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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 次 更新时间： 2012-03-21 13:06:59 郭于华 沈原：居住的政治——B市业主维权与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 进入专题 ： 社会转型 公共生活 公民行动    ● 郭于华 （ 进入专栏 ）   沈原       内容提要本文以B市社区建设的实践过程为基本社会事实，通过人们居住形态和围绕居住权利的行动探讨城市社区的形成与演变，以及这一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与博弈。本文认为：居住是最重要的生存基础和生活内容，维护合法的居住权与房屋产权，就是保护作为生存权的人权，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因而对于公民而言就是最大的政治。     关键词 社会转型 公共生活 公民行动          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化，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城市居民的住宅形态也随之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并由此构造出多样的城市社区类型。这些社区类型的权利主体不尽相同，其所面临的居住问题不同，与之对应而形成的行动策略和社区治理体制也有所不同。权利主体在处理与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时，经常以各种类型的都市运动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进而围绕着居住问题而形成的都市运动构成转型期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近年来，为数众多的社会学研究从各个角度对之进行过探讨。①     本研究以一种实践社会学的基本立场，即强调将社会事实看作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将“居住”视作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并力图将其提升到“居住的政治”这一高度来解析其中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在此意义上，本研究也可作为从微观社区开始对中国住房商品化改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的社会学考查与评估。研究引入了公民权理论、行动社会学理论等新的理论视角，力图对以往大部分研究主要停留于社会运动范式有所超越，进而更加有助于揭示当前城市业主维权与社区建设的本质意义所在。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取了问卷调查分析与社区民族志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座谈会以及与社区组织合作搭建各种业主论坛、业主研修班、业主年会、社区诊所等活动形式，有效地增进了田野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坚持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策略，尤其注重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中对过程、机制、逻辑和策略揭示②，同时通过结构-制度分析把握现象背后的宏观结构与制度背景。           一、城市化进程与居住形态的演变          “居住形态”，主要包括城镇居民住宅的空间样式与产权构成两个基本方面。所谓居住形态的空间样式，是指住宅的外在风貌与空间关系，其与一个城市的长久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以往人们在日常俚语中常常提及的“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就是从住宅的外在风貌上，分别界定了天津与北京两个大城市的民居特征。     住宅风貌的改变不仅能够最直接地刻画出一个城市变迁的深刻程度，而且还会引发相当激烈的抗争运动。以北京为例，改革以来的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差不多已经完全摧毁了体现其厚重文化传统的居住风貌。据有关报道，原有的3000条胡同只存留下不到1700条，而且都已经残破不全。传统的四合院及其街区被环状马路所切割，被拔地而起的钢筋、水泥和玻璃组成的大厦踩在脚下。在“城市现代化”名目下推展的此种城市化进程，由于对文化传统的毁灭而必定引起文化保护主义者的愤怒。近十几年来，以“城市遗产保护”为题的抗争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在这方面，当年浙江的“定海古城保卫战”和北京的“胡同保卫战”，不失为两个最典型的案例。③     我们把上述抗争称为“文化取向的抗争”，以与我们所要描述的另一种抗争形态，即“权利取向的抗争”相区别。实际上，“文化取向的抗争”并非单独在中国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很多欧陆国家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都发生过类似现象。大卫·哈维笔下的奥斯曼对巴黎的大规模改造及其所引发的种种不满和抗争就是一例。④其实，无论在何种社会，只要城市化和城市更新以此种“创造性破坏”的方式进行，都必然引发 “文化取向的抗争”——其主旨是为了维系文化传统，保留以往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借以在新条件下保存社会认同。“文化取向的抗争”是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居住形态的另一个层面是产权构成。在我们看来，这是居住形态之更为根本的方面。住宅产权的由来与界定，表征着居民具有的不同权利身份，因而体现出居民与国家和市场的不同关系，也界定了居民在社会结构中的特定位置。     在改革开放的起始年代，城市住宅的产权形式是比较单一的。这种单一性与当时的“总体性社会”特征相一致。除少量私房外，绝大多数住宅都属公有财产：或者是归单位所有，或者是归地方政府所有。工作单位或地方政府设立专门的房管部门负责房屋的修缮和改造。大多数居民是由工作单位或地方政府分配住房，并缴纳少量房租。在这个阶段，有固定工作的居民体现的是“单位人”身份，无固定工作或不工作的居民所体现出的是“街道人”身份，两者都被置于各类国家机构的严密统辖之下。     改革开放改变了此种居住形态，造就了城市中不同的、多层级的住宅产权形态。大体上说，将这些产权类型并列起来可以拼成一个完整的谱系：在一端是旧住宅体制的残留形态即单位公房，在另一端则是在新体制下达到高度私有化的住宅产权形态即商品房。⑤在这两者之间的则是各式各样的过渡类型，从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到廉租房。     这个广泛的谱系折射出居民与国家、居民与市场和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不同关系。就商品房住宅来说，购买了商品房的居民随即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业主，即所购物业的所有者。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家对房屋所有人的财产权加以保护，也赋予这些业主按照法律的手段保护自有财产的权利。就是说，基于产权界定了业主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谱系中与此类似的还有经济适用房、“两限房”等房产形态，它们是国家针对某种特定的居民目标，用政策干预市场、平抑价格后推出的房产形态。它们属于不完全的商品住宅形态。     由于产权成为此类住宅的核心界定，因此，当业主们感到产权受损时，就必定会发动维权运动。我们把此类运动称为“权利取向的抗争”。在此类抗争中，运动的目标不是为了保护某种文化价值，而是为了维护住宅产权不受侵犯。由于国家对私有产权保护的法规颁布的时间尚不久远，要使之扎根于日常生活中尚有待时日，因而现实中对业主产权的保护还不如人意。相反，屡屡可见的是权力部门，或者是与权力联袂的市场力量对业主产权的蔑视和恣意侵犯，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业主与开发商、物业公司甚至地方政府的激烈冲突。城市业主这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就是在“权利取向的抗争”中成长起来的。此种“权利取向的抗争”构成本研究的重点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把“居住形态”作为一个基本范畴提出来，并且划分出其具有两个方面的界定：一是城镇居民住宅的“空间样式”，其与传统文化相关联，在受到破坏时经常引发“文化取向的都市抗争”；另一个是城镇居民住宅的“产权构成”，其与居民的财产权利相关联，在受到侵扰时常引发“权利取向的都市抗争”。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两种抗争类型是互相联系的。例如，对于北京老城区的破坏和改造就会同时激发起这两种抗争。          （一）城市社区：多样化的居住类型          城市社区本质上是一组或产权结构相同，或者空间风貌相近，依托于地缘的、有社会边界的复杂社会关系。从产权和空间的结合上划分，大体可以把北京市的城市社区分为如下九类：     传统街区：由四合院、胡同和街市三个空间要素构成的传统民居形态，其产权形态比较混乱，公产和私产兼而有之。改革开放后，随着落实私房政策和房改政策，以往被收归国有的大部分私房都已经发还给原房主，以往的公房也多被出售给居民，私有产权部分扩大了。从居民构成方面看，当前的传统街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地处商业繁华区，如前门-大栅栏一带、鼓楼大街-南北锣鼓巷一带和什刹海-烟袋斜街一带，居民住宅多已被移做商用，开办店肆，原住民作为房东与外来的大小商户杂居在一起；二是地处幽静华美之处，四合院经改造后转售，成为达官显宦的府邸；三是在那些不具备以上条件的地区，胡同和四合院为原住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杂居，沦落为城市底层社会的聚居区。由此成为朱门大户与升斗小民共存，民居与商用混杂的居住形态。     商品房小区：是推行房改政策的直接产物，房屋由具有经营资格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建造，居民按照市场价格购置，产权归业主所有。小区一般由物业公司维护经营。目前，北京城区的商品住宅小区约有3000至4000个，成为城市居民主要的住宅形态。     房改房：又称为“已购公有住房”，是指城镇职工根据国家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政策的规定，按照成本价或者标准价购买的已建公有住房。按照成本价购买的，房屋所有权归职工个人所有；按照标准价购买的，职工拥有部分房屋所有权，一般在5年后归职工个人所有。房改房是我国住房制度向住房商品化过渡的形式。     单位宿舍区：包括机关、工厂、学校等企业事业单位的员工因为集中居住在一起而形成的“大院”、“生活区”或“校园”等等。单位大院是居住和工作场所结合形成的社区，它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种社区各种福利设施齐全，建有粮站、副食店、食堂、理发馆、浴池、电影院、子弟学校、医务室以及锅炉房和车队等各种设施，然后用一堵院墙把居住区圈成一个院子，供本单位职工使用。单位社区不属于地缘社会，而是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的延伸⑥。     经济适用房：是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由城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 它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特点。现阶段，经济适用住房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由政府提供专项用地，通过统一开发、集中组织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二是将房地产开发企业拟作为商品房开发的部分普通住宅项目调整为经济适用住房；三是单位以自建和联建方式建设、出售给本单位职工的经济适用住房⑦。     两限房：全称为“限房价、限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也被称为“两限”商品住房。两限房是在商品房房价飞涨、经济适用房紧张的情况下，首先在北京创造出的一个不伦不类的房屋概念。最初的两限房就是限地价、限房价，后来在分配政策制定时又加上了购买人群的限制。目前，“两限房”购买资格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条件：具有本市常住户口；中低收入家庭优先；解危排险、环境整治、文保危改、城中村整治、奥运工程及其配套设施等重点项目的本市被征地、拆迁家庭优先。