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台湾

作者： 信力建   台湾是世界华人地区中第一个实现多党制和领导人直选的地区，也可以说是世界华人的骄傲。那么，台湾选举都有哪些特点，跟其它民主国家比有何优劣？我们不妨借现在中国大陆正在进行人大政协会议之机，将这“他山之石”看个究竟。 从历史上看，台湾选举历史远可以追溯到1935年（昭和十年）日治时期举行的州、市、街、庄议员选举，当时官派及民派议员各一半的两次协议员选举。在二十世纪初之前，欧美日各国的选举皆非普选，三一法依据当时国际上的民主选举惯例，选举人设有性别与财产的限制，此条件对当时的台湾略为严苛（年满25岁男性，年纳税额五元以上，400万台湾民众里面，合乎资格公民者仅为28000人）但仍为台湾首次选举。日治时期的台湾选举共于1935年与1939年举行两次，之后因为二战爆发不再举行。1945年，台湾进入中华民国时代，隔年，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举行各乡镇市市民代表普选。而约有240万宣誓公民参与选举。之后该市民代表也间接选举选出各县县参议员，而县参议员则选出名额为30名的台湾参议员（参选人高达1180人）。而台湾目前的选举制度与架构则来自中华民国宪法，其中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第17条载明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及复决之权。此外，该法并在国民大会、立法、监察、地方制度、省县及选举等相关章节，提供台湾选举的母法根源。1991年4月起，台湾历经7次修宪，修宪后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成为台湾选举的另一法理基础。此外，台湾于2003年底成为东亚第一个立法保障公民投票权的国家，依公民投票法进行的公民投票亦属广义选举与直接民权之一环。直接民选的总统与国会与公投是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自主、政治自由民主、社会开放进步、政府依法行政、全民监督政府施政与公仆表现的重要象征与方式。 就选举法律依据而言，台湾选举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三：一是台湾“宪法”，二是“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三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根据台湾“宪法”规定，选举对象包括：总统；副总统；“中央”公职人员：“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监察院委员”；地方公职人员：省（市）议会议员，县（市）议会议员，乡镇（市）民代表会代表，县（市）长，乡镇长，村、里长。唯一不经过选举产生的是省府首脑。在选举原则方面，台湾选举制度可以说全盘接受了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具体说来。就是：只要年满20岁，在选举区内居住年限满6个月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但被剥夺公权尚未恢复者、受禁治产之宣告尚未撤消者除外；任何人不享有特权，一次选举中一人一票；公职人员一般均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1996年实现了直选“总统”。至于秘密原则，则是指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为使这个原则得以实现，投票所在地有相应的技术保障和人员监督。为了让大众对候选人员有清楚认识，台湾选举还大力提倡竞选活动，法律规定，选举程序中包括竞选活动，竞选活动是选举程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没有竞选活动的选举都被视为愚民行动，因为选民不能是盲目投票的，而应该是投下有价值的、负责的一票。但对竞选活动也必须加以规范。 跟国际上其它民主国家比较，台湾选举制度在参照西方民主国家基本原则的同时，也根据台湾的特点作出了一些有特色的规定。大致说来，台湾选举制度参照的是法国的“总统制”，产生办法是简单多数选举制。日本、韩国等只实施地域代表制。而台湾在原则上采取地域代表制，兼采职业代表制。1991年12月“国代”换届选举，又首次兼采政党比例代表制。台湾现行选举监察体系也是独特的。西方国家的选举监察多由警察负责。台湾则规定由各党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人员组成监察小组。原因是，台湾警察头目一般都有政党党员身份，容易产生瓜葛。台湾还有一个特殊规定是其它国家和地区所没有的，就是禁止在校生肆业参加竞选。意在让学生专心向学习。 今年，是台湾大选年。11月，台湾将举行包括县市长在内的“七合一”地方选举，换言之，除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与“立委”不用选举，地方公职人员将全部改选，被称为台湾选举史上规模最大、参选人数最多的地方选举——也就是说，今年将有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等七项地方公职人员合并选举产生（这就是所谓“七合一”选举），这是岛内首次将所有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合并举行。