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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掌声响起来 作者：木然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14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4 16:32:07 阅读量：2747次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离不开体制内人的主动觉悟、觉醒和推动，离不开顶层的设计理念和设计谋略，离不开顶层的呼吁和倡导。顶层设计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与理解，顶层设计理念和计谋会被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使政治体制改革按着既得利益集团设计的圈套走。顶层设计之人，是那些有政治抱负的政治家，如果得不到民众支持，避免不了败走麦城、出师未捷身先死、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结局。如果民众对政治家失去信任，对顶层设计冷嘲热讽，抛弃政治体制改革，那就只有选择革命。 　　避免革命的命运只有一条，顶层和底层都要接受政治体制改革，都要以宪法为底线，都要以宪政民主为基本的改革方向，都要放弃好人政治好人政党的努力。 　　现代社会是一个平凡的社会，平凡的社会带来的是平凡的政治，平凡的政治家，那些英雄政治、超凡魅力的领袖政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互联网时代，政治家的言与行都会受到追问和质疑，任何做秀和政治谎言都被互联网撕得粉碎。 　　平民政治家从互联网走向世俗生活，从神秘政治走向公开政治，从强人政治走向凡人政治，从阴谋政治走向阳谋政治，从黑箱政治走向透明政治，从伟人政治走向世俗政治，从完美政治走向缺欠政治，从美德政治走向现实政治。一个世俗化的政治已经到来，人类走向平民政治家时代。在这个时代，不但民主政治需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而且非民主政治也需要把权力关在互联网里。潮流是如此的不可阻挡，互联网把平民政治家推向民主的彼岸。 　　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理解那些平凡政治家，才会以平常心理解平凡政治家。此时此刻，如果仍然把政治家推上神坛，就等于再一次奉献我们的肉体和灵魂。在新中国的建国史上，我们已经奉献了一次，我们不能再奉献了。我们是平民，政治家是平民政治家，平民与平民政治家共促改革，共同把一个保障每一个公民尊严的宪政民主建设起来。没有人能逃避责任，所有人都不应该愧对这个平民时代。历史给平民与平民政治家打造双赢的平台。 　　温家宝就是平民政治家，他没有超凡魅力的人格，没有在历史转折时期的英雄般的巨大能量得以释放。他有其自身的不足和局限，但却有历史的担当，有平民政治家的品质，有着透视自身不足的勇气和果敢。 　　今天的温家宝打记者问，仍然让人们看到的是他平民政治家的品格，仍然让人们感受到他对政治体制改革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信念。他对宏观政治体制改革不回避，他强调微观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仍然有诸多的亮点值得称道： 　　第一，民主是时代潮流。民主成为时代潮流是所有人的共识，但这一共识也会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被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这或以中国特色之名，或以中国价值之名，或以中国道路之名，或以中国国情之名，或以维稳之名把民主潮流变成民主干涸之河床。表现其中之一就是大谈世界民主，却回避甚至否认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温家宝总理对阿拉伯的民主给予了直接肯定：“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这一肯定，鼓舞了中国走向民主的信心，为顶层设计与底层互动打造了很好的舆论力量。 　　第二，民主是克服专制主义的根本途径。实行民主，必须告别文革的专制主义，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前提。离开了这一根本前提，专制主义就会以诸如唱红打黑、甚至以共同富裕的方式死灰复燃，。“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充分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要彻底反专制。 　　第三，民主建设只可进不可退。“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邓小平说，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可以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道德问题都与僵化的、停滞不前的政治体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改革政治体制，其它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其它改革的前提和基础。 　　第四，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只要放权，只要实行自治，民主的地基打牢，民主的大厦一定会建立起来。台湾的民主能发展到今天，也是因为有了几十年的民主自治的锤炼。 　　第五，批评是建设性力量。在西方，有新闻媒体，有新闻自由，有忠诚的反对派，有纠错机制，避免了政府的专断，避免了官员滥用权力。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批评声音正在变成一种力量，变成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变成了一种纠错性的力量，使政府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制约，目前这种制约还略显微不足道。