从申购条件和申购程序来看，两限房在销售路径上已经与经济适用房无太大差别。     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廉租房的分配形式以租金补贴为主，实物配租和租金减免为辅。廉租房只租不售，具有鲜明的福利性。与“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多为新建住房不同的是，廉租房房源比较多样化，包括新建住房、空置楼盘、改造危房、老旧公房等。     拆迁安置房：是指因城市规划、土地开发等原住房被拆除而安置给被拆迁人或承租人居住的房屋。根据相关法规及政策的规定，拆迁安置房屋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因重大市政工程动迁居民而建造的配套商品房或配购的中低价商品房；另一类是因房产开发等因素而动拆迁，由动拆迁公司通过其他途径安置或代为安置人购买的中低价位商品房。通常在原地拆迁安置的房屋也被称为拆迁回迁房。     城中村：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城中村”土地的所有权状态大体可分为三类⑧：（1）已“撤村建居”，土地被国家全部征用，农民不再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村庄已经被城市完全包围，原农民已全部转为居民，只是保留着农村传统的生活习惯。这是通常所说的广义上的“城中村”，它经过改造已融入城市之中，不再是“城中村”改造的对象。（2）正在“撤村建居”。土地大部分被征用，土地所有权部分属于国家所有，部分属于集体所有，但原农民未转为居民。（3）尚未“撤村建居”，但已列入城市框架范围，土地全部仍属于集体所有。后两种村的情形是狭义上的“城中村”，即通常所说的要改造的“城中村”。     以上九种住房类型大致反映了北京市居民主要的居住形态。不同的居住形态形构了不同的城市社区类型。在商品房住宅小区，从“小区”到“社区”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意味着业主从刚刚进驻时原子化的陌生人群体转化到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如何增进业主之间的交流和互动，逐步培育和提升社区社会资本成为此类小区面临的一大难题；而在房改房小区和单位宿舍，住户早先大多是同一单位的，具有先天的业缘关系，是由业缘关系发展而来的地缘关系，因而可以认为单位社区里的邻里关系实际上是单位关系的延伸；在拆迁安置房小区，业主要么是老旧城区同一条街道、里弄的居民，要么是同一个村或邻近村的村民，因此业主之间大多比较熟悉，邻里关系不像商品房小区、经济适用房小区、两限房小区那样陌生和疏离，但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适应这种新型的居住生活方式；在廉租房小区，大多是城市里的贫困户群体，这里构成了城市社会中典型的“底层社区”；在城中村，由于没有统一规划和管理，环境脏乱、人流混杂、治安混乱，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贫民窟”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城市社区比较复杂，呈现出以上某些居住形态的不同组合。          （二）社区管理格局：不同力量的互动场域          居住形态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了城市社区的类型，而且也相应形塑了社区的管理模式。通过对各种城市社区类型的调查，可以发现，在居住生活的微观层面上，三种力量的互动构成影响社区管理格局的基本要素，即作为国家力量之末梢的居民委员会和社区服务中心，以及它们的上级领导机构街道办、区政府和住建委；代表市场力量的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以及代表新兴社会力量的业主和业主委员会。这三种机构和组织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决定了当前城市社区管理的基本生态。     1、国家机构的在场     改革之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主要是以街道办和居委会为主体，并成为单位体制管理的一种重要补充。改革后，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在传统的街道社区、单位社区之外，开始涌现出大量的新建商品房住宅小区，通常也被称之为“新型社区”⑨。商品房小区是一种典型的“封闭社区”（gated community）⑩，即由围墙、栅栏、保安和监控系统拱卫而成的一个私有化的财产领地。针对这样一种封闭型社区，国家的触角又是如何得以进入的呢？显然，国家已经不可能像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对这种社区实行严密管制，而惟有通过法律政策这种制度化的渠道，通过设置活动规则来对社区进行间接管理，如《物权法》（2007）和《物业管理条例》（2003）赋予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建委系统）和街道（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指导”和“监督”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的职权，并通过设置备案制度11对业主委员会进行有效管控。由此，国家的触角延伸到社区就获得了其正当性。同时，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工作站在基层社会通过提供各项服务进而实现其管理目的，这也是国家治理渗透社区的重要形式。     2、市场力量的全面卷入     当住房由国家和单位统一建造转变为由房地产公司开发经营时，市场力量就被全面引入到社区之中。可以说，商品房小区的出现直接催生了一种为其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企业，即物业服务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城市居民所住房屋大多属于国家和单位的公有财产，其相应的房屋管理和维修由房管部门和单位后勤部门专门负责，因此也就不会产生市场化服务的需求。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商品房小区成为了业主的私有财产，为实现其保值、增值并营造良好的生活居住品质，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购买专业化服务的需求。由此，物业公司就应运而生，并得以长驻小区。而且，前期物业管理制度的施行，无疑更是让物业公司成为新建居住小区的一种必备设置，并由此强化了其先天垄断的强势地位。从理论上讲，开发商在售完其房屋后就自动退出小区了，但由于现阶段开发商与物业公司大多属于“父子体制”，从而使得开发商在小区中仍具有相当的势力。当然，也有一些开发商专门在小区保留一些房屋单元和产权部位，以便维系其在小区的影响力和利益经营。     3、新兴社会力量的兴起     当住房从“福利”转变为“商品”，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即业主群体也由此诞生。所谓业主，就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作为一种新型的身份，业主通常被称之为 “有产者”12或者“有房阶级”（housing class）13。同时，作为改革开放的极大受益者，业主群体属于典型的中产阶层，并因而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随着《物业管理条例》（2003）和《物权法》（2007）的颁布和实施，业主的法定身份获得了正式确认，并被赋予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业主，一个基本的权利就是成立业主委员会，监督物业公司，实现社区自治。随着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开展的大量维权和自治活动，业主群体作为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开始日渐凸显，并成为我国城市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芮杰明(L.B.Read)所言，中国住房制度的改革历经二十多年，但其潜在深远的政治后果只是最近随着新建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出现才表现出来14。正是随着业主委员会的大量出现，业主维权运动开始进入一个迅速发展期，并带来了城市基层社区政治生态的深刻变革，有论者甚至将其称之为一种“有产者的革命”。15     通过以上三种基本力量的分析，可以发现，住房私有化改革之后的中国城市社区已经由先前单一化的权力主体转变为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即以街道、居委会、建委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力量，以房地产公司和物业公司为代表的市场治理力量，以及以业主委员会为代表的社会治理力量。这三种不同治理机构和力量在微观社区层面的互动关系及其不同组合构成了城市社区管理的不同形态。           二、日常生活的政治          都市住宅形态的演变，基于商品住宅私人产权诞生的业主群体，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群为维护自身居住权利而蔓延开来的都市运动，最直接地映射出转型期日常生活的政治。     衣、食、住、行本是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内容，私人的居住空间理应属于私人生活领域，但是在当前体制的背景下，居住却日益被涂抹上政治的色彩。居住和与居住有关的活动不再仅仅是个人日常生活的微小实践，而是往往直接演变成一种政治行为。不同的居住形态归根结底所反映的是居民之不同的体制身份、社会地位和资源来源，其背后的根本问题则是权利问题，因而归根结底是市场、国家与公民的关系问题。          （一）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          居住，不仅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项基本内容，而且还构成日常生活得以展开的物质活动基础。住宅是人们赖以栖息和生存的最重要的“物质实体”，在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质实体中，住房可能是体积最大、价值最高、对于人的庇护性最强的实体，甚至可能陪伴人的终生。因而，住宅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人们展开生活、培育家庭、建设家园所必需的空间载体。     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每个人的存在都展现在两种生活领域中，一个是私人生活领域，另一个是公共生活领域。16前者是满足个人生活的需要和由欲望所驱动的领域，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独有的、仅仅关涉到自己生活的事务都属于私人领域；后者则是通过追求公共福祉、维护公共利益而表现的公共行动领域。这就是说，日常生活以家庭生活为基点来展开，并构成主要的私人生活领域。但是这种私人生活领域本身也具有实现向公共领域转化的潜能。     通常而论，家庭生活是非政治的，公共生活则是政治的。政治就表现在公共性中。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关注通过公民行动而表现，这就是思、言、行。在公共领域中的思想、言说和行动表现了公民个人的公共精神。实际上，公共生活空间是每个人自我展示的空间，而自我展示的方式是通过公共的思想、言说和积极的行动来实现的。17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理性的自由讨论和公开言说是公共领域存在的条件和表征。     对于每个人而言，正是因为有了公共生活的长期熏陶和滋养，才使得他们的公民性（civility）获得发展和提升，从而建构起一个具有高度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的日常生活领地。这种日常生活领地通常也成为人们抵制体制“殖民化”的主要源泉。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性化危机。18 在当代西方社会，惟有重建日常生活世界才能使现代社会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就中国社会而言，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政权是一个全能主义的政府，力图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居民的衣、食、住、行都由国家负责提供和管理。城市通过单位制度、农村通过人民公社制度而有效地实现了对城乡社会的高度支配。这些表明在我们的国家中从一开始就少有真正的私人生活领域。随着后续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展开，居民的日常生活被进一步政治化，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渲染和裹挟，到文化革命而至其极。