那么，到底要选出多少的地方公职人员呢？根据台湾“中选会”预估，6个直辖市、加16个县市，总共要选出11076名地方公职人员。其中，全台人口占第一的新北市，共要选出1099名。包括市长1人、市议员66人、里长1032人；最少的是离岛连江县，“只”选出58人。 这次选举意义不容小觑：首先，此次选举与与民众利益切实相关。像是“里长妈”与“村长伯”，家里有任何的疑难杂症，第一个想到能帮我们的公职人员，就是里长或村长，里长和村长跟民众的关系就像是“厝边隔壁”，这次全台共要选出7853个里长及村长。市议员、县议员、乡镇长及代表，也跟选民互动频繁。路灯要修、水沟堵塞、小孩学区或教育等，他们都是小市民的“代言人”，也经常主动帮民众解决问题。至于县市首长，也不再像以前，“选上就看不到人”，或高高在上。现在的县市长都设有首长信箱、市民热线，就像全年不打烊的便利商店“店长”，服务全年无休，让人民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家”。其次，这次选举因为牵涉面广，其对两年后的“总统”大选无疑有风向标作用。此次选举的焦点集中在“六都选举”，即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的市长选举，两党在六都的成败将决定后年“总统”选举在这六个举足轻重地区的得票情况，因而各政党强力动员、候选人更是拚战厮杀，选战规模与激烈程度仅次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因此被视为2016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哨战。目前，国民党在六都中掌握了四都的政权，民进党只占两席。坊间普遍认为，国民党可以保住台北市、新北市和桃园市，但有丢掉台中市的危险，而民进党相信能继续在高雄市和台南市执政。 台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蒋经国晚年启动民主进程，到现在已经走过跌宕起伏的二十年。由于台湾是华人社会唯一一个效仿西方建立的民主社会，是已有五千年文化积演和几千年传统的中华民族首次。其经验、教训弥足珍贵，对大陆更有非常难得的参考意义。 而民主最集中的体现方式，就是选举。台湾民主选举实践成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以和平的方式从一个威权的政体演化为民主政体。特别是2000年第一次和平的政权轮替，震撼华人世界。这种成功的和平演进模式，在全球都是相当少见的。从而避免了暴力形式的制度更替成本，充分显示了华人的智慧。其次，在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也由于政治纷争、社会问题导致的大规模冲突和抗议，但总体上没有出现新兴民主国家常有的军事政变和暴民现象，依然控制在法律的框架之内。第三，虽然民粹与台独借民主登上历史的舞台，形成社会的对立与对抗，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其他新兴民主国家曾出现的国家分裂的现象。第四，历经四次领导人直选，选民迅速成熟，民主的运转形式趋于稳定和完善，特别是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把一个过去威权的政党重新送上执政地位，意义非凡。这一点可以从美国总统布什“誉之为亚洲民主的灯塔”的贺电可见一斑。此外，台湾的新闻自由指数高居全球第三十二位，甚至超过美国，居亚洲第一。至少从台湾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仅仅是为民主而民主，华人社会不仅可以和平的得到民主，也能适应民主的运作形式。 当然，大陆在人口数量统治疆域经济条件与文化程度等等方面，都跟台湾有不少差别，但我们更应当看到两地毕竟同文同种，又都经历过一段漫长的威权时代，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台湾行，大陆也行。

我的台湾转型之旅 笑  蜀                         白云在风中轻轻飘散，倾斜的大地一点点露出真容。蜿蜒的河流，绿油油的稻田，沉静的村庄 ?? ， 机翼下的一切都那么清澈。   桃园机场，到了。   身边的乘客躁动起来，他们大多戴着同样制式的太阳帽，听口音，显然是来自广东沿海的旅行团，黢黑的脸上写满好奇。我一样按捺不住好奇，飞机刚停稳，就紧随人流涌向舱门。   舱门阳光灿烂。传说中的台湾，在我面前徐徐展开，无遮无拦。   邂逅马场町   来机场接我的是老朋友林先生。好久不见，本来有很多话要说。但一路上我更感兴趣的，却是看。扑面而来的风景，让我应接不暇。别的不提，单是路边广告牌组成的繁体字峡谷，就令我兴奋不已，仿佛回到了老民国。   越野车经过一座高架桥。桥下一个广场，中央凸起一座巨大的圆锥形土丘。   “这就是马场町纪念公园。”林先生不无自豪地说：“是小弟我在台北民政局局长任上，主持修建的。”   “这公园很特别么？”   “当然特别。”林先生说：“这是50年代台湾枪杀政治犯的地方。仅仅5年当中，被枪杀的政治犯就多达四五千人呢。”   我恍然大悟。马场町，不就是电视连续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台湾“ 国防部参谋次长” 吴石中将的亡命处么？