这种批评的声音顽强地产生了，并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注意。温家宝总理对于批评的声音是肯定的，他说：“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因此，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而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我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听取意见的安排中，我们已经尝试做了，但还很不够。” 　　第六，中国民主政治需要避免的是强人政治，对事情的解决，也要避免强人政治的解决方式，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加强法治建设。他针对王立军事件说：“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十分关注。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为了历史，为了现在，为了未来，他不断地讲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地让人们理解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执着，他尽力了。基于此，我对每一次温家宝总理的讲话都给予支持，给予掌声。他不是影帝，他是中国的平民总理，他辛苦，他尽力了。 　　今天，对于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的精彩回答，我还要说，让掌声响起来。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人民网北京3月14日电，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最动情回答:将像负轭老马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 　　在回答记者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时，温家宝说，我担任总理已经9年了，这些年过得不易，也不平凡。但我总觉得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许多事情没有办好，有不少遗憾。 　　我懂得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所做的工作都是应尽的责任。我为能做人民的公仆而为人民办些实事而感到欣慰。 　　我真诚希望，我，连同我这一生，给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他忘记，并随着我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由于能力所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虽然没有因为不负责任而造成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但是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对于我在任职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我都负有责任。为此，我感到歉疚。 　　在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我将坚守这个做人的原则，并把希望留给后人。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我秉承“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为国家服务整整45年，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最深情诘问:几千年文化恩泽难消几十年政治恩怨? 　　在谈到两岸关系时，温家宝表示，“我常想，难道几千年的文化恩泽就不能消弭几十年的政治恩怨?”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在过去四年两岸实现了三通直航，有关人民往来和经贸交流合作取得了历史性的高峰。过去台湾媒体评价认为，过去四年大概是两岸关系60年来最稳定、最和平发展的四年。未来四年可能要延续这样发展机遇。在今年政府最后任期一年里面，您所期待两岸文化交流前景是什么样的状况?在去年6月份，您提到过的《富春山居图》在台湾展出，不晓得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今天大家很关心在明年3月你退休以后有没有可能到台湾自由行? 　　温家宝：我已经连续10年在这个场合谈台湾问题了，每一次心情都很不平静。我很高兴地看到，去年两岸同胞交往更频繁，感情更融洽，关系更紧密。九二共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意基础更牢固。如果说在本届政府最后一年，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特别是在加强经贸关系方面再做一点什么实事。我首先考虑的是，要加快ECFA的后续谈判。在加强两岸经贸交往当中特别要照顾台湾中小企业、特色产业和基层群众的利益，尤其是中南部群众的利益。 　　两岸的金融合作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推进银行结算体系的合作，鼓励双边银行相互参股，为支持经贸合作发挥金融的作用。对于台资在大陆的企业，我们要给予特别的关心，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转型升级、扩大内销市场。 　　我2009年在这里讲了《富春山居图》的故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高兴地得知，这幅分离很久的《富春山居图》终于在台北合璧展出，这反映出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震撼力。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常想，难道几千年的文化恩泽就不能消弭几十年的政治恩怨?