那时，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即人们自组织的社会生活不复存在，政治话语渗透到家庭之最为隐秘的领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19的出现，中国民间社会得以稍稍成长，居民自组织的日常生活才逐渐获得了较大的空间。然而，虽说这种生活空间是在市场化改革中由国家主动释放出来的，但国家却从来就没有放弃对它的控制权和主导权。不难发现，至少是在改革以后的城市基层结构，一方面显现出社会自我发育的某种迹象，另一方面则是基层国家政权建设的日益增强。这表明，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中国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始终充满和弥漫着国家权力的渗透、构造和把握，从而使得人们的日常居住生活变成了一种国家事务，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其实，日常生活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不足为奇。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前后国家对日常生活的治理形式和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宏观层面来看，有论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经历了一个“从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20、从“直接治理向间接治理”转变的过程，并呈现为一种“治官权与治民权分设，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21。就城市基层社区而言，改革以来的一个基本发展趋势是要求从行政管理型向居住自治型的转变。     在我们看来，转型期家庭生活的政治化及其演变呈现出多种表现，而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所出现的城市新建居住小区正是一个重要类型，它集中代表了一种新型公共空间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基础关系结构的转型。22在这种新型公共空间里，业主自己组织起业主大会并推选出业主委员会，主动参与涉及他们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而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以及讨论场所的存在正是公民社会的主要特征。因此，业主委员会的公民社会性质应当是无可置疑的，在其目前的发展阶段上，我们至少可以将其称为“住宅社区的公共领域”。23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新兴的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与旧式单位大院的公共性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服从的是单位政治的逻辑，在单位制度序列中的个人和家庭生活很难逾越工作情境里那些约定俗成之规，而自由居住时代的购房者所挑选的小区性公共领域，则是布尔乔亚的公共乐园。24当然，这种公共乐园并不意味着它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片完全净土，市场和国家治理之手仍会频频出现，并给业主们的公共生活带来重大变数和深刻影响。这背后其实涉及到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根本特性问题。     当然，时至今日，从行政管理型向居住自治型的转型过程尚未完成；相反，随着中国社会各种利益矛盾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日趋频繁，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管控以实现其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从中央层面来看，《物权法》（2007）、《物业管理条例》（2003）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89）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和施行，从制度层面赋予了基层城市社区广阔的自治空间，让业主通过民主选举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进而实现自我的有效治理。但是，这种制度权利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常常会遭受到来自体制力量的严重挤压和宰制，而诸如“一票否决”、“零指标”等政绩考核指标的设置更成为悬在基层政府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基层政府不得不将“维稳”作为其第一要务。这也就造成所谓的业主和居民的自主生活常常被笼罩在权力的监视和管控之下，甚至会频频遭遇权力的直接干预和打压。在此意义上，对于普通业主而言，所谓的日常居住生活就不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个人事情，而是一种需要与国家权力不断打交道进而双方之间相互冲突、斗争和博弈的公共生活。换言之，这种日常居住生活已然构成了中国社会背景下政治生活的独特形态。          （二）社会转型与居住的政治          当居住和生活变成一种国家事务，并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内容时，居住就因此而获具了政治的含义，也即“居住的政治”。这种新型的政治形式，虽然不同于正式的国家政治，但却又与国家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斯科切波认为，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制度系统是一个自主的行动主体，国家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和偏好。25国家的策略和行动不仅构成了居住政治的重要源泉，而且直接塑造了居住政治的表现形态。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全面展开，中国城市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居住革命”。一时间，“居住改变中国，民主从社区开始”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那么，居住究竟如何改变和塑造人们的生活呢？从最为直观的层面来看，相较于改革之前的居住形态，无论是房屋的内部结构还是居住小区的外部环境都有了极大改观，人们的居住需求和居住品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居住物质性满足，也使得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品质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这种从个人物质生活向公共精神生活的转变，正是建立在居民成为住房主人这一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当住房成为一种私有财产时，实际上也就打开了通往公共生活之门。正如阿伦特所言：“占有财产意味着握有一个人自身生活的必需品，因而潜在地成为一个自由人。……私人财富成为进入公共生活的前提条件”。26一个人在拥有了自己的财产之后，才可能形成独立的人格、自主的表达意识，才可能积极关心自身的利益并参与公共讨论。     同时应当看到，当居住空间从国家的紧密控制滑向市场的自由选择，它就成为私人的竞技对象。27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公房截然不同的是，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出现的新建居住小区正是一种以私有财产为核心、以共有财产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这里既是平凡庸碌的日常生活中心，也是各种利益、矛盾、冲突、斗争、博弈得以展开和进行的“战场”和“操练场”，个人会有意无意地卷入到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之中，从而使得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住房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其本身的居住功能，而是日渐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育和成长的一块沃土。     1、不同的居住格局与身份政治：住房地位群体的形成     在改革之前，中国城市社会的居住格局在总体上呈现为两种基本形式：即传统街区和单位住宅区的并存，其中单位住宅区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街道社区，大多是1949年之前就存在的传统私房社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由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负责其辖区管理；单位社区，则是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大量兴建的，其在形态上表现为居住与工作场所的高度重叠。前者体现了街道权力的延续和渗透，后者则体现了单位权力的空间化，由此所形成的居住格局实质上反映了当时国家试图通过单位及其辅助机构街居系统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管控的目的。住房改革之后，除传统的私房和单位房之外，出现了大量的其他住房类型，从而形成了一种居住形态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不同的居住形态反映了国家不同的政策安排，比如商品房小区是一种完全市场化运作的产物，主要是针对经济收入较高的群体；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既体现了一定的市场化运作，同时又带有特定的政府保障彩色，主要面对的是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廉租房，则是政府住房保障制度的直接产物，主要针对城市特困户群体；拆迁安置房，则是城市化过程中国家为实现城市更新所带来的直接产物；城中村，则是社会转型期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在居住空间上的一种集中反映。这些不同的居住格局反映了改革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安排和组合，对人们居住生活的重新布局和建构，也因此而形成了不同的居住群体，以及不同的身份政治。住宅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志。     2、不同的产权性质：居民与国家的不同关系     在住房改革前后，我国的住房经历了一个从“福利”到“商品”、从“公产”到“私产”、从“单位分房”到“个人购房”的转变过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住房公有制度，住房统一由国家和单位建造好后分配给职工来使用，收取一些象征性的租金，房屋的维修和管理也由房管部门和单位后勤来负责。在这种体制下，房屋属于国家所有，职工只是租赁使用者，房管部门则代表国家来行使管理权，从而国家与居民之间体现为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从总体上，房屋开始成为城市居民最大宗的私有财产，由此也就“第一次产生了1949年后的不动产私有者群体”。28住房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国家与居民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法律契约关系，居民作为一种权利主体具有了相应的独立自主性。同时，房屋的管理和维修引入了专业化的物业公司，房屋管理者与居民之间的关系从先前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转变为市场条件下平等的合同主体关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现阶段我国房产物业法规的相对滞后和房地产商利益集团的强势垄断地位，物业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大量沿袭了计划体制下的房屋管理习性，并没有真正实现市场角色的有效转换。换言之，房改后的物业管理领域既不是一种行政运作，也不是单纯的市场/法律运作，而是一种复合式的“政治经济运作”。