吴石而外， 联勤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副官 夏曦上校、中共华东局特派员 朱枫，皆同年同月同日遇难于此。三年前 《潜伏2》在台湾开拍，剧组人员还曾前往马场町集体凭吊。   灵感闪电般掠过脑海，我的好奇随之转向，路边的风景不再重要。   来台前，邀请我的台湾朋友告诫我说：不要带什么任务来，你在大陆这几年很累，来台两月，主要就是休息，调养。我也确实打算就这么办。但邂逅马场町给我意外的震撼，我决定改变访台行程。   我把决定告诉了林先生。他沉吟半晌，说：“你这题目太大，两个月不够用。”   我说：这先不管，先只问，台湾有人做么？   林先生摇摇头：不多。   我说：这正常。马场町，以及整个两蒋时代的国家暴力，以及国家暴力制造的种种苦难，于今天的台湾人来说，可能只是故事而已。但从我们大陆人的眼光来看，决不只是故事。仇恨，仇恨引发的邪恶，尤其仇恨引发的国家暴力，这些问题到底如何面对，在台湾可能不是坎，但在大陆，将来一定是坎。   林先生知道我素来固执，叹口气：“好吧，听你的。明天我找一个朋友，陪你先去马场町走走。”   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左右，暮色从四围悄悄涌上来，淹没了淡水河两岸。越野车开进我落脚的台北市万华区一个老旧的眷村。用谷歌搜索，发现马场町竟只有一箭之遥——就在青年公园南边的新店溪畔。   所有的亡灵都需要尊重   说起马场町，不能不提到一段插曲。这插曲，当事人徐宗懋在2005年11月的《亚洲周刊》上有过铺陈：   1999 年，我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或许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照片，还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   ?2000 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的地下展厅举行特展。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客观看待不同政治颜色的献身者的程度，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徐宗懋忧心忡忡；作为决策者的龙应台，其时也不平静。她后来追忆：   我记得那个中午，是午休时间，徐宗懋把照片在我桌上摊开，阳光刚好穿过百叶窗照进来，一条一条印在照片上，白花花一片。有好几张照片，是执刑者对着被枪毙者的正面近距离拍的，当作死刑完成的证据。死者的眼睛呆滞而突出，对着镜头。   我看看玻璃窗外，对面摩天大楼建到一半，吊车在空中滑动，工人，蚂蚁一般细小，在升降机里挥手。远处传来消防车的呼啸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这些50年前因为政治信仰而被枪毙的人可知道，世界最高的楼，即将出现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他们的牺牲，值不值，用什么标准来量？谁又有资格来说？   徐宗懋完全清楚我的处境：这黑白照片里的，都是被国民党政权所虐杀的人。现在，2000年，是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办这个展览，很可能为我招来两批人马的攻讦。那卫护国民党的，会认为这是用过去丑恶的历史来打击已经失去政权的国民党。那支持民进党的，会认为我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更可能认为，我故意强调“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杀之众多，来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相对罪责。   不能不佩服龙应台的勇气和决断。尽管她预见到会有政治风暴，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还是如期揭幕。用徐宗懋的话说，特展的最大特点，是“打破禁忌，客观陈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杀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政治风暴如期而至，但其实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没有查办，没有撤职，没有迫害。最多无非一些报章口水而已。   这次打破禁忌，是台湾社会的一个集体突破，人权观上的一个突破。吴石、陈宝仓、夏曦、朱枫，都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情报人员。包括后来同样被枪杀于马场町的国民党大员陈仪，亦因策动旧属汤恩伯投共而遇难。马场町数千死难者，多数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及左翼人士。所以，一定程度讲，马场町可以说是台湾左翼的圣地，有如耶路撒冷哭墙之于犹太民族。而如果左翼得手，对今天的台湾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但纵然如此，今天的台湾社会对他们已然没有丝毫偏见。以政府出资修建马场町纪念公园，没有人去冲击政府，没有人去马场町砸场子，也没有人报复主持其事的林先生和龙应台。