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强:踏花归去-献给方励之老师
序曲:葬礼 2012年4月14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东一墓园。 灵堂,我排在长长的吊唁队伍中,随着莫扎特《安魂曲》,缓缓移动步履。直到前面人们逐渐走过,弦乐低音悲怆、沉重,我独自面对安卧在鲜花中先生的遗体。 除了满头白发,先生面容还是那么熟悉。他脸上没有眼镜,看上去特别宁静,安详,似乎向我微微一笑。 我知道,自己青年时代起,所有那些寻找、抉择和坚持,都和面前这个音乐和鲜花间静卧的人有无法分割的联系。 他,是我一生的导师。...
阅读更多发布者星辰大海 | 4 月 14, 2016
序曲:葬礼 2012年4月14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东一墓园。 灵堂,我排在长长的吊唁队伍中,随着莫扎特《安魂曲》,缓缓移动步履。直到前面人们逐渐走过,弦乐低音悲怆、沉重,我独自面对安卧在鲜花中先生的遗体。 除了满头白发,先生面容还是那么熟悉。他脸上没有眼镜,看上去特别宁静,安详,似乎向我微微一笑。 我知道,自己青年时代起,所有那些寻找、抉择和坚持,都和面前这个音乐和鲜花间静卧的人有无法分割的联系。 他,是我一生的导师。...
阅读更多发布者这不老谁家那个小谁吗 | 3 月 27, 2016
今年年初,由林培瑞教授翻译的《方励之自传》英文版推出,几乎与此同时,在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民主人权倡导者方励之的四周年忌日前夕,明镜出版社推出《方励之纪念文集·人文卷》。今天我们就请参加了《人文卷》编辑的明镜集团总主笔高伐林先生,介绍这本书。法广:高伐林先生,明镜出版社一年多前出版了《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现在又出版了《人文卷》。能够被世人横跨科技和人文两方面来铭记,当代这样的人很稀有了吧?高伐林:是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康德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这句话仿佛是给方励之“量身打造”的,他恰巧就“深深景仰”这“两样东西”:多年来孜孜不倦地探索“头上的灿烂星空”,同时也按照内心所景仰的“崇高道德法则”,不畏艰险,推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进步。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在这本书的代序中写道: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是他毕生关怀的不仅是知识的“真”,而且也是社会的“善”。法广:方励之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高伐林: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仅仅一年,就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中共党籍,下放劳动。1958年,他被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文革”中多次被下放劳动,干农活,修铁路,挖煤……处境极端艰辛,他却开始了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研究。“文革”后,他成为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后来的院士,当上科技大副校长。他的科学成就,主要在《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中介绍:他的研究领域跨及核物理、激光物理、理论天体物理及宇宙学,他发表了350余篇研究性论文,培养了近20名博士,是24本书的作者、编者或共同作者。法广:他为什么会投身民主和人权事业?高伐林:方励之人生的前半段,主要是献身科学事业;但是他充满坎坷苦难的经历使他体验到,即便是天体物理学家,在仰望浩瀚天宇的同时,也要倾听人间疾苦、大地呼声。他的天文学知识背景也推动他接受普世的价值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现代宇宙学第一条原理是“整个宇宙是没有中心的”,在如此平衡的宇宙中演化出来的人类,“怎么可能不去建造一个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都得到尊重和平等的世界”?他敏锐地看到,当局宣传的“中国有中国的人权标准”,同18世纪封建统治者宣称的“中国有中国的天文学”,其荒谬何其相似!法广:他在这些方面有哪些活动呢?高伐林:方励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成为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旗手之一,学者严家其夫妇甚至说他是中国大变革的“第一推动力”。他在全国各地演讲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尊重人权,在中国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他以科学为依托,用科学语言和科学方法为武器,挑战极权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根本信念,建立了巨大的声望,后来在流亡期间,担任中国人权共同主席。