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周年

问：今天这个题目有点沉重，它让我们回想起文革中的死难同胞。但是为了深入反思，我们不得不揭开伤疤。答：说得对，我们不得不，也就是说有些事情你做与不做，面临的是一个道德上的选择，中国人爱讲“皇天在上”，康德讲头顶星空与心中道德，都说的是“绝对律令”。尤其是前几天，大陆河南省有位法院院长声称，如果党性与人性发生冲突，应该“只论党性，不论人性”。中国那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宝贝王外长，在记者问起中国人权问题时，一副泼皮牛二的嘴脸，更让我们痛感文革不死啊！问：说起文革中的大屠杀事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兴县八三一大屠杀，因为那是红八月最后一天，也是毛在天安门戴上红卫兵袖章，号召“要武嘛”之后在首善之区发生的大屠杀。答：对，当时我们都在北京，听人纷纷传，说大兴县有地富造反，所以镇压了不少人，当时真没觉得是个事。文革结束后，我才看到调查材料，真让人毛骨悚然。从八月二十七日到九月一日，北京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生产队共杀害无辜平民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是仅三十八天的婴儿。二十二个家庭满门灭绝。调查报告中有一个细节，目击者供述，有祖孙两人被活埋，当凶手往坑里填土时，三岁的小孙子喊“奶奶，迷眼”，奶奶说“忍忍吧，一会儿就不迷了”。真没有语言能定性这种残忍。中国人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看来不对，能够干这种暴行的人，他的心一定不是肉长的，或者我们只能说他是没有心肝的。斯大林爱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领导屠杀的公社党委书记高福清一定是这种特殊材料。问：我们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其实说的是个普遍的人性问题。在人性尚存时，会自动反抗残忍。为什么文革中的杀人者不是这种情况呢？答：要动手杀人，基本上都有一个动机，或劫财，或劫色，或复仇，或收费。但文革中的屠杀行为往往没有单纯明确的具体动机，相反，往往有一个宏大笼统的抽象动机。比如大兴县的屠杀，主事者事后交代，因为响应毛主席阶级斗争的号召。如果不把阶级敌人杀了，他们就会杀革命派。所以这些屠杀行为是在一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残暴。你刚才提到的普遍人性问题完全变质，成了“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世界上只有中共是不遗余力批判人道主义的，毛认为苏联讲人道主义是变修的结果。阶级性和人性的对立是中共推行恶政的基本理由，也是文革中所谓“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的理论基石。阶级性贯彻到党内，就是党性。用刘少奇的经典表述：“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问：这就好理解为什么河南这位法院院长要公开承认党性和人性相冲突时，要“只论党性”。答：其实，党性在共产党党内斗争中，对迫害和受迫害者都有作用。其一，对迫害者而言，让他在政治上和心理上都找到了合适的借口，首先党性给他提供了迫害他人的政治正确性。站在党性原则立场，什么告密，什么背叛，什么落井下石，总之一切在道德标准下恶的东西都可以成善。其次，残存一点良知的人，恐怕对某些行为觉得下不了手。因为道德会有一种自然力量，这就是孟子所谓“今人乍见儒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而党性会给他非道德的力量来克服这种恻隐之心。弗洛伊德用“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来分析这种心理防卫机制。用一个高尚的观念来掩饰自己行为卑鄙，是合理化最常见的方式。党性是最有效的借口，这个概念可以把迫害变成拯救，把利己变成为人，把凶残变成善良。对受迫害者，这个概念也同样有效，它可以使屈服成为救赎，使人格扫地变成自我献身。斯大林导演的莫斯科大审判就是个好例子。当时旁观审判的西方记者不明白那些列宁的战友怎么会那样热情地承认自己是特务、间谍，那样努力证明自己是罪人。他们要懂了党性这玩意儿就会懂了。纳粹那些犯罪者在受审判时一般都会以服从命令来推脱自己的责任。而文革中我们亲眼看到几乎全体中共官员都忙不迭地检查、揭发、交代，他们所信奉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实就是表现自己“党性强”的合理化过程。问：所以回想文革中发生的那些大屠杀，实行者几乎没有人忏悔，恐怕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错。答：对，像戚本禹这块料，至死都宣称自己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一定相信自己的那些罪恶不过是党性强，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这种以所谓阶级立场，所谓党性来实行的罪恶也可谓“以理杀人”。清代大儒戴东原有一段话我极喜爱，他说：“宋以来儒者……其于天下之事也，以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他是批评宋代理学，以一套虚假观念断行天下事，害人无数，却永远冠冕堂皇。他愤怒地问：“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那些文革中死于文革理论的无数冤魂，就是“死于理，其谁怜之”。和这套党性原则相反，人类文明自有正道，那就是人性高于一切，人权高于主权。雨果在《九三年》中有极其精彩的描述，旺代叛军首领郎德纳克侯爵是保皇党要犯，共和军首领郭文与他拼死战斗，一定要捉拿他。结果侯爵已经逃脱时，看到堡垒起火，而楼上有三个孩子。他毅然返回，救了这三个孩子而被捕。郭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放了郎德纳克，而自己上了军事法庭被处以绞刑。那段描写真是惊心动魄。促使郭文背叛了自己的“党性”的原因，是他明白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共产党六十余年的毒化教育，让我们离善良、宽恕、慈悲、正义越来越远。但是，我倒不担心人类的普世价值和中国绝缘。中国人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有向善之心，问题是共产党这套意识形态在暴力支持下横行九州。但这套东西一定会被人抛弃，因为说到底“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曾经说过，党性不过是理论化了的兽性，但不止于此，因为兽性还有自然的一面，我们说“虎毒不食子”，说“舔犊情深”，这都是兽性的自然性。所以党性是抽掉了自然性的纯粹的残忍。共产党这套意识形态一旦垮台，你会发现它将像水泄沙地，一点痕迹都留不下。人心修复不要一代时间。