5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开展，马英九还以台北市市长身份前往参观和致哀。以后 每年，马场町都会举行白色恐怖受难者秋祭。2005年秋祭，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再度前往，代表全党向在场者深深地鞠躬，深深地致歉。   被称作英魂的左翼受难者的亡灵，在马场町受到了最大礼遇。只有生命，没有敌人。只有人道，没有仇恨。这就是今天马场町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这高度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识形态。人们往往称道美国南北战争的宽容和人道，李将军等南军将士战后都受到善待，居然 没有推出一个战犯，没有一兵一卒遭到清算和迫害。南方人民还可以用凯旋者才可能获得的仪式隆重欢迎李将军，用鲜花，甚至是礼炮。人们普遍认为，这就是 普世人权，这就是现代文明。这说法当然没有错，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的何止这些，我们还可以说，美国能做到的，我们华人社会也可以做到，我们华人社会也可以兑现普世人权、兑现现代文明，马场町就是这方面一个最生动的例证。   到台北的第二天，我一早赶到马场町。让我惊讶的是，马场町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凝重，阴沉。大片大片草坪绿到醉人；新店溪水温婉活泼；两岸到处是密密的苇丛，不知名的鸟儿在芦苇中鸣叫，一起一落地彼此唱和。最吸引我眼球的，则是沿着新店溪延伸的悠长的绿道，有老人牵手散步，有情侣在路边留影，有年轻人骑着单车飞奔。那么的和平安详，那么的青春飞扬，哪有一丝一毫凄风苦雨。   但越是如此，广场中央的土丘就越是显得突兀，越是容易引发好奇和追问。   土丘表面，也已经长满了青草。让人难以想象，土丘所掩埋的那一层层的血迹——据说，每枪杀一批人，都会留下一滩血，然后就会用土盖掉。被枪杀的人越来越多，土越堆越高，就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土丘。     土丘正面，有一个浅浅的大理石碑。是谓“马场町河滨公园纪念丘”。碑文一律烫金，显得高贵肃穆：   碑文云：       1950 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   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刑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这就是台湾社会对当年中共地下工作者和左翼人士的定位。这不是对一批人的定位，而是对所有反叛者、异端者的定位。就此来说，台湾社会对反叛和异端的容纳程度，已经不在欧美之下。而对反叛和异端的容纳程度，显然最能代表一个社会的自由、人道和文明的水平。         黑洞二二八   马场町之后的第二个行程，是参观“国家228纪念馆”。   纪念馆设于市中心 泉州街與南海路的交叉路口 ，原址是1931年落成的两层砖楼的“台湾教育会馆”，历届“台湾美术展览会”均在此举办，堪称日治时期台湾美术界的盛会。1945年台湾光复后，借用教育会馆作省参议会办公场所，二二八期间，台湾省参议会牺牲惨重，教育会馆因此成为二二八的历史见证。1959年，美国新闻处迁入，这里又升级为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潮的传播中心，台湾现代化的重要推手；1979年，因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新闻处易名为美国文化中心，总算实至名归。 2006 年7月，教育会馆被 核定为「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馆址； 2011 年 2 月 28 日开馆营运。我去那天是3月27号，刚好营运一年。纪念馆外墙上，正挂着周年纪念活动的大幅广告，即“二二八人权影展”的广告，包括《伤痕228》、《228母亲》、《天马茶房》、《再见曼德拉》、《寻找太平轮》、《牵阮的手》、《飞越高墙的声援信》在内总共26部人权纪录片，赫然在列；可谓声势浩大。赞助单位为台湾“内政部”，亦可见其规格之高。   跨入一楼门厅，最招眼的是百合花，墙沿百合花怒放，廊柱百合花环绕；各处指示牌，画的也是百合花。百合花简直成了展馆的标志物，烘托出整个展馆的主调：宁静、优雅而忧伤。门厅挂的大屏幕液晶电视，反复播放各种悼念仪式，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默哀镜头。下图是二二八平反后台湾历届“总统”凭吊亡魂的现场图片，无论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如何，其真诚是不用怀疑的，颇令人动容。       纪念馆一楼的去处，主要是多功能展演厅，很多重要的追悼仪式都在这里举行。二楼为受难者主题展室和特展室。主题展室一幅铭牌引起我的注意，它说的，正好是我想说的：   历史曾经幽暗难明／恐惧亦曾深深笼罩／但民主为光源／照进尘封的档案／揭露真相／铭刻历史   可能因为当天是工作日，台湾人都要上班，陆客则对二二八纪念馆没太大兴趣，所以整个展馆静悄悄的，几乎就我一个游人。我静静的走，静静的听，展室四围挂满巨幅画像，受难者栩栩如生地环视着我，我仿佛在他们中间穿行，在跟他们的灵魂对话。   