我真诚希望两岸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 　　至于我在退休以后能不能到台湾去自由行，坦诚地讲，我愿意去，但是还得看条件。不过请你转达对台湾人民的问候。我想起了台湾割让以后，台中有一位诗人叫林朝崧，他曾经写过一句诗，叫“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我相信，只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大业一定能够实现，这是整个中国人的骄傲。   　最坦诚愿望:我愿去台湾自由行 但还得看条件 　　在回答记者退休以后有没有可能到台湾自由行时，温家宝说，至于我在退休以后能不能到台湾去自由行，坦诚地讲，我愿意去，但是还得看条件。不过请你转达对台湾人民的问候。我想起了台湾割让以后，台中有一位诗人叫林朝崧，他曾经写过一句诗，叫“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我相信，只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大业一定能够实现，这是整个中国人的骄傲。 　　 最警示回答:”文革”错误和封建影响并没完全清除 　　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温家宝表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很高兴能在您最后一次的两会后记者会上提问。我的问题是，最近几年您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请问您多次反复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在哪里?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又在什么地方?谢谢。 　　温家宝：是的，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最明确回答:房价还没回到合理价位 调控不能放松 　　在回答关于房地产调控的问题时，温家宝明确表示，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因此，调控不能放松。如果放松，将前功尽弃，而且会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混乱，不利于房地产长期健康和稳定发展。 　　《人民日报》记者：请问总理，住房价格回落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达到了调控目标?另外，面对经济增速放缓和地方财政压力，楼市调控会不会半途而废?谢谢。 　　温家宝：关于房地产市场发展，我有几个观点：第一，要保持房地产长期平稳和健康发展。如果盲目发展，出现经济泡沫，一旦破灭，不仅影响房地产市场，而且会拖累整个经济。 　　第二，什么叫房价合理回归?我以为合理的房价，应该是使房价与居民的收入相适应，房价与投入和合理的利润相匹配。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因此，调控不能放松。如果放松，将前功尽弃，而且会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混乱，不利于房地产长期健康和稳定发展。 　　第三，房地产的发展，毫无疑问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说要充分利用市场这只手。但是政府这只手也不可以缺少，因为它更具有稳定性和促进公平。 　 　最具决心回答:最后一年将做几件难事 不留给后人 　　在谈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时，温家宝表示，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们政府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想问您的问题是，近年来您已经有很多次提起要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现在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仍然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请问您在任期之内还会做哪些工作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温家宝：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们政府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制定并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真正保障农民承包地的财产权。第三件事情，实现城乡养老保险的全覆盖。第四件事情，按照新的标准全面推进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第五件事情，我们已经将教育经费占GDP的4%列入预算，我们一定要通过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并使经费合理使用。 　 　最具勇气回答:对”拍砖”坚持人言不足恤 继续奋斗 　　在回答关于网友“拍砖”的问题时，温家宝表示，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面对谣诼，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们知道您常常会上网，在网络上您可以看到网民对政府工作、对您本人的肯定和赞扬，但是也会有“拍砖”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温家宝：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因此，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而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 　　我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听取意见的安排中，我们已经尝试做了，但还很不够。 　　