29此外，我国住房改革的阶段性特征造成了在住房私有化总体趋势下产权形态的分化，即使是私有产权内部也存在完全产权、部分产权、有限产权之分，从而所塑造的居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关系也有所不同；而且，随着房价的迅猛增涨，民众普遍面临住房困难的问题，具有福利保障性质的住房应运而生，从而再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住房产权的独特形态。     3、不同的居民组织：面对居住生活的多种制度安排     住房商品化改革，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和条件，而且也开启了新的居民组织生活形式，即促成了中国社会真正的民间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的诞生。业主委员会的出现，给中国城市基层社区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新鲜血液和活力，并从而形成了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同时并存的基层群众自治格局。虽然居委会和业委会都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但是两者的权利基础及其自治性质却截然不同。前者，依托于居民的居住权而产生，并有《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89）作为法律保障，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大多沦为基层政府权力的末梢，居民自治色彩大打折扣；后者，则来源于居民的房产权，并有《物权法》（2007）和《物业管理条例》（2003）作为法律保障，且它是真正通过民选产生，因而其民主自治性质十分鲜明。同时，值得指出的是，业委会的出现也带来了居委会自身的深刻变革。一方面，为便于业委会的自治，业主开始积极参与居委会的选举，不仅使得居委会的选举过程更加依法和合法，而且有力推动了居委会向真正的自治组织的“回归”；另一方面，业委会的发展和壮大，实际上挤压了居委会的生存空间、削弱了居委会的管制权威，也使得政府更加注重居委会人员素质和工资待遇的提高。此外，虽然居委会和业委会都是由政府推动设立，但政府对两者的态度和认知却迥然有别。一位政府主管官员曾形象地比喻道：居委会是政府的“亲儿子”，业委会则是政府的“干儿子”。因而，也就不难发现，政府对于两者的制度安排及对其支持、庇护和依靠的程度就大相径庭了。一个鲜明表现就是，针对居委会的成立和换届选举，政府不仅成立专门的指导工作办公室，而且给予专项经费保障；而业委会的成立和换届选举，不仅没有任何经费来源和保障，而且即使业主千辛万苦选出来之后还常常遭受政府不予备案的难产。     总之，与人们通常将居住和日常生活视为私人的、非政治性的事项不同，我们在这里更多地强调其在社会转型期前后都具有的政治性的层面。在我们的体制下，居民的日常生活总是被涂抹上政治的色彩，不过时重时轻而已。住宅商品化的进程并没有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不过，它毕竟引入了新的政治要素，这就是“业主”群体正在其住宅私人产权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公民社会。商品房住宅小区及其业主群体发动的维权运动，正在构造和培育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三、维权行动——私人生活空间的公共转化          伴随着住房商品化、单位居住逐渐被社区居住替代的住房制度改革过程，围绕着占据人们生活比重最大的居住利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社会分化与利益博弈日渐浮现并趋于显著，而这一利益博弈和社会抗争过程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居住，这一私人生活空间不仅由于前述的身份政治而具有了政治内涵，而且因为利益的保护和利益诉求的表达而导致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公共生活的形成，公民的意识与公民的有组织行动当然构成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概括而言，围绕着住房利益进行的作为都市运动的社会性抗争有以下几大类型：30     城市扩张过程中失地农民分散化的抗争，指面对城市化过程中因征地拆迁而导致其自身权益受损的农民的抗争行为与方式：因土地、宅基地被征用，这些农民虽然在身份上转为居民，但损失了重大利益，许多人还失去了生计来源。他们大多以个体化、分散的方式进行抗争，包括上访、诉讼、谈判，也有绝食、自杀、身体冲突等激烈的行动；通常上访和诉讼是最多使用的两种抗争方式，但是殊途同归，无论是持续不断的法律诉讼途径还是经年累月的典型性上访，问题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被拆迁户个体化、日常化与集体化的抗争，主要包括旧城“危房改造”与城市建设过程中，被拆迁户就房屋产权、产权主体、平等交易、补偿数额、可持续生计、利益表达等权利而采取的行动。大量被拆迁户在这一城市重建中遭受重大利益损失，更有许多人在非法强拆中家破人亡，居无定所、生计无着、利益损失巨大。他们的抗争形式包括个体化的上访、诉讼，街头抗议，也有许多走向松散的网络化集体行动，如集体上访，联署公开信、甚至达到万人诉讼、万人举报的规模；而无论采用什么形式，他们最终几乎都会发现症结在于剥夺者违法违宪、行政干涉司法、公民权利无保障等体制问题。就此而言，他们的维权已经超越了具体的个人利益，而上升到公民财产权、诉讼权等基本的公民权利方面。     各类私房主争取私有产权的抗争。这类抗争本可以包含在上述一大类中，之所以单独提及，缘于这类私房主有着更为明确的产权意识和法律意识。这一群体主要包括“标准租”房主和“经租”房主两个抗争群体：他们都是1949年以前在北京城区拥有房产的户主，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明不白地丧失了私有房产、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受害者的市民。按照官方的定义，标准租私房指的是，“文革”前由个人出租的私房，“文革”初期由房管理部门接管，“文革”后落实私房政策带户发还产权，并且执行政府统一规定租金标准的城市私有出租房屋。房主必须接受房管部门统一规定的租金标准。31 “经租房”是比“标准租”更为复杂的一类，所谓“经租”意为经由国家统一租赁的意思。从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始，国家先后数次下发文件，提出：对私人房产改造的形式是由国家经租，即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并根据不同情况，给房主以合理利润。32     这两类私房主在新世纪的城市扩张中都遭遇到房屋产权被不明剥夺、侵占，拆迁补偿拿不到或不合理等等一系列被侵权现象，而他们的抗争都有一个从个体走向集体的过程，也是学法用法、依法抗争的理性过程。其主要方法包括到有关部门上访、申诉和谈判，申请行政复议并推动政策改变；司法诉讼；申请结社游行等。行动促成了一定的积极结果，如“标准租”房主，获得了腾退的房子和土地使用公证；而大多数“经租”房主的维权仍处在旷日持久的相持中。     文化人士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指文化精英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到旧城保护中，他们对地方性的建筑文化遗产深怀热爱，对被拆迁的居民也充满同情，他们通过自己掌握的文化资本为自己维权和帮助这些居民，通常采用联名上书、联系媒体和有关权威专家、甚至致函世界遗产大会等方式，为传统建筑文化保护奔走呼吁，构成当代都市运动中颇为独特的一类。     各类业主维权运动与社区自治活动。主要指新建商品房小区的业主为保护合法产权和服务质量而进行的维权运动，起因包括业主与开发商的矛盾——如就房屋面积、质量、擅自更改规划、产权证、售后服务等产生的矛盾；业主与前期物业之间的矛盾——涉及物业费、物业服务质量、更换物业、公共空间产权等；业主与政府有关部门的矛盾——通常与开发商、物业公司的矛盾相互缠绕纠结，政府偏袒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不作为或者以行政权力干涉业主自治权利等。业主以各种方式维护自身权益的社会性抗争，构成当代中国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现象，也成为因保护共同利益而形成新的社会组织、社区认同、社区自治的积极尝试。     在上述各类维权行动中，我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城市老住户的抗拒拆迁行动、新建商品房小区各类业主维权行动、社区自治暨业主自组织的建立与努力三个方面。居住和居住空间原本属于私人生活领域，围绕着有关居住利益的活动也并非政治活动；然而，正如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所指出的，相较于劳动和工作，行动置于“人的条件”的核心位置。行动是政治的真正核心所在，只有它能够成为反抗政治恐怖和一切政治上的恣意妄为的堡垒，也是唯一体现了“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人类活动模式。行动表现了我们最高的潜能和可能性、独特性，通过行动我们方能被他人感知，并参与超越于我们自身的事务中。在阿伦特看来：行动是至高无上的人性的形式，没有行动的生命“简直是死寂一片，它不再是一种人类生活，因为此时人不再生活于人与人之间”。33从阿伦特我们得知，积极生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存在；行动与言说的人才是自由的人。     维权行动的政治意涵还在于其公共性。阿伦特认为，行动根植于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而通过“言”与“行”的展示，我们得以进入人类世界这个“公共领域”（polis）。公共领域与行动彼此交织、相互依存。公共领域是行动和相互交谈的场所，言与行（word and deed）是创造公共领域的能力，这是一个自由的领域，一个“真正的人”的领域。阿伦特进而指出，“极权主义的问题不在于政治的扩张，而在于政治的消亡，那些在自然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规律’面前无所作为或者随波逐流的人，是在放弃自由的可能性”。正是由于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共生活，因而阿伦特赞美雅典城邦，认为其特殊意义在于，“由于雅典人在一起行动和说话，雅典成为一个人民的组织。”34     就居住的权利而言，身份的政治仍然是被动的，是社会结构安排的结果；唯有为权利而进行的表达与行动才是积极生活，也才是真正的政治。政治生活的公共性在于，公民的参与有赖于人的政治自由，也实现了人的政治自由。我们从居民和业主维权行动的社会性、从他们以法律为依据的正当表达中，可以看到抗争行动的政治本质。          （一）、行动相对于结构的优先性          “政治机会结构”是研究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的重要理论概念，旨在通过结构分析说明集体行动得以形成的条件、时机和动力。然而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与社会环境中，维权的“机会结构”和行动空间颇难出现。正如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的，维权的集体行动者们面临着“双重的不可能性”35：一方面是原子化的、孤独的、脆弱的个体；另一方面是高度强制性和细密化的结构压力。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行动，无论是“合法抗争”还是“依法抗争”的过程，维权者都接近于与规则制定者玩一场与虎谋皮式的游戏。通过利用体制话语和种种策略进行利益博弈，他们或许可以通过维权实践将强势的资本与权力逼上有法不依甚至公然违法的境地；或许通过法律途径使作为文本的制度与实践的制度之间的距离更加突显，然而现实中维权行动还是大多以失败告终。这是否意味着行动者在制度结构中无可避免地只能是失败者？在看似功效甚微的实践中，行动就有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其能动性体现在不断地触碰、试探结构的边界，在狭窄的缝隙中扩大空间，在厚实的压迫中开辟缝隙。与此同时，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也是在抗争实践中生成的、被形塑的，不同的抗争主体其主体意识的形成具有独特性。     亚兰·杜汉的行动社会学与社会运动理论就此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在《行动者的归来》一书中指出：以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特定分析模式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学，曾经更为注重社会系统整合的条件和形式，强化了系统分析与行动者分析的对应性，并由此稳固地盘踞在制度（institution）与社会化（socialization）这两个互补概念上。然而当现实中社会行动者与社会不再完美地对应，反而互相冲突时，社会突然又陷入危机当中。36杜汉强调要避免掉入两种幻觉：一是将社会行动者从社会系统中抽离出来加以分析；二是去描述一个缺乏任何行动者的系统。前者把社会化约为市场，后者则是功能论的极端形式。