作为一个曾经的历史研究者，对二二八的前世今生，当然不会陌生。但尽管如此，亲历二二八纪念馆，还是让我大开眼界，收获了很多闻所未闻。   印象中的二二八之变，跟当今的“突尼斯革命”差不多，都是街头小贩遭遇国家暴力，然后群情激愤，官逼民反。只不过“突尼斯革命”成功了，二二八失败了。但二二八纪念馆披露的史料告诉我，这只是历史的一面。历史的另一面是，二二八同时也是一次流产的政治变革。     变革的动力来自台湾民众。一方面，国民党统治腐败无能，“劫收”狂潮席卷全岛，社会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到底恶化到何等程度？举一个例就够了：国民党接收后，台湾刑事发案率一年内剧增26倍之巨。深受其害的台湾民众，怎么可能不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国民党接收台湾后，对本地人公然歧视和排斥。《行政院二二八研究报告》对此论述颇详：        就政治上言，日据时期台人无论在行政上、专业上及技术上均难获公平地位。台湾光复，不少台人抱有幻想，认为此后应可自治，当时有些知识分子以为台湾光复后将由台人治理台湾，他们甚至以为谢春木可为省主席，其余有声望之台人 均可领导台湾。   台湾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因此空前高涨。1945年4月15日台湾首届参议员选举，30个席位，角逐者竟多达1180名。他们以为“祖国”真的把他们当自家人，事实却很快击碎他们的一厢情愿。陈仪长官公署9个重要处会18位正副处长中，只有一个副处长是台人，县市长中只有3个是台人。台湾其他官营机构，台人甚至欲求小小主管而不可得。更令台人尤其台湾知识分子深感羞辱的是，国民党接收后，立即宣布国语为唯一通用语言，取缔日语。原来习用日语的绝大多数台人尤其台湾知识分子，几乎一夜之间沦为文盲，个人上升通道随之中断。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实施后，台籍政治精英会力主县市长直选，推行地方自治。他们无非是想突破政治垄断，为个人、也为所有台湾父老争取更多公平发展的机会。     有这样普遍的社会心理做基础，228事件自不难迅速转向，从最初的民众暴动，迅速转向政治变革。民众自治机关“处置委员会”公布的“三十二条要求”，政治方面的第一条，即为“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   另有如下要求：   县市长直选，县市参议员同时改选； 除警察机关之外，不得逮捕人犯； 宪兵除军队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禁止带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非武装之集会结社绝对自由； 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废止新闻纸发行申请登记制度； 即刻废止人民团体组织条例；   但是，台湾民众的民主要求，并不曾进入政治中枢的视野，而遭遇国民党当局层层阻截。国民党情治机构尤其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呈送蒋介石的情报中，极力扭曲事件的性质，渲染事态的严重性。譬如，称暴动者多属前日军征用之海外浪人，全省约有12万人。又称参与者并非单纯要求政治变革，而怀有叛国、独立、夺权之阴谋。中统局长叶秀峰，即据此建议蒋介石加派劲旅3师赴台。蒋介石确信事态严重，决定镇压，跟情治机构的刻意误导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从一开始，二二八就被国民党情治机构尤其军统全面渗透。最成功的案例，是军统特务许德辉潜入民众自治机关“处置委员会”，出任处委会下属的“忠义服务队”总队长。处委会及整个民间一举一动，尽在其掌握之中。军统特务甚至煽动夺权，鼓吹攻击圆山。后来被列为“叛国罪证”的《三十二条处理大纲》所附十项要求，亦有军统参与其中。事后，凡属极端行为的鼓动者，以及处委会政务局部分重要人员，竟在“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血雨腥风中得到军统庇护，无疑都是军统卧底。     在台湾民众一方，其实最怕决斗。道理很简单，早不是冷兵器时代，手无寸铁的平民拿什么跟国家机器决斗？处委会到处解释二二八，恳请各方了解真相，消除误会。但所有解释都归于无用，血洗台湾已经是最高决策，不可阻挡。3月7日，陈仪致电各县市参议会，承诺启动以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改。3月8日，他的 下属 张慕陶发表讲话，“愿以生命担保中央决不调兵”，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欺骗，都是缓兵之计。冤沉海底，六十年后才逐渐大白于天下。   然而，死者长已矣。     228 大屠杀到底杀了多少人？今天仍众说纷纭。我到台湾时，台湾老军头、前“行政院”院长郝伯村刚刚放言，说228死难者不过区区百人，严辞抨击论敌夸大其词，伤亡过万纯属虚构。郝伯村此说令台湾舆论大哗。一位台湾朋友当天晚上就给我发来一篇文章，以亲身经历反驳郝伯村。   在批评者看来，郝伯村的问题不仅在于其死亡数字不靠谱，更在于其面对历史大悲剧的轻佻。没有道歉，没有忏悔，惟有强词夺理。