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最掷地有声回答:任何力量阻挡不住中国民主发展 　　在谈到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时，温家宝表示，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华盛顿邮报》记者：一年以前，我的一个记者同事曾经向您问到一个关于在中国进行直选的问题，当时您表示这个进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首先中国老百姓应该证明他们有能力来管好一个村的事务，然后他们逐渐可以管好一个乡、一个县的事务。今年，在世界许多国家老百姓都将会通过直接选举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时候在中国的老百姓才能够通过这种竞争性、直接性的选举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呢?

作者： 文化纵横杂志  |  评论(0)  | 标签: 当代 , 宗教 ［文章导读］过去20年来，中国正经历一场宗教的复兴运动，宗教的多元化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但如杨凤岗所说，囿于思想上的禁锢，中国目前的制度化宗教供给不足，无法满足人民日益高涨的信仰需求，从而造成“宗教不彰，巫术盛行”的状况。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象，借鉴包括美国模式和印度模式在内的处理政教关系的成功经验，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的宗教人物频频登上大众媒体，不断进入公众视野。千年少林寺出了个现代CEO，年年制造出轰动性新闻和备受争议的话题。道长李一骤然间大起大落，搅动了媒体和公众对于宗教现象的高度关注和复杂心情。世界佛教论坛上，各国高僧云集富丽堂皇的寺庙，媒体蜂拥报道，百姓驻足围观。汶川大地震，在来自四面八方的赈灾救援人群中，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的志愿者群体引人瞩目，中国的主流媒体也常常以“祭奠”、“祈祷”等字眼为通栏标题，期冀在心灵精神层面安抚死者和生者。2009年12月，《中国日报》用专访和专题报道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宗教事务特别是基督教现象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南方周末》2009年末专题“天赐十年”列出10个十年来没想到的社会变化，其中一个就是“没想到信基督的人多了”。 与大众和媒体的关注相比，宗教学研究却面临着发展的瓶颈。30年前，围绕“宗教是鸦片”展开的有关宗教定义、宗教本质的大讨论，解放了思想，开拓了学术平台，为宗教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2年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突破极左思潮的禁锢，承认宗教具有群众性、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并且实事求是地承认当时有天主教徒300万，基督教徒300万，伊斯兰教徒1000万，佛道教信徒难以计算。与文革前相比，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信徒人数维持不变，而基督教徒人数则从不足100万增加到300万。1990年前后有关“宗教是文化”的讨论，进一步扩展了宗教探讨的空间。然而，在宗教人物和宗教事务日趋进入公众视野和大众媒体之时，近年来的中国宗教研究却明显滞后，很多书刊文章仅仅在概念问题上兜圈子绕弯子，对于社会现实中的现象和问题不敢正视，更鲜有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理论探索。笔者认为，要想走出这个瓶颈，与30年前的思想解放一样，必须从基本概念、基本实事入手。 一个基本事实问题 有关基本事实的一个问题是：当代中国有多少宗教信徒？对此有一个习惯性的、程式化的提法，坚称中国只有一亿多宗教信徒，这个提法显然与现实发生了严重脱节。“一亿信徒”的提法最早是周恩来总理在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是关于当时五亿人口中信徒状况的一种粗略估计。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各种宗教经受了严重的打击和压制，直至在文革期间关闭了所有宗教场所。直到1979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五大宗教的场所才开始逐渐恢复开放。经过了1980年代乍暖还寒似的曲折回升之后，到了1990年代，“一亿信徒”的提法被重新启用。然而，这个数字即使在20年前接近实际，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在13亿人口当中，它已经与现实相去甚远。在日常生活和出差旅游中，人们亲眼见证日益增多的宗教信徒和宗教场所；在新闻媒体和各种会议上，人们亲耳听闻日益增多的宗教活动和宗教讯息。因此，有些人在重复这个格式化的提法的同时，暗自思忖或公然质疑，宗教信徒人数现在应该不止这些了。但是，囿于程式化提法的禁锢，有权力地位或学术地位的人不敢擅自提出更加接近现实的信徒数字。 另一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不断有人惊呼社会上出现“宗教热”、“基督教热”、“佛教热”、“儒教热”、“邪教热”等等，似乎宗教信仰已经成为汪洋大海，正在吞没意识形态正统，甚至危及了社会稳定，并且据此制定了因应政策和措施。然而，在这些危言惊呼之余，环顾身边，客观地说，有明确宗教信徒身份的人依然不过是少数，甚至是很小的少数。只不过，在圣诞节去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好奇观礼的人多了起来，在传统节日里到庙里去烧香拜佛的人多了起来。大多数的宗教场所拥挤不堪，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相信算卦、相面、风水、数术、符的人多了起来。很多城市都出现奇特的“算卦一条街”。