今年是文革50周年，怎样评价文革，即使按照发动者毛泽东本人的评价，这也是一场灾难。毛死前总结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败了国民党，二是发动了文革。我们从这两条来看，毛也是罪人。第一，毛的打败国民党，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因为中共建政后，不仅在经济上剥夺全部私有财产，政治上更凶残到大规模整肃、屠杀，全面暴政。按西方学者估算，在中共建政后没有外来侵略的和平时期，残酷统治造成多达可能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包括人为错误政策造成的六十年代大饥荒的大众死亡）。 第二，文革更是毛一手制造的惨剧，连他自己都认为是失败的。毛曾说，第一件大事（打败国民党）很多人赞成，可是第二件大事（文革）很多人有意见。他也知道文革不得人心。因为即使按中国官方的统计，文革造成二百万中国人丧生，七百万人伤残，七万个家庭被毁。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对南斯拉夫记者说，文革中有一亿人受株连（当时中国八亿人口）。文革不是一场由底层民众发起的运动，而是毛泽东从上面一手发动的，他当时写《炮打司令部》，鼓励红卫兵造反，拉开了文革的血腥序幕。为什么毛要发动文革？至少有两条原因：一是他要通过打倒党内任何可能的对手，所谓走资派，进行全面清洗，来获得绝对的统治地位，那种极权，甚至超过古代的皇帝，是一种让亿万民众绝对盲从的类似邪教教主的权力。二是他有一种乌托邦幻想，要绕过官员体系，直接领导群众，迅速进入他梦幻的那种共产主义。他认为这种“文革”七八年就应该有一次，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甚至直接说，八亿人不斗行吗？简直就是一个疯子，把整个中国带入疯狂。对毛泽东的这两个动机，研究文革的西方学者似乎没有太大分歧，但对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场文革，却看法分歧，分为制度派和毛疯派。制度派认为，主要因为中国的专制制度。但毛疯派认为，同样是共产制度，其它共产国家就没有文革，主要是因为中国碰上一个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毛疯掌权。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根本的原因，也是第一位的原因，是中国的极权制度。政治疯子哪里都有，但如果没有极权制度，病态人生的“政治疯子”就无法获得绝对的权力。首先选票就会阻止疯子掌权，即使侥幸获得权力，也会被下次选举淘汰，不会长期掌权。像美国曾有过的“人民圣殿教”和“大卫教”，教主都像毛一样疯狂而残忍，但在民主法治下，他们既无法获得全国权力，更在法治制约下迅速败露而灭亡。第二个原因，就是毛泽东本人的因素。毛的特殊病态人格，霸气、多疑、残忍等等，当然都是中国产生文革的重要因素。所以可以这样总结，中国发生文革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共产党的专制，一是毛泽东的专权。如果中国不是共产制度，即使有再多毛泽东这样的恶棍，也无法发动起文革；但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这样一个太典型的恶魔，即使是专制制度，也可能避免那场巨大的闹剧和悲剧。所以说，文革是共产制度和毛泽东专权的政治双簧。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如果没有亿万中国人的狂热参与，毛和他的亲信，也无法造成那种规模的灾难。在中国那种严重缺乏个体主义、个人尊严、个人自由的历史悠久的文化背景下，崇拜强人，服从领袖，国家强大第一的民族主义狂热，几乎俘虏了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脑，中国早已从官到民，从知识人到老百姓，形成了为领袖，为国家，可以不择手段地泯灭个人、泯灭生命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氛围，所以才使毛泽东易如反掌地成为中国的帝王和教主。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仍然在寻求这种地位。 所以，要想中国不再有文革，第一，必须结束中共专制统治，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第二，从文化入手，改变那种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国家强大第一的心态和思维方式，而是把个人的生命、自由、尊严这些价值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今天，那个发动文革，给亿万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毛泽东，他的僵尸还霸占天安门广场，他的阴魂还在继续统治中国人的心灵，只有把这两个元素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才可能防止文革那种巨大惨剧的再发生。2016年5月28日于台北(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