这跟台湾现在所处的时代，跟台湾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跟台湾社会所达成的文明共识，实在落差太大。   批评者跟郝伯村的主要分歧，或者说批评者所最痛心的，不仅在于死难者之众，还在于死难者多为当时台湾社会的精英。台湾228之劫，亦可称作台湾历史上空前的精英之劫。粗粗列举，即有如下诸位：   台湾第一位哲学博士 林茂生 省参议员 王添灯 大公企业董事长 陈炘? 省教育处副处长 宋斐如 高等法院推事 吴鸿麒 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 李瑞汉 医学博士 施江南 台湾新生报总经理 阮朝日 台北市参议员、医师 黄朝生 台北市参议员 徐春卿 台北市参议员 陈屋 台北市参议员 李仁贵 基隆市参议会副会长 杨元丁 制宪国大代表、省参议员 林连宗 制宪国大代表、花莲县参议会议长 张七郎 嘉义市参议员、台湾最著名之画家 陈澄波 嘉义市参议员、医师 潘木枝 嘉义市参议员、医师 卢炳钦 高雄市参议员 黄赐 高雄市参议员 王石定 屏东市参议会副议长 叶秋木   二二八一役，台湾精英，几乎可说是委地以尽。这对台湾的民气士气，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此后二十多年，台湾社会一直处于低迷乃至萎靡状态，到了1970年代才开始重振，反对运动才重上轨道。而对我个人来说，最怵目惊心的还不是通常所称的精英之劫，最怵目惊心的是死难精英中多数属于议员、医师、律师一类的中产精英，属于奉行理性、和平原则，试图弥合官民裂痕、调停官民冲突、避免最大社会成本的中道精英。   极端之来，如水银泻地，哪会有中道立足的空间。这，或许是参观二二八纪念馆给我的最大启示？   景美沧桑   如果说马场町主要是杀人的地方，景美则主要是关人的地方。景美因此跟马场町、二二八纪念馆齐名，理所当然要纳入我的台北行程。   说到景美，大陆读者知道的可能不多。但说到美丽岛大审，说到雷震案、江南案，就没几人不知道了。这几个大案当年都在景美开庭。最轰动则非美丽岛大审莫属。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爆发；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当局不敢像过去那样完全黑箱操作，遂由蒋经国拍板，审判全程公开，并同意被告委托律师辩护。这给了反对派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把法庭当战场，当着全世界的面，系统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1980 年2月20日，警总军法处以“叛乱罪”起诉黄信介、施明德等反对派领导人，一时国际媒体云集。这大概是景美历史上最风光的日子，不仅成就了景美，更成就了反对派领导人和他们的辩护律师，后来从他们中间，走出了民进党主席，台湾“总统”、“副总统”，高雄市市长等一众政治巨星，直到今天还活跃在台湾政坛上。     景美位于 台北市新店区秀朗桥下 。其空间分布，西侧是“警总”军法处所在地，东侧是“国防部”军法局所在地，主要功能是军法审判，同时集羁押、服刑和移送监狱等角色于一身。在押犯高峰时多达1548人，通常情况下也有200到400人。作家柏杨 、 李敖 、 陈映真；反对派领袖吕秀莲 、 陈菊 、 林义雄 、 施明德 、 黄信介 ； 传播界名流崔小平；情治界大佬汪希苓等，都曾经是它的阶下囚。                           园区主要由军事法庭、展演厅、仁爱楼押房、汪希苓特区等组成。最吸引我的军事法庭，反而最低调，最朴素，不过一排浅浅的平房而已。如果不说它的来历，有谁会相信，那里面曾上演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壮剧？     军法审判，是台湾威权政治的独特景观。但凡政治案件，皆不走常规法律程序，而交由军事法庭，受难者以平民之身接受军事审判。军事审判的最大特点，是不受法律约束。受难者往往被羁押超过一年多之后，军事法庭才开始审理。而且都是秘密审判，没有调查，只有宣判，法官念完主文即草草结束。无须证据，以特务刑求取供的自白书为判刑惟一依据；而且多数被告没有辩护律师，即便有，也是当局指派，纯粹演戏而已；总之嫌疑人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当局可以在暗无天日之中予取予求。   而所有大案要案，均须层层上报，最后呈送蒋介石案头，经蒋介石批示、盖章才能定刑。即最高操盘手皆为蒋介石本人，其他环节傀儡而已。一般來說，军法审判最轻的结果是所谓感訓，类似大陆的劳教；有罪判决通常从 5 年起跳；组织罪最重，党员最少 10 ～ 15 年；干部（如小组长、支部书记）非无期，即死刑。   此外还有两种附加刑罚。一是剥夺公权，一是没收财产。后者尤其邪恶：凡以《惩治叛乱条例》治罪者，判刑十年以上即可没收财产。被没收的财产大部分用来支付办案费用、办案奖金和告密奖金。告密奖金一度占到被没收财产的 30% ，办案奖金占到35％，甚至有超领到50％的情况。领办案奖金最多的是保安司令部，而保安司令部的领奖单位就包括了军法处。这即意味杀人有奖，杀人越多奖金越多。这就给了杀人者以巨大动力，可借国家正义之名，行谋财害命之实。     如此，则威权时代台湾的政治案件，出错是必然，不出错是偶然。毒刑拷打，威逼利诱，是通用手段。4千到5千遇难者中，冤魂不知凡几。     从军法处前行数百米进入所谓“仁爱楼”，即军法处看守所。三层楼，大小 押房一共   62  间 , 小押房仅关一人 ， 大押房可关至四到八人。男女关在不同的地方 ， 女性押房通常在二楼。