虽然相信各种超自然神灵和神秘力量的人多了起来，不过，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却并不信奉或归属某个特定的宗教。 当代中国究竟有多少宗教信徒？对于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基本事实问题，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不仅是因为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调查，也是由于对于宗教的理解充满禁锢，既有来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禁锢，又有来自现代世俗主义教条的禁锢，还有来自前现代和后现代各种暗流思潮的扭曲。来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依然重复着“宗教鸦片论”，难以接受宗教既有消极的社会功能又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只把消极的东西称作宗教，却把任何积极的东西归约为其他因素。现代世俗主义的教条则坚守着“宗教消亡论”，却不能睁眼面对宗教增长的现实——现代化并没有带来宗教的衰落，在高度现代化了的西方或东方社会，没有迹象表明宗教正在走向消亡。有些学人摆脱了这些教条主义禁锢，却又陷入前现代或后现代的思维混乱，比如倡导甚至期冀政府扶持某种似是而非的宗教，包括文化的宗教、科学的宗教、政治的宗教、中华的宗教，似乎“宗教”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予以认定，可以指鹿为马的。也有一些学人尝试用“信仰”概念代替“宗教”概念，却难以区分界定宗教信仰、文化信仰、政治信仰，结果制造了更多的观念混乱和思想混乱。 宗教的灵性和社会性 在20世纪以前，哲学家的思辨垄断了对于宗教问题的思考。社会学出现以后，把关注点转移到冷静、客观、实证地研究具体的宗教及其实际的社会功能上来。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又译为涂尔干）是历史上第一位拥有“社会学教授”头衔的学者，他的最后一部力作是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他批判了有关宗教起源的两种流行性解释：自然崇拜轮和万物有灵论。自然崇拜论认为宗教源自人们在看到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时想象出的雷神雨神。万物有灵论则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们由于睡梦和死亡而想象出人有灵魂，并进一步推导出各种神灵的存在。这两种哲学性的宗教起源假说，说明不了为什么在对于自然、生理现象的谬解露出破绽以后，宗教还能继续存在下去，甚至在科技发达、教育普及的发达社会中大部分人仍然相信宗教。其实，宗教是各个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样一种现象不可能是建立在虚妄的想象基础上的，而必定是建立在某种真实存在的基础上的。通过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原始宗教即图腾崇拜的分析，迪尔凯姆认为这种真实存在来自人群聚集时产生的一种集体兴奋，这种难以名状的群体感觉具象在某个动物或植物上，便成为图腾，并借此把各样事物和行为划分为神圣与粗俗，以此规范和协调这个部落的认同和行为。在迪尔凯姆看来，图腾这个神圣符号背后真实的东西其实是“社会”自身。换句话说，“社会”是真实存在的，而宗教是社会的一种神圣符号的体现。 沿着“宗教是鸦片”、“宗教是文化”这样的言说轨迹，现在或许应该说“宗教是社会”。迪尔凯姆的这个理论虽然有费尔巴哈宗教哲学“投射”理论的影子，但是，“社会”这个真实存在却是在费尔巴哈视野之外的。其实，无论从神学上还是社会学上说，宗教都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群体互动中发生和延续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意识或信仰，不可能仅仅以个体私下信仰的形式存在。通过对于原始部落图腾崇拜这种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的分析，迪尔凯姆借此说明，现今的社会中，宗教作为一种共同意识对于社会秩序和群体认同的必要性。迪尔凯姆指出，宗教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提供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而在于为群体或社会建立一套行为准则，成为群体或社会得以延续存在的黏合剂。迪尔凯姆担心，一个社会一旦没有了宗教，靠什么维持群体聚合力？如何规范和协调个体的行动？人们是否会走向道德沦丧、分崩离析？迪尔凯姆的这种担心，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深入反思和研究。 迪尔凯姆对于宗教的定义是：“宗教是一个关于神圣事物的信仰和实践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实践把信徒联合在称之为教会的一个道德群体中。”这个定义包括宗教的四个要素：神圣、信仰、实践、教会。关于神圣，迪尔凯姆的解释是“被分离出来并且围绕之设立起禁忌的东西”，图腾就是这样的神圣事物。虽然神灵是很多宗教所崇拜的神圣，但是迪尔凯姆并不认为神灵是宗教所必有的，并且举无神的佛教之例为证。对于这一点，后来有学者指出，不相信超自然神灵的佛教徒不过是极少数的哲学思辨性强的人，对于大多数佛教徒来说，他们是相信超验神灵和超验佛法的，迪尔凯姆对于这个要素的把握显然有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神圣的事物”被泛化时，就会把过多的现象归到宗教名下，比如纳粹的国家崇拜，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美国人所热衷的橄榄球或高尔夫球，都可以称作宗教了。我认为，这个要素应该更有针对性，仅限于超自然神灵或神秘力量，即只有包括了对于超自然神灵或神秘力量的信仰才是宗教信仰。这其实也是宗教学奠基人泰勒以及众多宗教学家的主张。而且，严格说来，只有宗教信仰才能称之为信仰（faith），不涉及超自然因素的信念或相信（belief），不应称作信仰。信仰是对于超自然神灵或神秘力量的相信、仰望和依靠。