37杜汉批评这种被自然而然地定义为研究社会的古典社会学，质疑把秩序与运转、把现代性与社会组织等同的做法，其造成的后果是社会行动毫无立足之地。一个人愈是探究社会，就愈忽视各种社会行动者；行动者只能被视为依其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而应具有某种属性的人：他们的行为是依彼此角色之间的对应程度来解释，或根据社会的各种价值、规范和组织形式之整合程度的强弱而得到说明。38     简而言之，杜汉之所以呼唤行动者归来，是基于他对只见社会系统而不见人的强烈不满，这种社会研究将行动者置于社会结构中被动者的位置。     围绕着居住利益的抗争通常很少具有政治性，但是这种利益之争在实践过程中势必唤醒行动者的权利意识，以及对制度文本与制度运行实践之间距离的感知。行动过程会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社会位置，也有可能改变其结构性位置。而无论抗争的结果是成是败，这一过程都会通过社区关系和记忆留下某些印迹，产生比抗争过程本身更久远的社会性的效果。在此意义上，行动者及其行动正在改变着当代中国城市的基层社会生活。     以“万人诉讼”运动为例，其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其行动主义的取向。面对自身权益受到的侵害，被拆迁户敢于积极行动起来，形成集团形式，利用法律和法制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声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种集体维权的行动已经超越了“日常抗争”，也超越了“词语战争”，而诉之于构成典型的“公开抗争”的形式。当然，实现这一点在于万人诉讼始终坚持着理性的、依据法律维权的形式。无论是行政诉讼还是集体举报，都是如此。39这一公开的、集体的依法抗争成为建构抗争合法性的重要策略，也在原本不存在空间的结构中开辟出一个抗争的空间。     在抗争过程中走向团结，以行动推动政策改变，在这方面，“标准租”私房主的维权运动提供了一个标准的依法抗争案例。他们的特点之一是始终沿着法制的轨道争取自身权益，例如以行政复议促成相关规定的改变。一些私房主维权获得一定的成功也与权力结构的特殊性有关，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有其特殊性的地方，这就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共存的格局，不同层级的政府机构之间存在的距离和不同的利害关系，有时为这些维权者的维权行动提供了一定的余地，而形成了一种“抗争的政治空间”：行动者在抗争实践中，充分利用了国家体制内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之间的结构关系，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争取自身权利的实现。“抗争的政治空间”还表现在行动者对压制抗争与维持社会稳定之间张力的利用上。由此人们看到，正是在北京这个权力最集中的地方产生了规模最大的都市运动。40     行动者以法律为武器，甚至努力以行动促成法律法规的改变，既是出于策略性考虑，也同时体现出行动者的公民取向。这也可以看作对维权运动而言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机会结构”。41行动过程不仅已经或可能导致相应政策甚至法律法规的改变或调整，而且有组织的行动蕴含着改变结构的力量，并导致社会的生产与制度的变革。          （二）、从维护产权走向要求实现公民权          居住的政治含义还表现在维权者从对物质利益、财产权、服务等的诉求向公民权诉求的延展过程。     研究发现，新建商品房小区业主对自身房屋产权的维护和抗争是一个走向公民权的实践过程。若从社会学视角观照产权界定的实践形态，会发现产权并不仅仅是标示占有关系及其他关系的抽象符号，而是一个实践的、动态的、循环往复的界定过程。正如沈原所指出的，当业主们从空间性和社会性上界定自己的产权时，他们也就从两个层面上开始建构马歇尔（T. H. Marshall）意义上的“公民权”（citizenship）范畴：一个层面是民事权，主要表现为业主占有财产和缔结有效契约以及诉诸司法审判的维权实践，并且在产权形态的基础上被建构成形；另一层面是政治权，主要表现为业主在社区层次上按照民主程序选举业主委员会，创建社区自治的民主机制。42将业主维权运动提升到公民运动的高度来进行分析和研究，“从产权走向公民权”这一重要理论命题的政治意义显而易见。     通过从学理层面对业主维权的概念内涵进行深入解析，是要回答“业主维权到底维的什么权”这一问题。研究表明，业主维权所维护的权利从理论范畴上主要表现为三个基本层次：即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物’权）、社区自治权（‘治’权）和公民权（‘人’权）。这三个基本层次不仅代表了业主维权的三种基本形态，而且也呈现出业主维权的三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逐步生长和升华的动态过程。同时，基于现有业主维权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有助于进一步明确不同理论视角的聚焦点及其贡献和局限，针对业主维权运动的深入研究或许可以将其纳入到“公民的形成”、“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社会的形成”三个框架之中。43     在维权的实践过程中，行动者的权利意识是在一定的组织动员和逐渐形成的社会网络中建立的，在各种类型的维权群体中存在着不同层次和不同程度的权利意识：包括从具体的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公共空间使用权和收益权，到更具普遍性的表达权、团结权等公民身份与公民权利的意识。维权行动者不仅为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抗争，而且在抗争过程中学习如何界定私权和公权的边界，如何进行公民的正当的理性的表达，例如包括私房主在内的各类被拆迁户的上访、诉讼行动。维权实践还有助于行动者学习如何适应一种建立在相互权利基础上的社会自组织和公共生活，尤其在新建小区业主的维权运动中，建立业主组织并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形成制衡关系也是行动的重要指向。     以经租房主的维权为例，他们通过回溯历史和运用官方话语将经自身的苦难与国家和党的宣传口号结合起来，把有关部门的官员逼到一种极为尴尬的情境中；他们也会通过寻找政策法规之间的矛盾与空隙，掌握现有的制度情境中的主导权；例如引入腐败问题，将经租房问题的处理与执政的合法性联系起来；他们也会联合文化精英和媒体来扩大经租房问题的影响及关注面；最后将房屋产权问题中所涉文件提请违宪审查。44     与之形成比较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却往往使用政治恐吓来??退对阶级斗争心有余悸的经租房主；使用拖延推诿来增加经租房主的维权成本；利用信息垄断优势使得经租房产权原貌难以复原；通过监控媒体消弭经租房主维权活动对政府的负面影响，通过政策干预法院的司法独立，无形中剥夺了经租房主的诉权，使得自己在合法性上立于不败之地；应用诉诸道德伦理的软治理技巧，剥夺经租房主的反抗意识；通过对制度的选择性利用，不断模糊化经租房的产权性质。     在争夺过程中，产权的性质不断地被模糊，又不断地被清晰。这完全依靠各利益主体的力量、资源和策略和各不相同的逻辑而进行富有智慧的博弈。在这场利益博弈中，产权界定标准的执行过程变成了产权界定标准的选择过程，它遵循的是政治竞争而非法律衡量的原则。45正是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维权过程中经租房主的素质得到不断的生长，可以说他们经历了四种转变：从个体维权转变为集体维权；从要房要地转变为要产权；从追讨个人产权转变为追求集体福祉；从法盲转变成学法懂法用法的公民。46     被媒体誉为“自宪法修订后，北京第一个百姓自发维护宪法尊严，保护财产的壮烈行动”可作为从产权走向公民权的又一例证。事主黄先生的房子在第二次强迁中还是倒在了推土机下，但第一次强制拆迁竟然被宪法和居民的集体行动挡了回去，这在当代城市拆迁历史上大概还属于第一次。这个事件发生在宪法修正案刚刚通过之后，因此其意义更是非比寻常。此事当时在诸多新闻媒体上被热炒。有媒体报道说天安门国旗文化收藏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打算把黄先生挂在家门前的国旗收藏进博物馆，因为这是保护私有财产法律发布以来第一面维护法律尊严的旗帜，尽管在两周之后的强迁中，这面国旗也不知去向。     从当时的情境来看，第一次强拆之所以没能执行成功，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宪法的力量，而主要在于黄先生以说唱京东大鼓营造的气氛影响了在场群众甚至强拆人员，形成了一个自发的集体行动。之后两周的相对平静中，拆、保双方进行更加仪式化的斗争：“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几个从宪法里摘出的字句被放大了写在黄家门口的小黑板上。4月10日一早，有关部门在他家对面的墙上也贴出了标语“顾全大局，尽早搬迁”。后来在黄家遭到强制拆迁之后，这个标语上不知被谁又加上了“捍卫宪法，保卫私产”八个红色大字。47     概括而言，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并非互不相关，对经济利益的维护必将导致对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的诉求。          （三）、身份的转变——从居民、业主到公民          基于对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能动性的认识，杜汉倡导一种批判的社会学：在既有的秩序后面看到暴力，自共识中发现压抑，由现代化中找到非理性，并在各种普同原则的核心中看出私利。48为了避免将社会活动的分析简化为仅仅是对行动者在系统中位置的探讨，杜汉认为，行动社会学把所有的情境视为那些依文化旨向及其社会冲突而定位的行动者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果。49正是在此基础上，杜汉明确指出：私人生活或更广泛的整个文化的领域，在今天正一步步进入政治的领域，……“私生活”（private life）比以往更是一种公众事务，更是一种社会性运动的场域和各种冒现的社会冲突的主要议题。50社会性运动概念的形成基于对下列事实的认识：行动者不仅只限于对情境做回应，他们还实际去开创新局。51杜汉基于对极权式国家本质的揭示——其主要作用是摧残所有的社会生活并使社会完全窒息，强调社会生产自身的能力。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呼唤行动者归来的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动力。     作为行动者的业主和居民，在维权过程中经历了从被动者到主体的转变，其主体性是在抗争实践中生成、形塑的；这也是公民意识与公民社会的生产过程。“万人诉讼”，至今已经持续十六年之久，可作为公民生产的突出案例。一群普通的市民，面对自己合法权利的被剥夺被侵害，以理性、智慧特别是极大的勇气依法维权，“他们没有在漫长的申诉过程中和一系列阻挠与打击面前变得冷嘲，这种态度背后是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他们付出的精力和遭受的压力，已远远超越了个人利益的范畴，他们的勇气和自律精神体现出高贵的公民尊严和不屈的法治信念。”52     “万人诉讼”和后来的“万人举报”运动除了对城市拆迁过程中不合法的现象产生了在一定的遏制作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维权的过程之中，锻造出一批勇敢的、理性的、懂法律并具有权利意识的现代公民。与一般的抗争不同，万人诉讼走的是一条依法抗争的道路，除此之外，在抗争维权的过程之中，这些公民根据《宪法》等法律，界定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所在，并指出了对方行为的违法之处。就这一点来讲，可以说代表了当代中国都市运动的最高水平。53     公民的勇气、理性和智慧并非事先具备的，而是在抗争过程中逐渐培育生成的。从普通的业主、居民成长为公民最明显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1、在维权抗争的整个过程中，“法”成为贯穿始终的中枢。业主维权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变成了业主不断学法、懂法、用法、护法的过程，彰显出强烈的法权意识、可贵的公民勇气和民主自治的训练。这表明业主在行为方式和思想意识上从传统的草民向现代意义的公民的转化。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城市业主维权抗争可以认为是业主借助法律将自己变成公民并可能形成阶级的过程。54     以法律为主线的抗争行动构建了“抗争的制度空间”，行动者正是在识别和利用了法律之间、法律与政策之间、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之间的空隙与矛盾，作为抗争的支撑点，通过依法抗争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将对方的行为置于一种非法的境地。由此相关的制度成为一种社会斗争的场域，这才是作为一种抗争实践的“以法维权”的关键和微妙之处。例如，一些以诉讼方式维权的当事人通过援引法律外力量为自身的诉讼能力增加“筹码”，从而改变案件初始状态的双方力量对比关系，此种加码的诉讼策略也成为案件最终能够胜诉的重要原因。而这种诉讼策略的谋划之所以可能，其原因在于中国司法审判制度所呈现的“行政逻辑”与“司法逻辑”之间的张力，在这个过程中，诉讼人不仅仅是司法制度的消极接受者，同样也是建构、影响和形塑司法审判制度的积极行动者。55     力图通过行动影响法律的实践与改变、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这不仅在维权过程中“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建设”，而且使无数历经磨练的普通市民成长为具有法律知识和权利意识的公民。     2、公共生活的形成与社会的生产。公民的存在离不开公共性与公民社会组织，因而“社会”的问题构成我们观察探讨业主维权和社区自治贯穿始终的议题和线索，研究坚持国家-市场-社会相互关联与制衡的视角；而对于“社会”的分析，则是具体的、实在的、历史的；也就是说，社会的生产并不是完整统一、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相当的分散性、片断性、长期性和犹疑、徘徊、模糊等特征，这是一个充满困境与挑战的场域。56     就业主维权的作用和效果而言，个体行动的微弱与无效是众所周知的。因共同利益共同诉求而组织起来是必要的选择，在此意义上行动也是团结的催化剂。如前所述，行动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培育出真正的公民，也就是说只有经过实践层面的历练才能打造出公民社会所需的基础，与此同时，行动过程也是不断探索制度边界和组织生长空间的过程。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制度框架