押房格局密闭 ，仅于 铁门上装一小窗 ， 供监控人员借此随时窥视人犯动静 。 靠走廊的墙壁下方，另有长方形洞口 , 供杂役从这里收送物品。押房內有一播放器 , 是一个可放音也可收音的机器 ， 所以人犯的对话也会被偷听到。   一楼右侧属于外疫区，分布着各类监狱工厂。有手工艺工厂、洗衣厂、缝衣厂，还有监狱图书馆、犯人食堂。 许多犯人在判决后，并未移监，而是由看守所“代监执行”，军法处也就得以利用政治犯的“剩余价值”承包政府工程。虽然“外役”劳动强度不小，但不必整天关在牢里，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还有微薄的工资补贴日用，所以犯人都乐于参加。他们中不乏能工巧匠，其作品往往属于高级工艺品，譬如圣诞卡、蛋壳画、京剧脸谱等等，这些产品一般交由观光饭店或工艺品商店收购，再转卖给外国观光客。有的犯人身无长技，给难友当学徒，居然也学得一身绝技，成为艺术家，生计从此不是问题。     犯人田志敏就有这样的奇遇。田是江苏人，随部队来台，在陆军步校服务。1956年先被控倒卖军品，1958年又被控14岁接受中共的行政训练，判刑15年。这个本来运气坏透了的人，入狱后却时来运转，学会了彩绘蛋和贝壳画。获释后没工作，就加入难友翁廷倩的服务社，重操贝壳画旧业。结果不仅谋得一条生路，更与翁太太的妹妹相恋成婚。婚后自己开店，作品远销日本和菲律宾，名动一时。   “仁爱楼”一楼左侧，有医务室，福利社，会见室，基本属于办公区。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医务室。而医务室之所以传奇，主要因为一个叫陈中统的犯人医生。   说到陈中统，还有一段这样的故事：   1971 年 6 月 11 日，难友崔小平让陈中统给她注射。两人一边注射一边聊天。崔小平问他：有小孩么？他说：才结婚一个多星期就被捕，怎么可能？崔小平打趣说：“那也不一定啊！”陈中统急了，一本正经的解释：“我没有那么好的技术”。 崔小平听了大笑不已。   但很快，陈中统真有了小孩，而且不止一个。以致李敖 后来在文章中戏称：陈中统的精子会飞越监狱高墙。 这是咋回事？陈中统的精子当然不可能飞越监狱高墙，这一切只跟陈中统的特殊身份即医生身份相关——因为他的医术高明，所以看守所长官常常让他外出给自己眷属看病。他就利用这机会， 常常 溜回家跟太太团聚，因此服刑期間，他的太太居然给他生了两个小孩。真是一点不耽误。   从跟崔小平的对话可以看出，陈中统多么朴实和憨厚。但日本冈山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学历的陈中统，当然绝不笨，而是大智若愚。正是这大智若愚，让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创造了让蒋介石政权大丢脸面的奇迹。这便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政治犯名单泄密事件。   有迫害，有政治犯，当然就有人道救援。由于岛内民间力量有限，所以整个60－80年代，台湾的政治犯救援主要靠海外。但海外有心，也要岛内配合呀。蒋介石政权脸厚不怕开水烫，对国际社会一口咬定台湾一个政治犯没有，海外拿不到证据驳斥，也只能干瞪眼。   这时就轮到陈中统起作用了。他一方面从病历资料中整理政治犯名单，一方面趁着帮新到的政治犯检查身体， 蒐集更多资料，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新名单交给蔡财源。总共四百多名的政治犯名单，辗转寄往海外，并在美、日、欧多国媒体上发布。                                                         救援台湾政治犯的全球风暴至此平地而起，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政权始料未及，狼狈之极。报复非常惨烈，所方全面清查，主要参与者蔡财源首当其冲，除了饱受刑求，还多判了三年。其他参与者，也都无一漏网。但是，他们的牺牲没白费。国际救援大潮的兴起，正好跟1980年代台湾反对运动的高涨同步，岛内岛外彼此呼应，形成巨大合力，最终成功推动了台湾的民主转型。       景美的最后一个看点，是汪希苓寓所。汪是台湾“军事情报局”局长。1985年的江南案激怒了美国（江南持有美国国籍），为给美国一个交代，小蒋不得不对汪治罪。汪和副手胡仪敏双双下狱，汪本人被判无期，关进景美看守所为他量身定制的 “特区”。“特区”四周以高墙与园区区隔，內部设施完善，有客厅、厨房、卧室及高级卫浴设备，屋外有散步专用的小庭院，门口还设有传达室。汪被囚景美期间，其妻常来探视，可自由进出。这已经够优待了，但汪还是不能忍受，三年后以心律不齐及忧郁症为由，迁入阳明山情报学校。这座因“江南案”而盖的特別囚禁区，此后再没有关押过其他人犯。     今天的景美，已经是台湾的人权教育地标，叫做“景美人权文化园区”，仅在2007年12月8日到28日的二十天中，就推出多场活动，几乎无日不有：   ★政治受难者艺术创作展 每周六、日 ★体验监狱风云         每周六、日 ★人人有权影展         每周六、日(首周末除外) ★人权摊位市集         首周六、日 ★仁爱楼创意市集       每周六 ★摇滚看守所           每周日(首周除外) ★导览活动             每周六、日   2009 年，台湾“世界人权日”纪念活动也在景美举行，马英九前往出席。   2010 年7月，台湾“文建会”规划整合景美、绿岛两座人权园区，筹建“国家人权博物馆”。   