仅有仰望而无信靠的相信，不是信仰或宗教信仰。 　　 中国人精神生活问卷调查简报 一个社会中总体的宗教信仰状况，这在西方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时常会有研究机构进行问卷调查。但是，中国人尚不习惯社会调查这种形式，更有很多人忌讳被陌生人问及自己的信仰状况，因为宗教仍旧是一个敏感话题。不过，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克服了诸多层面的重重困难，于2007年进行了一项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如果是科学的随机抽样出来的，样本量达到2000以上，所反映的人口情况一般可以高达95%的信度。在美国，经常做的问卷调查就是2000个左右的样本用来反映全美国的状况。不过，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很大，因此样本量需要大一些。零点的这项调查，除了新疆和西藏以外，在国内东部、中部、西部随机抽样选出了56个区域，包括3个直辖市，6个省会城市，11个地级市，16个小城镇，20个行政村。通过这种分级随机抽样的科学方法，派出经过训练的访谈员进行入户调查，最终选取完成了对于7021位16~75岁之间的个人调查问卷。问卷包括很多细致入微的信仰方面的问题，可以测量包括上述四要素在内的诸多方面情况。在做正式调查之前还进行了两次预调查，根据其结果调整了一些问题的问法和答案选项。没有任何一个问卷调查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最具科学性的有关中国宗教信仰的大型问卷调查。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于这个数据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长达数月仔细和慎重的分析，目前仍在撰写和修订一系列深度论文。其中的主要发现可以简要叙述如下。 在16岁以上的中国人口中，85%的人持有某种超自然信仰或从事某种宗教活动，真正的无神论者，即那些既没有任何超自然信仰也不参与任何宗教活动的人，所占比例仅有15%。通过这个问卷调查发现，很多人存在着无神论的公开身份与自身宗教信仰实践相矛盾的现象。很多人自我宣称是无神论者，或者宣称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换个方式问，他们当中很多人则承认有些超自然信仰及其实践活动。比如，虽然有58%的人声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或任何神灵，但这其中有44%的人在以往的12个月中曾有过某种形式的宗教实践，比如上教堂、祈祷、烧香、在家中供奉神像或祖先牌位、佩戴护身符、请人看风水、算命看相拆字等活动；其中也有49%的人相信某种超自然存在，比如相信灵魂转世、相信天堂地狱，或相信某种超自然神秘力量。把具有超自然信仰或在过去一年中从事了某种宗教活动的人排除在外，彻底的无神论者就仅剩下15%了。这个结果令人倍感震惊。个中原因，值得深入探讨。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再称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了。 明确承认具有某种宗教认同的人占人口的23.2%。佛教是认同人数最多的宗教，有18%的人自己宣称信仰佛教，而认信基督宗教的人只占3.2%。这与当前广为流行的“基督教井喷式发展”，基督教“一教独大”的观点形成强烈反差。在中国的公共媒体及官方文件中时常表达出对于基督宗教发展趋势的担忧，甚至有人渲染说基督教的快速增长将危及国家安全或文化安全，但是这种观点实际上缺少事实根据。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总人口13亿多人（1,306,280,000），其中15岁以上人口为十亿四千多万（1,041,500,000人）。 据此推算，在16岁以上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佛教信仰者有大约1.87亿人，自我认同为基督宗教信仰者大约为3350万，其中基督新教信徒约3000万，天主教徒约350万。自从1979年五大宗教恢复以来，佛教发展遥遥领先，认信佛教的人数是认信基督宗教人数的五六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其现实意义有待深入探讨。 基督教（新教）有3000万人（不包括15岁以下人口），这个推算比官方公布的估计数字高出许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辑的《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在2010年8月公布的大型调查的数字是2305万（包括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信众），这是迄今为止官方正式给出的最高估计数字。不过，我们的推算与海内外的很多估计数字相比，则低了很多。比如，于建嵘说：“目前中国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左右。” 我们认为，根据零点问卷调查所推算出来的3000万是最最保守的估计，即它只包括了那些敢于在这样一个问卷调查时亮明自己基督徒身份的人（包括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信众）。根据这项问卷的其他问题来看，除此之外，还有4300万人承认相信耶稣基督存在或者承认在过去一年参加过基督教活动。这些人算不算基督徒，人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解读。 极大出乎我们预料的是，根据这项零点问卷调查推算，天主教徒仅仅350万，这甚至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官方1997年的《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公布说有400万天主教徒，海外和非官方的常见估计是1200万。零点这项调查发现天主教徒人数偏低，这有几种可能性：一是由于恐惧心理，有更多的天主教徒未敢承认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二是因为天主教徒比较集中聚居，这项调查由于概率因素没抽取到足够多的天主教徒聚居区域的样本；最后，目前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天主教徒人数在近十几年来有所下降。