方励之有好几件事让我印象很深:他参与策划召开一次纪念和反思“反右”30周年的研讨会,这无异于在当年直接指挥“反右”的邓小平太岁头上动土;1986年底的学生运动后,方励之被撤销科大副校长,调至北京天文台,并且第二次被开除中共党籍,这一次,是邓亲自下令。但他没有屈服,1989年初他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政治犯魏京生,再次触犯邓小平的逆鳞。“六四”后,方励之被当局指为“暴乱策划者”“黑手”,全国通缉。方励之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一年后,中国政府与美国达成协议,才放他离境,先到剑桥大学和普林斯顿访问,于1992年到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担任教授,直至去世。法广:你们是怎么编出这本书来的呢?高伐林:主要的编辑工作,是《方励之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做的。编辑成员多是他分散在太平洋两岸的同行、学生和朋友,他们利用电邮建立编辑组,投入大量的业余时间征稿,尤其是联系与方励之在人权和民主活动方面关系密切的人士,挑选有关文献、信件,编辑成这本《人文卷》。文章的来源甚广,既有他生前友好、并肩推进民主和人权事业的战友、中外名流,也有他在中国和美国的学生,还收入了美国政界人士、海外中英文媒体的报道和网络上流传的纪念文章。我在协助他们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深为他们巨大的奉献热忱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所感动。我想,这或许正是方励之精神折射的光芒吧。法广:编辑者期望通过这本书实现什么样的意图?高伐林:他们要探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怀念这位并非高官显贵的科学家?编辑者殷切期望读者能从书中得到回答,看到方励之“罕见的远见、深思、才艺、无私、和睦待人的大科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风范”,看到他如何从科学出发来影响中国的科技教育发展和社会政治改革,并为后人研究方励之、研究近现代史、近现代科技史保留珍贵史料。有一个细节给我印象很深:1989年,在方励之还在美国大使馆避难时,荣获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当局怒不可遏,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重复数遍“强烈的愤慨”,一再强调“众所周知……方励之是中国公安部门通缉的罪犯”。而在当年11月15日颁奖仪式上,播放了方励之的获奖词录音:“我们可能仅仅恐惧今天,但绝不恐惧明天。相反,那些杀人者,不但恐惧今天,更加恐惧明天。”
阅读更多发布者岂能因为声音微小而不呐喊 | 6 月 26, 2015
“六·四”之后20多年,方励之先生淡出了中国大陆人民的视野,但是,那些从80年代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忘记他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80年代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里,他为科学和民主壮烈地鼓与呼,为争取自由和人权身体力行、身先士卒,为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树立了新时代的人格典范和科学英雄形象。 他事实上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怀念方先生也是在怀念那个激动人心的80年代,怀念我自己的青春岁月。...
阅读更多发布者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 | 5 月 18, 2012
80年代最早的贡生风波是起于1986年12月下旬,闹得最欢的是校址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此次风波是帮君为了他的政治需要而默许的。当时方立子就是科技大的副校长,对于这次风波方立子“功不可没”。
这次风波之后,也就是在1986年12月30日上午,矮凳儿约见帮君、阳君、万千里、胡启立点名三个人,方王刘。矮凳儿说,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早就应该把这三人开除出党。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三天后,帮君辞职。半个月后,1987年1月17日,方立子以其煽动贡生闹事,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公开提出要改变CCP,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等罪名被安徽省委开除党籍。此后虽说方立子消停了一段时间,但他并无任何认错悔过。
阅读更多发布者Xiao Qiang | 4 月 22, 2012
四月七日清晨,友人打来电话,说“方励之去世了”。我“啊”的一声,随即追问:“什么时候?”“什么毛病?”友人说:“急于向你报信,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我立即给李淑娴打电话,不通。上网搜索,得知:四月六日早上,方励之正准备去上课,咳嗽一声,就倒在椅子上,再也没有站起来。老方,你走得太突然、太离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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