丁长琴：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制度重构 进入专题 ： 行政问责制度 异体问责    ● 丁长琴       行政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型政府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近几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长足进步。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9621件，结案13948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问责146517人。然而，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存在一个较大缺陷，即“同体问责”占主导，“异体问责”严重“缺位”，没有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社会群众等异体问责主体的重要作用。例如，在2006至2010年的四年间，《人民日报》报道的行政问责案例涉及被问责官员共1666人，问责启动者即问责主体均为上级党委和政府部门①，没有一例属于异体问责1。与同体问责相比，异体问责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应充分发挥异体问责的作用，不断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一、我国行政异体问责制度的现状          异体问责是指行政主体以外的其他主体对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因不履行法定义务或者未承担相应行政责任进行监督，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因此，异体问责主要是涉宪主体(政党、政府、立法代议机关、司法机关、民众)之间的问责。实践中，我国的行政异体问责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各项具体制度的设计尚未完善，存在很多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人大问责缺位     人大是最重要的异体问责主体。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的监督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主要体现在：第一，人大的质询、调查、撤职、罢免等权利未能充分运用。在质询方面，在全国人大层面上没有出现过质询案。在特定问题调查方面，据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2010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未启动特定问题调查。这表明，人大问责虽然在少数事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实际     ①其中，上级党委问责32人，占2%；上级政府问责1539人，占92?3%；上级党委和政府共同问责95人，占5?7%。     上大部分时候处于严重缺位状态。第二，人大问责自下而上逐渐减弱。地方人大往往敢于对政府进行问责。例如，在监督法颁布实施以前，各地人大常委会为加强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积极探索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大体上形成了“述职评议”、“工作评议”两种做法。然而，全国人大在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等刚性监督上却顾虑重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在问责上不够积极，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地方人大行政问责的积极性，这就使得人大问责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第三，人大问责的法律规定程序不完善，操作性不强，导致人大问责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我国宪法第7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然而，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答复不满意，该如何采取进一步措施。这使得人大对政府的监督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司法问责力度不足     目前，我国司法机关所起的作用与其应该承担的作用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首先，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不强。在现实中，司法监督机关在组织人事上不完全独立，其人员编制、经费划拨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同级政府，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同级党委决定司法组织人事问题而不是由上级司法机关的党委决定。其次，司法机关对行政案件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由于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审理重视不够，导致了少数法院行政审判机构不健全，审判力量不足，队伍不够稳定，审判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再次，司法机关的受案范围有限，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相当一部分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惩处，问责过程中司法介入长期落后于行政处理，导致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往往以行政责任代替法律责任的现象。这些都严重弱化了司法问责的力度，不利于司法问责的展开，也对我国行政异体问责制度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民主党派问责障碍较多     民主党派问责在多元异体问责制度建设中必不可少。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了民主党派监督政府的职能。在2011年的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们针对部分民生问题，直接问责政府部门或提出行政问责建议。民革中央、民建中央、致公党中央等提出应加强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实现中低收入群体住有所居，要建立住房保障责任追究制度，执行不力的予以问责；部分政协委员提案要求尽快出台行政问责法。民主党派问责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总体来说，还存在较多障碍。一方面，民主监督缺乏制度化、规范化。当前，我国民主监督法律法规寥寥无几，《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和《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等文件没有对问责的范围和渠道作详细的规定，操作起来局限性大、弹性大，使得这种民主监督只是停留在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批评和建议上，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发挥其监督问责作用。另一方面，在参政议政工作中，民主党派的“知情”渠道不畅，使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工作难找突破口。有关部门在同民主党派协商中，通报传达的时间多，真正听取意见的时间少，个别单位和部门对民主党派的调研工作也不够支持。     (四)公民问责保障不够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以，民众是主要的问责主体，是异体问责最根本的力量。近年来，我国查处的官员腐败案件中，80%的线索来自公民的举报。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427186件(次)；全国政协受理、办理委员和群众来信来访42000多件次。公民的积极参与，有力地促进了行政机关的合法、高效运行，及时发现和纠正了不少公共行政过程中的重大过错和失误。虽然公民问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大多情况下我国的公民问责未能得到有效保障。宪法和《国家公务员法》等法案虽然涉及到人民群众的问责与监督权力，但对于行政人员问责制的监督机构，基本上都是以监察机关或者纪检部门为监督主体，对公众在其中的作用提及很少，更未具体地制定相关制度和程序。同时，大多数公众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感，缺乏对官员进行问责的意识，再加上问责渠道的缺失，使公众在遇到政治困难时，往往只会选择求助于政府，这就更进一步强化了同体问责，让公民问责以及其他异体问责更为被动。     (五)新闻媒体问责难度较大     近年来，由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和深度追踪，很多渎职违法的行政官员受到问责。2011年，在甬温线动车特别重大交通事故、地沟油事件、11起强拆伤亡案等事件中，新闻媒体的监督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新闻媒体作为问责主体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当前，关于新闻自由的限度，新闻采访权的内容、方式、新闻记者权利保护机制，新闻采访当中记者的权利义务，政府机关的义务及采访程序等都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和制度保证，新闻媒体在行政问责时的合法地位难以保障。同时，传统体制的影响下，我国舆论监督的行政干预色彩浓重，对于官员腐败等行为，媒体有监督、批评的权利，但有些政府机关往往以“损害政府的名誉”为由限制报道，甚至有些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政绩、维护本部门或本地方的利益，把舆论问责视为一种威胁，利用手中的权力横加千涉。这很不利于新闻媒体对政府问责机制的形成。          二、完善我国行政异体问责制度的建议          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合理设计行政异体问责制度，切实发挥问责作用，对于建立责任政府具有重大意义。为此，需要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改革与稳定相结合的原则、创新与传统有机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人大、司法机关、民主党派、公民、新闻媒体行政问责的作用。     (一)发挥人大问责的作用，推进人大制度的改革     人大问责制实际上是对宪法和组织法规定的人大监督权的具体化，其目的在于使宪法和组织法规定的监督方式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使我国的人大真正担负起外部问责主体的角色，有必要对人大制度进行改革。一是在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方面，应当由公民直接选举的能真正代表社会各阶层意志和利益的人当代表，同时，为选民提供更多的途径进行差额选举，使人大选举公平、公开、公正，切实保证公民的选举权，增强人大代表的“异体性”。二是在完善质询权、特定问题调查权、罢免权、撤销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等。人民可以对具体的政府官员提出具体的不信任案，由此启动对政府或政府官员不信任调查的程序，从而决定具体采用何种惩戒方式。三是在人大的决策程序方面，应当增强公开性、透明性。例如，人大问责的结果应该及时、全面地向公众公布；对公众利益有重要影响的政府决策，在出台前可以由人大举行听证会等等。四是在专业素质方面，人大常委会各专门委员会应当主要由专业素质强，具有责任意识的专家组成，否则，即使对相关问题进行审议、审查，也可能流于形式。     (二)促进司法公正独立，强化司法问责机制     促进司法独立是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要强化司法问责机制，就需要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方式，改变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其次，建立有关机关的工作协调机制。使检察机关与政府监察机构、纪检部门在工作中相互协调，对于重大事故的调查，及时让检察机关参与进来，尽量避免责任追究案源的流失，避免以行政责任代替刑事责任。最后，加快修订《行政诉讼法》。不仅要继续加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力度，还应当把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一步强化司法机关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加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和人民检察院对行政官员违法犯罪的监察力度。     (三)明确民主党派问责的权限，加强专业化建设     一是明确各民主党派的问责权限，使民主党派问责法律化、程序化。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民主党派问责运行机制，把政协的地位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逐步法律化，使民主党派问责具有法律保障。科学合理地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渠道，为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对政府的问责创造有利条件。二是成立专门问责机构，使得民主党派问责专业化。这样既为民主党派问责提供组织保证，克服了党派成员结构单调，难以发挥问责作用的问题，又增强了民主党派成员的问责意识和专业知识，提高了问责的效用。三是健全民主评议机制。由政协出面组织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依照政协的职能，针对民生热点问题，定期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及作风进行检查、评议，同时，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供政府有关部门参考，使政府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四)拓宽公民问责渠道，完善民意调查机制     我国公民参与问责的意识还比较差，良好的制度安排对公民问责的顺利实行至关重要。一是拓宽公民参与问责的政治途径，积极引导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形成一个政府与公民能够互动沟通的秩序。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有利于多元问责主体的完善。二是健全信访制度。信访是我国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合法手段，也是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虽然，近年来我国信访制度有所发展，但仍存在很多亟待完善之处。比如，保护举报人、保护问责的公民，这是公民问责的最后保障，是公民问责的“底线”。应加强对上访人的权利、人身安全等方面的保护，防止对上访人的打击报复。三是加大民意调查。只有真实地了解民意，才能使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我国现在关于民意调查的机构较少，调查的手段相当有限，导致人民的很多意愿未能充分表达。所以，必须积极完善民意调查的机制，加大民意调查的范围，让政府政策更能代表和体现民意。四是继续改进听证会制度。坚持依职权和依申请相结合、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并举以及重事前、事中听证，轻事后听证的原则，完善信息公开的力度以扩大公众参与的程度，同时建立言论免责，让问责听证民众敢言，并且保证听证中公民的意见能够及时得到回应。     (五)规范新闻媒体问责机制，推进传媒的市场化改革     一是制定舆论监督法。保证新闻媒体的合法地位，使得新闻媒体问责法律化、规范化，最大限度地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优势，促使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有章可循，消除各地新闻媒体监督行为不规范现象。二是积极探索媒体市场化改革道路。推进以服务为核心，以市场为主导的媒体经营模式。媒介的市场化必然要求新闻媒体更加关切公共利益，只有将工作的重点和中心放在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上，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三是强化新闻媒体的异地监督。异地监督是对本地监督的有效补充，在纵向上，加强中央媒体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在横向上，加强异地媒体对本地政府的监督。这样就消除了地方新闻媒体不敢问责本地政府的现象，使得新闻媒体真正约束政府的违法行为，对政府进行有效问责，同时促使政府的施政行为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四是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监管。一方面，应该严格审查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的资格，制定新闻行业的行业规范以约束新闻媒体工作者的行为；另一方面，应当对违反新闻媒体职业道德的行为加以追究，在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建立新闻媒体责任追究制度，这样才能确保新闻媒体约束自身行为，保证新闻媒体问责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建立行政异体问责制度是建设民主政治和责任政府的内在要求，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在理论上，我国的行政异体问责没有形成系统的分析方法和可行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其主体的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重新构建我国的行政异体问责制度，将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重塑政府的权威和形象，优化公务员队伍，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进入专题： 行政问责制度 异体问责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476.html    

童之伟：重庆应当反思些什么 进入专题 ： 重庆模式    ● 童之伟 （ 进入专栏 ）       在3月14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就王立军事件的提问时说：“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重庆应当反思些什么呢？          “唱红”          我注意到近几年相关媒体做的诸如这样一些报道：1.为开发红色资源，一座高20.6米、重46吨的毛泽东不锈钢塑像主体工程在重庆医科大学大学城校区竣工。连底座在内，这尊塑像高达37.4米，是目前全国最高、最大的一座毛泽东塑像，其一只脚便可坐6人。2.重庆市深入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读讲传”活动。仅两年多时间，重庆全市开展红歌传唱活动12.8万场，经典诵读展演活动2.8万多场，举行故事会7.01万场，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1.3亿多条次。3.去年3月某星期五，重庆洋人街风景区“长城”景点红歌会，3000余名市民登上“长城”，共同唱响近40首红歌。从图片看，参加者都有显然是被统一置备的全套行头，场面壮观宏大。4.去年3月某星期一，重庆市九龙坡区巴国城文化广场，万余人挥舞红旗高唱红歌。当日，重庆市万余人集体学习、高唱红歌。从图片看，参加者统一穿红外衣，外围有大批统一着装的人员挥舞党旗，高处均悬挂巨幅标语。     在唱红方面，重庆需要澄清和反思的地方很多。这些需要反思的问题包括：     1.如此连续、持久和大规模的活动，它们是自发的还是由公共机构运用公权力统一安排的活动？     2.这些活动是民众、党员自觉自愿地参加的，还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有形或无形的强制参加的？他们真的有选择不参加这些活动而不影响自己生计和出路的自由吗？如果他们并不真正有选择不参加的自由，那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3.开展这些每种都数以万场计的活动，显然每年都需要一笔数量可观的经费，这笔经费难道不是归根结底主要来自纳税人？这些支出对于民生来说是最紧要的吗？这些支出项目是否经人民代表机关审核批准？     4.在精神生活方面，公共机构及其领导人是否有权为公民或个人做主？是否有权将自己个人认为高尚、优美的东西强加给公民等个人？公民等个人有没有选择在公共机构或其领导人看来不那么高尚、不那么优美的精神消费品的权利和自由？     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党员享有党章保障的权利，他们如果用自己的钱或党费自觉自愿地开展唱红，那当然谁也无权说三道四。但是，如果哪个机构或官员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推进和持久地维持唱红，从宪法和法律的观点看，说不过去的地方就很多——即使重庆方面成功地将唱红排除到了政治运动的定义之外，问题的性质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爱的精神产品的权利和自由，作为成年人，他们可以选择高尚的精神产品来消费，也有权消费被高贵者不屑一顾的精神产品。公权力机构可以引导公民等个人的消费倾向，但不能事实上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或不给他们以选择自由，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作为事实上垄断了相当大比例精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公共组织，我国的公共机构及其领导者有义务适应多种需求，向不同的公民社群供给可由人们选择的多样化的公共产品，不宜依据领导者个人的消费倾向决定向公民提供的产品的种类。像重庆卫视那样，从原本向公民提供较多样化的影视产品供其选择的机构，转变为仅仅向受众提供一种颜色的公共产品(即红色节目)的机构，实际上是其公共职能严重倒退的一种表现。这样做，在公共机构方面，他们可以说是引导公民的精神文化消费，确保了政治正确，但在那些对红色产品没有消费偏好的公民受众看来，则是被剥夺了对消费产品的选择自由。     所以，综合地看，与公共权力和地方财政等公共资源结合在一起的唱红，从法理和宪法而论，实际上是公共机构向公民等受众实施的一种无形强制或精神强制，其性质属于软暴力。试想，重庆的干部民众能够拒绝“唱读讲传”？他们拒绝“唱读讲传”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没有负面影响吗？我确信，他们不仅不能拒绝，甚至不敢表达异议——君不见，整个重庆对于“唱读讲传”，就没有“七嘴八舌”，在表示异议方面，已经形成“鸦雀无声”局面！但正如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或许有人会说，民众一致拥护欢呼的举措，怎么能说“鸦雀无声”呢！？