最后这种可能性的推理根据是：天主教一向比较多地依靠家庭代代相传，但是，随着老龄人口的过世和一胎化政策的实施，天主教家庭新出生的人口无法替补过世人口，从而造成天主教徒人口出现萎缩。当然，更有可能的是这三种原因同时并存，结果导致了这项问卷调查中的天主教徒人数偏低。事实如何，尚待今后设计更好、质量更高的问卷调查。 根据这项问卷调查推算，认信道教的人口为1200万。不过，有一定道教实践的人很多。当然，道教和民间宗教在很多地方难以区分，除非自我认同道教，我们或许应该把具有某些道教信仰或实践的人算作民间信仰者。民间信仰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根据零点问卷调查推算，在16岁以上人口中，有1.2亿人自称不信仰特定宗教但是相信神灵、佛祖或鬼的存在，另有100万人相信两个或以上的制度性宗教。此外，在16岁以上人口中，中国有1.41亿人相信财神，有1.45亿人相信风水，3.62亿人在过去12个月内算过命或看过相，更有多达7.54亿人在过去一年上过坟，其中2.06亿人承认祖宗神灵存在，1.23亿人在家里供奉祖先牌位，2900万人在过去一年向祖宗神灵祈祷过。当然，这些信仰和活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虽然具有超自然信仰的因素在其中，这些既可能是宗教性的，也可能是巫术性的民间信仰。 如果按照经典宗教学的定义，很多民间信仰应该划归在巫术下面。宗教学奠基人都一致强调宗教与巫术的区别。宗教和巫术的相同点是都相信超自然神灵的存在，不同在于巫术是为一时一事操控神灵，宗教则要求一生一世祀奉神灵；巫术是功利的，要神灵“有求必应”，求而不应则换一个神灵来拜，宗教则是讲伦理的，要遵行神灵所定的诫命，寻求神灵的旨意。单就佛教来说，削发为僧为尼意味着弃绝尘世的欲求，专心供佛，寻求解脱涅，那是宗教。但大众的“临时抱佛脚”，寻求灵验，神佛不分，佛道不分，便是巫术，这样的巫术充斥在民间信仰之中，并且以民间文化的形态存在着。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2009年6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说，高考临近，一拨又一拨的高三老师上山拜佛，祈祷高考时自己带的学生能有个好“收成”。广西铁路某附属中学公开的秘密是每年派老师到庙里求神，而且选派的老师必须是精英：太年轻的不行，离过婚的不行，业务差的不行。这种具有明显功利目的的“临时抱佛脚”，受到很多抨击。又例如，据说在想出国留学的北京大学生中，很多人会到香山卧佛寺上香许愿，问其缘由，之所以到这个特定的寺庙，是因为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称作offers，这与“卧佛寺”谐音。虽然这个谐音显得太牵强，可是一拨又一拨的考生还是不断地去那里祈祷，据说香火还很旺盛。拜佛未必信佛，更不一定信而奉行佛教的教义和戒律。这两个例子中的行为，严格说来不能算作宗教行为，其实都是巫术。 结语 这样说来，当代中国精神信仰领域的整体状况，可以说是“宗教不彰，巫术盛行”。在传统的民间宗教中，确有一定的伦理戒律和道德要求，但是其伦理道德实际上源自儒家思想，而且更多地是受到熟人社会的制约，是靠人情面子、亲情伦理维系的。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我们每天打交道的多数是只见一次面的陌生人。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伦理道德需要自觉自律，而制度性宗教的超验关怀和信仰提供了道德自律的一种基础，尽管宗教未必是唯一可能的基础。巫术性的民间信仰则难以满足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需要。 宗教不彰则巫术盛行，这是在目前制度化宗教供给短缺的情况下，供求失衡造成的局面。民间信仰或巫术在中国的发展如此迅猛，关键原因在于人们的宗教需求，对超自然神灵和神秘力量的需求，已经在市场化过程中被唤醒了。如果不能在制度化宗教当中得到灵性的满足，人们就只好到宗教灰市和黑市里去寻求满足，而在这些地方，充满了假冒伪劣的宗教产品，包括大量的巫术产品和服务。由于宗教供给短缺，宗教红市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商业化倾向和巫术化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30年，人们忙于政治争论；过去这30年，人们忙于经济发展；今后30年，人们是否会越来越注重宗教信仰？经过多年的实证研究和反复思考，我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追求宗教信仰的民族。在同文同种的台湾地区，宗教的多元化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也显示中国人信仰兴盛时代已然来临，这恐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不过，这个正在悄然来临的宗教兴盛不是简单的回归过去，而是在物质主义达到极致之后的灵性苏醒，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延续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后的灵性发展。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去管制(de-regulation)之后，中国宗教多元化发展的未来景观，究竟会是走美国式的宗教之间公平竞争、个体自愿选择的和谐模式，还是会陷入印度式的宗教之间有主有从、不乏暴力的冲突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政教关系的厘定及其相关事物的处理。 （作者单位：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系）

国家安全煽动颠覆罪是一个大筐，其边界含混，解释的任意性过强，且可秘密拘捕，且可遭遇被宣布“意外死亡”，这意味着什么？“丧钟为你而鸣”，绝不是夸大其词！ 在我们没有把权力装进笼子，对公权力实现有效约束之前，搞出此法，其指向和有可能被伤害的社会力量可以预见，社会付出的代价将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