念在这里融合、各种理念在这里共生。朱健国说，80年代的特区没有人大，没有政协，蛇口干部公开竞选，民主选举；媒体自由开放，监督当地的党政领导，《深圳青年报》曾经发文劝说邓小平退休。他认为，当年的特区堪称政治经济全面发展的特区。 *邓小平“六四”后抛弃政治改革* 朱健国说，深圳改革开放的进程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走到了一个转折点，邓小平改变了初衷，终止了政治改革。 朱健国说：“他自己早期也说过了，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不可能走多远的。因为六四他自己知道他犯下了历史的罪过，要保证自己和自己身后家族的安全，包括整个党的安全，他就违背他早期已有的认识，他抛弃了政治改革，将深圳以及全国纳入纯粹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模式)。” *杨继绳的深圳四化：改革弱化、淡化、退化、腐化* 现任《炎黄春秋》杂志主编的杨继绳说，随着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深圳失去了窗口作用，同时失去的还有各种税务优惠、特区优惠。 虽然杨继绳认为邓小平提出的4个窗口的作用已经实现，但他对深圳目前的状况却评价不佳：“目前的状况是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改革的经济发展优势退化，最后就是改革的观念腐化。” *温家宝“深圳训话”提及政治改革* 就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年之际，中国总理温家宝到深圳视察。他在深圳发表讲话中提到政治改革：“不仅要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还要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被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标为“深圳训话”，是对深圳现状的批评。不少观察人士把温家宝的讲话解读为，在中共18大即将召开之际，胡温政权有可能有意将深圳打造成新的“政治特区”，让深圳再当一回政治改革的开山牛。 *朱健国：深圳现无甘冒风险的政治改革家* 《炎黄春秋》杂志主编杨继绳说，这是一些人良好的期待。他说，梁湘提出的深圳要作的第五的窗口–香港、台湾政治窗口的目标至今没有实现。由于香港被大陆化的倾向越来越重，政治改革举步维艰，因此杨继绳认为，深圳政改前景顶多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比如公务员的聘用或财政透明等等。 深圳作家朱健国指出，即便中国领导人有政改的想法，现在深圳也没有人去当甘冒风险的政治改革家，因为现在深圳领导人的追求跟当年改革派领导人的完全不同。 他说：“当年的深圳之所以能够搞政治体制改革，除了有邓小平的默认，主要是深圳的袁庚、梁湘，包括广东省的任仲夷，他们的积极性要大于中央。深圳改革最关键就是敢闯，所谓闯就是突破中央的红线。但现在的领导人，像汪洋，一心盯着怎么到北京去当总理，他不可能去冒险突破中央的限制。” 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跑者之一，最早向中共中央提出建立蛇口工业区的袁庚被誉为“大无畏的改革派”。袁庚曾经在文革期间坐过5年秦城监狱。为推动深圳特区的改革，袁庚曾经顶着巨大压力，他的名言就是：“大不了回秦城监狱”。 *李成勋：政治改革不会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成勋说，虽然跟经济改革的发展相比，政治改革相对滞后，但他无法断定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是否表示有意让深圳再次成为实验田。不过，他肯定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会有任何改变。 李成勋说：“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不管改革的深度有多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不会改变的。我想，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需要更加慎重，要逐步推进，不能一蹴而就。” *媒体呼吁深圳在社会政治领域冒险犯难* 过去30年来，深圳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25.8%，人均GDP 达到1万3600元，居中国大城市之首，是全国的3.4倍。然而，深圳不“特”的一个表现是，它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面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尖锐，官场腐败、民间力量缺失等一系列阻碍发展的问题。 中国《南方都市报》认为，把深圳“特”字擦亮的一个办法是，“再次率先改革开放，而且是在社会政治领域里，再一次冒险犯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