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千百万人或其“代表”者一面倒地拥护欢呼，与鸦雀无声是同一性质的事情的两个不同侧面。     现代的公共机构和政治家，要治理好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坚守或许应该是尊重公民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重庆方面似乎对这个道理认识还不够深入。每个公民都是享有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的独立个体，都有权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做自己的人生规划和生活规划。     就拿唱歌来说吧，不论唱红歌、唱情歌、唱山歌，都不过是个人爱好。唱红歌和唱其他任何歌曲一样，确有其一定或特定的教育、教化功能，倡导和推动唱红者的动机也是好的，但为什么引起“负面评价”，招致“误解”？根本的问题恐怕就在于：倡导和推行唱红者将自己理所当然地放在了教育者的位置，将辖区内其他所有人都看成了有义务接受其教育者；倡导和推行唱红者把自己的偏好毫不怀疑地看成了其辖区内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兴趣和爱好，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也看成了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接受或采用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因此，唱红的倡导和推动者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有悖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精神，没有注意到其行为与当代社会多元的特性不协调，以及其做法几乎必然产生压缩或妨害他人的一部分权利和自由的后果。     在一个走向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公共机构和官员不可以过多地考虑如何给自己任职区域的公民上课，倒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现今是实行自由、法治和民主宪政的社会，是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所以，今天的各级官吏严格地说在法律上对公民等个人并不具有“导师”的地位，不宜仿效旧时代的做法，更无权动用公共财政和公共权力推广基于个人偏好的对社会全体成员进行教育的内容。     看来，在走向法治的时代，此前的公共机构和官员的很多习惯性做法、尤其是“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一些行为模式，其合法性、合理性都需要重新审视，不能简单因袭。在行使公共权力方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记住，自己只是一个“有限政府”或“权力受限制的政府”。          “打黑”          重庆的唱红与打黑是联系在一起的。有黑势力和黑恶行为就应该依法打击，这早已是全社会的共识。     没有人反对打黑，但重庆应该正视“运动式”打黑中暴露出的问题：     1.以大规模集中抓捕、在临时场所关押犯罪嫌疑人和数百专案组同时运作为特征的运动式打黑，几乎必然发生严重“黑打”。几十年来历次的运动式“严打”的后果已表明，成百数千地大规模集中抓捕并在临时场所集中关押犯罪嫌疑人，往往存在大量的公安对被抓者犯罪事实基本不清楚、对犯罪证据基本没掌握就抓人、抓了人后再根据口供取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办案人员审讯犯罪嫌疑人时的破案压力，以及从而受刑讯逼供等非法侦讯手段诱惑力都非常大，法律底线可轻易被突破。     2.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被剥夺，律师的相应执业权利也被剥夺——这就是“黑打”的重要表现。重庆有个临时关押、审讯犯罪嫌疑人的场所好像名叫“铁山坪”，但迄今为止从来没听说有任何律师被允许进入那里，更没有听说那里的犯罪嫌疑人得到过律师的帮助。     3.重庆打黑，律师仅深度介入个别案例，但就是这个别的案例，其中已经显露了骇人听闻的刑讯逼供情况，它们是打黑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黑打”情况的有力证据。就以法律、法学界众所周知的龚刚模案中被告的遭际为例来看看这方面情形：龚刚模受专案组人员刑讯的事实相当明显，尽管他先前向其辩护律师详细陈述被刑讯情况，后来为求得从轻治罪，又配合涉嫌刑讯逼供的专案组人员掩盖罪嫌的需要而否定受到刑讯。     4.打黑案审理过程中，控方有义务促使证人出庭但却基本不安排证人出庭，甚至还出现了控方疑似伪造被告犯罪的证据而且被法院采信等情况。很多关注打黑的读者或许注意到，在人们十分关注的那个打黑大案中，还出现了一份被一些律师称为“天大笑话”的龚刚模证词，我亲眼在视频上看到了这份由检方举示、法院采信的书面证言的电子扫描本，这个电子扫描本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龚刚模答：2006年底的一个晚上，龚刚模请我到他家吃饭，饭后龚刚模开他的白色宝马车送我回家，路上他向我提及了万贯公司的执行案件，希望我给予帮助，两次送张?|共计折合人民币402340元。”     5.重庆在打黑中办理的一些典型案件，其中如李庄案，给人留下的印象往往是沿用了法治未立时代常用的、很不得人心同时也在许多方面违反法律的一些做法。这些做法的基本路径是：第一步，瞄准一个打击对象（这些打击对象有的确实有罪，有的不一定有罪但主事者有强烈意愿将其定罪），初步确定欲对其进行打击的程度；第二步，将他/她抓起来，让其失去人身自由和辩解条件，同时违法剥夺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第三步，按照预定的对其进行打击或处罚的程度，开动宣传机器、调动舆论手段对其进行道德摧毁或政治抹黑，争取做到“人人皆曰可杀”，实现舆论上的未审先判；第四步，来个“大三长”或什么“领导小组”定案，将舆论上的未审先判转化为司法上的未审先判；第五步，控方和法院协调配合走司法过场，具体落实“大三长”或“领导小组”的既定决策。     公检法三方一体化办案或“大三长”变相合署办公，未审先判之类做法，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性破坏，其性质和危害比“文革”时期砸烂公检法没有什么不同。公共机关职权关系混乱，一定是宪法和法律被违反的结果。          重庆“黑打”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进行反思呢？          我们不妨站在国家法制的立场、甚至站在重庆官方的立场，来提出几个重庆打黑领导层应该反思的问题：     1.打黑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就是维护城市治安？自2009年以来，重庆官方对待外界“黑打”批评的制式反应或习惯性反应，几乎一律是立即强调打黑必要、打黑有成绩。这种反应属于无的放矢、答非所问，无法消除国人心中的怀疑或建立确信。打黑真正的难点，是严格依法办事、平衡地实现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与惩治犯罪活动两个目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城市治安问题，那任何掌握了公权力的人靠心狠、手黑、敢于违法乱纪使用暴力，都可以把黑恶犯罪活动压制下去。     2.虽然声称要依法办案，但何以有那么多人批评和谴责司法机关违法办案，甚至指责他们制造冤案？从部分著名案件已经披露的案情看，那里的违法司法现象确实激起了许多知情者的义愤。     3.重庆打黑过程办案的透明度低，仅仅个别有外地律师介入的案件披露出一部分内幕，但就是这点内幕，就足以让人在一定程度上洞悉其严重程度。这方面的质疑包括：办案人员为掩盖自己涉嫌违法犯罪行为，鼓励和利诱刑事被追诉人诬陷自己的辩护律师；离间和挑拨律师与其当事人的关系；非法拘禁和广泛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千方百计阻挡独立性较强的外地律师到本地办案，但却招聘外地律师违反职业伦理协助追诉犯罪嫌疑人；为不正当不合法目的搞选择性办案；普遍违背程序正义；利用职权胁迫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公民作伪证；玩忽职守纵容职务犯罪；利用职权枉法追诉；利用制度性漏洞强行管辖案件；等等。     尤其是，在死刑的运用方面，“黑打”的做法让国家法制失去了道义高度，丧失了正气和权威。有的一个死刑判决下来，司法机关如此这般地受到公开和强烈的谴责，受刑罪犯获得如此真切的同情，是古今中外极其罕见的现象。     4.重庆的事态表明，公门中的法律人如果没有法治信念和良知，又缺乏监督和制约，其手中的权力极可能腐化变质为危害公民权利或现存法律秩序的利器。重庆领导层似乎需要对这种情况有所留意。从重庆公门流播向中国社会的不少言论让人感到恐怖。我这里所指的不是“双起”，而是指诸如“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之类说法。这是近乎赤裸裸的暴力威胁，它不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语言。如果公门中的法律人都是这样“胡闹”，社会主义法治和法制就都成了笑柄。但遗憾的是，常常招致滥用的公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不断制造着新的“法棍”。     5.在刑讯逼供、违法办案乃至制造冤假错案方面，重庆如果时下都不能对民众有所交代，那恐怕就很难谈得上对历史负责。我以为，最好有所交代，尤其要及时纠正冤案，其中首先是李庄前案。重庆方面曾一再强调重庆办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都能依法办事，做到不枉不纵，办的每一个案件都是‘铁案’，很有说服力和公信力”。自己对自己办的事能有信心当然是好事，但不可自信到背离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程度、不可违反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例如，根据什么说“办的每一个案件都是‘铁案’”？是否铁案是需要时间检验的，铁案不是办案者自己夸成的。检验是否铁案的“时间”首先是当时、现在。如果某种行为“当时”、“现在”就显然是违宪违法的做法，将来能变得合宪合法吗？     6.黑恶犯罪活动对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危害，较之公权力机构“黑打”对法律秩序的危害，到底哪一个更大？这一点值得重庆领导层及其治下的人民理性思考和比较。黑社会犯罪活动对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危害实质上是个人滥用权力的犯罪，其规模和社会危害程度，无论如何不能与由国家机器参与或纵容的“黑打”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相比。在中国历史上，对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最大的危害从来都是来自公权力机构。公权力机构一旦被系统地动员起来危害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其危害程度和持久性，往往是无可估量的，十年“文革”及其后果，就是公权力机构持久和大规模地破坏法律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的显著例证。中国任何负责任的政党和政治家，都不应该诱使深受公权力专制统治之害的中国人民忘记在历史长河中曾经历的巨大惨痛。     如果官方机构仅是一直片面宣传打黑对于维护法律秩序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巨大意义，完全回避“黑打”对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危害。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自欺欺人。客观地说，重庆从普通百姓、新闻媒体到学者专家，对“黑打”危害法律秩序和公民权利的各种情况均不敢公开表达任何异议，其本身已经证明在重庆那块土地上公民的言论自由已经事实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和现实威胁。     打黑要看街头治安，但决不能仅仅看街头治安。打黑与“黑打”关乎的事态，其重要性比街头治安大千百倍。确实，重庆的做法或许是一个试验、试探或某种前奏曲，确实，这里“肯定又触及到什么人的利益了”——毋庸讳言，这里触及了包括作者本人、本文所有读者、全部重庆人和全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中国人的重大基本权利及其背后的利益。对这些基本权利和利益，他们不可能不有所捍卫。          作者为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 经济观察报 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3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