2011 年中华民国百年纪念，景美又为全岛教师举办一月一度的人权讲堂，包括重温人权历史、人权影片赏析、书写台湾人权等三大议题。主要目的，即为“ 增进教师对人权教育的知能，并将人权理念融入各课程教学中，以及让社会大众了解人权、民主及自由的內涵与价值，启发思考人权的价值，并实践于生活中。”       最让人感动的，则是孩子们的参与。笔者曾读到一份对景美历史的研究论文，作者是台北市的两个中学生。在大量阅读和调查的基础上，作者得出了以下结论：        出生在八0的我们,不曾经历过戒严时期这一段残忍的年代，成长至今，自由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普通，实在很难想像以前那种残害人权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其实在做这篇论文时，我们有访问过当时的受害者，看着他们叙述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时，真的觉得很伟大，因为他们愿意再次掀开自己的伤口，和別人分享悲惨的过去，而且咳可以好像若无其事一样的述说着自己那段伤痛，没有泪水，只有释怀。也因为有这些事情的经过，让他们对人生的体悟更深了，更有宽恕和包容的心。 在我们享有自由、民主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该想想这一切的幕后功臣，是用他们流汗、流泪、流血甚至失去生命而造就出来的民主社会。虽然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而且现在的政府对他们也采取赔偿政策，但是对他們的伤害却是一辈子的；不过也因为他们的牺牲，造就了我们现在自由的世界。有一句古言是这么说的：“历史可以被原谅，但不能遗忘。” 这说得多好啊。台湾当局自诩以“人权立国”。而欲以“人权立国”，必先以“人权立教”。这点，台湾的确是已经做到了。     绿岛爱情故事   绿岛是我的台湾转型之旅的最后一站。   跟对景美的陌生相反，大陆读者对绿岛再熟悉不过。80年代即在大陆流行的一首歌儿《绿岛小夜曲》，它所传递的浪漫和温馨，应该是大陆读者对绿岛的主要印象。   绿岛的风光，的确跟小夜曲一样迷人。这没有争议。曾经的火烧岛，今天已经是满目苍翠，尤其是绿岛白塔一带，漫山遍野的铁炮百合迎风摇曳，真让人沉醉，恍若置身纯洁的天堂。   但这当然不是绿岛的全部。从绿岛所谓“新生训导处”，向燕子洞方向步行约摸一公里，就会发现一个阴森的去处，跟整个绿岛的阳光、明媚形成鲜明对照的去处，那就是通常所称的“十三中队公墓”。   这也是绿岛，代表着流放、监禁、孤独和死亡的恐怖绿岛。多少无辜的冤魂在这里徘徊。其中既有遇难的政治犯，也有监管他们的绿岛官兵。其中许多官兵来自大陆，乡关何处、亲人何在都已经无从查考，所以死后无人认领，成了永在异乡的孤魂野鬼，墓碑被恣长的野草大半掩埋，任凭风吹雨打，皆无人问津。我去的时候，曾经惊跑了一大群的黄羊，这大概是绿岛上惟一经常陪伴他们的生灵吧。     代表绿岛这另一面的，还有所谓绿岛山庄。山庄，多么优雅的名字，然而绿岛山庄却是半点优雅也没有，而是封闭型的重型监狱。现在已经是绿岛人权博物馆的一部分。展馆大厅的大方桌上，摆着一叠叠的重犯判决书和申诉书——当然不是原件，都是复制品。从厚厚的故纸堆中，我居然侥幸找出了当年雷震给狱方的申诉书和陈中统的判决书。     但即便在最黑暗、最恐怖的年代，还是有人性在，甚至，有爱情在。我在绿岛期间，就曾听说过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苏素霞。她的情郎叫曾国英，1962被判十年流放绿岛。那时狱方把有文艺天分的犯人组织起来，经常在岛内巡回演出。有些演出是跟绿岛本土的年轻人合作的。曾国英和苏素霞，一个是政治犯，一个是绿岛乡长的侄女，两人因此得以在巡回表演团结识，并相爱。     这爱情显然是犯忌的。不被祝福也不能公开。但终于有一天，还是被狱方一个姓刘的保防官窥破。刘姓保防官一直苦苦追求苏素霞而不可得，最后发现苏素霞爱上竟是政治犯，不禁抓狂，把满腔怒火都发泄到了曾国英身上。   曾国英因此厄运临头。他被关进海边碉堡，那里不能屈不能伸，自然也不能走动和睡觉。每天只有三个馒头和盐水。苏素霞急坏了，为了挽救情郎，她被迫答应了刘姓保防官的求婚，作为把曾国英送回原单位的交换条件。   但是，这个刚烈的女子当然不可能接受如此婚姻。婚宴现场她就失踪了，任家人百般寻找，也不见一缕痕迹。后来才发现，原来当天她已喝下毒药，为曾国英殉情自杀。她的骨灰，四十年后才被台籍老兵许昭荣在台东海山寺的地下室找到。   苏素霞的悲情故事，现在已经被拍成电视剧，被谱成歌曲，在台湾到处传唱。政治力无论怎样强悍，也不可能征服人性，这算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正因为人性的顽强，台湾才终于冲破了威权时代的重重禁锢，进入到成熟的民主时代，人权至上成为整个台湾社会的最大共识。犹如当初赤壁般的火烧岛，终于演化成今天生机盎然的真正的绿岛，   绿岛的海边，有著名的人权纪念碑，但它不是指向天空，而是通向地下。墙上写满了受害者尤其死难者的名字。那不是字，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魂灵，如天上的星星在凝视着后人。     是他们，用他们的自由和生命，为台湾趟出了今天。从人权纪念碑的缓坡走出去，那就是今天，就是今天的台湾，有灿烂的阳光和和煦的春风，有温柔的海浪和悠悠飞翔的海鸥。多美，多好。   但是，不能忘了，永远不能忘了，那地下的幽暗。    （原载本期《新周刊》。景美大门图片和苏素霞图片取自台湾网站，其余图片皆为本人手摄）